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鸿沟机遇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结构模式。当前影响我国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城乡间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农村为推进城镇化发展,必须通过数字化成长来跨越这个鸿沟。农村的数字化成长需建立在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应采用的经济模式是网络经济模式。最终实现农村进行城镇化发展,农民全面脱贫致富的目标。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数字化鸿沟机遇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数字化鸿沟机遇管理论文 篇1：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语言服务

提 要 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趋势。当前智慧城市语言服务具有语言服务数据化、计算机中介交流普遍化和人机耦合三大特征。语言数据对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受限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行业标准和立法限制等问题，仍然是城市大数据的孤岛。故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增强语言数据收集、研究、使用的制度设计，鼓励语言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研究和应用。同时，语言产业的一系列转型，要求进一步关注、研究这一过程中数字化鸿沟、垄断、机会不公平等可能存在的问题。应重视语言服务“技术化”，同时坚守价值评判的“人文性”，关注城市市民特别是弱势人群的数字化生存处境。

关键词 智慧城市;语言数据;语言产业;语言规划;语言服务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4

Language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mart Cities

Guo Shujian and Shen Qi

Key words smart city; language data; language industry;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service

一、引 言

智慧城市（Smart City）最早由國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旨在应用技术手段让城市更加高效地运行，节约资源并改善市民生活质量（许晔，郭铁成2014）。近10年来，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日益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成为新时期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战略方向。

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王静远等（2014）认为建设智慧城市是未来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向，以数据为中心的技术是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基础。然而较为遗憾的是，无论在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为代表的政府规划文件中，还是在互联网技术公司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中，智慧化的语言服务都未能纳入智慧城市建设。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京东数字科技集团等机构提供的最新资料看，语言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鉴于此，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语言服务的发展现状如何？存在哪些困境和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加以改善？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二、智慧城市语言服务的基本内涵

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李宇明2014，2016）。近年来语言服务的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大致可分为应用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两大流派，但内容相对零散，实证研究较少（仲伟合，许勉君2016）。有学者将语言服务细分为语言翻译服务、语言教育服务、语言支持服务以及特殊行业领域的语言服务，认为其基本属性包括“服务性、规约性与主导性”（屈哨兵2007）。王海蘭（2018：60）进一步认为语言服务涵盖了语言规划服务、语言咨询服务、语言教育和培训服务等十大内容，提出新形势下城市公共语言服务面临的五大问题和十大任务，当前“农民涌入城市，西部人口流入东部，国外人员来到中国，城市成为一个城乡文化、中外文化混合的区域”。城市的语言服务既是一项需要满足不同人群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同时也是城市和社会治理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近20年来，“语言服务”的定义经历了由狭义到广义的发展。早期的“语言服务”多指语言标识、翻译等以信息转换为基本任务的狭义范畴（张伟，郑中原2004）。而后“语言翻译服务、语言教育服务、语言支持服务、特殊行业领域的语言服务”等被纳入研究范围（屈哨兵2010）。陈鹏（2016）认为语言服务包含“语言教学、笔译、口译、语言技术工具、字幕翻译和配音、软件本地化和网站全球化、会议组织及咨询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应急语言服务也被纳入语言服务的研究范畴之中，得到普遍关注（王辉2020）。

本文论述基于较为广义的语言服务定义，既包括狭义的以信息转化为主要目标的翻译等内容，也包含语言教育服务，以及普通话推广、地方语言保护等政府语言规划等项目。与过去的城市语言服务不同，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更加依靠新技术解决城市语言管理中的问题，以实现相应目标。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语言服务和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服务效率的高低、覆盖面的大小、技术和智慧化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城市居民生活的便捷度和服务的可得性。近10年来智慧城市的发展，使得政务、金融、医疗等各项城市服务数据互通，基本实现了可共享的城市大数据底座。但在城市大数据中，语言数据的应用仍然受到局限。本文探讨的语言数据界定为3类：个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情况调查数据（包括普通话、方言、外语的使用能力和学习年限）、文字化的语料（比如社交网络中每个人的语料、学术研究收集的特定任务语料等）、语音语料（比如智能客服语料、语音导航语料等）。有学者认为，语言数据是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也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李宇明2020）。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为语言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刘海涛，林燕妮2018），研究者应该重视语言作为数据如何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三、智慧城市语言服务发展现状

相较于传统的城市语言服务，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具备以下新的特征。

第一，语言数据的重要性凸显。在智慧城市中，由于算力和数据的大规模增长，语言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个人发出的声音或者文字符号，还可以以语料数据的形式存在（Agerri et al. 2015）。语料数据显示出大数据的4V特征（Katal et al. 2013）：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价值性（value），变化性（velocity）。以智能客服为例，通过计算机技术，大量的人工客服语料得以被机器学习，形成语言模型，实现数据化和行业应用。以信息导览服务为例，不再依靠人以自然语言介绍的方式进行，而是将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中，借助智能手机等终端作为入口，通过二维码扫码、图像识别等方式与人进行交互。而过去为了满足国外游客获取交通、地名等信息的需求，城市必须借助标牌上的语言翻译为国际旅客提供必要的导览服务。

第二，计算机中介交流的普遍化。由于机器和人同时成为了语言生产和传播的主体，计算机扮演了人与人交流的中介（Kerr & Hiltz 2013）。以电子商务企业的语言服务为例，过去许多由人工承担的信息导览、会务等服务，被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在部分场景中，尽管客户仍然是与人工客服进行沟通，但也是借助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与过去面对面的语言服务相比，现在的语言服务人员通常集中于客户服务中心，集中管理培训，通过计算机与不同地区的客户进行交流。

第三，语言服务全过程由计算机和人共同参与配合，具有“人机耦合”的特征（刘庆峰2018;余玉秀2019）。随着技术进步，机器通过算法和数据加工，处理、运算语言数据生成的自然语言成为人机交互的界面（Gorecky et al. 2014）。以口译为例，传统意义的口译员基于自身的专业素质和经验进行翻译。随着科大讯飞等一系列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的口译服务产品推出，口译员与计算机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口译任务。以景区导览为例，过去游客只能寻求多语导游的帮助以实现信息获取，现在借助技术手段，人们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不同语言的导览语音，结合位置数据甚至能够自动获取对应的内容。人只需在产品开发、项目部署、管理、运营和维护中发挥作用，而具体的语言服务则由机器开展。

在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云计算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新技术的加持下，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在过去10年间诞生了不少服务商，催生了语言服务产业的智慧化业态转型。我们选取了其中3个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研究。

案例一：驴迹科技为代表的智慧导览。借助“驴迹导游”移动应用程序（APP），用户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可获取不同语言的电子导览服务，此举可以替代人工导览和景区信息介绍。同时，在数据后台，政府和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用户扫码后的各种选项和操作、浏览顺序、点击量等数据，了解人流趋势、兴趣热点和行动轨迹，从而更加科学地规划城市、建设景区、设置线路和调度交通工具。以信息导览为代表的语言服务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和相似性，机器完成这些任务更加高效。导览服务即时记录和汇总相关数据，可为城市和景区管理者决策提供依据。

案例二：语言服务机器人。语言服务机器人能够提供翻译、导览、咨询、引导等多种服务和保障。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除了传统的翻译员，场馆内增设了中英双语的“进宝”机器人为参观人员和参展商提供翻译服务（邹娟2019）。与人工译员相比，尽管机器人目前在复杂翻译任务的译文准确性上仍然不及人工翻译，但对于常规翻译任务，机器人能够全天候、无休息地提供服务，满足日常语言翻译和信息呈现需求。

案例三：云翻译。以翻易通、365翻译、译云、Trycan和金译通为代表的云翻译服务商是智慧城市中新的语言服务提供者。与传统的翻译公司相比，云翻译提供商能够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供更加高效、精准和更具价格优势的翻译服务。个人或者企业客户通过网络下单，提出相应的需求，由服务商的译员和机器协作共同满足客户的翻译需求。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具有“人机耦合”的特征：传统由人进行的语言服务，向着人机交互的方式转变。信息导览、客服、翻译等大规模、重复性的服务内容，逐步通过训练语言数据和机器学习实现，但是语言机器模型的研发、部署、管理、执行、监督、维护等过程仍然需要人的主导。以智慧导览为例，系统的搭建、二维码的生成和导览语音数据的准备处理，都需要人工研发、部署和管理，后期系统产生的游览量、行程线路等相关数据也都需要人的分析和决策。语言服务机器人虽然部分替代了重复性的服务，但是许多复杂服务仍然需要人的协作，同时机器人的研发、迭代、部署和管理都需要人的参与。由于计算机并不能直接参与处理自然语言，因此各种语言服务中所用到的自然语言必须加以数字化，语言数据的重要性凸显。以表2为例，相较于传统服务，数字化方案需要人工将传统服务流程化和数字化，为计算机准备足够的专用语料，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训练等过程，逐步实现数字化。

在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过程中，人的角色和知识结构发生了转变，未来高度重复性的语言服务劳动可能由机器提供。人只需要承担产品研发和部署、数据收集和分析、项目决策和管理等需要创新和创造力的职责。人和机器相互协同配合，从而更好地实现语言服务的智慧化。语言服务业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变。以导览为例，过去需要百人团队才能服务的景区和街区，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未来可能仅需10余位人员负责系统的部署和维护。智慧城市和信息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对语言类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未来，城市语言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有扎实的语言基础，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数据知识和运用技术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相较传统的语言服务，上述智慧化的解决方案，在服务部署、管理和效率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自然语言作为交互界面的重要性逐步减弱，正在被二维码、智慧终端等取代。不过智慧城市中不少公共服务的“智慧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城市健康卫生公共服务的智慧化得到了广泛重视，以健康码为代表的健康卫生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由于语言服务的欠缺，以健康码为代表的健康卫生智慧服务缺乏相应的导览和说明，客观上形成了众多老年人城市生活的“数字化鸿沟”（彭兰2020）。当前城市的各项服务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信息化和升级更新，智慧金融、智慧交通、智慧医院等城市服务都面临着交互过程中语言服务的欠缺。目前语言服务的智慧化解决方案主要体现在文化、旅游、翻译、交通等领域，对于金融、医疗、政务等场景，更高程度的智慧服务依然缺少相应的解决方案。

四、智慧城市语言服务建设的困境

尽管智慧城市语言服务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也存在着不少局限。主要體现在语言数据的孤岛问题、语言人才的知识结构问题和语料数据的法律限制三大方面。

第一，语言数据的孤岛问题。尽管近年来智慧城市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化，与其他类型的数据如交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数据相比，城市人口的语言类调研数据仍然属于数据孤岛（高丰2015），尚未纳入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例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具有语言相关的数据和字段，但在一网通办等智慧城市的大数据平台中，却很少包含个人的普通话能力、外语能力、方言类型等数据。这些个人的语言能力数据对于城市语言管理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应该在人口普查等各类调查中进行数据收集，也应该将其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的数据库之中。

第二，语言人才的知识结构问题。智慧城市语言服务存在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现有语言人才的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需求。长期以来由于语言类学科传统上被定义为文科，语言学科注重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对于数学思维和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显得不足。由于语言服务的智慧化转型，许多重复性的劳动都由机器替代人工。以景区为例，在数字化的信息导览服务部署之后，已不需要安排专职的外语导游，而是需要能够熟练应用相关信息系统，同时兼具一定语言服务能力的人才。

第三，基于特定任务的大规模高质量语料相对缺乏。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大数据（如人脸、交通、物流、订单等），由于存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的限制，语音语料数据的收集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监督。许多智慧化语言服务的不断迭代优化，如智能客服、机器翻译、人工导览等都需要大规模、高质量的语料和不断强化的算法，但受限于语料数据，不少课题研究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此外，由于学科定位、研究传统的差异，语言学科和计算机学科之间的数据难以共享互通。语言类学科语料库研究是“在数字化时代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续写，以及对功能语言学的发扬”（许家金2017），主要目的在于发现语言的结构性、功能性特征。而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所谓语料库更多出于具体问题和任务的目的，收集特定语料（宗成庆2008）。不同学科产生的语料之间难以实现跨学科共享和协同。

上述问题，一方面凸显出政府和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决策过程中，不太重视语言数据的收集和应用;另一方面，语言数据自身也存在结构化程度不足、应用范围窄、收集困难等现实困境。如何更好地应用语言数据，运用新技术，推动语言服务的智能化、产业化、规模化，提高城市语言管理和服务水平，成为当前需要研究的重点。

五、智慧城市语言服务建设的对策

面对上述难题，我们认为应该从如下3个方面予以应对。

第一，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建设者应该重视个人语言调查数据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语言的习得、使用、能力等情况，不仅是对语言本身的关注，更是对与语言密切联系的身份认同、文化资源的管理。不仅应该在人口调查和家庭情况调查中增加与语言相关的统计字段（如普通话水平、方言使用情况、外语习得水平和年龄等），而且要将调查数据纳入城市市民的数据集合中。城市语言规划应该向着数据化、动态化方向发展，根据城市市民语言大数据，更加科学有效地制定政策，改变当前个体语言使用和能力数据作为数据孤岛或者数据缺失的现状。

第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培养适应智慧时代发展的语言人才，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融合发展（戴炜栋，等2020）。应以新文科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用AI赋能语言学科知识体系（蔡三发，等2020）。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融合发展并非简单的过去“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而是在培养过程中强调技术意识、工具意识和数据意识。在掌握语言技能和知识的大前提下，能够具备运用技术工具、处理语言数据、创造性地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刘海涛，林燕妮2018），这符合新文科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图1显示了智慧城市语言服务对人才的具体需求。

智慧化的语言服务人才体现了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协同解决问题的特点。图1显示：（1）具备高水平语言交际能力的人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语言交际、需求沟通等方面发挥作用;（2）人才应该了解数据科学，具备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适应语言建模、数据分析和语料库建设与维护的工作;（3）人才应该具有项目管理能力，在项目流程、人员管理和决策部署方面能够推进相应建设;（4）人才应该具备产品开发能力，这种能力当前主要是由计算机科学学科来培养。如图2所示，整个智慧化语言服务项目从用户需求分析到流程梳理、原型开发、调试修改、部署测试以及最终服务推广，需要不同学科知识、不同能力和素质的团队合作。除了产品开发、测试、部署等环节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的参与，其他环节语言人才都能够参与其中。适应智慧城市乃至智慧时代发展的语言人才，应该在具备良好语言交际能力的基础之上，具备相应的技术思维和实践经验，从而增强适应性，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响应技术变革的学科诉求并非要求语言类专业人才放弃语言能力的本位，而是在满足语言技能学习之外提升技术思维、工具技能和数据处理能力，从而使得语言专业学生不再局限于語言技能，而是具有一定的数据思维、技术能力和实践方法，能够适应新的包括智慧城市建设在内的各项新时代建设需求。

第三，语言数据乃至智慧语言服务的发展，需要有更加系统化、制度化的顶层设计和创新。语言服务的智慧化依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而算法的创新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支持。在缺乏语料数据的情况下，许多研究和应用都难以展开。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需要改变当前语料数据的零散化和局限性，建立和完善语料数据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建设、管理、维护工具，建设标准化的语料研究的托管中心。应减少重复劳动，促进学术研究对接产业需求，让语言数据向着标准化、大规模、可移植、可复用的方向发展，转变现有分散化、难应用、功能单一的现状。

六、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发展前景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语言服务未来会向着更加智能化和集中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化”指的是科技在语言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将更加显著，以信息技术为驱动，机器和人员共同为城市市民提供语言服务。“集中化”指的是语言服务产业集中度增强，由于技术和资本的集中化，少数科技企业有能力重构产业链，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特定类型的语言服务。

以翻译产业为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型信息技术服务商进入翻译市场，提供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等服务。与过去的中小型翻译公司、个人工作室相比，大型IT企业运用项目管理、语音识别、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等技术，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高业务效率。未来的翻译服务将是在科技公司组织下，依靠少数精通专门语言的翻译服务人员，在计算机翻译系统的支持下，满足市场需求。以景区导览为例，近年来一些科技企业以手机应用的形式为千万用户提供全国2万余个景区的导览服务。在语言教育领域，部分科技公司的产品能够为全国的儿童语言学习提供相应服务。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过去的语言产业从业者如翻译、导游、教师等，在新技术和智慧化的变革之下，不再以分散的个人的方式提供服务，而是成为科技企业重构的语言服务产业链的一部分。相较于过去的语言服务，这一变革从宏观视角具有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巨大优势。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加持下，语言服务从未有像今天这样轻松易得，便宜高效。但是转型也带来了资源机会的不平衡、垄断、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某些领域，对技术的差别化利用在不同人群之间划出了“数字化鸿沟”：年轻群体、中产群体等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技术服务的人群能够获得相应服务，而老年人、贫困群体难以获得相应服务。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的产业和服务转型引起的社会公平问题，值得做进一步的实证调查和研究。

在智慧化、技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城市语言服务的智慧化转型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具有人文性的课题。语言学科对于智慧城市的研究不仅应该从计算语言学、语料库等“技术视角”切入（冯志伟2018），还应该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等“人文视角”，研究语言智能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在智慧化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只关注技术指标和经济效益，可能造成只重视通用语和强势语言的数字化，导致语言服务逐步向着标准化、单语化发展，引起城市语言生态的单一化。同时，人群对于技术变革的接受度和可得性存在差异，人文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人在智慧化时代的生存状态和处境。应警惕工具理性和技术思维的单向度价值体系，保持人文精神的批判性，为政府决策和城市建设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和声音。

七、结 语

智慧城市建设的开展向语言服务、语言数据、语言管理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展现了新的机遇。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语言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发展，智慧导览、云翻译、语言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已经产生一系列相应的产品和成果，语言数据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逐步显现。但是，受限于语言人才、行业标准、立法规范等难点，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培养适应智慧城市发展的语言人才，需要强调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融合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建立和完善语料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具，出台相应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应该关注和研究语言服务智慧化过程中的产业转型和由此带来的数字化鸿沟、资源机会不公平、垄断等问题。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研究在重视语言服務技术化的同时，也应该坚守价值评判的人文性，关注城市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数字化生存处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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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晓明

作者：郭书谏 沈骑

数字化鸿沟机遇管理论文 篇2：

以数字化成长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内容提要: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结构模式。当前影响我国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城乡间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农村为推进城镇化发展,必须通过数字化成长来跨越这个鸿沟。农村的数字化成长需建立在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应采用的经济模式是网络经济模式。最终实现农村进行城镇化发展,农民全面脱贫致富的目标。

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二)重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从数字化成长和跨越数字鸿沟的根本含义上讲,是要在其内在本质内涵上促成贯穿于技术、经济、社会等各个层次之中的知识层面的数字化成长,从根本上跨越知识层面的数字鸿沟。这就要求必须把作为知识层面数字化内涵的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放在推进数字化成长和跨越城乡数字鸿沟整个过程的核心地位来抓,下大工夫、从多方面多渠道抓好农村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包括搞好农村信息源体系的建设,大力推进信息加工增值并向知识产品的转化,推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化等,把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农村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充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贯彻以应用带建设、带发展的原则

即要通过推进与扩展信息在农村市场经济中的应用,来引发农民运用信息手段的积极性与迫切性,以此来带动整个农村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从当前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讲,推进农村电子商务是实施这种以应用带建设、带发展的捷径和有效方法。在这方面,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开创农村网上商店、扩展农民网络经销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采用了“自发式产生、裂变式成长、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当地农村男女老少都能够参加到网店销售与加工的火热场面中来,与城市人一样都能够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便捷服务与商业机会,从而极大的带动了农村大面积电子商务的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快速进行,大大推进了当地整个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他们的这种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四)在农村各类经济实体中普遍推进数字化成长工程

要在农村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业的企业中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和普遍上网工程,促进各类企业全面实施自动化生产、知识型经营和信息化管理,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知识含有量,以促使企业不断更新、换代、上档;要促进各类企业通过全面实施国际互联网上网,实现其与国内外市场在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全面接轨,实现信息互通与共享;要通过企业内部数字化成长和从外部不断吸收知识营养,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要以教育带动农村数字化成长

发展教育事业是农村数字化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首要保证因素,启动农村数字化成长应该首先在发展教育上下工夫。农村教育落后是城乡数字鸿沟严重存在的重要体现,也是这种数字鸿沟存在的重要根源。因此必须把跨越城乡间的教育“鸿沟”放在跨越整个城乡数字鸿沟的首要地位来抓。应当大力发展农村从幼儿教育到小学再到中学的基础教育,把发展学校教育和对成人的社会教育结合起来,重视运用信息化网络手段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和教育环境,从而提高其教育质量。

四、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经济模式抉择——发展网络经济

(一)以网络经济作为推进城镇化发展必须采用的经济模式的理论依据

网络经济是指以信息网络为平台、以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应用为特征的经济运作模式和经济活动。它涉及的经济内容相当广泛并且是分层次的。从宏观层面看,它是在工业社会孕育成长起来的信息社会的崭新经济形态;从中观层面看,它是利用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信息产业,亦即称作网络产业;从微观层面看,它是指新兴的网络企业和供企业上网进行商业运作的网络市场。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是人们对信息经济分别从其网络化的运营形态和数字化的内在运作方式所作的描述,两者相互结合、共同为用,才能够发挥出信息经济的最大潜能。从数字化成长与网络经济的关联关系讲,数字化作为网络经济的内在运作形式,它的成长性是网络经济的内在推动力,其成长的表现又是网络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和本质体现。

(二)以网络经济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1.从发展网络市场人手,引动农村整个网络经济的发展。发展网络经济包括发展网络产业、网络企业、网络市场、网络服务、网络消费。从以应用带建设、带发展的原则出发,要通过首先发展网络市场,来先启动网络消费需求和拓展网络服务的空间,以此而引动广大网络企业参与到网络交易和网络服务中来,从而使之得到长足的发展,并由此而牵动整个网络产业链的扩展,推进整个网络经济的发展。

2.通过发展网络经济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之带动各产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要通过发挥网络经济高扩展、强渗透的功能,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工业产业结构分别进行调整、优化,以增强其知识、科技的含量及其结构的科学性。并对农业、工业两者相关联的产业进行调整与整合,把农业发展纳入新型工业化范畴,又使其工业产业能够围绕农业现代化的需要重整自身的相关产业链,以形成农业产业链与工业产业链的紧密链接。进而要整合和重组整个农村产业经济,实现农村所有产业经济链科学链接,以此推进整个农村经济的科学发展。当前,在信息化大趋势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世界范围技术与经济趋向融合,产业演化由原来的以硬件为主逐步转向以软件为主,进而转向以服务为主。我们要把握和利用好这个产业发展趋势所带来的机遇,通过发挥网络经济来推进并实现农村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3.通过发挥网络经济在虚拟化和作为速度型、高成长型经济方面的特征,引导农村经济在网络与物理两个世界同时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以走向高成长性的快速发展的轨道;通过发挥网络经济在全天候运作、全方位开放方面的经济性能,打破农村经济长期自我封闭的局面,打破其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发展方式,实现其与国内外先进生产力的紧密连接,拓展其面向城市化、全国化、全球化发展的广阔路子。

4.发挥网络经济作为直接经济所具有的优良特征,引导农村经济将原来面对市场而采用的长期迂回运作的方式,转变为可以使其供与求、产与销直接挂钩的经济方式。通过缩短运作过程、减少运作成本来提高其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效能。并以这种特征促成城乡之间的经济互通和市场紧密链接,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资源共同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此来保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资源充足配置和生产要素充分供应。

5.通过网络经济发展推进农民全面脱贫致富。要发挥网络经济在开发利用各类资源和在市场运作上打破时空、地域界限与大跨度、高速度运作的特殊优势,以之来快速、高效地开发利用农村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从而使其有效地转换为农民手里的财富。在此过程中要把握好的主要环节:一是要运用网络手段激活农村当地的资源,使其通过置于全球网络市场而由地方资源一举转换成全国全球的共有资源;二是运用网络手段有效地配置资源,使农村的资源通过网络化的市场运作能够在全国全球极其广阔的范围得以及时配置和高效利用;三是运用网络手段高效开发和深层次地加工利用资源,或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对资源就地取材加工利用,或采用虚拟经济的手段与外地发达企业的先进技术相结合来实现对本地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要通过以上环节的运作,有效地挖掘和尽力释放农村地方资源的巨大潜能,从而使农民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以达到全面脱贫和尽快致富的目的。

五、以数字化成长实现农村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融合统一

(一)农村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互赖以存在的统一关系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的新型城镇化,是以其现代化的经济为主体内涵支撑,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素组合而形成的多元化结构的综合体。它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互相作为依托和支撑。后二者是它的主体经济支撑,它是它们的社会组织结构支撑和人文支撑,三者共为相互赖以存在的统一体。对于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而言,它所要建立的经济支撑,一方面是要在完成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中实现新型工业化,形成将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要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对农业的合力运动作用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构成其强大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二)以数字化成长推进“三化”在协调发展中成为相互融合的统一体

农村新型城镇化作为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依共存并涵盖其构成要素的综合体,以信息化为桥梁和纽带并把它与后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形成相互融合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的形成也就成为其新型城镇化实现的标志。当前我国农村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中,正是通过其数字化成长在跨越城乡数字鸿沟中创造这样的使“三化”能够紧密融合的信息化条件,并逐步以这种日益增强的信息化条件促进实现“三化”的相互融合。以信息化促进实现与“三化”相互融合而密切关联的内容主要包括:各产业间产业链的链接与融合,主要是各工业产业之间及其与农业产业之间的产业链的链接和融合;各产业与商业流通体系之间及其共通与用户、消费者之间的价值链、商务运作链的链接与融合;各生产业、流通业与包括金融、工商、科技、信息服务在内的社会服务业相关业务链的链接与沟通,其中包括运用电子商务手段与电子社区手段进行的链接与沟通;从各产业、流通业到服务业的管理再到行政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的整个社会管理链条的相互链接与沟通,其中包括运用企业管理信息化手段与电子政务手段所进行的链接与沟通;把范围内各种人文因素与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服务、管理因素进行综合链接与融合,以此而形成真正健康、向上的新型城镇化的和谐结构与优化运作。可以说,这样以信息化为桥梁和纽带实现的这些与“三化”协调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链接与融合,已经为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三化”的实现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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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翟超

作者：王海红

数字化鸿沟机遇管理论文 篇3：

女性视角下，人工智能融入市域治理应用中的未来问题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已渗透并逐渐影响着市域治理的格局，正在实现市域公共管理的技术跃进，同时带来挑战与机遇。通过厘清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市域治理的风险、应对及未来方向，形成女性视角下，人工智能融入市域治理应用中的未来问题框架并加以研究，以此呼吁在人工智能与市域治理的应用与结合的过程中向女性等群体适度倾斜政策、技术及资源，助推市域治理公平化、智能化、精细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女性;人工智能;市域治理;公共管理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其不但深入进驻公共治理领域，也快速应用于公共治理实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其治理价值，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重要战略举措，写入十九大报告。市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领域，及国家发展的核心空间，其作用地位日渐上升。人工智能已渗透并推动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必然已逐渐影响着市域治理的格局，带来挑战与机遇。在当前中国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节点上，需要深刻理解作为新一代科技革命重要技术的人工智能对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和对城市治理下，越来越多身兼社会及家庭重任的现代中国女性工作、生活和未來发展的影响，形成女性视角下的未来问题框架并加以探索研究，才能尝试提供在数字时代压缩负面影响、降低技术歧视，增强城市风险应对能力的“时代良方”，真正助推市域治理公平化、智能化、精细化和现代化。

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市域治理的应用风险

（一）市民权利风险

这一风险主要包括安全风险和侵权风险。从市域公共安全视角来看，一方面如杭州、南京等城市的“智慧警务”等智慧政务的打造，快速提高了市域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不确定性及智能医疗技术、智能驾驶技术产品的应用，会带来使用不当危险、人机协同风险、恶意操纵风险、黑客入侵风险、隐私泄露风险等与市民权利密切相关的风险，如美国巴尔的摩市政系统的黑客攻击勒索事故。而由于目前相关政策的空白，侵权后的责任归属及赔偿也成为一大问题。在属地管理原则下，省、市、县各级属地政府、职能单位及相关企业的风险控制责任难以明确识别和区分，造成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市民侵权事件责任分摊不清的风险。

（二）治理体系风险

这一风险主要包括治理秩序风险和法治体系风险。传统的人际互动模式和社会结构已经被新兴数字信息技术逐渐打破，海量数据分析和超强算法给市域政治和社会管理带来撕裂性的秩序风险，表现为分配机制的可替代性和治理权力的去中心化。资本、权力和人力的传统性分配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性破坏和替代，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愈发显著，人类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是否会受到挤压，进而造成大规模的收入缩减和结构性失业成为日渐普遍的担忧。比如从2016年开始的全面性失业潮，甚至影响到第三产业，如中国“四大行”裁员数以万计，连印度的IT行业从业者都受到冲击;再如美国相关研究发现，每千名工人增加使用一台机器人，工资收入平均下降0.25%-0.5%。公众参与权利被信息技术快速放大，公共问题的讨论和政治问题的协商已进入移动智能化全媒体时代，普通网民的微小举动都可能干扰整个城市系统的稳定。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又会加剧寡头统治的危险，赋权与约束的非对称性为市域治理秩序引入更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这些风险都缺乏法律体系的有效规制，加大法律事实认定的难度和对法律主体地位、对行政公平等法治领域、对自然人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范的法治体系的挑战。

（三）道德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现阶段的应用，还处于弱伦理化的状态，无法自主维护公共价值和道德伦理。而在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之后，尤其在智能妻子、智能父母、智能子女等应用技术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其存在价值与机器判断的合理性必将引发道德伦理的冲突，带来的超越人类传统思维与实践界限的网恋、情爱形式、婚姻模式、养育教育和家庭结构，不但会使真人女性的家庭地位产生质的变化，更可能引发历史性的婚恋革命，威胁和动摇全体自然人的存在价值与既有公共道德伦理纲常，而其本身的发展和迭代也会不断引起新一轮的道德伦理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尤其是广泛性的自动化应用已经对传统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就业领域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引起市民对于稳定就业的衍生性伦理风险。这就对市域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及调节相关市场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在智能与人力、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之间做出最佳选择。

（四）算法歧视风险

算法歧视风险，可视为人工智能公正性问题的统称，根源于个人偏见无意识地表达，或者结构性权力性的不平等，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是市场支配权不平等下的歧视，二是身份特征不平等下的歧视。前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依据大数据算法而出现的“杀熟”现象，后者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对特定集体身份的区别对待，体现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残障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算法歧视风险也体现了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的视角缺失问题。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软件行业数据显示，女性从业人员147万，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4.6%，整体从业人员平均年龄仅为28.3岁;而我国互联网综合实力排名前十的企业披露，不仅男性员工总体数量是女性员工的1.3-3.4倍，女性占比与岗位层级之间更是呈明显的反比关系，这就决定了行业产品相当局限在年轻健康男性的问题建构视野上，彼此无法突破设计结构上的狭隘，造成了无意识、不自觉的不平等现象，造成了普遍性和滞后性的社会问题，如科幻电影中几乎清一色的女性AI形象、老年人遭遇的“数字化鸿沟”等。

二、人工智能在市域治理中的风险应对

（一）健全政府政策规划及监测机制

为有效保障人工智能技术的合法应用，需要建立适应性的治理政策和体系来引导和保障，兼容城市治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市域相关政策制定可与国家战略政策相结合，借鉴学习人工智能应用国家战略政策发展较早，既有经验和政策文本较丰富的美英等国家的经验，制定专门战略政策，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重点，引导财政投入，建设人才队伍，构建协同体系，规定“制定标准和基准”“理解并解决伦理问题”“开发公共数据集成环境”等未来技术时代的战略方向。另一个重点是建立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域政府监测机制。借鉴如英国的共享监管机制，由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代表、科技行业代表、消费者团体共同组建，实现人工智能应用的多利益主体监管功能。推动反歧视法律体系的数字化转型，重视人工智能的监管立法，如美国纽约市的《政府部门自动决策系统法案》，将市域公共决策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监管上升到了法律范畴。

（二）提高市民风险感知能力与技术协同能力

主观能动性也是影响风险应对效果的重要因素，从人工智能融入市域治理的角度来看，市民对人工智能技术与城市治理主体的信任、对相关风险关心的程度、利益取向性选择、风险信息获取的渠道和信息量等主、客观因素，都很大地影响着个体通过信息传递后感知、判断并形成的风险感知，最后影响市民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的风险应对。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加强公众伦理风险教育、扩大市民的技术决策参与、同时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拓宽多元主体参与，不断协商与调整，才能降低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提高全民技术协同性，建立合理的权责体系，最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新格局。

（三）重塑基于数字平权的非歧视权力结构

结构性的不合理是造成算法歧视的根源。由国家层面鼓励，城市治理主体引导，在数字领域延伸由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平权行动，才是遏制人工智能歧视的根本手段。一是要推动开发团队人员构成的多元化。突破人工智能团队的人员同质化局限，规范开发行为，抑制无意识的偏见，吸收不同性别、种族、经济水平、社会背景、残障和学科领域的成员加入，才能自发避免对弱势、少数群体的歧视。二是要重点关注相关的职业与教育领域。从人工智能歧视的风险源头入手，政策关注、资源倾斜，优先鼓励女性、残障人士、少数民族、偏远贫困地区等群体进入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和行业，从人才培育开始，保障新兴科技领域人员构成的平等化。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治理歧视危机。既然存在数字化扩散人类歧视行为的风险，那同样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工具来开展平权行动。从伦理体系入手，将人类社会成熟、公认、相对公平的伦理原则转换为人工智能编程基础，遵循人类儿童成长的过程，让人工智能逐渐学习成长为“有道德的算法”，辅助市域治理主体和相关企业，挖掘和分析女性、老年人等弱势、少数群体面临的实际问题，精准引导市域治理政策、手段和公共服务资源向有需要的人群流动，实现精准数字化“反歧视”。

三、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市域治理的未来方向

（一）城市最小功能单元治理未来化

社区和乡村可说是市域治理的最小功能单元。“智慧社区（乡村）”“未来社区（乡村）”的构建，是综合性、全面性和实践性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重构基层治理流程、规则、功能和生态，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民（乡村农民）的社会关系和实际生活的崭新尝试，是数字经济的落地單元，是数字社会的重要载体，也是与人民群众最密切相关、未来之中又最为现实的人工智能与市域治理融合领域。2019年3月20日，浙江省政府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号），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0个社区（村）及全域类试点进入浙江省“未来社区”创建名单，2021年5月已上线运行未来社区智慧服务平台2.0，同时筛选确定在杭州上城杨柳郡社区、湖州长兴齐北社区、绍兴柯桥大渡社区等6个创建社区争取率先实现“智慧医疗”“社区文化”等系列多跨应用场景，多元共建，社会合力，保证先行先试，项目高质量落地运行，加快形成可学、可看、可体验的实践成果。还可借鉴国际上未来社区的建设经验，如新加坡组屋计划、加拿大Quayside社区、日本5.0模式、欧美BLOCK街区等建设模式，完成我国社区数字引擎直到城市数字引擎的更新迭代，扩张渗透，演进深化，使人工智能与市域治理的切身融合从“盆景”变成“风景”。

（二）城市整体公共治理智能化

人工智能技术对整个城市治理，包括公共信息收集与处理、公共政策制定、公共问题决策、公共治理手段创新等一整个城市治理过程的智能化发展的推动已是显著的趋势。通过网络与传统行业紧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开放性技术集成的基础，促进市域公共治理流程再造和效率改进，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智能化水平。比如福建漳州市的“96123行政服务平台”、上海浦东新区的“小博士”行政审批职能导航，岳阳市智慧城管系统等都是通过智能终端，实现审批、环卫、查违等城市治理流程的网络一站式自助服务，都是市域治理主体在推行“智慧政务”“智慧民生”“智慧产业”的基础上，全面实现“智慧城市”的成功案例。

（三）城市人工智能公共伦理设计及应用责任分摊机制化

人工智能应用的风险已成为市民普遍争议的公共新议题。一方面，市域政府在运用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中，必须平衡多样化的价值诉求，对人工智能产品进行伦理设计，将行政伦理、社会公共道德精神等公共伦理嵌入其中，控制其智能水平尤其是自主程度，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整体上向符合道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参考上海（浦东新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经验，创新政府管理，构建包容审慎的新型审批监管制度和城市公共治理人工智能应用责任体系，消除融合发展面临的安全、数据、资质等壁垒，研究确定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引发侵权风险的责任主体认定机制，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等相关主体全部纳入监管，实现新型技术应用侵权责任明晰化和责任分摊机制化，营造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

（四）城市公共治理新型智库技术化与集成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建设城市公共治理新型智库的大势所趋，同时改变了市域政府智库的构成元素，呈现出跨学科合作、多维度协同、重视人才整合的新特点，正逐渐成为城市甚至国家智库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专家智库服务的有限理性、滞后性，知识权威垄断性以及男性专家占绝大多数的性别价值观不公正性，让城市治理主体将目光转向以人工智能系统和计算机为核心的融合型智库，引导女性尖端技术方向的职业发展，在巨型数据库的基础上，集成性别平等的专家服务与多种高新技术，不断吸纳技术性要素，最终构建工作效能高，工作负担轻，人工智能部分替代专家，甚至替代大部分专家的公平化、技术化、集成化城市未来大智库。依据2020 年 3 月 8 日，清华大学 - 中国工程院知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隆重发布的人工智能全球女性榜单，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领域最顶尖的 2000位学者中有179位是女性，中国12名女性学者入选，位列第二，但具体到比率层面，中国只有6.9%，远低于9%的国际基准线。

四、结语

城市治理智能模式已经被“数据+算法+算力”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的崭新工具正在实现市域公共管理的技术跃进，全面提升分析、预测、诊断、决策、转型等层面的城市治理能力。在廓清和研究人工智能市域治理未来问题的基础上，还应向女性等行业少数群体适度倾斜政策、技术及资源，才能在数字时代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在新兴技术的应用和融合中真正推动城市治理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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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婷婷（1987—），女，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台州市科技馆，浙江省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数字化改革专班成员，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软件设计师，主要从事青少年科普教育及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的相关数字化研究。

作者：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