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资源开发权管理论文

为促进水能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日前，《吉林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有偿出让若干规定》正式制定下发，对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年限、有偿出让方式、出让金用途等做出了一系列规定。从而建立了水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吉林省是水能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技术可开发装机总容量575.1万千瓦。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水电资源开发权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水电资源开发权管理论文 篇1：

走出一条资源开发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改革试点方案》（简称《方案》），要求在贫困地区选择一批水电、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开展试点，通过创新集体土地补偿方式，让贫困群众有机会共享资源开发“红利”，走出一条资源开发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改革的受益对象是谁？怎么受益？收益怎么分配？如何调动各方参与改革试点的积极性？如何防控可能出现的风险？

亮点之一：精准扶贫，让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受益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方案》以精准扶贫为主线，将其贯穿于试点工作的各主要环节，无论是机制设计还是政策安排，都体现出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特殊考虑和倾斜照顾，确保改革红利精准滴灌到每一个贫困人口身上。比如，结合我国贫困人口区域分布特点，《方案》将试点范围确定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并优先考虑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的贫困县；同时明确要求，试点项目征地及影响范围内的原住居民，应包括一定比例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源头上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到改革试点中来；《方案》还要求，在制定试点项目收益分配方案时，应明确建档立卡贫困户享有优先分配权益，并保证其收益不得以任何形式被截留、挪用、扣减。利用各级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相关资产，折股量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应在收益分配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予以倾斜支持等。

亮点之二：盘活土地，用资产收益唤醒沉睡的扶贫资源

贫困地区大多水电矿产资源富集，资源开发项目较多，但受现有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机制影响，资源开发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不少地方反映，企业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征占用了土地、搬走了居民、带走了利润，可当地政府和原住居民却难以分享到资源开发收益，守着金山讨饭吃。有的开发项目破坏了青山绿水，而把生态恢复的负担留给当地。为此，这次改革试点主要以水电、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占用集体土地的经济补偿为切入点，将土地补偿费折股量化，设立集体股权，并按股权比例逐年分配项目收益。这种方式就激活了沉睡的土地资源，通过资源、资金、农民向资产、股金、股东的转变，让原住居民特别是贫困人口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使资源开发项目与贫困人口增收实现有机结合。

亮点之三：入股分红，打通资源开发收益传导渠道

如何让占用集体土地补偿收益直接惠及原住居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是此次改革试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此，《方案》建立了流向清晰的全过程收益传导机制。在入股资产选择上，《方案》将其限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等非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由此形成的集体股权参与项目收益分红。在集体股权设置上，《方案》按照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方向，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股权的持有者，其成员是集体股权的受益主体；集体股权持有者不参与试点项目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但享有对剩余财产的优先分配权。在收益分配上，《方案》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行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时，应明确建档立卡贫困户对集体股权收益享有优先分配权益，享受特殊的倾斜和支持。在收益保障上，《方案》明确要探索建立集体股权保障收益制度，确保原住居民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均能获得一定水平的收益。

亮点之四：群众自愿，充分保障知情权、选择权和参与权

群众是改革试点的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尊重群众意愿、保障群众权益，是调动群众参与试点改革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前提。《方案》特别强调，要充分尊重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意愿，保障其知情权、选择权和参与权。在选择权方面，《方案》未对土地补偿方式作强制性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既可以选择集体股权分红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其他现行的补偿方式。此外，在入股比例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既可以选择土地补偿费全额入股，也可以选择部分入股。在知情权方面，《方案》明确规定集体股权持有者享有项目运行管理的知情权等股东基本权利，要求集体股权收益分配方案，须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可，并纳入村务公开范畴，接受成员监督等。

亮点之五：放权让利，调动资源开发企业参与改革积极性

改革必然触及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让更多人受益，改革才有生命力。在水电、矿产资源改革中，如何调动企业参与试点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改革试点的成效。《方案》在理顺企业与原住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力求实现互利共赢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比如，在政策支持方面，《方案》要求，在安排水电、矿产资源开发领域项目中央补助资金时，对符合条件的试点项目予以优先支持。在项目運行保障方面，《方案》为试点企业提供了简化项目前期工作程序、优先保障试点水电项目的电量全额上网、延长矿区临时用地使用年限、降低试点矿业企业用地成本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可以为试点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和征地难度、加快项目立项和建设进度、减少项目社会风险等，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在组织保障方面，《方案》突出了政府在试点工作中的稳定器作用。按照政府领导、分级负责、县为基础、项目法人参与的管理体制，政府在股权划分、股权管理、分配制度制定等方面要给予指导、协调和监督，确保实现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个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亮点之六：封闭运行，防范改革试点中的各类风险

试点工作政策性强、影响面广、不确定因素多，需要未雨绸缪，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切实保障试点工作顺利推进。《方案》在深入剖析试点工作主要风险因素基础上，建立了全过程的风险防控和规避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方案》要求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和跟踪，避免因开展试点工作而破坏生态环境，突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刚性约束。在补偿和安置方式上，《方案》要求充分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自主选择权利，在源头上降低了试点工作的风险。在项目运行方式上，《方案》要求采取封闭运行，避免因土地补偿标准不一、盲目攀比等因素引起的社会风险。在集体股权收益保障上，《方案》设置了集体股权保障收益制度，即自农户交出土地使用权后，不论项目盈利与否，企业都要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一定的红利，以切实维护原住居民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基本利益。在组织保障方面，《方案》强化了政府在试点工作中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风险防控等作用，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申诉机制，保证利益协调渠道畅通有效，及时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

水电资源开发权管理论文 篇2：

吉林出台规定建立水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为促进水能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日前，《吉林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有偿出让若干规定》正式制定下发，对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年限、有偿出让方式、出让金用途等做出了一系列规定。从而建立了水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吉林省是水能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技术可开发装机总容量575.1万千瓦。近年来，农村水电热潮兴起，现已建成农村水电站162座，目前，正在开工建设的农村水电站有50座，项目全部投产后，吉林省农村水电装机将达到65万千瓦。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所有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很多都被无偿使用，其结果是开发利用资源者得到了经济效益，而资源保护管理所需的投入一直由财政负担。建立水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则有利于有效保护、合理高效开发利用水能资源。

按照此次出台的规定。新建水能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开发利用权，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中标人或拍卖、挂牌买受人。应当自出让结果确定之日起30日内，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电管理机构签订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有偿出让合同，一次性足额缴纳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有偿出让金。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的年限为50年。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有偿出让金应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水能资源管理、调查评价、规划、项目前期准备、新技术推广等。

水电资源开发权管理论文 篇3：

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立法原则探析

摘要：我国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但经济发展价值主导和不同行政领域各自为战的行政体制造成了生态保护制度构建的现实困境。深生态学是20世纪重要的环境伦理学流派，这一流派坚持更为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运用总体主义方法论，以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为最高准则，并在最高准则基础上构建起包括八条基本原则的深生态学平台。其理论对于我国水能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可以修正原本工具主义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并指引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制度、生物保护制度的建设道路。我国在建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时，应当吸收深生态学理论的思想精华，形成从根本上发挥作用的生态保护法律制度。

关键词：深生态学；自我实现；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总体主义；生态保护制度

我国大陆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为6.94万亿kW，年发电量可达1.75万亿kWh，决定着水能资源利用的主要形式——水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建国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水能资源的开发，不同规模的水电站项目大量上马，使我国水电在过去数十年间保持着高速增长。虽然2016年我国大陆地区水电增幅趋缓，但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一大水电生产和消费国的地位[1]。而随着我国水能资源开发的日益深入，一系列对于生态环境的负效应已经显现。由于我国的整体地势走向，使水能资源大多集中于西南山区。该地区气候多变，地质条件复杂，因而生态系统相对脆弱，水能资源开发中水利工程的建造会造成河流水沙情势变化，提高水位，影响河流附近地质构造和水质水温，并导致地质灾害增加，水生生物受到影响，土壤出现盐碱化问题并加剧水土流失，并且大坝阻断鱼类洄游通道，从而对整个流域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的连锁效应[2]。这就要求我国在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建设水电站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并重，并且通过完善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来加以规制。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水能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法律规则体系，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陷入了困境。为了破解这一困境，采取不同于目前主流的经济补偿分析方法，吸收部分深生态学理论的思想精华，或许可以成为重塑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新思路。

一、我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基本情况及其现实困境

（一）我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法律制度基本情況概述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包含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多个层级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并且在根据现实情况地变化不断地进行修改。

第一层级是法律层面的规则。我国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保护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该法第三十条规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时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并明确应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3]。而2016年修订的《水法》第二十六条则专门对于水能资源的开发做出了规定，即“国家鼓励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在水能丰富的河流，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多目标梯级开发。建设水力发电站，应当保护生态环境，兼顾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竹木流放和渔业等方面的需要”[4]。两者都强调水能资源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开发过程中生态保护的指导方针，这个基本思想在整个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制度起了统率作用。

而作为生态保护制度实施的重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前提。《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一章对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做了专章规定。而针对水能资源的开发，1993年起直至当前仍由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不断颁布和更新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一直在进行具体的规制。特别是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联合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水利水电工程）》专门就水利水电工程开发的环评工作提出了行业标准[5]。

为了配合法律层面规则的指导，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水利部和国土资源等部门又先后制定了大量部门规章来加以落实，以保证水能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制度落地，如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关于有序开发小水电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通知》等文件。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后，于2010年提出“生态优先、统筹考虑、适度开发、确保底线”的十六字方针，旨在确保水电开发过程中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重。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环保部于2012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后又于2014年与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落实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通知》。对于开发水能资源、进行水电建设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水电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环境保护具体措施、环境保护措施的监管工作以及移民安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规范。

总体而言，尽管从规则层面看，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法律规则层次合理，规则全面，体现着当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优先、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积极回应了时代呼唤。但是这些法律规则在运用的过程中却效果难见，工作实施陷入到进退维谷的困境当中。

（二）经济发展价值主导下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的现实困境

1.唯经济发展论导致生态保护制度缺乏支撑

诚然，进入2015年，随着《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文件的出台，环保部叫停金沙江流域小南海水电站等多个涉水项目，主张“严守生态红线”、保持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区主体功能定位的行动确实体现出我国对水能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6]。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以GDP论英雄”的固有观念。部分地区生态系统极富敏感性，因此水能资源开发需要实施较高的环境标准，但是为了维持本地的经济发展，众多地区“懒于”结合本地区情况，只是机械地照搬国家标准，使得作为“生态红线”实际执行标准的环境标准产生背离[7]。而就生態保护制度而言，仅看到生态环境的工具价值使制度构建中缺乏可以一以贯之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2.传统行政区域割裂受保护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目前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行政区域并不与受保护的生态系统相互对应，各个行政区域都有着独立的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考核标准，因而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各地方政府都专注于自己辖区内的部分河段，这实际上是对受保护生态系统的一种“割裂”，在进行生态保护时会形成极高的协调成本，同时各自为战的行政格局也不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水能资源开发涉及到水、流域、能源、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交通运输、防汛抗旱、农业、海事等诸多行政部门的管辖内容，“九龙治水”的格局也加剧了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整体性的缺失。

3.经济补偿为主的生态补偿与生态系统综合价值不符

主要出于对生态环境经济属性的考虑，目前的生态补偿制度仍然是以经济补偿为主，偏重于对移民的补偿，而忽视对于环境的生态修复，忽视短期补偿与长效机制的结合[8]。这种思路造成了对于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综合性价值的忽视，也扭曲了生态补偿制度的本来目的，使这一制度难以起到生态修复的作用。

4.环境意识的缺陷导致公众监督缺位

由于水能资源开发地区大多属于偏远贫困地区，居民大多关注于对其经济上的补偿，加之普通民众对于生态系统破坏后果的认识不足，使得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制度中公众参与机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或者流于形式，或者直接缺失，随之产生的是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法律空白直接导致合法公众监督缺位，也使得很多可以预测的生态破坏最终上演。

综合来看，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制度的困境，并不是由于法规不全面、措施不适用，而是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区域行政思路的故步自封，单纯进行经济价值的考量并进行补偿已经难以发挥作用。此时，深生态学理论就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参考。

二、深生态学的内涵及其对水能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保护活动的指导意义

（一）深生态学的内涵

深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环境哲学，由生态学家奈斯和塞申斯最早提出，其理论结构可以具体包含四个层次，即最高准则、基本原则、规范性结论和具体规则[9]。其中最高准则和基本原则是核心所在，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其总体主义的方法论。

1.深生态学最高准则：自我实现与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

自我实现是深生态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自我实现本質上是人自身潜能的激发，是人对真正自我的探寻。这里的自我概念已经包含了人类所生存的自然在内的所谓“生态自我”。深生态学家认可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地共同体的观点，认为自我只能通过人与自然相互认同的过程来加以实现[10]。因此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统一。而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是深生态学的另一最高准则，指一种自然界范围内所有生物的完全平等性，即完全的生态中心主义。奈斯强调：“对我们而言，我们的星球、生物圈、盖亚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的每个生命都有平等的内在价值，”[11]从而承认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完全平等地位，认为人与其他生物都是生态系统大网上的“扭结”，没有高低之分[12]。

2.深生态学平台基本原则

以两大最高准则为基础，深生态学家阐发了深生态学平台的基本原则，以便为环境保护运动在建立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又能给予具体的指导。基本原则具体包括：其他生命与人类具有同样的内在价值，而非仅具有工具价值；生物多样性的本身具有价值；人类在根本需要外无权减少生命多样性；人类干预自然造成环境恶化，应降低人口保证环境繁荣；人类应当关注是生活质量，并不断改善质量；认可上述观点应积极行动等八条内容[13]。这八条基本原则发挥着承接最高准则与具体行动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由这些原則产生了具体的规范性结论和行为规则，标志着深生态学从理论走向实践和行动。

3.深生态学方法论：人与自然合一的总体主义方法论

深生态学在方法论上与其他环境伦理学流派相比同样独树一帜，深生态学追求人对自然的认同，强调总体主义观念，以总体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由于对于有机联系的系统的重视，因此在方法论上深生态学既包括了研究对象，也包括了对象所在的环境，对象无法再从实体中分离出来，达到了一种所谓具体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总体主义生态方法[14]。

这种方法论主张人应当改变对于自身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定位的认识，“为了生态平衡作出深刻的转变，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15]其将自然界视为连续的有机整体，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人类为了整体的利益，必须要考虑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通过自我限制以保证与非人类生命的和谐共处。

深生态学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进一步突破，在当下人类的环境利用、资源能源开发活动中，深生态学拥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深生态学对我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活动的指导意义

1.最高准则对工具主义指导思想的修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水能资源开发活动本质上体现出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水能资源被视为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资源，被从其所处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因而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完全站在人类利益角度，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其他生命的利益，最终也使人类反受生态破坏之害。而深生态学与原本的二元论、将人类与自然人为对立的浅生态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其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文化和价值层面，来自于人类陈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来自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相对抗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只有转变观念，确立新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机制，才能克服生态危机[16]。因此深生态学致力于推动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两大最高准则将人类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整体，用最高准则指导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可以对原有的水能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中的工具主义指导思想加以修正和改造。

2.自我实现是公众参与的内在哲学基础

在自我实现准则中，自我已与整个自然浑然一体，为了自我实现，每个人都有动机和义务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的丰富多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准则将生态保护纳入到个人的精神利益之中，生态保护成为了公众利益的一部分，实际上解决了对公众利益的忽视问题，可以构成我国公众参与水能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活动的哲学基础。可以说，当公众将环境利益视为其自身利益的一部分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态保护制度恰恰实现了公众的权益，而经过法律制度化的公众诉求也成了生态保护制度的重要部分。例如美国水能资源开发过程中为了让公众参与其中，就明确规定了水电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听证程序[17]。

3.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对水能资源开发中生态平衡的维护

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使得人类对于自身与其他生物在自然界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保护可以在这一准则的指导下更为全面地评估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美国为例，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对美国立法、司法实践的影响清晰可见，这种影响缔造了今天美国国内的优美环境和良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例如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诉希尔一案，该案中由于原定的田纳西河大坝建造计划会导致一种仅仅生活在田纳西河中的蜗牛鱼物种的灭亡，因为这一被列入《濒危动物法案》名单物种没有合适的其他生活水域，最终该项目被终止[18]。这对我国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来说是很好的借鉴。

4.基本原则对构建配套自然保护区制度的价值

深生态学平台的基本原则要求人类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为了整个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的利益，应当牺牲部分利益，以保证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界的平衡与稳定存在。具体到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则应当是保持开发利用限度，在满足人类基本供电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对于流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害。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共生，人类应当让出一部分对于流域生态系统保持平衡有较高重要性的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保持其他物种的存续。

5.总体主义方法论对生态补偿的指导

生态补偿制度是与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相配合的重要生态保护制度，《环境科学大辞典》对生态补偿的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作为生态复合的还原能力。”对环境进行生态补偿的目在于恢复生态环境的复原能力，而要对作为整体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就需要运用总体主义方法论，对于生态环境的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全面恢复生态环境的各项功能。

深生态学理论对于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的生态保护活动而言，无论是指导思想上还是具体制度上都颇具其引领价值和应用意义，其既为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提供了哲学上的思想基础，也提供了行动中的方法论指导。

三、完善我国水能资源开发中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路径设想

（一）按照生物中心主义公平性重构水电行业环境标准

为了构建生态保护制度，我国应当注意从源头上对于水能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加以控制，强化水电站项目的行政审批程序。其中的核心是对于水电开发行业环境标准进一步严格化，结合地区情况考虑水电站项目的综合效益[19]。对于不合标准、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可能对于流域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造成严重损害的建设项目，应当坚决不予批准，严守生态红线。

至于具体的行业标准，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考虑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注意对于整个流域生态系统和生物的保护，对于人类以外的其他利益综合考量，建立一个涵盖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因子的认证标准，包括水质、环境水流、鱼类通道和濒危物种等各项因素，例如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瑞士的绿色水电认证以及国际水电协会的可持续水电等[20]。

（二）以自我实现准则推动公众参与机制

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活动既缺乏足够的积极性，也存在无序化问题。自我实现准则将人类与自然从对立关系转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理念的传播将有利于我国立足于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活动的开展，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因此应当注意对这一观念的传播，建立“思想市场”。同时为了保证公众参与的秩序，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给予水能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公众环境诉求以合法的表达程序，使其拥有一个有秩序的宣泄出口。将来我国在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在对水电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当注意保障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扩大参与的公众主体范围，保持听证会、座谈会、专家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同时应当注意将更多的环保组织包含在内。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关处理原则，充分听取环境行政部门、水利管理机构、投资方、当地居民代表、当地其他利益方等各主体的意见，实现各方的利益平衡。[21]但应当注意将利益的范围应当扩大，注重公众获得优美适宜环境的精神利益的價值。

（三）利用深生态学基本原则建立配套自然保护区制度

由于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性很强，因此水能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護应当突破原有专注于某一河段的模式，转而从更为宽广的流域范围入手，运用深生态学平台的基本原则来协调人类与其他水生生命的利益，注重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和栖息地的保护。未来应当扩大现有环评范围，构建针对全流域的流域环境评价制度，对不同河段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全面评估。为了保持流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不致过度减损，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平稳运行、保持生物多样性举足轻重、生态价值极高的部分流域不应对其进行水能资源开发，而应当建立起自然保护区加以保护；对于环境影响相对较小，又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河段，则应大力进行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兴修相关水电工程。

（四）遵循总体方法构建生态补偿制度

为了使生态补偿落到实处，应遵循总体主义方法论，修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念，从生态系统总体出发，同时兼顾人类利益与生态系统利益，兼顾外在经济价值与内在精神价值的协调发展，这将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我国应当尽快加速构建包含水能资源的有偿使用、对当地居民损益的补偿以及区域生态水的调度补偿三大补偿机制在内的水能资源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三种机制相互平衡，实现人类利益与非人类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相互统一；同时应注意建立水能资源生态补偿长效机制，通过更大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持保证资金的持续供应，逐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22]

四、结论

当今世界环境压力日益严重，能源形势愈发严峻，化石能源日渐式微，为了探寻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号称“白煤”的水能资源的确潜力巨大，其用于发电电流稳定，效率较高，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就对水能资源开发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破坏视而不见。深生态学是环境伦理学重要的一个流派，它从哲学上将人类与自然界统一起来，将人类与其他生命放在了同等地位，人类从“超越自然”的“大地主宰”重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同时，这一学派还让我们通过总体主义方法论，从一个宽广的视角解决问题。在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态破坏问题，可以从深生态学理论的营养精华中探寻解决之道。最高准则可以修正原有的生态保护思路，同时助推公众参与机制和重塑行业环境标准，保持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基本原则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总体主义方法论可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我国在构建水能开发利用生态保护制度时，应当将深生态学理论贯穿其中，指导生态补偿、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区和建设项目环境审批等具体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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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