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研究论文

[摘要]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群众运动之一，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共同代表了近代中华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自强不息、勇于抗争的爱国热情与豪情壮志。而义和团神秘的起源、分散的组织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又为其奠定了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局限性。也使中国进一步认清国际局势、国内现实，开启了走向科学、成熟的道路与方向。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义和团运动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义和团运动研究论文 篇1：

黎仁凯等著《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读后

黎仁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书，已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35万字，是目前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开拓了义和团运动区域研究的新局面。

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体例精当、布局合理、新见迭出。该书分上、中、下三篇，每篇各具特色，既可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上篇较详尽地论述了19与20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包含直隶的灾荒、流民、民间社团、秘密社会、基督教的分布与中西文化差异等，揭示了直隶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背景。其中关于流民、民间花会、混混儿、水会等的论述，以往无人涉足，具开拓意义。中篇论述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在构筑运动总体框架的过程中，作者认为，直东边界和直隶中部环京津保一带是直隶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重要区域，具有不可或缺的典型意义。作者把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运动兴起和早期斗争阶段、向直隶中部地区蔓延和发展阶段，运动的高潮阶段及运动转入低潮和复起失败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精到的分析。此外，本篇还探讨了义和团的粮食与武器筹措、失败后团民的归宿等新问题，对义和团高潮时期的"挂号"、"全民皆团"现象，扒铁道、砍线杆等现象也作了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作者认为，清廷宣战后各地团民纷纷赴官府"挂号"，造成"全民皆团"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鱼龙混杂，真团与假团、官团与私团并存，一时良莠难分，虚实难辨，以致出现了民众之间的相互仇杀，这不仅大大削弱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也使义和团运动这场民族战争蒙上了一些污垢。对于团民扒铁道、砍线杆等笼统排外之举，作者不是采取简单的忌讳、袒护或贬斥态度，而是把它放到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实事求是的剖析和定位。认为，这固然与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团民为了自身生存和战争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斗争方式。作者指出，那种过分夸大团民的落后与愚昧，说团民"仇恨新的生产方式"，导致"历史的反动与倒退"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下篇是直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分析。作者条分缕析，较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清廷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直隶各级地方官、士绅以及基层社会团民、教民的社会角色和心态，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维模式，拓展了研究层面，颇有新意。

其次，该书对直隶义和团运动作了多角度、跨学科的透视。作为史学专著，该书吸纳了人口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如吸纳社会学、人口学理论分析直隶下层民众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透视了灾荒、流民与义和团运动的互动关系；运用文化学理论去剖析中西文化的差异，从分析直隶政治、经济特点与燕赵文化的排他性入手，去揭示义和团运动的文化成因。又如，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去分析统治阶级（包括中央统治集团和各级地方官）内不同派别的不同心态，并分析了他们心态之所以产生差异，及发展变化的原因。同时，书中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团民的恐惧、迷信、仇恨、从众与狂热的心态的分析和对畸形社会中教民的奉教、背教与殉教等矛盾心态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正是由于吸纳了新的理论，转换了视角，处于社会底层的乞丐、盗匪、混混儿等才进入了史家研究视野，进一步揭示这些层面的人员与直隶义和团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该书引征史料丰富、翔实，且利用了部分新史料。据笔者统计，全书引征资料、论著267种，注释1280条，除引用时人笔记、各类档案史料、各地文史资料、社会调查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地方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黎仁凯教授主编的《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43万字）也与该书配套出版。书中选编的资料，如当年义和团的参加者陈连登等人对义和团的回忆、马永祥的《易州庚子拾零》，献县天主堂所藏《义勇列传》、《马永祥调查手稿选》以及《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等，均系第一次公开出版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作者将这些新发掘整理的调查资料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品位。

总之，尽管此书尚非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全史，书中也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仍不愧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开拓性专著。

作者：蔡世华　王向英

义和团运动研究论文 篇2：

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启示

[摘 要]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群众运动之一，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共同代表了近代中华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自强不息、勇于抗争的爱国热情与豪情壮志。而义和团神秘的起源、分散的组织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又为其奠定了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局限性。也使中国进一步认清国际局势、国内现实，开启了走向科学、成熟的道路与方向。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农民阶级；局限性；中国近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指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世界观占据国际体系中心时，中华民族为改变传统落后的思维意识与社会生产力而被迫发起的一场自我革新，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封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

义和团运动是指1898年10月25日山东威县沙柳寨著名梅花拳师傅赵三多因山东冠县“教堂案”率各路拳足攻打教堂，并树起“义和拳”大旗，从此义和拳运动以山洪爆发般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其实早在1898年6月份，山东巡抚张汝梅在奏报朝廷的奏章中便提出了将“拳勇改为民团”，并在1899年将义和拳称之为义和团，1899年10月，清政府在正式公文中也开始引用“义和团”称号。这场以农民为主体，包括部分爱国绅士在内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底层掀起了一场反侵略、反洋教的农民式斗争，戊戌变法的失败与列强加快瓜分中国步伐使得更加广阔的人民团结到一起，最终汇成了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义和团爱国运动。

一、义和团运动的国内环境

翦伯赞在《义和团运动》中表述到“世界遏制民分割的大体已经完成，虽然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的土地与权利中存在着极其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但对于瓜分的共同愿望，他们显然愿意将炮口直指中国”。而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清朝统治集团与封建地主阶级整体而言，其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已完全接受中国被奴役之事实，只顾及统治权利，没有国家意识和人民概念；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渴望国家强盛，又期望获得更多权利，增强自身实力；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只追求在封建专制基础上的改良，反对义和团运动此类的民间活动增加国家动乱、国家负担；中国传统的官僚地主阶级也严重反对义和团破坏中国社会基层管理模式，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和大量宗族势力。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整体短视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拒绝联合农民阶级形成庞大的政治团体。

二、义和团运动的近代化意义

（一）进步性——组织社会反抗力量

山东与直隶交界附近，人民普遍生活贫穷，社会商业化程度低，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敏感，士绅阶层弱小，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彪悍，社会矛盾尖锐集中，社会环境复杂。以直鲁义和拳、鲁西南大刀会和鲁西北神拳为代表的民间社团组织、教派、宗族和土匪势力林立，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洋教来华和列强入侵加速了对中国的主权侵略、文化侵略，部分传教士的蛮横无理激起了与当地群众的生存权利竞争的矛盾，地方腐败官吏的乱加指责与横加干预更加速了人民对洋教势力和列强的憎恨与仇视，义和团运动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是鸦片战争后民族矛盾上升与不断尖锐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总爆发。

1.农民阶级是反抗列强入侵和殖民的最基本力量

义和团运动从1898年到1900年，短短数月间，从京津地区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这些以广大农民为主，包括失业水手、脚夫、筑路工人、盐民和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一些散兵游勇，后来还加入了一些地主、政府官员和清军，卷入运动的群众超过四五十万人，声势浩大，震惊中外。

2.义和团反抗外国军事入侵、文化入侵和工业产品入侵

1900年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在其“灭洋”过程中，其涉及范围广泛，不仅仅积极展开对列强正规军事力量的歼灭和打击，并且还在廊坊配合清军抗击八国联军取得了大捷。而且也针对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采取措施，在北京城内严禁使用洋物，暴力屠杀买卖的市民，义和团还焚毁了高碑店、涿州、长辛店、芦沟桥等处的火车站，扒了铁轨，砍了电杆电线，杀逐了一批外国传教士和华籍教民。

3.义和团运动对外国殖民侵略者的心理影响

义和团运动强大的社会动员奇迹和爆发力使势头正盛的外国殖民入侵者心头一震，第一次直面中国大规模的群众反抗和暴力干预，深深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欲望和殖民思想，显示了中国人民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外敌入侵时的团结协作和不屈不挠。义和团运动改变了列强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普遍态度和观念，深刻认识到中国巨大的潜力和战斗力是不可短时期战胜的，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并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殖民地化的野心，更加注重对心脏地带和中央政府的控制，打造“国中之国“，利用清政府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由集体“瓜分”转向“以华制华”。

（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1.政治思维的严重缺陷

义和团运动由“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再到“反清灭洋”，其主要社会角色由团伙性质的非法民间社团组织，到官方认可并改组的政府准军事力量，再到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军事力量，最终到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的社会暴乱分子；其“口号”及其相对应的社会角色的多变性反映了农民阶级对斗争运动主导性的缺失，而是一味以清政府为主导，被清王朝操纵和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基础也是为了反洋教和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基本要求，这两种主要因素共同促成了“灭洋”共识，农民阶级自身无法冲破皇权专制枷锁而提出更加先进的救国理念和政治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将清王朝与中国的国家概念混为一谈，整体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政治追求与觉悟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2.封建迷信色彩浓厚

义和团在逐渐融合地方教派、宗族势力向外扩展的过程中，与信仰神鬼教门的联合，为其增添了更加浓郁的迷信色彩，其反洋教活动为克制异教徒的器物攻击和信仰攻击，开始增加一些“画符、念咒、烧香拜神”以及积极利用中国传统神话体系、历史故事中英雄人物和武林高手，并且受到广大下层群众的热切追捧和欢迎，以此来推动和扩大义和团的队伍和影响力。1899年旧历四月初八是佛爷寿辰，义和团与神教门齐聚正定府大佛寺，商定将义和团与神教门联合事宜，并定名为“神助义和团”。其组织命名也以“八卦”为主，以神坛为集会点，供奉神话人物，邀请老师或法师到神坛讲授法道、传法等。

3.盲目排外严重

义和团对“灭洋”范围严重扩大和过于宽泛，对洋人、洋教以及外来事物的盲目排外又显示了其局限性与落后性，由于中国广大人民深受中国传统正统思想、惯性思维、视野以及知识体系的局限，无法较快适应和跟进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层落后，为达到其反洋教和“灭洋”的目的，只能用自身最熟知、最优势的传统来抗衡近代化的制度、思想文化以及产品、事物。

4.组织的分散性与成分的复杂性

义和团在组织上的重要特点是分散、小股。“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谓一团。每团立一团首，一团之人聚散，皆从其令”，“初各坛之匪，漫无统属，各为一队。”这种组织分散、小股的情况正好反映了农民群众以自然居住区域为主，按村按庄活动的特点，亦基本适应教堂分散，教士、教民不多的情况。攻打教堂时，团众也有过数村的联合行动，但那也是临时通知，临时聚集，事毕仍各回居住地。各地义和团之间不存在统属关系。这种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各领导集体，各地散网，临战也缺乏统一指挥，派系、教门林立，迷信色彩浓厚。成分复杂，以农民为主，又加入了一些地主与官僚，其成员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坚定的政治纪律，政治素养低下，盲目结社，虽然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和勇战的志向，但没有统一的作战原则与作战纪律，流动性强，牺牲巨大，放弃了对义和团运动的主导权，放松了对清政府的警惕，严重阻碍和影响了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效果和价值，无限弱化了对列强的打击强度和力度。

（三）义和团运动的必然性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中国农民阶级抵抗列强入侵和殖民中国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近代化趋势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相妥协的具体体现，农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近代化贡献阶级力量。

义和团运动属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中国分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近代化中取得了相对集中、并且逐步深化的进步，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甲午中日战争和维新派的戊戌变法的相继失败使得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列强也企图进一步掀起瓜分狂潮，彻底使中国殖民地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整体中国人的反帝排外思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从社会底层开始进行和抵制，形成了义和团运动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

三、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启示

义和团运动可标志着中国社会以坚决排除现代思想和现代技术的途径来解决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最后一次尝试，一年后的1901年中国与12个国家签订的《辛丑条约》彻底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彻底奠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它表明了列强对中国主权和财政控制的最高点，也使中国的顽固保守派中最排外的人彻底相信，中国迫切需要推行更加彻底的制度性质的社会改革计划，它标志着一系列政府改革的开启。

1.封闭落后和盲目排外的思想依然不能使中国改变贫穷落后局面

和团运动依然属于一场典型的旧式农民起义，广泛甚至扩张传统封建迷信色彩，来笼络和号召普通群众参与反帝排外活动，底层人民思想文化水平与整体意识形态普遍落后封闭，这就要求中国近代化的首要问题便是解放思想，扩大和深化对人民群众科学和人文素养的普及和教育，提升整体素质，中国近代化培养和提供相对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及科学研究型人才。盲目排外思想也使中国变得更加封闭自守，与全球日益联系和开放的潮流相互对立，与西方列强相对先进与成熟的近代工商体系、政治制度体系以及文化体系而言，需要引进、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和领域更加明显。中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开放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来赢得足够的变法自强时间。

2.农民阶级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走向复兴和自强，无产阶级力量上不成熟，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改革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义和团运动以其简单的政治目的、分散的组织能力、繁杂的指挥系统和迷信的思想理念都反映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理念、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方面的巨大缺陷，无法形成更加先进、全面的政治组织或团体，不是中国政治近代化所催生的政党。中国只有形成具有实现中国独立和富强的明确政治诉求、代表中国最广大社会力量与利益要求、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新型政党，才能领导和组织中国人民彻底实现近代化。

四、结语

义和团运动是社会底层人民群众联合发起的一场抵抗帝国主义入侵和尝试助推中国近代化改革的民族自救运动，受其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综合影响，最终失败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它的爆发，既反映了农民阶级浓厚的封建性无法成功领导中国取得近代化，也加速了中国整体近代化的步伐和速度，是中国开启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转折点，代表了农民阶级自省自强的成熟情怀与报家卫国的崇高志向。同样中国的近代化变革必须是整体性质的，应该是从文化思维到工业生产，从基础设施到制度建设，从基层教育到科学技术，要做到全方位，全领域，中国的近代化才足够完善，足够健全。

参考文献：

[1]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翦伯赞.义和团运动[J].历史研究，1958.（5）.

[3]林国华.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4]徐春梅.浅析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J].青年文学家，2013，（22）.

[5]苑书义.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6]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何盼峰（1993-）男，汉族，甘肃泾川人，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何盼峰　王芳　剡彦成

义和团运动研究论文 篇3：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熄发

摘要：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关键词：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义和团运动

100多年来，政治家甚至历史学家不断重塑“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由于“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我以为重塑“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依然任重道远。“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这是当时就有的民谣。而1982年6月，在四川大足县召开的一个小型反洋教运动史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余栋臣起义实为义和团运动序幕的看法，可惜未看到原文，只见诸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的一小段文字。这便使我仍有机会论证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一、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

有人可能质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是教案，而义和团运动不是教案，是革命高潮，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如何能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序幕?笔者的看法是，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

教案与义和团运动都反对以洋教为代表的西方势力。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指出：“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激烈的反洋教运动主要是一种排外行为，换言之，传教士受到攻击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并非因为他们是传教士。”美国学者柯文认为，19世纪，商人到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与军人到中国谋求特权与让步，唯有传教士到中国不是为获得利益，而是给予利益，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到中国冒险的外国人中恰恰是传教士引起最大的恐惧与仇恨呢?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传教士始终坚信，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就已经带有一定的侵略倾向。更何况传教“工作是一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和炮艇的支持下进行的”。所以，毛泽东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可见，“精神侵略”也是侵略，反洋教就是反侵略。

不可否认，义和团直接参加了对侵略军的作战。但是，据林华国分析，至少在京津一带，抗击侵略的主力毕竟还是官军，义和团只起配合作用。美国学者费正清把教案的行为模式分为士绅鼓动、谣传、群众怀疑、威胁和有组织的群众暴动，而这些行为模式在义和团运动中可谓应有尽有，只是更加走向极端——北京前门外一次大火所造成的损失就在1000000英镑以上，“共计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土48人，教友18000人；更正教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甚至外国人的尸体也被从坟墓中拖出烧掉。至于贺弘景把拆铁路、砍电杆和焚洋货诸行动也作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的区别，实过于勉强。

列强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而襄赞李鸿章多年的周馥不无痛惜地指出：“自中外通市以来，肇衅之端半由教案而起”。费正清也指出，晚清数百起教案，“其中至少有50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解决”。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就是“在那个被杀的传教士的鲜血上找到了一个开战理由”，巨野教案“引发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事件”。

“多数教案的每一细节都符合其原型——开始是书文揭帖发动民众，然后是清朝官员装聋作哑(接到援助请求时，他们总是很晚才到场)，最后是询问多少颗人头、多少金钱才能满足赔偿要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道。如果说丁氏难免带有偏见，那么，再看立德夫人的观察：“任何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国人自己作的调查与处理，其结果无非是处决几个老百姓，谴责在华的外国人行为，如果外国人已经被杀，不能站出来说明真相的话，那么这些外国人的朋友就会受到指控，地方官员通常也会迁任——一般说来是升官。”朝廷也一样，“抱人心风俗之忧，而存补偏救弊之念者，惟有平日联络绅民，阳为抚循，阴为化导，或启其误，或破其奸，是亦不禁之禁”，可谓对整个传教问题数十年不变的基本国策，到后来“义和团仇杀洋人的举动，便成为国家明令允许的政策”，实属必然。

所以，吴盛德、陈增辉《教案史料编目》就包含“庚子教案”，柯文把义和团运动与教案一起列为晚清“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现在，廖一中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起大教案”，杨天宏持相同观点。

二、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

有人可能更讥笑我缺乏常识，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既无义和团组织，又无降神附体仪式，如何能成为义和团运动序幕?其实，“片面的和个别细节的研究，只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不会给人们带来启示，还可能把更重要的问题掩盖起来”。

1898年10月25日，赵三多起义时仍使用乾嘉时期就出现的义和拳称号，由义和拳到义和团的转变当在1899年10月朱红灯起义时，作为乡团的义和团在咸同年间就已经存在。义和团进京后方称坛，“这个名称在山东农村中却从未使用过”，团的概念同样出现于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赵三多起义更没有降神附体仪式，“他们习拳几乎不存在任何宗教内容”。如果组织与仪式是一道分水岭，则赵三多起义恐怕也不能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开始。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不是由义和团组织与降神附体仪式决定的，而取决于在这个组织与仪式下究竟做了什么——“扶清灭洋”，像火山爆发一样反侵略。赵三多起义之受到重视，无疑是因为此乃义和拳作为反洋教活跃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及其主要口号‘扶清灭洋’出现的开始。我们之所以不能说义和团运动在乾嘉抑或咸同时期即已开始，就在于“名相如，实不相如”。日本学者小林一美指出，“很多中国学者义和团源流论的最大弱点是热衷于寻亲，而忽略了对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固有逻辑及其发展规律的解释”，一语中的。

正如辛亥革命并不等于辛亥年的革命一样，义和团运动也不等于义和团的运动。义和团组织与降神附体仪式只是义和团的一些特征，而义和团运动简直“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清廷一度承认义和团为义民，命大臣统之，“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能因此说慈禧太后便是义和团的总首领?光绪皇帝反对开战，岂真是义和团所指斥的“教主”?东

南互保“始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正反映出义和团运动中的中国人不全失去理智。

“山东说”、“北方说”无疑太看重组织与仪式，把义和团运动狭隘化，把义和团运动的负面形象放大。

三、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

作为“义和团变乱前夕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爆发时间、背景，行为方式、斗争策略或目标以及清政府态度诸方面相同或相近，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1890年，余栋臣第一次起义。1898年4月下旬，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翌年1月失败。从爆发时间看，余栋甩第二次起义仅比赵三多起义早半年，按陈振汀、程献的说法仅早三个月。赵三多起义时，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尚在高潮，这时，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已与义和团运动在时间上重合。

列强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高压的、挑衅性的从中国取得领土让步的行动以及法国积极谋求铁路特权；外国辛迪加和各类特权受让者的经营所引起的不安；反教情绪；此外，还有光绪皇帝的改革，这是田贝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或背景的分析。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檄文也这样揭示起义背景：“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张，其势愈暴，……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本义民……爰起义兵，誓雪国耻。”可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有着相同的背景。事实上，两者在时间上的关联也不可能使其有不一致的背景，对此，台湾学者吕实强也注意到了。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都属于费正清所谓教案中有组织的群众暴动。义和团“挑铁道，把线砍”，“近畿及山东等省，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共计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友18000人；更正教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相应地庚子赔款高达450000000两。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止两日龙水镇成为兵山一座”，不到10天募6000余人，最多时上万人，波及全省30余州县及周边各省。教会与教民财产损失逾4000000美元，20000人无家可归，赔款1186100两，乃义和团运动前赔款最多的教案。当然，因为是整体比较，两者在行为的激烈程度与规模上还是有一定距离。

几与太平天国农民相反，义和团“扶清灭洋”，“他们的目的是恢复清朝的主权和焕发清朝的生机，……使中国摆脱外国人及其宗教”。他们不仅把这几个字写在旗帜上，也用于文告开头，这既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也“以扶清灭洋为宗旨”，表示“如果皇上授权，余栋臣准备扫清敌人，建立一个比尧舜时代更美好的天下”。陈振江、程歃认为，正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首先把反洋教运动反对洋人“欺主谋国”的认识概况为“顺清灭洋”口号，义和团的宗旨与其具有同样的性质。至于义和团“扫清灭洋”，已非义和团运动主方向。余栋臣于“顺清”之时也谴责“朝廷百官不解事”，“拟先杀川省教民，次取外省城邑，次立新皇于燕京”，清廷认为“逆情昭著”，所以，也“具有反清灭洋的症候”。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剿抚不定，朝令夕改，清政府的态度颇为关键。赵三多起义，清廷一方面要直隶总督裕禄调兵遣将，另一方面又要裕禄与山东巡抚张汝梅督饬地方官派员劝谕解散。朱红灯起义，刚斥责“署平原县蒋楷，办事谬妄”，又埋怨山东巡抚毓贤偏袒义和团，著“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1900年4月下旬，义和团进京，5月29日“着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6月3日又警告大学士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而对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清政府也是亦剿亦抚，左右为难。开始的近20个上谕一般都要求护理四川总督文光、总督奎俊、布政使王之春以及川东道任锡汾“即剿即抚”，1899年1月3日始命奎俊、王之春“务期歼厥渠魁”，而20日又著派员前往“宣布朝廷德意”，并在余栋臣投降后下令“赦之，以昭大信”，甚至“厚其给养，嘉乃志”。可以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在应对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时已得到试行。

此外，长期以来，西方将“义和”译为“正义与和谐”，“显然民间使用这一名称时，‘义’是关键”。而“被最多数人民称为英雄义士”的余栋臣正是以“义民”自居。

总之，在“义和团变乱前夕”，还没有哪一个“反教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如此相同或相近，以致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人奏四川余蛮子材勇可用，其人尚在监禁”，清廷以600里谕令“著奎俊察看覆奏”，湖南巡抚俞廉三以及后来的四川总督锡良都把“余蛮子”与“拳匪”相提并论。至于没有义和团的组织与仪式，只是表明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斗争水平更高，负面成分更少，以之为起点，正可以改善义和团运动的形象。

四、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

在1986年5月天津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张力就呼吁把京津义和团斗争前后两三年内一些地方“扶清灭洋”或“反清灭洋”的斗争，凡具备反帝性质、与政府武装对抗、成员主要是普通劳动者、由会党组织、有简单口号以及迷信、盲目排外诸条件者都纳入义和团运动范畴，因为没有山东人民发难，就没有京津义和团的搏斗，没有全国人民声援，特别是南方各省反洋教斗争，就不成其为义和团运动。如此说来，不仅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且周边各省受其影响的反教斗争无疑都属于义和团运动的范畴，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不仅仅是“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实直接推动半个河山义和团运动。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无疑也拉开四川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四川义和团运动到处都能发现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的影子。1982年，张力在其《四川义和团运动》一书中就详细论述了四川义和团运动，当然，他所论述的四川义和团运动是从“响应北方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九○○年)”开始的。1907年底，梧生《排外与仇教》一文痛陈比年“吾蜀民教构难之陈迹”，首先就谈到“辛丑，余栋臣首祸于大足，蔓延及铜梁永川，掳教士，毁教堂，几酿巨变”。不过，他把时间弄错了，应该是“戊戌”，而非“辛丑”。余栋臣投降后被禁锢成都，义子余绍泉、余绍文仍在铜梁、江北一带坚持活动。当年7月，部将张桂山复出扰教。“北信谣传”时，“余蛮子党羽尚多，已时有聚众劫牢之谣”。在此背景下，1900年7月初，大邑县罗文榜建“顺清灭洋”旗，“乡愚不知而附和之”，一时间，成、邛、眉、雅各属有“明目张胆与官抗拒之匪”，“温、郫、崇、灌间有匪夜间抢教堂”，川东梁山县也发生屏锦铺教案，有教民被杀。于是，“首府以为此匪非开导团保实力严防不为功用，撰说帖一纸”，即《开导士民说》，其中就谈

到虽然四川“乃坏一余蛮之发愤”，而“至今蜀人犹啧啧乐道，匪徒遂踵而行之”。同年秋，余栋臣部属刘玉龙由湖北返回，欲在云阳县起事。1901年3月初，泸定县人祝华山“纠匪忽劫司铎而去，将踵大足余蛮子故辙，肆其要挟”。1902年4月下旬，资阳义和团起义，四川义和团运动高潮来临。7月底或8月初，张桂山“密函勾通资阳拳匪，约定八月秋后举事”。8月27日，《汇报》报道：“川匪披猖，习拳者多，尚有余蛮子死党死灰复燃，将蔓及全省。”年底，内江、富顺、威远和资中谣传“余蛮子的队伍”打回来了。1904年初，富顺兰俊章打教，锡良批：“余蛮子、拳匪、红灯教等案前鉴具此”。很显然，四川官员以“余蛮一案”为反面教材“歼导士民”的愿望落空。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坚持10个月，波及37州县和一个土司，余栋臣本人“被最多数人民称为英雄义士”，其影响自然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据夏明宇考证，讴歌余栋臣的民谣《大足有个余栋臣》和《余栋臣做事顶大梁》就创作于民国初年余栋臣以“保清”被杀之后。

“鄂省藉余蛮子之势，宜施各属匪徒四起”。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后，虽然文光请湖广总督张之洞一体饬属防范，张之洞也下令宜昌镇台暂勿赴日，妥为防范，“鄂省藉余蛮子之势，宜施各属匪徒四起，假其名号焚掠教堂教民，掳杀教士，宜昌大为惶扰。”具体而言，1898年11月29日，长乐县毁教堂，杀教民。长乐教堂为巴东比利时教士兼管，长乐教民奔巴东，被追往，并掳洋教士，旋杀害。12月12日，利川县教堂、育婴堂被毁，并焚掠教民多家。巴东、长阳和长乐“匪徒”还“欲西趋川境，与余蛮合伙”，“阳乐之匪”甚至闯入长乐县城，掳县令、典史。建始县教堂亦有警情。余栋臣投降后，老河口仍有人伪造其揭帖，掷入教堂，进行恐吓。所以，开始时张之洞还给四川官员献策，抚谕余栋臣，后来便力主进剿，并提议由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达成谅解，以免投鼠忌器。1900年7月19日，枣阳100多人又“大张顺清灭洋旗帜”。同年秋，刘玉龙由湖北返回四川，欲在云阳县起事，云阳、开县和万县派兵追捕，他又去汉口，与富有票党人联合开展斗争。

贵州成为余栋臣部属发动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舞台。1899年10月3日，仁怀县“陈玉川等效川匪余栋臣故智，以仇教为名，惑众倡乱，胆敢攻扑县城，抢署劫狱，以致遵义所属无知愚民被其煽惑，群思蠢动，几至燎原”。此次上千人的起义，历时两个月，陷仁怀后尚扬言进攻省垣。此次起义不仅“效余栋臣故智”，其实，就是陈玉川与余栋臣的部属张立堂、廖子香共同发动的。张桂山复出扰教，“经兵团击溃后，窜匿他省”，此处“他省”即贵州。1902年7月底或8月初，他就是“由贵州密函勾通资阳拳匪，约定八月秋后举事”，四川洋务局札饬严密防范。另据新修《大足县志》记载，与张桂山在一起的还有余栋臣最重要的同谋蒋赞臣的儿子蒋尚卿。

湖南贺金声的“行径，直与拳匪及四川余蛮子、直隶之景廷宾无异”。1899年1月14日，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俞廉三：“澧州北南坪石水田地方教堂教民被匪毁抢罄尽”，现仍在“假托余蛮伪官衔”出示滋扰，教士教民无处安身，速实力弹压，勿致滋蔓。其实，余栋臣军中就“多湖南产者”，并一再表示，不远千里，原为行大事，以坚定余栋臣的信心。1902年9月，湖南营务处提调贺金声高举“大汉灭洋军”旗帜在邵阳起义，众至200000人，要求各国“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甚至劝余廉三与起义军合作，建功立业。余廉三认为，“核其行径，直与拳匪及四川余蛮子、直隶之景廷宾无异”，诱捕处死。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有人把余栋臣与湖南反教旗手周汉并称“二义”，要朝廷重用，现在，余廉三又把贺金声与余栋臣相提并论，自非巧合。

云南“彭大川张顺清灭洋旗帜”。四川《民国续修筠连县志》云，1898年12月17日，“滇匪彭大川率土匪三百人来仇教，捣毁天主教堂。后政府赔银三万两”。又道，“戊戌冬，彭大川张顺清灭洋帜，声称仇教，将来犯，始成立团防局”，放炮迎彭大川入，彭大川毁教堂，捕教民而去，“赔银九万两”，县令去职@。这里出现两个赔款数字，即使以“三万两说”推断，彭大川行动给筠连县带来的冲击实在不小。

而正是为了制止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向周边各省蔓延，1899年1月3日，在下令奎俊、王之春“务期歼厥渠魁”当天，清廷尚下诏云：“川省余蛮子闹教日久，心怀叵测，势难安抚。已谕令奎俊等相机剿办矣。惟毗连各省，均有教堂，无业游民难保不为煽惑，乘机起衅。况湖北施宜两属，已有焚抢情事，不可不及早防维”，著张之洞以及云贵总督崧蕃、贵州巡抚王毓藻和广西巡抚黄槐森“各即严饬地方文武，镇静民心，力护教堂。一有谣传，迅即弹压拊定，毋任闻风附和，纷纷效尤”。

赵三多起义，义和团运动——确切地说，华北义和团运动渐渐兴起，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西南乃至中南一些地方义和团运动渐渐兴起，而赵三多起义除了有义和拳称号和在山东爆发，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相比。张力当年就批评“北方说”、“四个月说”和“奉旨说”，对其他省配合京津义和团的斗争或默然不提，或有意避开，或归之为一般的反洋教斗争，甚至否定这些省人民对京津义和团的支援，“不能设想一场惊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只在京津一带突然爆发，而邻边各省人民却在隔岸观火”。

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

前面已经谈到，赵三多起义之受到重视，无疑是因为此乃“义和拳作为反洋教活跃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及其主要口号‘扶清灭洋’出现的开始”。其中，“扶清灭洋”口号的出现，就使“义和团获得了一个决定今后历史的方向”。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发生直接关系，充分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固有逻辑”。

陈振江、程献指出，山东民间武术团体一般都与民间宗教有这样那样的历史渊源，“反清复明”色彩浓厚，不可能一下子脱离传统影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迫切需要符合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冠县、威县地处直鲁通道，梨园屯人民屡屡开展反洋教斗争，这里的义和拳较之神秘色彩浓厚的大刀会和神拳更能敏锐地感受新的行动纲领。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周边地区纷纷响应，引起很大震动，官方文书、新闻工具和社会舆论将起义消息及其口号传至北方，对山东正在兴起的反侵略斗争无疑是一种新的启迪。在此背景下，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三个月后，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打出了“助清灭洋”的旗帜。

《重修信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秋，蜀人李某、罗某以拳术来游，寄寓南城上之奎星楼，游手少年趋之，结为兄弟。李自称大刀会遣出巡方者。因而散放票布，传习符咒，云能御风雷，避枪炮。会中以‘助清灭洋’为宗旨。举事之日，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惟持会票者得免。由是爱国守旧及挟排外迷信种种误解者争趋

焉。而畏祸难，惜身家，欲得其票布为护符者尤众。每票取钱三百文，秘密中辗转售出，何啻万数。”张力即据以推断，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提出“顺清灭洋”口号，这一口号当即通过一条秘密渠道传向邻省，由四川罗某、李某传人河南，再由河南传人山东与直隶，不久，山东大刀会和义和拳等拳会组织便放弃“反清复明”主张，接受“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主张。日本学者铁山博对张力的观点给予一定支持[26]232。当然，张力所分析的路线图还值得商榷，因为光绪二十五年秋是1899年秋，此时，赵三多起义已过去差不多一年，约与朱红灯起义同时，尽管“扶清灭洋”口号正“是在平原获得了主导地位”。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使“义和团获得了一个决定今后历史的方向”，在陈振江、程看来不是偶然的，此次起义所在川东地区一直是民教冲突的“一大焦点”，著名的酉阳教案(1865年)、江北教案(1876年)、重庆教案(1886年)、大足教案(1890年)都发生在这里。我赞成他们的看法，并要补充几起此前在川东发生的重大教案，即1863年第一次重庆教案、1868年第二次酉阳教案以及1873年黔江教案。其中，第二次酉阳教案平民死亡1620人，教民死亡476人，而义和团运动前民教冲突总共死亡3 563人，其严重性可见一斑。1898年江北教案也是一起重要教案，有教民死亡，“各国领事竞起为难”，实为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导火线。就大足而言，1886、1888年也都发生过教案，1888年那一次，余栋臣已成为主角。1890年大足教案，即余栋臣第一次起义，其檄文历数“酉阳打于前，贵州杀于后，白果巷夺其巢穴，重庆府毁其房廊。江北创先陈子春，马跑受害雷健侯”，亦可证川东乃至贵州民教冲突环境对此次起义的影响。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为义和团运动吹响思想的号角，至少表明义和团运动的思想源头在川东。

总之，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然而，长期以来却被混同为一个问题。“义和团，起山东”，是当时人，甚至在义和团运动当中，由于“身在庐山”，对义和团运动的全貌与本质尚缺乏足够认识，仅凭一些表面现象所得出的草率结论，讵一直沿用至今——不管后来如何重塑“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这个结论大体未变。这就使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义和团运动始终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形象，始终是一个“被神话化的过去”。我论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即试图把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区分开来，以充分显示义和团运动的全貌、本质以及晚清教案的严重性。

作者：李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