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权侵犯研究管理论文

提到农业知识产权，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这也是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随着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农业知识产权问题正逐渐为社会各界所重视。作为综合性的产业部门，农业和其他产业相比较，所涉及到的知识产权的类型并不缺项，甚至更多。除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知识产权以外，在农业领域还有一项独特的知识产权，就是植物新品种权。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植物新品种权侵犯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植物新品种权侵犯研究管理论文 篇1：

对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的结构性反思

问题的提出

几千年以来，农业在我国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领导者把保障农业安全作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基本政策。目前，虽然我国进入信息化时代，经济水平高速发展，但农业安全依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是因为政策的延续性对植物资源丰富的促进作用，我国的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前列，尤其水稻品种更是繁多。纵观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与我国作为植物资源大国的身份不匹配。换言之，我国现有生物技术在不断发展，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满足技术发展需要。

植物新品种是一个法律概念，对其构成特征以及具体保护范围法律有明确的规定1。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法规施行较晚，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造成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较低。观察世界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对其保护有三种模式：品种权保护模式，专利法和品种权保护模式，植物专利法、专利法和品种权共同保护模式2。我国采用第一种品种权保护模式，我国的《专利法》把植物新品种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内。当前，新的技术发展严重冲击着现有保护制度，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带来了诸多的难题。例如，《专利法》中规定植物的基因、器官和组织可以申请专利，但是现有制度无法解决同一植物中基因专利与品种权共存的利用。现有法律中无法对新技术产生的实质性派生品种进行保护，导致新品种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力保护。在下文中，笔者将会具体阐述新技术发展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带来的挑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路径，以期推动植物新品种制度改革。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探研

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技术创新的政策动力。先进的法律制度能够推动技术创新，相反，当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能适应发展，就会阻碍社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所凝聚的知识产权成果，是植物新品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20世纪末，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立法为核心，辅之司法和行政的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在国际上，我国积极参与植物新品种国际规则的制度，鼓励我国企业向国外申请品种权。

育种者合法权益依托完善的植物新品种法律制度来保障，同时推动建立合理的利益回馈机制，促进科研成果转化。1997年3月国务院制定并发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自此，我国植物新品种权正式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于2013年和2014年国务院进行了两次修改。在经过长久的努力，1999年中国正式加入《UPOV（1978年文本）》，成为第39个会员国，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1。为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在实践中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农业农村部细化了其规定，出台了相应的条例实施细则，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品种权挑战，并进行了多次修订2。同时，全国人大于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在2015年进行第一次修订，目的在于强化对种子行业的管理，促进了种子行业的技术创新。最高院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意在解决植物新品种司法中审判程序问题，基本建立司法程序中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的基本规范。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体系。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共计46条，内容覆盖的范围相当广泛，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法律3。《专利法》的立法基本考量是维护专利权人的利益，意味着垄断利益，植物新品种事关民生。因此，《专利法》规定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但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可以授予专利4。《专利审查指南》中也规定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并对植物的概念进行详细解释，排除了非生物学方法成为专利的可能性5。《种子法》颁布主要是规范我国种子行业的乱象，进一步推动种子资源的创新与推广。2017年新修订的《种子法》规定了新的品种，改革了品种引种制度，完善了假种子界定的情形6。从整体来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植物新品种权法律保护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在新技术的冲击下，依然暴露出来诸多问题。

新技术对植物新品种权制度的挑战

在传统的生物技术条件下，我国现有的植物新品种法律能够基本解决品种权实践中所遇到的大部分难题，推动植物科技创新。但是，新的技术革命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植物育种方式。育种方式的多元化也进一步引发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难题，因为现有制度无法将其纳入保护范围，更是引发了与其他法律制度交叉的难题。生物技术不断在突破，而植物法律制度的缺位，必定会阻碍科技转化为知识产权成果。

品种权保护与专利保护的交叉

新的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育种方式的多样化，也造成同一植物新品种专利权与品种权法律保护的竞合，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没有提出解决路径。经过长期的发展，转基因技術已经应用到植物品种培育领域。近年来，我国的转基因植物申请品种权的数量在不断递增，主要集中在水稻、蔬菜、花卉和果树等领域。以水稻为例，我国的水稻培育技术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袁隆平教授培育出的籼型杂交稻，在经过多年的培育已经产生多个系列，这都是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虽然我国转基因水稻的申请量并不高，但是依然要应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专利权与品种权的共存。

我国《专利法》规定基因在符合条件下可以授予专利权，被授予专利的基因用在植物领域，就产生一种区别于传统非生物学方法培育的转基因植物7。转基因植物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品种权，但是转基因植物本身会包含专利，专利权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品种权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两种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性，引来了转基因植物在开发利用中产生困境。育种豁免和农民留种豁免是品种法规定的侵权例外，规定两种豁免制度也是基于我国现实农业发展状况。而我国的专利制度中并没有规定豁免的例外，当两种权利交叉时，我国品种法规定的豁免制度就成为空话，因为继续使用就会侵犯专利权，进而影响植物领域创新8。甚至会出现拥有专利权的权利人基于育种豁免可以使用权利保护的品种，而植物新品种权利人却无法使用专利的情形。当前，在转基因植物的培育过程中，还需要应对专利权与品种权相互许可的难题。如现有的基因专利和植物新品种分别属于不同主体，在转基因培育过程必须要两者结合，而我国现有法律没有规定两种权利的强制许可1，会对植物品种的创新带来困境。

原始品种与依赖性品种同质化严重

依赖性派生品种2是新技术革命下的产物，其依托先进的生物技术对原始品种进行改良，形成与原品种基因特征相似的新品种，其本质上依赖于原品种。依赖性派生品种市场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原品种市场认可度，本质上依赖性品种也是侵权者进行法律风险规避的方式之一。在实践中由于植物新品种的培育周期较长，且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程序更为烦琐。拥有较为成熟育种技术的公司，会挑选市场认可度较高的新品种，通过基因技术的处理，保留原品种的优良特征，形成新的品种3。并且这种依赖性派生品种经过宣传，会较快取得市场认可。依赖性派生品种的培育，会挤压原品种的市场空间，不利于植物品种的创新。

当前，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依赖性派生品种不能获得品种权，“侵权者”利用依赖性派生品种去申请植物品种，甚至有的在没有获得权利的情况下直接出售，造成市场上依赖性派生品种的泛滥。这种侵权现象造成了我国植物市场的虚假繁荣，追其本源来看，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种还是来源于少数品种。以水稻为例，我国现存的水稻品种数量十分可观，但是其大部分是籼型杂交稻的衍生品。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市场对新品种需求量大，而且当前的品种不能完全满足需求。笔者也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依赖性派生品种农作物生病的重要原因，原品种与依赖性派生品种本质上是同一品种，土地长久种植同一品种，会造成植物抵抗力弱，并且土地中也残留大量细菌。依赖性派生品种不管是原品种人培育，或者其他公司培育，其都会制约生物技术进步，影响植物新品种的创新。

现有品种测试技术缺乏效率

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DUS和DNA是主要两种测试手段，并且两种测试技术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各自有自身的技术特点。DUS测试主要针对植物品种的一致性、稳定性和特异性，符合此三个条件即可获得品种权或在侵权诉讼中判定侵权与否4。标准品种的选取是DUS测试的关键，依据标准品种建立DUS测试指南，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误差，提高测试形状的准确性。但是，当前现有《DUS测试指南（2012）》中所作出的规定不能满足现有的测试需求，造成测试周期长，植物形态表达不准确等问题。测试技术效率低，继而引发技术创新缓慢，品种权保护力度降低。

与DUS测试不同，DNA测试具有高效率，广泛应用于植物新品种的侵权判定。DNA侵权判定中出现一对相同基因判定为相似，出现两对以上相同基因即可认定植物品种侵权。分子标记DNA测试的主要手段，并以其建立指纹图谱，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种子和蔬菜领域。但是，我国已经建立的DNA指纹图谱共计18个，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我国DNA分子标记技术落后，没有办法对品种进行有效鉴定，缺乏工作效率。目前，我国采用的第一代SSR检测技术，经过多年的技术发展，现有的检测技术完全可以克服更多难题。但是现有的检测制度中并没有将其纳入进去，造成我国检测技术效率低，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在2018年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00号：关于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采用DNA测试技术结果判定侵权，而DUS测试证明不侵权，最高人民法院采用DUS测试结果判定不侵权5。DUS测试周期较长，一般需要两年，虽然没有判定侵权，但是对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失。探求其本质在于我国现有植物新品种测试制度不合理，技术手段落后，在新技术时代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新。

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困境的解构

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6颁布以来，品种权的保护制度在我国已建立18年，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尤其涉及种子品种，《种子法》的制定使其保护得更为完备。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植物品种侵权技术含量更高，实践中现有的制度依然遇到诸多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

在专利法中引入豁免制度，并规定交叉强制许可条款

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有不同保护主体和保护界限，两者之间的衔接也是一个复杂的难题，其会牵扯到法律制度的变化，不是简单的法律应用问题。从上文可以看到，我国同一植物上存在品种权和专利权共存的状况，导致植物品种权中规定的育种豁免制度和农民留种豁免无法得到实现，制约了植物育种的创新，不利于农民利益的保护。为此，笔者建议在《专利法》中增加育种豁免和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使两种知识产权制度得到衔接。

目前，对于如何规定豁免制度，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应扩大《专利法》中规定的研究豁免的内涵，使其容纳育种豁免和留种豁免1。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并不可行，从文理上解释研究和育种两者有本质区别：一个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一个基于科学研究，因此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国际条约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豁免也没有包含，我国法律制度也需要与国际接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专利法》中单独设立育种和留种豁免，笔者赞同此观点。只有明确的设立两种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解释的模糊，推动育种的创新。目前，在《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都有规定强制许可条款，但是并没有规定两者的交叉强制许可2。与育种豁免不同，交叉强制许可是要解决权利转化问题，只有解决了权利的转化，优良的品种才能进一步推广。为此笔者建议在《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都规定交叉强制许可制度，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

延伸品种权，建立依赖性派生品种制度

依赖性派生品种制度最早来源于欧盟国家，并在国际条约UPOV（1991）中进行了规定。由于我国目前加入的是UPOV（1978），所以我国植物新品种权没有对依赖性派生品种进行保护。随着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要求不断提高，达到国际保护水平，我国必定会加入UPOV（1991）。因此在我国没有加入1991文本之前，为了解决育种同质化的现象，推动育种创新，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我国有必要建立依赖性派生品种制度。

依赖性派生品种从根本上说是种技术性较强的复制，构成依赖性派生品种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从国际条约UPOV（1991）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依赖性派生品种的定义3十分明确，建立派生品种制度能够解决当前现象。但是基于我国现在相关制度还不完备，育种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现象，笔者认为必须对依赖性派生品种制度给予一定的限制：只允许原品种权人育制派生品种，禁止其他育种人育制，并且对派生品种的总数目进行限制。在我国加入1991年文本之后，可以允许其他育种人进行同质，但必须付费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育种人的积极性，推动育种创新。

加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现在植物新品种的发展对DUS测试技术提出了新要求。我国现有的DUS测试方式主要是田间测试，对比美国采用书面、田间和专家评审，我国的DUS存在明显的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我国DNA分子标记技术的进步，我国DNA指纹图谱建立，用来进行植物新品种特异性的测试，但是技术含量存在明显的不足。为此，笔者建议必须更新现有技术，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对现有《DUS测试指南》进行修订，现存的标准品种不够准确，引用最新的生物技术方法，加强对植物性状进行分析，可以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在农业方面，我国已经完成了186个农业植物品种的测试，但是依然不能够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相比数量还有很大差距4。DNA分子标记技术在DUS测试中已经得到应用，我国目前已经建立14个指纹图谱。笔者认为我国必须更新国际先进分子标记，加快指纹图谱建立，为我国的植物新品种测试提供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由于我国DUS测试工作起步晚，测试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少，需要建设一支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为技术体系的建立提供人才支撑。

结 语

在农业科技进程加快的时代，不仅需要加大对品种研发资金的投入，规范植物品种市场运营，也需要同时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我国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效力明显低于《专利法》等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现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对部分条文进行修改，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必须加快《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立法进程，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难题。此外，我国应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发挥主动性，使得其在加快科技研发的过程中，积极推动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技术时代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变革和重塑。

作者简介：杨少奎（1992—），男，郑州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知识产权法。

作者：杨少奎

植物新品种权侵犯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困局

提到农业知识产权，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这也是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随着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农业知识产权问题正逐渐为社会各界所重视。作为综合性的产业部门，农业和其他产业相比较，所涉及到的知识产权的类型并不缺项，甚至更多。除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知识产权以外，在农业领域还有一项独特的知识产权，就是植物新品种权。

概况

所谓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予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是国家审批机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授予完成新品种选育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销售、使用该品种繁殖材料的独占排他权。对植物育种人权利的保护，保护的对象不是植物品种本身，而是植物育种者应当享有的权利。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体系。1997年3月 20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同年10月1日开始施行。1999年4月23日，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此后，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和林业部分。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据了解，目前多数国家通过特别法来保护植物新品种，只有少数国家对植物新品种在专利范围内提供保护。美国对其保护自成一体，将专利法与特别法结合起来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保护。我国《专利法》明确将植物新品种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外。

有关资料显示，即使在美国等可以利用专利权保护的国家，植物新品种也仅能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而不能获得发明专利权或外观设计专利权。这主要是因为植物新品种和发明专利之间存在着本质属性的不同。植物新品种不属于发明创造，只是对现有植物的改造。植物新品种是对自然界原有产物的改进和利用，不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产物，因而不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创造性，故专利法规定对其不授予发明专利权。专利法上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植物新品种和发明专利比较，前者是改造，后者是创造；前者是结果，后者是程序；前者保持稳定性，后者追求发展性。

但二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联系。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敏介绍，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从最先的基因分类，到基因克隆、基因修饰、基因转化，最后培育出新品种。这样一个过程，把农业技术跟其他工业技术一样，形成了一个由众多人参与的综合技术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最后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实际上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从遗传资源里面分出来的功能基因，还有对这些基因的装饰，可以申请基因专利，分类技术、装饰技术本身也可以申请专利。当然到了转化体以后，在有些国家也是可以申请专利的。最后转化体培育出的新品种，这个新品种本身也可以单独申请形成一个知识产权，即植物新品种权，在品种权里面实际上又包含着专利的问题，遗传资源的问题。这也是农业知识产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现状

在实施《条例》和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以来的十多年间，我国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在激励育种创新、提升种子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从1999年起，我国品种权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快速增加，截至2010年7月，我国受理植物新品种权累计申请量达到7144件，授权量达到3251件；申请人范围涵盖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和14个国家。其中，1999年的申请量仅115件，2009年攀升到992件，较上年增长14%，创历史新高。

目前我国只保护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得到植物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以商业为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种品种的繁殖材料。繁殖材料是指可繁殖植物的种植材料或植物体的其他部分，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

由于一些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在植物新品种的申请当中主要是集中在国内申请。据统计，2008年中国在国外的申请只占总申请量的2%。在国外基因的申请当中，中国抗虫基因占9%，除草基因占了20%左右。转化体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现在主要的商业化转化体大多被国外跨国公司所掌握。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品种权的申请主要是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申请量相对比较少，这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实力是相一致的。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是由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两个部门来进行的。农业植物新品种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糖料、蔬菜（含西甜瓜）、烟草、桑树、茶树、果树（干果除外）、观赏植物（木本除外）、草类、绿肥、草本药材、食用菌、藻类和橡胶树等植物的新品种。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和其他的有关事务。到目前为止，共发布了8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植物新品种保护处高级审查员陈红博士表示，不断增加的优良新品种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特别是《条例》实施前和实施后，整个品种选育的数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十大玉米授权品种占到全国玉米品种的32%，“超级稻计划”选择的100%均为授权品种。授权品种成为粮食增长的主要力量，在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另据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龙三群处长介绍，根据《条例》的规定，参照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我们对保护的品种要先分种属，提出保护名录，在保护名录中的新品种才能申请保护，国家林业局分四批共公布了78个种属，主要是林木和观赏植物等。从历年的申请数量来看，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截至2010年共受理林业植物新品种申请723件，其中花卉占77.5%，林木占13.3%。根据农林两部门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上的分工，国家林业局负责林木、竹、木质藤本、木本观赏植物（包括木本花卉）、果树（干果部分）及木本油料、饮料、调料、木本药材等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具体的管理机构是2000年成立的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问题

据宋敏介绍，目前国内在植物新品种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从创造主体的问题，二是知识产权的质量问题，三是权利保护问题。

在农业知识产权创造主体当中，科研单位占据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农业企业还没有成为农业知识产权创造的主体。比如，种子行业本应该是最富有创造力的，但目前国内的种子企业资本规模都相对较小，全部企业加起来还抵不上孟山都一家公司，其中真正具有科研创造能力的只有1.5%，在品种权申请中企业的申请量只占33.2%。并且，国内单位一、两百件申请量已经算最多的，这样一个水平跟国外的跨国公司比较差距是很大的。

宋敏表示，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构建一个桥梁机制，把科研单位创造的知识成果转移到企业当中，但这其中涉及到公共投资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公共投资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外利益以外，都归完成单位所有。这样一来，在农业领域出现了知识产权的浪费和流失问题，科研单位考虑更多的是完成项目，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转化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由于产权界定不清，还存在一个公共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问题。因为研发成本不平等，科研单位自己办种子公司，生产种子在市场销售，和企业自己研发出的成果在市场上竞争，这也是导致种子公司侵权的原因，拿着国家公共财政搞的成果在市场上卖，当然是侵权的。

关于质量问题，一是我国的品种权申请结构很不均衡，大田作物占绝对优势，达到80%以上，特别是水稻和玉米占申请量的大部分，而像花卉、蔬菜、水果等等这些国外现在主攻的一些高附加值的领域，我们的品种权申请量相对很少；二是在品种权申请当中，现在商业装饰性的品种较多，原创性的品种较少，在专利申请当中也存在同样状况，主要是由外观设计申请比较多，而发明专利的申请相对很少。

为什么会出现装饰性品种多的情况？宋敏分析认为，这要从制度上寻找根源，例如《条例》中对品种权保护的水平相对偏低。另外在生物技术领域当中，现在使用新的技术领域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还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主要像遗产资源的问题。另外，对利用新品种生产的材料进行加工以后，产生加工品的衍生保护的问题，这些在制度当中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保护

由于植物新品种培育投入大，且培育周期长，一般要10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些单位和个人不肯为此付出，因而选择了走“捷径”，如此可以较少的投入而获得更多的商机及丰厚的利润。

利益的驱动使得侵犯品种权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侵权形式多样，侵权主体亦很复杂。侵权单位一般都是直接与制种乡镇或村签定合同，再由村里落实到户，签定合同不在当地农业行政部门备案，也不办理生产许可证。因侵权品种长在田里无法转移，往往是侵权物好找，但实施侵权的行为人不好找，而找不到侵权人就无法追究其责任。有的侵权人将授权品种改头换面，即将授权品种的名称改为其他名字，以“自己培育”的名义去审定、销售，甚至申请品种权。这种案例因其隐蔽性强也成为维权打假工作的难题。更有甚者则是直接造假，即直接仿制授权品种的外包装和内标签，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此种维权打假难度在于真伪难辨，无法及时掌握侵权动向和范围。经营中侵权的取证工作难度还表现在侵权发票难以为证，库存数量难以掌握等等。

专家表示，农业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比其他行业显得更为严重，特别是植物新品种侵权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林产品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林木新品种繁殖容易、苗木培育简单，且多是靠无性繁殖，一片叶、一根枝，就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大面积扩散，保护起来非常困难。其次是因为农业有其特殊性，是在开阔的空间进行生产，不像工厂有相对密闭的空间进行保护，所以很容易发生侵权现象，在很多地方发动农民偷材料的情况非常普遍。尤为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上对新品种保护的认识不足，育种者对新品种保护制度也了解不多、不深，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知识产权意识又相对比较薄弱，有些人对于此类侵权非但不以为然，还提出极其荒谬可笑的观点，称“谁让你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等等这些都造成了保护力度不够。

为此，有关部门正在不断加强行政执法力度。据陈红博士介绍，农业部积极探索品种权行政执法模式，先后在全国22个省市开展农业品种权行政执法试点，同时对玉米、水稻还建立了DNA快速鉴定技术标准，为快速查处品种侵权案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截至2008年，全国各级农业行政机关共查处各类品种权案件1123件，从2009年开始主要采取了“种子执法年”和“双打”专项行动，2010年查处了100多件案子，金额达到3000余万元。当然，实际上的数据远远比这个大，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农业知识产权侵权的严峻现实。

之所以出现执法效果不理想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不完善，特别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经过多年的实施暴露出很多问题，特别是在行政执法方面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操作性不强；二是存在举证难的问题，在品种权侵权当中举证的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因为时效性很强，种子生产受季节限制，一旦那几天生产期过了以后，再举证就很困难，这需要从制度上进行一些创新；三是侵权查处的措施相对比较单一，处理的力度比较轻；四是行政执法能力亟待提高，各个地方行政执法中的尺度、标准不统一，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五是《条例》中没有关于侵犯品种权的刑事责任规定，在《刑法》中也没有将侵犯品种权纳入刑事处罚，这也是导致侵权成本低的重要原因。

龙三群介绍了两个有关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一个是河北省林科院培育的“美人榆”，在十多个省区遭到数百家苗木生产企业侵权。他们的维权过程非常辛苦，也遇到许多困惑，幸运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已与部分侵权企业达成了和解协议，得到了赔偿，并确立了授权关系，使之成为合法的生产商。另外一个是河南省林科院培育的“红叶杨”，也在多个省份遭遇了严重侵权。品种权人向当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说《刑法》上面查不到品种权的刑罚问题，后来以盗窃罪将侵权人拘留了半年。

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虽然现在有关植物新品种的纠纷案件很多，但由于目前许多法官和律师对品种权的特点并不是很熟悉，对具体的操作自信心不强，因此撤诉的案件不少。中国法院网上公布出来的相关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撤诉、和解方式结案，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没能得到有效保护。该领域急需增加基础知识和相关法律方面的研究。

重庆市五中院民三庭副庭长杨光明坦言：“对于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法官来讲，相比专利、商标、著作权及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我们对于农业知识产权，特别是在植物新品种审判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司法实践当中，植物新品种的案子，一是数量不大，二是分布不均匀。例如像四川、山东以及河南是属于农业大省，这些地方的品种权多一些，纠纷也会多一些，反映到司法层面的问题自然也相应较多。相比之下，其他省份植物新品种的案件数量都是非常少的，而且很多案件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在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方面，最高法院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比较详尽的司法解释，一个是关于植物新品种的，另一个是关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的，这两个司法解释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很详尽的法律规则。司法解释中涉及到证据保全以及禁令等临时保护措施的规定，但是因为案子很少，申请人来申请采取这些措施的也就更少。关于刑法保护的问题，这一块确实还没有一个像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这样的罪名。现在实践当中一般是参照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或伪劣产品罪之类的罪名进行刑事保护。”

为此，有专家建议，应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植物品种权立法：一是在立法层面上，将现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上升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二是实现植物新品种权的刑事保护与《刑法》相关规定的一致性，加大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的处罚力度，在《刑法》中增加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三是保持植物新品种权立法与《种子法》、《农业技术推广法》以及《专利法》的协调和衔接。

作者：聂士海

植物新品种权侵犯研究管理论文 篇3：

如何完善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制建设的探讨

【摘 要】本文从不同方面入手，在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宣传、建立健全植物新品种法律制度、完善保护措施、发挥政府职能、借鉴国外植物保护方面的经验等进行研究。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本文对加强我国植物新品种法制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期望能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做出贡献。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法制途径

0.引言

随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迫切需要，我国陆续颁布了多个法律文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设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文件构成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框架，为以后的法制监督实施奠定了基础。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在新品种保护的法制支撑方面还不够完善，这就制约了新品种的研发和保护工作。基于此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该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制建设，并加强学术探讨。

1.植物新品种权的含义与特点

在植物的新品种保护和选育过程中，对植物的新品种要有一定的认识。研究分析植物新品种权的内涵，首先要知道新品种的概念。在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植物新品种的定义是：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是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且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之规定，农业植物新品种包括粮食、棉花、麻类、蔬菜、油料、烟草、桑树、茶树、果树、观赏植物、菜类、绿肥、草本药材等植物以及热带作物的新品种。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植物新品种权是指国家相关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赋予品种权人对其新品种享有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从以上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新品种权是一种知识产权，它也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核心部分。植物新品种培育人在获得品种权后，可依法享有独占权、使用权、销售权、许可权、转让权等。

植物新品种权的特点。

从植物新品种权的含义来看，其特点主要有三点：品种权保护范围广、品种权审查条件宽松、品种权使用方式具有平衡性。

我国现有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共有23个种属，涵盖了水稻、玉米、马铃薯、春兰、菊属、石竹属、大豆等等。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赋予了育种者以知识产权，继而建立起来了以保障育种者权益为核心的新品种培育机制，为新品种培育工作注进了持久活力。关于新品种的审查条件，这里要求应该具有新颖性，但是这里要求的新颖性与专利权要求的低。这就导致了品种权审查条件的宽松性。对于使用方式的平衡性，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对品种权人的专有权规定了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两种方式。但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农业和林业部门对植物新品种品种权进行了限制，例如，设置强制许可、农民特权等，这样就实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2.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在我国刚刚开始起步，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我国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晚的国家，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一是许多科研单位和农业科研人员只重视有形财产的积累，对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和保护缺乏积极性。二是大多数科研单位也缺少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比较熟悉并能够有效运用的人才。三是一些科研人员对申请新品种保护存在一些顾虑，比如担心申请品种权以后新品种得不到真正的保护，或者新品种保护后影响其成果推广，以至影响申报科技奖励等等。

2.2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认识上的问题

一方面，一些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相关法律知识不太熟悉，认识不太到位，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产生错误认识， 其育种成果所有权应由社会来分享，实施保护会影响到农业新品种的技术推广。

2.3侵权现象严重

从全国范围看，侵犯和假冒品种权的案件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极大的损害了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吉林省农科院为例，近两年来，该院发现的侵权案件高达48件，涉及吉林、辽宁、内蒙古等七个省（自治区）的52个侵权单位，涉及侵权品种（产量）高达1500万公斤，损失巨大。

2.4许多地方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不健全，缺乏必要的人员和经费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适应我国实际并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系、审查、测试体系、执法保护体系和品种权申请的代理与服务体系等配套体系。但是，目前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尚不完善。例如从管理体系建设来看，许多基层的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从品种权申请的代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来看，目前我国符合资质的品种权代理人仅有65人，远远不适应植物品种权的代理工作。

3.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1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一是，积极争取各种新闻媒体的支持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长期不懈的深入宣传植物新品种的相关知识。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普及教育、专业培训、业务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入、持久、扎实的开展宣传工作。三是，抓好植物新品种保护人员和队伍的培训工作。

3.2制定更加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激励措施

一是，进一步简化品种申请和授权的程序，加快审批、授权的速度，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二是，改革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管理和鉴定方法，把成果是否已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做为成果鉴定的前提条件，坚持先申请保护再组织鉴定，以此来提高科研、教学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三是，改革现有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中有关职务专利或职务品种权申请费和维持费的支付办法，将原来的职务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和品种权）的申请费、维持费等费用由课题组支付改为由所在单位支付。

3.3加大打击和处理假冒与侵权行为力度

积极加强与司法机关以及农业行政执法机关的密切配合，共同营造有利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治环境；要确立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打击品种权侵权和假冒工作中的地位。要充分发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调处品种权纠纷比较快的特点，对品种权纠纷可采取先行政调处再司法诉讼的手段；农业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在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中也应当自觉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主动打击各种侵犯和假冒知识产权的行为。

3.4积极推动科研单位和企业的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组织建设

要支持和鼓励农业科研机构、种子企业等自发组建各类植物品种保护的自律性和维权性的社会组织，发挥其在保护和管理植物新品种方面的集体运作功能，建立自我教育、自我保护、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形成专业性或区域性植物品种保护组织，自发开展相关农业技术领域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策略研究，积极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协助和指导会员单位建立和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自我保护和管理能力、监控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协调会员单位之间的植物品种侵权纠纷，建立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逐步提高我国植物品种保护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4.结语

培育植物新品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育种者除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外，还需要人力、物质资源和资金的大量投入，所以每一个培育成功的植物新品种都凝聚着育种者的辛勤汗水和心血。

【参考文献】

[1]周衍平.中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2]宋逊风.保护品种权，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民日报，2009.05：18.

作者：李爱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