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

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 篇1：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

摘要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以及内部动态分布特征对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 1997-2013 年中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而采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同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Markov 链估计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①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②Markov 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其次，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最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空间非均衡；Dagum基尼系数；Markov 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能够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起到大力支持作用，走出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然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三化”的发展，因此，在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生产效率低下，农业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等，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表现最为突出[1-2]。准确掌握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和长期演进趋势及规律，不仅是科学制定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而且也可以为中国今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翔实的理论依据。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相关话题已经成为了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农业现代化与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3-4]。中国学者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结论，经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辛岭等[2]从农业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可持续发展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而定量测算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周迪等[5]则在辛岭等[2]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且分析了中国2001-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演变特征。也有学者基于灰色优势分析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趋势分析[6]。第二类：从理论上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夏春萍等[7]、周战强等[8]、陈锡文[9]通过对“三化”发展的现状和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需要协调统一发展；徐大伟等[10]则利用协同效应与机制设计理论，针对“三化”同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且指出“三化”需要同步发展。尹成杰[11]则认为要坚持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牢牢把握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特色；也有学者认为“三化”发展须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协调”有机结合起来[12]。第三类，通过实证方法，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吴振明[13]在分析“三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王贝[14]对中国“三化”之间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了中国“三化”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内相互影响关系。

钟水映等：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三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发展政策，而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及其演进过程，国内鲜有学者对其进行分析。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第一，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维度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运用客观分析方法——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用该指数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二，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计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同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从而揭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构成及其来源；第三，运用了Markov链方法考察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演进过程。

1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多维度去识别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测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相对统一和相对完整的用来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辛岭等[2]，周迪等[5]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李丽纯[6]则从收益和成本两个角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综合性、重点性、可行性、代表性、动态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重点参考了辛岭等[2]，周迪等[5]的研究成果。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农业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其中，农业投入水平方面，主要从动力、水利灌溉、化肥、资金、技术人员等角度出发，选取单位耕地面积总动力数、有效灌溉面积比、单位耕地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劳均财政支农投入、农业技术人员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产出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产技术和人均收入角度出发，选取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人均GDP、农业增加值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改进农业生产、生活设施的角度出发，选取人均粮食产量、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用电量、人均住房面积、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进行考察。农业生态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态改善角度出发，选取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率、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等指标进行衡量。最终构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水平X17森林覆盖率%X18水土流失治理率%X19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X20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2.1熵权综合指数法的原理与思路

熵（entropy）是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50年提出，其基本原理是根据各指标数据集合所提供的某种信息熵值的大小，客观地确定各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主观因素在确定权重时产生的影响。熵权综合指数法的理论建模步骤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依次为建立决策矩阵、决策矩阵标准化、计算特征比重和信息熵值、定义差异系数与确定熵权以及计算综合指数。由于熵权综合指数法应用极其广泛，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 详细的建模步骤读者可以参考苏静[15]一文。

2.2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

Dagum基尼系数是Dagum C在1997年提出。在考察空间非均衡问题上具有其非常独特的优势，已经有不少学者将该方法运用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16-17]。Dagum基尼系数的定义如公式（1）所示：

G=∑kj=1∑kh=1∑nji=1∑nhr=1|yji-yhr|2μn2（1）

其中，yji（yhr）表示j（h）地区内任意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μ表示全国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n表示考察对象的总个数，k表示划分的地区数，nj（nh）表示j（h）地区内省份的个数。在计算Dagum基尼系数之前，还需要对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平均发展水平进行排序，如公式（2）所示：

Y—l≤Y—h≤…Y—j≤…Y—k（2）

按照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可以将基尼系数分解成三个部分，分别为：地区间差距的贡献Gnb，地区内差距的贡献Gw以及超变密度的贡献Gt，且满足：G=Gw+Gnb+Gt。

2.3Markov链方法

Markov链方法是通过构造Markov转移矩阵，描述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其基本原理：Markov链是一个随机过程{X（t），t∈T}的状态空间，假设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只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有关，与n无关，就可以得到时齐的Markov链[18-19]，如公式（3）所示：

P{Xn+1=j|X0=i0，X1=i1，X2=i2…，Xn-1=in-1，Xn

=i}=P{Xn+1=j|Xn=i}（3）

如果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N种类型，通过Markov链就可以得到一个N×N维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P中任意一个元素都满足pij≥0，i j∈N，∑j∈Npij=1，i j∈N。Markov链分析过程中，重点就是求出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中的每一种状态转移概率pij，根据最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pij=nijni。nij表示考察期内由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转移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的出现次数，ni表示第i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出现的总次数。Markov链分析当中，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判断Markov链的平稳分布，假设Markov链中Yt为1×L的行向量，表示t时期考察变量的分布状态概率矩阵，如果满足Yt+s×Ps=Yt，则说明Markov链服从平稳分布，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Yt的稳态分布Y。

2.4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泰安、中经网等数据库资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3年。截面单元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同时，考虑到分地区讨论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

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来源为了进一步刻画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笔者根据Dagum在1997年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别计算出1997-201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并且进一步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进行分解，同时测算出中国三大地区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3.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及其演变趋势

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趋势。具体来看，总体差距由1997年0.244 2大幅度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282 4，而2002年开始又转为下降趋势，并且在2004年达到极小值0.253 9。随后开始上下波动，并且在2011年达到最小值为0.242 0，2013年则上升到0.254 1。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年均上升0.25%。

3.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2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2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下降表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趋势。具体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内差距一直呈现出上下波动趋势，由1997年0.087 1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大值0.133 1，而2002年之后，则不停的上下波动，2013年达到0.132 0。中部地区内差距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0.210 9波动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20 5，然后逐渐下降至2005年的0.141 9达到最小值，下降幅度达到33.25%。这主要是因为河南、山西、湖南等省份在1997-2005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出现较大提高，与其他中部省份的差距逐渐减小。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由2006年的0.145 2小幅度上升到2013年的0.163 7（除了2008年之外）。这主要因为吉林、江西、山西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此期间发展较慢，与其他中部省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从而导致中部地区内差距有所提升。西部地区内差距变化趋势跟中部地区较为类似，其地区内差距的演变过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7-2006年，地区内差距由1997年的0.212 6先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17 9（除了1998年之外）。随后不断下降，在2006年达到0.155 4，相比1997年而言，2006年下降幅度达到26.90%。这主要是因为宁夏、西藏、四川等省份在1997-2006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其他西部省份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从而使得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下降。第二阶段从2007-2013年，西部地区内差距呈微弱的上下波动趋势，2010年达到最小值0.146 4，图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

而2013年又上升至0.172 0。这主要是因为青海、西藏发展水平较快，而贵州、广西等省份发展较慢，从而到导致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上升。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上升2.63%，而中部、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分别下降1.57%、1.32%。

3.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3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3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较为明显，从总体上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其次是中西部地区间差距，而东中部地区间差距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东中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0.177 3，波动上升至2005年的0.219 5，达到最大值，随后出现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191 0。东西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最小值0.377 0，波动上升至2007年的0.467 0达到最大值，而2007年之后，呈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424 3。中西部地区间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1年，在此期间地区间差距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0.336 8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358 8，上升幅度达到6.53%。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四川、西藏、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中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慢，两者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从而导致其地区间差距有所上升。第二阶段从2002-2013年，其地区间差距出现上下波动趋势，由2002的0.343 4波动下降到2011年达到最小值0.288 6，而2013年又上升为0.306 7。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提升较快，与其他中西部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使得中西部地区间的基尼系数有所缩小。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地区间差距年均分别上升0.47%、上升0.74%、下降0.58%。

3.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图4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变化不大，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从1997-2013年变化非常平稳，基本维持在20%左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在此期间基本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67.08%上升到2005年达到最大值81.83%。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75.93%。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在考察期内，其演变趋势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12.39%下降到2005年达到最小值1.84%。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

率年均上升0.78%。

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Markov链分析结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况，同时借鉴了周迪等[5]29做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5种类型，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50%称为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Ⅰ表示，区间为（0，0.1]；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50%-75%之间称为中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Ⅱ表示，区间为（0.1，0.2]；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75%-125%之间称为中等水平省份，用类型Ⅲ表示，区间为（0.2，0.4]；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125%-150%之间称为中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Ⅳ表示，区间为（0.4，0.5]；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50%称为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Ⅴ表示，区间为（0.5，1]。

表3给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计算结果，表3充分展示了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性信息。根据表3可以看出，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明显要高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说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之间流动性较低。具体来看，表3的第2行说明有85.71%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低水平状态，而有14.2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上升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3行说明有88.19%的省区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保持仍然保持在中低水平状态，而有9.72%的省区上升到中等水平状态，并且有2.08%省份下降到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4行说明有89.7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等水平状态，而有5.53%的省份和1.7%的省份分别上升到中高和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98%的省份下降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5行说明有69.4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高水平状态，而有10.17%的省份上升到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0.34%的省份下降到中等水平状态。表3的第6行说明有60.87%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高水平状态，而有26.09%、13.04%的省份分别下降到中高水平状态和中等水平状态。

表4则显示了1997-2013年的初始分布和Markov链的稳态分布，根据表4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长期均衡状态将处在中等、中高、高水平状态，其中，中等水平最高，达到57.19%，其次是中低水平，达到17.52%，再次是中高水平达16.07%，而高水平、和低水平分布较少，分别为6.66%和2.56%。相对于初始分布状态而言，稳态分布中处于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的省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6.66%，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6.07%，中等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8.48%达到57.19%，中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27.64%达到17.52%，而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13.57%达到2.56%。这也表明了中等以上的水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会逐步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3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内部动态演进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先上升、后下降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

（2）Markov 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中高和高水平状态的趋势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排名最后的五个省份均分布在西部地区（分别是贵州、青海、西藏、宁夏、甘肃）。农业现代化发展本身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东中部而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主要依靠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支持。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应积极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通过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条件，进而为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交流与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中西部地区可借鉴东部地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技术经验、管理经验来提高本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差距，进而降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最终实现全国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均衡发展。

第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区要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发挥特色农业现代化。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集约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中部地区可以依托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势，加强土地制度创新，适当调整土地经营政策，进而推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多样化规模经营方式。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很多农业生产难以实施，因此，西部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化农业。

（编辑：尹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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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华军，赵浩.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均衡与极化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13（5）：44-53. [LIU Huajun，ZHAO Hao. Spatial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J]. R&D management， 2013（5）：44-53.]

[18]QUAH， D.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6，106：1045-1055.

[19]沈丽，鲍建慧. 中国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1978-2008年——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5）：33-47. [SHEN Li， BAO Jianhui. Distribution dynamic evolu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3（5）：33-47.]

作者：钟水映 李强谊 徐飞

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 篇2：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摘要：基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三个维度，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 2007-2015年中国30省（直辖市、自治区，剔除西藏、港澳台）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形势总体向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跃升，地区间差异有所缩小但仍然比较明显，特别是东、中、西部差异依然较大，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1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21世纪以来，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明确，新型农业现代化逐步在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互动中走向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但是“三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尤其重视补足农业现代化在“四化”同步发展中的短板，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需要（王亚男，2012）。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举措延伸到农业领域，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业发展奠定方向，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围绕提质增效、绿色发展的主要内核，逐渐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指向转向主要包含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三个层面，我国农业现代化将呈现崭新的发展面貌和格局。

农业现代化发展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涵界定和向相关研究，也不能从单一视角、内容、层次加以理解（牛若峰等，2014）。尽管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依然火热，但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实践，在实际探索中越来越需要重新关注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新目标、新路径，农业现代化的评价体系、影响因素分析也需因经济发展新的特征、新的问题而有所调整和侧重。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6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农业现代化进程从“合作化+机械化”转变为“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 四化，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现代化一般被定义为生产手段、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现代要素的投入以及综合服务体系的支撑等全方位、多层次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黄祖辉等，2003；康芸等，2000）。随着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重视和反思，21世纪以来，“新型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现代化”等新概念相继出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战略，赋予农业现代化以新的内涵。2004年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强调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到提出“有效供给”，从提出强化农业基础建设要 “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良性互动格局”到强调农业农村发展“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从强调“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到强调“将产业融合作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途径”、“壯大新产业新业态”，我国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界定、目标指向越来越明确。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在当前农业发展战略总体上“质量兴农”和“绿色发展”越来越突出、农民增收瓶颈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分别从农业、农民、农村三个维度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对深刻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现状，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尤为重要。本文从当前环境下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新目标、新路径出发，基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三个维度，建立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2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2.1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现有研究（孙晓欣等，2016；李伟等，2016），结合新世纪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发展的目标指向和规划要求，并进一步考虑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三个方面构建包括三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赋权方法

为避免在赋权过程中受主管因素影响，采用熵权法确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熵值法能够依据指标所提供信息熵的效用值确定相应指标权重值，其数量化的处理方法能够客观对多元指标进行评价，避免了主观赋权法的不足，主要方法参见王洋（2012），权重数值见表1。

由于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差异较大，采用标准化处理法。上述指标均为正向指标，首先对标准化：

xij=（Fij-Fjmin）/（Fjmax-Fjmin）

计算第i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j个指标值的比重：

Xij=xij∑mi=1xij

计算指标信息熵为：

ej=-1lnm∑mi=1（Xij×lnXij），有0≤ej≤1

信息冗余度为：

dj=1-ej

指标权重为：

Wj=dj∑ni=1dj

3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3.1农业现代化发展演进的时间差异

根据上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对各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 对2007-2015年全国 30个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最大值、 最小值和平均值作描述性统计（表2），分析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间差异。

从2007年-201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平均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但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2007年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天津，0.597）是最低的地区（贵州，0.136）的4390倍，2015年这一倍差是2.473倍（浙江，0.680；云南，0.275）；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平均值也越来越接近最大值；研究期间内标准差总体上前期稳定，后期有所减小，说明不同地区的差异程度正不断降低。

3.2农业现代化发展演进的空间差异

利用0-1邻接权重矩阵，计算2007-2015年中国全局莫兰指数I（表3），探究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从2007年至2015年全局莫兰指数I，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高低集聚特征；同时，莫兰指数I从2007年至2015年先增大，后变小，说明各地区的空间集聚态势先增强，后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在统计年限早期，农业现代化水平大部普遍较低，随着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部分发展较快的地区高值集中且突出，随着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值越来越多，但比较分散，因而高低值集聚态势有所减弱。但是，由于全局莫兰指数I观测值总体变化不大，期望值基本不变，说明2007-2015年中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空间差异格局相对稳定。

表32007-2015年全局莫兰指数I（Moran’s I）

可以看到，除新疆、青海、湖北和湖南外，农业现代化较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几乎全部位于东北及东部沿海，其中农业现代化发达地区全部为东部沿海省市。一般地，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水平均相对较高，这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匹配，说明这些地区的“四化同步”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徐维祥等，2014），这也说明这些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对农业现代化这个短板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可能更为强劲。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新疆、青海等四个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也较高，这一方面可能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在这些地区比较突出，也可能是这些地区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较大、农业生产性投资较大等原因的结果。

4启示

本文基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三个维度，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 2007-2015年中国30省（直辖市、自治区，剔除西藏、港澳台）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当前阶段，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形势总体向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跃升，地区间差异有所缩小但仍然比较明显，特别是东、中、西部差异依然较大，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位于东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都强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导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就要更加注重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性，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三个维度同时发力，推动“三农”全面协调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既要重视整体水平的跃升，也要注重各地区的空间协同，要有目的地把“三农”发展的重要资源向中、西部等农业现代化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倾斜。此外，还应当注意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亚男， 冯奎， 郑明媚.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趋势： 2012 年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会议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9（6）.

[2]牛若峰. 中国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J]. 中国农村经济， 2001，（1）.

[3]黄祖辉，林坚，张冬平等.农业现代化： 理论、进程与途径[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4]康芸， 李晓鸣. 试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政策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 2000，（9）.

[5]孙晓欣，马晓冬.江苏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J].经济地理，2016，（10）.

[6]李伟.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空間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8）.

[7]王洋，方创琳，王振波.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J].地理研究，2012，（7）.

[8]徐维祥，舒季君，唐根年.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测度 [J].经济地理，2014，34（9）.

作者：袁赛

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 篇3：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摘要：运用熵权的TOPSIS方法来测度和厘清我国2011—2015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格局演变规律，我们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空间集聚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上有所加强，空间格局变化较大，而中部地区大多处于低水平或较低水平，且西部地区内部分异较大；2011—2014年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权重最大，而农业产出水平和农业投入水平则占比最小，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2014年东部大部分地区较高，中部地区差异性较大，西部部分地区则处于中等甚至是较高水平，但2015年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整体上比2014年恶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确实存在空间分异，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如何构建四化协调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刻不容缓。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熵权TOPSIS；空间格局演化

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何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促进四化同步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农业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强调了农业现代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梳理有关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国内外农业现代化进程比较及其借鉴。高照军等（2008）分析和总结了美国、日本和西欧三种模式普遍存在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并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提出了建议①。于宁宁（2014）认为中日两国同属于小农经济，气候、土地等环境较为类似，因此分析和总结日本农业的特征和转型的原因、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②；（2）农业现代化指标的构建、农业现代化水平类型划分以及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于正松，李同昇等（2014）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三层指标共12个因素指标分析了陕甘宁1996—2010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表明陕甘宁三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同时也使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演变的因素，其中，财政支农力度、农业贷款、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③。龙冬平等（2014）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包含项一级指标和34项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五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④。张荣天（2015）运用熵值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年递增，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⑤。

就现有文献来看，仍有以下几点不足：一是从国家层面上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的仍然较少；二是使用熵权的TOPSIS方法，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角度分析农业现代化的时空格局演变仍处于缺失状态，大多数文献在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仅仅考虑了农业投入、产出、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忽略了工业化、城镇化以及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这样构建出来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无法全面反映我国不同区域农业现代化的真实发展水平。本文运用熵权的TOPSIS方法，以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为视角构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规律进行分析，厘清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地域分异规律，为各省发展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对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和具体指标选取都不尽相同。参考已有文献，本文构建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6项一级指标和34项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6个，分别为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集约化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涉及面较广，单独将其作为一级指标容易导致重复，因此本文并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纳入一级指标，而是将其纳入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熵权TOPSIS方法测度我国31个省市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整体分布特征以及空间格局。其中熵权TOPSIS方法使用matlab编程完成，Moran’I指数等使用Arcgis10.3软件完成。

熵权TOPSIS方法首先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的权重，之后使用TOPSIS法计算某项指标与正理想解的接近程度，作为评价指标优劣的依据。空间自相关是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本文引入Moran’I指数和Getis-Ord Gi*来测度空间自相关，其中Moran’I指数用于描述全局空间自相关，Getis-Ord Gi*指数用于描述局域空间自相关关系。

对于变量x的N个观测值，区域i的观测值为xi，则Moran’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是观测的数量，wij是空间权重矩阵。对全局Moran’I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进行显著性检验。当Z值为正并显著，观测值区域空间集聚；当Z值为负并显著，观测值区域负空间相关性。

三、中国31个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1. 总体空间格局特征

为了探讨中国31个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本文在熵权基础上按照TOPSIS法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11—2015年农业现代化综合得分见表2。本文运用arcgis10.3计算了中国2011—2015年农业现代化综合得分的全局自相关系数，即Global Moran’I分别为0.123、0.153、0.233、0.34、0.36，可以看出2011—2015年全局自相关系数的估计值均为正值，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全局自相关系数整体上也表现出递增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間集聚态势总体上也在加强。

前文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全局空间自相关进行了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在空间上呈现出了集聚态势，这种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在全局、整体上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发展态势，但无法解释局部空间集聚，因此本文根据表2计算Getis—Ord Gi*指数来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局域空间关联。同时，本文使用最佳自然断裂法将2011—2015年的统计量分为五类，从而生成中国区域农业现代化的热点区域演化格局见图1所示。

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状态，但是和龙冬平等（2014）的研究结果不同，龙冬平等（2014）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从整体上是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本文的测度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集聚状态，但是并不以“胡焕庸线”为界，同时变化也较大。具体而言：（1）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大多处于低水平和较低水平，虽然有少数省市属于中

等水平，但是也逐年下降，到2015年基本上都是较低水平与低水平；山西、河南在2011年农业化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之后处于低水平，湖南、湖北、河北、黑龙江以及吉林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基本上都处于较低水平；安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一直处于低水平，江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处于中等水平，但2014年和2015年则下降到较低水平。（2）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变化较大，2011—2015年东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处于中等水平，有小部分地区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到了2015年则下降得较为明显，大部分地区变为较低水平。北京、上海以及海南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虽然到2015年有所下降，但一直较高；浙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2011年较低，但其他年份都较高；广东、福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2011—2015年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2015年则下降到较低水平。（3）西部地区内部分异较大，四川、云南、重庆、陕西以及贵州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2011—2014年基本处于较低水平，2015年甚至下降到了低水平，贵州虽然在2011年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其他年份都处于低水平；西藏、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整体较高，都处于中等水平、较高水平，甚至是高水平。

2. 分项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

根据熵权我们可以计算出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2011—2015年，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权重一直都是最大的，两者相加基本占到了总权重的50%；而农业产出水平和农业投入水平则在农业现代化中占比最小。根据熵权TOPSIS法，本文计算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2011—2015年6个二级指标的变化情况，并使用最佳自然断裂法将2011—2015年的统计量分为五类，从而生成中国区域农业现代化6个二级指标的热点区域演化态势。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给出了2014年中国区域农业现代化6个二级指标的热点区域演化图（图2）。由图2可以发现：

（1）2014年中国农业集约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其次是上海、西藏和青海，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较低水平或者低水平状态，中部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农业集约化水平高于大部分东部和中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农业集约化水平也较低，但是陕西、宁夏的农业集约化水平则处于中等水平。

（2）2014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最高的地区为江苏和上海，东部地区除了天津外其他区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都较高，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属于中等水平。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体上分为两个档次，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都处于较低水平，而湖北、湖南、江西、黑龙江则处于中等水平。西部地区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贵州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外，甘肃、宁夏、四川、重庆等地区则处于中等甚至是较高水平。

（3）2014年中国农业产出水平较高的地区大部分为东部地区，浙江和上海的农业产出水平最高，北京、山东、福建、广东等地的农业产出处于较高水平，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的农业产出处于中等水平，而湖南的农业产出水平则处于较高水平，其他中部地区则处于较低和低水平。西部地区除了西藏、四川、重庆的农业产出水平处于中等外，其他西部地区都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

二级指标的热点区域演化

（4）2014年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大多处于中等和较高水平，中部地区则大多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西部地区除了青海外都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

（5）2014年中国农业投入水平东部地区除了北京和上海外都不高，中部地区的农业投入水平也不高，西部地区西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的农业投入水平较高，其他则也不高。

（6）2014年中国农民生活水平西部地区整体上要好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甘肃、宁夏、陕西以及云南的农民生活处于高水平，而大多数中部和东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空间集聚态势总体上在加强；（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集聚状态，但是并不是以“胡焕庸线”为界，同时变化也较大：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大多处于低水平和较低水平。东部地区变化较大，2011—2015年大部分东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小部分地区处于较高水平，但是2015年则下降较为明显。西部地区内部分异较大，四川、云南、重庆、陕西以及贵州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西藏、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整体较高；（3）2011—2015年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权重一直都最大，而农业产出水平和农业投入水平则在农业现代化中占比最小；（4）2014年和2015年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东部、中西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较低水平或者低水平状态，但是北京、上海、陕西、宁夏则处于中等水平，甚至是较好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2014年东部大部分地区较高，中部地区差异性较大，西部地区的甘肃、宁夏、四川、重庆等则处于中等甚至是较高水平。

綜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确实存在空间分异，同时，由于农业集约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占有重要作用，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以产业提档升级为抓手，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发展，从而补齐“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

注释：

① 高照军、崔成镇、郝运鹏：《国外农业现代化模式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启示》，《现代农业科学》2008年第9期。

② 于宁宁：《日本农业转型：原因、特征与启示》，《世界农业》2014年第1期。

③ 于正松、李同昇、龙冬平、李献波、孙东琪：《陕、甘、宁三省（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格局演变及其动因分析》，《地理科学》2014年第4期。

④ 龙冬平、李同昇、苗园园、于正松：《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类型》，《地理学报》2014年第2期。

⑤ 张荣天：《长江三角洲农业现代化评价及空间分异》，《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永华，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山西太原，030006；马明，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王永华 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