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论文

李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农产品市场与贸易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农业部农产品市场预警专家组成员、农产品加工专家、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农业农村经济形势跟踪分析与研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后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后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论文 篇1：

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中国城乡同步发展

作者简介：崔永和（1942- ），男，河南清丰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

摘 要：长期以来，消灭城乡差别就是中国人的理想目标，但是，城乡差别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在扬弃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转型期，坚持城乡同步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二元；均衡；生态；城乡

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关切与反思，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人的合理性存在提供辩护；另一方面，为人的不合理性存在提出批判性反思，并创设理想的“彼岸世界”。工业文明以来，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的不合理性存在日益遮蔽人的合理性存在，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日益凸显，生态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审视，集中体现了哲学对实践的批判功能。反观和审视中国近些年来城市与乡村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呼吁城乡的均衡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

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在历史上，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来已久。为数不多的城市，其成因多半与人口的相对集中密切相关，而人口的集中又与政治中心及商业中心相关联，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国都大都兼具商埠特色。于是，城市又往往是信息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在生存方式上，城市居民较广大分散的农村居民要开放得多，他们拥有较高的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

与城市不同，中国广大的农村则是另一番景象。农村居民世世代代生活于固定而狭小的地域，沿袭着稳定单一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却拥有自己独特的舒心与乐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就是农村宁静生活的写照。费孝通先生曾经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作出如下概括：“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1］

城乡差别主要表现在：城市远离土地和自然风貌，而农村则重土地且亲近自然；城市生活富有开放变动性，而农村生活则倾向于封闭保守；城市生活有赖于商品交换和社会产品的互通有无，而农民则满足于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的产品，自给自足；城市居民享有较充分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资源，而农村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设施欠缺，公共资源匮乏。在城市，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相伴随的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普遍下降，而具有草根文化传统的农村则自然资源丰厚，生态环境质量优于城市。鉴于城乡的上述差别，笼统地认为城市优于农村、城市生活优于农村生活，从而用城市化导向完全消解或同化农村的思想和做法，难免包含偏颇甚至会引发农村生态环境的退变。

城乡居民各自的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是历史上城乡差异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其生活的幸福指数与习惯风俗密切相连，很难说孰优孰劣。但是，近些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潮流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离开了自己的文化圈，从而导致城乡差别的扩大和人生意义的失落，当今中国的“城乡差别”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城市居民收入虽然高于农民，但是，生活质量却因受到多种社会矛盾和环境因素的困扰而呈下滑趋势：空气污浊、交通拥挤、噪声超标、人际冷漠、房价飞涨、消费畸形膨胀、“富裕中的贫困”现象滋生、现代城市病频发……最近媒体披露，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普遍采取“外延式”发展模式，忽视“内涵式”发展，因而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贵族化”倾向。“一些城市热衷于表面繁荣、豪华的发展模式，忽视对百姓的服务功能，大楼越来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感到生活不便、生存空间狭小。”“城市形象过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许多并未达到使用寿命的建筑纷纷倒地，代之以更为壮观的摩天大楼和广场。这样大拆大建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还时常发生野蛮拆迁、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其主要原因，一是利益因素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GDP崇拜。中国城市国际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化中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农村流转土地的开发背后都有房地产和工业开发的身影。通过迅速开发土地，能够为地方政府换来可观的土地收益。二是和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不无关系。地方政府要展现城市化的成绩，除了统计数据上的城市化，最直观的展示方式就是建新城，而且城市之间出现攀比。［2］

城市建设中“贵族化”倾向背后的深层失误是严重忽视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无视农村历史积淀的亲近土地、热爱自然的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根本没有顾及到农村的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长期以来，在一些决策者的心目中，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和象征，因而是必须加以彻底根除的历史赘瘤，必须用理想的“单一城市化的一元社会结构”取而代之。

二、中国城乡同步发展势在必行

工业文明以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人口城市化，城市工业化，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城市的发展日趋功利化和非自然化，城市变得越来越脱离自然；由于人口的集中和工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及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前，许多城市不从实际出发、求大求洋的城市化建设把农村挤压得奄奄一息。尤其是每年大量流失的耕地转化为市场开发的商品，在扩大城市地盘、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益的同时，透支了多代人的生存基础和土地资源，不仅给城市百姓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和生态困境，而且也严重蚕食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其结果，城市发展泡沫化与农村发展萎缩化同比加剧。

据专家预料，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前后，中国各大城市在目前严重缺氧、缺水的基础上，将陆续进入“缺鱼”、“无鱼”的时代——日益严重的陆地水系污染和海洋水体污染使鱼类将难以存活，即使有些鱼还能勉强生存，也将是根本不宜食用的“高污染鱼”或携带“放射性元素”的“变态鱼”。相比之下，偏远农村的环境优势日益显现，那里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生态质量明显优于城市。因此，尊重城乡差异，保留城乡差别的形式，改变城乡差别的内容，促使城乡建设同步发展，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环境质量相对较好的中国广大农村，不一定在所有方面一律都要‘向城市看齐’，不一定非要走‘农村城镇化’的道路不可。”［3］226-227

在中国，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长期得不到落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存在着热衷于城市发展的情结，忽视农村发展。比如：前些年的教科书上就这样写道：“人口城市化是指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乡村逐渐转变为城市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是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经济日益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4］如此用城市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它是否有度的限定、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很少有人作出进一步的思索和深究。

针对许多城市采取不切实际的“外延式”发展的严重弊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建设新城、改善城市面貌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盖房子、建广场，片面追求华丽的外表，就会带来很多弊端。”“要根据多数人的需要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应该是开放式、公平、平等。应根据不同类型人群的需要，确定不同的公共服务内容，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2］与城市建设中普遍出现的“贵族化”倾向相伴随，大批农村的地盘步步紧缩；随着大量耕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失地农民与日俱增。针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日益增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进城农民不应该是身份上属于农民，职业上属于工人，也不应该是地域上属于城镇，职业上还是农民，更不应该是大规模、长期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动就业。在一些城市，对农民转化而来的“半市民”更是缺少足够的关怀和保障。随着城市化的潮流，每年有1000-1200万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但他們以及他们的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而“城市化的完整含义应该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2］。

其实，城市人口的增加与农村人口的减少都有一个过程，其比例和限度需要科学论证，不可顾了城市而忘了农村，顾了工业而忘了农业。一方面，现代化城市离开了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不行；另一方面，农村没有足够的农民也不行。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发展农业始终是基础，始终需要适度合格劳动力的主体支撑，否则，农业的发展必然难以为继，甚至将遭受难以避免的挫折、创伤，以至于产业链断裂，使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发生紊乱。现今的许多农村除了老人和孩子以外，能够胜任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所剩无几。13亿人口之巨的大国所赖以生存的农业，究竟由多少人去支撑才算合适，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却被普遍的“城市热”完全遮蔽了。1958年，大量农业劳动力被抽调去从事“大炼钢铁”等非农业劳动，由此而大伤农业元气的沉痛教训值得永远汲取。城市需要发展，农村也需要发展；工商企业需要发展，农业更需要发展。任何“单打一”式的对未来的憧憬，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都是难以实现的。

三、以生态化建设引领中国城乡同步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平等、均衡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平等、不均衡则是绝对的、永恒存在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不平等或差异现象都是消极的和需要消除的，有些差异或不平等，比如人的能力、思维差异和价值追求的多样化差异，等等，多半都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的积极动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人力资源，鼓励发展“能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走共同富裕之路，其实质就是“差异趋同”的发展道路，是用积极高效的差异观代替消极低效的平等观。当今中国，不能用“刮风的办法”完全抹平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的一切差别，不能再用“大锅饭”的办法在农村发展“懒汉经济”，而是要在尊重人的能力差异、从而承认劳动收入适度差别的背景下，促进“经济－社会－人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同步协调发展，运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驱动原则，实现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的同步发展。

鉴于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农村建设，都必须遵循生态化原则，实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兼顾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如果企图用城市建设吃掉农村建设，为一时的经济效益而赌上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那么，城市化难免成为海市蜃楼，经济效益也难免成为“一利万本”的负价值。“伴随人类社会沿着生态环境发展路径前进的历史推进，当今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人口流动趋向，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可能会要发生‘逆转’，即发生城市人口向农村的流动、城里人到农村去打工的趋势。这种人口流动的逆转趋势，取决于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发展与城市生产的普遍不足、人口畸形膨胀的同时并存。总之，中国作为东方农业大国，其发展远景与发展道路，决不会、也不应该走所谓的‘城镇化道路’，决不会被其他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所严格框定。”［3］228

沿着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化道路建设城市与乡村，我们不仅用不着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而烦恼，而且需要逐步懂得保留城乡差别的形式、改变城乡差别的内容对于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的重要性。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在于，城市与乡村各自封闭，在经济、文化、信息、人才等方面基本没有相互流动、交流互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极端做法是指斥进城的农民为“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与社会主义的方向水火不容的。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之间有了经济、文化、信息和人才的交流互补，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增多，这是值得肯定的社会进步现象。但是，取代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并非单质一元的同质社会，而是多元多维的异质社会：不仅城市与农村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农业区域各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即使是同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农业区域，也会有自己内部的多业并举和多样化选择。总之，用多元多维的异质社会取代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适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消灭三大差别”、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曾经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理想目标。通过走农村城镇化道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不仅是我们多年来的理论导向，同时，在实践中也涌现出了类似于“中国十大名村”的范例。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城市化期盼”：有朝一日，全中国都将建设成彼此无差别的都市化城镇，广大的农村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城市群落的大中国将拔地而起。这一导向的积极意义在于，期望中国广大农村发生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根本性变化，促使农业经济获得明显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为逐步消除城里人对农村人的人格、经济、政治、文化、伦理歧视创造条件；对于促进城乡信息交流、经济互补、文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这一导向的消极意义在于，用城市化一元社会结构取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既脱离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有失中国农业保护物种多样性的生态化传统，又违背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力量竞争、多元经济互补的原则。事实上，无论城乡差别的内涵发生怎样的变化，城乡差别的形式将是永远存在的。

在新形势下，中国的城市建设需要以“内涵式”发展取代“外延式”发展，逐步优化城市的内在功能。完善城市的现代功能，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尽量为农村建设留出更多的空间。首先，要在城市进一步提倡节水节能、立体绿化、保护环境、废品回收利用，等等。其中，特别需要尽快改造现有城市的地下管道设施，利用先进技术集中回收城市居民的粪便排泄物，实施沼气加工，并为农业提供有机肥料，使人们取之于大地的能源再还给土地。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村建设急需保护耕地资源，尽力保证现有耕地资源不再流失。其次，需要认真实施农业发展的生态化战略，用有机农业取代无机农业，用农家有机肥料取代化肥，用天然消灭病虫害的方法取代大量使用农药的方法，积极发展无公害的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再次，积极培育生态农业所需要的农村精英和技术人才，尽快扭转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的被动局面。最后，需要依据农村特点和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探索建设和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的生态化道路。现在看来，农村一律建城镇化高楼的做法，既不经济，也不适用，又不环保。以上就是学术界近年来所极力呼吁的中国要走的“后现代农业道路”。

为有助于说明问题，本文谨在此引用澳大利亞国家级工程“绿色澳洲项目”主任、著名后现代农学家大卫•弗罗伊登博格的相关研究结果和建议：“虽然现代农业暂时解决了养活65亿人的问题。但是,现代农业没有解决土壤侵蚀、土壤盐化以及农村贫困问题。更有甚者,现代农业虽然支撑着现代城市和经济,它却依赖矿物能源(煤,气和油),因此其基础摇摇欲坠。……难道中国真的渴求发展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相同的‘现代’农业吗?如果真的那样,那么,中国充分‘现代化’的农业只需要一千三百万农民(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充分‘现代化的’农业工业会让大约8亿人继续向业已拥挤的大城市大规模地迁移。这一迁移会迫使中国再建80个像北京上海那样能容纳1000万人的城市。正如人们所见,这在美国、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它是全球最城市化的大陆)是可行的。然而,中国需要80个巨型城市吗?或者说,是否存在着一种适于中国的后现代的未来?就像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样,对于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来说,要挽回局面已为时太晚。森林已经消失,剩下的是贫瘠的土地和遭罪的农民。我目前在‘绿化澳大利亚’组织的工作就是帮助农民重新种植澳大利亚森林,以保持当地野生动物,恢复土壤肥力,改变河水质量。这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农业方法。现代农业不可能为澳大利亚提供将来。我们认为,中国别无选择,惟有发展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完全依赖矿物燃料,随后又要释放二氧化碳。它需要太多太多的人离开农村的家园,迁居到本就人满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现代农业是靠过去100年的发明创造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以它现在的形式再持续100年了,更不消说1000年。必须发明一种后现代农业。”他果断地作出结论：“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在于,要从自己过去和当前的那些高度污染能源和侵蚀土地的非持续性做法中吸取教训。挑战还在于,应创造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其中有数百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农民参加。而不应该是由少数人依靠矿物燃料、肥力枯竭的土地和大量的资金来经营一种‘务农商业’。要发展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关键在于创造在社会方面公正、在生态方面健康的种种成套的方法,它们将把农场和城市、城市和农村人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个后现代社会是否可能,这取决于一种后现代农业。”［5］这些分析和建议都十分认真、严肃而贴近中国实际。

后现代农业是后工业时代的农业发展形态，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人类提供绿色、安全、健康的食品和愉悦的服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型’农村建设和后现代农业选择，在一方面是对西式现代无机农业进行反思和超越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两型’农村建设必然是高于西式农村建设的后现代文明形式；后现代农业是扬弃工业化农业的生态农业。按照农村经济社会和农业生产同步推进的发展战略，我们将会逐步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后现代新农村，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生态化潮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和‘后现代农业’之路。”［6］只有走后现代农业道路，才可能实现中国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0-51.

［2］王炜.城市化不能“贵族化”——中国城市化观察：下［N］.人民日报，2011-02-21.

［3］崔永和.思维差异与社会和谐［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洪如林.人口科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88.

［5］弗罗伊登博格.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J］.现代哲学，2009（1）：68-71.

［6］崔永和.走向后现代的环境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44-245.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崔永和

后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论文 篇2：

成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李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农产品市场与贸易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农业部农产品市场预警专家组成员、农产品加工专家、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农业农村经济形势跟踪分析与研究。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对四川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重点为四川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四川在新时期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成都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很多探索和做法已经成为全国的典型经验，正在发挥重要示范效应。成都有基础有条件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锋，应不失时机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讲话的精神，确保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更多新实效。

一、把握农业农村发展新历史阶段才能更好地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高，农产品供給极大丰富，长期困扰着人们的想吃买不到的难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农村发展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供求数量矛盾，扭转了城乡发展差距扩大态势，但也出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上升和农业资源环境不断恶化等矛盾，还出现了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难度越来越大的问题。

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不仅表现在实践中解决了一些“三农”中的突出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以及有些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而且还表现在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环境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农业国际化不可逆转，农产品进出口对我国农业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偏弱的问题更加凸现。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产业发展新要素新动能，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发展空间界限不断地被打破，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不断地形成，这些都要求必须对农业农村发展进行新的定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也都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顺势而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然选择，也是引领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智慧选择。

从农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致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等阶段。我国正处在前现代农业更高层次发展并向后现代农业发展过渡的重要时期。成都农业发展已经呈现出后现代农业的一些明显特征。前现代农业高度依赖物化技术应用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相应高效组织来实现农业发展。新品种不断更新换代，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同时伴随农业专业化、区域化和规模化等组织形式的形成，使农业生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前现代农业发展不同，后现代农业出现了很多逆向变化，但又明显的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更高级形式。

成都早在2011年就制定了《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倍增计划》，2013年还印发了《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加快建成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意见》。成都以都市农业定位农业发展，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乡村旅游、农业高端产业，表明成都农业至少在5年前就放弃了简单地追求农产品高产增产的数量增长模式，选择了通过科技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实践创新实现农业发展转型升级，成效卓著，不仅有效地保护和利用稀缺的农业资源，促进生态环境改善，而且还实现了农民增收，很好地满足了市民对农业的多样化需求。

全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在农业生产流通环节，而成都正是走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才有效地避免了其他地方农业结构性尖锐矛盾的出现。成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站在了高起点上，必须超前思维，实现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历史跨越。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和使命，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成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国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应该基本相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培育农业农村新动能，主攻农业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人类自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以来，在获取日益丰富农产品的同时，往往也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尽管早在20世纪中期人类就开始反思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提出了很多应对思路，也开始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探索，但是，实际效果总体上并不理想，农业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农产品的同时使资源环境恶化的势头一直没有扭转。造成这一格局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生产中大量应用化肥农药等物化技术可以带来效益，可以不断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数量和多样化需求，而损害资源环境不计入成本，不影响农业生产经营者效益，短期内也没有妨碍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需求的满足。至于人们对于前现代农业阶段所出现的农产品质量下降和食品安全风险上升状况，要么漠视，要么无可奈何。因此，农业发展新历史阶段，让资源环境等生态要素像化肥农药等现代要素一样对农业生产经营者效益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应，这是新历史阶段最重要的农业发展使命。

长期以来，受人们观念以及难以找到有效途径的影响，资源环境因素很难成为市场经济中农业发展的积极贡献因素。保护改善资源环境似乎只是政府的责任和行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主观上一般都不太注重资源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也没有动力采取切实行动保护和改善资源环境。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尽快把农产品有效供给与资源环境保护和改善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让资源环境等新要素能够成为生产力。成都在全国率先创设了耕地保护基金，自2008年以来累计发放耕地保护金100多亿元；创新发展种养循环、稻田综合种养等循环农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和改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让资源环境等新要素实现更高价值，不仅政府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采取有力政策措施，还需要加强法治，更需要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盈利模式，让农业生产经营者有经济动力保护改善资源环境，除提供优质绿色安全农产品外，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保护改善资源环境来实现优质绿色安全农产品生产发展，为提高农业供给质量探索有效途径。

过去，农业发展比较注重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来农业发展不仅仅要提高单一要素生产率，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包括资源环境等新要素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我国农业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农业生产经营者才有动力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客观地说，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提高土地等单一要素生产率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易事。

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培育

如何让保护改善资源環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获得更多收益，让损害恶化资源环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付出实际代价？这是一道难题。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给根本解决这道难题带来了机遇。近年来我国各地探索出将旅游文化生态与农业有机地融合起来发展，走出了一条农业发展的新路。成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起步早，现已成为全国的示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支付能力的增强，人们越来越愿意在具有更高安全保障的农产品消费和休闲旅游等方面花钱。通过有机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一直难以实现市场价值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从不同阶段农业发展的动能来看，原始农业的发展动能主要是人口和劳动力，传统农业的发展动能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现代农业的发展动能主要是物化技术及其现代要素。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向更高层次迈进，主要动能是生态环境以及信息、大数据、知识和智慧等新要素。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创新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产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正在快速地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2016年农村网络销售已经达到9000多亿元，农产品电子商务达到2200多亿元，年增长速度一般都是两位数。成都“互联网+农业”发展势头迅猛，涌现出了一些典型，如蒲江县电子商务产业园、联想佳沃猕猴桃物联网基地、水口村益农信息社，“互联网+供销社（邮储、超市）+服务站”等多种电商模式，都是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代表。

进一步地来观察，我国近年来涌现出的新产业新业态，除了来源于广泛应用新科技成果外，还来源于跨界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成为新历史阶段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产业融合还与新农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产城融合和产村融合的新模式，这在实际中一般称之为综合体。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提出要在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中支持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发展。成都不仅形成了粮食全产业链格局，而且还涌现了新农村田园综合体。

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现代农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要把资源环境和信息等新要素的贡献价值在市场交易中体现出来，其重要路径是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其中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是核心。

优化农业产业体系，必须打破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相互分割格局，把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发展。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并不意味着必然搞小而全，走小农经济老路，而应在社会化分工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协同整合不同产业环节，拓展农业供应链和价值链，构建新型产销组织方式，建立新型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分享经济。产业园和综合体等形式是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的有效载体。成都已经形成了多个产业园和综合体，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挥好它们的功能作用。

优化农业生产体系，关键是构建与农业农村发展新历史阶段要求相匹配的科技支撑体系。当务之急是要扭转重在高产增产的农业科技创新倾向。新的农业科技支撑体系，既要注重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最新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又要能够根据农业新盈利模式创新中农民遇到的技术难题开展研究开发。成都农业科技资源具有明显优势，在推进适宜科技成果的同时，还应根据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创新技术研发模式，组织攻关，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提供强有力支撑。

优化农业生产体系，必须要加强基地建设。要让农业标准化生产落到实处，为品牌创建和质量监管创造条件，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农业生产基地建设。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对粮食功能区、主要农产品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进行了部署。成都可以结合实际，把优质绿色生态安全农产品生产具体落实到国土空间布局上，建设绿色、有机、康养等基地。

优化农业经营体系，要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重要抓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农村优质要素已经非农化，而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发展使新生产要素价值贡献显现化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农业农村优质要素获得与非农产业相均衡的回报也成为可能。要利用这一契机，吸引更多的热爱农业、掌握科技并善于经营的年轻人发展农业，就地培养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农业，优化配置好农业各类生产要素，培育更多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未来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的优化，一个共同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优化现代农业体系，要靠农业农村改革创新来推动，核心是要建立健全各类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要通过深化农村产权改革，培育农村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等要素流转市场；要通过深化融资机制改革，培育农村资本市场；要通过建立吸引和培养农村人才机制，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和高素质农村劳动力市场。这样才能发挥农业农村改革的综合效应。

作者：李国祥

后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论文 篇3：

当代乡村发展困境与乡村振兴的人才战略

摘要：农民工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危及农村的发展，使鄉村陷入发展困境。引导人才回流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可以通过实施短期外来人才引进、中期本土人才回归、长期教育观念转变的人才战略来解决乡村振兴中的人才问题。

关键词：乡村发展;困境;乡村振兴;人才战略

1 农民工与当代乡村发展困境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和主力军，由于城市化对于农村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导致了城乡关系的失衡，使乡村发展陷入困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使农业发展缺乏人力资源的支撑，留守群体问题成为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顽疾，传统的乡土文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瓦解。

1.1 劳动力外流与农业生产危机

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为全社会提供生存必需的粮食。因此，农业生产必须在满足上述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剩余劳动力，进而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如果农业生产效率没有保障，盲目进行劳动力转移，则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危及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流动的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转移出去的都是农村高素质的主要劳动力，“学者和政府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1]。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奇缺和劳动力素质下降等，影响了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及以上的超过1亿人，占33.6%。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工就业环境逐步改善，工资收入逐步增长，就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不断增强，加之城乡收入的差距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意愿日益强烈。鄙视农业、厌弃土地成为农村普遍的社会心理，弃耕厌耕情绪蔓延，大面积农地被抛荒。青年农民的流出逐渐改变了农村的生存方式，这种转变的代际传承致使农业后继乏人，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1]。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抽空了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造成了农村的虚空化，危及了农村的发展。

1.2 留守群体与农村社会问题

青壮年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力，对于农村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谋生转移到城市打工，他们的子女、妻子、父母留在农村。留守人群构成了当代农村社会的主体，滋生出中国社会特有的留守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留守儿童6 103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9%。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总数;农村留守妇女4 700万，相当于韩国的人口总数;农村留守老人约4 000万，相当于阿根廷的人口总数。全国留守人群总量达到1.4亿人，相当于俄罗斯的人口总数。面对这一问题，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到2016年，留守儿童减少到902万，留守老人为1 600万。尽管如此，留守群体相关的恶性案件频发，各种社会问题依旧严重。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父母缺席困境，亲情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埋下人格扭曲的隐患，极大地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最终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及青少年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走向犯罪。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妇女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体。照顾家庭及农业生产的双重责任增加了她们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缺乏丈夫保护，更容易遭受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侵害。留守老人在承担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替子女照看孙辈，面临着劳动负担、经济供养、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

1.3 空心村与农耕文明的衰落

大量农民工离开农村直接导致了农业文明的消亡。大量外流的劳动力生活在城市，只有春节才会短暂返乡。农村常住人口稀少，出现了大量闲置的住房。农民工在城市无法定居，只能把积蓄用于在家乡的建房，这些房屋缺乏统一的设计规划，往往选择交通方便的道路两侧。这种依路而建的农村民居模式打破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格局。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每天都有几十个传统村庄消失，留下来的村庄在城市化的冲击下也是面目全非。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长江、黄河流域，具有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为9 707个，2010年减至5 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到2016年，减少到4 153个。随着传统村落消失的还有古老的建筑、民俗、非遗等乡土文化与农业文明[2]。

以留守群体为主体的空心化村庄是当代乡村的缩影，构成乡村发展的困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华民族以农耕为安身立命之本，与土地血肉相连，中国文化与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具有同质性，中国人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与家园情怀。叶落归根、告老还乡，乡土始终是中国人终极的精神寄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无数人被从土地上驱逐，乡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未来的中国人将于何处安放梦想，寻找灵魂栖息的空间？人才外流打碎了中国人的乡土梦，如何从困境中突围，重塑乡土空间，首先要解决的也是人才问题。

2 以人才战略推动乡村振兴

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劳动力问题。城乡差距吸引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劳动力的缺乏阻碍了农村生产方式的更新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使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要打破这种循环，将农村的发展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人才是关键。以人才回流为核心，从短期的外来人才引进、中期的本土人才回归、长期的教育观念转变三个层面展开，逐步解决乡村建设的人才问题。

2.1 外来人才的引进

通过实施美丽乡村与特色小城镇建设，发掘地域特色文化资源，重塑乡村的自然人文环境，吸引外来人才的入住。

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城市病触动着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使乡村成為众多城市精英向往的理想栖居地，具有文化底蕴与特色的乡村往往会成为他们的首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已经超越城市，对于城市居民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选择居住地的首要目标。浙江省湖州市莫干山周围农村遍布的乡村别墅，已经超过了欧洲农村，成为众多都市精英与海外游子梦中的桃花源。

农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成为吸引人才的资源优势，精英人才的入驻也推动了农村特色资源的开发、相关产业的发展、地域品牌的打造。城市精英阶层的入驻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的文化品位，也能够为乡村发展带来资金、技术、文化、人脉等资源，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机遇。一些基础设施好的乡村，通过优惠的政策，吸引城市精英阶层入驻，成为新村民，通过他们的示范效应与影响力，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乡村的影响力。如浙江省德清县的“星期天系列工程”、四川省成都市明月村的“新村民”项目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2 本土人才的回归

本土人才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力量，乡村对于他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以回归工程引导劳动力向农村回流，创建有利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外出务工的农民为受过较多教育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使他们提高了家庭收入，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新技能。资金技术方面的积累以及个人素质的提升，使他们具备了回乡创业的内在条件，有望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外出务工的高生活成本、中年失业的风险、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安土重迁的观念，促使很多农民工回乡创业[3]。

目前，国家、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大力引导，实施回归创业工程，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具备一定技能与资金积累的农民工回归，以创业带动就业。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回乡创业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在投资导向、资金筹集、用地、用工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为推进回归创业工程提供良好条件。回归企业成为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促进了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地区集中和就地优化配置，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回归创业不仅带回了资金、项目、技术、信息和市场，也带回了都市文明和现代观念，加快了农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更新，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回归工程初见成效，但相对于劳动力外流，这种回归相当有限。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农民的身份区分，使众多农村居民仍然梦想着能够逃离乡村。因此，从中期的农村发展来看，在实施回归工程、大力消除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应当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真正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平等，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引导乡村本土人才回归。

2.3 教育观念的转变

劳动力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内在因素，劳动力外流的根源则在于现代教育观念阻断了人才向乡村的回流。

近代以来，随着新学的普及，传统乡村私塾、家学等教育模式被打破，耕读传家、士农工商等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阶层划分也随之瓦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对于农业的剥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于农民的身份标记，使作为国民经济第一产业的农业、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中国广大的农村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从源头上看，这一难题肇始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解体导致的乡村教育的断裂，城市对于乡村资源的吸引导致乡村人才的不断外流，城乡二元结构、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阻碍了人才向乡村的回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乡村最终成为大量劳动力的生产地与输出地。乡村的发展最终因为缺乏劳动力的支撑而难以为继。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至理名言，也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信条。在传统社会，“学”的目的或是走向仕途，最终告老还乡，荣归乡里;或作为一介布衣、乡绅乡贤，泽被一方。无论出走还是居留，最终都要完成对乡土的回归，学人与乡土的这种关系使乡村与“学”始终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乡村也因为有了“学”的文化滋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焕发出活力。近代以来，传统教育模式的解体，割断了乡村的文化命脉。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使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传统的乡村生态被打破。现代城乡的二元分割格局，限制了乡村发展，把城市打造为农村人梦想的乌托邦，逃离乡村成为农家子弟受教育的唯一目标。这种教育观念是现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它的影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目前，留守农村，致力于乡村建设并不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目标。相反，农村劳动力输出才是当代教育的主要导向，这种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转变教育观念，制约农村发展的人才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有必要从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上进行引导和干预，以促进全社会教育观念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人才保障，为乡村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J].读书，2005（7）：74-83.

[2]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 胡双喜.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7.

作者：尹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