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理论论文

2022-04-16

摘要：从重商学派的财政理论到古典经济学派的中性财政理论，再到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这三次西方财政理论的大发展，尽管它们的主张不同，但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都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财政理论流派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表现为理论内容的相互承接，更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财政理论发展的互动关系。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现代财政理论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现代财政理论论文篇1：

国际税制改革思潮及其借鉴意义

内容提要：公平与效率是现代财政理论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围绕公平与效率，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财政、税收理论，基于此又提出了许多税制改革建议。介绍了现代税制理论的主要理论，归纳了众多学者针对税制改革提出的种种建议，探讨了现代税制理论对国际税制改革实践的影响，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税制改革呈现的不同特征。最后，根据主要的税制理论、税制改革思想以及国际税制改革实践，提出了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税制改革；公平；效率；税制结构；税收负担

DOI： 10.13483/j.cnki.kfyj.2015.02.023

一、现代税制理论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关于如何征税存在着很多争论。早在重商主义时期，古典税收原则已被系统地提出来，其中以亚当·斯密的“赋税四原则”最为著名，即平等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节约原则。而在现代财政理论中，公平和效率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避免对纳税人的行为造成扭曲。税收的公平原则，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中，横向公平要求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缴纳同样的税收，纵向公平要求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缴纳不同的税收。

公平和效率原则对税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税制的几次重大改革也都是围绕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展开的。本文在此介绍对现代税制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个税制理论：公平课税理论、最优税制理论和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

公平课税理论将公平原则置于较高的地位，认为税收制度应该实现公平的目标。正如上文所言，公平原则主要是根据纳税能力来确定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那么如何衡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呢？由于一个人的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方面，例如，工资和薪金、资本利得、租金等等，那么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应该可以由各项收入的总额更好地衡量，而不是单单考察工资或其他单项所得。因此，公平课税理论主张以综合所得为税基，课以累进的个人直接税，从而综合所得相同的个体需要缴纳同样的税收，即实现了横向公平，至于如何设置累进税率以实现纵向公平，该理论并没有过多涉及。同时，以综合所得作为课税基础，有利于扩宽税基，在税收总额固定的情况下，税基越宽则名义税率越低，有利于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和福利成本，即有利于效率原则的实现。公平课税理论对现实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工业化国家的税制改革，都采纳了公平课税理论的思想，主张以宽税基、低税率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

最优税制理论并重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有效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最优税制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用数量方法解决了如何课税的实际问题，之所以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该理论引入了社会福利函数，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同时考虑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并将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进行了量化，还将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的量化指标同时纳入社会福利函数。当然，如何设定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就成为决定最优税制的关键，它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因素，因此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相差很大，从而导致最优税制的国体之间的差别。最优税制理论通过综合考虑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特别是纵向公平，根据政策制定者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设计出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税制结构，制定合理的税率结构。虽然最优税制在理论上可以制定最优的税制政策，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如何对公平与效率进行合理量化和取舍，如何设定个体的效用函数，如何准确获知所有个体的技能和收入，这些都制约着最优税制理论的实施，所以至今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对各国的税制改革影响相对较弱。

供给学派的税制思想更加注重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该起到刺激供给、促进生产、提高收入的作用。供给学派认为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财税政策来激励要素供给，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通过改变工作、储蓄等要素的激励来影响经济的，而不是通过改变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变总需求来影响经济的。相对价格理论为供给学派的税收主张提供了依据，相对价格理论认为税收改变了消费与储蓄、闲暇与工作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改变了对生产的刺激，边际税率的影响尤其重要。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边际税率越高，对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损害越大，甚至导致地下经济、资本外逃、人才外流等后果，但是这也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可以说，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无论是对现代的税制理论，还是对各国的税制改革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公平课税理论和最优税制理论主要是研究如何对个人所得进行征税的税制理论，而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与企业的税收更为相关。根据供给学派的税制思想，政府为取得财政收入必须设定大于零的税率，一般而言，税率越高税收收入越高，但税率增高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升高就会使得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不仅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也使得税基随之缩小，相应地税收收入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当税收负担较高时，供给学派主张减税以刺激经济发展。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何如此息息相关呢？税制改革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而这些税收负担最终要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承担，体现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税收负担。根据相对价格理论，劳动报酬的税收负担越重，闲暇的代价则越小，因此，重税负会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样，资本报酬的税收负担越重，消费的代价则越小，因此，重税负会打击人们投资的积极性。所以，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激励人们工作、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税制改革思想

基于不同的税制理论和税制思想，各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税制改革的建议，归结起来，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呈现现代税制改革的思潮。

（一）降低资本税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模型推导和实证研究，充分考虑不同税制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降低资本税的税改建议。Diamond（ 1967）研究了利息所得税的归宿问题。他采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代表性个体只在第一期工作并储蓄，第二期靠储蓄维持生活，研究发现利息所得税导致总的收入税率上升，进而有效工资下降。Chamley（1986）认为从长期来看，最优的资本税税率应该为零。他在政策层面指出，资本税存在着短期和长期的冲突，政府希望通过对资本收入征税来提高短期的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对资本收入征税才是最佳选择。Lucas（199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把人力资本积累和内生增长的因素引入了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社会应该尊重来自于资本的收入，并且不应该对资本进行征税。Judd（ 1997）的研究更是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经济中，对于资本收入的平均税率应该为负。

（二）以消费税替代所得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用消费税代替所得税的税改建议。这些建议大都主张消费税能够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拉动经济增长。Summers（1981）研究认为，如果将资本所得税完全转变为消费税，那么产出将出现大幅增长。Fullerton等（1982）建议将当时美国的收入税制改为累进的消费税制，人们将选择更多地储蓄，而减少初始的消费，从而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将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平衡增长路径，在新的路径下全社会将有更高的消费和资本积累。Altig等（2001）的研究也特别强调了消费税的优点。他们的研究指出，相比于收入税，消费税有利于刺激工作、减少消费，从而使得储蓄和投资增加，然而，消费税也存在着不累进甚至是累退的特点，这与税收制度公平性的设计目标有所背离。

（三）尝试单一税率

Hall等（1985）提出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行单一税率的所得税，即对个人所得设立一个较高的豁免额，而对剩余部分的收入适用单一的比例税率。这一思想对1986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最高一档边际税率由1981年的70%，降到1988年的28%。出于公平性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单一税率”的思想未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只有俄罗斯（2001）等个别国家采用。俄罗斯在个人所得税领域取消了12%、20%和30%三档累进税率，居民纳税人的主要收入适用13%的单一税率，另外设置了30%和35%两档补充税率。近年来，OECD国家的税制改革都呈现了“低税率、宽税基”的特点，这一趋势也与单一税率的思想相吻合。

（四）复合税

Mirrlees（ 1976）提出实现最优税收制度的方法是非线性所得税和线性商品税搭配，这种搭配做到了将税制设计的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兼顾。但是，很多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Atkirlson等（1976）证明在劳动和商品偏好是弱可分的情况下，非线性所得税可以独立实现次优，而不必与商品税搭配使用。Saez（2004）的研究认为，从短期来看，商品税等间接税可以协助累进的所得税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然而，从长期来看，间接税是次优的，收入再分配的目标应该仅仅通过直接的累进所得税来实现。Fleurbaey（2006）认为，理想的税收制度应对某些消费免征商品税，并且对工作的穷人给予相对较高的补贴。他还提出即使在所得税不是最优的情况下，商品税也可能无法促进社会福利的改善。而Kaplow（2006）的研究指出，无论所得税是不是最优的，差别商品税都不是最优的，在任何商品税和所得税搭配的制度中，取消商品税都可以得到一个帕累托改进。然而，Cre-mer（2001）的研究表明差别商品税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税收政策工具，间接税作为最优税制的工具，其作用严重地被低估了。

（五）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King等（1990）通过内生增长模型重新研究了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证明国家税收可以大大影响长期增长率。特别是对资本充分流动的小的开放经济体，税收政策很容易导致“发展陷阱”或“增长奇迹”。从福利的角度出发来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所得税增加10个百分点的福利成本比在新古典模型框架下大40倍。Barro（1990）将政府服务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都会随着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上升而下降，随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而先上升后下降。这些研究都涉及政府规模、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规模过大必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巨大贡献，那么如何寻求最优政府规模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从现实来看，许多国家已经在减少税收，却并没有相应减少开支，甚至导致严重的赤字和政府债务。

三、国际税制改革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税制改革，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税制改革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呈现如下特点：第一，降低税率、拓宽税基成为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向。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主要是减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有所下降，不过所得税的税基却有所增加，从而实际的税收规模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第二，近年来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使得税收规模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表现为宏观税负水平的下降。第三，税制结构发生变化，增值税迅速推行，商品税比重有所上升，社会保障税地位提高，特别是近年来税制结构的变化更加明显，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和商品税都占有重要比例。第四，资本的税收负担减轻。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劳动力的税负较高，改革初期税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增加资本的税负，然而这却抑制了资本积累，因此，近年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又成为一种潮流。

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推进税制改革。第一，为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建立了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了经济改革，推行商品经济，同时，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形成了商品和服务课税、财产税、所得税共存的局面，但仍然以商品和服务课税为主体。第二，增值税被普遍采纳，并成为主要税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了增值税，在许多国家增值税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其中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具有避免重复征税，有利于出口竞争，优化产业结构等诸多优点。第三，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逐步调低税率，包括关税、企业所得税等，由于税收负担的减轻，对外贸易和国内企业都得以迅速发展，促进了就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逐步扩大税基，但是由于某些收入难以统计，使得税基的进一步扩大受到阻碍。第四，简化税制，强化征管。许多国家进行了税制简化，例如，减少所得税的税率档次，合并税种，从而提高了效率。同时，各国不断强化税收征管工作，例如，实行税款的源泉扣缴，根据综合所得申报税款，等等，取得了显著成效，税收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归纳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改的共性是扩大税基，合理化税制，税收更加扁平化。不同之处在于，发达国家侧重不同税种的协调，结构的优化；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立足于经济发展，实现税收目标。可以说，这些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诉求，既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税制差异，归结为税制结构和税收水平两个层面。

从税收结构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税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低收入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欠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进口关税占有重要地位，所得税及其他税份额较小，无社会保障税。（2）下中等收入国家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税制仍以流转税为主，但商品税份额较低收入国家降低，所得税比重特别是公司所得税比重增大，社保税比重较小。（3）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逐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呈现所得税与流转税双主体的特征，普遍征收社保税。（4）高收入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社保税为重要税种，税收种类较多。由此我们看到，经济越发达，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越大，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对间接税的依赖性更强。

从税收水平上看，随着经济发展，税收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一国税收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负担，下面我们主要以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国的宏观税负。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英国等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普遍较高，平均税负在30%～40%。其中，以丹麦、芬兰、法国等国为最高税负的典型代表，税负普遍高于40%；次高税负国以英国、加拿大、德国等为代表，税负介于30%～40%之间；此外还有以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低于30%税负的一般高税负国家。（2）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水平一般为20%～30%，平均税负低于30%，属中等税负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税负较低，但有些国家税负水平却比较高，内部差异较大。如智利税负水平基本在20%左右，而匈牙利则高于35%。（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税负在20%左右。（4）低收入国家税负则大部分不足20%，有些甚至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税负高低与经济发达程度大致呈正相关性。

四、借鉴意义

国际税制改革围绕公平与效率两大原则展开，出现了降低资本税、实行商品税、合理设计所得税累进程度、减轻企业税负等税改思想与实践，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税收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也越来越被重视。不过，国际税制改革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例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收竞争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降低宏观税负与政府债务攀升的矛盾，等等。

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借鉴国际税制改革经验的同时，我们要立足我国的现实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基本国情的税收政策与税改方案。对此，笔者建议：

第一，坚持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双主体地位，逐步扩大直接税比重。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收来源，而发达国家基本以个人所得税为最大税源，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判断两种税制结构的优劣，更何况发达国家也在试图以商品税代替所得税以刺激储蓄和投资。同时，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的收入水平偏低，导致所得税的税基较小，也没有达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条件。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以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双主体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税税基的扩大，逐步提高直接税所占的比重。

第二，稳定税收规模，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虽然税收水平提高会抑制经济发展，但政府支出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目前，国际上减轻宏观税负的呼声很大，许多国家也在缩减税收规模，但也引发了政府债务攀升的困境。所以，我们要谨慎对待税收规模的调整，避免引发经济发展受阻、债务危机等问题。相对于税收规模的调整，我们更应该注重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将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简化税制，拓宽税基。简化税制可以降低税收的履行成本，避免重复征税；扩宽税基可以避免税收逃避，有利于促进公平，扩大税收收入来源。我国目前所进行的营改增就顺应了简化税制的趋势，解决了重复征税等问题，应进一步深化营改增。同时，我国需要在拓宽税基方面多做努力，一方面强化税收征管水平，避免偷税漏税现象，例如，某些行业不开或少开发票的避税行为，又如，没有纳入税收监管的地下经济；另一方面要根据现实开展新领域的税收工作，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加强该领域的税收征管，否则会巨大的税源流失，等等。

第四，给予知识与技术行业更多优惠，特别是对经济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行业。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和技术对经济有巨大的带动作用，税收应对这些行业给予更多优惠，鼓励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目前，我国为高新技术企业设定了较低的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这有效推动了知识和技术行业的发展，不过我们还需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批工作，杜绝将非高新技术企业审批为高新技术企业，否则将起不到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还会造成税源流失、企业间不公平竞争等问题。

第五，有效利用税收手段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根据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税收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的收益，进而影响整个经济，我们应有效利用税收的这个作用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例如，可以提高环境污染严重企业的税率，抑制这类企业的发展，等等。

作者：李承健赵景涛

现代财政理论论文篇2：

从经济结构变迁看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

摘要：从重商学派的财政理论到古典经济学派的中性财政理论，再到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这三次西方财政理论的大发展，尽管它们的主张不同，但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都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财政理论流派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表现为理论内容的相互承接，更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财政理论发展的互动关系。对立中蕴含着统一，正是其发展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重商学派　功能财政理论　经济结构

一、重商学派向古典经济学派财政理论的转变

最早从事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当推重商学派。重商学派财政理论的核心集中在国家聚财理论方面，将聚敛和贮藏财富于政府中的货币差额理论和通过贸易顺差聚敛他国金银财富的贸易差额理论，作为国家的聚财手段。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首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少数国家，如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确实通过贸易掠取他国财富，增强了本国经济实力。

但是，随着西方其他国家相继推行重商主义理论政策，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贸易差额理论和为取得贸易顺差而执行关税壁垒政策的示范效应，使各国贸易壁垒纷纷建立起来，在客观上阻碍了国际商品流通，切断了通过贸易顺差掠夺他国金银的国际通道。同时通过分配手段过分搜刮国内财富的手段，不仅要受到本国经济能力的限制，而且由于集权暴敛伤害了本国经济发展，使财源枯萎，减弱了政府在国内的聚财能力。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使国家富足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在客观上却把国家推向了贫困的窘境。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由此走向了破产。

18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从实践上推翻了“唯商是富”的国家富足理论，使产业发展重新受到重视，过去那种仅仅重视商业的畸形经济结构转向生产流通并重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孕育了自由经济理论的财政思想。以反对国家集权垄断，倡导经济自由发展而著称的古典经济学派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提出了反映早期资本主义产业发展需要的国家财政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

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以倡导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除必要的公益事业外，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的自由发展，认为政府支出是一种纯消费性支出，只要保证了政府非经济职能需要即可。政府支出必须实行节俭原则，政府只有将更多财富留在经济领域，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支出理论原则被称为财政支出的最小原则。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由于适应了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小规模的经济竞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竞争。经济竞争规模不断升级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规模效益的提高，增强了社会商品的总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竞争加剧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程度，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能力相对减少。在“总供给＞总需求”的经济结构中，私人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要求，纷纷压缩投资规模并裁减工人，不仅无助干缓解整个社会的供求矛盾，而且会导致经济萎缩。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使仅靠市场作用无法解决经济中的供求矛盾，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由此宣告了古典经济学派中性财政理论的终结。

二、凯恩斯功能财政理论体系的创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供求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在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特定经济结构下，凯恩斯以缓解社会供求矛盾，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为突破口，以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重新发展了国家财政理论，论证了国家活动范围和应该担当的职责。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建立适应特定经济结构和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样，凯恩斯改变了过去固守于财政自身收支平衡的“就财政论财政，不干预经济”的传统中性财政理论思维方式，把财政发展为用来调控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杠杆，创立了宏观功能财政理论体系。

从功能财政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来看，包括财政支出理论、财政收入理论、财政赤字预算理论、公债理论、货币理论以及投资乘数理论和边际消费理论等。在财政支出理论中，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包括消费支出，还应该安排适量的政府投资以扩大国有企业，容纳失业人员。在消费支出方面，不仅应该包括政府消费，还应该安排一部分转移性消费支出，以提高社会消费能力。通过财政支出，增大对社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购买力，以缓解整个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的供求矛盾。

在財政收入理论中，凯恩斯主张，必须以现代直接税取代间接税，通过“收入－成本－税金=利润”向“收入-成本=利润”核算模型的转变，增大利润这一利益引导机制对私人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在赤字预算理论中，凯恩斯论证了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并将公债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于赤字预算理论中，即通过政府减税和增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一方面可以扩大公债发行量，间接地增大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向银行“透支”，直接增加货币供给量。无论通过什么途径来满足增大支出的需要，其结果都会导致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并由此引发物价上涨和存、贷款利率的下降，最终减少整个社会的储蓄规模，达到鼓励消费和刺激私人投资的目的，从而扩大私人总需求。

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及其在此基础上构筑的宏观财政运行模式在美国得到首先应用，在取得一定成效后，西方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纷纷效仿，在客观上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由于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但是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和政策，在调整社会供求矛盾的过程中，历经一个时期的发展后，又面临着“滞胀”这一新经济结构矛盾的实践挑战。

三、功能财政理论的分化发展

经济“滞胀”这个曾经一度困扰西方经济发展的顽症，既是长期执行凯恩斯功能财政政策的结果，又与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存在着一定联系。从推行功能财政理论政策的结果来看，一方面，政府为刺激社会消费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而采取的“劫富济贫”政策，使低薪阶层和失业人口的福利待遇相应提高，使社会失业人员不再惧怕失业，由此滋生的失业人员排斥就业现象成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最大阻力。另一方面，持续执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产生了其功能方面的边际效应，使原有刺激成本(政府支出带来的物价持续上涨等)所获得的解决社会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效不断减弱。

从促成经济“滞胀”的其他条件来看，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与应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同等经

济投资规模可容纳的就业人员大为减少。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工会势力的增强和劳资双方长期斗争的结果，促使在岗工人工時缩短，劳动收入提高，使在职工人待业选择理想职业的经济担保能力增强，从而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摩擦失业现象。“滞涨”这一新型经济结构矛盾从根本上否定了物价上涨与就业充分化的联系，使凯恩斯功能财政政策陷入了新的困境。在解决经济“滞胀” 问题的对策选择上，西方财政学界出现了分化。

立足于从总需求入手缓解社会供求矛盾的社会需求学派大致分化为两大分支：以美国某些财政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财政学派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有所区别，但他们都以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功能财政政策进行了修补式和替换式调整。由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发展为根据不同年度预算需要，对盈余财政政策、平衡财政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进行相机抉择，形成多年周期上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其财政政策目标具有了双重性，既要防止失业导致的经济萎缩和达到充分就业目标，又要防止“用药过量”产生“滞涨”现象。

立足于从社会总供给人手解决社会供求矛盾的社会供给学派则以“供给创造需求”为理论基础，从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一套与凯恩斯学派理论基础不同而在某些运作机理上又完全相同的财政理论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的一任时期收效较大，但里根二任时期功效即开始减弱，等到这种政策足以矫正了由经济“滞涨”造成的不合理经济结构时，其财政政策的功效已经发挥殆尽。持续执行的供给学派政策又进一步将社会经济结构推向了凯恩斯财政政策借以发挥作用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再次得到复兴。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国情不同，各国的经济结构变迁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在同一时期，有的国家选择了需求拉动的财政政策，而有的国家则选择了供给推动的财政政策。这样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在财政功能理论的发展与运用方面就呈现了一种多维化的趋势，但无论哪种功能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都是立足于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持续增长和解决国际收支平衡的财政目标，是对功能财政理论的具体研究和发展。由经济结构变迁决定的财政理论发展的内在统一，逐渐发展为各理论流派之间内容上的现实联系，推动着财政理论的不断完善。

作者：陈福钊

现代财政理论论文篇3：

混中西,质为清

[摘要] 尽管财政研究开放度不断增强，呈现一片纷呈景象，而繁荣之后静思国内财政研究，财政本质依然不明。该文从现有的文献和研究出发，提出关于财政本质的研究反思。

[关键词] 财政本质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学科定位

1 国内财政学研究演进及现状

多年来，国内财政学研究主要的焦点围绕“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以及从“国家分配论”到“公共财政论”的演变进行①。上世纪80年代后，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作为分配工具的影响力受到市场的削弱。适应市场经济的、在西方财政理论界占有主流地位的“公共财政论”传入我国，地位不断提高。目前，国内公共财政研究依然以国家分配论为主线，一些学者如厦门大学张馨教授坚持在国家分配论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学者坚持国家分配论、反对公共财政论，也有些学者如中国社科院的杨志勇放弃国家分配论、坚持国家财政论。

一切财政理论都离不开实际国情，经济体制转轨是我国财政研究的背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市场论、公共论、预算论还是福利论，国内财政研究探讨依然局限于财政性质的争论——即当今中国是否应该实行公共财政，是否应该定位公共财政的性质，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层次，这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公共财政探讨有着本质的不同。退一步说，我们所把握的，只是财政朝着公共化方向大步迈进，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围绕财政规范内涵、现实制度演变建构的财政学基础理论框架，也没有综合出科学实际的研究方法——甚至同西方相比，我国财政研究方法和财政实际需要的差距相当之大。

2 财政的学科定位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 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 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 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 mics）”的名称。就专业性而言，财政学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它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许多人把传统财政学看作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视角下的财政学，其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应该和经济学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以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以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研究对象。然而财政学就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已？财政学研究的方法论能完全按照经济学方法论开展吗？邓子基（2000）作为国家分配论代表，主张坚持、继承“国家分配论”的合理部分，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有益成份，发展“国家分配论”，如以“市场失灵准则”来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蒋洪张认为，“财政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在于阐述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它应能反映一般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基本理论这一层面上，没有什么东方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之分，它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西方财政学只表明它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是说它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东方。”陈共在其主编的《财政学》导论中说:“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说明和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现实，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决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吴俊培、杨灿明出版了《公共部门经济学》一书，并将其财政系改为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表明财政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另外有的学者主张政府支出经济学，代表是丛树海，他在近年来多次强调“传统财政学必须向支出经济学转轨”，并于1999年出版了其专著《公共支出分析》，系统阐述了财政支出理论，初步建立了财政支出理论体系。以上理论观点的分歧，关键在于如何借鉴西方财政学理论更新中国传统财政学体系，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好中国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的兼容性问题。

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把现代财政学定性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不够全面的，现代财政学也包括了大量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内容。

3 财政本质的研究反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国内财政研究日趋繁荣，诸多学者在不同的理论学派间各有倾向。财政认识本身的目的是接近真实情况，是一种思考，是先验的，而非可操控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和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其自身演进，而必须要有切实的理论进行指导。尽管国内财政理论不断发展，然而依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未从实际出发，混合中西理论后财政本质依然不明，这是财政认识论需要反思的问题。

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以及近些年出现的公共财政论、双元财政论等观点和学派，都对财政本质进行了归纳。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剩余产品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特征是对剩余产品的分配”；公共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为满足公共需要而进行分配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国家资金运动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国家资金运动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价值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国家以价值形式进行社会产品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是“国家对价值的分配”。

细看这些理论，我们发现财政学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对于西方存在理论，国内通常是在批判中吸收和借鉴。这种做法的不当之处在于学习中混淆自我，套用时脱离实际。杨志勇（2005）表示，因为只有我们（国内财政情况）已经有类似对应物才能借鉴西方理论，而原先没有的，要填补空白。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国财政理论还缺少对效率、公平、稳定问题的分析，相对于西方财政理论还缺少计划性财政向市场性财政转变和公共选择问题的分析等。

张馨认为，公共财政的特征是弥补市场失效、一视同仁的服务、非市场营利性和法治化②。高培勇认为，我国公共财政的实质含义主要体现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立足于非赢利性和收支行为规范化三方面等③。与理论研究相映成辉的是实践的发展，继1998年逐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后，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和实践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公共财政理论不断向更丰富和更深入的方向前进。但当我们冷静下来，便会发现无论是在财政理论界，还是在财政实践部门，公共财政都是一个被广泛赞同却未达成广泛共识、被广泛使用却未被清晰论证的概念。混合中西之后直接的问题就是对财政本质认识不明。由于理论的大综合趋势，西方财政理论、传统理论和新兴财政理论有的互相矛盾、有的互相补充、有的自圆其说，有的陷入悖论，国内财政研究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不明。财政本质是财政学认识论的最根本理论问题，也是争论最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问题。前面说过，我国财政公共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改革步伐进行着，社会各界都在运用“公共财政”一词，然而公共财政的本质，以及所谓公共财政的本质却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混沌了。

传统财政理论将财政本质定义为一种分配关系，而公共财政论学者张馨对此提出质疑，指出“财政定义为一种分配”与“财政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财政定义本身就是对财政本质的一种概括，从而出现定义中对本质的认识与明确表述中的财政本质存在着矛盾。对此，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公共财政论导致国家财政作用领域范围过分缩小，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减弱，财政完全退出生产，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相悖。同为公共财政论的倡导者，杨志勇（2005）认为财政本质是一种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而其他有些学者，例如赵志耘和郭庆旺（1998）认为公共财政所对应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吴俊培（1998）和杨灿明（1999）认为“财政”就是“Pubilc finance”。近年来关于公共财政的学术作品如雨后春笋，但其对财政的本质认识参差不齐，与以往传统财政学的表述似无差异。有学者发出质疑:公共共财政与我国以往的财政有无区别? 区别几何? 使人看后茫然无知④。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基础上，典型、非典型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我国改革的经验中，国内财政学理论受到各种信息的冲击。自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确定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国内财政研究都聚焦于公共财政，努力为公共财政建设献言献策。相比于传统财政理论如国家分配论，目前国内公共财政论主要还是借鉴西方理论、混合西学和中实，不免对西方经济财政理论移植套用，不顾西方理论的哲学前提和中西实际情况的差异，忽略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和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其自身演进，而必须要有切实的理论进行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政府职能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等多制度变革都需要理论指导，并且这样的财政理论具有宏观性、长远性和切实的指导作用。中国是非典型、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体制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基于这样特殊的国情⑤，没有本土化、没有创新力，单纯引进和借鉴是不够的，中国财政本质不会在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中清晰，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财政学对实践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

4 小结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于财政本质问题有较多的研究，而之后对此的争论越来越少，可以说，这是各个财政流派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混合中西之学反而导致本质未清，对于什么是财政本质，亟待中国财政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致谢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雷艳红副教授在授课时提出关于国内财政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和框架，作者获益匪浅，写作灵感和部分观点来源于此。故在此特别向雷艳红老师致谢。

注释：

①林江,海滢.财政学[M].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②张馨. 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③高培勇.财政体制改革攻坚[M].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④吕炜.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⑤高培勇.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勾画“路线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参考文献：

[1] 张万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演进逻辑及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J].财经问题研究，2009(3):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