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论文

流动性风险既是银行最日常的风险管理对象，也是最致命的风险来源。现代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表现形式已脱离简单的存款挤兑，具有深度和复杂的金融同业市场、管控能力高超的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了替代存款的充裕资金来源。然而，当机构对充裕的流动性习以为常，金融的不稳定性也正是在稳定的表象下积累。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银行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银行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论文 篇1：

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银行业对合规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尤其在银行业违法违规案件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合规风险管理已成为银行业和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阐述了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了商业银行在合规风险管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合规风险管理 问题 对策

一、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现状

从美国安然公司丑闻到近年来一些商业银行所遭遇的声誉风险,使得国际银行业和监管机构意识到,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合规问题是银行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6年10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明确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目标,督促银行业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和合规风险管理。从我国商业银行执行情况看,各银行机构均能按照监管部门及上级行的要求,从加强合规宣传、开展员工教育培训、完善合规组织架构入手,采取诸多措施推进合规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国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充分意识到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是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对合规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合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不足,合规风险管理任重道远。

二、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国内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自身的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在合规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合规风险管理意识薄弱

部分商业银行对合规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和片面性,将合规理解为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行为必须符合银行制定的规章制度,不符合规定就是违规。有些商业银行对于合规理念上的偏差,导致了合规风险管理缺乏有效性。一方面,某些商业银行只重视业务拓展,忽视业务上的合规管理,加大了银行合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一些银行只重视对基层操作人员的管理,轻视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

(二)忽视合规文化建设

合规文化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在内部建立合规诚信文化,做到以诚信为本、以守法为基;建立合规创新文化,做到合规基础上的大胆创新;建立合规服务文化,做到以客户为中心等。目前很多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工作仅是制定完善的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设立专职的合规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对发现的不合规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问责。但是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商业银行也应该加大完善自身合规文化建设的力度,促进各项业务的发展,提升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

(三)合规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缺乏有效互动

大部分违规事件是由于商业银行自身合规风险管理不足、外部监管部门的监管失去控制,合规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没有做到真正有效的互动。在现代商业银行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各家商业银行都在想方设法的实现利润价值最大化。一方面监管部门要转变合规风险管理的重心,做到以引导的方式和各商业银行打交道。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做好自身合规风险管理的基础上主动与外部监管部门形成理解合作的互动状态,共同做好合规风险管理工作,真正有效的规避风险。

三、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建议

结合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要求,借鉴国内外银行的最新理念和先进经验,加强和改进我国商业银行合规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础上,建立合规风险管理框架

在风险管理中,建立涵盖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监控、风险决策等在内的一整套的风险管理体系。在组织结构上要保证合规风险管理部门职责清晰、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其他业务部门及内审部门协作,不断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和优化流程。以花旗集团的合规风险管理框架为例,在组织结构中,设置三层防范措施,将合规风险管理深入到一线业务人员,形成良好的合规文化和合规风险管理框架,保证了合规风险有效执行。

(二)培育合规文化,树立全面合规建设理念

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应充分认识合规的重要意义和内涵,倡导并推行诚信、正直的价值观念,设定合规管理的基调,在营运过程中自觉做到合规,改进流程,把合规文化的理念融入到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和决策中。各项绩效考核应体现倡导合规和惩处违规的原则,并持续提高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及合规素质。银行高层必须适时对合规风险的管理状况、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执行效果进行检查评价,并积极推动全行合规文化建设。

(三)实现合规方案从“以任务为中心”向“以流程为中心”的转变

商业银行的流程决定了各部门的职能,决定着组织结构。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到以客户为导向,建立流程银行,合规方案由“以任务为中心”向“以流程为中心”转变。以流程为中心的合规方案要求将合规建立在持续测试和验证的基础上,因而商业银行在合规管理过程中,必须明确合规管理不仅是合规部门的管理职责,也是各个部门的基本职责。在流程中渗透合规管理,通过合规管理优化流程,促成商业银行进行全面的合规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李汀.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与商业银行的规范化经营.经济问题探索.2010(4).

[2]赵丽蓓.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管理视野.2010(2).

[3]谢治春.外资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经验和借鉴.武汉金融.1999(11).

[4]杨建平.基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现状、问题及改进对策.上海金融.2008(5).

作者：史建楠

银行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论文 篇2：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的“五大挑战”

流动性风险既是银行最日常的风险管理对象，也是最致命的风险来源。现代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表现形式已脱离简单的存款挤兑，具有深度和复杂的金融同业市场、管控能力高超的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了替代存款的充裕资金来源。然而，当机构对充裕的流动性习以为常，金融的不稳定性也正是在稳定的表象下积累。金融市场中稳定的资金价格和充裕的资金规模掩盖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中不断扩大的期限错配，流动性缺口孕育其中， 流动性风险管理被利润动机不断推动着向缺乏弹性的平衡演变。当银行无法完成乐观预期下的资金融入时，其履行支付义务的能力就遭受挑战，融资性流动性风险成为国际业界和监管者共同的挑战。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政策演变历程 

面对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业务发展模式、融资渠道不断创新变化，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因素更趋复杂，导致流动性风险监管压力上升。当一些金融机构习惯于“四万亿”之后充裕的流动性环境，2013年的“钱荒”在不知不觉中爆发。近期，类似的融资性流动性风险被扑灭于苗头，但隐患仍值得关注。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及完善，流动性风险监管更多是资金的规模管理。199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考核（暂行办法）》，提出了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性比例、备付金比例、单个贷款比例及拆借资金比例等流动性指标， 以朴素的规则确定了金融市场资金规模管理的基本原则。此后随着监管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流动性监管体系在探索中建立并完善（见表1）。

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演进是与国际监管规则趋同的过程。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监管改革将流动性提升至与资本质量 并重的高度，一系列新监管标准的核心一直围绕着提升资本质量和增加流动性缓冲的双重目标。新版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已于2018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此前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上，新引入净稳定资金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流动性匹配率三个监管指标，按照限额管理、并表管理、本外币分开检测、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更加全方位的监管。其中，规模2000亿元以上的银行需要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比例和流动性匹配率四个指标均达标，规模2000亿元以下的银行需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流动性比例、流动性匹配率三个指标达标。流动性风险管理新规将对银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巩固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同时， 激励银行提升对优质流动性资产的配置比例，抑制同业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非理性扩张，整体上减少流动性风险隐患。

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商业银行业务的不断创新与拓展、银行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以及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加快，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难度将不断提升，考验着我国的金融机构参与者及相关的监管层。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我国银行总资产规模增速日渐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银行承担着支持实体经济融资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双重任务， 资产规模特别是信贷规模的收缩并不符合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 避免资产抛售引发的通缩螺旋也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因此，防控流动性风险的关键落在了负债端。存款、货币政策工具、同业市场是我国商业银行负债的三个主要来源，其稳定性都面临着一些挑战。

存款稳定性下行压力较大

自凯恩斯、熊彼特等提出存款创造贷款假说以来，近年来该假说以新的形式在我国再次流行，其中一些解读性观点认为银行多发放贷款就能缓解负债端的存款压力，在流动性管理方面与银行从业者的切身感受和实际数据大有出入。通常，贷款期限长于派生存款期限，逻辑上银行无法通过扩大资产端久期来稳定负债端久期。我国商业银行存款的稳定性主要受三方面挑战：

一是居民储蓄率出现趋势性下降，我国居民储蓄率从2010年的42.1%下降到2018年的35.7%，期间居民杠杆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二是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竞争加剧。我国也出现了发达国家70年代后出现的金融脱媒现象，银行与储户的二元关系转变为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与储户的资金链条，资金关系日趋复杂。

三是存款产品复杂化。利率行业自律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存款竞争压力，但不断出现各种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延续着存款竞争态势，如近年来爆发增长的理财市场，近期出现的（假）结构性存款。其中一些产品虽然在会计角度被统计在存款科目下， 业务出发点被当做存款开展，但复杂存款产品对存款在流动性方面的替代作用还缺乏理论支撑。

对货币政策微调变化更加敏感

2013年以来外汇占款逐步下降，银行向企业购买外汇在负债端派生等量企业存款减少，进一步削弱了银行的稳定资金来源， 相应的负债结构由央行提供的货币政策工具所替代。在此期间， 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方式逐步由被动投放（主动回笼）转变为主动投放，流动性管理直接操作目标由规模转为价格（利率），央行流动性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也带来三方面问题：

一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權”在规模上对冲了“外汇储备”下行的缩表压力，但新设货币政策工具中长期限较少，源头上缩短了银行负债久期，扩大了期限错配。频繁滚动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为同业市场提供了较好的短期支撑，但也使得资产估值和流动性更加依赖市场对央行行为的预期，一些银行在一些特殊时刻能否获得央行资金支持存在不确定性。

二是货币政策操作的交易对手有限，基本上形成了全国性银行、地方性银行、农村金融机构、非银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传导链条。越是链条远端的机构越无法清晰获得政策意图。有些远端机构主观地将宏观利率稳定目标理解为自身融资的利率条件，错误地评估了在一定利率水平下自身的负债能力。SHIBOR主要反映的是头部机构的无信用风险融资条件，货币政策的传导越来越取决于头部机构的融资意愿。

三是近年来货币政策总体稳健，但特定时段内充裕的流动性压低了同业拆借利率，形成了一些同业业务套利空间。从初衷看，这种套利空间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业务形成了交叉补贴， 常见于现代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如美联储通过较高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来补贴大型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用创造。但一些机构将这种交叉补视作贴单纯的视作盈利点，忽视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的，对套利交易的可持续性盲目乐观，进而形成了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博弈局面。近期美联储否决了意图专门进行超额准备金套利的狭义银行（the Narrow Bank），为金融管理部门抑制对交叉补贴的套利行为和维护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现实案例。

债券结构化发行带来的类证券化风险

利用证券融资和对风险结构化处理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特征。我国银行资产端的证券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负债端的证券融资交易和将结构化发行的债券作为押品已较为常见。资产证券化和债券的结构化发行属不同金融创新方式，但将结构化发行的债券作为从银行融资的押品，对金融市场和银行运行将产生类似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影响。

一是交易型取代关系型业务模式。资产证券化促进了传统商业银行向交易型银行的转变，信贷资产被作为融资标的而非融资结果，根本上将行信贷创造的目的由持有转为交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在经济运行中主要发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作用，与企业构建起较为稳定的二元關系型展业模式。虽然近年直接信贷资产占比呈下降趋势，但主流还是以各种方式实现信贷业务。债券融资交易在同业市场的发展，使银行对债券的认识发生变化。2015年前银行的债券投资主要作为信贷产品的替代，多采用持有至到期的模式。而目前债券作已经成为中小银行、非银机构同业融资交易的押品，主要以交易方式来实现自身滚动融资目的。

二是金融产品投资方并非资金实际供给者。证券化的目的主要是将债券销售给金融市场投资者以实现融资，债券结构化发行的目的则是将其作为押品从银行融资。金融产品发起者的目的不是持有金融资产，而是将证券化、结构化的产品出售（质押）给他人来获得资金。国际金融危机后，业界对证券化反思之一就是指责银行忽视基础资产质量，拉长的融资链条加剧了最终资金提供者（投资人）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债券的结构化发行使接受押品的银行无法了解债券的真实质量，其风险更具隐蔽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度更大。原本不能发行成功的债券因结构化在特定交易对手间发行成功，使原本不能获得市场交易价格的基础资产获得了市场交易价格，这种价格形成的公允性存疑，接受该类债券的出资方处于信息劣势，无法按照审慎原则定价。

三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未降低。证券化的核心是对基础资产进行结构化分层，改变基础资产的风险回报分布，但并不改变基础资产自身的风险质量。个体投资者的风险承担可能减少，但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健性并未改善。同时，对风险的结构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基础资产的风险表现，迎合了一些机构的低风险偏好特征，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利用结构化投资低风险偏好的表象实现高风险投资的目的。更多时候，投资者实质上是即希望于交易对手的（回购、增信）承诺来减小基础资产发生信用风险时的损失缺口，又增加了交易对手风险。因此，看似单体机构的稳健性更强，但实际上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打破刚性兑付、维护金融稳定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平衡挑战

银行在金融市场的主动负债并不能虚无存在，必须以等量的资产对接。主动负债成本往往超过存款成本，对接传统的、安全的信贷资产无法实现盈利目的。因此，可以看到近年来一些银行对同业业务有较高的实际风险偏好（高业绩考核要求），实际对接限制性领域、过热行业的高风险资产，在异地经营、隐匿风险、资金空转等方面形成较大风险隐患。如何处置这些风险隐患就涉及到打破同业刚性兑付的问题。刚性兑付必须要破，不破就无法严肃市场纪律，处置风险隐患。但打破刚性兑付的过程考验着金融管理部门的智慧，主要有两点挑战。

一是流动性风险的积累已使同业融资体系较为脆弱。从审慎监管角度看，同业业务在正常时期减少的资本占用能起到提升盈利作用，但由于实际风险损失缺少了资本支持，压力时期这部分资产将表现的更加脆弱。由于底层不透明，表层资产同质化，同业间的单点信用风险将引发市场对同类资产的担忧，进而可能引发全面的流动性风险。这意味着同业市场中金融风险风险单点爆破并实现风险隔离的难度显著高于实体经济中的信用风险处置。

二是刚性兑付与实体经济的高度关联。从资金价格角度看， 刚性兑付压低了信用风险溢价，影响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客观上，受到抑制的风险溢价畅通了小型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 盈利动机带动这些机构资产端信用资质下沉，使其能对接民营企业、城投公司等一些弱信用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实体经济中最为脆弱的环节。这些信用主体对资金价格更加敏感，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下行压力较大，维持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中资金价格稳定成为打破刚性兑付的前提条件。在资金期限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动的条件下，维持终端利率稳定的政策工具虽多，但方向上无法回避压低无风险利率和降息继续抑制信用风险溢价之间的平衡难题。

存贷比背后的资产负债结构性隐忧

近年来我国业界和学界中对存贷比存在着一种偏见，总是从“量”的角度将其理解为货币政策规模的度量指标。一些专家还从会计角度和资产负债表角度论证了存款创造贷款和考核存贷比指标的不合理性。但是，存贷比也直观的反映了银行资产负债的错配程度。贷款的期限往往长于存款，存款在银行的负债结构中是最为稳定，超过100%的存贷比至少表明银行有部分资产需要以稳定性更差的负债支持。

2015年我国将存贷比由监管指标转为监测指标，并不意味这存贷比应退出监管视野。存贷比指标简单、直接、易于观测，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表明存贷比较高的国家和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表现出更好的抗力。2 009年韩国明确将存贷比作为监管指标，并要求银行将存贷比于2013年前降至100%。目前西兰、爱尔兰、葡萄牙、奥地利等将存贷比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美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比利时、金融稳定理事会、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等将存贷比作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更深层次的，存贷比是否作为监管指标反映的是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货币政策与监管间的复杂关系，主要存在三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一是主动负债市场容量的问题。金融市场融资在国外一般被看做是资本市场融资，美国的资本市场相对发达，同时其商业银行资产端的证券化程度较高，为商业银行进行主动负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前我国银行资产约占金融业的80%，资产端的证券化处于起步阶段，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银行负债端向交易模式的转变明显走在了资产结构变化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前端，那么，我国相对初级的金融市场能否稳定支撑商业银行的主动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是需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二是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的问题。在我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向主动负债倾斜的过程中，资产结构的变化不大，仍是以传统的信贷资产为主，复杂的结构化和通道设计更多是为了规避政策限制，满足表层合规要求。当前金融管理处于逆周期调节过程中，银行资产久期缩短的阻力大，拉长的动力足。与此同时，央行资产负债的久期结构至少没有与银行同向变动，那么银行体系内生的久期缺口该如何处理？

三是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问题。当前金融管理部门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稳定创造了有利的窗口期，银行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到底是资产端追赶西方模式（资产证券化），还是负债端向我国传统模式回下（吸收存款，收缩同业）？这两个方向在监管政策上都有尝试，市场本身在两种方向选择上还处于一种探索状态。
解决策略 

积极推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商业银行在为实体经济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方面处于核心地位，以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为大量借款人和投资者分散了资金跨期配置的不确定，承担了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内生性、突发性、传染性，更在于牵涉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因此，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防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协同推进，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与实体经济融资结构的匹配度，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和稳健性。

促进央行角色转变，稳定流动性支持的市场预期。打破刚性兑付的目的在于严肃市场纪律而非压缩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在积极稳妥处置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隐患的同时，也要对银行合理的流动性需求采取支持措施。央行在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框架下，应结合金融市场发展实际，逐步将最后贷款人职能扩展至最后做市商职能，建立针对金融市場流动性的坚固防线。扩大货币政策操作对象的范畴，将流动性管理目标更加直接作用于中小银行机构。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方面，适当扩展合格抵押品范围，创新地调整央行资产负债结构，加强对商业银行负债期限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加强央行与市场沟通，稳定市场对政策工具滚动操作频率、规模、范围的预期，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保持严监管态势，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银行金融市场融资的协同监管，特别是实现银行与非银行机构的监管配合，建立押品和资金全流程监管框架。在维护金融稳定的框架下，拓展机构监管部门的延伸监管权限，从根源上加强对监管套利的抑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力度。充分利用压力测试工具，对重点行业重点市场开展监管压力测试，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加强结构化发行债券等金融创新业务的信息披露，加强跨市场联合监管，减少交易对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真空。

提升单体机构经营稳健性。商业银行自身的稳健经营是防控流动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监管部门已指出了改革方向。一是要加强资本补充，提高资本质量，加大永续债等创新资本工具的使用。二是提高流动性缓冲，充分利用政策稳定窗口期，补充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积极实现LCR、NFSR等流动性监管指标达标， 努力建立预警缓冲空间。三是重视存贷比反映的期限错配问题， 在加强主动负债管理的同时，加强存款的吸收。四是重视资产自身质量，包括押品资产质量，减少不必要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欺诈风险。五是自查自改，减少利润冲动，逐步压缩退出监管套利业务，加大力度缩小表外业务的期限错配，实现业务发展的风险偏好与自身承受能力的风险偏好相匹配。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作者：郑金宇 韩晓宇

银行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论文 篇3：

中国暂不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震动中国金融业”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代表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经验，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既然如此，为何——

１９８８年开始实施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２００１年１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又发布了新资本协议。目前，这部新协议已三易其稿，终稿可能在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出台。新协议将于２００６年首先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国的十国集团内实施，并进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逐步实施，最终全面取代１９８８年的老协议。这将对全球银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此事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极大反响，有学者称新协议“震动中国金融业”。然而中国却表示，暂不执行新协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何要对老协议“整容”

与１９８８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草案更为复杂、全面，这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反映，也满足了银行界对于风险更敏感的风险监管框架的需要。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新协议的必要性。

首先，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和金融全球化是推动加强全球金融风险管理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从全球范围看，经济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银行经营风险也随之加大，同时，全球范围的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原则、框架也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直接推动下不断地整合与统一。如何使银行监管原则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动保持高度敏感性，越来越成为全球银行业关注的大问题。新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能更为准确地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以便更准确地及时地反映银行风险水平及其所需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

其次，国际活跃银行经营的地域范围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业务发展多样化、混合化。为了对国际活跃银行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管，防止跨国银行利用各国或地区在银行监管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进行资本套利，逃避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为防止银行间出现不公平竞争，以致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有必要适应银行业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制订统一的监管标准和准则，加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再次，１９８８年的老资本协议容易导致银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的倾向，从而相应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他风险，这就使银行有可能在满足资本充足性的情况下却因其他风险而陷入困境。如，巴林银行１９９３年底的资本充足率远超过８％，１９９５年１月还被认为是健康安全的，但在当年２月末却陷入了破产。

第四，１９８８年的老资本协议在风险资产计算上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对于国家信用的风险权重的处理也较简单化，而且在注重信用风险的同时却忽视了银行经营中影响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新协议缘何“众口难调”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从２００１年１月发布征求意见稿到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出台终稿，时间长达几年，由此可以看出，制订一个新的为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活跃银行所广泛接受的银行游戏规则，有多么不易。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监管当局及有关国际活跃银行虽然很快就新协议的框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具体规定、操作细节上却分歧很多。

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及发达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之间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美国、欧盟与日本在具体经济金融环境和进入体制上存在差异。

先从具体金融环境看。美国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都很发达的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各种中介评级机构的发达，美国在提供全球性、权威性金融评级服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欧盟和日本在短期内还要从美国输入相关评级服务。因此，美国获取的利益就会最大。欧盟、日本对标准法评级存有疑义。同时，美国、欧盟及日本的跨国银行在实力及经营模式上的差异，也使得各国跨国银行对资产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测算方法存有分歧，还对市场纪律约束中披露信息的具体内容、披露信息的频率产生了分歧。

再从进入体制上看。美国银行市场相对开放，进入体制上相对要宽松一些，而欧盟及日本金融服务市场的进入限制则相对要多一些。这种进入体制上的差异，导致了十国集团内部不同监管机构在对跨国银行实施统一监管标准的具体细节上产生分歧。不过，为了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关方面也都能从大局着眼，求同存异，在几年时间的反复征求意见当中，逐渐在利益妥协和理念统一中使新协议成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层次性有机结合的国际性文件。但从十国集团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实施新协议的表态看，各国也是视本国银行的具体情况，不搞一刀切式的要求所有辖内银行同时执行新协议的所有标准，而是有所选择，并注意循序渐进，以便各银行能在能力承受范围内逐步达到新协议的各项要求。

虽然新协议最先是在十国集团内部实施，但发展中国家也都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对新协议的征求意见稿也大都做出了回应，大多表明了原则上支持新协议的态度，但对新协议的很多细节问题提出了异议。发展中国家考虑到自己经济金融市场发展的层次和成熟度，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制订新资本协议时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和承受能力，尽可能地减少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及国际活跃银行较长的过渡期，使发展中国家能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从１９８８年老协议向新协议平稳过渡。

中国为何不“刷新”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国家。与国外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外部环境看，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所需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金融市场不成熟而且还未统一；二是资金价格形成未能市场化；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四是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从银行内部看，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观念、技术、方法等方面也与国外先进银行存在较大差距。

●在观念上往往把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对立起来。部分业务人员不能正确地看待风险，不去自觉地识别风险和科学地评价风险，认为考虑风险控制问题，就阻碍了业务发展；部分风险管理者不从控制风险角度开展业务，试图人为地减少业务量来逃避风险，结果业务发展缓慢，这反而使银行整体抗风险能力降低。

●整体风险管理的理念还比较落后。在风险管理中片面地看重信用风险管理，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组织风险等重视不够，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缺乏差别化的管理思维，忽视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不能管理好业务风险，反而增添了新的风险。

●风险管理方法中量化管理明显不足。在风险管理中非常重视风险的定性分析，如在信用风险管理中，重视贷款投向的政策性、合法性以及贷款运行的安全性等。当然，这些分析在风险管理决策中非常重要，但如果缺乏量化分析，就难以在风险的识别、度量上精确掌握。如在信用风险管理中，对借款企业的财务状况、市场状况等方面的微观分析往往不足。

●风险管理体系还有待进一步规范。银行公司治理机构还很不规范，董事会的组成和运作缺乏独立性。在此架构下，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目前还沿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分行制，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及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这种组织体系的弊端是管理层次多，对市场信号反应慢、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差。风险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官独立行使职能中仍受到各种限制和干扰，风险控制程序、内部审计及相关法律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银行就无法建立相应的资产组合管理模型，无法准确掌握风险缺口。风险管理信息失真，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决策科学性。

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经验，但其主要考虑的是十国集团成员的国际活跃银行的需要，并且是十国集团内部通过谈判达成一致的。发展中国家与十国集团国家之间存在实质性差距，新协议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可能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主要表现在：

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金融市场不成熟，做为债务主体的国家、非中央政府部门、银行、证券公司，按标准法进行的外部评级，大多数会落入“ＢＢ＋到Ｂ－”和“Ｂ－以下”这两个评级之中，在经济动荡年份，更有可能无例外地落入“Ｂ－以下”等级（与此对应的是１５０％风险权重）。国际活跃银行对这些债务主体形成的债权会随之要增加资本要求，银行成本也将随之上升。这样，它们就倾向于将其资金大量转移到经济基础雄厚、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债务主体的融资环境就可能恶化。

二是按标准法进行外部评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的资本要求将会增加，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经济、金融及社会纽带，它们的债权大部分是对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内债务主体的债权。

三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按标准法进行的外部评级，被评级的公司大多数都低于“Ｂ－”的等级，其风险权重将被定为１５０％，而对未评级的公司风险权重定为１００％。银行将为降低资本要求从而降低成本，就会更多地向未评级的公司贷款，而不是对评级低于“Ｂ－”的公司贷款。这将导致若公司不被评级，银行就向未评级的公司贷款，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银行改进风险管理。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实施老协议相比，在中国实施新协议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但同时会提高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要求。因此经过慎重考虑，至少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中国仍将继续执行１９８８年的老协议。

阅读背景

国际清算银行（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ＩＳ）是一家由中央银行拥有并为中央银行服务的银行，经常为金融部门举办的国际会议服务。除举办会议和提供秘书服务外，ＢＩＳ本身并不参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之一。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于１９７５年由十国集团（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沙特阿拉伯为其准会员）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如今，该委员会由来自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以及银行监管部门的高级监管代表组成。委员会通常每三个月在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开会，其常设秘书处也设在国际清算银行。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则，如１９８３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规则（又称巴塞尔协定，Ｂａｓｅｌ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和１９８８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Ｂａｓｅｌ Ａｃｃｏｒｄ）。尽管这些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仍一致同意按规定时间在十国集团实施。１９９７年又正式发布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该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尽管巴塞尔委员会不是银行监管的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１９８８年的资本协议以及随后根据金融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对其所进行的补充和完善，都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作者：徐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