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形势与政策论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内形势与政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凭借改革开放所迸发的强劲动力，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总体稳中趋好。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环境，国内应鸡翅保持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关注。本文对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现状进行分析后，尝试提出积极的建议来改善和推动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健康发展。

第一篇：国内形势与政策论文

国内外股利政策理论概况回顾与分析

【摘 要】 文章较系统地回顾与分析了国内外股利政策理论研究概况与脉络，认为这些成果丰硕的研究还不能破解“股利政策之谜”，但是，对于丰富股利政策理论研究和正确指导我国资本市场股利政策及投资收益理念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股利政策; 国内外理论; 概况; 回顾; 分析

一、引言

股利政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是会计、财务学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上市公司在决定向股东分配股利之前，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公司是否分配、如何分配、分配多少直接影响公司未来的筹资能力和经营业绩。如何将公司实现的收益在股东和内部留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管理者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也是尚未解决的财务理论问题之一。费雪·布莱克(Fisher Black)(1976)称股利政策的研究是个谜，“我们越是努力研究它，它就越像个谜。” 为了破解这个谜，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一些理论。我们现在研究股利政策理论不可能破解“股利之谜”，但是，时刻总结回顾关注其理论发展概况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研究概况

从林特纳(Lintner，1956)第一次提出股利分配的理论模型以来，国外对股利政策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学者们对股利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股利这个“谜”。

(一)股利相关理论

股利相关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Gordon)、杜莱德和林特纳(Lintner)等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手之鸟”论。该观点认为，在股利收入与股票价格上涨产生的资本利得收益之间，投资者更倾向于前者。因为股利是现实的有把握的收益，而股票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股利收入相比风险更大。因此，投资者更愿意购买能支付较高股利的公司股票，这样，股利政策必然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根据在手之鸟理论，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必须采取高股利支付的政策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戈登在1962年提出的股票价值模型将该理论发展到巅峰。“在手之鸟”理论虽然广泛地被实际工作者所采纳，但它很难解释投资者在收到现金股利后又购买公司新发行的普通股的现象，实际上混淆了投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

(二)股利无关论

股利无关理论即MM理论。美国财务学家米勒(Miller)和莫迪格里尼(Modigliani)(1961)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股利政策、成长与股票定价》的文章，提出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的命题，后来这一命题被称为“MM理论”。MM理论提出了5个假设条件，即不存在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存在交易费用;管理层和股东都能够获得同样的信息;公司无任何负债;公司投资政策保持不变。MM理论证明在这5个假设条件下，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该著名的“股利无关假说”成为了股利政策理论的基石。

(三)税差理论

税差理论是在放宽MM理论无税收假设的条件下得出的。该理论认为，企业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必须采取低股利支付率政策，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法勒和塞尔文(Farrar&Selwyan，1967)最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通过研究认为，在不存在税收因素的条件下，公司选择何种股利支付方式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如果针对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征收不同的税赋，比如假设现金股利税赋高于资本利得的税赋，那么在投资者看来，现金股利不是最优的股利支付方式，投资者更喜欢低现金股利支付的公司。由此可见，存在税收差异的条件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仅使公司及投资者的税负产生差异而且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也产生影响，即使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利得只有在实现之时才缴纳资本增值税，相对于现金股利课税而言，仍然具有延迟纳税的好处。布伦南(Brennan，1970)从资本利得和股利收入的税收差别的角度来解释政策，认为低股利支付率政策才能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Litzenberger和Ramaswamy(1979)扩展了布伦南(1970)的税后资产定价模型，考虑了抵税的利息限制后认为，受到这一限制的投资者更欢迎现金股利分配。

(四)股利追随者效应理论

股利追随者效应理论是对税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该理论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率出发，认为每个投资者所处的税收等级不同，他们对待股利的态度也不同。边际税率高的股东偏好低股利支付率或不支付股利的股票，而边际税率低的股东则喜欢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据此，公司会相应调整股利政策，使股利政策符合股东的愿望。在达到均衡时，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一类追随者，由处于低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另一类追随者，由处于高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形成股东持有满足其偏好股利政策的股票的现象，即“追随者效应”。

股利追随者效应理论见于米勒和莫迪格里尼(1961)的文章，他们指出，公司供给股票时存在最小化每个股东税收负担的动机，由于在资本利得上的税收优惠(相对低的资本利得税率和资本利得税的延缓交纳)，投资者会偏好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不同的股利政策会导致税收导向的追随者效应(Clientele Effect)。

尽管米勒和莫迪格里尼最早提出了追随者效应理论，但他们没有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埃尔顿和格鲁博(Elton&Gruber，1970)在《股东边际税率和追随者效应》一文中最早对追随者效应进行了系统实证研究，他们以1966年4月到1967年3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有公司为样本，采用除息日股价行为测试法(ex-dividend day test)，通过股利收益率和股利支付率两个标准来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股利收益率和股利支付率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持有高股利收益率或者高股利支付率股票的股东处于低税负等级，证实了确实存在米勒和莫迪格里尼所说的追随者效应。

Pettit(1977)则通过对914位个人投资者的证券投资组合和个人资料直接检验交易成本和不同税率对股利的影响，发现了不同边际税率的投资者有其不同的股利偏好，富有或年轻的投资者、资本所得税税率和股利所得税税率差异比较大的投资者、资产组合的系统风险较高的投资者，往往偏好于低股利高资本收益的股票，而年龄较大、收入较低、边际税率低的投资者喜欢高股利支付率，其结论支持了追随者效应理论。

但是随后Lewellen，Stanley，Lease和Schlarbaum(1978)基于Pettit(1977)同样的数据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以投资者投资组合的股利收益率作为因变量，各种投资者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发现，尽管税率变量与股利收益率统计上显著负相关，但是投资者边际税率增加10%，股利收益率仅仅下降0.1%。这表明仅存在微弱的追随者效应。

Kalay(1982)在“The Ex-Dividend Day Behavior of Stock Prices:A Re-Examination of the Clientele Effect”一文中认为埃尔顿和格鲁博提出的追随者效应理论没有考虑套利的存在，认为他们文章中的股票价格行为研究不一定是追随者效应。Baker和Wurgler(2004a)的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追随者效应理论。

(五)股利信号传递理论

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对外传递了公司盈利状况和未来发展状况等信息。1979年，Bhattacharya发表了《完美信息、股利政策与“一鸟在手”理论的谬误》一文，率先将信号传递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的研究，创立了股利政策历史上第一个股利信号模型。Bhattacharya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现金股利具有信息内容，是未来预期盈利的事前信号，相对于资本利得来讲，股利传递信息的价值是确定的，而且它可以用来抵销股利所得的税收损失，从而即使管理层控制权力很大的公司也乐于支付股利，因为只有当股利分配方案向外界披露后，该信息引起的公司价值增值才能够为现有的股东所获得。随后Paul和David(1983)①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1954至1980年间的首次股利分配采用典型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法进行了研究，发现股利公告期间出现了3.7%的超额收益，其检验结论是首次股利公告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

Brickley(1983)、Terry E Dielman 与Herry Oppenheimer(1984)的研究同样也支持了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的结论。Gosnell Keown和Pinkertond(1986)通过对股利政策的实质性变化与股利政策公告当天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研究，得出有消极变化的股利政策的股票市场反应更加强烈和持久的结论，同样有力地支持了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理论。

John和Lang(1991)认为投资者和管理当局存在信息不对称，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股利公告向市场提供了信息。Wanye 和Jarrad(2000)考察了1981—1993年美国市场上回购和股利增加事件，发现公司选择股利增加来传递相对持久的现金流量信号。Jensen和Mecking(1976)，Graham(1985)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认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权集中型公司对股利传递信息的要求较低，股权结构分散型公司更需要股利政策传递信息。Koch和Sun(2004)实证表明，现金股利变化向市场传递关于公司盈余变动持续性的信号。

(六)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

股利的代理理论是在放宽MM理论中公司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假设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内部人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存在代理问题的前提下，适当的股利政策有助于保证经理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Rozeff(1982)首先将代理成本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研究，他先后作了两次实证检验，得出代理成本与股利支付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得出股利政策一方面能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公司股利发放率的确定是在这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而使总成本最小。尽管Rozeff的研究没有专门对“现金股利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的”进行研究，因此没有形成系统的现金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内涵，但为现金股利代理成本理论的研究开了先河。②

Kalay(1982)、Jensen(1983)以及Handjinicolaou和Kalay(1984)等认为通过签订债务合约限定股利的发放，可以阻止债权人财富向股东的转移，有利于缓和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摩擦。Agrawal 和Jayaraman(1994)通过实证检验直接验证了股利能替代债务降低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假说。D'Mell和Mukerjee(2001)发现，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为了避免财富向债权人转移，更不愿意降低现金股利水平，支持了股利的代理理论。

Easterbrook(1984)认为股利支付成为一种间接约束经理人的监督机制，尽管外部融资代价不菲，现金股利也可能要征税，但其大大降低了股东的监督成本，增加了股东的利益。Jensen(1986)的研究与Easterbrook的研究殊途同归，他通过提出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认为经理可能会利用自由现金流用于私人用途或者进行不理想的投资以提高自己的利益而减少股东财富，而股利支付将减少这些可以随意支配的自由现金流，从而约束经理的行为。Borokhovich(2005)③用毒丸计划或外部大股东来衡量代理成本，却没有发现提高的现金股利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Shleifer 和 Vishny(1986、1997)、Maury和Pajuste(2002)等则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关系角度研究了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Shleifer和Vishny(1986)从小股东的角度出发，认为现金股利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冲突，是小股东为了使控股股东主动持有较多股份并监督管理者的一种补偿。Shleifer和Vishny(1997)通过建立一个只存在投资收益而无其他成本的简单模型，证明了上市中控股股东对上市资源的侵害度和侵害方式会因其他小股东的现金流索取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Maury和Pajuste(2002)对芬兰公司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则股利支付率越低，他们以此解释大股东私利的存在性，也支持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

(七)股利迎合理论

股利迎合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Baker和纽约大学Wurgler共同提出，该理论认为公司之所以支付股利，其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者必须理性地满足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需求。Baker和Wurgler先后完成两份实证检验来支持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他们以1962—2000年COMPUSTAT数据库里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发现，当股利溢价为正时，上市公司管理者倾向于支付股利;反之，若股利溢价为负时，管理者往往忽视股利支付，管理者支付股利的行为是由投资者对股利支付公司表现出来的需求所驱动的，检验结果支持了股利迎合理论。

Li 和Lie(2005)对Baker和Wurgler的迎合理论进行了改进，他们通过对1963年至2000年间的1 815个股利减少的样本和18 964个股利增加的样本的检验，证明了股利增加的公告效应与股利溢价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股利减少的公告效应与股利溢价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从而发现了市场对管理者的奖励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股利溢价是管理者考虑的首要内容，弥补了股利迎合理论的不足。

三、国内研究概况

在制度背景独特的中国，有关股利政策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介绍国外股利政策基本理论开始的。90年代后随着我国股份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对股利政策的研究也日益活跃，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股利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股利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理论两个方面。近几年，随着行为金融学的繁荣，股利迎合理论的研究也日益活跃。

(一)国内对股利税收追随者效应理论的研究

在我国关于股利的税收追随者效应的研究很少，李常青(1999)通过对我国税收法律的分析，认为中国不存在美国那样的税收追随者效应。相关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李常青的分析。毛端懿(2001)通过对沪市1994—1999年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和资本利得的税率差异不是交易主体选择股票的决策中最主要考虑的因素，也没有因为现金股利和资本利得的所得税率不同而相应调整股利率不同的各种股票的持股比例，即得出中国沪市不存在追随者效应。

王毅辉、吴世农和李常青(2009)以1999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税发[1999]181号勒令纠正在征收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做法为起点，以2001年11月17日起印花税税率由千分之四调整至千分之二为时间终点620次上市公司纯派现公告作为研究样本，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股利税收追随者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整体上不存在理性的股利税收追随者效应。

(二)国内对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理论的研究

我国关于股利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比较多，基本都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证券市场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以1995年年底以前上市的85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将样本公司分为三类，采用典型的累计超额收益法，对首次发放的、不同形式的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检验，得出首次股票股利能够带来显著的超额收益，而现金股利导致的超额收益水平较低的结论，结论支持了我国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的存在性。

魏刚(1998)以1998年我国上市公司推出的1997年度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场欢迎派发红股。魏刚(2000)认为稳定的股利政策能传递持久的盈利信息。陈浪南、姚正春(2000)运用累计超额收益法对403家A股上市公司1998年度的分配方案进行检验，得出送股有明显的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而现金股利不太明显的结论。

罗健梅等(2001)选取1998年进行分配的公司为样本，运用单样本t检验的方法，通过考察股利政策和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关系，得出在我国股利政策有明显的信号传递作用，且现金股利效应的超额收益低于股票股利所得带来的超额收益。

孔小文、于笑坤(2003)以1997年底已上市交易的321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的方法，从股利宣告的市场反应及股利信息内涵两个方面分析上市公司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结果发现在我国股市中存在着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而且不同的政策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好于不分配的上市公司。

王宇(2004)依据2000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逐步攀升与稳定的情况，重点研究了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通过现金股利博弈分析得出，股利政策由股票股利逐渐演变为现金股利是制度演进的结果，现金股利的信号作用依赖于市场制度这一背景的变化。

原红旗(2004)认为陈小悦、陈晓和倪凡的研究发现是一种典型的填权行情，随着股本的增加，投资者产生了财富增长的幻觉 ，他通过对股利和未来收益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股利的变化不反映未来收益变化的信息，股利在中国没有信息功能。

朱云、吴文锋、吴冲锋(2004)选取1999—2002年111家上市公司的盈利和现金股利数据，采用了时间序列回归Lintner模型，检验盈利是否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结果显示盈利与公司股利政策无关，上市公司没有依据公司当年盈利情况制定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同时，采用watts信息含量模型进一步研究股利是否含有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结果发现，股利不含有公司盈利的信号，投资者无法依据公司股利分配情况判断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

彭爱群、孔玉生(2006)以沪市2003年单纯派现的公司和不分配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是否分配股利、不同支付水平的现金股利以及股利的增加或减少事件的市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对现金股利宣告没有反应，现金股利政策不能有效地发挥信号传递作用。

(三)国内对股利代理理论的研究

吕长江、王克敏(1999)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代理成本问题，并且公司代理成本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低，但代理成本对股利支付水平影响要受到公司盈利能力和变现能力的制约。吕长江和周县华(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了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

廖理和方芳(2004，2005)对我国股利代理理论进行了检验，他们2004年的研究是通过对2000—2002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对于高代理成本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有明显的提高作用，但是对于低代理成本公司的作用不明显。2005年的研究是通过考察2000—2002年股利增加大于10%的315家公司，采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过度投资的公司的欢迎程度要显著大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说明代理成本理论在中国是适用的。

易颜新、张晓(2006)④通过模型分析表明，在单层和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将股利政策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风险成本和总代理成本。

魏明海和柳建华(2007)证实了高现金股利能减缓代理冲突的假说，他们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张海燕、陈晓(2008)以1999—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第一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

党红(2008)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影响股利分配的因素的变化情况，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尚未呈现出全流通资本市场上作为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工具的现金股利政策应该有的特征。

程敏(2009)以2007年海内外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比较海内外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高股利支付水平和支付率并没有降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反而成为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一种合法工具 。

对于以上支持代理理论的看法，原红旗(2004)给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市场环境以及缺乏解决代理问题的补充措施，因而用西方现有代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股利政策是无效的。

(四)国内对迎合理论的研究

王曼舒、齐寅峰(2005)基于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1994—2003年的数据运用逻辑回归和线性回归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并没有迎合投资者的偏好。

黄娟娟、沈艺峰(2007)认为我国的股利政策迎合投资者的需要，但只是迎合部分投资者的需要，他们以1994年至2005年间我国沪深两市1 300多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与流通股股东的偏好是相背离的，并进一步指出：公司的股权越集中，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意愿越明显，认为我国的上市公司没有考虑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仅仅考虑如何迎合大股东的需要。

熊德华和刘力(2007)以1993—2006年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为样本，从迎合理论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决策行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针对现金股利支付决策的研究发现，市场股利溢价水平较高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支付股利;进一步，对股票股利决策的分析发现相似的结果，即股票股利溢价越高，上市公司支付股票股利意愿越强。研究表明，迎合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四、简单的结论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分析可以发现，国外对股利政策的研究较早，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少理论，每种理论都试图去解释股利政策这个谜，尽管至今仍未有让人信服的答案，也正是这样才吸引着更多人去研究。相比较而言，我国在股利政策研究上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模仿研究上，对制度背景的分析和理论适用性的考量不足，缺乏基于中国现实背景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随着研究的发展，我国股利政策研究取得了不少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关注我国自身国情的同时也开始运用实证分析来解释股利政策，但是迄今为止系统研究尚有待发展，大多研究都未能形成完整适用的理论分析构架，因此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仍需深入。但是，不可否认，股利政策的理论研究对于指导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行为及国家相关监管部门股利监管制度的完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和同年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允许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票以用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等;2008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要求提高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比例不少于30%，等等。同时对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从公司角度而言股利政策应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投资利益需要，制定股利政策应迎合广大中小股东的需要;又如增加发放现金股利比例可以引导中小股东树立正确的股票投资收益理念，在股利收入与股票价格上涨产生的资本利得收益之间，应主要选择股利收入作为投资决策理念等，这有利于正确引导我国资本投资者投资回报价值取向进而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与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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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泽荣 黄文杰

第二篇：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与改善思考

摘要：凭借改革开放所迸发的强劲动力，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总体稳中趋好。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环境，国内应鸡翅保持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关注。本文对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现状进行分析后，尝试提出积极的建议来改善和推动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现状;不足;改善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即便在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影响后，我国经济也能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政策引领下，迅速得到恢复，展现出我国经济的强大韧劲与潜力。如今，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成就在世界舞台上有目共睹，已经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持续为世界经济回暖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理念，随着“一带一路”等诸多重大战略规划的有力推进，与世界更多国家建立了更加稳定可靠的经济合作关系，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前途光明。当然，在世界经济受疫情等众多复杂影响出现萎靡衰败迹象的背景下，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因此，积极对当前的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应对举措，显得十分必要。

1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

1.1 企业展现积极的发展动能

在国内各项经济金融政策的有力指引和支撑下，我国企业积极迎接新的竞争挑战，把握国内经济建设良好机遇，迅速瞄准新的利润增长点，积极通过创新转型升级为国内GDP贡献力量。有数据显示，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后劲十足，在经济发展总配比中接近50%。这得益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调控。而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极放低贷款门槛，激活创业型企业的借贷准入机制。当然，中小企业在抵御市场风险方面还无法于大型企业相比，若经营管理不力则会面临破产倒闭风险，因此需要关注到企业发展中的风险识别与防范。

1.2 金融借贷规模持续上升

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就业群体向城市涌入，在城市中展现出吃、穿、住、行、用、教、医等各方面的高品质追求，因此很多人加大了金融借贷需求，而且借贷的途径和方式不仅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还包括互联网消费金融借贷，金融借贷的数额规模在不断上升，为金融机构贡献了盈利指数。但不可回避的是，不少借贷者会出现无力还贷清债的问题，导致银行大量坏账积压，不利于银行资金流的运转，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3 居民人均消费额不断增大

在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背景下，国内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呈现积极提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传统消费向享乐型消费转变，消费环境更加多元。据相关报道称，我国居民在饮食方面的支出比重下降显著，在文化教育、通信、旅行等方面的消费占比激增，在穿着方面更追求时尚感，日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加速，人居环境大幅改善，医疗保障更有效率。不过，在居民消费市场持续壮大的过程中，也常常存在管理无序等情况，因而会对国内经济金融造成阻力。

2 推动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健康发展的积极建议

面对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的乐观形势，为避免在金融借贷、居民消费、国际金融危机、通货膨胀、贸易顺差等因素影响下出现经济金融发展桎梏。我国还应积极深入研究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特征，不断实施宏观调控，持续形成有力对策，力保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健康发展。

2.1 加强政府引领职能的发挥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并不是强权指挥，而是要积极发挥引领导向作用。对于国内经济金融的发展，政府要严把方向，研究规划更具本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紧盯经济金融发展中的短板与缺陷，合理整合和调配不同资源，及时高效地化解经济金融发展风险与危机，扫清不良因素影响带来的发展羁绊与障碍，科学引领经济保持良好健康的秩序，确保金融领域的运行规范化。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要进一步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避免国家货币受到国际收支失衡的冲击，力保国内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

2.2 促进人民群众利益的保障

国民经济的发展总是将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改善和提升人民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目标的。国内经济金融形势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就应该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其为核心来壮大基础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物质资源，优化生活条件。对于影响当代乃至后代群众利益的经济建设与金融策略要建立有序转型机制，时刻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经济金融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大的利益。

2.3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树立

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应及时基于当前经济环境变化特征来总结经验与教训，运用可持续的视角来评价和改进发展。在此过程中，应主动树立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在经济建设不同领域建立协同机制，释放经济金融发展动能。国内经济金融的发展要树立长远目标，准确把握现阶段的发展特征，科学归纳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不断思考从政策制定要执行落实等不同环节的可行性，并以此来支撑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修正，确保经济金融始终积蓄发展活力，提增国民参与市场经济的信心。

2.4 创新应对国内外变化的举措

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离不开适当的调控。我国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尽早预判危机并研究制定应对举措，才是科学调控的当务之急。现阶段看，我国要加大对先进技术的研究，积极在市场经济信息收集、统计、分析、处理、应用等不同环节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成果转化，实时对经济金融变化进行监测监控，有效识别并提取高价值信息，做好经济金融发展预测工作，制定异常应急预案，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波动的影响。

结束语

国内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总体乐观，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存在。因此要加强政府引领职能的发挥，促进人民群众利益的保障，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树立，创新应对国内外变化的举措。随着更多有力手段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运用，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将获得持续动力，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黄娟.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认识与思考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8)：123-124.

[2]李梦豪.論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认识与思考[J].中国市场，2019(11)：39-40.

[3]李艳. 浅谈金融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J]. 2019(35)：78-79.

作者：赵博英

第三篇：国内社会救助：问题归因、政策设计与研究展望

摘要：21世纪以来，国内社会救助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通过文献统计的方法，对2001—2011年这10年以来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社会救助研究的对象、问题归因、政策设计等主要论域，可以发现，学界主要从历史学、法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四个维度对社会救助的特点、转轨动因、程序正义、政策转型等开展了深入研究。未来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在内容上要从倡议性、解释性研究转向适用性研究，在视角上要强化经济学对社会救助领域的关注，在方法上要更多地引入实证分析的工具。

关键词：社会救助;问题归因;政策设计;研究展望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急需进行制度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基于对现实命题的把握和反应，学界加强了相关研究。本文以2001—2011年CSSCI检索收录的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系统梳理和评述国内社会救助研究的现状，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对象：呈现以“贫弱群体”为研究重点的态势

根据笔者对CSSCI来源期刊的检索结果，2001至2011年间，以“社会救助”为篇名的论文达到141篇，处于高位增长之中，这充分反映出理论界对民生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社会救助问题的重视。具体而言，从不同弱势群体来看，针对贫困人群、流浪乞讨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研究论文占到检索文献的一半，而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失地农民、农民工的社会救助也逐渐纳入研究视野。从地域的差异性来看，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城市社会救助、农村社会救助、城乡社会救助比较三类。其中，研究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社会救助的论文数量难分伯仲，均占41%，研究城乡社会救助比较的论文数量则占18%。这表明，社会救助的研究对象已基本涵盖城乡各类贫弱群体，呈现出以“贫弱群体”为主导、多元并存的研究态势。同时，学界开始将“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目标。

二、社会救助面临问题的“四重归因”：一个制度的分析框架

经过多年的研究，学界对社会救助面临的问题已达成初步共识，即“未实现城乡统筹、救助项目单一、救助水平偏低、救助理念落后、资金分担不合理、救助管理缺乏协调”①等。目前，学界对社会救助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脱“描述性的问题分析”阶段而转到了“解释性的原因分析”阶段，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运行不理想的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救助责任分担不清晰

(1)国家责任体系模糊。一方面，社会救助中的国家责任体系未经清晰构建。刘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未从权利角度来设置政府救助的义务，相应地也未建构起国家救助的责任体系”②。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责任划分不清容易导致工作推诿。郑功成认为，我国在理论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救助经费保障和责任分担原则，但在实践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救助的财政责任仍模糊不清，不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也导致了拨款机制和分担份额的不明晰。③

(2)多元责任网络缺失。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主体之间的社会救助责任分工难以界定。我国社会救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协作、合力完成，政府在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非常强调社会互助、自力更生和家庭责任④。

然而，在我国的社会救助实践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其他主体明显缺位，这间接加剧了个人及家庭本就淡漠的自救责任意识。另外，社会组织缺乏广泛参与，救助仅限于现金和实物救助，服务内涵亟待拓展⑤。救助责任如何在诸多社会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担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2.社会救助制度存在双重分割

学界主要就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明显存在的双重分割问题进行了探讨。

(1)社会救助部门分割。学者们发现，与社会救助相关的项目被不同的权力部门进行了碎片分割⑥，使得社会救助“没有统一的社会救助管理和监督部门，政出多头，救助政策碎片化”⑦。例如城乡低保、医疗救助、灾民救助、临时救助、应急救助、社会互助以及职工帮困、廉租房救助等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诸多社会救助项目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监督机制。各种救助计划之间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多头救助、交叉重叠与残缺漏洞并存⑧，很容易导致社会救助资源的浪费，使社会救助的整体效能大打折扣。

(2)社会救助城乡分割。这表现在城乡各自有一套独立的救助系统，城乡社会救助存在二元失衡。顾昕等发现，目前城市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和项目基本上臻于完善，但农村的社会救助模式仅限于传统的农村“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济和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等。此外，中央财政对城乡社会救助的支持力度存在较大差距，城镇的社会救助横向公平性远高于农村，东部的社会救助横向公平性高于中西部。⑨刘喜堂也指出，当前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的局限性在于未能打破城乡分割的藩篱，农村居民享受的社会救助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⑩

3.制度安排未能规避道德风险

个人福利依赖，就是一些人宁愿依赖社会救济而不愿意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很多学者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规避“个人福利依赖”的重要性。学者们发现“穷人的道德堕落与懒惰依赖”是能够转化为贫困的“社会结构因素和制度性成因”B11的，有效的反“福利依赖”措施能够扼制人们对救助金的刚性需求。B12这些研究虽然超前于我国社会救助的现实水平，却是制度设计必须警惕的问题。刘喜堂指出：“政府近年来以超常规速度建立起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间接导致了救助人口数量居高不下，救助开支水涨船高，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个人救助的福利依赖问题日益突显。”B13关信平指出，“福利依赖”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和结构中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B14。代恒猛分析了个人对“城市低保”的刚性依赖，即由于社会救助项目大多与“城市低保”简单对接挂钩，一旦享有低保，其收入将大大高于临界于“城市低保”之上的边缘户的家庭收入，这在客观上催生壮大了“懒汉”群体。B15郑功成指出由于不合理的就業激励和救助退出机制，受助对象产生了福利依赖，出现“贫困陷阱”的连环现象。B16

4.社会救助法制体系不完善

完善的社会救助法制体系是社会救助顺利开展的基础和保障。但是，洪大用发现，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依据的是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例”、“决定”、“通知”和“办法”等低层次的法规性文件，没有一部专门统一的全国性法律。B17孙静琴等从制度运行层面分析发现，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了社会救助网络缺乏关联，没有健全的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救助协调机制B18和联动机制B19。郑军等从文化层面分析了社会救助法制体系缺失的原因，认为我国根深蒂固的以“仁爱”价值观为基础的儒家施恩文化，使得立法和执法的操作性较为灵活，强制性不够。B20总之，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决策监管机制不统一、经办机构专业化水平不足、管办机构制度安排不合理，最终使社会救助运作处于低效运行的状态。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原则与对策

在对社会救助进行四重归因后，学者们提出了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指导性原则和对策建议，主要归纳为“三重原则”和“两大对策”。

1.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三重原则”

(1)多元主体合作原则。第一，国家应承担社会救助的首要责任。杨思斌等从伦理角度出发，认为“由国家伦理生发出来的国家责任才能导致国家承担救助职责”B21，并将国家责任分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B22等。第二，强调发挥个人“自救”积极性。李秉文强调就业优先和自我救助，提倡“全民就业”优于“全民低保”B23，杨成波等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B24的经验，主张要调动个人积极性。第三，要注重家庭的社会救助功能。赵永生考察日本制度后认为“家庭保障仍是社会运行保障机制的主体”B25。第四，要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肖莎和高文敏认为要积极发挥承载强大社会力量的社会组织的救助作用B26以及筹集救助经费方面的作用B27。总体来讲，社会救助需要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协作来合力完成，这是目前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

(2)公平效率并重原则。关信平认为社会救助要让所有社会成员“公平享受社会关照”、“公平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享受人性化管理”B28，实现“保基本、促发展、重人本”的救助理念。目前学界论及的“公平”原则更多地针对社会救助的一体化和普适性，主张社会救助应实现“应保尽保”B29和城乡一体。“效率”原则指社会救助制度运行的高效率，既包括高效救助管理、资金稳定运行和打造专业队伍等提高救助水平的内部高效率，也包括减少“福利依赖”、克服“贫困陷阱”和正确区分绝对和相对贫困等有效缓解贫困的外部高效率。B30

(3)普遍特殊结合原则。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已基本建立了以“三大部分、九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其中，“三大部分”包括长期生活救助、专项分类救助和临时应急救助，“九项制度”指的是长期生活救助中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专项分类救助中的城乡医疗救助、城市住房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教育救助和法律援助，临时应急救助中的农村临时救济和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等。B31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要在救助内容上做到普遍性救助与特殊专项救助相结合，使各项制度达成有效协调，发挥综合性的整体效益。关信平强调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应该遵从普遍性与特殊困难救助相结合的原则B32。徐月宾等提出由普遍性医疗保障、普惠型福利、选择性社会救助以及开发式反贫困政策组成“四驾马车”B33，这一救助方案更具体地表达了普遍特殊结合的救助原则。

2.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两大对策”

(1)制度整合，实现“社会救助制度一体化”。第一，加强制度整合与项目统筹，构建稳定的财政制度、完善的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体系。在财政制度方面，重点是要建立常规化和制度化的资金投入机制、调节机制和总量控制机制B34。在管理体制方面，学界主张通过整合救助职能，按照“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的大部制改革思路来推动部门协作，强化社会救助体系内外部政策的衔接B35，同时通过整合财政资源、救助服务、信息资源、监督机构，以完善相应的责任分担机制、服务体系、信息管理系统和监管机制等配套管理B36。在法制体系方面，侧重推动社会救助立法并尽快出台《社会救助法》B37，进一步明确完善公民救助权利、责任主体、救助标准、程序方式、退出机制等问题B38。第二，推进“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建议救助对象要打破地域、城乡、行业职业和其他群体类别等方面的限制，救助标准要兼顾统一标准下的差异性救助水平和统一标准相同水平两个层次B39。林闽钢认为需要率先实现“低保制度”的城乡一体化，然后通过对社会救助资源、职能和制度的整合，构建一个制度完整、相互协调、功能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B40

(2)方法创新，提倡“他助与自助相结合”。第一，完善他助，构建有力的社会救助制度。李志明提出基本生活救助定位于解决“收入型”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分类专项救助指向于解决“支出型”贫困群体因某种特殊原因而造成的暂时性贫困，临时应急救助主要着眼于救助灾民生活。B41还有学者提出鼓励就业的发展型救助方式B42、推进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B43、个案管理的救助方式B44等。第二，强化自助，将个人道德责任引入社会救助制度。刘敏认为要强化个人责任，提高救助门槛，推广“工作是最好的福利”理念B45。李志明认为可借助银行、税务、劳动保障和工商行政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来准确掌握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真实经济状况，制定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实施细则，建立独立的家庭收入核查认定机构B46。周凤华等在“低保对象”瞄定方法上提出了强化家计审查、增加人口特征瞄定、灵活运用自我选择瞄定、限制使用社区瞄定等组合方法B47。

四、社会救助研究视角：四个维度的分析

总体来看，国内对社会救助的研究存在历史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四个基本维度。历史学、法学的研究分别占了研究样本的14.2%、7.8%，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除了部分文章表现出明显的学科界限外，大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二者分别占文献的53.9%和56.0%。就研究重点和取向而言，历史学研究侧重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救助制度、思想与实践”和“发现社会救助的时代特点、转轨动因”，法学研究侧重于“讨论社会救助立法的性质与走向”和“公民权利平等、程序正义”，社会学研究侧重于“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运行的相互影响”和“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转型”，公共管理學研究侧重于“实现公平和社会救助的科学化”和“构建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救助制度”。

1.历史学维度：发现社会救助的转轨特征与影响因素

社会救助的发展具有顺时而动的历史性特征，历史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是发现推动社会救助变迁的深刻因素。对于古代社会救助的研究，有学者通过研究《吕氏春秋》，将吕不韦的社会救助思想特点总结为“顺应自然发展规律，针对一年之中各个时节的特点来相应地、定期地安排社会救助工作”B48。陈桦认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直接促成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B49。赵良宇分析了近代以来城市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进展，看到“近代城市的慈善救助活动具有社会成员参与广泛和重视道德教化”B50等特点。对于现代社会救助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深入挖掘了制度转轨的背景与成效。刘喜堂指出“我国现有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实现了从人性关爱到维护权利的转变。在保障的功能上已经开始从‘生存保障’向‘生活保障’转变”B51。刘敏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积极救助的分析中，挖掘了其制度转换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因素，指出在面临“金融危机、福利依赖日益严重、救助人口数量居高不下、救助开支水涨船高”B52等压力下，香港开始进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秦前红等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变迁中看到救助制度的良好运作有赖于与现行制度的衔接B53。

2.法学维度：从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的角度审视社会救助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出台引发了法学学者的热议。法学界在社会救助研究方面尤其重视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张民省认为“意见稿中有关社会救助权利、救助主体责任、救助标准、救助程序、救助方式、退出机制等问题还不甚明确，应作进一步完善”B54;刘艺和李志明否定了社会救助的“国家中心主义”，认为社会救助是一种给付行政，“不是国家给予特定公民的‘特权’，而是公民作为人而享有的‘权利’”B55。喻少如强调公民个体的“中心导向”，主张要“增加受助对象的权利条款、倡导‘亲民’行政程序、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规范社会救助调查程序”B56。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了社会救助的立法原则、特點和伦理基础。林艳琴认为我国现有社会救助立法存在缺乏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立法原则、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和受助人群的权利和义务不规范、没有将受助人群自立作为立法的出发点等问题，需要“规范社会救助的救助途径和监督机制，保障受助者的合法权利”B57，促使受助人群自立。杨思斌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了社会救助立法中的国家责任B58。

3.社会学维度：关注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运行的相互影响

学界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救助，主要研究政策本身与社会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研究社会救助本身对社会运行的影响。学者们力图证明社会救助对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认为其“有助于促进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公平”B59，将社会救助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变量B60。另一方面，研究社会运行对社会救助的影响。从宏观看，学者们认为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家战略目标转换影响着社会救助的制度选择，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应给予弱势人群高度的关注和支持。B61关信平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目标视为影响或促进社会救助转型的影响变量B62。从中观看，学者们认为政策设计影响着社会救助的运行，其中公共财政、社会主导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将影响社会救助目标的实现B63，制度衔接不力、政府投入受到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城乡人口和贫困问题的特点正在发生变化等问题也要求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B64。林闽钢认为多龙治水和城乡分割等因素会对社会救助功能产生不良影响B65。从微观看，学者们认为救助工作机制同样影响社会救助，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政府的投入力度与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对社会工作在社会救助领域中的“预防”功能、“复原”功能的发挥影响显著B66(见图1)。

4.公共管理学维度：围绕实现公平和破除福利依赖对救助政策进行调整

学者们从公共管理视角对社会救助的研究重在通过实现公平和降低成本的目标来对社会救助政策进行设计。一些研究关注“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他们提出分类救助的方法，通过家计调查掌握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真实经济状况B67。很多学者也从境外案例的分析中提出“工作福利制”B68的经验，要求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工作的救助待遇领取人必须定期向有关机构汇报寻找工作的努力，接受免费培训，并且参加社区公益劳动B69。还有一些研究关涉社会救助制度整合方面的内容，这已在本文第三部分有所阐述。

对于如何促进社会救助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学者从救助对象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动态调整受助标准B70，以受助家庭为中心通过“个案管理”，向特定困难人群提供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率的服务B71，以避免出现“以钱定人”的情况。有学者从救助方式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以提高社会弱者自身素质为导向B72，从“生活救助”转向“能力救助”B73。

五、简评与展望：基于研究现状的一些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社会救助研究正不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未来的研究应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更多借助实证的方法，进行“适用性”研究。

1.在研究内容上要从倡议性、解释性研究转向适用性研究

国内社会救助的研究内容虽然日益丰富，提出了“从消极救助到积极救助”、“从物质救助到关注能力”、“从单边行为到合作治理”、“分类救助与政策整合”等新颖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基本上是舶来品，能否直接移植到中国本土值得深思。另外，对本土问题的解释，在把握了现时代社会救助弊病的同时，还要考虑中国发展的条件限制。社会救助的预期是美好的，但在何种条件、何种环境下以何种方式应用于实践，需要学界继续回到境外社会救助发展历程本身，回溯其社会救助转型的因素(如政治体制、人口结构)、推动条件(如财政收入、执政战略)和成本等进行研究，特别需要回答的是境外社会救助制度转型之后，其模式如何得到巩固、现存的社会救助的优点和缺点等问题，从而从“知其然”的研究转向“知其所以然”的研究。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回应中国问题，把握社会救助制度的“适用性”。

2.在研究维度上要强化经济学对社会救助领域的关注

人们习惯从历史学、法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救助，继而得出其转型的方向。在提出方向之后，就需要回答实现成本的问题。很明显，社会救助的财政来源不但源于政府，还包括其他主体;不但涉及到中观的中央地方关系，还涉及到宏观的社会转型成本和微观的个人成本。对个体而言，社会救助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受助者自身的能力和福祉;对社会而言，社会救助的目的是为了低成本地实施社会救助和构建可持续的救助制度。因而，个体幸福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就构成了一个内含多种参数的假设性函数。但是，鲜有文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朱德云是“以现有经济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影响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的主要因素”B74的少数学者之一。因此，有必要加强用经济学视角对社会救助的研究。通过对各种救助方案的成本预测，得出受助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成本函数。基于不同群体、不同周期得出不同成本函数的经验意义，通过预估救助方案的成本来寻找引入新救助制度的最佳时机。

3.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多地引入实证分析的工具

以往研究大部分是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分析仅占15.6%，有43.1%的文献甚至缺乏必要的方法，使研究呈现“国外经验悬空”和“国内历史虚置”状态，既缺乏本土经验的现时代适用性研究，又缺乏境外先进经验的本土化研究，无法创造一个理论假设与经验时空对话的空间。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就必须注重实证分析，引入诸如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定量分析、经济模型等实证分析工具。在进行实证分析时要把握三点：第一，要辩证评估本土经验的现时代实用性。中国历史上不乏社会救助的思想与实践，要结合历史分析的方法提炼本土社会救助的经验和模式，分析其成果绩效和影响因素，找出传统救助模式的现时代延续性意义或者终止性条件。第二，要客观评价境外先进经验与理论。社会救助本身是社会转型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变化一定以本土性条件作为支撑。作为舶来品的社会救助引入中国，是否能够發挥同样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论。第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制度嫁接时，要结合国内部分地区的改革试点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通过设计实验程序进行政策试验，通过问题情景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等环节，充分论证代价成本，争取以较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效益，构建社会救助改革的相关模型，从而提炼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方案。

注释

①B17B59洪大用：《完善社会救助，促进社会和谐》，《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2期。

②B55刘艺：《给付行政的法律特质——以〈社会救助法〉(草案)为示例》，《河北法学》2010年第11期。

③B16B3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救助与福利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63—66页。

④黄晨熹：《社会救助的概念、类型和体制：不同视角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⑤⑩B13B51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⑥王思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之发展》，《文史哲》2007年第1期。

⑦B15B35代恒猛：《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

⑧B41B46B67李志明：《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研究：权利界定、目标设计与政策建议》，《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⑨顾昕等：《中国城乡社会救助的横向公平性》，《东岳论丛》2007年第1期;顾昕等：《中国城乡社会救助筹资水平的公平性》，《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B11刘继同：《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变迁与核心争论》，《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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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6陈成文、罗竖元：《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一项评估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

B69顾昕、高梦滔：《中国社会救助体系中的目标定位问题》，《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4期。

B70何平、张远凤：《论我国的社会救助标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B72陈剩勇等：《关于建构浙江省现代社会救助体系的若干思考》，《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7期。

B73华伟、梁鸿：《构建科学高效的城市社会救助民生数据系统》，《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2期。

B74朱德云：《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状况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11年第4期;朱德云：《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责任编辑：海玉

作者：吴晓林　姜耀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