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大学形式与政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通过操纵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调节利润、掩盖核心业务亏损的目的，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新型方式。文章对“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董事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期间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发现董事辞职与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存在关联。
第一篇：大学形式与政策论文
论产业政策的法律效力与形式
〔主持人语〕随着能源供应的日益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了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与立法问题也成为国家政策制定和立法的焦点问题。继2005年国家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其他部委先后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有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立法的理论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点，教育部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立法研究”列为2007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通过跨部门、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突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与立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可再生能源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协调与配合，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制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的形成，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与机制，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作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种类的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专项产业政策与立法的形成以及可再生能源立法体系等。本专栏所刊发的几篇论文，分别对《可再生能源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配合与协调、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效力、对可再生能源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立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摘要〕 中国改革依循的产业政策在纵深发展中面临政策规范的效力和形式问题。产业政策的效力可以在经济学和法学语境下讨论，前者侧重效率，后者侧重合法性并可分为静态的规范效力和动态的实施效力。产业政策的形式是指产业政策的规范体系。依照“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决定效力”的理念，产业政策需要处理好与产业规划、产业法以及相关立法之间的关系。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采取立法先导的方式，在确保产业政策的体系性和权威性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法律效力;产业政策的形式;产业法;可再生能源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政策是国家基于特定目的对于产业结构为中心的产业要素进行管理的规范体系。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始自二战后的日本。1946年，日本为恢复国民经济、解决旧经济结构的矛盾，吉田内阁采纳东京大学有泽广巳教授的建议，将有限的生产资料集中到以煤炭为中心的重点产业，并施以低息贷款、价格补贴等支持措施，有效促进了工矿业的全面发展。该政策实行传统凯恩斯经济学忽视的总供给管理，与以往欧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有所不同，被学者视为是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开始。[1]其后，日本通产省根据经济企划厅确立的规划目标，分阶段、有侧重地制定产业政策，逐步构建起组织健全、形式完整的产业政策体系，为战后经济快速腾飞提供了政策支撑，强化了世界对产业政策功能的认知。事实上，产业政策是许多国家长期使用的经济管理手段，从德国李斯特倡导的产业保护到美国1933年的金融分业改革，从中国古代西周的井田制到清朝洋务运动的官办军事工业，都是国家对产业管制的表现，管制所依托的政策工具也具有产业政策的色彩。不过，当代学者关注的产业政策是各国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共时性现象，是开放世界中融合政府职能变迁、政府间竞争与合作、公众民主参与、法治意识高涨等因素而生成的普遍社会政策，譬如能源危机下各国出台的能源政策、技术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环保政策等，都是针对共同的世界性主题而采取的主权应对措施。在此层面上，日本战后产业政策因其在赶超欧美、争夺国际竞争地位的现代性和先验功能，成为学界热衷参照的蓝本。
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产业政策导向特点，表现在：宏观政策上采取“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思路，依照地缘优势发展特区、流域、边贸经济，形成南方-沿海产业集聚区，其后向内地辐射，以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繁荣;微观政策上针对“二元经济结构”面临的生产效率问题，持续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改革，通过利益机制激活工农两大传统产业的资源配置方式。30年的改革实践可以证明：产业政策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性、诱导性制度，是推动法治进程的先决条件。譬如，国企改革是依照政企分开、逐步塑造有能力适应市场调节机制的独立主体的思路展开的，国家为此出台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6)、《公司法》(1993)等法律。但是，国企改革更多根据循序调适的产业政策展开的，从扩权让利、推行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试点，到“抓大放小”、战略性改组，均涉及到产业组织、结构、布局及技术等综合性问题。可以说，跟进改革的制度设计是“双轨”并进的：一是动态、政策层面上的产业发展规范，二是相对稳定的企业组织及其相关活动立法，前者为后者提供价值导向和行为界域，后者为前者提供载体和实施平台。
由此看来，中国的改革既不缺乏制度化的产业政策，也不排斥政策发挥功能的机理。但是，在经济社会纵深发展的环境中，诸多因素对产业政策提出挑战：其一，随着市场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展以及企业自主权的增强，产业政策的功能受到制约;其二，随着立法技术的发展，产业政策需要通过形式不一的规范来分解其目标与内容，规范之间的协调性有待提高;其三，随着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变迁，产业政策需要保持政府间的层次性、关联性，其基础是要划定政府间的产业规划权。这些挑战带来的现实问题，目前并没有充分的求解，譬如2007年广东东莞市提出辖区内废除养猪业的设想，在招致广泛争议后戛然而止。因此，在学理上有必要厘清产业政策的功能与效力，明确产业政策的形式意义。
二、产业政策的效力
产业政策的效力具有多层含义。在经济学语境中，它用于描述政策对资源配置的效果及其对社会福利的满足程度，其实质是政府干预产业的影响力。在法学语境中，它可以分为产业政策各类规范间的效力关系以及政策目标的实施状态两个方面。经济学语境中的效力讨论试图解决政府干预产业的范围和程度问题，其判定标准侧重于效率;法学语境中的效力讨论旨在解决政府干预产业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其判定标准是合法性。对于渐次推进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的中国而言，融合两种语境的讨论更易于解释本土制度设计的特殊性，以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经济学语境下产业政策的效力解释
产业政策作为一种外在变量，是政府有目的干预产业的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2]但这并不妨碍特定时期产业政策用于满足政治、军事、文化等环境的需要。因此，产业政策的效力生成应当考虑客观社会经济环境。日本经济学者曾就产业政策对经济高速增长究竟产生多大影响产生过广泛争论，在认可政策的必要性时，多数学者特别强调其对日本社会状况的推动力，譬如筱原三代平提出的战争破坏性与恢复速度的逆反关系、贸易环境恶化导致出口增加、现代大工业与简单作坊共生、积极引进外国新技术以及富有周期的景气循环波等增长因素。[3]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引致政策目标的多元性，进而会影响产业政策效力的评价标准。
与日本战后不同，中国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环境是农业比很大、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大、企业缺乏自主权、市场发育很不充分。为此，改革采取渐进式的“试错法”路径，以产业组织改革为基点，把引进外资与国有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改革有机统一起来，逐步塑造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要求的市场主体。当主体意识和权利被激活后，产品多元化和竞争机制就逐渐形成，技术、管理不断升级，原有经济结构随之要求调整。1986年，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首次将“产业政策”写入政策文件。之后，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国务院文件中，陆续对产业结构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专项产业(如汽车、电子、软件)发展、区域产业布局等作出指导性安排，譬如国务院发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1989)、《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2005)以及发改委发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等。从内容来看，这些产业政策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有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替代了市场。[4]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公用事业为例，20世纪后半叶英美等国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外包”公用事业，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中国目前中央地方府际间事权尚未界清，政企关系尚不清晰，加之公用事业的准公共产品特点(如电网的自然垄断性与发电、输变电的竞争性)，要划清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边界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传统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下探索政府权力、功能边界是渐次完善产业政策效力的权宜之计。
经济学关注产业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弥补，可以通过各竞争理论流派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反映出来。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崇尚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这是纯粹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分别利用其竞争理论影响美国经济政策，前者从经验研究出发，倡导通过干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来间接改善预期的市场结果;后者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弱化竞争政策作用，将竞争目标仅归结为消费者福利最大化。[5]两大学派的观点分歧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理论设定的假设前提有密切关联。面对动态发展的社会，任一学派都无法持续充当政策的基础。这既有理论因素，也有非理论的政治斗争、社会力量抗衡乃至国际环境等因素。竞争政策是产业政策的基础。竞争政策涉及到的产品、行为、结构、福利等因素间关系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产业政策的目标设计和落实。其中，产品的竞争关系是产业规制的逻辑起点，围绕产品竞争而形成的市场行为、结构、后果的缺陷和偏差，是产业政策形成的原因。譬如，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禀赋差异和流动壁垒，促成打破地区封锁、加强区域间合作的产业布局政策;产品的国际差异，又促成产业技术升级、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政策。如此，创造一个符合国情的产品竞争环境是产业政策发挥效力的必要前提，经济改革的体制目标为之确定了若干环境要素：独立的市场主体、统一的大市场、有效的政府以及良好的社会公共政策。而塑造这些要素需要脱离开纯粹经济学的理论设计，糅合进公共管理、政策科学等内容，从而使经济学语境下的产业政策效力外在表现为法学语境下的政策效力。
(二)法学语境下产业政策的效力解释
在法学语境下，产业政策的效力表现为产业规范的效力，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理解。静态效力是指各类产业政策规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产业政策形式上的效力。动态效力是指产业政策规范具体实施所产生的影响，表现为规范对企业、市场、宏观经济、社会福利等的影响。产业政策的目标一般是多元化的，动态效力因此也涵盖了经济学语境下的政策效力。1.产业政策的静态效力：规范效力
经济学多从政策工具角度理解产业政策，将其作为外在变量置于分析模型中考察资源配置的效果;法学则从规范层面理解产业政策，将其置于特定政体中考察其规范来源及其效力的合法性。在现行规范体系中，产业政策规范凸现出显著的形式各异、庞杂交错的特点。形式上，产业政策不仅通过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得以规定，还大量通过党的文件、国家规划、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安排乃至于偶发性的文件、命令等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现状存在的基本原因是产业规制问题的结构性、复杂性，譬如推行节能措施涉及到节能产品、企业、技术，节能教育、消费，节能推广、监管以及节能促进(如奖惩、优惠)等多部门、多环节工作，各管理主体因其职能制定规范，在利益相左时，规范的冲突在所难免，目前常见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府际间的规范冲突，即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相互之间的规范冲突。此外，大量偶发性规范(譬如关闭小企业、全行业停业整顿)也会削弱规范间的效力。
规范间效力关系的模糊及冲突是中国法治社会构建中比较普遍的问题。这里既有权力(利)和利益界限不清、缺乏可行的调和机制问题，也有面对新问题缺乏规范创新、立法技术落后等因素。近年来，国内法学界开始借用并引进国外“软法”理论，对一般不具有司法适用性，但实际上产生法律或者非法律效果的制度进行考察。其中，政法惯例、公共政策是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6]结合内容来看，产业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软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产业规制首先是对市场失灵的弥补，而判断何谓失灵并采取相应措施需要依据繁杂的社会治理机制，市场的灵活变动又使得产业政策不可能呈现“硬法”所具有的严格逻辑规范以及公权力保障;另一方面，市场效果是企业、消费者、政府、非政府组织机构等社会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民主化社会治理中，各方主体都有相应话语权和行动自由，决策中便呈现出规则纷呈的现象。当然，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基本还是由政府制定发布的。但是，面对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方向，政策规范的效力在实施中明显暴露出“软法”的弊端。
2.产业政策的动态效力：实施效力
产业政策的价值目标需要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才能得以体现，这涉及政策的实施。政策实施是将抽象规范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社会管理过程，既包括政策对象依循规范自我调整的过程，也包括政策管理者依照职能引导、监督规范转化的过程。与财政、金融等需求管理政策不同的是，产业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普遍具有利益取向和竞争要求的主体，政策实施的障碍很多，表现在：其一，产业政策首先是政府间权力和利益调整的工具，比如中央要求地方关闭“五小企业”，必然触及地方政府利益，在府际间产生利益冲突，增加政策实施的难度;其二，产业政策的终端受体是众多利益驱动的企业群，缺乏刚性约束的规范对企业充其量只会产生“广告效应”;其三，产业政策通常需要相关市场主体(如商业银行)的支持，在竞争性市场中，这些主体不会轻易牺牲个体利益去换取社会利益，除非有社会声誉、社会责任等激励性机制;其四，政府可以控制的各种资源通常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在地方权力膨胀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财力控制产生的影响趋弱;其五，产业政策对普通民众的参与性考虑尚不够充分，从而缺乏推动政策实施的社会大多数。
妨碍产业政策实施的因素很多，但这并不否认业已实施的部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尤其是通过行政命令或者特殊制度安排直接实现政策目标，譬如对外商投资项目实行禁止、限制目录管理，从市场准入环节对市场结构进行政策安排;或者采用强制性技术标准，将不符合标准的企业排挤出市场。需要明确的是，产业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动态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是各产业及其相互间关系的问题。在此意义上，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并且需要整合、协调这些力量。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力的原因是政策规范没有涉及法律责任，因此缺乏行为后果的预期，造成行为的任意性。这是对产业政策的片面理解。产业政策规范可以是宏观的产业结构安排，也可以是微观的产业准入管制。各层面政策规范所设定的权义关系是有差别但是相关联的，如政府产业监管责任、企业产业竞争责任、消费者产业监督责任等。一些规范之所以流于形式，与制定产业政策的理念、方法、技术等方面的滞后性，以及体制转轨存在的过渡性问题有关联。在渐变的体制框架内，从规范层面对产业政策进行合理调整，有利于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
三、产业政策的形式
产业政策的形式表现为各类产业政策规范。如前所言，目前中国产业政策规范尚缺乏合理、科学的安排，并因此影响到政策实施的效力。为此，需要明确思路、创新方法，理清各种产业政策规范间关系，并实行规范间的科学整合，使其符合宪政结构所要求的规范体系。
(一)确立“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决定效力”的基本理念
产业经济学构建了比较成熟的产业理论，譬如产品周期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产业趋同理论、产业结构合理化理论等。依据产业理论对产业现状分析而得出的产业问题，构成产业政策形式的直接依据。选择何种规范形式解决产业问题，需要首先考虑产业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根据立法权限通过不同形式具体安排产业政策，即“内容决定形式”，譬如由中央政府制定综合性中长期产业规划(政策)以及重要的专门产业规划(政策)。由于不同产业政策形式的制定主体在既定宪政结构中拥有稳定的权力界限，主体间的权力关系直接影响到政策规范的效力，即“形式决定效力”。那么，如何区分产业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在府际间分配产业问题的规制权?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话题。从产业政策追求的利益目标出发，中央政府适宜解决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宏观性、主导性问题，地方政府适宜解决产业组织、产业技术等微观性、辅助性问题。在各级政府内部，综合性、基础性产业问题由本级政府管理，其余可由政府职能部门乃至于授权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处理。不过，产业政策并不适宜层层决策、各自为政，否则会强化“地区封锁”的弊端。基于市场一体化的体制目标，产业政策更应突破区域樊篱，鼓励跨区域协商、合作的产业政策形式。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制订的产业合作协议就是很好的政策创新，譬如《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2005)、《环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协议》(2007)。
(二)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划、产业法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规范中，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划、产业法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相互交叉重叠或者缺乏衔接的问题较多，影响政策目标的权威性和连续性。
1.产业政策与规划的关系
产业政策是否等同于规划(本文与计划同义)，在学界存在争议。在经济学语境中，产业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同属于调控总量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规划则是与经济、法律、行政等并列的宏观调控手段。[7]在法学语境中，由于这两个概念是从经济学移植过来的，学界对其内涵的争议缺乏建设性结论，更多是从其表现形式进行考察，“软法”研究即是一例。日本的经验是，经济企划厅负责制定政府总体经济计划，通产省负责制定具体产业政策;国民经济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各个方面的产业政策。[8]中国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计划管理的重点应转向制订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可见，规划与产业政策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按学者分析，规划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指标管理，即规划内容、任务和目标的具体化和数量化。[9]如果规划是某行业的发展目标与政策工具，制定机关也可以将其外化为产业政策。不过，规划形式比较单一，产业政策形式则是灵活多样的。
在中国目前的宪政结构下，综合性中长期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是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表决后的规划对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各地区规划、专项规划原则上要符合现行权力配置和服从关系。产业政策则是执行规划的一种手段，由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采用不同形式制定并落实。当产业政策采用法律形式时，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通过，譬如《农业法》、《城乡规划法》等。
2.产业政策与产业法的关系
产业法是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在技术上表现为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产业政策。日本政府在推行产业政策过程中，也适时将其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产业基本法被视为产业“母法”，[10]规定某一产业或者整个产业的基本方针，内容相对比较稳定。此外，日本还根据形势发展制定一些临时性法律规范，如《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中国也有类似做法。譬如，1993年通过的《农业法》规定了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农业科技、农业环境保护、农民权益保护等事关农业发展的多方面事项，内容原则、笼统，不具有直接的执行力，但是明确了农业发展的基本方针、目标、思路和措施。事实上，推动农业发展更为具体的规范是中央在1982-1986年期间发布的5个“一号文件”以及自2004-2008年恢复发布的5个“一号文件”。这10个“一号文件”结合当下农村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农业发展的方向和措施，某种程度上成为年度农村工作规划。因此，产业法未必要等到产业政策的成效显著时才推行。相反，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是，采取何种形式能够更加有利于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务院2000年6月24日发布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就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软件、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目标及其政策工具作了原则性规定，是将产业政策法规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比起零碎、杂乱的政策规范，这种在技术上比较正式、成熟的政策形式更利于促进产业政策的系统化和权威性。
当然，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争议，比如产业法能否称为“产业政策法”、产业法如何规定产业责任。笔者认为，称谓的争议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理念问题。美国2005年《能源政策法》就是将产业政策与法有机结合的实践。该法没有停留在常规产业政策的原则性指导上，而是通过具体指标与时间表、禁令、责任等形式，使政策目标便于落实，譬如政府从2006年起10年内给予新法各项计划配套总额为145亿美元的减税优惠及补助;所有政府建筑从2006年至2015年间，单位面积的建筑能耗应该在2003年基础上每年降低2%;从2007年起，美国将原有“夏令时”时间增加四周等。[11]对于类似的主题，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若干部门次第发布文件，造成目标与措施间的协调性降低。基于同样理念，一些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过分强调形式上的“产业政策”，譬如以《××产业政策》为名，内容上缺乏足够的创新。
3.产业政策与相关立法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现行经济立法中，产业政策是指导各类经济活动及其管理行为的基础。理由是：其一，产业政策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细化的基础形态，政府可以做什么?市场可以做什么?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市场发展的目标模式是什么?都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明确下来，这也符合中国产业政策的现实。其二，产业政策是政企行为规定性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行为以不妨碍市场调节机制及其效益为界限，企业行为通常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为界限，此类规定在市场准入、监管制度中随处可见，如项目特许经营、贷款审批、股票上市核准、税收优惠等管理中。其三，产业政策是弥补其他立法滞后的替代方式，市场总供给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市场变化要求规则及时跟进，在立法修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适时出台的产业政策可以弥补规则缺失的不足。
基于产业政策的基础功能，涉及政策支持工具的各部门政策或立法，应当主动配合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否则，产业政策可能流于形式。为夯实产业政策的基础性，国家需要明确产业政策的制定权限，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并确立统筹兼顾的审核制度，以提高企业和社会公众对产业政策的可预期性，为政策的实施创造合法性和民主基础。
四、一个范例：可再生能源政策
可再生能源也称新能源、非化石能源，是传统能源面临枯竭、污染严重等问题时，世界各国不断开发、利用的新资源。中国在能源基本立法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于2005年2月先行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作为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母法”，该法原则规定了新能源发展的规划、产业指导和推广应用，并且具体设定了电网企业依照上网电价全额收购新能源电量的义务，并对相关费用分摊做出安排。作为新能源推广的关键制度，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1月发布《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配合《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该办法对电价制定、费用支付和分摊的具体办法做了规定，为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立法支持。2007年7月，国家电监会发布《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为前述制度提供了实施保障。
不过，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很多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譬如，该法规定了可再生能源资源总量的调查和规划制度。2006年中央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对并网风电装机、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提出500万千瓦、550万千瓦的目标，并倡导开发利用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随后，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4月发布《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将可再生能源生产量确定为：至2010年，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占24.46亿吨标准煤的7.5%和0.5%;并提出“以规模化建设带动产业化发展”的建设目标，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低成本规模化开发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对目前国际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现状进行比较说明，重点对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以及水电、生物质、风电、太阳能等重点发展领域提出规划目标。譬如到2020年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国内可再生能源装备能力，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农户普及率达到70%以上。针对这些目标，该规划还提出投资估算和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分析，并对重点发展区域和项目提出建议和安排，譬如在2010年前，在广西、重庆、四川等地建设若干个以薯类作为原料的燃料乙醇试点项目;到2020年，建成新疆达坂城、甘肃玉门、苏沪沿海、内蒙古辉腾锡勒、河北张北和吉林白城等6个百万千瓦级大型风电基地，并对实施保障措施作出原则性规定。
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对“十一五”时期可再生能源的形势任务、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总体布局、重点领域以及保障措施、激励政策做了规定，是指导“十一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引导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据。但是如同前述所有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规范性文件一样，规划在支持和保障措施方面是一个明显的“软肋”，譬如财税政策的扶持、市场供求的保障、技术水平的提高等方面的规定缺乏实质性措施。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政府间协调与合作，产业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在日本，产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需要提交负责财税、外资管理等事务的大藏省以及内阁法制局，前者从政策支持角度进行审核调整，后者从合法性角度审查。有些重要决策需要经过国会讨论来决定。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而言，因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作为产业政策中的基础政策，可再生能源政策理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国务院依照职权制定发布相关文件，即便是由发改委出台的产业政策，也应当事先取得相关配合部门的同意，将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保障措施提前落实。
应该说，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是首先通过正式立法形式来确定产业政策相关内容的，即产业政策制定初期即采取立法形式，使政策边界得以明确，为日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延续提供了法律依据，保证其实施的权威性和连续性。这种思路值得其他产业规制予以借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以“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名义出台的文件，如果需要制定，理应将在包括产业规模化、市场竞争监管、技术研发、财税支持等在内的支持措施方面下功夫，将相关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五、建议和结论
随着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职能的扩展，以及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增强，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就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方式。如前分析，推行规范化的产业政策既需要调整经济管理理念，也需要调整政府管理职能。为此，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需要符合市场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要求，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其一，提高产业总体规划的意识和能力。日本产业政策的重要特点不是对个别产业的扶持进行研究，而是就经济整体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一般平衡分析，这种产业整体构想集中体现为通产省产业结构审议会每10年一次的“产业结构设想”。[12]中国也相继发布过类似文件，但更多反映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中。
其二，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产业规划权。中央与地方的规划权限在《宪法》中作了原则规定，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封锁”，客观上造成许多分散的市场。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对某一产业或者数种产业发展的规划权，是确保产业政策上下协调一致的前提。当然，产业规划权作为地方自治权的一种形式，其权能更多需要依赖地方自治权的界定。
其三，推进产业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产业政策直接调整的对象是广大企业，也影响到消费终端的广大公众。为确保产业政策的有效落实，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吸收企业、民众等参与。日本产业政策决策民主化的核心是采取“官、民联合”的决策方式，在决策中发挥市议会、民间经济团体的作用。[13]日本政府设立各种职能的审议会，作为政府决策的咨询机构。审议会成员从企业家、知识阶层、政府官员中选拔。审议过程中，冲突的利益集团的矛盾能够得到调整。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立法中也逐步引入民众参与形式，但力度还不够。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需要更多考虑企业、民众、非政府组织等的利益。
其四，尽快确定实施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很多产业政策表现为“软法”，是因为规范缺乏“硬约束”。为此，政府之间、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需要构建合理的协调机制。日本在产业政策实施中，经常采用行政指导方式，即通过各种意见、建议、希望等方式将政策“软化”。中国政府也采取座谈会、协调会等方式处理政策实施障碍，但不够普遍，企业和民众支持的基础不够充分。同样，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也没有形成制度，府际间的纠纷尚没有可行的救济途径。为此，可以借鉴日本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的改革措施，设立“国家地方纠纷问题处理委员会”，公平、独立地审查中央地方的矛盾。[14]
其五，创新各类产业政策的独特制度。产业政策要得以推行，首先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创新性。量化指标管理是很多产业政策惯常采用的措施，但如何将量化指标落实到具体的企业行为，就需要根据行业特点创新制度。强制上网收购是《可再生能源法》设计的一项制度创新，围绕该制度，立法还设计了并网发电的特许经营以及费用分摊制度，将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较好地体现了产业政策的特点。有观点分析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时指出，汽车产业制定者过于迷信政府干预的效力，甚至没有认识到政府在培养汽车产业市场机制方面的职责，导致2004年汽车产业政策几乎是禁止性的进入限制。[15]这是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注意的。
其六，强化产业责任。产业政策是一项宏观调控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宏观政策中不能确定具体的产业责任。按照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只要规范明确了权利义务内容，就可以生成违反义务的责任，譬如《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电网企业按规定收购新能源电量的义务，相应在“法律责任”部分就明确规定企业不按规定收购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当然，这种义务-责任的对等关系建立在强制性义务规范基础上。对于非强制性义务规范，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宣传、非正式协商等方式来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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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 彪
第二篇：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形式与实质
【摘 要】 通过操纵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调节利润、掩盖核心业务亏损的目的，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新型方式。文章对“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董事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期间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发现董事辞职与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存在关联。董事辞职形式上是个人原因，实质上是构造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的会计政策差异，达到变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的目的。对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差异操纵业绩的行为，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关键词】 董事辞职; 重大影响; 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瑞幸咖啡
一、引言
瑞幸咖啡虚假信息披露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影响中概股声誉和证券市场信任机制，也让虚假信息披露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呈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趋势，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公害[1]。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不断“转型升级”，由过去的应计项目操纵，逐渐升级到真实活动操纵[2]、分类转移操纵[3]、核心费用向下转移操纵[4]、线上线下项目间转移操纵[5]以及会计科目归类操纵[6]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近年来，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构造交易或事项创造适应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条件，利用资产重分类和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掩盖核心业务亏损成为上市公司新型盈余操纵方式。这种符合准则导向的盈余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的合规性、实质上的操纵性，由于较强的隐蔽性，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危害更大。
新浪财经(2019-10-23)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深交所质疑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①，董事辞职案例讲述的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61，投资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08，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拥有一个外部非独立董事席位，代表投资方在被投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的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
本文以董事辞职事件为研究案例，结合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投资方的业绩趋势与业绩特征，分析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的实质原因，研究发现董事辞职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资产归类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为规避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创造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营业利润、净利润的目的，本文建议从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披露、发布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以及加大交易所追踪问询力度等方面压缩会计准则的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一)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准则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业务模式和现金流特征，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②可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类型划分不同则适用的会计政策与业绩影响会有较大差异。同类资产因准则差异采用不一样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差异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根据《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转移》等准则，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按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在会计政策、投资收益、重分类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
董事辞职是否产生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发生表1“A→B/C”类重分类、是否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取决于投资方持有的权益性投资能否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的判断，一方面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即持有被投资方表决权股份比例大于20%但低于50%;另一方面考虑“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方的董事代表是否辞去被投资方的董事职务，成为投资方能否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表决的关键，决定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影响权益性投资是否由表1中A1类资产重分类为B类资产，进而影响是否合理确认重分类收益。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前，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符合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后，丧失了董事会的参与表决权，投资方持有的8.37%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遵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高管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引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经济后果[7]。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丧失对被投资公司的重大影响后，发生表1“A1→B”型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事项主要有：(1)重分类日(或转换日)，冲销对被投资方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重分类日或转换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对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計入当期“投资收益”;(2)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与被投资公司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由“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3)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需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投资方“关于2019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和公司公告(2019-109、2020-039)，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涉及当期“投资收益”调整为：(1)重分类日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338 424 313.42元③;(2)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71 050 644.9元;(3)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的份额，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107 978 109.55元;(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134 079 210.07元，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累计增加当期收益658 665 331.3元④(2019年报披露经审计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董事辞职引起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为投资方带来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一)投资方的业绩压力
投资方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专注射频识别技术与产品研发，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选择2015—2019年投资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其经营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利润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绘制成利润趋势图。经营利润反映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后的净额来衡量。
图1的业绩趋势表明：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趋势线基本重合，说明公司营业外收支对净利润影响较小，表征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长期亏损(零值线下)、投资收益较好(零值线上)，营业利润呈年中亏、年末盈的盈亏交错趋势，投资收益则年中低、年末高与营业利润保持同方向波动。2018年投资方营业利润出现巨额亏损、投资收益却出现异常增长，2019年两者均异常增长。图1的业绩趋势反映投资方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净利润贡献突出，且投资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存在交错扭亏为盈的业绩趋势。
(二)投资方的业绩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选择投资方2015—2019年的半年报、年报以及公司公告，计算出经营毛利、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权益法投资收益及占比、投资收益贡献率等业绩信息(见表2)。经营毛利反映投资方主(兼)营业务的盈利情况，由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净额表征，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
如表2，公司期间费用高于经营毛利，表征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即经常性损益长期亏损，投资收益的贡献突出，业绩特征表现为：
1.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弥补经营性亏损
投资方的经营利润2015—2019年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投资收益金额在2015—2017年期间均大于经营性亏损，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3 586%、267%、688%，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28%、2 723%，说明在经营性业绩持续亏损状态下，投资收益成为投资方公司调节营业利润、净利润的主要手段，投资收益成为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工具。
2.投资收益随营业利润盈亏呈规律性变动
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营业利润(净利润)盈亏交错，投资收益随之升降起伏，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则反方向波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15—2019年期间均超过50%(2016年为100%)，且在2016—2019年期间呈现规律性波动，即分别由半年报的100%、96%、88%、53%下降到年报的36%、30%、2%、7%，同期投资收益总额分别增长794%、365%、6 338%、828%⑤，说明终止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投资收益逆势增长，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置，或者创造资产重分类条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收益，或者因资产重分类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获取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
当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或重分类增加投资收益，达到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通过操纵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条件，设计《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适用条件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适用条件，达到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进而“合规性”地确认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通过“投资收益”达到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尤其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調节利润的工具。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1.投资方公司股票存在ST警示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修订)中关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对股票交易实行退市警示，股票将被ST预警。辞职董事所在的投资方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亏损19 547万元，如果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在2018年财报对投资收益说明中提到“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⑥，通过出售被投资方股份获得投资收益7 396.08万元、占净利润的41.31%， 2018年投资收益的特殊表现仍无法扭转业绩亏损。投资方2019年3季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项目亏损1 507.77万元，如果经审计的2019年财报净利润继续亏损，就会触发退市预警条件，股票将被ST警示。因此，投资方2019年存在巨大的业绩扭亏压力。
2.董事辞职导致确认巨额投资收益
投资方在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已经亏损，2019年核心业务继续亏损的趋势下，若201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不能扭亏，其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再次选择利用投资收益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通过减少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一是全部或部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获得处置收益或减持收益，二是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发生如表1“A→B/C”型交易或事项，创造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实质条件，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获取资产重分类收益。在2019年业绩压力的推动下，投资方为了确认投资收益，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一系列转让和重分类，包括：(1)减持被投资方股份(公告2019-031、043、125)，减持股份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3 719.27万元;(2)出让全资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4 192.13万元(公告2019-077);(3)投资方高管选择2019年10月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79 274万元，扣除终止权益法核算导致的投资收益减少6 360.7万元，投资方2019年3季报增加投资收益71 485万元。2019年报中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董事辞职最终为投资方增加收益约6.59亿元，审计认定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⑦。
3.董事辞职的实质是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投资方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判断条件，通过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ST预警风险。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的目的是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通过形式上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丧失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的表决权，构造因重大影响丧失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其目的是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因此，投资方在面临ST警示压力下，为了扭转业绩连续亏损的趋势，董事辞职成为改善投资方业绩的操纵方式，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间的差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认定的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剔除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9年报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成功实现业绩反转和规避股票被ST警示的风险。
四、规避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的措施
投资方利用高管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达到将权益性投资由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利用《长期股权按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条件，通过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退市风险。这种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在准则范围内创造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条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规避上市公司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需要各方协同监管、识别上市公司的各种操纵行为。
(一)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指标的披露
董事辞职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表面上營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实质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改善，这种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容易误导投资者理性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功能[8]，有助于识别高管的行为动机，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重要依据。魏涛等[9]发现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倚重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董事辞职实质上是利用投资收益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解释能力[10]。《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前，投资收益的披露方式在营业利润之后，投资收益不影响营业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投资收益成为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包括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损益反映企业的核心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涵盖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大量非经常性损益的出现导致营业利润的决策有用性日益下降。
为了规避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施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如董事辞职案例中通过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丧失条件，确认巨额投资收益达到提高营业利润的目的，建议调整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构成内容，将营业利润分解为核心业务利润、投资利润和筹资利润，排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相关损益对核心业务利润的影响，核心业务利润由企业经营活动利润构成。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核心业务利润，即使出现董事辞职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也无法调节核心业务利润指标。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内生性增长、经常性损益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二)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过度原则导向[11]，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纵空间[1]。为了规避业绩预警风险和退市风险，核心业务连续亏损类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掩盖真实业绩亏损的事实。过度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差异，如持股比例没有达到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从持股比例的形式上不能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委派外部非独立董事，参与被投资方的权力机构表决，实质上对被投资方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持股比例低于20%的权益性投资选择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若投资方没有委派董事，则视为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同样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是否外派董事成为遵循不同会计准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提供了选择空间和机会，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缺少系统化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给上市公司设计资产重分类条件实施盈余操纵提供了辩解的合规性理由，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了13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对会计政策选择或调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和解释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交易或事项确认要求。为了规避监管，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准则选择的判断条件，通过复杂交易或事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复杂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依据和指引日益模糊，建议在企业会计准则原则导向的基础上，对存在差异或漏洞、运用会计判断或会计估计的会计准则辅助以更多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如权益性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资产重分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变更损益的披露方式等给予指引和指导，压缩会计准则差异的操纵空间。
(三)加大交易所的持续追踪问询力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采用反复发监管工作函进行追踪问询，要求华仪电气对历次问询事项与历次回复内容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详细说明，华仪电气在重复问询、持续问询压力下回复内容自相矛盾，自曝20亿元的财务黑洞⑧。上海交易所通过持续追踪问询制度揭露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的成功案例，值得监管机构学习和推广。监管机构问询函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求上市公司对一些操纵行为、误导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加以解释，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交易所问询函“以披露促合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其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如交易所问询函制度不仅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12]，还可以提高年报的披露质量[13]。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或事项，通过问询函方式可以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增量信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动机，增加内部人操纵业绩的难度。对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净利润与实际经营状况长期背离、严重偏离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应将其纳入长期监管的范围，给予持续的重点关注。对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借助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行为，建议监管部门采用“穿透式”的持续追踪问询方式，通过“重复问询”“持续追踪”等方式要求被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对引起业绩变化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详细的说明，还要求其对过去的类似操作、未来可能的类似操作以及业绩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除了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增量信息和前瞻信息之外，还可能会使上市公司自爆问题、戳穿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的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深交所关注函〔2019〕第362号)质疑权益工具投資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投资方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公告(2019-106)中详细解释了董事辞职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实质是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论证因董事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对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该项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理性。如果深交所在2019年报披露前追加问询、持续问询，对董事辞职事项重复问询对2019年报的影响、以前期间及未来期间的类似操作事项，将导致投资方披露更多类似操作的增量信息，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质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媒体报道“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社会关注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辞职董事的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分析投资方公司的业绩趋势和业绩特征，研究发现：(1)公司核心业务，即经常性业务长期亏损，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弥补核心业务亏损，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重要手段;(2)投资收益作为损益的调整工具，主要依赖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设计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变更，达到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进而确认会计政策变更收益;(3)董事辞职的形式是个人原因，实质是操纵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达到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达到扭转2018年净利润持续亏损的趋势。
根据投资方对外公布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意见”，关键审计事项中详细列出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化过程，以及经审计的“对持有思维列控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影响当期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⑨(未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对利用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业绩的行为，除了注册会计师加强审计监督外，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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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冉春芳 贺金玲
第三篇：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意义与形式探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意义，表现出其不可替代性。同时，本文也尝试总结出几种开展音乐欣赏教学的具体方式，包括运用多媒体、丰富讨论模式等方面。另外，在开展音乐欣赏教学也需要注意几方面的问题，以防陷入误区。
关键词：大学音乐;欣赏教学;意义;形式;审美价值;美育功能
正如雨果所言，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逐步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愈发认识到音乐教学所发挥的美育功能。音乐不仅可以成为学生认识美、接近美的一条渠道，还具备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能。学习音乐的过程，也就是提升审美情趣、构建心灵世界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大学教育应把音乐教学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扬音乐教学的教育职能，致力于培育出素质全面、身心健康的和谐人才。
纵览当前大学音乐教学的现状，在有所发展的同时也难以摆脱旧有范式的束缚。长期以来，大学音乐教学陷入了“重理论轻欣赏”的境况。教师将过多的时间、精力投放在理论教学环节，而忽视了欣赏教学的重要性能。音乐理论教学固然是一把开启音乐神秘之门的钥匙，然而过分地倾斜理论教学的比重，会导致学生难以建立对音乐的感性认知，无法在宽广的生活情境中感悟音乐的智慧。这样一来，音乐学习仅停留在理论学习阶段，看似把握住了根基，实则没有抓住音乐的本质。音乐带给人的心灵震颤，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共融性，都无法在单纯的音乐理论教学中展现出来。因此，大学开设专门的音乐欣赏课程，就显现出其不可忽视的必要性。
一、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意义
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现实意义，表现在“补充”功能与“美育”功能两个方面。所谓“补充”，就是对基础性的知识、技能教学的延伸，使大学音乐教学成为一个完整的部分;而“美育”，则是指音乐欣赏教学在培养审美情趣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具体来说，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既丰满了理论教学的内涵，也是对理论知识的内化过程
理论教学和欣赏教学是大学音乐教学中的两个重要单元，缺一不可。枯燥的理论教学可能会引发学生的抵触心理，而多样化的音乐教学欣赏模式则可以消解这一“顽疾”。音乐欣赏教学不仅将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了，同时也是对理论知识的内化过程。相较于理论教学，音乐欣赏教学更偏重学生对音乐的感性认知，并从中发掘出精神要义。通过学习音乐欣赏课程，学生将更为确切地把握住音乐理论的规律，并从中获取精神体验和人文熏陶。
音乐是美的载体。当学生主动地从音乐中寻求认识时，也正是在发觉音乐中的美，从而端正自身的审美意识。音乐中包含的旋律之美，乃至外延的人文意蕴、文化价值，都能在教师合理引导的音乐欣赏教学中，得以全面地体现。在进行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便可以身处于浓郁的音乐艺术氛围中，并在教室的引导下，逐步地接近音乐艺术所营造的环境氛围，继而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与思想境界。可以说，大学音乐欣赏教学是在帮助学生们进一步内化和升华理论知识，让音乐理论知识“活”起来，深刻地融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与精神世界中去。
2、欣赏教学是发挥音乐美育功能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审美情趣的必备环节
美育是大学教育格局中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塑造出心理健康、旨趣高雅的现代化人才。音乐欣赏教学就是发扬美育功能的一条重要途径，将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让他们发现美、认识美、接近美，从而更好地投入到学生生活环境之中。
特别是处在当前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大学生需要利用音乐艺术这张“盾牌”，抵御外在的诱惑与风险。在现实利益与重重考验面前，大学生的人文境界、认知水平需要得到提升，以做出正确、及时的反应。大学音乐欣赏教學对学生心灵方面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比如说，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升学、就业等诸方面的压力，通过欣赏一些基调向上的音乐作品，大学生可以缓解焦虑状态并且树立起乐观、积极情绪。作为社会必须的后备人才，高校学生可以通过音乐欣赏课程，完善人文素养和思想境界，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二、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开展形式
大学音乐欣赏的教学形式十分多元化，不必拘泥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环境、学生音乐基础水平、心理期待等综合因素，制定出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规划。在此，本文尝试提出如下几种可供参考的开展形式，以期促成大学音乐欣赏教学成果的最大化。具体陈述如下：
1、运用多媒体等手段，呈现音乐作品中蕴含的意境
音乐传达出的不仅仅是声音或者旋律，其中还饱含着人文韵味或者文化取向。单凭平面化的理论、技能教学，学生可能无法体验到音乐艺术中的意蕴，与音乐之间横亘着明显的“鸿沟”。因此，教师要借助多样化的手段，将音乐中的思想传达出来。在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实践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们去体验音乐作品中营造的意境，方能在丰富的感性认知中理解音乐作品。音乐欣赏除了声音这一载体外，教师还可以动用图片、动画等多种媒介，立体地呈现出音乐作品的表达内容，方便学生透过形式把握住精髓。
比如说，名曲《梁祝》在学习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音乐硕果。教师在带领学生们欣赏该首作品之时，可以预先以《粱祝》电影片段为铺垫，和学生一起重温那个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待具备了基本的情节铺垫与情感积淀之后，学生便可以更深刻地融入到音乐所塑造的氛围之中，从而感受到音乐元素的情感冲击力;再比如说，《命运交响曲》表达出生命的激昂和对人生的思索，需要学生在欣赏过程中细细体味。教师可以事先展现一些以生命、人生为主体的小故事、寓言，与音乐作品的意境相勾连起来。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找寻到欣赏这首音乐的“入口”，从而更迅速地体验到音乐艺术的意境世界。
2、鼓励学生大胆评析音乐作品，构筑和谐的教学讨论模式
大学音乐欣赏教学应开掘学生对音乐作品的评析能力，并将之作为教学目标之一。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想象，积极阐发自身对音乐作品的思考，在欣赏的过程中充分发扬创新思维能力。对音乐的理解应当是个性化、多元化的，而不局限于一种统一化的范本。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往往采取“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的简单方式，学生的自主性受到极大地遏制，只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存在。如果在音乐欣赏教学中，教师不能给予学生充分的观点表达自由，而致力于让学生接受一种普遍的认知观念，那么这种欣赏教学必然不能取得实质的效果。音乐欣赏教学需要开发学生的思维视野，打开了他们的精神疆域，使他们自由地进发多元化的意见与观念，创建一份共享化的音乐学习环境。
总体来说，教师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应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并将学生推向
最醒目的主体地位。在音乐欣赏过程中，学生应当成为积极的一方，与教师展开灵活的交流互动。教师可以多组织一些班级讨论活动，号召学生自觉地表达观点与看法。比如说，在欣赏完某一曲音乐作品之后，教师可以组织小组讨论，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到交流环节中来。最后，教师再对每一小组的表现给予点评，为大家指明前进的方向。通过诸如此类的音乐评析活动，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可以展开充分的交流，从而构建出一份和谐、平等的教学环境。
3、建立起广阔的欣赏视野
音乐欣赏的视野应当是广阔无垠的，教师在选取音乐作品时，要兼顾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学生可以邀游在无垠的音乐世界中，从而理解历史的演变、中西的异同等丰富的音乐知识。由于大部分学生的音乐积淀尚且浅薄，音乐欣赏教学需要遵循一定的层次性。例如说，欣赏教学可以先从短小、通俗的音乐作品开始，逐渐地内容由浅入深、结构由简单到复杂，最终过渡到内涵深厚、结构庞大的音乐作品。在循序渐进地欣赏历程中，学生便可以不断提升欣赏层次，培育出更出色的审美能力。
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课程时间毕竟是短暂的，教师要将音乐欣赏延伸到生活情境中去，而不能仅仅拘束在狭窄的教室之中。比如说，教师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带领学生亲近大自然。自然环境中蕴含着很多声音，高山流水、鸟啼蛙鸣，未尝不是大自然的一种音乐!倾听这些“音乐”，也是对自然、对生命的一种感悟。所以说，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视野应当是广阔的，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展现音乐与生活的共融性。唯有如此，学生方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历程中，乐于发现各种音乐、旋律所透露出美感，继而萌发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开展大学音乐欣赏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途中可能铺满了荆棘。在开展大学音乐欣赏教学时，教师应认清现实，竭力避免陷入误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教学者予以充分的注意，以促成大学音乐欣赏教学的顺利发展。
1、处理好与理论基础教学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言，大学音乐理论教学与欣赏教学实际上是水乳交融、一脉相连的关系。教师不能将两者视为相互分割的独立部分，而要在理论中辅以欣赏，在欣赏中固化理论。在进行音乐欣赏教学时，教师需要以基礎性的音乐知识为铺垫，让理论、技能等基础性内容成为欣赏的“前阶”。
2、毋走入“形式化”怪圈
大学音乐欣赏教学不能步入“形式化”的怪圈，不能让这种教学活动形同“摆设”，只有形式而不重内涵。为了使音乐欣赏教学具备更为深刻的内涵性，教学者应当首先确立起教学目标，再依次来制定出详细的教学规划，让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具有一定的指向性。通过学生反应、考核结果等一系列的反馈机制，教师及时地调整教学设计，让大学音乐欣赏教学始终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而迈进。
3、建立科学化的评价机制
在素质教育理念的促动下，大学音乐欣赏教学需要冲破应试化评价模式的约束，建立起科学化的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模式应当考量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考勤率、发言情况、是否具有创新精神等多个方面。教师需要多给予学生建设性的意见以及鼓励性的话语，发掘优秀学生的潜能，为他们提供展现自己的舞台。科学化评价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止应试化考核结果给心理层面带来的消极影响，激发起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探究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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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瀛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