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植物品种保护管理论文

2022-04-27

摘要农事训练是农业院校实践教学的特色课程,对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将草类植物品种DUS测试模块引入农事训练实践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植物DUS测试的含义和作用,掌握DUS测试技术和方法,熟悉草类植物的种类、用途及其DUS测试流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业植物品种保护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业植物品种保护管理论文 篇1:

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效率分析

摘要: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分析了植物品种权的资源配置效率,指出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是通过赋予品种权人市场垄断力量的方式对其育种创新的投入进行补偿,但垄断又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因而决定了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根据不同情况而构建不同的最优品种权组合来平衡社会受益与私人收益,可以提高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运行效率,这一点对于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植物品种权长度;植物品种权宽度

收稿日期:2013-11-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71173138);山东省软科学项目(编号:2012RKA07005);潍坊学院博士基金。

作者简介:高洁(1980—),女,山东潍坊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E-mail:984438107@qq.com。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自1999年正式实施以来,逐步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和体系,品种权的申请和授权量逐年上升。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统计,截至2012年5月31日,我国已累计受理农作物新品种权申请9381件,授权3835件[1]。快速增长的新品种保护申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焦点在于这一制度对育种科技创新、国际种质资源保护乃至种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2-4]。然而,从我国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实施情况来看,上述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效果。理论上的激励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很多因素。黄武和林祥明提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本身的完善程度及制度的执行力度[5]。孙炜琳和王瑞波认为品种权实施情况、种子产业发展的规范情况以及品种权保护机制的构建情况都会影响到新品种保护制度效果的发挥[6]。吴立增和曹可亮等认为在完善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制度时,必须考虑协调植物品种权与农民权利之间的平衡[7-8]。

从总体上看,学者们对当前影响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运行效果的因素做过很多研究,但很少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运行效率及最优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设计做过分析。鉴于此,本研究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效率,首先利用微观经济学基本工具分析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随后建立模型来考察如何根据不同情况而构建相应的最优植物品种权组合来平衡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以提高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运行效率。

1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现状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作为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激励育种者创新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能够协调育种者和新品种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刺激育种研发投入,间接增加社会收益。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一方面植物品种权制度允许一定期限的壟断[9],而垄断是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减少,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要防止由于这种保护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带来的权利垄断和阻碍新品种传播、抑制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发挥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创新激励作用和降低其垄断力量就成为研究的焦点。下面将首先对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分析。

比较图1与图2发现,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ΔABE′的面积,因为这部分社会福利谁也没有得到。按照库普曼(TC. Koopmans)的观点,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在给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下,如何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这里可以得出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不是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结论。

显然,从定性的角度来看,由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是为激励育种创新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的一面。因为取消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必然导致研发竞争蜕变成一种“对峙博弈”(Waiting Game),模仿严重侵蚀育种者的创新动力,育种创新活动缓慢下来。结果就是即使种子消费者愿意支付高价格,也无法从市场上购买到高质量的良种,消费者的选择受到限制,社会福利损失更大。从定量的角度上来讲,对于一个特定的由于品种权保护导致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大小取决于市场垄断力量的强弱,即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强度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在授予品种权人垄断权利的同时,必然会发生品种权人享有垄断期限的长短和垄断程度的大小问题,这2个方面决定了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强度。其中,前者即品种权受到法律保护的年限,可称之为品种权长度;后者即政府对品种权保护的严厉程度,可称之为品种权宽度。因此,在设计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时,存在一个如何设定品种权长度和宽度以最小化社会福利净损失的问题。

2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最优化设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目的是对品种权所有者进行补偿,而这种补偿是建立在为品种权人创造垄断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可避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植物品种权在保护的过程中,要在新品种进入市场后,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量与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减量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提高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运行效率。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设计者的任务就是选择合适的品种权长度与品种权宽度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Nelson发现,利润极大化厂商的研发最优投入强度与其对创新的独占份额成正比[10]。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无限延长品种权保护年限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育种创新活动呢?本研究将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植物品种权的长度和宽度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2.1植物品种权长度与宽度

植物品种权长度即品种权保护期,是指植物品种权受到法律保护的年限。通常由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来明确规定,对品种权人而言,品种权长度是一个常量,通常不变。然而从理论上来说,对政府而言,最优品种权保护期却是一种政策变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明确规定: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的品种权保护期限为20年,其他为15年[11]。对于保护期限已满或终止的品种,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

植物品种权长度的增加会激励育种创新,但同时也会导致种子市场扭曲。Pepall等指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赋予了种子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垄断其新品种的权利,必然会导致种子市场结构的变化,使得企业在种子市场上存在共谋行为[12]。因此,当植物品种权长度趋于无穷时,长度的增加对社会福利所造成的负效应会大于正效应,即无限的品种权长度不是最优的。

植物品种权宽度即政府对品种权保护的严厉程度,体现在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为了避免定性描述的不准确性,可以用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来量化这个变量。201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假冒授权品种的,没收违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货值金额5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货值金额或货值金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1]。

有效的植物品种权宽度一方面能使模仿替代品的质量水平不要太低,从而保证其对新品种形成潜在的威胁,逼迫新品种的价格低于垄断价格,减少市场扭曲。另一方面应使得替代品的质量不要太高,从而保证新品种具有较高的垄断价格,促进育种创新。植物品种权宽度越大,政府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越大,侵权行为越少,品种权人获得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品种权宽度越窄,政府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越小,品种权人获得的收益就越小。可见,植物品种权宽度与品种权保护期间内品种权人获得的收益是成正比的。为简化分析,本研究直接用品种权人获取的收益代表植物品种权宽度。

需要指出的是,植物品种权宽度与品种权保护范围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植物品种权保护范围是通过给品种权人一定范围的垄断权并对他人侵权范围的禁止性规定,来防止他人在品种权保护范围内的模仿。拓宽植物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意味着减少新品种的相似替代品。而提高品种权宽度不会影响相似替代品的数量,但会增加品种权人凭借垄断权获取的超额利润。

2.2模型分析

3启示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农业领域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科学配置育种创新资源有效激励机制,是推动品种创新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巨大动力,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情况下,最优的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设计方向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单一的组合模式。可能是偏短的品种权保护期,严格的惩罚力度;偏长的品种权保护期,宽松的惩罚力度;或者与植物品种权的保护期及惩罚力度没有直接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植物品种权的保护期与惩罚力度的组合模式往往是相反方向变动的,这是因为植物品种权长度对于潜在育种者具有强烈的影响,而植物品种宽度是一个涉及品种权人与模仿者之间利益分配的政策变量,两者的作用不同。

此外,本研究的模型只能提供植物品种权保护的最优化方向,对于确切的品种权保护期及保护范围无法准确计算出来,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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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炜琳,王瑞波. 对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运行效率的思考[J]. 科学管理研究,2009,27(1):112-116.

[7]吴立增. 论植物品种权与农民权利的冲突[J]. 林业经济问题,2005,25(4):2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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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pall L,Richards D,Norman G.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M]. Cincin-nati: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1998.

作者:高洁

农业植物品种保护管理论文 篇2:

农事训练课程中设置草类植物DUS测试模块的探讨

摘 要 农事训练是农业院校实践教学的特色课程,对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将草类植物品种DUS测试模块引入农事训练实践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植物DUS测试的含义和作用,掌握DUS测试技术和方法,熟悉草类植物的种类、用途及其DUS测试流程。通过草类植物品种DUS测试实践,实现了多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提高了学生田间实践操作技能,促进了农业院校实践教学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农事训练 草类植物 DUS测试 实践教学

农事训练课程是针对农业院校本科生开设的实践教学通识训练课程。[1]通过利用农学专业的实践教学资源和科研平台优势,培养农业院校本科生的农事实践技能,促进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充分凸显了农业院校实践教学的特色和优势,对启发学生科学思维、提高创新创业能力起到重要作用。华南农业大学于2013年5月成立农事训练中心,负责全校本科生农事训练课程的设置与管理。[1-2]华南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是华南地区最早开设草学专业本科教育的高校,该专业注重理论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满足社会对理论型和实践技能型复合人才的需求。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农事训练课程中引入草类植物品种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测试(简称DUS测试)实践教学模块,不仅能让学生了解草类植物的种类及用途,还可以掌握草类植物品种DUS测试的相关技术和方法。[3]本文就在农事训练实践中开设草类植物DUS测试课程进行了探讨。

1 植物品种DUS测试的含义及背景

DUS测试是指对植物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进行测试评价的过程,是品种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也是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核心技术和评判依据。[3]DUS测试主要通过田间表型性状的测量来对品种进行定义和描述,在品种真实性鉴定、品种维权执法及规范品种选育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及DUS测试方面起步较早,在1961年就成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加入UPOV,成为其第39个成员,[4]此后开始建立植物品种DUS测试机构和技术体系。按照我国2016年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规定,植物品种权申请、品种审定及登记都需要进行DUS测试。DUS测试在我国现代种业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将DUS测试技术纳入现代种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2 农事训练实践中开设草类植物DUS测试课的意义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广州)分中心(以下简称广州分中心)于2000年在华南农业大学设立,于2003年率先在华南农业大学开设了植物品种DUS测试技术本科课程,于2013年开设了DUS测试本科通识训练课程。在DUS測试技术农事训练课中,测试专家指导学生在测试基地进行DUS测试实操训练,使学生在掌握草品种DUS测试技能的同时,增加了对国际种业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知识的了解和认知。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农作物、花卉和蔬菜品种的DUS测试技术体系已比较完善,[5]草类植物品种DUS测试技术体系构建相对滞后。目前华南农业大学农事训练课程中尚未设置草类植物DUS测试模块。因此,在农事训练中开设草类植物品种DUS测试课程,对培养草类植物DUS测试技术人才、提高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 植物DUS测试技术课程现状

3.1 已开设的DUS测试技术相关课程

广州分中心在华南农业大学开设的DUS测试课程包括“植物品种DUS测试技术”“植物品种DUS测试技术实验”“DUS 测试技术农事训练”“植物新品种保护与DUS测试”等本科课程。2016年广州分中心开始研究生培养,同时开设了“植物品种DUS测试技术”研究生课程,并在“高级育种学”“高级种子学”“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等研究生课程中开设品种权保护和DUS测试方面的专题课程。广州分中心组织编写了DUS测试教材《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总论》,研制了一系列植物品种DUS测试指南,为开设DUS测试相关理论课和农事训练实践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 可用于DUS测试训练的草类植物种类

目前常见的草类植物主要包括牧草、草坪草、观赏草和中草药等草本植物,以禾本科植物为主,此外还包括豆科、莎草科、菊科、蓼科、百合科、蔷薇科、十字花科、石竹科、苋科等其他科草本植物。[6]华南农业大学地处华南亚热带地区,适合暖季型草坪草和牧草的种植与生长,比如:结缕草、狗牙根、柱花草、黑麦草、象草和狼尾草等。目前我国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机构已对如下草类植物:结缕草、狗牙根,苜蓿、狼尾草、红三叶、柱花草、苏丹草、鸭茅、假俭草及小黑麦等进行了DUS测试,依据相关技术文件编制的上述草类植物DUS测试指南已纳入我国农业行业标准,[7-10]其他草类植物的测试指南正在陆续研制中。华南农业大学农事训练实践课可用于DUS测试教学的草类植物包括:结缕草、狗牙根、柱花草、黑麦草、狼尾草、假俭草、海滨雀稗等。根据我国最新颁布的种子法相關规定,草类植物申请品种权保护、品种审定和品种登记都必须通过DUS测试。通过草类植物DUS测试农事训练,[11]可以让全校学生更多的了解草业相关知识,对草坪草和牧草的种类、品种特性和用途有更加充分的认识,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4 农事训练草类植物DUS测试流程

4.1 制定草品种DUS测试实践方案和计划

首先根据草种类别和数量制订田间种植方案,规划小区面积,拟定农事训练DUS测试大纲和训练计划进程表。在开展实训之前,提前将实训大纲和训练计划下发给学生。草品种DUS测试农事训练基地位于华南农业大学校本部植物新品种DUS测试基地内。根据学校农事训练中心统一安排,制定具体的草品种DUS测试农事训练日程。

4.2 草种或草茎的种植及田间小区管理

训练方案和计划制定完毕后,安排学生播种草种或进行草茎的扦插种植。播种前根据气候时令选择生育期适合的草种,确定播种方式和播种日期。每一个班级选取1~3个草品种作为DUS测试训练材料。草种播种完毕,根据每个学生班人数按3-5人一组轮流进行小区地块日常种植管理及杂草防除。提前安排学生学习DUS测试指南和操作手册,掌握DUS测试的操作规程,针对不同草类植物品种学习其相应的测试技术,掌握DUS测试性状指标的筛选方法。[12]

4.3 草类植物DUS测试性状指标的观测及“三性”的判定

在实训基地根据各个草类植物生长周期的差异,选择与其生育期相对应的性状指标进行观测。正式测试时,选择2种不同的草品种进行对比测试,根据学生年级和专业分班轮流进行测试训练。田间测试结束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依据性状特异性判定标准,找出具有明显差异的性状,对测试品种的特异性进行评价,并对性状进行描述。在对草类植物的表型性状进行测试时,对其田间小区植株整体外观形态指标的一致性进行测试和评价,发现表型有差异的异型株应进行专门标记和计数。根据DUS测试指南的要求,一般需要完成两个独立生长周期的测试后,才对某一草类植物品种的稳定性进行判定,所需时间较长,因此稳定性的测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所有性状指标的测试结束后,依据DUS测试指南对草类植物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三性”)进行综合判定和评价。[13]

4.4 开展DUS测试技术交流,撰写测试报告

在学生班级内开展DUS测试技术专题讨论会,就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充分交流和探讨。通过讨论以不断优化测试程序、改进测试方法,提高草品种DUS测试精确度,为提升DUS测试实践课的教学质量提供支持。整个草品种DUS测试实践流程结束后,学生撰写农事训练DUS测试报告,指导教师给予成绩评定。最后任课老师向学校农事训练中心提交本次DUS测试农事训练课程的总结。

5 草类植物DUS测试实践对培养学科交叉型人才的支撑作用

5.1 通过DUS测试实践促进农学专业与非农专业间人才的协同培养

DUS测试农事训练课程的实践内容可以与非农专业的相关知识相结合,促进农学专业与非农专业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DUS测试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融合。通过农事训练实践与理论教育相结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活力。例如,我校法学专业的学生通过DUS测试训练,可将所学的农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与品种DUS测试实践相结合,掌握植物品种权纠纷案件中田间现场鉴定和性状调查的方法与流程,为今后从事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品种权侵权案件田间调查积累实践经验。由此,通过草类植物DUS测试实践构建了农学专业与法学专业之间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5.2 促进草品种DUS测试技术与图像信息处理技术的融合

植物表型性状观测是DUS测试训练课的主要内容,部分草类植物的性状指标需要通过拍照以图片形式进行对比鉴定,并需建立品种表型图片数据库。每种草类植物的表型性状图片数据库构成一个大的数据系统,对该图片数据库的信息处理和管理需要具有图像数据处理专业背景的学生来协助完成。草类植物DUS测试训练不只是田间性状观测和图像数据的采集,后续的数据图像处理及鉴定需要基于计算机大数据和图像处理相关专业技术来合作完成,[14]凸显了DUS测试与其他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必然性。通过草类植物品种DUS测试训练实践,建立表型性状数据库和图片数据库,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实践教育活动,开拓了学生的专业思路,对培养学科交叉型人才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在草类植物DUS测试训练过程中,学生在做好数据测量的同时,进一步掌握了草类植物表型性状的图像采集技术,学会了图像数据库的构建方法,促进了多学科知识的融合运用,达到了农事训练实践课的教学目标。

6 草类植物DUS测试课教学组织形式及成绩考核

首先,在DUS测试农事训练实践课正式开始前,测试基地专业老师统一对学生进行DUS测试相关理论知识的集中培训,[15]然后选定测试品种,提前预约,按年级专业分组、分批次进入基地进行测试。针对学生专业背景和专业基础的不同,分别制定具体的测试项目。最后,依据DUS测试指南和操作规程进行DUS测试实践训练。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田间现场测试的操作表现,对照测试指南和性状指标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评判标准,结合各个性状的测试数据及“三性”判定结果对学生的DUS测试实践进行考核评价,并给予评分。

7 结语

在开展新农科建设、[16]鼓励教学改革创新的背景下,农业院校实践教学模块中引入草类植物DUS测试农事训练课,拓展了通识教育课程内容,使学生掌握了一种新的实践技能,开辟了实践教学的新途径。在“以本为本”教育思想指导下,通过学习草类植物DUS测试实践技术,有利于提升农业院校实践课教学质量、促进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项目支持:2020年农业农村部植物品种测试项目:品种DUS测试与技术支撑(H202023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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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吕杰.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地方农业高校教育改革探索[J].高等农业教育,2019(2):3-8.

作者:江院 刘洪 饶得花 徐振江

农业植物品种保护管理论文 篇3:

现场考察在植物品种DUS测试中的应用

摘 要:通过对现场考察国内外应用现状和我国农业植物品种现场考察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制订现场考察技术规范、加强育种人DUS测试技术培训与宣传及加强审查人员队伍建设等措施,完善农业植物品种DUS现场考察方式。

关键词:种子法; DUS测试方式; 现场考察;育种人测试

Key words: seeds law; DUS testing methods; on-side inspection; breeders testing

植物品种的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以下简称DUS)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以下简称UPOV)规定的授予品种权的实质条件。判定品种是否具备DUS,必须按照植物品种DUS测试指南或者标准,通过田间试验或者实验室检测方法进行鉴定,这个过程称为DUS测试[1]。UPOV公约规定了DUS测试有书面材料审查、集中测试、育种人测试和购买测试报告等方式[2]。作为UPOV成员,我国DUS测试方式与UPOV公约规定是基本一致的,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形成了以集中测试为主,现场考察和书面材料审查为辅的相互补充的农业植物新品种DUS审查测试方式。

2016年1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实施后,品种是否具备DUS成为品种审定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条件之一。据测算,我国每年需要进行DUS测试的农业植物品种将由目前的2 000个增加到7 000个左右。为应对DUS测试品种数量和植物种类快速增加的需要,必须增加测试机构数量和改善现有测试机构条件,提高DUS测试能力。尽管如此,对于有些生态适应范围窄、栽培技术特殊的品种,测试机构覆盖的生态区域可能仍然不能满足这类植物正常生长,现场考察作为集中测试的重要补充手段,则可以弥补测试机构数量和测试能力不足的问题,满足育种人和品种管理的需要。

1 国内外应用现状

1.1 国外应用现状

集中测试是由审批机关指定测试机构进行品种的DUS测试。UPOV鼓励公约成员进行集中测试,有利于资源共享、成员内部测试标准统一和测试结果互认,使一个新品种在一国授权,在他国申请后能尽快获得保护,育种人能够从保护品种中迅速获得回报。但是由于各成员国情不同,UPOV公约对DUS测试方式未做强制性要求,只是提供了书面材料审查、集中测试、育种人测试和购买测试报告等多种测试方式,由UPOV成员自主选择。

现场考察是介于育种人测试和书面材料审查之间的一种测试方式,它是由育种人进行DUS测试,在待测品种特异性性状表现明显时期,审批机关派审查员、相关专家到试验现场进行确认的DUS测试方式,DUS测试执行的主体是育种人或其代理人,待测试品种是否具备DUS结论是由审查员根据现场考察获得的测试数据、资料以及育种人提交的测试报告等综合判定,以此作为品种授权、登记或者审定的技术依据。目前UPOV成员中,现场考察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采用的DUS测试方式,也是日本和韩国等常用的DUS测试方式之一。在澳大利亚,育种人DUS测试是在有资质的测试专家指导下进行的[3],测试专家每年需要接受澳大利亚专利办公室的技术培训,缴纳一定费用,才能维持其资质;在日本,如果审查员判定育种人有足够能力进行DUS测试且提供的审查信息是真实的,允许育种人按照要求将申请品种与近似品种种植在一起进行DUS测试,审查员邀请相关育种家在适当时间现场考察[4],日本每年1 000多件品种权申请中60%以上的品种是采用现场考察方式完成DUS测试的,申请人可快速获得品种权;韩国育种人DUS测试一般为果树类多年生植物品种[5]。

1.2 国内应用现状

现场考察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的DUS测试方式之一。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对林木等新品种主要采用现场考察方式完成DUS测试。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于2005年9月发布了《现场考察办法》,规定了现场考察程序和方法,该办法适用于果树类无性繁殖植物品种及办公室认为有必要的植物品种的DUS测试[6]。2016年1月1日实施的《种子法》规定国家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主要农作物审定制度和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制度,要求申请品种保护、审定和登记的品种应当具备DUS,但是对于DUS测试方式没有做进一步规定,为育种人和品种管理者提供了DUS测试方式多样化选择。

由于现场考察是在育种人已有试验基础上进行的,有效地利用了育种人熟悉植物品种特征特性、拥有试验设备设施和栽培经验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对于生长周期长、繁殖材料不易保护的多年生无性繁殖植物品种,通过现场考察,大大缩短了DUS测试时间,提高品种权审批机关的审查质量,加快品种授权、登记和审定进程,有利于育种成果快速转化,同时消除育种人对于繁殖材料流失的疑虑,增强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随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的扩大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的实施,需要进行DUS测试的品种增多。由于我国植物种属众多,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有的品种适宜生长的生态区域十分狭窄或者需要特殊栽培条件和技术,仅依托专业DUS测试机构集中测试,远不能满足广大育种人的需要,现场考察则可以填补集中测试中DUS测试机构未覆盖生态区域品种DUS测试的空白。

2 农业植物品种现场考察中的主要问题

目前,农业植物品种现场考察主要应用于果树类品种的DUS测试中,这类品种约占品种保护申请量的5%,加之DUS测试技术宣传培训不足,了解现场考察程序和方法的育种人不多,现场考察中存在缺乏DUS测试专业知识、近似品种选择不合适、繁殖材料保存风险大等诸多问题,需要改进与完善。

2.1 育种人缺乏DUS测试相关知识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我国实施时间短,有的育种人缺乏DUS测试知识,不熟悉植物品种DUS测试指南的基本要求,在已进行的田间试验中,更多关注育成品种的产量、品质、抗病性等农艺性状,性状观测记载不全面,测试数据不规范,可比性差。

2.2 近似品种选择不合适

近似品种是指特征特性与待测品种十分相近的品种,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待测试品种特异性判定。原则上,近似品种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已知品种中选择,并与待测试品种种植在一起进行DUS比较测试。现场考察品种多为无性繁殖的果树品种或者比较珍贵的品种等,育种人掌握的品种资源有限、对近似品种概念的理解不足或者迫切需要获得品种保护等原因,导致近似品种与待测品种的性状差异很大,近似品种不近似。例如,不育品种选用可育品种作为近似品种是不合适的,因为二者在育性上差异非常明显,不必做DUS测试就可判定待测试品种具备特异性。

2.3 田间试验设计不符合DUS测试要求

大多数育种人测试是利用已有的试验材料和试验地作为考察现场,田间试验往往不符合DUS测试要求。例如有的测试品种与近似品种试验地二者生长环境条件差异大,测试数据可比性差,而且考察人员需要到不同试验地采样,效率不高;有的测试植株数量达不到DUS测试指南最低要求,有的与近似品种相比,植株生长时期差距大,株龄甚至相差十几年等,影响性状观测与比较,难以对品种的DUS进行客观评价。

2.4 繁殖材料保存风险大

品种权审批机关尚未建立无性繁殖材料保存圃,现场考察品种的繁殖材料一般由育种人自己保存。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城市扩大化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完成现场考察后,有的品种因管理不善或者搬迁造成植株死亡,没有测试品种的标准植株,育种人获得品种权后维权困难。

2.5 已知品种数据库缺乏

农业植物品种DUS测试体系已建立了统一的办公平台和已知品种数据库,实现了集中测试品种从繁殖材料的收集、保存、试验和测试报告编制与审核等在平台中操作,通过数据库对比筛查,减少了重复授权风险。对于现场考察品种,其性状描述、图片描述等信息尚不能进入已知品种数据库,影响这些品种审查效率和质量。

3 结 论

实践表明,现场考察可以充分调动育种人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为保证现场考察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应当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农业植物品种DUS现场考察制度,加强测试技术宣传和培训,提高育种人DUS测试质量,很抓审查员队伍建设,严肃现场考察纪律等,适应《种子法》对品种DUS测试的新要求。

3.1 制订现场考察技术规范,确保依法依规进行现场考察

新《种子法》的实施,目前仅针对申请保护品种的现场考察办法已经不能适应DUS测试发展的需要。现场考察植物种属范围的扩大,参与考察人员的增多,迫切需要制订现场考察技术规范,明确现场考察适用范围、条件、程序和方法等,充分发挥DUS测试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指导有条件的育种企业或育种人科学开展DUS测试,确保现场考察能够依法依规地进行。

详细规定现场考察审查员的行为,使考察结论更加科学和公正。特别是对于现场考察时发现测试品种不具备DUS之一的,审查员应与育种人沟通和交流,分析原因,能够通过育种人提供证明材料或考察更多试验现场等措施消除疑问的,判定测试品种具备DUS;不能消除疑问的,可以要求育种人继续观测一个生长周期或者提供繁殖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测试,充分保障育种人的利益。

3.2 加强测试技术宣传和培训,提高育种人DUS测试质量

DUS测试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要求测试人员具备植物学、遗传学、栽培学和生理生化等知识,并掌握DUS测试技术基础理论和实践操作方面的专业知识。申请品种保护、登记和审定的育种人不一定都具备DUS测试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加强育种人测试技术宣传与培训,有利于育种人开展DUS测试,确保测试数据准确和科学,提高育种人DUS测试质量。

3.3 加强审查员队伍建设,严肃现场考察纪律

目前,现场考察的果树类品种性状差异明显时期多集中在每年6—8月。随着需要现场考察植物种属和品种数量的增加,育种人测试地点分布广泛和考察时间不确定性增多,审查员数量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可以从DUS测试机构中选择优秀测试人员参加现场考察工作,充实现场考察力量。

加强审查员思想道德水平、职业修养和DUS测试专业能力的培养和教育,增强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将现场考察作为DUS测试体系惩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严肃现场考察纪律。现场考察中,审查员必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DUS测试技术标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严禁对现场考察对象吃喝要卡,确保现场考察质量和公正性。

现场考察的本质是育种人DUS测试,符合中央政府有关简政放权的要求,增强育种人在植物品种DUS测试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现阶段,在育种人掌握DUS测试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健全之时,通过审批机关派人到育种人DUS试验现场确认,提高了育种人DUS测试的科学性和审批的权威性。因此,现场考察方式必将在农业植物品种DUS测试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1]杨旭红,唐浩,杨坤,等.完善DUS测试体系服务现代种业发展[J].中国种业,2015 (8):3-5.

[2]杨旭红,吕波.植物育种人测试模式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J].农业科技管理,2009,28(5):89-92.

[3]廖秀健,张晓妮.中日澳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比较[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1):78-82.

[4]王春艳,沈进,李成江.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7):2941-2942, 2995.

[5]杨扬.韩国植物品种保护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江苏农业科学,2009 (3):16-19.

[6]张凤桐.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R].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作者:杨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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