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银行金融风险论文

内容提要：“去杠杆”、“强监管”和“防风险”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本文选取2010-2018年季度数据构建微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分析检验我国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规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时变影响机制。研究显示：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总体呈震荡向下趋势，由稳定阶段逐渐转向当前高度不稳定阶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宏观银行金融风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宏观银行金融风险论文 篇1：

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商业银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研究

摘要：气候是人类和未来之间的纽带。气候变化将对地球和人类产生深远影响，已成为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风险是长期的、全球的、高度不确定的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新风险领域。它不仅会通过特定气候事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银行资产损失，也会通过社会低碳转型带来政策变化、法律变化等不确定性的影响，放大商业银行的固有风险。本文主要界定了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内涵，分析商业银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提出在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下商业银行气候风险的对策。

关键字：商业银行;气候;金融风险

引言为了抑制金融体系中风险的过度累积，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体系，并将其作为目前微观审慎监管和市场一体化监管的重要补充。在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下，需要深化商业银行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与气候风险相关的因素在投资融资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为了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商业银行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气候风险分析系统，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并继续在评估气候风险、监测和分析气候政策、气候风险定价和投资和金融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气候风险的内涵

气候风险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气候风险存在全球、长期和普遍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新的宏观风险模式。气候风险与经济中提到的风险相比，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不确定性的程度。人类对气候变化知之甚少，现有的气候预测模型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导致目前可能大大超过人类的气候灾难应对计划和救灾。气候变化是世界上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温室气体浓度超过阈值，可能导致突然变化。第二，全球化和不平等。气候风险是普遍的全球风险，但它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因为它对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总的来说，贫穷国家的工业结构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贫穷国家的地理位置往往更温暖，生态系统更接近生物物理极限。

二、商业银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

1.声誉风险。忽视气候变化对银行长期发展的影响，可能危及银行未来的发展，并增加声誉风险。例如，如果银行无法及时评估和调节气候相关风险的信贷项目和有害环境，给邻近社區带来了损失，引发了公开谴责或批评，社会或政府银行可能声誉受损，如果媒体报道或处以罚款。

2.市场风险。天气模式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增加银行的货币风险。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概率增大，可能会导致石油和其他能源价格上涨，引起大宗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扩大银行的市场风险敞口。

3.信用风险。目前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能源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大量高碳资产加速折旧形成搁浅资产。搁浅资产价值下跌，导致借款人偿还债务能力的恶化，违约概率提高，从而增加信用风险。

4.气候系统的风险。与气候系统相关的风险意味着全球损失，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局部极端现象，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带来经济危机。商业银行之间更紧密的金融联系可能会给气候系统带来风险。如果许多银行将注意力集中在碳密集型行业的融资上，这可能会导致碳密集型和脱碳行业的资金分配不当，并增加制造业的碳排放。加速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由于风险转换和银行间交易网络的复杂性，从而导致金融风险蔓延到整个市场。

三、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商业银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管理

第一，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气候风险对银行可靠运作的影响，以及将气候风险融入总体风险管理体系。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气候风险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将带来许多风险，如信贷、市场、流动性、对国家的信心等等。要提高对气候风险的认识和深入了解，并将气候风险融入总体风险管理体系。充分考虑到气候风险与各种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传播方式，并建立有效的机制来控制识别、测量、监测或减轻气候风险和报告。

第二，需要加强监测气候变化的研究，加强气候风险量化分析和监管的潜力。首先，必须加强监测全球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的研究，积极研究和评估在碳峰值下向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的转变。投资融资战略的未来调整和优化。其次，需要改进气候风险形成机制，并有效地进行银行对气候风险的测试。然后对气候变化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为投资融资的气候变化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及时调整内部参数和风险模型，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立网络，来提高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最后，研究绿色ESG评级，并将气候因素引入客户信用评级系统，鼓励银行客户识别和量化气候风险，优化信贷风险定价机制。

第三，继续深化可持续金融发展的概念，提高绿色融资的设计水平和总体协调。更深入地引入清洁金融发展的概念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做好准备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协调推进业务线和分支机构设立“绿色银行”金融体系，控制“绿色金融”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制定标准、产品创新、业务流程、绩效评估和有前途的研究等领域全面整合低碳元素。旨在建立气候投资优先项目储备、开发高质量低碳项目和加强低碳行业之间的金融合作的研究。

第四，改进投资融资政策，系统地将投资融资结构转变为绿色低碳结构。加强对清洁资产的支持（清洁能源生产、新车、绿色铁路等），不断提高投资在融资中的份额;加强工业领域的研究能力建设领域风险管理和创新政策体系，限制资本投资碳密集型企业，主要是支持低碳高端企业和节能项目，促进产业升级;在煤炭资产方面，应维持能源安全，推动向低碳技术转型，坚持良好的战略和速度，理性地控制行业的融资总量。

四、结语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必须将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纳入它们的总体风险管理框架，以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确保可持续发展。通过正确理解气候变化金融风险的内容和表现，以及银行结构、业务特征和地区气候特征，充分认识风险。灵活应对特定风险，加强早期预警，积极研究开发新业务。

参考文献：

[1]娄天印.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J].现代金融导刊，2020（3）.

[2]熊红春.国际气候投融资风险和绩效管理工具分析及启示[J].环境保护，2019（24）.

[3]杨柏淇.商业银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与管理研究[J].南方金融，2020（10）.

作者：贺璐

宏观银行金融风险论文 篇2：

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规模与银行体系稳定性

内容提要：“去杠杆”、“强监管”和“防风险”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本文选取2010-2018年季度数据构建微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分析检验我国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规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时变影响机制。研究显示：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总体呈震荡向下趋势，由稳定阶段逐渐转向当前高度不稳定阶段。进一步地，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冲击响应具有时变特征和时滞效应。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非线性动态关系，二者叠加会对银行体系产生不利冲击。中长期内，宏观杠杆率过快攀升会加重银行体系不稳定，杠杆率适度波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银行体系稳定;短中期内，影子银行的适当扩张给稳定银行体系产生积极影响，但过度膨胀会形成长期持久的负向冲击。鉴于此，现阶段我国应加强经济去杠杆、影子银行监管及银行风险防范多重政策目标之间的有效协同，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关键词：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银行体系稳定;主成分分析;TVP-VAR

收稿日期：2019-10-14

作者简介：吴立力（1982-），男，重庆北碚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XJY020。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飙升、影子银行规模急剧扩张，已成为当前影响银行业稳定乃至金融系统安全的重要因素。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4%，较2008年上升78.3%，远高于全球同期的2.5%①;影子银行存量规模高达48万亿元，2008年以来年复合增长率约25%[1]。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稳健经营能力正逐年弱化、行业风险开始积聚。2018年末，我国银行业资产利润率与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1.83%，已连续7年出现下降和上升②;2019年以来，包商银行因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锦州银行因流动性风险被迫战略重组等风险事件的爆发，加剧了各界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担忧。实体经济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根源，而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金融风险[2]。

事实上，我国杠杆率上升与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资金使用效率偏低、过剩产能占压大量资金以及货币信贷政策过度工具化等因素密切相关[3]，高杠杆率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和偿付性风险，增加银行业危机发生概率。中国式影子银行本质上是与银行贷款相同的信用货币创造行为[4]，具有期限错配、结构复杂、产品嵌套、监管套利、过度创新、高关联性等高风险特征，广泛且密切的同业资金往来更增加了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系统性风险的溢出传染效应[5]。为应对债务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螺旋式上升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冲击，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任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2017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2018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结构性去杠杆”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为防止影子银行的风险溢出传染，国务院及金融监管部门颁布先后实施了“国务院107号文”、“券商资管33号文”、“信托99号文”、“人民银行127号文”等政策措施，逐步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体系。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要防控金融风险。

种种迹象表明，“去杠杆”、“强监管”和“防风险”仍然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和关键任務。那么，在外部风险因素不断积聚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体系内生稳定性究竟如何，呈现什么样的运行轨迹和演进趋势？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双高”现象背后具有怎样的交互机制和联动特征，二者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动态影响和冲击效应具体如何，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政策环境下是否存在结构性突变？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当前结构性去杠杆、影子银行监管与银行风险防范等多重政策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能够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借鉴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基于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反思，学术界及政策当局逐渐认识到宏观债务及影子银行风险传染的严重危害，围绕杠杆率、影子银行对金融（银行）稳定的影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及计量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了广泛研究，相关文献梳理如下：

（一）宏观杠杆率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适度的杠杆率可以通过优化全社会金融资源配置来降低金融体系风险，但高杠杆率及经济长期繁荣之后的去杠杆容易引起周期性的“繁荣-崩溃”现象，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因而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6-8]。就中国而言，宏观杠杆率绝对值过高、增长速度过快，对银行业稳定及金融风险防范产生了不利影响。如陆婷（2015）[9]认为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之比大幅提升，已成为金融稳定的隐患，使得金融体系对外生冲击敏感，显著增加了债务危机概率;苟文均等（2016）[10]利用扩展的CCA模型，对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风险传染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债务杠杆率上升会推高宏观经济各部门的风险水平，使风险积聚于金融部门;董小君等（2017）[11]指出在经济下行周期背景下，高杠杆率会导致系统性风险，作用机制表现为风险放大效应、逆向淘汰效应和风险传导效应。

（二）影子银行规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影子银行通过期限转换、信用转换和流动性转换与商业银行各类业务之间交叉形成复杂关系，其对正规银行体系的影响效应不能简单判定。一方面，由于监管模式滞后、资金过度投向高风险领域、资金期限错配问题等，影子银行会加剧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如Krugman等（2008）[12]认为影子银行复杂多样的金融创新产品，规避传统监管，增加了银行业风险;Gorton等（2010）[13]认为影子银行的期限错配及高杠杆操作，加大了流动性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应加强资产证券化等引导和监管来防范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风险;李向前等（2013）[14]基于我国2000-2012年经济数据，运用VAR模型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系统使我国金融稳定性有所降低;郭娜等（2018）[15]发现影子银行融资利差增大、房地产需求扩张等会使商业银行资金转向影子银行，加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影子银行与银行体系稳定性之间不是简单线性关系，可能存在“阈值效应”和“期限效应”。如毛泽盛等（2012）[16]发现影子银行发展之初，能增加银行体系稳定性，超过阈值后又会降低银行体系稳定性;张亦春等（2014）[17]指出影子银行发展在短期内会增强商业银行的稳健性，但长期效应影响程度较小;涂晓枫等（2016）[18]认为在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较小和银行间关联度较低时，影子银行可通过风险共担降低系统性风险，但规模扩张会通过风险传染效应增加银行系统性风险;方先明等（2017）[19]通过TVP-VAR模型发现影子银行规模扩张有利于金融资源均衡配置，短期内有利于金融稳定，对金融稳定的负面溢出效应具有时滞性。

（三）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之间的关系

相比之下，学者们对宏观债务与影子银行的相互关系问题关注较少，研究尚不充分。实际上，影子银行系统作为传统银行信贷的替代，与债务杠杆率紧密相联。作为一种信用中介，影子银行运用与正规银行类似的期限转换和相对更高的杠杆率为实体经济融资，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20]。胡志鵬（2016）[21]认为影子银行业务是与商业贷款等量齐观的信用形式;林琳等（2016）[22]发现贷款融资的杠杆率远低于社会融资的杠杆率，在传统信贷之外存在较大的影子银行信贷规模，通过建立包含影子银行的DSGE 模型的研究表明，影子银行以资产和资金转移的方式从商业银行获得信贷，使风险传递路径更加复杂，而宽松的信贷政策会激发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影子银行规模;汤铎铎（2017）[23]认为影子银行体量过大推高了全社会杠杆率，要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和金融创新的监管达到去杠杆目的;刘澜飚等（2018）[24]认为影子银行通过更快的信贷扩张，导致私人部门杠杆率增加，加剧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债务积压。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就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如何影响金融或银行稳定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偏重于考察三者中两两间的单向联系，鲜有文献对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与影子银行扩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更没有文献系统研究二者联动对于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二是研究方法上以线性模型和静态分析为主，对变量间非线性、时变性等特征因素考虑不足，未能从不同时期和特定背景下识别变量间的动态关联机制。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基于我国银行业盈利放缓、风险上升的特征事实，构建微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银行业体系稳定性指数，聚焦于银行业经营管理层面的内生稳定性受宏观债务与影子银行双重冲击的响应机制;第二，首次采用TVP-VAR模型从时变演化视角，对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加以刻画，系统考察二者联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响应，并解析该非线性影响效应的时变特征和期限效应，为“去杠杆”、“强监管”和“防风险”等政策措施之间的有效协同提供经验支持;第三，将杠杆率波动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模型，从宏观杠杆率的静态水平和动态波动两个维度对比冲击效应的差异，有利于客观评价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的测度及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在评价银行稳定性或脆弱性时，多数学者选用宏观经济金融因素和银行业财务绩效相结合的综合指标体系，但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符号难以确定，指标数量过多又导致对银行业内生稳定性的评价效果不佳。为克服以上不足，本文从银保监会对银行业微观审慎监管视角出发，立足商业银行“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三性原则，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盈利能力、资本充足水平五个维度选取13个二级指标构建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BSSI），通过银行业微观层面经营管理行综合反映银行业内生稳定性，指标详见表1。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的拟合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方差权重法、熵值法、赋值法等。为避免多元回归分析的多重共线性，摈弃指标权重赋值主观性，利用SPSS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实现指数拟合。样本区间为2010年第4季度至2018年第4季度，共33期，数据来源于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③和Wind数据库。

（二）拟合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

第一步，相关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由于不同数据之间存在量纲差异，为确保BSSI获得更好的拟合效果，选择Min-Max方法对基础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转换为 ＼[0，1＼]之间的变动序列，进而统一指标量纲。转换函数表达式如下，对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使用（1）式和（2）式进行转换。

yit=xit-minxjmaxxj-minxj（1）

yit=maxxj-xitmaxxj-minxj （2）

（1in，1jn）

yit为指标i标准化后t期的数值，minxj和maxxj分别为样本指标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步，模型适应性评价及主成分提取。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水平综合评价时序数据表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分析，采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使因子载荷值尽量向 0和1两极偏离，经4次迭代后，结果趋于收敛。KMO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P值分别为0.764和0.000，表明适合主成分分析模型。按照累计方差贡献度和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3个主成分，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9.579%、11.107%、8.017%，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88.703%，充分反映了13个指标的主要信息，因此保留3个主成分。

第三步，确定银行稳定性指数的拟合公式。利用3个主成分（F1、F2、F3）各自方差贡献率除以方差累积贡献率，得到相应权重分别为0.78、0.16、0.09。因此，银行稳定性指数BSSI=0.78F1+0.16F2+0.09F3，以此计算出2010-2018年季度BSSI值，结果详见表2 。

（三）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水平的变动趋势

参考刘金全等（2017）[25]的判别基准，本文运用主成分均值加上0.5倍标准差的方式，得到银行体系稳定状态的阈值为0，BSSI指数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意味银行业稳定程度越高。同时，借鉴Kibiritcioglu（2002）[26]对银行业稳定程度临界区间划分标准：即BSSI指数在（-0.5，0）时，银行体系处于轻度不稳定时期;在（-1，-0.5）时，银行体系处于中度不稳定时期;在（-∞，-1）时，银行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时期。与之相反，BSSI指数在（0，0.5）时，银行体系处于轻度稳定时期;在（0.5，1）时，银行体系处于中度稳定时期;在（1，∞）时，银行体系处于高度稳定时期。此外，对季度BSSI值使用Census 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然后取平滑参数λ=10000，进行H-P滤波法去缺口分析。如图1，BSSI曲线表示季节调整过的季度银行业稳定指数曲线，Trend曲线表示趋势线，Cycle曲线表示银行业稳定指数缺口，即实际银行业稳定指数与趋势之间的差异，反映了银行业稳定性的周期波动水平。

如表2，样本期内，我国银行体系有12个季度处于不稳定时期，高度不稳定时期有4个季度;另外21个季度处于稳定时期，其中2个季度处于高度稳定时期。从动态变化轨迹来看，我国银行业BSSI值总体呈现出震荡向下的发展趋势，银行体系逐渐由稳定阶段转向不稳定阶段，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0年4季度至2012年3季度BSSI值为正，该时期内银行体系穩定性较强，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改革红利效应的充分释放，使得银行业盈利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BSSI值在2012年4季度至2017年1季度期间正负交替，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三期叠加”矛盾开始显现，银行稳定性出现双向波动态势。BSSI值在2017年2季度至2018年4季度期间始终为负且不断扩大，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体系逐渐进入高度不稳定阶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当前金融工作重点。

从图1可以看出，趋势项（Trend）呈现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银行业稳定性处于逐季降低的变化趋势中;周期性成分（Cycle）显示BSSI缺口波动水平逐渐增大，分别在2012年4季度、2014年4季度及2017年4季度有一个高点，在2011年3季度、2014年4季度及2018年3季度有一个低点。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拟合的BSSI指数较好反映了我国银行业经营发展实际，与经验事实基本相符，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四、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规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时变影响机制

宏观杠杆、影子银行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及宏观调控政策变迁，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和阶段性，在时变框架下考察上述变量间的作用关系更有实践价值。为此，本文选择Primiceri（2005）[27]提出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进行实证研究。该方法假设模型中的参数均服从一阶随机游走过程，其系数矩阵、随机扰动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均具有时变性，可以计算任意时点上的冲击反应，以捕捉模型滞后结构的时变特征和非线性结构变动，并估计出所有时点变量间的同期关联系数及脉冲响应路径。同时，该模型不区分内生与外生变量，能够避免传统模型设定上的先验错误。

（一）TVP-VAR模型

TVP-VAR模型的一般设定形式为：

yt=Xtβt+A-1t∑tεt，t=s+1，…，n（3）

Xt=Ik（y′t-1，…，y′t-s），表示克罗内克积（4）

其中，相关系数βt（N2 S*1维向量），联立参数At（N * N维向量）和随机波动的协方差矩阵∑t（N * N维向量）均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根据Primiceri（2005）和Nakajima（2011）[28]的方法对时变参数进行处理，以σt表示∑t对角元素矩阵，使αt表示At中非0和非1元素矩阵（At按行堆积），即αt=（α21，α31……αn，n-1）′，同时ht=（h1t，……hnt）′且hjt=logσ2jt，j=1，…，n， t=s+1，…，n。

假设参数服从随机游走过程：βt+1=βt+μβt，αt+1=αt+μαt，ht+1=ht+μht，且

εtμβtμαtμht～N0，I，0，0，00，∑β，0，00，0，∑α，00，0，0，∑h，t=s+1，…，n（5）

其中，βs+1～N（μβ0，∑β0），αs+1～（μα0，∑α0），hs+1～N（μh0，∑h0）。

参考Nakajima（2011）做法，将参数初始值设定为μβ0=μα0=μh0=0，

Σβ0=Σα0=Σh0=10*I，设置对应的参数先验分布为（Σβ）-2i～Gamma（20，10-4），（Σα）-2i～Gamma（4，10-4），（Σh）-2i～Gamma（4，10-4），其中，（Σβ）i、（Σα）i、（Σh）i分别为方差对角矩阵中的第i个元素;βt 刻画滞后项对于当前项的非线性影响，αt刻画变量之间同期影响的时变性，ht刻画外生的随机扰动。对于模型估计方法，Nakajima（2011）认为采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估计更为有效，能够克服由于随机波动为非线性导致似然函数难以获取的问题。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涉及四个代理变量，分别为宏观杠杆率（FL）、宏观杠杆率波动率（FVOL）、影子银行规模（SB）、银行体系稳定性（BSSI）。为确保变量量纲上统一，均进行了定基化处理，样本期为2010年第4季度至2018年第4季度。

1.宏观杠杆率（FL）。作为衡量经济主体负债水平和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常用测算方法包括国内私人部门债务余额/GDP 、社会融资余额/GDP、M2/GDP等，以上三种杠杆率是相通的，它们的增长路径较为类似[29]。鉴于数据权威性和连续性，选取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库中的“国内私人部门债务余额/GDP”作为宏观杠杆率代理变量。

2.宏观杠杆率波动率（FVOL）。首先对宏观杠杆率绝对值（FL）求HP滤波，得到其周期波动项（CYCLE）后取绝对值得到宏观杠杆率波动率（FVOL）=|CYCLE|，FVOL数值越大表示对应杠杆率波动程度越大，以此来分析去杠杆对银行稳定性的溢出效应。

3.影子银行规模（SB）。综合我国影子银行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参照穆迪公司对我国影子银行核心构成的测算方式，借鉴温信祥和苏乃芳（2018）[30]的研究，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之和表示影子银行存量规模，并以“影子银行规模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作为影子银行规模代理变量。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开始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本文将2002年以来各期影子银行规模增量加总后得到存量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4.银行体系稳定性（BSSI）。选用前文拟合的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作为代理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借助Oxmetrics6软件，将宏观杠杆率（FL）、杠杆率波动率（FVOL）、影子银行规模（SB）与银行业稳定性指数（BSSI）四个变量同时纳入TVP-VAR模型进行回归估计。采用Nakajima（2011）的估计方法，利用MCMC法连续抽样10000次，其中前1000次作为预烧（burn-in）阶段抽样。根据AIC信息准则及SC准则，确定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1.参数估计结果

为避免实证模型出现伪回归，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3，ADF检验显示，四个原序列均不平稳，但经一阶差分后四个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即宏观杠杆率（FL）、杠杆率波动率（FVOL）、影子银行规模（SB）和银行业稳定性指数（BSSI）四个序列是I（1）过程。

图2中给出了样本的自相关图、样本路径和后验分布的密度函数。自相关图表明在舍弃了最初的1000次抽样后，样本自相关系数下降并且在0附近波动，可以判定样本取值方法能有效产生不相关的样本。另外，样本路径比较稳定，MCMC算法有效模拟了参数分布状况。

表4中列出参数估计结果，包括后验分布均值、标准差、95%置信区间以及收敛诊断值（Geweke）和无效因子（Inef.）。各参数的后验均值均在95%的置信区间里，收敛诊断值（Geweke）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96，表明收敛于后验分布的零假设不能被拒绝，预烧期已能够使马尔科夫链趋于集中。无效因子最大值为42.03，即进行的10000次有效模拟相当于至少有个不相关样本（10000/42.03≈237.92），充分满足后验推断要求。以上检验表明TVP-VAR模型估计结果可信，即宏观杠杆率及波动率、影子银行规模和银行业稳定性指数之间存在时变影响关系。

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TVP-VAR模型的参数具有时变特征，可以生成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和时点脉冲响应函数。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观察在特定时间间隔条件下，给予自变量1单位标准正向冲击后因变量的变化情况;时点脉冲响应函数侧重于观察某个特定时点给予自变量1单位标准正向冲击后，因变量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本文选取4期（1年）滞后、8期（2年）滞后和12期（3年）滞后三个等时间段，代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等间隔脉冲响应。此外，时点脉冲响应函数选取了2014年第1季度和 2016年第1季度作为特定时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2013年以来银监会“8号文”和国务院“107号文”的下发，使得中国影子银行模式由以理财产品、通道业务、非标资产等为主转变为以同业业务、委外投资、债券等标准化资产为主的模式，2014年初正是影子银行新旧模式的切换点;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底明确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杠杆率增速自2016年开始放缓。以上两个时点充分反映了特定背景下宏观杠杆率及影子银行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效应。

（1）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间的脉冲响应分析。由图3a和图3c的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所示，在不同滞后期内，宏观杠杆率对影子银行规模（εFL→SB）的脉冲响应系数以及影子银行规模对宏观杠杆率 （εSB→FL）的脉冲响应系数均为正值，影响程度随时间间隔不同有所差异，长期的正向效应最为强烈、中期次之，短期最弱。从时点脉冲响应函数看来，如图3b和图3d，在两个特定时点下，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相互冲击的效应均为正向，动态演进路径基本相似，效应强度随时间推移而加速扩大。相比而言，宏观杠杆率对影子银行规模的正向冲击比影子银行规模对宏观杠杆率的正向冲击更为明显。同时可以看到，2010年至2014年期间，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之间的促进作用处于不断扩大阶段，原因主要是该时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性的信贷政策以及相对温和的金融监管环境;2015年至2018年期间，经济去杠杆的推进及影子银行业务的规范，宏观杠杆率和影子银行规模的上涨势头均得到抑制，二者的正向效应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

综上可知，我国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非线性动态关系，并且呈现出显著的期限效应和阶段性特征。具体影响机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宏观杠杆率上升对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具有“溢出效应”。杠杆率升高时，金融监管部门会严格限制贷款流向房地产行业、地方融资平台等高杠杆领域，商业银行则通过腾挪表内外资产等方式绕道监管进行套利，上述机制使得影子银行的需求和供给均会增加。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加速效应”又推高了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作为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时，资产平均回报率高于正规金融体系中的资产回报率，导致影子银行贷款利率与銀行传统信贷正常利率之间存在融资溢价，因此，影子银行体系的财务成本会加重宏观部门的债务总额。以企业部门为例，融资约束使得高风险企业在高预期利润驱动下倾向于影子银行融资，但财务费用和利息支出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净值，加快企业杠杆率上升速度。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银行业自身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资产负债的匹配管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策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断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经营能力。第二，中央政府应保持去杠杆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严防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等高杠杆领域的债务风险，不断提升经济杠杆利用效率，抑制杠杆率持续攀升对银行业稳定的长期负面冲击。同时，坚持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加快发展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打破我国长期以来的金融抑制困局，通过社会融资渠道多元化，实现宏观杠杆率总量稳定和结构优化。第三，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影子银行风险传导的时滞效应，持续推进影子银行的穿透式管理。在打破刚性兑付、强化信息披露、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等前提下，引導影子银行资金合理流动，发挥影子银行在拓宽投融资渠道、完善市场化定价、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银行体系长期健康发展。最后，要防范“经济去杠杆”与“影子银行监管”相互促进的叠加效应对银行体系的负面冲击。决策层应兼顾不同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及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避免因监管过严、流动性收紧影响银行业稳健经营。

注释：

①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https：//www.bis.org/）。

②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birc.gov.cn）。

③ 中国银监会从2010年第4季度开始公布季度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法人），数据权威性和代表性较好，该时期正好覆盖了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以来时间范围。

④ 限于篇幅，未罗列相关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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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Leverage Ratio， Shadow Banking Scale and Banking System 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VP-VAR Model

WU Li-li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China）

Key words：macro leverage ratio; shadow banking; banking system stabil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VP-VAR

（责任编辑：周正）

作者：吴立力

宏观银行金融风险论文 篇3：

宏观经济形势与银行业展望

编者按：2014年即将结束，2015年即将到来。在此之际，让我们回顾2014，展望2015，共同讨论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银行业的发展趋势。2014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一直令人担忧，对明年的经济形势如何判断，将是银行业非常关心的大事。

从国际上看，有喜有忧，喜的是发达经济体整体回暖，日本经济温和复苏，英美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和国际油价下跌;忧的是欧元区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新兴经济体内部出现分化，俄罗斯经济因油价下跌而越发暗淡，这些是否会引发对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的不利影响不得而知。

从国内来看，忧的是不论从工业生产、发电量、投资和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还是从新增贷款、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总量等金融指标，亦或是从官方和汇丰PMI、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先行指标来看，经济运行指标都不被看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喜的是股市的强势全面回暖，财富效应将日益显现，经济正处在由“去库存”向“去产能”和“去杠杆”叠加的转变阶段，也处在向新常态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中央刚刚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做出了全面解释，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着力点做出了部署。那么，究竟明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如何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将如何使用，这些政策对明年的银行业经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认真的讨论。

本期银行家月度论坛，特邀请各银行发展战略部门的老总以及其他研究部门专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现将讨论的丰硕成果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汪红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性划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迄今，已历时七年。不仅客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对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及其政策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常态”一词在全球范围内不胫而走，即是上述种种深刻变化的标志所在。

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新常态”

站在从2014年迈向2015年的关节点上审视当前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可以发现，尽管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危机和反危机的反复较量，经济的复苏势头仍然弱于预期，主要经济体运行正在经历着新一轮较大的波动。低速增长中的不平衡更为明显。

美国主要宏观指标好转，经济复苏的基础较好，中长期竞争力在加强，美元可能进入升值周期，货币政策已从量化宽松（QE）退出，重点转向何时以及何种方式加息;欧洲因增长迟滞，欧洲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日本在实施“安倍经济学”后仍然出现负增长，继续扩大QE规模;俄罗斯受美国发动的石油战和金融战影响，面临资金外逃、卢布贬值、股市下跌、进口食品价格上涨导致通胀上升、经济增长减速等一系列问题，其后续发展可能演变为危机并影响国际经济复苏;印度经济增长仍保持5%左右但通胀率较高，巴西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同时面临较高的通胀率。美国与其他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难度加大。地缘政治、长期宽松政策的刺激使得全球经济存在下行风险。全球经济复苏弱于预期，美国新能源革命导致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元升值，欧佩克国家和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就压缩原油产量难以协调，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降，拉低全球的通货膨胀率。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就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迈入大转型时期的“新常态”，过去的“旧常态”难以为继，而我们所期待和追求的“目标新常态”还任重道远，从“旧常态”到“目标新常态”之间的这一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经济安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公平正义等重要方面都在演化。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概括中国经济发展的九个趋势性变化，对于同一认识、落实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014年至2020年之间的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决定了这一时期是转型期，人口结构老龄化、服务业比重上升、城市化速度趋缓等中长期结构因素在这一时期会保持其原有趋势，但周期性因素会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往的平均10%左右降至7.5%左右，既有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等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根据周期性因素的转折性变化和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2014年至2017年，以“三期叠加”和初始化改革、“挤水分”、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核心特征，可称之为“新常态I”。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周期性影响因素，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工作需要去过剩产能、去债务杠杆、去房地产价格泡沫，化解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的周期性因素。初始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动力转向新的机制。

2018年至2020年，“三期叠加”之后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称之为“新常态II”。这一阶段，在前期完成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的基础上，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的周期因素被化解后，创新和改革红利集中释放，经济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新的经济上升周期，到2020年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和十八大双倍增计划。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即便不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收入倍增长计划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2020年之后，根据《决定》的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得以实施，中国将进入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可称之为“新常态Ⅲ”。“新常态Ⅲ”的核心是，在“新常态I”和“新常态II” 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赵志刚：把握消费升级带来的历史机遇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被称作“节俭悖论”，指的是当一国居民长期节俭度日、减少消费的时候，该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会因此提升，反而会发生收入下降。可见，内需消费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当前，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已经疲软乏力。与此同时，投资这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呈现递减趋势。因此，国内消费的巨大潜力亟待激发。国际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而扩大消费需求对于扩大内需至关重要。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要求的前提下，更积极地扩大消费需求，推动内需进一步发展，还需要通过发展消费金融来进行支持。这些年，随着我国加快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人的消费水平有较大提升，我国的消费金融发展很快，甚至成为中美对话谈及的重要话题。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以及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消费特征已由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多样化转移，同时国人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不小的改变，逐渐适应了适度的提前消费，这些都将会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消费金融的发展空间巨大。

同时要看到，消费升级也势必会给行业、企业以及商业银行带来挑战和机遇。“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发展消费金融，创新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未来的主流消费群体将属于年轻一代，而这个群体的消费观念和习惯将有很大改变。如何把握这些未来“新贵”的需求，对于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格外关键。

就邮储银行而言，我们也在积极应对国家经济转型，紧跟新趋势、新发展、新要求，大力推进消费金融转型升级。一方面是强化渠道建设，通过构建网上银行、电视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以及微博银行等电子渠道，强化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4万多个物理网点构建起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便捷服务网络;另一方面是提升产品服务能力，不仅推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消费金融服务产品，大力支持消费金融需求，而且还在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金融服务新路径。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 总经理）

温彬：加快转型变革 应对“五元冲击”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对经济“新常态”认识和理解深化的一年。对银行业来说，经营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亟需加快内部转型变革，主动适应未来的挑战。当前，商业银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的冲击。

一是经济下行。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经济下行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原因。预计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7.2%左右。从外部环境看，虽然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徘徊在衰退边缘，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普遍放缓，外部需求总体改善有限;从内部看，改革红利的释放还有一个过程，稳增长还要依赖传统的内需，其中投资增长是关键因素。在新旧模式和新旧产业转型升级中，部分行业和企业的信用风险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对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带来压力。

二是利率市场化。银行业高利润一直因利差保护而受到社会诟病。下一阶段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金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充分发挥金融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仅剩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最后一步。预计，2015年在负债利率市场化方面，将推出面向企业和居民的大额存单，简化存款档期，存款利率上限扩大至基准的1.3倍。毫无疑问，商业银行在保持原有资产负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净息差将被大幅压缩，盈利水平大幅下降。

三是市场准入放开。为了丰富金融体系，提高金融业效率，增加金融供给，2014年监管部门批准了5家民营银行的设立，同时修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放松了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标准以及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最低时间要求，民资和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多层次银行体系的形成，有利于满足多方面的金融需求，也带来了银行业竞争加剧。

四是资本市场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资本市场陷入低迷，融资功能丧失，政府和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和影子银行，特别是银行资产规模迅速扩大，2013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51万亿元，是2008年末62万亿元的2.4倍。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快速攀升，债务风险巨大。随着资本市场各项改革的推进，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提升，在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也给银行表内资产业务扩张带来压力。

五是互联网金融兴起。在过去两年，互联网金融从支付、理财、信贷等银行基本业务领域发起冲击，我们已见证了其产生的巨大威力，特别是以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电商发起设立的浙江网商银行和深圳微众银行开业，更是从理念、模式、渠道等方面对传统银行经营模式的颠覆。互联网金融在给金融体系带来创新的同时，也给传统银行业经营造成压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达国家银行业也经历了利率市场化，当时主要是资本市场发展引起“脱媒”带来的冲击，而我国银行业同时面临上述“五元冲击”，经营环境更困难、更复杂，需要加快转型变革加以应对。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对银行业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APEC会议上从速度、结构、动力三方面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含义。从政策面看，中长期发展要向改革要红利，应对短期经济下行也不会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这意味着银行过去靠规模和利差的盈利模式难再续，对未来经营要有忧患意识和加快转型变革的紧迫感。

二是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构，各家银行必须建立特色化和差异化的经营模式。最近获批的5家民营银行，其战略定位和经营模式各有不同，但都是建立在发起人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目前，各家银行战略已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有定位国际化和综合化的，也有定位本土化和专业化的;有定位网络金融的，也有定位社区银行的。差异化战略能否成功是对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智慧的考验。

三是，提升管理水平。过去十年是银行业的“黄金十年”，商业银行经营顺风顺水，即便是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这使银行对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走内涵式增长显得不那么重要。随着“五元冲击”的到来，银行经营中的短板迅速暴露出来，包括组织体系、风险定价、成本效率、人力资源、信息科技等诸多方面亟需提高精细化管理能力。

总之，留给银行业准备的时间有限，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银行必须只争朝夕！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邓志国：经济“新常态” 发展“新策略”

2014年宏观经济形势回顾

国际方面。一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转移阵地，美国通过强势美元地位将危机的包袱成功地转嫁给欧洲、日本和其他新兴国家。二是全球经济分化严重，美国稳定复苏、欧元区通货紧缩、日本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普遍降速。美国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欧、日却不断启动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三是大宗商品价格经历过山车，大幅波动，石油、黄金等价格普遍下降。

国内方面。一是三期叠加新阶段（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政策消化），局部风险有所暴露，经济增长压力加大。二是2014年是近年来经济运行最平稳、最接近年初目标的一年。之所以为“最平稳”，是因为2014年3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7.4%、7.5%、7.3%，预计四季度也大概在7.4%左右，全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长相差不过0.2个百分点;之所以为“最接近年初目标”，是因为2011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实际却是10.2%，2012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的目标都是7.5%，实际却分别为7.8%、7.7%、（7.4%）。三是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这些特征包括四类九大特征：最终需求（消费、投资、进出口）、供给（生产能力与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及宏观调控等。四是经济金融改革不断加速。简政放权方面，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中，截至2014年末已取消或下放798项，提前实现本届政府承诺取消或下放1/3的简政放权目标。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财税体制改革、自贸区建设等一系列经济金融改革也在持续推进。五是新业态、新增长点正在涌现。如APP（应用程序）行业、新能源汽车等新业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PPP模式等带来的新增长点不断出现。

2014年银行业形势回顾

银行利润增速放缓，但仍然高于GDP增速。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三季度财报看，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合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9.7%，与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速持平，较2013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国有银行净利润增速大幅下降，三季度同比增长8.3%，减少3.8%。城商行盈利能力增强，净利润增速16.1%，较2013年同期增长3.2%。

规模扩张稳中放缓，集约型成为发展转型方向。三季度末，上市银行总资产104万亿元，环比减少0.3个百分点，同比增速降至11.3%;总负债97万亿元，环比减少0.6个百分点，同比增速降至10.9%。三季度上市银行净息差2.61%，环比增长11bps，同比增长5bps。集约增长取代规模扩张，已经成为银行发展转型的方向。

风险增加，但仍然可控。三季度末，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047亿元，单季增长465亿元，连续三个季度递增（一、二季度不良贷款单季分别增长368亿元、403亿元）。不良贷款率单季上升7bps至1.12%，上行幅度加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08%、0.82%，较二季度分别上升7bps、8bps、6bps。随着不良的明显增长，核销和处置力度不断加大，拨备消耗速度有所加快。三季度末，上市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240%，环比减少15%，较2014年年初减少37%;拨贷比2.69%，环比提升3bps。

银行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热情持续高涨。2013年北京银行设立国内第一家直销银行后，至今有20多家银行设立了直销银行，并推出了类余额宝产品、智能银行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渠道。

银行差异化、特色化正在悄然成型。如北京银行的科技金融、文化金融、直销银行等品牌已很知名;龙江银行的社区银行，包商银行、泰隆银行的小微金融，桂林银行的旅游金融，富滇银行的小币种业务等都做得非常有特色;平安银行、珠海华润银行、昆仑银行等依托集团优势也取得了快速发展。

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国际方面。预计美国一枝独秀，2015年很可能进入加息通道。日本还将实施安培经济学，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欧洲仍将通过降息等方式刺激经济复苏。油价下探如不能有所反转，俄罗斯等产油国将失去收支平衡，陷入短期衰退，甚至可能长期不振。

国内方面。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国内经济形势预计为“四个变化、两个不变”。四个变化。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即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据《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4）》统计，七层银行家认为未来三年中国GDP增长率低于7.5%。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发生变化，即由规模速度粗放型向质量效应集约型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即由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转变。四是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即由传统增长点向新的增长点过渡。

两个不变。一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变的只是内涵和条件。二是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改变的只是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宏观政策方面。明年仍旧是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的重点是经济运行，进的重点是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2015年宏观经济走势对银行业的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银行面临全面转型挑战。一是盈利模式转型。据《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4）》统计，八成左右的银行家认为未来三年所在银行利润增长率将低于20%，四成左右的预期利润增速低于10%。为此，银行原有的利差、规模推动利润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将不得不向靠中收、资本集约维持利润中高速增长转变。二是发展方式转型。“低资本消耗、高收益回报、风险可控”的经营发展方式将成为未来发展方向，银行将加快向小微、零售、投行等新兴业务转型。三是创新动力转变。由被动监管套利向主动服务客户需求转变。

银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一是经济仍处于发展的机遇期，银行仍有发展的基础，利润仍将持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基本面向好，银行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2015年银行业的策略

发展战略调整。一是金融模式要“新”。金融服务要线上线下、跨界融合。业务发展要加快向小微、零售、新兴行业和低资本消耗的中间业务转型。二是创新要“实”，真正落实普惠金融理念，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是体制机制要“活”。主动变革组织架构，再造业务流程，真正形成市场化的体制机制。

组织架构调整。组织架构是促进银行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2013年底，根据战略转型与发展目标，多数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启动了组织架构改革。预计2015年，将是持续深化推动的一年。大批中小银行，也将依据形势政策变化、监管要求、市场竞争、客户需求及自身改革需要等，陆续启动以明确前中后台有效划分为主的架构调整。

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一是根据自身优势特色化发展。如北京银行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车库咖啡等科技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创业贷”、“创业卡”等科技金融品牌，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二是差异化抢抓新的增长点。根据“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上海、天津、福建、广东等自贸区建设，以及PPP融资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差异化抢抓新的业务增长点。三是差异化推进新型业务。如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直销银行、资产管理、资产托管、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提升银行盈利水平和转型发展能力。

坚守风险底线。一是提升风险预警频率和覆盖范围，降低不良发生概率，加强风险预警的时效性和全覆盖。二是深化行业和客户研究，根据行业运行特征和客户需求特点，确定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制定更具实际操作意义的贷前、贷中、贷后风险管理方案，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系北京银行资深研究员）

高自强：用新常态思维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发展方向

首先，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未来走向角度要站准，方法要适当。不应就经济增长论经济增长，而是应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角度来看待这两个问题。现在国家在大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由过去十年那种状态走向一个有序的状态——新常态。我理解新常态的核心特点是以法治为主线来规范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法治将统领各个领域，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竞争的法治社会。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新常态的九个趋势的概括总结非常到位。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来说，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确，就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确保经济增长在各方面都能承受的一个区间内。围绕一个区间来确定动态、变化、灵活、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商业银行要适应的是一个经济增长区间所对应的政策环境，而不是一个经济增长率点位对应的政策环境。社会发展方式决定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也决定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方式，银行应更多站在经济、社会的综合角度来判断宏观经济未来走势和银行自身未来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空间。

其次，在分析、判断银行业2015年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势时，必须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的发展环境变化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过去十年，我国所有的银行都保持了快速的业务发展、快速的利润增长和很低的不良率，商业银行全行业的ROA和ROE水平在各行业是最高的，在全世界也都是最高之列，这在任何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仅归功于银行自身的努力，更应归功于国家利率保护政策和国家经济的连续多年高速发展，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逻辑。但是，有几点是肯定的：第一，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产生了很多问题因而不可持续。目前，经济增速正在换挡，中低速经济增长将是新常态。第二，国家正在严格按照法律标准来审视社会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包括银行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刚刚下发的“银监会48号”文件非常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第三，互联网金融新生业态的快速发展、小微企业融资难贵问题都在倒逼中央银行加快利率完全市场化进程。第四，金融市场正在加速开放，民营银行不但在数量上将会快速增长，而且在发展方式上将会异彩纷呈，挑战并深刻改变着银行业的发展方式。上述几个方面应当是影响银行业2015年乃至未来若干年发展的主要因素。

再次，银行应当适应以上几个方面的新常态，并自觉调整自身心态，自觉将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提升质量、优化结构等内涵集约型发展方式上来，将追求“好与优”放在第一位，将追求“快与大”放在第二;银行的发展不应唯利是图，银行员工收入应照顾左邻右舍。目前，国内经济的增长区间大概预期是7%～7.5%，但是在国际上很多咨询机构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区间在5%～6%都很正常。我个人认为，如果我国经济社会能进入一个高度法治、高度自由竞争、轻度环境污染、轻度权力腐败、轻度两级分化即各个方面比较健康的橄榄型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5%左右就足够了。关键是结构好、各方面协调发展。就像一个人一样，关键不是个头要有多高，而是五脏六腑要健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大家都期望社会变得健康一些，这也是一种新常态。比方说反腐败对经济肯定有影响，但像高档饭店、高档会所、高档娱乐场所都是极少数腐败官员去的地方，这些行业过度发展对多数人并没有多少好处，限制这些行业的发展对多数人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再比如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对多数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果因为限制有害行业的发展而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我觉得是值得的。银行如果指望凭借支持对社会有害的行业、产业和企业来挣取高额利润、个人获得高额收入，实际上是不道德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理论，银行业目前整体的盈利水平远高于其他行业，社会不会允许这样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会通过一些手段进行调整。尽管这样的调整对银行发展会有影响，但对社会是有益的，银行的利益要自觉服从社会的利益，这也应成为一种新常态，银行必须适应这样的变化，对未来的发展预期要看清楚，不应一味追求大、快，更应追求好、优。

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挑战。经济增速放缓挑战传统业务模式。随着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银行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结束，必须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传统制造业困境挑战行业结构转型。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两高一剩”、出口导向的低附加值行业受冲击较大，对银行加快结构转型，降低传统制造业集中度提出迫切要求。局部经济风险暴露挑战资产质量管控。在经济下行周期，一些地区和行业的信用风险将持续发酵，银行资产质量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承受较大压力。

未来金融环境分析

目前，国内金融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化、金融网络化进程加快，监管政策更趋严格，银行需要主动转型，把握发展先机。

未来金融环境带来的机遇。资本市场改革带来综合金融服务需求激增。资本市场加速发展，“银行+非银”的跨界综合金融服务需求增加，银行要积极整合资源，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等业务。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带来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技术进步带来的渠道革命和信息革命在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同时，也带来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银行要加强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推动产品创新、渠道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银行业准入退出机制的逐步形成将带来资本运作机会。未来银行业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准入退出机制将逐步形成，银行要积极把握并购机会，快速做大做强。同时，择机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加深与核心战略客户的合作。

未来金融环境带来的挑战。利率市场化对盈利模式转变提出新要求。银行原有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以及流动性管理面临巨大挑战。要加快向轻资本发展模式转变，并在利率管理、流动性管理和成本控制上更加精细化。金融脱媒化对优化客户结构带来新冲击。金融脱媒的趋势对银行大客户和优质客户形成分流，特别是发达区域、发达市场的优质客户资源转向资本市场，对银行获取和维护客户，进而优化客户结构带来较大冲击。监管强化对经营管理提出新要求。监管更加注重公司治理、资本约束和新会计准则的应用，审慎持续监管措施更为有效，市场化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合规性监管要求日趋严格，对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业务创新等方面都提出更高要求。

总之，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决定了商业银行必须重新梳理发展战略，确立更清晰、更具适应性和特色的战略定位、盈利模式和竞争策略，把握转型提升的方向和路径。

（作者单位：中信银行董监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