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收入统计分析论文

摘要：【目的/意义】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通过研究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为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过程】根据福建省11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和910户固定记账农户的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与空间差异分析法，分析不同时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变化及其特征。【结果/结论】福建省观察点村农民收入从2015-2019年近5年间保持稳定增长。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村收入统计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村收入统计分析论文 篇1：

新时期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文章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形势下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等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民工;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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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冬华(1980-),女,湖北孝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史;姚会元(1948-),男,辽宁沈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史。

On the Reflux of Migrant Workers

Xiao Donghua, Yao Hui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Key word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igrant workers; reflux

受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农民工大规模回流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人。直至2009年春节,返乡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1.4041亿人)的50%。从时间上看,在2008年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返乡农民工的人数占返乡总人数的比例不断攀升,分别为1.44%、8.46%、19.44%和70.65%。从流出地区来看,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返乡的农民工的比例最高,分别为62.4%、16.1%和21.3%。其中,从广东省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占24.6%,从长江三角洲返乡的农民工占17.2%。从行业上看,因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农民工从业比例最高的两大行业,且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严重,从这两大行业返回的农民工人数占返乡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6.1%、28.2%。从流入地看,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2008年底出现农民工提前返乡潮。2009年春节后未能返岗就业的返乡农民工有500多万人。苏皖两省2008年11月至2009年春节,回流农民工有200余万人。①农民工回流人数如此之多,且呈现继续增长的势头。这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举全国之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今天,无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农民工回流这一看似逆城市化进程而动的不正常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为何?其是否存在合理性?本文拟通过对当前农民工回流现象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作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和研究。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一)理论研究

农民工回流问题本质上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问题。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问题一样,对农民工回流问题的研究大多也是沿用唐纳德·博格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农村和城市都存在着这两种力,包括经济、文化、环境、心理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农村人口的转移流动是农村推力和拉力、城市推力和拉力4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0,农村人口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出现“民工潮”;反过来,如果(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0,与“民工潮”相反的农民工回流现象就会发生(邹新树,2005)。这一理论逻辑清晰,为研究农民工回流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大多数相关研究是通过寻找和验证农村推力、拉力及城市推力、拉力的不同方面来进行的。但是由于“推—拉”理论对推力与拉力的设定较为抽象,研究者在确定哪些因素属于推力以及哪些因素属于拉力时遇到困难。而且即使确定了推力和拉力各自的构成因素,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推力与拉力又有可能发生逆转。这样就削弱了“推—拉”理论对农民工回流问题的解释力,不能准确如实地反映农民工回流问题。

(二)实证研究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围涉及农民工回流的原因、类型、层次、特点、回流后产生的相关效应、返乡创业及其制约因素、回流农民工权益保障等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如商艳冬(2006)对湖北省民工回流现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做了初步的统计分析,说明了农民工回流的原因、类型、层次与特点。邹进泰、覃国慈(2009)从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有效需求不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多个方面对农民工回流产生的原因作了细致分析。李晓亮、申覃等(2005)对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状况和层次作了实地调查与统计,归纳了回流农民工在人力资源方面形成的群体特征。杨云善(2007)阐述了回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胡明文等(2006)通过对江西省万年县外出打工返乡农民工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回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问题及制约因素。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研究仅限于部分地区;二是有的文章只是停留在描述表面现象的阶段,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三是研究方法上多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而少有采用数理模型等方式进行分析。本文拟运用CES模型对农民工回流问题展开分析,力图在上述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希望能够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二、基本模型

(一)模型运用的基础

本文构建的模型建立在CES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CES经济增长模型即固定替代弹性(Constant-Elasticity-Substitution)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较为著名的一个。它由阿罗与索洛等人于1961年提出,通常以下列形式表现:

(1)式和(2)式中,δ为资本分配率,表示技术的资本集约程度;μ为劳动分配率,表示技术的劳动集约程度,δ+μ =1;ρ为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可以通过其替代弹性的不断变化,把各种具体形式的生产函数都作为它的特例,因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本文将使用CES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农民工回流问题,找出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

(二)模型的建立与计量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我们只考虑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和农村。我们假定存在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中有许多的城市、农村以及许多农民工;同时假定,每一个城市有一个生产单元,以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在下面的这个CES经济增长模型里,第i个城市的劳动需求记为Li,资本需求记为Ki,农民工数量记为Mi,这些都是内生变量;城市工资记为wi,资本价格记为ri,这些都是外生变量。并假定当地政府决定城市工资水平,农业产出决定农民收入,且不存在技术水平进步。

进一步假定,第i个生产单位有如下的CES生产函数:

三、模型的经济学解释

第一,根据方程(8)及其性质一,即,我们可以得出:回流农民工人数与城市产出水平成反比。城市产出水平越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者越少,回流者越多,反之亦然。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从快速增长迅速转为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产出水平下降。从工业方面看,2008年下半年,我国工业增速快速下滑,其中11、12月增速分别为5.4%,5.7%,同比大幅减缓11.9和11.7个百分点,达到或接近1998年公布该指标以来月度增速最低水平(剔除春节因素)。以汽车、化工、钢铁、电力等为代表的部分重工业产量出现负增长,产能过剩问题严重。2009年,钢铁生产能力超过6.5亿吨,而实际需要仅有5亿吨;汽车生产能力约为1200万辆,需求量约为950万辆;铁合金生产能力2200多万吨,目前企业开工率仅为40%。②此种情况下,企业招工意愿明显减弱,像唐钢、宝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也都开始不同程度地减产裁员。这势必造成相当规模的农民工失业,回流者增多。在湖南的返乡人员中,因企业停产返乡的占到45.9%,因企业开工不足、收入下降的占到31.9%。河南返乡农民工中,因企业关、停或开工不足返乡的占28.9%,居各类返乡人员之首。四川、湖北返乡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7.6%和41.5%。安徽返乡人员中,因企业停工、倒闭返乡的也占到24.3%(盛来运、侯锐,2009)。可见,城市产出水平下降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

第二,根据方程(8)及其性质二,即,我们可以得出:回流农民工人数与城市工资水平成反比。城市工资水平越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者越少,回流者越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至2002年,我国农村年人均收入为2476元,而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二者相差3倍多。城市的高工资水平诱使着大批农村劳动力走向城市。金融危机之前,农民工工资每年都会涨15%左右(张汝立,2006)。然而好景不长,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产品需求急剧缩减,订单大幅减少,利润下降,资金短缺,经营困难。相应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大受影响,总体趋于下降。不少地方农民工工资没有达到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深圳市宝安区的调查,90%的企业没有达到每月484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张清泉,2008)。许多厂商和企业主为渡过经济难关又进一步降低员工工资,减少工时,放长假,甚至拖欠员工工资。据调查,安徽省有近四成的返乡农民工工资被不同程度地拖欠。四川农民工中工资未兑现的占18.4%,其中,未兑现工资在500元以下的占工资未兑现人数的25.9%,501~2000元的占51.8%,2000元以上的占22.3%。河南返乡农民工中,拿到全部工资的人只占71%,拿到部分工资的占22%,还有7%的人完全没有拿到工资。③总之,在当前城市工资水平明显下降,农民工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继续外出务工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农民工回流的越来越多。

第三,根据方程(8)及其性质三,即,我们可以得出:回流农民工人数与资本价格成反比。资本价格越高,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者越多,回流者越少;反之亦然,资本价格越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者越少,回流者越多。资本价格受资本预期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影响。从资本预期利润率来看,随着投资的增加,成本将上升,而预期收益将下降,从而随着投资的增加,预期利润率将下降。从利息率来看,利息率由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来决定。由于流动偏好的作用,利息率会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降得太低。而当预期利润率不断地降低,直到小于利息率时,投资者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不能向社会提供充分的就业量。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预期收益率大幅降低,利率又多次下调,投资者对投资缺乏信心,农民工失业回流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根据方程(8)及其性质四,即,我们可以得出:回流农民工人数与农村收入成正比。农村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者越少,回流者越多,反之亦然。过去,农村收入总体水平相当低下,导致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而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收入的大幅增加反过来吸引着农民工回流。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政策,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补贴等。农民务农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的差距缩小,回乡创业成为农民工的又一就业选择。据有关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人力和资源不变的条件下,有的回乡创业者的平均收入比在城市里务工的预期收入高出50%(张清泉,2008)。再者,许多地方还实施了“回引工程”,吸引农民工回到家乡创业。如在“凤还巢”工程的作用下,安徽无为县40万外出农民工中已有近1万人返乡创业,创办或参股兴办企业1100多家,年营业收入达35亿元。湖南衡阳市衡东县通过积极引导农民工回乡,形成了“外出打工—创业有成—回乡兴业”的回归经济流。全县现有5000多人回乡投资创业,年创产值近15亿元(张清泉,2008)。同样,为鼓励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2008年宁夏安排10.3万名农民工实现就业,工资总额达9.48亿元。这些都表明,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农村收入大幅提高,吸引着农民工回流。

第五,根据方程(8)及其性质五,即,我们可以得出:回流农民工人数与农民工外出打工成本成正比。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越高,回流者越多,反之亦然。农民外出打工成本主要包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以及物质成本。从机会成本来看,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就得放弃耕地与农村收入。而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外出打工的收入有时甚至比不上农村收入,进城务工机会成本过高。从心理成本上看,农民进城工作得忍受思乡之苦,同时还可能感受到来自城镇职工异样的目光。且由于没有稳定的就业环境,随时都有被辞退的可能,农民工或多或少会有不安定感。从物质成本来看,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产生活的成本大大增加。农民工进城工作需办理各种证件,如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流动人口登记证等。这些项目都要收费,且多数收费超过国务院规定的政策标准。如暂住证的收费有5元、10元、29元、40元、50元、54元、55元、58元、60元、65元、70元不等,就业证的收费有30元、50元、75元、80元、90元、100元、115元、168元不等,健康证的收费有20元、31元、55元、65元、80元、100元不等。此外,进城农民工还需缴纳治安费、子女借读费等。如广东多数地方小学收取借读费每人每学期为600元左右,初中收取借读费每人每学期为1000元左右(崔传义,2008)。这些都使得农民工进城的动力出现弱化趋势。

第六,根据方程(8)及其性质六,即,我们可以得出:回流农民工人数与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成正比。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越大,农村外出打工者越少,回流者越多,反之亦然。长期以来,农民工之所以进城务工,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有着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大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出现停产倒闭。仅2008年上半年我国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这无疑导致城市就业增长困难,周期性失业压力增大。且在周期性失业压力尚未化解的情况下,结构性失业压力也凸显出来。据统计,至2008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5万人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工的处境可想而知。由于外地就业困难,大量农民工只能被动选择回流。全国农民工中由于失业提前返乡比例为15.3%,而许多贫困地区都高于这个比例。湖北省2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失业提前返乡农民工占外出务工总人数29.2%,湘西州、阜新市、衡水市都在30%左右。④

四、模型包含的政策含义

综上,通过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对当前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影响农民工回流的因素主要为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等。且在一定条件下,农民工回流人数与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成反比,与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成正比。

农民工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农民工大量回流也会极大地增加业已严峻的就业压力,造成诸多难题。因此,应当结合上述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农民工的大量回流,妥善防范和化解农民工大规模回流的消极影响。

第一,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帮助广大中小企业渡过全球金融危机,让其树立投资信心,这实际上也是让农民工树立了信心。为此,应当做到以下四点。(1)给予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保证中小企业的发展。针对目前中小城市企业所获信贷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要进一步加强金融保障,帮扶中小企业解困,优化政府服务,加强政银、银企对接合作,探索建立中小企业信贷绿色通道,重点支持成长型、配套型、科技型及农业龙头型中小企业。(2)给予中小企业产业政策上的扶持。国家应在产业政策、产业规划等宏观层面将中小企业的发展纳入其中,要在产、学、研、流通、信贷等多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发展与创新基金,切实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的转型,争取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3)提高中小企业的出口退税,缓解金融危机下订单下降、国外需求锐减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4)对于中小企业的就业政策,要制定专门的鼓励和监管措施。企业的正常经营是农民工就业的前提和基础,企业倒闭,农民工就业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加大农民工维权帮扶力度。安徽调查显示,被调查的返乡农民工中,有近一半的人希望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服务”(盛来运、侯锐,2009)。因而,切实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保护农民工利益,增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信心,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应当做到四点。(1)通过舆论宣传、法律维权等方式,防范有关企业借效益下滑之机恶意压低农民工工资、恶意欠薪等行为的发生。建立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制度,并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治理工资拖欠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针对工厂企业倒闭后老板突然“人间蒸发”、拖欠贷款及薪水等问题,应加大监管力度,建立企业经营危机预警机制,打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3)完善工会组织,使农民工可以通过集体谈判以及组织化的渠道表达意愿、维护合法权益。(4)建立统一的劳动保护制度,确保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定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劳动合同,实现同工同酬,同工同权,杜绝对农民工的歧视。

第三,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新农村的建设。(1)积极推动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发展。2004年以来,中国吸纳就业最多的是私营企业,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是个体户,他们解决的就业占全部新增就业力量的80%(陈明星,2009)。因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为广大农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容量。(2)通过适度政策性、差价性、特殊商品性的补贴,大力发展县、乡两级中等规模以上的商业零售业。通过农村商业流通业的发展,在零售、运输、仓储等多方面为回流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3)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使农民工分享到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要提高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回流农民工就业。(4)通过公共工程,尽快实现就地解决回流农民工的出路问题。如投入专项资金解决山区道路建设、大规模防洪设施建设、农田和山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水土保护设施建设、农产品就地加工项目建设等。

第四,加大农民工创业扶持力度。(1)完善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农民工回乡创业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回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还有待完善,如发展城乡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与银行的金融支持及促进土地顺利流转的政策等。地方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从资金、场地、技术等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家乡自主创业,为返乡农民工打造创业平台,如安排创业专项扶持资金,推行返乡创业贷款贴息制度,给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等。(2)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服务业,主要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来料加工,促进农民工创业,消化因中小企业倒闭产生的失业农民工群体。从长远来看,农民工在家乡自主创业,既可以吸纳地方剩余劳动力就业,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又可以促进城乡的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第五,促进农民工再就业。调查显示,多数返乡农民工都希望政府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再就业分类指导(盛来运、侯锐,2009)。因此,应当优化政府服务,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为其就业创造良好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针对适宜在家务农的农民工,开展种植、养殖技术等培训,提高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二是针对适宜在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要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培训内容应与企业用工相吻合;三是应对农民工培训机构加强规范和治理,保证农民工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政策和应得的利益。

注释:

①数据分别来源于《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载于《中国信息报》,2009-03-25(3);《200万失业农民工重压河南自救》,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03-09(2);《苏皖两省金融业为返乡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载于《金融时报》,2009-03-10(3)。

②参见《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延续低位运行趋势》,载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09年第5期第4页。

③参见《他把心掏给了农民工——一位乡镇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载于《工人日报》,2009-03-31(1)。

④参见《金融危机已波及我国贫困地区》,载于《信息时报》,2009-03-06(1)。

[参考文献]

[1]陈明星.积极应对农民工大规模“被动返乡”[J].调研世界,2009,(2):2.

[2]盛来运,侯锐.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情况及其影响[J].经济要参,2009,(8):14.

[3]张清泉.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工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4]张汝立.农转工——失地农民的劳动与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邹新树.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拉”理论的现实解读[J].农村经济,2005,(10):23.

[责任编辑:唐玉萍]

作者：肖冬华 姚会元

农村收入统计分析论文 篇2：

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和区域变化特征

摘 要：【目的/意义】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通过研究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为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过程】根据福建省11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和910户固定记账农户的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与空间差异分析法，分析不同时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变化及其特征。【结果/结论】福建省观察点村农民收入从2015-2019年近5年间保持稳定增长。从收入构成来看，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对农民收入贡献率越来越大;从区域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农民收入高于西北部内陆山区。可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保持平稳增长趋势，收入途径呈现多元化，收入增长越来越体现非农化收入倾向，地区间农民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观察点;福建;农村居民;收入;变化

Key words：  observation point; Fujia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change

三農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为了解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基本情况，本研究选取全省11个农村固定观察点2015年以来村级农户数据进行长期跟踪记账，从农民收入构成和地区间的差异分析，探索当前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1 观察点村样本选择及研究方法

1.1 样本选择

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设立于1986年，共设置了11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固定记账农户910户，分布全省9个设区市11个县（市、区），在观察点村的样本选择上，既兼顾沿海、平原、丘陵、山区，又兼顾人口分布情况;既有传统的农林渔业村，也有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的村。样本选择基本上能够反映福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现状和发展趋势、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农村的落实情况以及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情况。

如表1所示，以全省11个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作为样本分析，2019年这11个村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425.0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村有7个，分别是集美区杏林镇杏林村、惠安县崇武镇海门村、霞浦县长春镇长春村、漳州市龙文区后坂村、福清市江镜镇酒店村、沙县夏茂镇梨树村以及明溪县潮仙镇王陂村。总体来说，11个村最近5年农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人均收入达到2万元的村个数在逐渐增加。2015-2019年观察点村农民人均收入增长42.8%，年平均增长8.6%。

1.2 研究方法

（1）描述性统计分析法：从农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角度入手，利用2015-2019年间的翔实数据，分析农民收入构成的变化趋势和影响收入变化的因素，可以较好地把握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和主要增长源泉。

（2）空间差异分析法：分地区对农民收入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在调查的11个村中，利用地区间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进行分析比较，可以清楚地判断地区间收入差距，以及该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居民收入的构成情况

2.1.1 工资性收入变化情况

2015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8971.77元，占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9.1%。2019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798.13元，占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6.5%，比2015年增加了4826.36元，增长53.8%。由此可见，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所占比例越来越高（2019年比2015年所占比例增加7.4个百分点），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图1所示，2015年农民乡内从业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为18.4%，对当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貢献率为41.6%，而同年的乡外从业工资性收入仅增长6.2%，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4.5%。到了2016年，农民乡内从业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仅为4.3%，对当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2.6%，而同年的乡外从业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却达到14.4%，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9.3%。此后2017-2019年，农民乡内从业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为5.8%、12.3%、7.4%，对当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0%、26.1%、22.4%，而同年的乡外从业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3.7%、20.4%、13.8%，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4%、47.3%、49.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5-2019年这5年间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有高有低，但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却是逐年增加的。2019年与2015年相比，乡内从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基本不变，维持在24%左右，但乡外从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却从24.3%增长到30.3%，增加了6.0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本地从业环境并没有留住更多的劳动力就近就地从业，而乡外从业吸引力却越来越强，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而大多数人选择外出从业对于其他的在家劳动力具有示范带动效果，对劳动力的心理和外出行为有着明显的示范效应[1]。而随着大中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企业用工的更大需求和高工资的吸引下，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并获取更大比例的工资性收入的现象可能会更加突出。

2.1.2 家庭经营收入变化情况

2015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528.53元，比上年增长11.1%，家庭经营纯收入对全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33.2%，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为32.4%，与上年同期相同。2016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893.36元，比上年增长6.6%，家庭经营纯收入对全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23.9%，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为31.7%，比上年减少0.7个百分点。2017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771.77元，比上年下降2.1%，家庭经营纯收入对全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7.2%，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为28.5%，比上年减少3.2个百分点。2018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6236.56元，比上年增长8.1%，家庭经营纯收入对全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20.0%，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为27.6%，比上年减少0.9个百分点。2019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6536.45元，比上年增长4.8%，家庭经营纯收入对全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16.3%，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为26.8%，比上年减少0.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说明，2015-2019年间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所占比例逐渐缩小，贡献率越来越少。

2.1.3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变化情况

2015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117.62元，到了2019年为2091.85元，增加974.23元，增长87.2%。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租赁收入、利息、股息以及红利等收入。2015年土地租赁收入为772.80元，到2019年为1807.79元，增加1034.99元，增长133.9%;2015年利息、股息、红利收入为405.11元，到2019年为380.51元，减少24.60元，下降6.1%。由此可见，租赁收入相对分红收入而言其获得更为稳定，分红收入的获得具有不确定性。这几年，农民租金收入增长较快，而随着农村“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租金收入还将继续提高。

2015年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422.06元，到了2019年为1998.62元，增加576.56元，增长40.5%。其中，2015年离退休金、养老金收入为639.96元，到了2019年为1935.07元，增加1295.11元，增长202.4%。究其原因，近几年全省各地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在逐步完善，养老、低保等保障标准幅度的提高，以及各种惠农补贴的发放和脱贫攻坚政策的深入推进，极大推动了转移性收入的持续增长。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农民的主要构成部分，两者相加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2015年为84.8%，到2019年这一比例变为83.3%，略减少1.5个百分点。其中，2015年工资性收入在总体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为52.4%，2019年为56.5%，均超过50%。2015年家庭经营收入在总体收入结构中占比32.4%，2019年为26.8%，远低于50%。家庭经营收入占比虽然呈现逐渐缩小态势，但基数却在增加，体现出“稳中有升”现象。工资性收入无论是基数还是占比都呈现齐头并进态势。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2项合计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2015年为14.9%，到2019年为16.8%，增加1.9个百分点。但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呈较大波动，增长态势不稳定。总体来说，福建省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耕地面积十分有限，人均只有333.33 m2，这就决定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其家庭经营性收入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持续源泉。农民要想增加收入必须寻求农业之外即非农就业的机会。因此，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就成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而农业收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则逐渐缩小，贡献率越来越少。此外，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是根本性的，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则是辅助性。农民的兼业收入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其增长速度要高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2]。

2.2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的区域特征

2.2.1 农民收入水平在地区间的差异体现

调查结果显示，在11个国家级固定观察点村中，2015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超过2万元的村有3个，1.5万～2.0万元的村有3个，1.0万～1.5万元的村有3个，低于1.0万元的村有2个，到了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超过3.0万元的村有1个，2.0万～3.0万元的村有6个，1.5万～2.0万元的村有3个，1.0万～1.5万元的村有1个。在这11个村中，收入最高的是集美区杏林村，其2019年的农民收入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42.5%，年平均增长率为10.6%，而收入最低的长汀县塘背村和建瓯市后塘村，其2019年的农民收入比2015年分别增长了117%和113%，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9.2%和28.2%。2015-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村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村的3.5、3.2、3.4、2.6和2.3倍，呈现出差距逐步缩小的趋势。说明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步伐正在加快，而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基数大，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把11個观察点村归到所属的区域间来分析，沿海地区的农民收入明显高于内陆地区。集美区杏林村、惠安县海门村、福清市酒店村和霞浦县长春村这4个沿海观察点村，2015年和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分别为2.29万元和2.96万元，沙县梨树村、明溪县王陂村、仙游县洋板村、长汀县塘背村以及建瓯市后塘村这5个内陆地区观察点村，2015年和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分别为1.25万元和1.93万元，无论2015年还是2019年，前者都明显高于后者。

2.2.2 农民收入构成在地区间的差异体现

进一步从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分区域分析，地区间的农民收入构成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既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上，也体现在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上。以2019年为例，沿海地区工资性收入平均约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55.5%，家庭经营收入平均约占16.0%，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项之和平均约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27.0%。而在内陆地区，工资性收入约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29.3%，家庭经营收入约占50.1%，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项之和仅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5.4%左右。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较高，如在城市郊区集美区杏林村这一比例高达54.4%，龙文区后坂村为28.2%，霞浦县长春村也达到29.8%。上述分析说明福建省除了沿海和城镇化程度较高地区，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依然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在最近几年中并没有太大变化。

综上所述，农民收入之所以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不同地区农户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要素差异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状况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决定因素。对自然资源依赖度高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要高于对自然资源依赖度低的东部地区[3]。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福建省，地处闽西北内陆山区的农民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要高于东南沿海地区，其收入也相应更高。此外，农户的物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差距也会显著拉大农户间的收入差距[4]。但在这些因素中，拉大农村区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最重要的贡献者是地区间非农收入的不平等，而且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这种差异性可能还会更加明显。

3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农民收入结构来源和地区间的差距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1）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没有改变。（2）农民收入途径呈现多样化，目前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房屋租金、利息、股息和红利等收入。（3）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乡外从业工资性收入超过乡内从业工资性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4）农民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收入的状况仍然不变。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居民中，其工资性收入不仅居高不下，而且还增加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比例。（5）随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保持稳定增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加快，家庭经营收入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小。（6）农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不均衡、地区差别较大的现象仍然存在。如沿海地区的农民收入明显要高于山区地区。

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安定和谐，也越来越多地和非农就业问题相关。在最近5年的农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贡献率高的地区该比例达到70%多，低的地区这一比例也达到50%多。农业是固国之本，而目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经营收入比重却越来越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鉴于此，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有：如何解决农民收入中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何拓宽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来源渠道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家庭经营收入占比越来越小的问题等。因此，（1）从收入构成来看，要着重围绕农业提质增效，重点是拓宽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渠道，强化产业兴村兴农;要着力挖掘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潜力，稳住工资性收入增长势头，拓展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提高转移性收入水平;此外还要逐步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2）从区域发展来看，要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快内陆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产业转移步伐，提高内陆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地区间的农民收入差距。

4 对策措施

4.1 把握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着力点，协同发展缩小差距

（1）把握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和生产方式，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能够向内陆地区和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倾斜，使其享受更多优惠政策。（2）鼓励内陆地区建立特色农业产业园，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增加农民本地工资性收入。（3）大力推动特色小城镇建设，把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落后地区实现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5]。（4）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内陆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由此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民收入的多元性，缩小其与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5）沿海地区则要注重挖掘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潜力，进一步扩大其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

4.2 开辟新途径，保持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平稳增长

福建省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54%的农户为兼业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的兼业收入，而且其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降。目前，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阶段，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政府大力推动发展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以此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加快土地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逐步调整农村和农业的经济结构，由此带来规模化产生的规模收入和结构调整产生的效益收入[6];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合于本村的特色产业，逐步形成由特色产业带来的优势性收益。

4.3 加快制度创新，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1）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在农村转化为投资的，通过金融机构的虹吸效应使农村存款流向城市，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2）要消除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的制度障碍。重点是探索建立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用地保障机制。例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下来的建设用地，以入股、联营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共同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项目。又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出租、合作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3）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等改革，稳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4.4 推进合作化，增强小农户增产增收能力

从经济角度看，合作化是提高小农户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原因在于：（1）合作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2）合作有利于强者带动弱者，实现互惠互赢，共同富裕。而在推进合作化的过程中，教育具有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缩小小农户收入差距的双重作用[7]，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更多地放在小农户的教育培训上，充分挖掘小农户的生产潜力和增收潜力。要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强化服务和利益连接，把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带动起来，使其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受益者。如果有超过70%的小农户能够发展起来，收入增加起来，那么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就相应增长起来了。

4.5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人口老龄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步伐又将快于城市，因此理应对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作出充分的评估和监测。我们要认识到不同地区间的农村收入差距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着较高的关联度[8]。因此，要坚持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能力，推动城乡保障一体化发展。（1）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着力增加农民基础养老金，建立基础养老金稳定增长机制，缩小城乡之间的养老差距。（2）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着力提高农民报销比例，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着力提高农村低保标准。（3）鼓励金融保险机构介入商业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领域，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

参考文献：

[1]刘清华，程杨，唐丽桂.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意向选择分析——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2）：131-138.

[2]李庆，林光华，何军. 农民兼业化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7-32.

[3]关春燕. 自然资源依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121-129.

[4]程名望，史清华，JIN Y H. 农户收入水平、結构及影响因素——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5）：3-19.

[5]范恒山. 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与因应之策[J]. 中国国情国力，2017（9）：6-8，5.

[6]张红宇. 新常态下的农民收入问题[N]. 农民日报，2015-04-03（3）.

[7]程名望，JIN Y H，盖庆恩，等. 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J]. 经济研究，2014（11）：130-144.

[8]李学锋，骆培聪. 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9）：171-176.

作者：陈德好

农村收入统计分析论文 篇3：

江苏省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摘要：文章依据2019年全国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调查数据，从江苏省城镇残疾人家庭与农村残疾人家庭（主线）、残疾人家庭与全江苏省家庭两个方面来研究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的差异性。描述性统计和OLS回归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残疾人家庭与农村残疾人家庭、残疾人家庭与全省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较大且收入结构差异显著。基于上述结论给出有关就业、教育、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缩小城乡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差异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差异性;OLS回归;Shapley分解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贫困”是阻碍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绊脚石。我国分别在1986年、1994年、2001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扶贫政策调整，并取得显著成效。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从1978～2017年，我国贫困人口从177039万人减少到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7.5%降低为3.1%。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强调了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性。而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点、难点。目前残疾人群体在贫困人口占有较高比重，例如江苏省贫困人口中因残致贫的比例达到24.7%。本文对江苏省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差异性进行分析，旨在为提高残疾人家庭收入水平、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加速实现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政策提出参考建议。希冀回答如下问题：残疾人家庭的收入特征与健全人家庭之间存在怎样的结构性差异？农村残疾人和城镇残疾人的收入结构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别？

二、研究背景

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残疾人家庭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正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缩小残疾人家庭与全社会收入差距，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巨关卡，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一环，因此，对残疾人家庭收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梳理已有文献，关于残疾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残疾人就业问题、残疾人教育问题和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三个方面，从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是反映残疾人生活状况的重要角度，直接体现了残疾人小康的实现程度，是一项检验各项民生特惠政策是否落实落地的重要指标。侧面佐证本文根据中国残联2019年调查数据对此继续进行探索的意义。

三、数据说明及基本事实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实地走访以及江苏省残联向我们提供的2019年全国残疾人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选取了江苏省1489户残疾人家庭样本，包括城镇家庭501户，农村家庭988户。

本文研究的收入为可支配收入，并依据残联调查问卷将其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部分扣除其他非消费性支出（其中包括一些个人所得税、财产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二）江苏省城镇残疾人家庭和农村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差异性

本文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别计算了城镇残疾人家庭和农村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等成分占总收入比重、标准差、极大值、极小值以及人均值五个指标，分析对比城乡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差异。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城乡残疾人家庭收入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收入来源结构、城乡群体内部收入结构三个方面。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城镇残疾人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残疾人家庭的1.6倍，极小值是3.425倍。总体上看，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在收入来源结构中，城镇残疾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还是转移性收入（48.97%）和工资性收入（44.73%），而农村残疾人家庭收入主要为经营性净收入（22.16%）、转移性收入（31.21%）和工资性收入（44.48%），城乡残疾人家庭在收入来源结构的权重上存在明显差异。从城乡群体内部收入结构来看，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差约为农村家庭的1.26倍，表明城镇残疾人家庭收入离散程度高于农村。

综合看来，一方面由于城镇残疾人拥有更多资源和机会，城镇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都明显高于农村残疾人家庭;另一方面，农村残疾人家庭拥有土地等生产要素，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在这方面农村残疾人家庭比城镇残疾人家庭更具优势，因此农村残疾人家庭的经营净收入高于城镇残疾人家庭。

（三）残疾人家庭与全省家庭收入结构差异性分析

对残疾人家庭与江苏省家庭收入结构差异性的研究实际上是分析残疾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残疾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可能会对家庭收入结构造成较大冲击，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年鉴和调查数据对残疾人家庭和全省家庭进行收入结构分析，说明两者间的差异性。

由数据分析可得，江苏省全部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残疾人家庭的 2.15 倍，而人均工资性收入是2.63倍，人均经营净收入均值是2.02倍，人均财产性收入为8.73倍，转移性收入全省是残疾人家庭的94.15%。明显可以看出，除转移性收入外，全省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水平均高于残疾人家庭。在全江苏省家庭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大，而在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不可忽视残疾人家庭的政府补贴和社会救助金在其经济结构的组成意义。

四、研究方法与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分别测算了江苏省城镇残疾人家庭和农村残疾人家庭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进一步分析表現城镇和农村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的差异性。

（一）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本文通过绘制江苏省城乡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洛伦兹曲线、计算其基尼系数辅助分析城乡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结构的差异。通过计算得到：城镇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392，而农村残疾人家庭的基尼系数是0.443，城镇的基尼系数小于农村基尼系数，由此得出城镇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农村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而位于总体农村残疾人家庭最底端的10%户左右家庭可支配收入只占其可支配总收入的1.79%，90%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可支配总收入的68.80%。而位于最底端10%的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仅仅占其可支配总收入的1.68%，90%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可支配总收入的73.17%。位于最底端的残疾人家庭甚至没有稳定收入来源。

（二）城乡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 OLS 回归

为分析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结构与城乡不同身份的关系，即以城乡不同身份为辅助变量分析其对目标变量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效应，我们建立了城镇、农村以及全省样本的收入函数模型：

Ln_income=β0+β1×rur+β2×wage+β3×business+β4×property+β5×transfer +ε

wage工资性收入，business经营净收入，property财产性收入，transfer转移性收入，rur是城乡家庭身份虚拟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包含除以上因素外影响可支配收入的其他因素。对于模型所给出的几个有关β的参数，其中β0是截距。

结合收入函数模型，分别对城乡两个组别的残疾人家庭、全省残疾人家庭、加入家庭身份识别虚拟变量收入来源与可支配收入进行回归处理，借此对比不同情形下收入来源对收入的影响，共建立四个方程。

回归方程1代表仅含城镇残疾人样本收入来源与可支配收入的结果。所有收入来源系数显著为正，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城镇残疾人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產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每增加1单位，家庭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14.99%（回归系数0.1397是近似值，精确值为exp（0.1397）-1=0.1499，用类似方法处理其他结果）、16.96%、8.06%和17.37%，可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家庭收入产生的增收效应更大;是以城镇残疾人家庭收入增收的主要渠道为增加城镇残疾人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回归方程2代表仅包含农村残疾人样本收入来源与可支配收入的结果。假设其他变量不变，农村残疾人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每增加 1单位，那么家庭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22.68%、30.07%和38.87%。

回归方程3表示包含全省残疾人样本家庭的收入来源与可支配收入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江苏省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每增加1万元，家庭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18.68%、22.42%、7.79%和20.42%。全样本回归的各收入来源系数均高于城镇，低于农村，体现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缩小分组家庭内部收入差异的重要性。

回归方程 4 表示有关家庭身份识别虚拟变量的家庭住户全样本回归，用来检验城乡身份是否是影响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比城市家庭低15.23%，增加虚拟变量后与方程3 相比，各收入来源效应有所变化，表明城乡身份对家庭可支配性收入确实有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 城乡残疾人家庭收入差距大，收入来源结构是主要原因

根据描述性统计，城乡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具有差异性，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城镇残疾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则是农村残疾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江苏省农村残疾人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明显低于城镇残疾人家庭。

首先，城镇残疾人具有地理区位优势，城镇的就业机会较多、工作待遇较好、工资收入较高。其次，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对残疾人的就业、收入有极其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造成了工资性收入向城镇倾斜的状况。

就转移性收入而言，农村残疾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没有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一类收入;农村医疗卫生设施没有城镇完善，农村残疾人报销医疗费机会较少;农村残疾人还存在基本生活救助不足、专项社会救助功能有限、临时社会救助相对短缺等问题。因此存在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普遍低于城镇的客观结果。

2. 残疾人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农村不平等程度高于城镇

江苏省城镇残疾人家庭基尼系数小于农村家庭基尼系数，是以城镇残疾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要小于农村残疾人家庭。

3. 残疾人家庭与全省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不同

残疾人由于自身缺陷，劳动能力较低甚至不能自理，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牺牲劳动时间来进行专门看护，导致家庭劳动力减少，因此家庭工资性收入较低。残疾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转移性收入，而全省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工资性收入。

4. 财产性收入是造成全省家庭和残疾家庭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

残疾人家庭收入大多用于医疗方面，存款较少，无法获得储蓄型保险净收益，同时缺少投资股票、基金等可获得利息、红利收入的资金基础。因此，江苏省残疾人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要远远低于全省人均水平。

5. 医疗支出是残疾人最担心的问题

转移性收入是残疾人收入来源的主要来源，但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残疾人家庭的转移性收入都难以支撑医疗开销。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打击，家庭收支的严重不平衡将导致整个家庭长期处于生活困难的境遇之中。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缩小城乡残疾人家庭收入结构差异的政策建议。

城乡残疾人家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比较明显。工资性收入与劳动息息相关，在同等身体条件下城镇残疾人比农村残疾人拥有更优越的就业条件。应以小见大，着手改善农村普遍就业条件差的现象;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村残疾人就业;完善农村特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从教育和就业方面着手，增加残疾人工资性收入。针对转移性收入存在的差距，要落实面向农村居民收入项目的转移支付以及各种直接补贴政策，加大针对农村残疾人的资金投入，保障社会救助资源的供应途径。残疾人家庭与全省家庭收入结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上述建议以残疾人为主要对象，农村残疾人为重点对象。

解决残疾人医疗问题，需要重点关注转移性收入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残疾人醫疗保障或医疗救助制度，制定和落实残疾人医疗保障有关补贴政策。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增加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有效补充政策，解决社会医疗保险暂解决不了的问题。民政部门应当针对符合医前救助的病人给予高效便捷的医疗救助;住院后无力继续维持治疗的，可以实行待医疗终结后再予结算的保障性治疗方式，保障贫困残疾人患病时能得到必要的救助。同时逐步增加残疾人医保、新农合的报销项目和提高报销比例，简化报销程序，减轻残疾人负担，切实做到解决残疾人的医疗保障问题。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切身体会到，针对残疾人贫困问题，最关键的是深入基层了解残疾人生活环境和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有与残疾人群体近距离接触，了解他们最真实迫切的需求，才能最大程度的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

参考文献：

[1]詹鹏，李懂文.“残疾”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冲击多大[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4）：76-83.

[2]陈宇辉.中国家庭收入结构异质与分解——基于CHIP2013的实证研究[J].财经分析，2018（06）：41-48.

[3]周春平.教育对提高残疾人就业机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J].残疾人研究，2018（01）：58-63.

[4]朱瑞敏.农村残疾人社会救助需求与供给状况研究——以W村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2017.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财经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10327073Y）。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作者：牟朋轩 赵伶俐 陈阳 赵媛 雷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