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拟就理论的形成过程、无产阶级领导权、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对大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作一综述。[关键词]大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综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论文 篇1：

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之研究

摘要：向警予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剖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紧密关系，明确了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共通的革命性质、革命目标和革命动力，同时，她还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劳动妇女想要获得彻底解放，只有实行广泛的政治革命。

关键词：向警予；妇女解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妇女领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性中央委员和首位女性部长。她曾撰写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当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许多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独到见解。其中，她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和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此外，为了获得妇女自由及妇女人身的彻底解放，在实践中，向警予身先士卒，高歌猛进，领导和指挥广大妇女勇敢地向万恶的旧制度展开了积极的反击和不懈的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她：“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外讲，中国妇女在当时人口数量中的比重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然而，她们却是那时中国国内最受压迫的广大群体。凭借着独到的眼光和先进的思想，向警予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相通的革命性质、动力和目标，并且二者有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纵观历史可以得出：只有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最广大的妇女阶层才能从被压迫的旧社会里逃离出来。本文笔者将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初步探讨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的一些思想。

一

向警予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是一切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遭受残酷压迫的广大妇女终究亦会绝境反击，在这里，历史老人开始为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牵线搭桥。

在旧社会的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与广大的劳工相同，妇女被当做奴隶一样对待，“女子所以沦为奴隶，岂不全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吗？”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中提到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是万恶之源，也是妇女受压迫的阶级根源。要真正达到劳动解放和妇女解放，就必须摧毁剥削制度的代表——摧残民权、摧残女权的一切恶势力、恶制度，实行政治革命。”[1]183她说：“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1]50为了让广大妇女不再深受奴役，只能推翻这个旧社会，才能赢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广大的劳动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广大的劳动妇女才能解放自身。倘若恶势力、恶制度不被铲除，我们的女权就永远不能伸张。

在向警予看来，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妇女问题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压迫和反压迫问题，妇女解放运动也绝不再是单靠妇女阶层就能完成的一项运动，她说，“女权运动本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1]111我国的女子参政运动发轫于辛亥革命民国纪元，但历史证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实现民权，自然也不能实现女权，20世纪20年代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建立，新民主主义时期到来，广大妇女要“洞察全局，明识机先……以开女权之路。”[2]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向警予身体力行，将妇女运动坚定地纳入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行列当中，妇女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谋而合，二者联姻，最终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妇女解放运动踏上了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努力奋斗的曲折历程，为实现中国人民的翻身做了主人开始了新的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

二

历史表明，任何一项解放运动都要具有自身的领导阶层和运动形式作为前提保障。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也是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和进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共通的革命目标，为了这一目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定领导和源源不断的革命动力。

单单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而言，广大妇女自然要冲在运动阵地的最前沿，在她们有力的呐喊和实质性的行动之外也需要其他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等力量的支持和帮助，而在这些追求解放的运动当中，却要从最基本的女权与民权的关系说起。“（要）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去争取女权的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本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有了民权运动才有女权运动，女权运动绝对不能离开民权运动而独立。”[1]183向警予在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大会上说：“妇女运动是求妇女的自由平等，然而在中国民族未达到自由平等以前，妇女绝对不会单独达到自由平等的。”因此，“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1]125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向警予再一次讲到“应加入‘打倒军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217从向警予的一系列著作和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向警予眼中的妇女解放运动需要由无产阶级的组织即妇女解放协会的领导，其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革命方式，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趋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领导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它的主体是人民大众，包括了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相同的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

1922年，向警予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便积极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从那时起，她就具体负责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工作。并且在主持妇女工作的同时，还写了大量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她充分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论述了我们党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她认为，中国的广大妇女只有积极投身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争取全民族独立，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则包括了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受剥削之妇女均不外乎这个动力范围，只有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妇女阶层才能获得真正的自身解放。

三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必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运动的范畴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

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雄辩地证明了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并且男女平权，妇女解放必须在阶级解放之后才能取得的道理。正如向警予日后所认识到的：“妇女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单靠妇女运动所能做到的。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1]155向警予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仅仅依靠单一的女权运动来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她认为，妇女的的解放运动只有和旧中国的社会改造以至于全世界的改造紧仅仅的相结合才有出路。

向警予在《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一文中所提到：“中国如果有强有力的国民革命党率领此剧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一面反抗英、美，一面打倒军阀，建设真正人民的政府，不独中国民族实际解放，且可完成世界革命工程之一半。那时候中国妇女的解放自是题中应有的文章”[3]。字里行间流露着她坚定的思想理念，她是绝对不赞成那种只追求男女平等，而漠视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对于那些仅仅把男子视为敌人，单一的追求男女平等，相信只要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的规章制度，就可以享受到自由和平等的狭隘浅薄的思想，向警予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她指出这是一种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脱离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实际的女权运动思想，“犹之起屋沙上，随起随倒”，“终免不了昙花一现的惨运”[4]。向警予表示：“妇女运动是跟着国民运动起来的，没有国民运动也便无所谓妇女运动，……妇女运动必须乘着国民运动的长风才有日进万里的可能”[3]。“女权运动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5]。这样以来，向警予就把妇女解放运动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整的革命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整体的强有力支撑。

小结

向警予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的真知灼见，好似黑夜里的一盏盏灯塔，为饱受压迫和迷茫不前的广大妇女照亮着前进的道路，向警予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身体力行的实践工作，也成为整个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楷模和表率。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不仅仅是妇女，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不可能拥有自由的民权，罪恶的社会制度一日不被消灭，中国的社会性质就一日不会改变，中国广大的妇女以及其他的劳苦大众被压迫、被奴役的状况也将会一如往前。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一部分的妇女解放运动，拥有不可小觑的革命动力，她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艰巨任务，只有将妇女解放運动融入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运动洪流中，妇女解放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思想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N].妇女日报,1924-01-02.

[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11-233.

[4]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87.

[5]向警予.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N].妇女周报,第七十九号，1925-03-29.

作者：李惠康,朱 海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论文 篇2：

大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拟就理论的形成过程、无产阶级领导权、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对大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作一综述。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理论 综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出发，依靠全党的集体智慧，积极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初步探索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大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

关于形成过程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阶段一是从建党前后到五卅运动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酝酿的重要阶段；阶段二是从五卅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大革命时期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阶段一是从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到四大前我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阶段二是四大到五卅运动前，基本思想在全党提出，并开始初步形成；阶段三是五卅运动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的发表，党对基本思想的认识更加丰富和全面了。[1]p245

关于形成标志大致有两种观点：观点一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的发表是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持这种观点的论者的论据有四：第一，毛泽东当时已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处于新的历史时代，即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二，毛泽东在对各革命阶级的分析中，对无产阶级的评价最高，并已十分明确“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第三，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第四，毛泽东已明确提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政权的思想。[2]观点二认为四大是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分册）。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革命的动力、对象、领导是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只要这三个问题明确了，其他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解决了。因此，把二大到三大期间解决的革命对象、动力和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通篇考察，四大时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分析》等文则是对基本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充实。[3]

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近年来，随着一些珍贵史料的发掘，一些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而近乎空白的领域得到了填补，如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者及形成标志。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大致有五种：观点一认为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者，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1923年6月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指导权”和“革命领袖地位”，实际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而作为当时《新青年》的主编，这篇文章无疑反映了瞿秋白的思想。此外，在1923年9月，瞿秋白还撰写了《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斗争方法上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由此认为瞿秋白是党内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第一人。[4]观点二认为邓中夏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四大以前，虽然有些党的文件和个人论著已经提出和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但只有1924年11月《中国工人》第二期刊载的邓中夏的《我们的力量》才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民主革命的思想。观点三认为蔡和森是党领导权思想的首倡者，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1923年1月18日蔡和森发表的《外力·中流阶级和国民党》就提出：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真正主人”，认定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5]观点四认为彭述之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1924年12月，彭述之在《中国工人》和《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和《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真正的领导者》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对我党领导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故认为其是最早的提出者；论点五认为高君宇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1922年10月高君宇先后在《向导》第2期和第4期发表《革命运动之印度政治状况》和《答思顺》两篇文章，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性和实力上都胜过了资产阶级，完全能够在国民革命中占主要地位，而不可放弃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因此高君宇才是党内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人。[6]

领导权形成的标志有四种观点：观点一倡导“中共四大形成说”。大多数研究者都持这种观点，四大不仅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去争得领导权和领导革命，都作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明确指出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论述了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从而抓住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7]观点二倡导“中共三大前后形成说”。在中共三大召开期间，讨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时就涉及了对党的领导权的看法，《新青年》季刊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自然处于革命领袖地位”。此后，彭述之、高君宇、瞿秋白等也在文章中多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说明三大前后我党已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观点三倡导“发展过程说”。党的二大已经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二大以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根据领导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三大前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少数共产党人开始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运用于革命，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创造了条件；中共四大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观点四倡导“《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形成说”。一些学者认为该文通篇贯穿着领导权思想，解决了党的四大没有正确解决的领导权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从而否认了天然领导权，初步解决了如何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8]

三、统一战线问题

认识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中共成立之初，曾在一段时间内对其他党派采取斗争和排斥的态度，“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领导工人的运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党在斗争实践中认识的提高，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逐步有了清楚的认识。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所以，党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和保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第二，通过分析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认识到建立联合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以及党的许多领导人写的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 （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 （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9]p7

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在准备实行国共合作时，中共就明确规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国共合作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深入，国民党的两派分化日趋明显。中共认识到 “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总体来讲，大革命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巩固和扩大左派势力。就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扩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势力。第二，争取和团结中派势力，反对中派右倾。中间势力由于其经济地位的原因，对革命有矛盾的态度，动摇不定。因此，在革命中，要利用其具有一定革命性的一面，尽力争取，同时要反对其阶级妥协性。第三，孤立和打击右派势力。国民党右派势力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革命的对象。中共必须要“削弱右派势力”“减杀右翼势力”“打击右派”。

四、评价

第一，应加强对大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对此问题研究的自觉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共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加强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弄清大革命时期中共的思想理论体系至关重要。

第二，应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结合大革命时期中共的方针、路线、政策及成就，对大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评价。

第三，将大革命放在五四以来大的社会背景中，与各种社会现象相结合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既能深刻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又能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总结大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已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但从整体上说，由于当时还处在最初的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和弱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主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日渐规范和统一，及至抗战时期，终于由毛泽东同志集中了全党智慧，提炼概括，最终形成了完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翟作君，邬正洪.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1911-1949）[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3]关于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的形成[J]. 历史研究，1980，（1）.

[4]刘培平.关于大革命领导权的几点看法[J].烟台大学学报，1990，（1）.

[5]朱世英.试论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1）.

[6]陶用舒.关于我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提出和形成[J].江汉论坛.1986，（2）.

[7]董令仪.“四大”为什么能够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2）.

[8]郭晓合.谁最先提出大革命领导权问题[J].广西大学学报，2003，（1）.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冷 波

作者：游荃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论文 篇3：

疑义相与析

现今,国人对蔡元培的历史定位、历史评价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他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教育家”(冯友兰语),还是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美育家等。相关的研究和出版的成果很多。去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蔡元培与现代中国》论文集,社会上的知名报刊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把对蔡元培的研究又向前作了推进,这是有意义的。

不过有的作者评述并不准确,不符合历史和蔡元培本人的真实。今举两例:

其一,有一篇文章作者说:“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听到这一消息后,先派张申府,后派张国焘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议在北京建党的问题,得到陈的同意。” 这段话没错。这位作者接着说:“张国焘在上海还向蔡元培校长报告了筹备在北京建党的情况,蔡元培明确表示赞成。蔡讲:‘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 作者的这段话出自1980年出版的张国焘《我的回忆》(供内部参考)。作者引用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意在彰显蔡元培的历史地位,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果如所言,蔡元培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活动,岂不就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或准创始人了吗?这是匪夷所思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材料呢?

诚然,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创建,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自有其可供参考之历史价值。回忆不是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但它毕竟不是第一手原始资料,使用时应该审慎,有所择取,有所分析。具体到引用张国焘的回忆,就更应该这样。张国焘何许人也?他是中共叛徒,晚年流亡海外,最后在加拿大凄然死去。《我的回忆》成书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如该书《出版说明》所言:“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把张国焘的这种回忆视为他歪曲史实,企图借蔡元培的历史光环,以掩盖和冲刷其自身的历史污点,攻击中国共产党,不是更恰当吗?文章的作者似乎不是这样看,而是想用这段回忆来彰显蔡元培的历史地位,或者借以进一步说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之正确,这是于事无补、难以令人信服的。

再从蔡元培方面来说。蔡执掌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存在,自由学习、研究、讲授和传播,但这决不说明他同意在北大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蔡元培是民主自由主义者,坚决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反对党派介入学校,反对学生跟着政治大潮跑。他说:“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其思想倾向和行为模式是很清楚的,他怎么可能会“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呢?再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与国民党是大不同的。作为国民党员的戴季陶在参加中共创建的一次活动后,立即表示不再参加,理由是要追随孙中山,留在国民党内,不另行组党;同理,蔡元培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他又怎么会离开孙中山,“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呢?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1922年初夏,林长民、梁启超等人找到蔡元培,商议建立一个政党,蔡元培就表示“不赞成”。

第三,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很秘密的地下活动,反动派严厉侦缉,有很大的危险,蔡元培又怎么会向张国焘公开表示“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呢?更有进者,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一个文化、学术理念,不是政治理念;是一项办校方针,不是执政方针。把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同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讲授、研究紧紧联系起来,再同北大涌现一批又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紧紧联系起来,再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紧紧联系起来,说蔡元培的办校方针,对中共建立起了怎样怎样的作用,并引用张国焘的回忆,认同蔡元培是“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论断。这是在把“兼容并包”方针泛政治化,是在拔高历史,把蔡元培研究引入误区。切忌把蔡元培抹红了,这是不可取的。

其二,另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提出,蔡元培“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的支持者” 。这个论断,前一句肯定无疑,后一句则似不准确。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热诚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人物如董必武、吴玉章、廖仲恺等都是。蔡元培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无疑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但他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支持者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作一些分析。

何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典的表述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进程的历史断期,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蔡元培是1940年3月去世的。那么,在他去世前的20年间,他的言行是否表现出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支持呢?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中,蔡元培不堪忍受北洋军阀政府之压迫,于5月9日发表辞职启事,悄然出京,离开北大。后经北大师生的一再挽留请进,他才于同年9月12日回京返校,继续执掌北大,改革校务。仅过一年,1920年11月,蔡元培出访欧美,1921年9月才回到北京。之后约两年间,蔡元培锐意改革,对发展学术,提升北大地位,做了大量工作,是作了重要贡献的。但到1923年1月,又因愤恨北洋政府财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发表《不合作宣言》,出走天津。旋即于同年7月,他携家眷再次出访欧美,到多个国家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直至1926年3月才回到国内。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后六七年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实际是脱离了其时正在国内兴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谈不上有什么热诚支持的。

还应该指出,在此期间,蔡元培曾署名支持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致电孙中山请求停止北伐,对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平合作抱有幻想。这些言行,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旨不符,“热诚支持”于理不通。

1927年3月底4月初,蔡元培多次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讨论所谓“护党救国运动”,通过“举发共产党案”。这时,蔡元培一方面被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之间的友情蒙住了双眼,经受不住这些右派政客的蛊惑;另一方面也是对以两湖农民运动兴起为标志的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不理解,对革命暴力的失衡和无序产生反感;以致决心列名于《护党救国》通电,附和了蒋介石的“清党”行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是令人痛惜的。

不过,当蔡元培看清了蒋介石的面目后,立场随即发生了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持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国共两党联合,结成统一战线,实现抗战。蔡元培的这种表现,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支持,但这是他从一贯坚持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出发的,而并非从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出发,两者有差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国人(包括海峡两岸)和广大精英阶层都能接受和予以认同的少数伟大人物之一。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用“盟友”、“诤友”来界定。他保释和营救过不少系身于国民党监狱的中国共产党人。但他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同中国共产党还是有差异的。

当前,蔡元培研究方兴未艾,有感于以往评述人物拔高历史的教训,我写了这篇短文,意在共勉,欢迎读者及同好方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汪文庆)

作者：萧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