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

[摘要]内需不足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农村市场发育滞后又是内需不足的原因，这成为近期商务部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直接诱因。本文从交易费用角度分析该工程建设的经济原因、运行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扶持、企业建设、品牌建设上提出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 篇1：

宏观调控的理论反思

[摘要]“宏观调控”是典型的中国化术语。对于宏观调控的理解目前基本停留在传统教科书的水平，由此造成宏观调控认识中的种种误区。本文将宏观调控定义为：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种非常规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在经济异常波动频发的中国，具有独特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宏观调控在政府的整个经济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独立于一般宏观经济政策。从本质上看，宏观调控是政府微观经济职能与宏观经济职能的结合体；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存在着两大政策手段体系，适应于不同的微观基础和市场机制，形成了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和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前者接近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典型的“宏观目标、微观手段”。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政府职能

[文献标识码]A

一、“宏观调控”是典型的中国化术语

根据刘瑞(2006)的考证，宏观调控这一提法的形成经历了从“宏观调节”到“宏观控制”再到“宏观调控”的过程。宏观调节最早正式提出是在1984年10月20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文中。该文件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1985年8月13日，针对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的社论。社论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示。”宏观控制首次正式见诸报端。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济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政府决定进行经济调整。1988年9月26日，当时中央领导人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自此以后，宏观调控在中国成为耳熟能详的概念。

西方文献中没有与宏观调控一词直接对应的术语。利用较为权威的西文数据库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进行检索，有一篇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转型期经济政策的论文(1993)；有一篇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电力工业中宏观经济政策要素的论文(1973)；另外三篇则有关西方本土研究。但后三篇论文中的“macro-economiccontrol”是在这样两层含义上使用的：一是宏观经济目标控制，意为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控制宏观经济目标，实际上就是“macro-economicpolicy”；二是对于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控制，即“macroeconomic control of local govemment”。

西方术语中与宏观调控一词最为接近的是“macro-economic policy(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出于完善和补充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衍生出了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政府制度安排，即针对市场失灵的规制(regulation)和针对市场局限的宏观经济政策。西方经济理论中把这种制度安排称为政府干预(state interven-tion或government interference)。而在干预宏观经济失衡方面(市场局限之一)，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是基本重合的，所以说“宏观调控”与西方术语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最为接近。当然，由于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和行为方式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也并非完全对等。

二、宏观调控认识中的误区

1、视政府的一些微观经济职能为宏观调控的内容，其典型表现是将反垄断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任务。这个问题在国内行政法学领域比较突出，几乎所有的相关学术著作都把反垄断法作为宏观调控法的重要内容。

2、把宏观调控的目标机械地对应于西方术语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实际上，宏观调控的目标是非常多元化的，仅就中国目前的实践来看，粮食安全问题、股市投机问题，甚至节能减排问题，都被纳入宏观调控的视野。

3、把宏观调控工作放大为政府的整个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从而把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手段(各种中长期规划)视为宏观调控手段。政府宏观经济工作由宏观调控和一般性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构成，两者有着不同的功能和行为方式。一方面，宏观调控的目标涵盖不了政府宏观经济工作的目标，比如说，公平收入分配、推动科技进步等宏观经济目标就不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的目标大都涉及政府工作的全局，远非宏观调控一己之力所能实现。比如说，近年来密集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显著改善日益严峻的就业、房价、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宏观调控的功能在于有效应对或者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异常波动(以经济增速、物价、就业或者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是否发生异常波动为判断标准)，而长期性的稳定和调节则有赖于一般性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

4、过于强调宏观调控的经济属性，忽视宏观调控作为公共政策的属性。长期以来，宏观调控基本上是经济学研究的阵地，学界有关宏观调控的学术成果大都见诸于经济类著作、期刊和报纸，政府在宏观调控的具体工作中也把重心放在观察经济现象和把握经济规律上。实际上，公共政策才是宏观调控的本质属性。从公共政策的属性出发。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利益问题、决策体制和机制问题、政策执行和监督问题，乃至更深层次的职能转变等问题应当是宏观调控的研究重点以及改善宏观调控的工作重心，然而这一点恰恰是比较薄弱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薄弱，造成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诸多乱象。

5、不能正视大量微观手段(以行政手段为主)参与宏观调控的现实。要么不承认，将之歪曲为所谓的“法律手段”；要么不认真思考其中的客观性，对之进行口诛笔伐。

产生上述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考察宏观调控问题，而是把宏观调控拘囿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生硬地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靠拢。要走出这些误区，就必须在政府经济职能的结构分析与比较中准确地把握宏观调控的内涵；并通过宏观调控体系的结构分析与比较全面把握宏观调控的外延。

三、宏观调控的本质

宏观调控的本质是政府微观经济职能与宏观经济职能的结合体。

1、不同市场经济情况下政府经济职能的结构分析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为微观规制和宏观经济政策两种基本形式。具有结构上的明晰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先有市场经济，后有国家干预；并且国家干预中是先有微观规制(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反垄断)，后有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微观规制与宏观经济政策基于不同的目标，在各自的活动领域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干涉、相得益彰，一般不会出现作为“行政手段”主要来源的微观规制加入宏观经济政策的现象。

我国当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政府经济职能的形式较为多样，成因也较为复杂。不考虑国防、外交等因素，我国政府职能可以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其中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构成政府的经济职能，而经济调节又由宏观调控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组成。宏观调控则属于经济调节范畴，不但与市场监管有根本的区别，也与一般宏观经济管理有很大的差异。三者之间的区分详见表2。

2、政府经济职能结构的内外比较

将表1与表2相比较，可以看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成因上的复杂性。第一，我国的宏观经济工作由宏观调控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两部分构成，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只有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市场缺失的存在使得大量微观手段参与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宏观经济管理侧重于目标的宏观性，而非手段的宏观性)，造成宏观调控在政策手段上的复杂性。实际上，微观手段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因远远不止市场缺失这一种。这里只是作了简略的处理。

通过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经济职能中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的区别。

其中，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根本区别；宏观调控与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的差异则主要表现为前者是一种着眼于即期或近期目标的短期政策行为；而后者是一种着眼于恒久目标的长期政策行为。具体说来，与市场监管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相比，宏观调控具有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概括性。宏观调控对象在多数情况下具有不特定性或普遍性。第二，创制性。宏观调控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灵活作出的，调控中发布的大多数政策文件不具反复适用性。第三，应急性。宏观调控与一般经济管理的关系在这方面类似于应急管理与一般公共管理的关系。第四，主动性。是否采取调控措施，何时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各种措施如何实施以及实施的目标和期限等全由调控主体根据其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而作出，无须相对方的申请，虽然有时相对方也会通过批评、建议、游行、请愿等方式要求政府采取某些调控措施，但这只是极个别的。第五，准约束性。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手段只具有诱导性，而行政手段则具有强制性，两者共同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准约束性。

3、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表1与表2的对照中还可以发现，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分别对应于西方语境中的微观规制和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中国的“经济调节”和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有着很大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宏观调控”在“经济调节”中的独立性以及“行政手段”参与了“经济调节”。

当代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一种较为均衡的状态。着眼于“经济增长、就业、币值或者国际收支”中某个单一目标的长期稳定，其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进行操作，呈现出一种“中性”趋势，必要时再辅之以受很强立法约束的财政政策，只有在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之时，政府才有可能借助立法进行直接干预。这一点在近期的“次贷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美、日、欧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中，只有英国将诺森罗克银行暂时收归国有和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取消两家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的投资限额这两个个案表现为行政手段。

在经济异常波动频发的中国，具有独特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宏观调控在政府的整个经济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独立于一般宏观经济政策。这种独特性是相对于“宏观经济政策”而言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宏观调控的出发点是平抑经济发展中的异常波动，而这种异常波动的判断标准除了经济增速、物价、就业或者国际收支等经济总量指标外，还有其他多元化的总量指标，比如粮食产量、能耗水平、污染物排放等。自2003年以来持续至今的新一轮宏观调控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控速降温的宏观调控。基于不同的目标，此轮宏观调控主要在六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重点展开，分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调控、节能减排、土地调控、农业与价格调控、房地产调控和国际收支调控。第二，宏观调控具有微观化的表现，即采用具有微观特征的行政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本轮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并没有如一般理论昭示的那样随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逐步淡出宏观调控，反倒是在传统资金控制、物价干预、压缩投资的基础上“花样翻新”，大量微观的市场监管手段和资源要素控制手段乃至行政监督手段参与其中，使得本轮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全方位、多部门、立体式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这也是西方主流媒体把中国的宏观调控称为“macro-econondc consols”的主要原因。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渐趋稳、市场经济程度的逐步提高以及各方面体制改革的不断到位，有理由相信，宏观调控必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基本接轨。到那时，也就不用花很大精力把宏观调控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刻意区分开来。

4、宏观调控概念的内涵式表述

综合上面的论述，本文将宏观调控定义为：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种非常规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一旦各种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偏离正常轨道的迹象，例行的国民经济管理预见到或面临经济发展中可能引发全局问题的异常情况时，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某些政策手段便相机采取临时性和非常规的行动进行逆向调节，力求阻止形势恶化，并把经济运行推上正常轨道。这种行动既可能是宏观管理行为，也可能是微观管理行为。但都表现为宏观调控行为。当经济异动现象消失后，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也就恢复正常状态。

四、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体系

宏观调控体系中存在两大政策手段体系。适应于不同的微观基础和市场机制，形成了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和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前者接近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典型的“宏观目标、微观手段”。

1、市场主体、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公共政策，静态来看是一个体系，由政策手段、操作目标、中间目标、实

施机构等构成；动态来看又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要想正常运转并最终实现其目标，必然受制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其中，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分别作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和市场环境，决定着宏观调控体系的性质。

一个开放的现代经济体由企业、居民、金融机构、政府和国外五个主体构成。各个主体通过各种经济资源载体进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投资等经济活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形成各种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完成和经济关系的形成，主要受制于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风险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的调节。

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实现程度；而经济活动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又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完备性、其行为的自由度和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微观主体或市场机制任何一方面的不完善，都意味着市场经济处于缺失状态。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中，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嵌入点是各种市场机制。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政府在价值层面改变各种经济杠杆，撬动市场机制的自动传导功能，从而间接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最终使得宏观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调整。这便形成了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这种调控体系普遍应用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在一个存在市场缺失的经济体中，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出于一种补充或替代思路，即对存在缺失的市场机制或市场主体功能的补充或替代。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改变各种许可性质的指标，直接限制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最终使得宏观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调整，由此形成了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由于行政手段大量参与宏观调控，因此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又可称为行政调控体系。这种调控体系主要见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国家。两种体系互有优缺点，其具体构成详见表3。

2、经济手段与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

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的实质在于通过变动各种具有一定弹性的价值类操作工具，为市场主体制造一个有利还是不利、利大还是利小的政策环境。利用经济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只需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而将处于微观层面的调控对象视为一个“黑匣子”，交由市场机制优胜劣汰。

经济手段，特别是货币政策，其优点在于它是一种借助于市场机制的间接微调。这种微调允许调控中的“试错”行为——通过跟踪宏观经济数据，比对宏观调控目标，如果发现政策力度过度或不足，经济手段可以很容易地作出调整，而不至于对微观经济造成很大损伤。其缺点在于它是一种借助于若干环节的间接调控，从操作目标到中间目标再到最终目标，受制于复杂的传导机制，因此政策效应时滞长、损耗大、见效慢。

3、行政手段与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

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是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实质在于非市场化规制或行政监督以平抑经济发展中的异常波动为出发点参与宏观调控，通过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供需活动或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以求宏观经济目标的最终实现。一旦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行政规制和行政监督的原初目标(分别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便让位于宏观经济目标。

行政手段的优点在于它的操作目标、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因而力度大、见效快。其缺点在于它是一种跳过市场机制的直接调控，因而很难区别区域差异、部门差异、产业差异或者企业个体差异，有着“一刀切”的弊端。也就是说，行政手段很难做到细分不同市场个体资质的好坏及其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而只是一味提高门槛，一概拒之门外；经济手段则可以做到在发出经济异动的风险信号后，把微观决策权交给最贴近市场的主体，由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从而真正做到“有保有压”。并且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以及决策者远离市场等原因，决策者有可能误判形势，一旦对经济形势产生误判，行政手段政策失误的后果将远远大于经济手段政策失误的后果。

4、产业政策、法律手段与宏观调控体系

最后需要指出宏观调控体系认识中的两个模糊地带：一是产业政策是不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二是将法律手段作为宏观调控中独立于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另外一种调控手段是否合适?

考察产业政策形成的历史和产业政策的特性，可以发现把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是不恰当的。市场经济初期，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产业结构问题属于微观层面。因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企业的看法不同，不会形成社会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在此条件下，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讲，政府最好的选择是让各个企业凭自己的判断选择项目、进行投资。在众多的投资中，少数企业的项目会成功、多数企业的项目会失败，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靠那些经过市场筛选，事后证明成功的少数企业的投资项目来推动下一轮新产业的出现，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国家竞争的加剧，对于那些国内产业并非处于世界产业链最前沿的“后发”国家而言，产业政策的本质在于国家对于国际分工中国家竞争力发展方向的把握。由于这种把握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并且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而是分散的市场主体无力承担的，产业结构问题便逐步进入宏观层面和政府干预的视野。但产业政策是一种中长期规划，属于一般宏观经济管理范畴。从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到单个产业之间的结构再到每个大的产业内部的结构，存在各种各样的比例关系，政府政策若试图改变或影响这些比例关系变化的方向，短期内是无法奏效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战后日本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日本是公认的实施产业政策较为成功的国家，但是它的几乎每一项产业政策都是在若干年之后才产生效果的，期间虽有政府的不断更迭，但产业政策却始终不渝地得以贯彻。之所以认为产业政策是宏观调控手段，是因为通过调整产业政策中的进入门槛来实施宏观调整，这种现象的背后依然是行政手段参与宏观调控，而非产业政策介入宏观调控。

法律手段的性质决定了它不适宜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广义上来说，一个法治政府治理经济波动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有法律依据或法律授权的，所有的政策手段都可视为法律手段。在此意义上，法律手段与前面两种手段不属于同一逻辑层次。并且法律手段具有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漫长性以及执行中的刚性和被动性，因而并不符合宏观调控手段需要具备很强时效性和灵活性的要求。如果认为存在“宏观调控法”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程序法，即对宏观调控的程序进行法律规定。狭义上来讲，法律手段是借助立法、司法手段实施特定的经济政策，比如说非常状态下的资金冻结法案或者经济管制法案等。也就是说，法律手段介入宏观调控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因而不具普遍意义。

责任编辑：张　琦

作者：黄伯平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 篇2：

新农村建设中“万户千乡”市场工程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 内需不足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农村市场发育滞后又是内需不足的原因，这成为近期商务部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直接诱因。本文从交易费用角度分析该工程建设的经济原因、运行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扶持、企业建设、品牌建设上提出建议。

[关键词] 农村市场体系 “万村千乡” 市场工程 交易费用 内需不足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宏观经济表现为增长中的波动，但是，自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消费不足的突出问题。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4%，2005年、2006年又降至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则为80%左右。国际市场竞争甚为激烈，中国庞大人口基数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中国国内巨大市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竞争的焦点，中国较低的最终消费率影响了国内外企业依靠中国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市场实现和企业的利润提高。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国内企业在资金实力和管理经验的上缺乏使其竞争力受损，而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是不能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为此，中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拉动国内消费作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和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状态非常明显，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大农村市场发育滞后、农民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培育、建设、健全现代农村市场体系，打造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对拉动内需、保持国内经济长期增长、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且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农村市场逐步发育、扩大。对于农村市场体系和农村现代流通体系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一些学者从农村市场的供给、需求和政府等方面探讨农村消费的环境影响，提出农民的消费观念、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环境、市场管理等直接影响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离不开具体的消费环境，水、电、信息网络等条件的落后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发展，消费维权意识的淡漠使农村市场成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之地；对于市场主体的探讨涉及到我国传统的农村流通主渠道——供销社系统，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流通体制发生根本变革，而供销社内部改革滞后，其市场占有分额逐年下降；理论上，从交易费用角度分析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方面。不管是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还是采用供给、需求的分析方式，主要集中于落后的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市场运营主体的影响因素。2005年，商务部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适时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其对启动农村市场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作用，期望对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万户千乡”市场工程建设的经济学分析

关于农村消费和农村市场建设问题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中鲜见，一些国际组织也很少就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消费市场展开调查分析。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城市居民的农村消费问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问题不是储蓄太多，而是储蓄太少。因此，对于农村市场的建设和开拓问题的探讨，似乎只对转轨中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农村市场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有其本身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它是社会再生产中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不仅关乎商品的价值实现而且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对现代商品流通体系（特别是农村市场）的分析，可探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启动原因及现实目标和最终目的。

现代商品流通体系主要包括流通渠道（场所）、流通组织（主体）和流通信息等方面。相对于城市，农村市场（农用生产资料、工业品和农产品加工品）流通渠道长、环节多，从而增加其交易成本；农村市场流通渠道单一，应有的中介组织的缺少又会影响到工业品顺利地流入到农村市场，同时也影响到农产品顺利地流入城镇市场又增加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观点认为，市场和企业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企业的边界的确定、市场和企业的分界由交易费用决定。因此，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商品的流通成本，缩短商品的流通时间，提高流通效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制度创新是关键。交易费用观点认为，交易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有交易费用的。相互搜寻交易伙伴、掌握和了解交易伙伴的信息、交易过程中的风险、交易后关系的持续性均对交易费用发生影响。交易关系的稳定程度受到交易场所的影响：农村的流通场所越稳定，交易双方就越容易建立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关系建立越长久，程度越高，交易费用也就越低。因此，就交易关系而言，稳定、持久、诚信的交易关系，不仅表明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减少欺诈和交易纠纷，而且可以在以后交易中缩短交易谈判时间、节省供销费用，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水平，建立稳固的、诚信的交易关系，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经济效率，成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启动的主要原因。

对于流通组织（主体），其经营规模、运作方式和管理水平表明了市场发达程度。一方面，规模较小的流通组织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通常会增加商品的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过多的较小流通组织通常导致无序竞争或过度竞争，同样会损害经济效率。现阶段，中国农村市场的流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低、规模小，进货渠道复杂，缺少监管和信誉度低，农村往往成为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趁虚而入的倾销之地。农村市场多见小零售商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得农村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规模化、连锁化、规范化为特征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正是因为解决农村市场流通组织化程度低、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农村消费市场环境恶化而启动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仅需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进而形成农村居民现实的购买力，而且要通过农村市场建设、流通组织化水平的提高，使农村市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商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因此，只有在健全、有效的商品供给渠道下，依靠一定规模的农村流通组织和稳定可靠的交易关系的建立，农村居民才能顺利地从市场上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并使得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的商品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农村消费市场，更好地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调动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同时，使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走出农村、流入城市，近而增加农民收入，反过来又扩大了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建设，从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和建立稳固的交易关系、促使农产品走出去（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且其建立了稳定的供应链关系，长期效益巨大，符合现代商务物流思想。

三、“万户千乡”市场工程实施的效果和问题评价分析

2005年2月，为开拓农村市场商务部开始组织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主要内容是：在农村逐步推行连锁经营，力争三年使标准化农家店覆盖全国50％行政村和70％乡镇，构筑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满足农民消费需求，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近两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主要在夯实基础中发展。2005年，2006年工作的指导目标基本实现：建设10万家标准化农家店，增加试点县市和企业数量，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强了与财政、税务、银行、工商管理等部门协作，同时注重充分利用和改造供销合作总社、农业部、国家粮食局、国家邮政局等系统的传统网络，凝聚合力、健全机制、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廖建成等通过下乡入店、走村串户调研了12省区的41个县市、63个乡镇、52个村、49家农户、192个农家店，同时结合中国农业大学对1万家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万村千乡” 市场工程可以为农村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可以启动消费需求，还可以帮助农民增收节支，效果很明显。体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双向流通，“万户千乡”市场工程直接和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通过收购农产品，解决农民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现代物流和现代管理结合，送货下乡，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成本。对众多区域零售企业来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则是通向那个巨大市场的快车道，越早进入，越有可能率先占领农村市场。江苏的苏果连锁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其销售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30.6%。另外，以“农村店”为代表的区域零售企业占据全国零售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表明：“万户千乡”市场工程的质量监控是保证农民利益的关键，设计出相应的质量监控体系、对验收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地市取消试点资格并通报批评、重申验收不合格农家店不得享受各项优惠政策的规定，显得非常重要。“农家店”的发展状况是喜忧参半，发展态势良好，但经营效益参忧。

四、结论及建议

实践证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用现代流通方式、走连锁经营之路，是开拓农村市场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不但能取得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同时还可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取得了用连锁经营形式改善农村商业格局、用现代流通方式提升农民消费层次、用规模优势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用商业文明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效果。在发展和建设中，存在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差和农村居民消费观念落后、依靠“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来农民收入增长后劲不足、农村公共产品基础设施落后等诸多问题，需要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和农村配套改革中予以解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依据现代流通理论和中国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现状，“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中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并注意以下问题：

1.加强领导，形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和多部门协调行动的工作机制。做好科学规划，在调研的基础上迅速出台扶持政策，适度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在物流配送中心、中心店、镇级店、村级店的分布建设上，要以现代物流的理念来规划实施。

2.利用各种媒介手段，报纸、广播、期刊杂志、简报，特别是网络信息的应用，特别是结合现场会的宣传方式，加大宣传、示范力度，营造深入开展和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

3.选择优势企业进行扶持，努力建立现代流通体系，规范运营程序，扩大连锁规模，引进先进的管理程序，企业要完善配送体系建设，加强信息网络建设，从硬件和软件着手，升级换代，同时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降低交易费用，稳定交易关系。发挥一网多用功能，搭建交易服务平台，使工业品走进农村、农产品走出农村，形成农民增收、扩大自身消费能力和农村市场启动的良性循环。

4.连锁超市要以经销代理和创建自有品牌相接合，努力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培养和坚持“尊农、中农、亲农”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员工服务于农村居民的思想和感情认知感。改造原有供销社系统、粮食系统、商业系统的农村店面设施，辅以现代物流理念，建设“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定会事半功倍。加强监管和严格市场建设验收标准及其实施过程，真正起到建一个、成一个，起到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包俐仙: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6，（11）（上旬刊）

[2]胡燕京:中国农民消费问题的计量分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6，（2）

[3]孔德华:“万村千乡”花满地[J].江苏农村经济，2006，（7）

[4]马晓旭:农民消费升级从何入手[J].江苏农村经济，2006，（10）

[5]秦海霞:农村消费落后十年[J].小康，2006，（8）

[6]王寒菊:我国农村消费市场问题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6）

[7]祝瑞: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商业经济，2005，（11）

作者：蔡志强　刘禹宏　于　丹

粮食经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 篇3：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评价

摘要：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可分为两大时期，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来划分的。新中国建立初期，选择了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曾经取得空前的成功，也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缺陷。1978年，我国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但是，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能够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因此，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创造的公共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公共供给取向；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整体视角；历史评价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60年的经济发展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对后一发展时期，人们的评价比较一致，而对前一发展时期人们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甚至长期存在一种非历史主义化倾向。其实，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简单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这种条件下，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惟一的选择。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强化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前提条件，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才有强大的动力和后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很少过早地将市场化改革引入公共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领域。一方面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部效应理论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投资应由政府来承担。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模式曾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缺陷。1978年，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但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本文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历史评价。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适应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相当落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这不仅要以公共供给为取向，而且必须借助计划经济手段，选择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很低。农业总产值占70％，工业总产值占20％，而现代性工业产值仅占10％。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1949年，全国平均亩产粮食仅为71公斤，棉花1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O.8公斤，油料4.73公斤。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农田基本建设设施落后，长期失修，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严重，整个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在工业经济方面，从总量看，中国工业产量与当时先进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1949年，现代工业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1949年，现代工业的产值为人民币79.1亿元，工场手工业为28.7亿元，个体手工业为32.4亿元，农业为325.9亿元。因此，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合计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1％。该统计不包括农家副业和自给性手工业。在教育方面，中国的教育状况极其落后，1946年，平均每千人口中高等学校学生仅为O.3人、中等学校学生4人、小学生50人。1928年至1947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仅为18.5万人，其中，工科3.2万人，财经科1.9万人。在人民生活方面，严重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是人民生活的极度恶化，城镇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46年，上海失业工人30万，占产业工人的40％；北京失业工人10余万人；重庆失业工人6万人；昆明失业工人5万人。许多市民家中无隔宿之粮，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旧中国，通过一般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很难快速改变经济状况的。对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显然，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惟一选择。

(二)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适应性

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要性，而且表现出其历史适应性。这是由当时中国的落后经济条件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不仅落后而且简单。落后经济与简单经济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关系必然简单，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消费和需求结构必然是低级、简单的，从而导致产品和产业结构简单，进而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残缺。可见，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与当时低级、简单的需求和消费结构、产品和产业结构、国民经济结构和体系是一致的。

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是与发达经济相对应的，而且还必须有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做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可能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实际上，当时中国选择的是计划经济的功能，而不是计划经济。因此，不能因为实施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严格的前提条件而否认其相关功能在简单经济条件下的发挥。计划机制不仅能高度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重点产业，而且因集权体制领导使指令性计划容易贯彻执行，保证国计民生公共品、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实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化。

新中国选择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是出于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当时毛泽东同志反对私有经济应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观点，认为尽快在城乡实现国有化既符合社会主义特征，更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和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将简单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管理系统，不仅没有出现不适应，相反，在计划经济的调节下，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因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计划，粗放经济也需要计划经济功能的发挥。这种成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赖。所以，在我国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后，计划经济模式仍具有较强的管理经济的能力。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大量的资本，不仅需要一般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需要通过极不寻常的方式来进行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家力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二、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必须依据一定载体来实现，这就是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不仅选择了公有制度，更为重要的是选择了公共生产方式。经

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会周期性地发生。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的微调方面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但这种资源配置会带来宏观经济上的浪费，最终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从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公有制度，实行有计划的公共生产。公共生产是对私人生产的否定，是指以政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生产方式。公共生产本来是马克思设想的、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生产方式。但现实中选择全面或大规模公共生产方式的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落后国家选择有计划公共生产方式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公有制度与有计划的公共生产方式一经确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实现其目标，显然，重工业化是当时惟一选择。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资金十分短缺、经济剩余少等困难状况下，必须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这种制度安排为不断提升的公共供给提供了工业基础。不过，这样做是以成长型经济的产品结构和要素价格全面扭曲为代价的。

公有制度、公共生产方式及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运行的载体和基本内容。不过，简单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运行不是现实经济逻辑的自然展开，还必须借助外生因素的支持与推动，这就是行政权力与意识形态。首先，政治权力的支持。落后经济或简单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政治权力的推动。因此，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形态。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是指令性计划机制和“大一统”的公有制。从经济体制方面说，作为新兴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力往往超越经济基础并控制着经济体制；从经济运行方式看，经济运行方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当然，中国的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有着自己特有的历史基础，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家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政府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大幅度提高公共供给的比较优势。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看，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权力支配公共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当然，计划经济运行的核心在于信息中枢的存在，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技术支持不足时，行政权力的支持就代替信息中枢的作用。这是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其次，意识形态的支持。意识形态在经济运行过程具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意识形态能改变信奉者对行为结果的预期，意识形态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关世界合理性问题的导向，而且包括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导向，后一个导向可有力地影响信仰者对未来的预期，并进一步影响其社会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提出之前，计划经济“理念”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核。这一“理念”与公有制“理念”、公共供给优先于私人供给“理念”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部内核。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反对剥削，提倡平均主义，坚持自我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意识形态是与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一致的。当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需要有必要的经济基础。在社会收入状况整体偏低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计划经济，这是选择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社会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贫富差别，而在刚刚取得政权时，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决定人们在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取向、在消费结构上的低水平的无差异化趋势。计划经济理论在体系化后，已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三、公共供给的历史演化分析

我们对新中国60年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同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年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数据平均值进行比较。目的是对我国公共供给有一个整体的、直观的认识。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分析

按照我国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我们将财政支出中具有较强公共品性质的项目大体归为以下几类：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卫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如：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补贴等)并不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支出性质。因此，排除在外。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整理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中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在1978年以后逐渐降低，直至近年趋于平稳。表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意愿明显减弱。而在公共品性质的支出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显著减小，行政管理费明显增大，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变化极小，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比例有了一定提高。

(二)财政支出的总量分析与国际比较

首先，对我国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明显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尽管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上升，但比例仍较小。与1978年之前相比，财政的公共支出能力显著下降。

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均值是比较高的，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典达60，73％。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远低于各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

根据分析可知：首先，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下降过快。其次，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较低，且态势改变不大。第三，行政管理支出不断攀升，维持性支出不断膨胀，财政消耗过多。第四，科教文卫的支出比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比重仍偏低。1992年以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几乎都是从一般消费品市场或竞争品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公共投入，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仍不足甚至缺失。市场不是万能的，在中国这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应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得推到市场上，试图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加以解决，须知市场也有很多无法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四、基本结论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阶段性成功的历史惯性导致其“异化”

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政府掌握了财政资源，在短时间内政府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公共供给。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完成历史使命后，必须进行适时的转型，否则就会发生变异，出现“异化”现象。“异化”的具体表现是：首先，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生产形式的常态化。其次，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供给方式的短缺化。最后，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态化。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异化”背后的实质是，长期的公共供给高投入导致公共品供给和私人品供给比例的扭曲和消费品短缺的加剧，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二)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是有限的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比较优势。从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政治权力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杠杆直接撬动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典型的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定价的权力。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惟一经济主体，而且“越位”于竞争性供给市场，参与其中的具体生产和分配过程。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其长期结果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供给的低效率。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也可能存在于市场经济。至今，尽管我们已进行30年之久的经济转型，但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

(三)对公共供给的作用要给予正确的评价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自身的缺陷和异化的问题，但简单对其否定是不可取的，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分为两大时期，简单的割裂同样是不可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的反面教训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的基础是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两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来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历史评价。否定一种经济体制不等于否定一种经济体制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改革开放进行的必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不可能取得新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如果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共供给，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发展。

作者：葛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