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程序论文

[摘要]我国设立参与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弥补破产主体有限性及其功能发挥上的缺陷，但由于其与破产制度在功能和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参与分配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的弊端，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试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参与分配的方案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具体设想。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民事执行程序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事执行程序论文 篇1：

论我国民事执行程序规则立法体例

摘要：民事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规则之间的结构模式构成了民事执行立法的内部构造，二者规范的体系安排必须考量执行的程序性、执行的实体基准性以及立法技术上的逻辑协调性等因素。基于此，我国应在综合考察域外制度体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行立法的样式，对我国的执行规范进行全面修改，以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架构体系。

关键词：执行程序；执行措施；立法体例

民事执行程序规则从整体上看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执行程序规则，即执行机关应当依据何种执行程序推进执行行为；二是执行措施规则，即为了实现或确保权利人已确定的私权内容应当为执行机关设置何种执行措施。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共同构成了强制执行法的内部构造，二者规范的体系安排体现了不同的立法体例风格。从立法技术上来讲，对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规范的不同安排，不仅仅是一个纯形式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法典内容的衔接配合，关系到法典逻辑的协调统一，甚至关系到执行措施种类的设定。合理的结构设定对于执行规范的理解贯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考察其他国家对执行程序和执行措施关系的处理模式，我们可以更透彻的理解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设定的深层机理，为我国执行立法的体系化提供理论基础。

一、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立法体例比较

强制执行，系国家执行机关基于统治关系，为债权人利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其义务，以实现或确保私权的民事程序。为了实现债权人的权利，执行机关所采用的执行方法一般是直接作用于民众的人身或财产，因此，各国为了在对债务人造成侵害影响的最小范围内，最大满足债权人执行债权，规范民事执行行为，在内容上都力求做到具体、细致、全面、便于执法人员及当事人理解和遵守，但是法典篇幅的限制及内在的逻辑性要求，立法必须避免条文重复累赘，防止结构繁冗。这使得各国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国情就如何科学、合理地排列法典中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规范做出选择。从大陆法系各国民事执行立法的实践来看，处理执行程序与措施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体例：一是以德、日为代表的“完全混合式”；二是以秘鲁为代表的“完全并列式”；三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总分结合式”。

1.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完全混合式”

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完全混合式”的特点是，以债权人欲实现的实体权利为主线索，把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安排在各类具体请求权的执行中。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规范完全混合在一起，从法典章节上看不出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区分。从德国民事诉讼法来看，《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八编(第704条到945条)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独立一编，分为五章对执行进行了规定。总则部分包括执行名义、执行条款、执行的前提要件、法律救济、执行中止；分则部分主要是一系列执行种类的规定，构成了执行规范的主体。执行措施按照执行请求权的种类分为对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关于不动产的强制执行、关于物之交付与作为不作为的强制执行、代宣誓的保证与拘留、假扣押与假处分等章节。在总则、金钱债权的执行、物之交付请求权的执行、作为不作为的执行、不动产执行和保全执行中都有关于执行程序的详细规定。

混合式结构参照实体请求权的种类，逻辑结构清晰，可以做到具体、细致，便于执法人员操作，但有关执行程序的规范不突出，造成程序模糊，不能体现其作为程序法的根本特点，且难免重复，造成篇幅过长甚至累赘。

“完全混合式”的关键，在于强制执行请求权。强制执行请求权的基础是民法上的请求权，即按照民法的规定把实体请求权划分为金钱债权、物之交付请求权、作为不作为请求权等类型，针对不同种类的债务标的分别作相应规定，而不是作统一的规定：即对不动产，动产(其中又区分一般动产与货币财产)，行为，权利，根据其不同特点分别规定相应的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执行措施则安排在各类请求权的执行中，而且大体上分三步：查封(扣押)、变价、分配。德、日“完全混合式”是以执行请求权为经、以执行程序或执行措施为纬的体系，表达了强制执行制度以实现私法上权利为其本旨的基本观念，突出地反映了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内在关系。

2.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完全并列式”

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完全并列式”立法体例的特点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规范完全分开，并列安排在法典之中，从法典章节上可以明显看出二者的区分。如秘鲁民事诉讼法第八编的强制执行程序共分为五章，从内容上来看，除总则外基本上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第二章“执行程序”、第三章“司法决定的执行程序”和第四章“担保物权的执行程序”组成的“执行程序”部分和第五章“强制执行”规定的拍卖、判定取得财产和支付等具体执行措施部分。

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这种立法安排的优势是线条明晰，简洁明快，清晰地突出了执行程序规范和执行措施规范，但无法适应执行实务中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交叉重叠的特点，不便于执法人员操作。从执行程序部分的内容来看，“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完全并列式”基本上也是以实体请求权为基础，如在第二章的“执行程序”部分，分别规定了“金钱给付义务”、“交付确定的动产义务”、“作为义务”、“不作为义务”执行的有关执行依据、执行令、异议、判决等执行程序内容。因此，该立法构造虽然强调程序但仍然是以各类实体权利的实现为结构安排的线索。

3.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总分结合式”

总分结合式，是指执行的一般程序与执行措施分开规定，呈并列式，执行措施与其实施程序混合在一起规定，呈混合式。从整体上看总分关系是其结构安排的主要特征。如《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三编对执行程序的规定，第一章“可执行凭据和执行催促书”、第五章“执行当事人的异议程序”、第六章“执行程序的中断和消灭”是执行程序的“总”，而规定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的与具体的执行措施结合在一起执行措施实施程序是执行程序的“分”。同时，对于执行措施的规定也采取了“总分”结构模式，如第二章“强制征收”，第一节是关于强制征收的一般规定是“总”、第二节“征收债务人的动产”、第三节“对第三人实行的征收”、第四节“对不动产的征收”、第五节“对不可分物的征收”和第六节“正对作为第三人的所有人的征收”则是“分”。

显然，总分结合式结构是抽象与具体的结合，对执行程序和执行措施抽象的一般规定有利于执行人员宏观把握，能够灵活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具体的执行措施与执行实施程序结合在一起使得执行规则更细致、更具有操作性，能够适应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交叉的需要。执行程序规范与执行措施规范都比较清晰、突出。但是，在规定执行措施与具体实施程序时，易于重复，造成篇幅浪费。“总分结合式”整体上采纳了德、日“完全混合式”的做法，执行措施的内容仍坚持了对实现实体权这一基本使命的追求。只是在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规范的安排上更为详尽、细致，

更加突出一般执行程序规范的内容。

二、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规范关系处理的考量因素

强制执行法是规范国家机关(执行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其义务以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行为，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分别规定了这种国家强制力适用的步骤和方法。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的组合方式既与各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执行观念相关，也与各国的立法技术相关，从上述三种体例结构可以看出，每一种体例安排都各有优缺点。基于强制执行法的性质、对执行效率价值的侧重以及与实体法的天然关系，我们认为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规范的内容安排必须考量到以下几个因素：

1.民事强制执行的程序性

强制执行是国家执行机关基于公权力所为，是对债务人财产或人身为一定的合法侵害，但是这种公权力行使的道德自我约束性不足以限制公权力实施者的恣意行为。公权力在任何时候对个人权利的侵害都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基于此，我们要强调民事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运用程序规则为执行机关的权限界定边界。执行程序实质上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是一种角色规范，通过这种角色规范，明确责任范围，保证民事执行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使执行机关执行行为的恣意受到抑制，同时也保证了债权人权利实现过程的正当性。民事强制执行的程序性是法律政治对现代执行系统的要求。在执行制度中执行程序有两部分构成，一种是涵盖整个执行过程的一般程序，具有抽象性；另一种是与特定的执行措施相伴的具体实施程序。前者如有关执行程序的开启、执行标的的决定、执行程序的结束和不当执行的救济等程序规定；后者如直接执行中的查封、变价和分配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

2.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结构安排的实体法基准性

民事执行法作为强制实现和保全私法上权利的制度，执行机构依法定程序实施执行措施的时候，其执行行为必须符合实体法的基准性。这种“实体法的基准性”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执行程序法上的基本规定以实体法的要求为指标而设置。民事执行法应当按照权利的内容、期限、形态、责任财产的范围保障民法等实体法上权利的实现。换言之，当权利人根据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规定以高度的盖然性证明实体权存在时，执行机构才可以据以强制执行，并按照实体权利的状态设定执行程序、选择执行措施和执行财产范围；其二，执行措施和执行程序规定的实施必须达到权利要求的实体性效果。民事执行作为实现实体权的方法，除应具备程序法的效果外，还必须产生相应的实体法上的效果，才能达到民事执行的目的。可以说，强制执行的过程，既是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过程，也是在执行当事人之间形成实体法律关系的过程。如对不动产的查封之所以要办理查封登记，目的就是要与民事实体法的公示制度相协调，产生实际的实体法效果。执行机构实施的执行行为具有形成实体性法律关系的特殊的地位，而且执行行为针对不同的执行对象，围绕该行为的关系人所形成的实体法的地位亦不相同，行为请求权的执行与金钱债权的执行，甚至同属金钱债权的不动产与动产的执行所达到的实体法效果完全不同。因此，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的结构安排必须兼顾到不同请求权在实现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实体法效果，在结构上回应实体法的权利体系。

3.立法技术上的简洁性与可操作性

法典的结构都是基于理性的设计，把同属于某种法律部门的规范进行系统的、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阐述。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的结构安排涉及到执行法的内部构造，不但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它还关系到法典内容的衔接，法典逻辑的协调统一，条文数量布局，法典规范的理解贯彻。从立法技术上讲，影响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结构安排的技术性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执行工作的具体操作性要求执行立法在内容上应当做到具体、细致、全面、便于执法人员及当事人理解和遵守；二是法典篇幅限制及内在逻辑性的协调要求立法必须避免条文重复累赘，防止结构繁冗；三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不可避免存在交叉缠绕，从内容上难以截然分开。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的规范安排应综合协调上述因素之间的矛盾，既要使得执行立法条理清晰，结构分明，便于执行人员理解，同时也要强调可操作性，协调好不同执行措施之间的重叠部分。

三、我国现行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安排——以“执行措施”为区分的立法例

我国有关执行的法律规范采用的是并入《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例，即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专门一编予以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执行程序中专设了四章对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进行规定，即第二十章“一般规定”(第207条到第215条)规定执行机关、执行管辖、执行异议、委托执行、执行和解、执行担保和执行回转等内容；第二十一章“执行的申请和移送”(第216到第220条)规定执行程序启动的前提程序要件；第二十二章“执行措施”(第221条到233条)规定查询、冻结、划拨存款；扣留、提取债务人收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债务人财产；交付指定物或票证；强制迁出房屋或强制退出土地；搜查和支付迟延履行金等执行措施；第二十三章“执行中止和终结”部分规定执行程序结束的情形。可以看出我国采用的体例形式上接近于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并列式”，但从内容上讲却是以“执行措施”为区分的立法例。特征是以债权人请求执行的内容为标准，针对执行措施进行分类，即以执行措施来区分强制执行。这种立法例实际是将其已有的执行措施进行简单的列举，从形式上看，似乎各种执行措施相互独立，但实际类似(如冻结、划拨与扣留、提取)。我国的这种将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并列式的立法构造，容易造成性质相同的标的采取不同的执行措施，即在不同执行标的上，执行当事人、协助执行人等所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执行法院应适用的执行措施均不相同。

执行实务中，这种立法构造，已经造成执行措施重叠，而且各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也粗陋、不清。如查封措施，有关查封方法、查封的范围、查封物的保管、查封动产的程序、查封动产的清单、查封笔录、无益查封的禁止等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又如，对执行现金缺乏程序；对执行存款缺乏程序；对存款冻结的效力重复冻结的处理等等也未作出规定。法律的疏漏使执行受阻，法律上的漏洞给执行法官留下了极大的随心所欲的空间。执行措施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架构体系。现行一些具体的执行手段和方法是简单堆砌。

从执行措施的立法技术来看，我国立法并没有采取以执行财产为对象做分别规定的立法方法。执行措施不是按照执行标的的性质加以梳理，而是对各种执行措施简单地罗列。将执行措施一一列举的优点是明确，看似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与之而来的弊端是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执行措施，以至于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对执行带来的新变化。对于执行程序中出现的新执行标的种类，很难找到相应的执行依据。如债权人声请就债务人所有，除存款、收入、知识产权、股权、到期债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作为执行标的时，

究竟采取冻结、划拨或扣留、提取，抑或查封、拍卖，涉及第三人时，该第三人可否提出异议，均无法妥善解决。这种立法技术上的缺漏造成执法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无法律明文作为基础，执行措施常处于师出无名的尴尬境地，这也成了引发执行难的一个规范因素。

四、我国执行措施与执行程序体例完善

民事强制执行法是一个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交叉融合的领域，基于民事实体法对民事强制执行法具有的基准意义，我国应当以德、日的“完全混合式”为基础，吸收总分结合式的合理成份，以实体权利的实现与保全为目的来构架我国的执行立法规则，即以民事实体法为基准，根据具体执行对象和形态的不同，采取罗列的方式进行结构设计。主要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主线索，执行实施程序和各种执行措施均围绕不同的实体请求权展开，以实体权利的实现为基点，把执行措施与具体的实施程序相混合，适应二者的交叉渗透，使执行规则更具操作性。此外，为了体现民事执行法作为程序法的基本性质，突出程序在民事执行制度中的重要性，确保执行程序公正，吸收“总分结合式”立法技术优势，将执行行为所应遵循的一般程序规定予以抽象归纳，系统、集中规范在民事执行法之中。具体而言，我国民事执行法的体例结构可安排为：总则、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包括动产的强制执行、不动产的强制执行)、非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包括物之交付的强制执行、行为与不行为的强制执行)、保全执行与先予执行、涉外执行的特别规定。其中，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主要规范执行开始、执行实施(包括执行担保、执行中止、执行和解、执行终结)、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与追加、执行争议及其处理、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等内容。

这种体例结构从总体结构形式来看，总则与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属于通则，其余部分属于分则。在具体的章节下按照总分的模式，把执行措施实施中具有共性的内容作为本章节的“总”，把具有特殊性的规则作为“分”。“总”的部分是专门设定的对整个执行规则具有统领性和全局性意义的基本制度，是分则实际规则内容的提炼，具有概括性和综合性。总则的部分内容所具有的抽象性保证了执行在面对纷繁复杂执行状况时具有弹性和灵活度，缓解法律自身的局限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增强其与时具进的进化能力和适应能力，最终实现法典的灵活、简练。同时“总则”部分的内容的设置使得法典具有整合划一的功能，各部分内容可以在这个“一以贯之”的精神格调统领下展开，从而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立法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法典的篇幅，使法典在逻辑上大大精炼，避免或减少法典的许多冗赘的重复，增强其内容的经济性和结构的统一性。这种“总分”体系结构中的“分”是执行程序过程的展开，“分则”结构安排遵循着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的规律。更多地体现的是执行措施的具体的操作性。这种结构中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相区别，结构严谨。将执行工作中的特殊问题作为特别规定，实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有利于执行工作的进行。执行措施与具体实施程序相结合，可操作性强。此外，这种体系安排从内容来看，贯穿执行法的是各类抽象的实体请求权的执行行为，针对不同的请求权采取不同的执行行为，不同的执行行为又能产生相应的程序与实体效果。这表达了强制执行制度以实现私法上权利为其本旨的基本观念，使得民事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能够有机协调，相辅相成，从权利结构体系上积极回应民事实体法的要求。从执行实务来看，这种体系安排也能够纠正我国原来以执行措施为区分的立法例在实践中造成的执行程序的紊乱。实践中，债务人的财产，既有动产、不动产等有体物，也有存款、收入债权或知识产权等无体财产权，执行的财产不同，禁止债务人处分或换价的执行方法亦应有异。从上文的比较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大多也依据执行对象的类型，分别规定执行程序，我国采此立法体例对执行措施作安排应该说是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通例。

作者：沈长月 孔令章

民事执行程序论文 篇2：

试谈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

[摘要]我国设立参与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弥补破产主体有限性及其功能发挥上的缺陷，但由于其与破产制度在功能和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参与分配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的弊端，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试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参与分配的方案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民事执行程序；参与分配；参与分配申请资格

一、参与分配制度的功能

参与分配制度是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债权人以外的对同一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其他债权人，因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各债权人的全部债权，其他债权人申请加入已开始的执行程序，并请求平均受偿，以实行自己债权的一种制度。根据各国的立法例进行分析，设置参与分配制度是为了配合现行破产制度，弥补破产制度功能发挥上的空白与不足。例如，在英美国家，参与分配的优先原则是与一般破产原则相配合；而在法国、意大利。参与分配的平等原则是与商人破产原则相配合。我国的破产制度实行的是商人破产原则，那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参与分配制度的规定能否使参与分配制度发挥弥补破产原则的功能，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重中之重。

’

目前我国的破产制度仅适用于企业法人，而不适用于公民和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如果发生资不抵债情况的是公民和其他组织，各债权人就无法利用破产程序来获得公平清偿。当某一债权人为满足其金钱债权申请法院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强制执行时，如果不允许其他债权人就其执行所得申请参与分配，那么各债权人中就只有执行债权人获得清偿，而债务人迟延乃至不能清偿债务的风险和损失，势必将由其他债权人全部承担，这对其他债权人来说是显失公平的。正是为了在公民和其他组织资不抵债时，为各债权人提供一条公平受偿的途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确立了参与分配制度。

二、构建参与分配制度的理论基准

在我国现阶段，参与分配制度还存在很多弊端，在程序构建上并没有妥善地解决上述各种价值冲突，这就使得其功能的发挥受到了阻碍。参与分配制度虽然只是执行制度体系中的一个小制度，但它却体现了诸多的价值理念的冲突，在我们建构程序时必须予以重视。例如，参与分配中，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未起诉但债权到期的债权人权益保护的冲突。又如，各债权人利益平均化和优先保障积极行使权益的债权人的冲突；再如，执行效率和对各债权人周全保护的冲突。在这多种冲突中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平衡的度，从而使各种利益达到相对均衡的稳定状态，这也正是笔者在考虑如何完善我国参与分配制度时的理论起点和价值基准。

三、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一)申请参与分配的前提条件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申请参与分配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债务人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的全部债务。债权人要想申请参加到他人已开始的执行程序中，他就必须知道针对该债务人的执行程序已经开始，同时还必须知道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但是，在现有的参与分配制度中，申请参与分配债权人怎么才能知道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又怎么才能知道针对该债务人的执行程序已经开始呢?具体而言，执行程序开始后，执行法院、申请执行人及被执行人都没有通知其他债权人的义务，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他债权人是很难得知被执行人资不抵债、已被提起执行程序的。所以，参与分配制度在这一方面对符合申请参与分配条件但未能申请参与到执行程序中的债权人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这些债权人可望日后实现其债权，但由于本来就“资不抵债”的债务人经过强制执行后其责任财产进一步减少，其偿债能力会进一步削弱，这些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可能性也就更加渺茫。这样，就不利于对各债权人的债权进行公平的保护，这也与设置参与分配的初衷相矛盾。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我国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引入通知和公告程序予以解决。

如前所述，我国参与分配制度没有规定对债权人的公告和通知程序，这可能导致某些债权人在不知已有其他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执行或者不知债务人已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没有申请参与分配，使其债权的公平受偿受到影响。公告和通知体现了参与分配的公开性，目的在于告知债权人参与到分配程序中来，以维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可以在立法上规定一定期限的通知公告期，执行法院在收到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后必须在这个法定期间内，对已知的其它债权人进行通知，并在此同时进行公告，以使其他法院并不明确的其他债权人知晓执行即将开始。上述这两种债权人接到通知或公告后应向执行法院申报参与分配。在法定的公告期结束后，法院仅就经申报后已知的债权来确定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如果资不抵债，直接进入参与分配程序。而那些债权到期但在公告期内未申报的债权人则丧失参与分配的机会。这样，通过通知公告程序加强了对所有符合申请参与分配条件的债权人的保护

(二)关于参与分配申请人的资格问题

1．关于已经起诉的债权人

根据《民诉意见》第297条规定，有资格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仅限于已经取得执行根据或已经起诉的债权人。但在下一条即第298条又要求债权人在申请参与分配时要提交申请书并附有执行依据。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92条根本上重复了《民诉意见》第298条的规定，再次肯定了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要有执行依据。这样，司法解释之间甚至上下条文之间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造成了司法实践中不必要的混乱。

对此，有人赞同已经起诉但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不可以参与分配，认为连执行依据都不具备就可以享有同申请执行人同等的受偿地位，这对于申请执行人以及那些已持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会产生不公平。

而笔者认为已经起诉的债权人具有申请参与分配的资格，应当只要有人民法院的受案通知书，即可申请参与分配。因为，对于已经起诉的债权人来说，其起诉行为已经证明他们积极行使债权，并已经付诸实施，可能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未取得执行依据。在现有的法律资源下，我们如果可以设计一定的程序在保障这些已经取得执行依据并已申请执行的债权人的权益的同时，兼顾那些已起诉但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的权益的话，就完全可以使法律的保护幅度面更广一些。并且，这样做会合并多个执行案件，更有利于提高法院的执行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谭秋桂老师提出这样一种方案：“未取得执行名义但已起诉的债权人参与分配，其分配所得应由执行机关提存。如果该债权人胜诉并获得最终执行名义，提存的款项由执行机关交付于该债权人，

如果该债权人败诉，提存的款项由执行机关平均分配给已分配完毕的债权人。”他就是试图通过提存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2．关于债权已到期但尚未起诉的债权人

我国现行民诉法及司法解释并未赋予债权已到期但尚未起诉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资格。有学者认为，债权已到期但尚未起诉的债权人实际上是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是对自己债权的一种不负责任，对于这些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人，就应当视为其自动放弃权利。但是笔者认为，未起诉的债权人并非都是因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未起诉。现实中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债权人虽未起诉但是一直在向债务人要求清偿。事实上，由于债权的平等性，已经起诉的债权人的权利和债权已经到期但尚未起诉的债权人的权利并没有什么不同，起诉行为本身也并不能使提起诉讼的债权人产生任何优先权。并且，起诉行为和向债务人要求清偿的行为同样体现了债权人积极行使自己权利这一事实。所以笔者主张并非所有的债权已到期但尚未起诉的债权人都不具有参与分配的资格，上述情况下的未起诉的债权人可以参与分配。但是，可能存在这样问题，如果允许尚未起诉并且不具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参与分配，会不会为不法之徒假冒债权人大开方便之门呢?对于此问题的解决，笔者考虑，应当规定那部分可以参加参与分配的尚未起诉的债权人，在申请参与分配时，必须向执行法院提供能够充分证明其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和已积极向债务人要求清偿的证据。否则，不能参与分配。

(三)代位执行中的参与分配问题

代位执行是指在给付金钱或交付标的物为内容的财产执行中，如果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债权，执行机关可依当事人的申请，对该第三人发出履行债务的通知，受通知的第三人应直接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或者直接将执行标的交执行机关提存，而不得直接向债务人履行义务。《适用意见》第300条和《执行规定》均对此做出规定，《执行规定》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依据德国法的规定，在金钱债权为多数债权人而扣押的情形下，作为第三人的债务人有义务将债务标的提存于司法机关，从而开始进行与普通财产分配程序相同的权利分配程序。’台湾强制执行法规定，就债务人基于债权或物权，得请求第三人交付或移转动产或不动产之权利为执行时，执行法院除以命令禁止债务人处分，并禁止第三人交付或移转外，如认为适当时，得命第三人将该动产或不动产交与执行法院，依关于动产或不动产执行之规定执行之。这表明，我国台湾有关规定也允许其他债权人在代为执行中参与分配。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是属于债务人所有的财产。基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是全体债权人的总担保”的实体法原则。该债权是所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担保。既然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对第三人的债权强制执行，当债务人资不抵债的时候，其他债权人同样应有权通过参与分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债权。因此，在代位执行中应当同样可以适用参与分配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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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登科．民事执行程序与破产制度曲统一与协调——论参与分配制度中的优先原则与平等原则[J]．特区经济，2005(3)．

[4]尹伟民．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J]．当代法学，2003(12)．

[5]颜运秋，吕翔玲．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原则[J]．河北法学，2000(5)．

[6]童兆洪．民事强制执行新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金风平]

作者：肖博妍

民事执行程序论文 篇3：

民事执行程序参与分配制度研究

摘要：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是为公平保护同一债务人的多个债权人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对提高执行效率也有一定作用。由于我国的参与分配制度起步晚，规定比较笼统模糊，所以在参与分配的主体限定、启动程序等方面还有待完善。笔者通过对某市两级法院进行书面、电话调查、文献查阅等方法，对参与分配制度目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执行程序；参与分配；调查研究；完善建议

一、本次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有12个，中级法院1家，基层法院11家。调查内容及情况如下：

问题一：“适用平等分配原则的案件，是否应允许已起诉但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参与分配”。经调查，有认为不应允许的，理由是适用参与分配的申请人应是已取得执行依据或在法律上已采取保全措施的。债权尚未经法律确定或未采取法律上的保护措施的，不应申请参与分配，否则将使执行案件变得漫长无期，影响其它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认为应当允许的，理由是申请人的或有债权应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

问题二：“关于被执行人是企业法人的，一般是走参与分配程序，还是走破产还债程序”。各调查对象一致认为，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96条确实导致很多案件应走破产程序而实际按参与分配程序处理了，这种现象与破产法的精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已对具备破产资格的企业法人限制适用参与分配，且建立了执行转破产制度，所以这一问题已不再凸显。

问题三：“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日期如何确定”。经调查，有在执行完毕前、财产分配前、债权人第一次实现债权前、执行法院确定被执行的财产后一定期限内等几种观点。

问题四：关于“是否应给予在先查控的债权人一定比例优先受偿权”。经调查，有认为应给予在先查控的债权人一定比例优先受偿权的，理由是采取了强制法律措施的当事人无论在金钱还是精力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如不能给予一定优先受偿权，将有失公平，相反，对在先查控的申请人给予一定优先权，其它申请人一般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是法律奖勤罚懒，鼓励当事人积极行使自己权利的功能。也有的认为应严格按法定优先原则分配，没有法定优先权的一律采取平等分配的方法。

二、参与分配制度在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参与分配制度的主体问题

参与分配制度的主体问题主要是对于尚未起诉或已经起诉但尚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当事人是否给予申请参与分配的权利的问题。如给予，其债权数额和分配额度如何确定。如不给于，其或有债权如何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民诉解释虽然沿用《执行规定》精神，将可以申请参与分配的主体限定为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和具有优先权和担保权的债权人，但主要考虑的是先到先得的思想。而如果从最大限度保护平等债权和鼓励当事人重“和”厌诉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对于尚未起诉或已经起诉但尚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当事人还应尽最大努力予以一定保护。

（二）参与分配的启动程序问题

根据《民诉解释》第508条规定，债权人申请参加他人已开始的执行程序需达到两个必要条件。1.知道债务人已无清偿所有到期债权的能力；2.知道针对该债务人的某执行程序已经开始。这就存在两个问题：1.债务人有多少外债，又有多少财产，其财产能不能清偿所有债权，一般债权人很难确切把握，也很难提供相应证据。2.债务人是否已经有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一般债权人很难主动知道。所以，往往大部分债权人还未意识到申请参与分配的权利时，债务人的财产可能已被某债权人抢先执行完毕。

（三）申请参与分配的时限问题

根据《民诉解释》第509条规定，参与分配申请的起始时间是执行程序开始后，截止时间是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终结前。该条存在的问题是时间点表述不够具体，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执行程序开始后”是指当事人提出执行申请后，还是法院立案或采取一定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财产执行终结前”是被执行人财产产权转移前，还是分配方案确定前？这些都是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或在实践过程中必须面对解决的一些问题。

（四）参与分配的主持法院问题

对参与分配的主持法院《民诉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原《执行规定》第91条规定原则上应由在先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法院主持，如为执行财产保全的，则应在案件审理终结后再进行财产分配。这就导致两个问题：1.可能因在审案件疑难复杂，导致执行案件就拖难执，损害到在先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2.外地法院查控被执行人财产情况下，可能存在因地方保护而倒签查封时间或引起管辖的争议。

（五）财产分配中优先权的问题

对于担保物权、建筑工程优先权等法定优先权的优先受偿一般没有异议。但对于在先申请，在先查封等债权是否应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以及优先受偿的比例，分歧较大，实践中也是做法不一。所以进一步明确参与分配中的分配原则和优先权利及优先程度时需要合理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完善执行程序中参与分配制度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参与分配主体规定

为公平实现各合法债权（包括或有债权），可以允许已起诉但尚未采取保全措施的当事人申请参与分配，但仅为其提存相关分配份额，待其债权取得执行依据后再对提存部分做出相應处理。由于尚未起诉的债权虽然可能具有参与分配的事实基础，但不具有参与分配的法律基础，所以，不能申请参与分配也比较容易理解。而已起诉或者已采取保全措施的债权债务关系，作为即将被法律认可的或有债权，则必须保护其可执行性。

（二）完善参与分配的启动程序

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机关应努力了解债务人的其它债权债务关系，并根据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决定是否通知其它债权人有参与分配的权利，以平等保护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机关可要求被执行人全面提供其财产状况，也可通过公告方式要求其他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当被执行人其它债权数额巨大，且其正在被执行的财产为其当下全部财产时执行机关应通知其它债权人是否参与分配。这并不是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是法院应保障相关债权人的知情权。

（三）完善申请参与分配的时限规定

当事人申请参与分配的起始时间可确定为法院已对被执行人财产采取一定强制措施时。因执行法院尚未对被执行人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还不完全了解，且对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债权人的债权也未形成使其将来执行不能的现实威胁。而当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之后，便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且对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债权人的债权也形成了一个影响其将来债权能否实现的现实威胁。当事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日期可分情况确定：如已有一人申请执行，截止日期可确定为执行价款支付前一日或执行标的物产权转移前一日。如已有多人申请执行，截止日期可以确定为分配方案确定时或执行价款首次支付或执行标的物产权首次转移时。因如允许其他债权人在此期限之后申请参与分配，则原分配方案需被推翻或已得到满足的债权人债权需再次受损，这并不符合诉讼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四）合理确定参与分配的主持法院

在参与分配的主持法院确定这个问题上应坚持既有利于分配，又保障公平的原则。1.原《执行规定》确定的在先查控法院优先主持分配的原则有其合理性，应予以坚持。2.在先查控措施如为诉讼保全，且案件尚未审结的，应由先进入执行程序的法院主持分配，这样即使在审案件疑难复杂，也可在对或有债权提存相应分配份额后，及时对其他债权进行财产分配。3.对同一债务人在不同法院判决形成的债权，后裁判的法院与先执行的法院之间需要建立互相移送的机制。4.完善上下级法院之间和不同管辖区域法院之间的案件协调和移送机制。

（五）完善财产分配顺序的规定

在参与分配的执行案件中应使具有法定优先权的申请人优先受偿，同时也应使劳资债权和税务债权等涉及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债权优先受偿。然后，其他债权人虽然债权之间是平等的，但各债权人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债权所做出的努力不同，对于在先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利的申请人应给予一定标准而非全额的优先受偿权。可以考虑适当优先满足其为查控被执行人财产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可为了鼓励按固定比例给予一定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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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