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监督惩治腐败论文

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反腐，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也对我国廉政建设充满期待。一个个老虎相继落马，表明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坚持主要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惩治腐败，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反腐败机制也日益完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群众监督惩治腐败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群众监督惩治腐败论文 篇1：

浅析邓小平的反腐败斗争理论

摘 要：邓小平依法治理腐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容。邓小平认为，治理腐败，要标本兼治，既要重视治标，更要重视治本。邓小平不仅强调要依靠法制监督制约权力，还十分重视法律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他认为惩治腐败靠“人治”是靠不住的，“法治”才靠得住些。他要求要完善法制，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他强调指出，制定法律要完备，执行法律要严格，惩治腐败分子要严厉。

关键词：预防腐败 治理腐败 法治

治理腐败，要标本兼治。邓小平不仅强调监督制约权力和预防腐败的发生要依靠法制，而且，他认为惩治腐败分子更应该依靠法制，只有制定严密的法律，并严格执法和严厉惩治腐败分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一、监督制约权力要依靠法制

邓小平历来重视权力的监督制约问题，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权力监督制约理论。

1、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从本质上讲，腐败就是公共权力失去约束而导致被滥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被滥用，而权力被滥用，必定导致政治腐败。按照权力理论，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是分离的，即权力的行使并不是人民直接行使而是间接行使，从而具有了“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权力异化的可能。历史的经验也早已说明这种可能一旦脱离监督的轨道，就会变为现实。因此，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性防范。邓小平指出，权力不受监督主要表现在：第一，官僚主义现象；第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第三，家长制现象；第四，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第五，特权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压制民主，脱离群众，不受群众监督，欺上瞒下，打击报复，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并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权力过分集中源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即为专制。家长制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了个人的工具，家长制等于宣布民主制为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亦即权力无限，特权制则是特权者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主人，法律面前不平等，凌驾于法律之上。⑴（ｐ327－332）

2、法制是监督制约权力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国在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已形成了多层次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监督的形式主要有党内监督、人大的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但不论什么形式的监督，都要有“制度”作保障，就是有“法律”、“法规”作保障，使监督有法可依，依法进行，因为依法监督最有力量。对权力主体来说，只有受到法律的约束，才能使权力的运行不至于发生越轨和扭曲。对监督主体来说，只有依法监督，才能提高监督的权威性、强制性和准确性，从而增强监督的效力。

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⑵（ｐ358）在某种程度上讲，离开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就根本谈不上法制。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制约，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律制约是最有力的制约手段。邓小平历来反对“人治”，主张实行法制。他关于法制制约权力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⑴（ｐ146）这清楚地表达了现代法治的一条重要原则，即法的权威高于领导人的权威，就是法高于权，从而推崇了法的至上性。第二，要严格守法和执法。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组织、各社会团体，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享有法外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邓小平指出：“谁也不能犯法。……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⑴（ｐ332）他还强调，对于权力腐败案件，“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⑶（ｐ279）“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⑶（ｐ152）第三，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

3、建立依法治腐的监督制约机制

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反腐败的关键。首先，加强各种监督，可以防止一些人走向腐败的深渊。其次，对已经陷入腐败泥坑，而且错误严重，甚至违法犯罪的，监督的作用是将他们揭露出来，防止他们逍遥法外，防止他们进一步危害社会，减少其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同时将他们送上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警醒和教育他人。第三，监督的关键作用还表现在帮助执法机关公正执法、严格执法，使该受到打击的坚决受到打击。

监督制约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使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正确的执行，是为了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而当其行为违法时，又能及时受到惩处，得到制止。邓小平指出：“党要领导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⑷（ｐ270）建立依法治腐的监督机制，就要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依靠法律治理腐败，就要使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党风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在法律基础互有补充，形成比较完备的监督体系和有效机制。

二、惩治腐败要依靠法制

邓小平认为惩治腐败分子更应该依靠法制，只有制定严密的法律，并严格执法和严厉惩治腐败分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1、惩治腐败靠“人治”是靠不住的

建国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在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腐败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反腐败的传统模式基本上是以“人治”为主的，法治的因素甚少。也就是说，惩治腐败靠“人治”是靠不住的。

其一，反腐败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建国以来，我们党曾开展多次反腐败斗争，如“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等，但由于都是以搞群众运动为主，并且没有及时把反腐败措施纳入法制化轨道，所以只能治标而难以治本。正如邓小平所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⑴（ｐ336）这是因为，用搞群众运动的“人治”方法来反腐败，往往只迎合了一时的斗争需要，不能对人们的行为形成稳定、持久的制约机制，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其二，反腐败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道德行为和自我约束上。诚然，个人的道德力量及自我约束在反腐败斗争中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反腐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种“软约束”上，这就会使反腐败斗争变得软弱无力，乃至温情脉脉，这显然是靠不住的。其三，反腐败不能过分强调和依赖领导者个人的素质和作用。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和依赖领导者个人的素质和作用，就必然导致反腐败走向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使反腐败缺乏必要的坚定性和连续性，最终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厄运。邓小平指出，“人都是有缺点的”，⑶（ｐ151）“领导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⑷（ｐ390）

2、惩治腐败靠“法治”才靠得住些

腐败只有用“法治”这一“硬约束”的方法才能根治。邓小平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⑶（ｐ379）那么，为什么说搞“法治”更靠得住些呢？

其一，法治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社会普遍服从的约束力。法律已经颁布实施，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和执行，不能随意干扰和破坏，否则将受到法律的无情制裁和追究。其二，法治具有平等性和独立性。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行为规范，拥有独立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外的地位和作用。对公民而言，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⑴（ｐ332）由此可见，实行依法治腐，有利于克服和消除特权思想，可以避免权力因素或个人情感对反腐败斗争的干扰和影响，有利于体现法治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其三，法治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正如邓小平所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⑴（ｐ333）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和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严格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各种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实行依法治腐，一方面，通过法律构筑人们的行为规范，从而避免和减少各种腐败现象；另一方面，通过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可以避免反腐败斗争因领导者的更换或领导者个人意志的转移而出现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3、制定法律要严密

依靠法治理腐败，首先需要的是与之相配套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否则依法治理腐败就将因为无法可依而无从谈起。只有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才能够真正实现依法治理腐败。邓小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⑴（ｐ146）邓小平多次强调立法工作要有紧迫感，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他说：“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总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邓小平甚至对怎样制定法律、法规还作了具体指导，他说：“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些，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⑴（ｐ147）邓小平曾用四句话概括了我国的法制建设的总要求，他把“有法可依”放在了第一条。从上面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我国的立法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立法要“严密”。 在这一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反腐败的法律法规，为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制化轨道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4、执行法律要严格

所谓严格执法，就是要求执法部门秉承法律的意志，公正、正确地执行法律，使法的威力得以实现，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⑴（ｐ145－147）在这里已经蕴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精髓。邓小平还告诫人们：“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⑴（ｐ254）在这里邓小平强调了任何人犯了法都应平等地追究其法律责任，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只要犯了罪，“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⑶（ｐ152）“只有真正坚决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高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⑴（ｐ332）邓小平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科学表达，成为党和国家法制建设中严格执法的基础性原则。

5、惩治腐败要严厉

严惩腐败分子，这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也是严格执法的必然结果。从以前的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来看，这个手段用得很不够，即打击力度不大，处罚偏轻。这也是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对一些腐败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⑶（ｐ33）群众反映非常强烈。邓小平指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现在一般是杀那些犯杀人罪的人，其他的严重犯罪活动呢？……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⑶（ｐ153）“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⑶（ｐ34）他还说：“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住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⑴（ｐ403）这充分显示邓小平依法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的主张和决心。

总之，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轨道，立法是基础，执法是关键，只有严格执法，严厉惩处，才能体现法律的威严，法律才能起到惩戒作用，才能对腐败分子或正在走向腐败之路的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在法律严惩的高压下，可以使一部分人悔过自新，或放慢或停止走向腐败深渊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1994．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邓小平文选（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Analyses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on Managing Corruption

Zhu Ru-fang

Key words:preventing corruption; managing corruption; rule of law

作者：朱如放

群众监督惩治腐败论文 篇2：

浅谈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制的演进

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反腐，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也对我国廉政建设充满期待。一个个老虎相继落马，表明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坚持主要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惩治腐败，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反腐败机制也日益完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反腐方式也逐渐依靠法律法规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并且注重加强党员党性教育，由外在打击转向内在预防，并且把反腐倡廉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反腐败机制。

关键词：反腐败;中纪委;监督形式;演进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构的演变

“机制”指一定机构或或组织与其机组织的机能，以及这个机构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反腐败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反腐机构，一个是反腐方式。实际上，机构的设立也是一种反对腐败的方式，但由于比较复杂，所以单独来讲。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构的演进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构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机构就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它是中共中央的检察监督机关，具有党风、党纪和反腐职能。早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中国共产党就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2]，即中纪委前身。在1928年，中共六大又选举产生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取代之前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又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为书记[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反腐败历程进入一个新时期，在1949年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朱德任书记。1955年，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书记由董必武出任。该机构一直持续到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也被迫撤销。[4]文革之后，为了重塑党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重建中纪委，并推举陈云为第一书记。中纪委一直持续至今，继陈云之后，乔石、尉健行、吴官正、贺国强、王岐山先后任中纪委书记。

（二）我国反腐败机构的演变特点。

从中纪委的演变的来看，它在我国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它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地位越来越高。

从中纪委一把手的职位来看，王荷波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在1928年是中央委员，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任中纪委书记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在1955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改革开放之后，从陈云到王岐山，中纪委书记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可以看出，党对中纪委的重视程度是不断加强的，它的地位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它在我国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

2.职能越来越明确。

中纪委成立后，对于其职能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职能的规定比较模糊，1993年尉健行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2002年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把中纪委职能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从而使中纪委的职能明确下来。

3.组织越来越独立。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纪委只是党委下的一个机关，受同级党委领导，陈云首先对其进行了改革，把在“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5]解决了个别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行为压住不调查、不上报的弊端。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标志着由陈云始创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从当初的“由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转变为“由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样就使中纪委越来越脱离党委的领导，开始独立自主的审查腐败案件，对于摆脱官官相护，惩治腐败行为具有重大意义，使中纪委越来越独立。

4.反腐形式越来越细化。

早期中纪委反对腐败主要是对内的监察监督，对外依靠群众运动，群众监督，但这个监察监督方式比较单一模糊，随着实践发展，这种方式越来越细化。在1987年，中纪委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了信访机制，继续重视群众监督的作用，并且使群众监督有制可寻，为更好的运用群众力量提供了条件。在2002年十六大之后，中纪委采取了另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和完善了巡视制度，使中纪委可以更好地主动出击，惩治腐败。2012年十八大之后，王岐山对巡视制度进行了改革，巡视组开始实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一次一授权，二是巡视的单位和地区不固定，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这三个不固定有利于防止巡视组内的腐败行为，对于更好发挥巡视组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5.打击力度越来越大。

我党素来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对于腐败行为坚决打击。1932年，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生由于贪污腐败被枪决，成为我党历史上因贪污被枪决第一人;红军英雄肖玉壁虽然战功赫赫，但由于贪污大洋3000多元，也被法院判处死刑。建国后，中纪委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也从未停止。在1982年，陈云打下了第一只打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官员。1987年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这是改革开放后因腐败被判刑的第一个省长，从此，“刑上省部级”的记录由此开始。2000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死刑，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不管一个人官多大，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一定不会逃过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纪委的演变过程中，它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国家越来越重视中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关的作用，并且采取各种措施来发挥它作为监督机关的作用，在反腐败斗争进入关键期的今天，中纪委将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演变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历史沿革。

反腐方式是指惩治和预防腐败所采取的措施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群众运动。

在改革开放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最常用的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监督来惩治腐败行为。例如，1932年谢步生就是因为群众举报而被打下来的。利用群众运动惩治腐败最有影响的就是1951年11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1952年1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五反”运动。这两次运动充分发挥了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威力，让群众来举报各种腐败行为，其中，最有名的事例就是处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次运动雷厉风行，有力的打击了腐败官员的腐化作风，对于净化社会风气，保持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例如，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一些城市开展的新“五反”，和在全国农村展开的四清运动，这些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于社会风气的净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出，有些运动存在一些过火的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开展群众运动要注意防止犯左和右错。当然，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并不是只采取群众运动，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整风运动，毛泽东在1951年也制定了像《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样的法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以群众运动为主，其他方式为辅。

当时党采取群众运动惩治腐败行为也是有其原因的，第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腐败行为重视很早，但对于如何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并没有很具体的方法，开展群众运动简单直接，而且很有效果。第二，国际环境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群众运动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我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2、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法规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入侵，导致官员的腐败行为加剧，但是大规模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已不太适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所以这一时期我党采取的反腐败方式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法规相结合的方式。如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了历时三年半的全面整党。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号召全党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等。在1998年，我党进行了一次时间最长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党性教育。2002年又开展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2004年又在全党开始了一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对共产党员开展思想教育，使官员不愿贪，从内铲除腐化堕落思想的根源。在进行对内教育的同时，我党也积极健全反腐败法律法规，对外加强监督与惩处力度，使官员不敢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对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此外，一批批具体的法律制度也陆续出台，使反腐败斗争做到了有法可依，对于各级干部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使官员不能贪。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方式是某个时期我党反腐的主要方式，并不是全部方式，比如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党也进行一些群众斗争，以上所说主要是其突出的方式。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演变特点。

在我国反腐败方式的演变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反腐败斗争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思想教育运动，甚至是确立各种法律法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也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领导核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种壮士割腕的决心和勇气，全面从严治党。

第二，反腐败方式的选择与时俱进。无论是毛泽东时期所采取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还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所采取的教育和法制方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都是顺应时代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央又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第三，反腐败方式日益多样化并相互配合。在我国反腐方式的演变过程中，几代领导集体注重综合方式的运用，在重视群众力量的同时，加强教育和惩戒，完善法律法规。尤其在近几年，在运用以上方式的同时，还创新了其他的方式，比如巡视制度，而且日益重视网络反腐等一系列新形势。2013年下半年，王岐山就开始推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这些措施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无形的制度笼子，使官员不愿贪，不敢贪，不能贪。

第四，反腐败由外在打击为主转向自身预防为主。由群众运动的外在打击到思想教育的内在预防为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党中央开始加大预防腐败力度，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由治标转向治本。

三、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演变的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程的整体演变来看，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是始终坚决的，从打击方式上来说，由重在打击转向重在预防，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运动反腐转向专项治理。

从我党的反腐败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要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人们群众是反对腐败的主力军，反对腐败也是为了人民群众更好地生活，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辛福生活，他们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在反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要更加重视制度建设。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使反腐败有法可依，有制可寻。全面依法治国，更要全面依法反腐，着力构建上层建筑，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和规范我国的反腐进程。

腐败问题关乎国家命运，人民幸福，在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的现在，我们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惩治腐败行为，保护人民权利，维护党的声誉，让腐败行为无所遁形，让权利在阳光下进行，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六卷.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第二卷、第三卷.

[3]李荣梅.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反腐败方式选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理论研究，2009，05.

[4]李秋生.三反运动对于我党治理贪污腐败的启示[J].才智，2011，26.

[5]肖介清.论健全反贪污法制的原则与方法[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02.

作者：步海洋 孙宗远

群众监督惩治腐败论文 篇3：

廉政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建构与创意

【摘    要】廉政公益广告是一种弘扬廉政文化的重要宣传手段，有助于国家廉政建设。本研究选取“清廉中国”专题活动展出的45则优秀廉政公益广告作为语料，基于内容进行分类，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廉政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不同模态的表征类型和隐喻意义的构建。总结了廉政公益广告的创意特点，即借助图像构建常规隐喻或新奇隐喻，运用文字来画龙点睛，并用色彩渲染，三种模态共同作用，以增强广告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关键词】廉政;公益广告;多模态隐喻;常规隐喻;新奇隐喻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中英公益广告多模态隐喻研究”（17C0233）。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近年来，国家的反腐力度空前，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也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廉政公益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和宣传手段，旨在用倡导或警示的方式来构建和弘扬反腐倡廉文化，以教化社会大众，改善社会风气，为国家廉政建设提供有效助力。

从认知角度来看，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1]基于认知隐喻理论，Forceville提出了多模态隐喻理论。他认为除了语言文字模态，隐喻思维还可以由图像、音乐、颜色、手势等其他模态呈现。[2]Forceville最先从认知的角度对平面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图文隐喻）进行研究。他强调语言和图像模态共同诱发和引导了对广告中的隐喻的识别和意义的解读。他也印证和突出了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相似性的“创造性”，即目标域与源域之间的相似性未必预先存在，设计者可以通过不同模态创造性地表达出来。因此，多模态隐喻拥有更多确定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相似性的方式，而且多模态源域的情感吸引力也比单模态隐喻更为强烈。[3]

本研究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清廉中国”专题活动展出的廉政公益广告为语料，从多模态隐喻的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的廉政公益广告的建构特征及独特创意，诠释在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不同模态在建构廉政文化中所起的传导功能，为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和传播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

一、廉政公益广告语料分析

自2014年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以“清廉中国”为主题，连续几年开展廉政公益广告、漫画、微视频的征集活动，并在网站上展出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或含蓄、或诙谐，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传递了反腐倡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好评，具有较大影响力。

笔者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www.ccdi.gov.cn/）搜索“清廉中国”，收集“清廉中国”专题活动展出的公益广告，经过研读、筛选，共获得45则包含多模态隐喻的廉政公益广告。这些廉政公益广告主要通过倡导型与警告型两种方式表达反腐倡廉的主题。对这些公益广告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细分为三类：倡导廉洁类，警示腐败类及廉洁与腐败对比类。倡导廉洁类的公益广告共7则，占比15%。警示腐败类数量最多，共34则，占比76%。廉洁与腐败对比类共4则，占比9%。警示腐败类的公益广告数量最多，因为廉政公益广告主要目标是预防贪腐，此类公益广告往往通过图像和文字，展示腐败的严重后果和腐败者的最终下场来警醒公众，以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同时，该类广告也聚焦预防腐败的措施和对腐败的惩治，来警示腐败者贪腐将无处遁形，会被揭发和惩治，也号召民众加入到对腐败行为的监督中。

二、廉政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笔者分别对倡导廉洁类，廉洁与腐败对比类及警示腐败类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进行探讨，分析不同主题类型的廉政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不同模态的表征特点，以及具体隐喻意义的解读和传达。

（一）倡导廉洁类公益广告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倡导廉洁类的公益广告标题和正文用文字标示对廉洁者和廉洁行为的赞美倡导，如《洁身当自重，廉洁天下公》《有廉年年寿》《好样的》等。此类广告的目标域主要是廉洁者和廉洁行为，通过文字模态来呈现。源域由莲花、白鹤、手印、自行车、旅程、树根等不同图像模态呈现。在公益广告《洁身当自重，廉洁天下公》中，莲花被用来映射廉洁者，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与精神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所颂扬，而且莲与廉谐音，因此，人们常用莲花映射廉洁者，用莲花的高洁来映射廉洁者的洁身自重，以倡导从政者树立廉洁奉公的理想信念。在另一则广告《绕过诱惑守住铮铮廉道》中，在“勤廉正行”几个艺术字的图像中构建了一条为官者由从政到退休的旅程，以旅程映射为官者在从政之路上要自始至终绕过诱惑（汽车、美女、金钱、房子等图像），将廉洁坚守到底。总之，倡导廉洁类的公益广告通常借助图像呈现源域，而由文案点出主题呈现目标域，赞扬“洁身自重、勤廉天下公、勤廉到底”等价值观念，促使公众产生自觉的认同。

（二）廉洁与腐败对比类公益广告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在廉洁与腐败对比类公益广告中，标题和正文等文案都用文字强调廉洁与腐败行为及其后果的对比，如《廉为荣 贪为耻》《腐与廉 不含糊》《变之别》《生死抉择》。此类公益广告中目标域主要为廉洁和腐败行为，由文字廉/贪（腐）来呈现。源域则由图像和文字呈现，并突出其对比，如同一片树叶上，写有“廉”字的一半翠绿鲜艳而写有“贪”字的一半被虫蛀空;同一个广字头下，一半是带有莲花图像的“廉”字而另一半是已经腐朽的“腐”字;写有“廉”字的心电图线呈红色、规则的波浪形，而写有“贪”字的心电图后半段变成了黑色的直线;在水中官员身边既有漂浮的写有“廉”字的游泳圈，也有系在金元宝上的沉入水底的写有“贪”字的铁球。同时，这些广告在色彩的运用上也形成鲜明对比，如：同一片树叶一半是绿色而另一半是黑色，一半“廉”字包含绿色的莲而另一半“腐”字是黑色的，标有“廉”字的心电图线是红色而标有“贪”字的心电图线变成了黑色，标有“廉”字游泳圈是白色的而标有“贪”字的铁球是黑色的。红色、绿色、白色等鲜艳颜色，分别代表着“健康、生机和纯洁”，而黑色沉重，代表着“耻辱、黑暗、死亡”等。廉洁与腐败对比类公益广告巧妙地借助图像和文字，既突出了廉洁和贪腐行為的对比，也预示了其截然不同的结局，让人过目不忘。

（三）警示腐败类公益广告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警示腐败类公益广告共34则，根据其内容，又可以分为警示贪腐后果，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三类。其中，警示贪腐后果的公益广告共有25则，数量最多。广告中，设计者往往通过标题和正文的文字，强调贪腐的后果，如《不要等到无法挽回》《腐门千道 死路一条》《贿进深渊》《警惕腐败的冰山》《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走钢丝》等。在此类公益广告中，目标域主要通过图像和文字来预示毁灭，也就是腐败的后果。而源域主要是通过图像和色彩来呈现，如棋局中被围攻被将军的“贪”帅;挂着闪闪金币的打有死结的用来上吊的绳子;只顾着拿钞票的贪官一脚即将掉进黑乎乎的深渊;撞上腐败的冰山已倾覆，快要沉没的“事业”船;一副半边是古钱币形状的手铐;摇摇晃晃走在钢丝上的贪官而钢丝被握在行贿者手中。这些广告中，象棋的死局，绳子的死结，黑色的深渊，沉船，手铐，钢丝等源域，分别通过图像、色彩等模态直接激活，映射到“贪腐的人生将满盘皆输，将无路可走，将自毁前途事业，失去自由”等目标域。而这都是建立在隐喻的意象图示基础之上的毁灭隐喻，强调贪腐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警示为官者“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告诫他们切勿因为一时贪婪而输掉所有的前程，滑进犯罪的深渊。这些毁灭隐喻的源域如死结，死局，钢丝，手铐等源于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容易激起公众的共鸣，达到宣传警示的作用，让官员在贪腐之前会有惧怕心理，达到“不敢腐”的效果。此类广告中有大量红色的文字和图像，非常醒目，甚至触目惊心，因此，红色也起到了警示、强调贪腐后果的作用。

预防腐败的公益广告共有5则，如《廉政视力表》《用制度编织权力的笼子》《照镜子》等。此类广告的目标域为预防腐败的措施，如群众监督，廉政制度等，通过文字来呈现。源域由图像呈现，主要包含放大镜，阳光，电灯的开关，笼子，镜子等。预防腐败是反腐的理想目标，因为它把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既能保护干部，也能避免腐败造成的危害。而廉政制度和群众监督都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此类广告构建了“群众监督是放大镜”、“群众监督是阳光”的隐喻，也就是说，群众监督威力大，所有细小的腐败行为都会被揪出来;在群众监督的阳光下，所有不符合程序的暗箱操作都会暴露出来。另外，也构建了“群众监督是电灯开关”的隐喻，强调正是有了群众监督，才能让廉政之灯闪亮。关于廉政制度，广告中也构建了“廉政制度是笼子”、“廉政制度是镜子”等隐喻。如在广告《用制度编织权力的笼子》里，制度构建了坚固的笼子，把代表权力的红色印章锁起来，突出了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廉政制度才能让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得到约束与监督，让官员不能腐。而在廉政制度的镜子前面，官员通过照镜子（即对照廉政制度），可以掸掉不合规范的贪腐灰尘，强调廉政制度能有效地预防腐败。

惩治腐败的公益广告共有3则，如《重拳清障 畅通廉政之路》《武松打腐》《贪污腐败众矢之的》。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目的域为惩治腐败，如重拳清障，打腐，众矢之的等，用文字模态呈现。而隐喻的源域由图像和文字模态呈现，如写有“中央八项规定”的红球击中了标有“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等字样的保龄球，并纷纷倒下;武松痛打写有“腐”字的老虎的剪纸图像，以及几支箭射中标有“贪”字的靶心。在“惩治腐败是打保龄球”、“惩治腐败是打腐”、“惩治腐败是射箭”等隐喻中，强调突出了政府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和决心。在反腐斗争中，对于贪腐行为党中央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坚持腐败一定要得到惩治。自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来，党反对腐败惩治腐败的力度前所未有。同年，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八项规定，要求改善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在国家的大力整治下，各种不正之风得到了收敛。“腐”与虎读音相近，而且成语“官虎吏狼”就是用来形容官吏的贪暴。因此，“打虎拍蝇”成为了在反腐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14年的年度热词。打虎、射箭等隐喻的构建，强调在反腐斗争中，无论是“老虎”（官员）还是“苍蝇”（一般人）的腐败行为都会被坚决惩治，任何腐败行为在反腐斗争中都会成为众矢之的。广告强调了党和政府对腐败的严惩不贷，对受众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三、廉政公益广告多模态隐喻的创意特征

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决定了广告的传播效果。不同于宣传具体产品的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传播的是抽象的价值理念，因此，借助图像、文字、色彩等不同模态构建的多模态隐喻是廉政类公益广告的重要特征。在多模态隐喻视角下，笔者总结归纳了以“清廉中国”为主题展出的公益广告的创意特征。

（一）在廉政公益广告中，图像、文字、色彩等模态在多模态隐喻意义构建中协同作用，增强传播力

一则平面广告往往包含文案，图像、色彩等构成要素。在多模态隐喻视角下，这些要素也是构建公益广告的不同模态。在廉政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分别由不同模态呈现。其目标域大多由文案中的文字模态呈现，而源域大多由图像、色彩等模态来表征。但在不同类型的廉政广告中，有些隐喻的源域也用文字来表征，如警示腐败类公益广告中，用来强调惩治腐败的大多数公益广告会结合图像、文字模态来表征，因为文字能点明惩治的手段及惩治的对象，但这些无法用图像呈现出来。总的来说，在廉政公益广告中，图像一般用来构建隐喻的源域，形象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同时，会运用文字模态来画龙点睛，点出广告的主题（目标域），引导受众更好地理解其主题意义。广告中红色、黑色、绿色等色彩模态有渲染作用。就这样，图像，文字和色彩三种模态协同作用，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二）廉政公益广告巧妙运用平民化的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强化主题意义

隐喻包括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两种。常规隐喻具有广泛的共识性和规约性，其源域和目标域间具有很强相似性，其隐喻意义已约定俗成，容易识别和解读。[4]例如在廉政公益广告中，莲常用来比喻廉洁者，这就是一种常规隐喻。类似的常规隐喻如手铐、陷阱、沉船等常用来比喻腐败后果（毁灭），笼子、篱笆等比喻廉政制度。常规隐喻能帮助受众更快地解读其主题意义，因此，广告设计者的创意更多体现在源域图像的创新设计上。

新奇隐喻指设计者发挥主观创作性，刻意地通过对两种不同的概念进行转移与糅合而生成的非常规的隐喻，其源域和目标域间的相似性是在特定语境中构建的。[4]如在廉政公益广告中，用带有钱币的仙人掌来喻指腐败的后果，用不同的心电图线喻指廉洁与腐败的不同结局，这些都属于新奇隐喻。由于新奇隐喻具有创新性，因此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和关注。但新奇隱喻的构建更需要创新思维，更具挑战性。

由于本文选取的廉政公益广告语料数量有限，因此对廉政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构建和创意特征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视、新媒体等动态廉政公益广告比起平面广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其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和创意。

注释：

[1]Lakoff， G.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53.

[2]Forceville， C.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M]. London： Routledge，1996.

[3]赵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兼评Forceville&Urios-Aparisi《多模态隐喻》[J].外语研究，2011（01）：1-10+112.

[4]史慧丽.习近平反腐话语的批评隐喻分析[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5）：35-40.

（作者：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编：周蕾

作者：邹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