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模式变革论文

2022-04-20

摘要:农村家庭经营组织是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围绕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不断推进农村家庭经营组织的变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变革农村家庭经营组织,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制度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村家庭模式变革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家庭模式变革论文 篇1:

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现状调查研究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正处在激烈变化时期,这一变化既体现了农村发展的文明与进步,又给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消除不利影响,应采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相结合;改革户籍制度与改进考试制度相结合;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与就近就业相结合,以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朝着有利于农村家庭建设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农村;家庭结构;结构变迁;原因;影响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居住乡村的人口共80739万,占总人口的63.91%,组建农村家庭数大约2,38亿,占全国家庭总数的半数以上,但这些数据也非常不稳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移民城市,包括农村家庭移民的数量呈明显上升势头,“中国城乡一体化已开始起步”。就目前形势来说,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变化时期,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形式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类型及变迁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间不同的组成方式和组合方式,即家庭是由哪一种或哪几种家庭关系组成。农村家庭结构指的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员间不同的组成方式和组合方式。目前国内学者对家庭结构分类主要按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以及家庭结构完整性两个方面来分析家庭结构类型。从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来看,中国农村家庭主要包括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身家庭和联合家庭等;从家庭成员结构的完整性来说,又可分为完整家庭与不完整家庭,空巢家庭以及隔代就是当前农村不完整家庭的具体表现类型。

为深入了解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的巨大变迁,在实地调研安徽省宋岗村与陈庙村两个行政村发现,这两个行政村的家庭数量在近十年均稳中有降,从1979年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可概括为有所變而又有所不变。所谓不变是指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一直是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主要构成形式。尽管近十多年核心家庭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居家庭结构类型之首。至于联合家庭与单身家庭一直以来所占比例均微乎其微。而所谓的变,就是指空巢家与隔代家庭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常态的家庭结构形式,这也是近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多年中国农村家庭结构最显著的变化。

二、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原因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连。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将对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结构、功能乃至观念等产生全面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物质生活水平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乃至国家相关制度、政策等因素,都对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普遍的分家风俗与计划生育导致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与空巢化。分家是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在财产所有权方面的进一步延伸和体现。自1978年土地包产到户政策后,核心家庭组织生产表现出了有效性与灵便性的特点给中国农村家庭带来了第一次分家高峰。近些年外出务工的增多,年青一代在非农经济中的优势地位,“父辈在非农经营中的权威下降,也进一步加强了子女们的权利意识,促使分家行动加速”(王跃生,2006:358,中国社会学网)。另外,婆媳关系的世俗性紧张的观念也使得父母与儿媳的分家成为必然之行动。作为特定的历史因素,中国普遍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978年后建立的农村家庭。多为一男、一女一男或两女户。按照农村男娶女嫁的风俗,一旦女儿婚嫁、或子女离家上学和工作,以及子女婚后移居城市,都极易形成高比例的“空巢”家庭。

第二,农村教育水平提高与人才输出使农村家庭规模缩小与家庭数量减少。在对农村家庭的个案研究上发现,由于农村教育水平提高,孩子因考学而留居城市的在父母平均年龄40~60岁的家庭中占很大比例,在对安徽省两个行政村调查情况来看,10户中就有3户家庭有子女因考学而留居城市。同时,改革开放也活跃了农村人的思维,很多农村家庭因外出做生意而迁居城镇。农村家庭移居城市,特别是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外出务工的移民化倾向,是城市不断扩大、农村家庭数量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农村老人多眷恋故土,所以大量子女移民城市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村空巢家庭数量的激烈增长。

第三,外出务工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大量农村留守家庭与隔代家庭。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输出多为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通常是年龄20~50岁的男、女性。通过对两个行政村比较研究发现,完整结构的农村家庭占全村家庭比例相当低。只有家庭主要劳动力在非农忙时节能就近就业的,才能避免外出务工。调查数据显示,宋岗村360户中,有完整家庭近80户,占全村家庭总数的22%;而陈庙村全村220户,完整家庭只有30户,仅占14%左右。这是因为宋岗村地处市郊区,农民去城里务工比较方便,所以其完整家庭数量同比不靠近市区的陈庙村比例稍高一些。而那些必须常年外出务工的势必造成大量留守儿童和老人组成的留守家庭和隔代家庭。受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受与农民工子女上学相关的户籍、学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夫妇出外谋生时不得不将未成年子女留给老年父母照料,这也是隔代直系家庭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产生的不利影响及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现行家庭结构变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完整家庭情况下,核心家庭数量的上升、家庭结构简化及规模的缩小、农村家庭移民城市等都说明中国农村家庭不管在家庭观念、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都逐步迈入现代化家庭行列。但是由于农村经济与相关社会保障体系仍待发展与健全、阻碍城乡一体化因素仍旧存在,使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从而制约农村家庭结构健康发展。这些既是农村家庭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不仅影响了中国农村家庭建设而且影响到新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相结合,解决农村老人“老无所依”困境。家庭结构简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关系削弱,家庭养老资源趋于萎缩。这对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之上的农村传统时代的家庭养老方式是个巨大挑战,因而对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要求提高了: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92%,而且老年人口将以每年3-3%的速度增加。

2009年9月4日,《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国发[2009]32号”文件形式正式发布。新农保政策的出台为广大农民带来的福音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受保险待遇不能完全满足养老需要以及目前

普及率低等问题的制约,还要大力倡导社会扶持。这类社会扶持包括农村政府继续推广农村低保户相关政策;加大对舆论宣传,促使社会各界人士帮扶计划实施。其中,对于绝大多数有子女的老人,还应通过舆论宣传教育以及必要的法律约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保障农村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第二,改革户籍制度与改进考试制度相结合,解决因接受教育而不得不留在农村的留守兒童问题。留守在农村读书的孩子,不仅给年迈的老人增加了生活负担,而且由于长时间的亲子关系缺失导致的儿童人格发育问题,也一直备受世人关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考试制度还与户籍制度一直紧密挂钩,户籍和学籍壁垒,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要么学业半途而废甚至贻误学业,要么与父母分开,返乡读书。所以要想打破这一壁垒,需要政府建立一种与户籍分离的学籍管理制度。例如,将农民工子女的升学需求纳入整体教育规划之中,逐步放开招生限制,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流人地参加考试录取,给流动人口更多平等的公民待遇,解决“上得了学却升不了学”的问题,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教育公平。

第三,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与就近就业相结合,解决农民工长期不能照顾家庭的问题。鼓励农民就近就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把工厂建在农村;另一个是农民到家乡辐射范围近的地方打工。通过这两种方式,既能满足农民农闲时创收的愿望又能照顾到自己的家庭。许多农民工经年外出务工,获取了熟练的生产技能,积累了一些资金。政府应该加强宣传、给予一定优惠条件和提供技术与资金的支持,鼓励有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事实上,走访也发现,现在有些农村集镇已经存在由农民工返乡创办的半成品加工厂。但由于地理条件、技术和资金等诸多限制,规模较小,可容纳就业人员有限。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及到附近或周边城市打工,也是目前中国仅依靠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实现小康生活的情况下,解决农民工长期不能照顾家庭问题的比较有效的途径。

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人分配年度报告》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人往高处走,社会离不开迁徙自由》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的城乡差距还很大,真正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最大的特点不是城市比我们发达的多,而是他们的全面发展——。”消除农村不合理家庭结构形式,保证和实现农村家庭功能的发挥和家庭关系的调整,是建设中国新农村家庭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3]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州[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4]李银河,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5]黄润龙,中国空巢老人家庭状态[J],人口与经济,2005,(2).

[6]周智娟,康祥生,当代中国家庭变革走向[J].求实,2000,(10).

[7]安秀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的变化及其影响[J].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3).

作者:赵 静

农村家庭模式变革论文 篇2: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家庭经营组织制度的创新实践

摘 要:农村家庭经营组织是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围绕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不断推进农村家庭经营组织的变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变革农村家庭经营组织,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制度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农村家庭经营组织;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1]农村家庭经营组织作为我国集体产权制度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安排。农村家庭经营组织是指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成员的个人劳动为基础,使用自有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道·诺思认为:“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社会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的,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2](P2)马尔科姆·卢瑟福指出:“制度是行为的规律性或规则,它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它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它要么自我实施,要么由外部权威来实施。尽管组织也可以视为一套一套的规则,但规则只在内部适用。组织有章程,组织是集团行为者,同样也受社会规则的约束。”[3](P1)依据上述说法,本文所指的组织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指一种制度的具体安排;其二强调组织的角色、行为的特点。

一、以土地所有权

为基础的农村家庭经营组织变革

农村家庭经营组织作为一种经营方式,受生产资料所有制支配,是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村家庭经营组织是私有制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农村家庭经营组织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正是运用农村家庭经营组织的这个特点将其作为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中间环节和有效形式。

(一)耕者有其田实现了农民的梦想

中国传统农村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鸦片战争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西方廉价商品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下开始痛苦解体。以家庭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遭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西方工业国对我国的经济渗透和掠夺,迫使传统农业为其提供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二是中国自身工业化进程对传统农业在资金、产品、市场和外汇等方面的要求的压力。[4](P75)在双重压力下,我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濒临破产,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模式遭到瓦解。如何改造中国农村经济?长期以来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案。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梁漱溟等人宣扬农村和农业改良方案;中国共产党倡导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方案;等等。

实践证明,只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深谙“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5](P47)的思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从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形成了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政策。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6](P336)。

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实现了农业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在生产条件没有多大改善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农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53.4%,年均增长15.3%。[7](P106;P146-240)土地改革作为制度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制度绩效,为国家的工业化、民主化开辟了道路,这是摧毀封建社会、改变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贫雇农摆脱了对地主、乡绅的人身依附,成为农村中的主人,中农阶层在农村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据调查,从土地改革以来到1954年末,贫雇农由占农户总数的57.1%下降到29%,中农则由35.8%上升到62.2%。[8](P44)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清除了根本性的社会制度障碍,土地改革不仅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为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改变小农生产大国的性质。

(二)合作化提高了家庭经营的能力

土地改革的完成,以小块土地私有为特征的农民个体经济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结构中的基本形式。据估计,当时我国农村中自耕农(指不进行雇工经营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85%—90%。[9](P86)这种农民的个体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工具简单落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和工业化对粮食以及各种原料作物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10](P910)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1953年12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11](P661)。

要使农业有较快发展,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只能走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组织的互助组,1953年初到1955年上半年大办初级社,1955年秋到1956年底大办高级社。高级社阶段的特点是农民个体所有制完全被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所取代,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

纵观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它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工业化和城市化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化理论,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通过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经济,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为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国家初级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的合作化运动确实也存在偏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2](P14)总的来说,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的飞跃,也是对传统经营方式变革的尝试。但它片面强调了传统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忽视了家庭经营的历史继承性及合理性。

二、以承包经营权

为基础的新型家庭经营组织确立

以土地公有制代替土地私有制,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是,在农业生产力处于手工劳动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实践证明,“一大二公”的集体统一经营似乎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但并非是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必须在区分所有权与承包权的前提下,建立土地公有制的家庭承包经营形式,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一)以社队经营组织为主体的探索

1958年推行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着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在所有制上,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统一支配和使用。在分配制度上大搞平均主义,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在实际运行中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一度曾实行所谓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大食堂”,取消自留地,限制搞家庭副业,不仅限制了农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也限制了农民的家庭日常生活(不能在家做饭)。这就导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窝工混工现象十分严重,农民的积极性遭到严重的挫傷,农业生产产值急剧下降。

1961年,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并规定这种制度至少三十年不变;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解散了“大食堂”,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经过几年的调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直到1965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公社统一经营虽然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必需的资金积累,也为农民提供了必要的福利保障。但是,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在经营决策上几乎处于无权地位,成为单一提供劳动力的生产者,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又使得客观上存在着差别的劳动得不到相应的报酬,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短缺状态,人民生活困难。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还多达2.5亿人,贫困人口发生率高达30.7%。[13](P31)据广东农业部门资料:1978年广东省农村集体分配人均50元以下的生产队达98 699个,占总队数33.2%;人均月口粮30斤原粮以下的生产队87 493个,占总队数29.4%。[14](P47-56)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人民公社因其固有的弊端,在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最终被中国农民所抛弃。

(二)以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家庭经营组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范围内经历了由不联产到联产、从包工到包产到户再到包干到户的变化过程。1979年,比较普遍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是包产到组。1980年9月,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包产到户责任制就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由农户承包耕种土地,生产由农户自行安排,但仍实行包产部分统一分配。包产到户责任制意味着农户开始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民重新取得对土地相对自主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实现了劳动者与土地的直接结合。

在实践中,包产到户又发展成包干到户,即人们常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大包干。大包干的产生标志着农民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主体。农民既是生产劳动者,又是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农民再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82年6月,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67%;[15](P41)1983年增加到98.3%;1984年底,实行大包干的占总数的99.1%。[16](P10)至此,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都确立了统分结合、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大包干形式。

有专家指出,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多数地区只在1978—1982年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过,以后实践中实行的恰恰是家庭承包制。[17](P283)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的特点是以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为特征,以农户的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它以家庭作为基层生产经营单位,把农民的劳动权与生产资料使用权直接结合,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重新得到了自主权。它改革了农村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从而克服了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端,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绩效。据有关人士统计,1978—1985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年均达到15.2%,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18]

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1997年,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创和推行引发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中国经济也从短缺经济时代而迈入到剩余经济新阶段”[19](P98)。实践证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以三权分置

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新实践

随着农业生产从以手工生产为主转变到以机械化生产为主,农业对劳动力的吸附力逐步减弱,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转移。与此相适应,一方面农业生产在机械化的支撑下向规模化经营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提出了土地流转的要求。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支配下,土地承包权越来越显示出福利保障功能,而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经营权出现了规模化的倾向。以经营权为基础,出现了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新实践。

(一)家庭雇工经营等承包经营的新实践

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多年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频繁出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多增产而少增收、增长源泉枯竭、交易费用上升、不确定性增加,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集体上访日益频繁,耕地粗放经营和撂荒等现象。农村很多地区土地碎片化导致适度规模经营缺失、集体统一经营的服务与管理功能严重缺损。据统计,我国农户的户均耕地只有0.52公顷,即只有7.8亩左右[20](P61)。如何改变分散、均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促进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逐步走向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产量?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一些地方实施了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反租倒包”与“承租反包”、土地经营权的入股(股份合作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制度改革,出现了家庭雇工经营(种田大户)、集体经营、合伙经营、股份经营、合作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

种田大户(家庭雇工经营)是在原有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推行土地的集中与流转,扩大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实现的。种田大户一般以种养业、生态旅游业等为主,辅之以农副产品加工和营销,具有自主决策、经营主体多元化、经营形式多样化、实行集约化经营等特点。20世纪90年代初,由双田制改为股份合作制,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将土地量化入股,成立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负责对耕地的保护和收益分配,把土地以股本形式交给种田能手,成片耕地发包,为种田大户提供了舞台。

集体经营又称集体农场,包括村办农场、农业车间等。这种组织的生存前提是非农产业发达,社区集体组织有能力以工补农的一些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大多数农民已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种粮收入在农户的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农民对粮食生产缺乏热情,为防止粮食生产的滑坡,由地方政府干预,把村办(集体)农场作为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

一些分散经营的农户自发地联合起来,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合作社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为其成员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宗旨的新型合作组织,其形式有各种专业技术协会、农民协会等。合作社的优点是:它是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参与者有“退出权”;符合农民的意愿,与农户的家庭经营并行不悖;它能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上述家庭经营组织的完善与创新形式多样、特点各异,各地区可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合本地区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

(二)三权分置下的现代农村经营组织兴起

从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走向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或家庭农场经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规模经营的关键不是所有权和承包权问题,而是经营权问题。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指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1](P99)这是沿着经营方式变革路径形成的重大创新。

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都属于家庭经营性质,都发挥了家庭经营组织形式的优势。专业大户主要是指以农业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生产为主,初步实现规模经营的农户。家庭农场一般是指在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独立的农业法人。它是以适度规模的土地为载体,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实践表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经济实力、融资能力、采用先进科技的能力都比普通农户强,具有现代农业特性。家庭农场在发展订单农业,带动小规模农户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都是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前提的。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提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22](P2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规定,“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23](P69),即“三权分置”。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承包土地的权利由农户享有,实际经营土地的权利由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享有。

“三权分置”明晰了土地产权关系,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权益,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创新,也给予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理论探讨明确的回答。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指出,“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形成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24](P8),“鼓励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提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24](P9)。目前,土地流轉、入股、合作以及生产托管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

四、农村家庭经营组织变迁

对完善经济制度的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农村家庭经营组织的变迁,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缩影。完善农村家庭经营组织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坚持土地公有,推动共同发展

土地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和根本内容。我国宪法否定了土地私有制,规定了我国土地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指出,“不得以买卖宅基地为出发点”“要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平衡好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实践证明,土地公有制禁止人们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夺,有利于消除因土地占有形成的阶级固化和阶级矛盾,有利于使国家摆脱历史周期率和形成超稳定的治理,有利于大规模地推进社会化和现代化建设。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条件下,人类在土地之上创造的社会财富大幅增加,人们完全可以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开展竞争,通过多种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角度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集体产权制度上,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这一点不容模糊,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等使用权可以放开给个人并对其归属予以界定。当前政策允许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向农民放开,既是尊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连续性,也是对现代化条件下农民利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农村集体福利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放开土地经营权是一篇大文章,不同所有制主体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优势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益,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然,国有农场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领军作用,也要进一步完善基本经营制度。

(二)注重历史传承,尊重客观实际

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变迁表明,不论是土地农民所有的家庭经营,还是土地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制、家庭农场等组织形式,都尊重了我国广大农民具有较强烈的家庭观念的现实,也从经济关系上巩固了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中,能最有效地建立经济利益纽带的还是血缘关系。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天然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决策上主要依靠家长的权威和家庭成员中的互相谅解,使家庭制较依靠法制约束的体制更能节约管理费用和给生产单位带来合作的利益。

在城镇化过程中,保留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和相当数量的家庭传统经营,有利于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平稳转型。在我国,土地是农民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福利功能,成为现阶段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根据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就业形势的变动规律表明,一旦农业领域外的就业发生波动,收入得不到保障,退回到土地上来仍然是大多数农民的选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政策制定,特别是新时代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顺应了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更好保障了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

家庭经营模式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水平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家庭经营就其土地经营规模与资本数量,绝大多数还是小批量生产,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农场相比。但这种小生产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适度规模化了的商品生产,是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我国初级阶段农业生产力构成要素来看,人多地少,土地总体质量差,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品率和商品率,是我国土地经营的必由之路。由于资金缺乏,致使我国土地经营的有机构成不高,需要投入较多的活劳动以实现这种精耕细作。较多的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要靠投入较多的活劳动实现单位面积产品率和收益率的提高。

(三)尊重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实质是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尊重农民利益和意愿,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回顾我们党近百年的光辉历史,虽然大跃进出现偏差,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造的失败,但总的看党在革命、建设各个时期都能牢记初心使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强调,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

维护农民权益,要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结合起来。当前,我们正在集中力量推进扶贫攻坚,实施精准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农村短板,奠定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也包括了对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如何推进乡村治理,完善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各项治理体系,提高村民治理能力,确保“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完善农村经济制度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N].人民日报,2019-11-06(5).

[2] [美]道·諾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M]//北京大学中国 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5.

[3] [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 和新制度主义[M].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9.

[4] 刘占昌,贺耀敏.跨世纪的农业——中国农业现代化探 索[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5]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王恩光, 等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 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M].北京:农业 出版社,1989.

[8] 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0.

[9] 陳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 方向新.农村变迁论——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与发展研 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14] 蒋励.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史上教训深刻 的一页[J].学术研究,2002(10):47-56.

[15] 陆学艺.中国农村现代化基本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2001.

[16] 郭书田.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十年[M].北京:农业出版 社,1990.

[17]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 的世纪反思[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8] 高志英.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幅波动分析[N].中国经 济时报,2001-04-17.

[19] 邓正阳.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J].社会主义研究,2016(1):98-104.

[20] 黄丽萍.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 出版社,2007.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 研究所.工业化:中国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40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 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J].农村实用技 术,2017(8):8-10.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Rural Famil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ystem

LIANG Li1,WEI Xian-fa2

(1.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enyang 110847,China;

2.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Party School of the He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e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收稿日期: 2020-1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柏坡时期建国方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研究”(19BDJ049)

作者简介: 梁丽,辽宁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魏先法,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作者:梁丽 魏先法

农村家庭模式变革论文 篇3:

现代农村家庭关系变迁研究

摘 要:社会的转型给农村传统家庭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以余丁坝村为个案,将农村现代家庭关系的变迁纳入社会变迁的视野来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农村传统家庭关系中,父权夫权制逐步瓦解,家庭关系从主从型逐步过渡为平权型。

关键词:现代农村家庭;家庭关系;变迁

一、研究背景

国家的存在是以家庭作为基础的,没有家庭的存在,国家就是无基之厦,无水之源。所以,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而家庭之所以能成为人们的温馨之所,幸福之地,是因为社会赋予了家庭一些不可替代的职能。随着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农民交往的扩大,家庭父权夫权制开始式微,家庭蕴含着潜在的和事实上的冲突。社会的急剧变化,给现代农村家庭带来很大的冲击,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家庭面临着不同的压力或困扰。因此,现代农村家庭如何积极有效地迎接社会变迁的挑战,是众多家庭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建设和谐的家庭关系,也就成了每一个家庭成员所关心的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的任务是建设和谐家庭”[1]。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之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现代农村家庭关系发生了哪里变迁呢?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个案概况及研究方法

余丁坝村隶属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距离村委会3公里,距离镇政府13公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夏秋多雨,冬春干旱;干湿分明,雨热同季;雨量偏少,常多干旱。年平均气温15℃左右,坝海拔1860米,适宜种植粮食、烤烟等农作物。全村99户,385人,劳动力220人。彝族377人,汉族8人。耕地499亩,人均高稳产农田地面积0.65亩。

本研究采用实证方法,以余丁坝村为个案,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问卷抽样调查62户,有效回收问卷60份。问卷结果使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三、理论分析框架

家庭关系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等。[2]家庭关系又可以称为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在研究家庭关系中,我们研究的范围是现代农村家庭,一夫一妻制是现代农村家庭的基本家庭制度。一夫一妻制家庭,其重要的关系是以夫妻为横坐标的婚姻关系和以血缘为纵坐标的亲子关系。其他的家庭关系都围绕着这两种关系发展扩大。

家庭关系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已有的资料,从血缘关系方面指出,家庭关系就是增殖。他们从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亲属制度。“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的亲生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反之,一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妹或表姊妹。这并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观点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一个完备的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现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3]亲属关系其实质就是家庭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很早就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已经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证明了,但是它一定是存在過的,否则,就不会产生与它相适应的亲属制度。”[4]

人们通常都生活在家庭中间,具有一定的家庭地位,扮演着一定的家庭角色,而一个人的家庭地位,受到社会地位的制约,社会的变迁会引起家庭关系的变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余丁坝村现代家庭的功能、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家庭关系无疑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家庭结构首先影响家庭关系的多少。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意味着家庭关系种类多,而且比较复杂,而核心家庭意味着家庭关系种类较为少,而且关系也简单。另外,家庭结构也影响着家庭关系的和睦程度。复杂的家庭结构,就有着复杂的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复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家庭分工等方面必然会有矛盾和摩擦。

家庭关系的变迁不像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关系变迁,它是一个渐进的、复杂的、久远的过程。家庭成员的权利、地位的平等程度反映着家庭关系变迁的实质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考察家庭关系变迁的情况。

四、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研究基础,假设在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农村传统的家庭关系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而由于每一个家庭的发展都必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决定了农村家庭关系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变迁。

余丁坝村属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落,父权夫权制的家庭关系本应该占有统治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家长(父或夫)的控制权力逐渐散失,权力分散,父权夫权制开始逐步瓦解,家庭关系从主从型逐步过渡为平权型。

五、传统家庭关系的分析

(一)传统家庭关系

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关系是与父权夫权制相适应的一种主从型关系,体现了夫妻长幼的不平等。儒家的社会思想强调了家庭对整个社会的安定,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儒家归纳了人间的五种基本伦理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中,家庭关系就有三项。社会伦理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三纲中,家庭关系又占了两项。父(夫)权力在家庭中高于一切,家庭里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家长(父或夫)手中,所谓“家无二主,国无二君”。家长(父或夫)对子女有教育惩罚的绝对权力。“子不教父之过”、“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就是这种权力的体现。家长(父或夫)对家庭财产有绝对的处置权,家庭财产为家长所有,子孙不得擅自动用,处分家产。家长还对子女的婚姻有决定权,可以为儿子选择妻子,为女儿挑选丈夫,子女必须服从家长的包办婚姻,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二)传统家庭关系形成的原因分析

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形成与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我国的农村生产是以土地为资源的农耕生产。农业是家庭经济的主要产业,农业收入也就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基础。耕田种地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男性由于在体力上有优势,他们就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这样,父权夫权制就有了经济基础。在家庭的性别角色上,妇女在家庭分工中主要承担着家务劳动,男人无可厚非承担了耕田种地、当兵打仗的事务。从而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观念。这种观念无疑束缚了妇女的发展,也使“男强女弱”的社会观念得到了深化,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

在小农经济和宗族制度下,农村家庭以男性为中心,家庭财产的继承也必须是男性,家庭关系形成了以父子为主轴的关系,妇女只处于家庭中的附属地位。她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依附于拥有生产资料的男子及其家庭。恩格斯在研究家庭从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转变时指出:“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须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5]在家庭的演变过程中,男子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女子不在像母权制时有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6]一夫一妻制一开始就具有它的特殊性,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7]

六、现代农村家庭关系的变迁

现代农村家庭关系主要是以夫妻为横坐标的婚姻关系和以血缘为纵坐标的亲子关系组成,我们可以通过家庭中夫妻的权力地位和平等程度来分析,用日常开支的决定权、家务分工、婚姻的满意度三个指标来度量,本研究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余丁坝村为个案,深入分析现代农村家庭中的关系是平权型关系还是主从型关系,夫妻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还是感情之上。

(一)日常开支的决定权

家庭关系中的权力执行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家庭关系。家庭的权力执行可以用日常开支的决定权来反映。在农村的日常开支中,大宗的开支一般体现在家庭耐用品的购买上。所以,我们从家庭耐用品的购买决定权力来考察家庭關系。

通过对余丁坝村的调查表明,在购买家庭耐用品时,“夫妻共同商量决定”的家庭占到了61.7%,“全家共同商量决定”的占了16.7%,而丈夫或妻子单独决定的比例合计不足20%。各年龄组中“夫妻共同决定”和“全家共同决定”这两个指标的比例较高。很显然,在家庭的大宗开支上,妻子有非常高的参与权。访谈中发现,多数家庭的钱财是由妻子保存和管理的。而且,其他家庭成员在决策过程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参与。

统计结果也显示,在购买家庭耐用品的过程中,丈夫单独决定的家庭占了15%,妻子单独决定的比例只有1.7%。单从这组数据看,一部分家庭中,丈夫的经济支配权还是高于妻子的。我们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该村一部分家庭中的“当家人”是丈夫。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丈夫由于身体强健,而且能够争取各种有利于家庭发展的资源,成了家庭经济的支柱,自然也就成了家长。另外,传统农村家庭的父权夫权制对该村还有一定的影响,家庭的居住方式仍然从夫居住,家庭财产的继承方式依然是“传男不传女”。这就导致了该村一部分家庭中的丈夫在家庭经济中占有的支配权力比妻子要大。

由于家长掌握着一家人的经济命脉,家长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人际关系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首先表现在财产的控制方面,一家之主掌握了全家的经济命脉,其他家庭成员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没有了家庭经济及权力。所以,家庭中的大宗开支决定权体现了家庭成员在家庭中地位,而且反映了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从统计数据可知,余丁坝村现代家庭内部关系已经发生了变迁,父权夫权制度正在式微,夫妻、父子的经济权利和地位日趋平等。

(二)家务分工

在农村家庭中,家务由谁来承担是家庭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家务全部压在妻子的肩上,而家务劳动是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承认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妇女曾经一度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交活动之外,在就业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歧视。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现实使妇女的地位处于一个从属地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余丁坝村的家务分工有了一些新变化。

家务的承担以“妻子为主”的家庭占到了43.1%,“夫妻共同承担”的家庭占了27.6%的比例,“全家共同承担”的家庭占到了17.2%。数据表明,该村的家务还是以妻子承担为主,但和以往比较,妻子包揽家务的情况是有所好转的。虽然,家务分工发生了这样的改变,但我们认为,绝不会发生家务承担由“妻子为主”转向由“丈夫为主”,因为农村农业生产对男子特殊的劳动能力的需求是不可能被妻子代替的。但是,我们可以预测,丈夫在家庭中与妻子共同承担家务的比例还会上升。因为现在丈夫能与妻子共同承担家务不但会受到邻里的“称赞”,还能得到妻子的表扬。在做田野调查中,我们参加了一户人家的婚礼,发现在厨房里掌勺的大多是男子,而在旁边帮忙的多是妇女。这证明,农村现代家庭中的男子不仅“能上厅堂,也能下厨房”。为了证明我的预测,我们利用被访者的年龄结构和承担家务情况做了交互分析,发现随着结婚年代的推后,夫妻共同承担家务的比例在逐步上升。

通过以上的分析表明,农村现代家庭的家务分工已经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中逐渐走出来。丈夫承担了一些以前由妻子全部包揽的家务劳动。“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将是未来农村家务分工的主要模式。

(三)婚姻的满意度

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考察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我们从“您对自己的婚姻是否满意”、“当您的身体不好或劳累时,配偶是否关心”、“当发生口角时,夫妻之间是否发生过动手的情况”等几项指标来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表明,被调查者对自己的婚姻持有非常高的满意度。“非常满意”的占15.8%,“比较满意”的家庭占29.8%,“满意”的家庭占49.1%;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家庭合计只有5.3%。

婚姻满意度有如此之高,说明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非常和睦,夫妻之间的感情甚笃。当然,夫妻良好的感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夫妻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体贴之上的。当夫妻一方身体不好或劳累时,“从不关心”和“有时关心”的只占到11.8%。而且,“有时关心”的指标是一个变数,因为,农村最忙的时候是庄稼的收种。在收种过程中,几乎全部家庭成员都要服从于庄稼收种这个大局。全家人都可能处于疲惫状态,从而相互关心的程度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从总体上看,夫妻之间的相互关心占有绝对高的比例。

反映婚姻满意度的另一个方面是“当发生口角时,夫妻之间是否发生过动手的情况”。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夫妻都发生过争吵,但是,他们都表示,夫妻之间吵架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从统计的数据看,当发生口角时,有88.7%的夫妻“从未发生过动手打人”的情况。只有8.8%的家庭里,丈夫偶尔动手打过妻子。在做访谈时,我们特意了解了丈夫动手打妻子的家庭。在发生过丈夫打妻子的5户家庭中,有3户是由于丈夫好吃懒做,又无本事,而忍无可忍的妻子咒骂几句,就遭到了丈夫的打骂。据当事人叙述,打骂一般都不会太严重。因为,如果妻子被丈夫打骂,妻子可能会以离婚作为威胁,丈夫则以“打是心疼,骂是爱”的方式草草收场。因为无本事,好吃懒做的男人是难以再婚的。另外,只要发生打骂事件,邻里会及时来制止,相劝。

我们对家庭婚姻满意度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别考察了该村婚姻家庭中的两个要素,即“最后决定婚姻的人是谁”和“婚圈”。因为,“最后决定婚姻的人是谁”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婚后夫妻的感情亲疏,如果是自由恋爱,自己做主的婚姻,那么,婚姻的满意度就会高一些。如果是包办婚姻,婚后夫妻关系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强扭的瓜不甜”,还有一种是“背着娃娃谈恋爱”、“先结婚,后恋爱”。为什么考察夫妻“婚圈”呢?我们认为,婚圈也影响着夫妻关系。婚圈的半径短,夫妻在结婚以前彼此熟悉的程度就高,而婚圈的半径长,婚前夫妻之间的熟悉程度相对会低一些。在做访谈中,我问了一些夫妻“为什么要找本村或本村委会的人成家”,他们的回答出奇的一致,“本乡本土的容易了解,与一起长大的人结婚,心里踏实”。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该村的婚姻中,“父母决定,征求本人意见”和“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的家庭占有较高的比例。说明年轻人在选择伴侣时有很大的自主权。“父母决定,征求本人意见”的比例虽然占了45.8%,但最终还是经过婚姻当事人的同意才缔结连理的。“父母决定,征求本人意见”与“父母包办”是有本质区别的。父母包办是强制性的,父母的意见就是子女的意见。

从婚圈情况来看,结婚前,夫妻俩是同村的占了23.7%,同村委会的也占到了16.9%。而非本县的只占8.5%。说明该村通婚半径较小。这种小范围的通婚,除了“相互熟悉”外,还因为彝族有民族内婚的传统,年轻的彝族男青年往往喜欢娶本民族的女青年作为伴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通婚的半径,为高满意度的婚姻种下了种子。

七、制约农村现代家庭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一)生产方式的制约。家庭关系的变迁与生产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9]换句话说,社会制度、家庭、阶级组织等都是由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家庭。

(二)家庭制度的制约。什么样的家庭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家庭关系与之相适应。传统的家庭制度是父权夫权制度。丈夫或父亲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但控制着财产,还支配着其他家庭成员。在这样的家庭制度下,妻子只能处于附属的地位,只能遵从于社会规定的“三从”角色,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從子”。恋爱结婚的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家庭制度下的父子关系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父亲掌握着子孙的命运。任何家庭成员都要遵守“夫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社会准则。所以,在父权夫权制家庭制度中,家庭关系是主从型的。而父权夫权制瓦解后,现代农村家庭关系是民主型的、平行型的。妻子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妻子可以参与家庭事务的管理和经济的支配。子女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而且,婚姻自主,恋爱自由。

(三)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的制约。家庭关系时常受到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政治影响家庭关系的典型时代是“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间,家庭关系被严重扭曲为“亲不亲、阶级分”的价值观,家庭中的部分成员一旦沦为“专政对象”,就会造成家庭的解体,家庭关系被回避或被否定。在田野调查中,一位曾经是小学老师的老人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结婚时的情景,他说,年轻男女结婚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文革”中,却被人冠予“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的称号。“文革”把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动物世界。

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三部《婚姻法》的实施,把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婚姻法》的核心就是规定了家庭关系中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把抚育子女、赡养父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

文化的影响主要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这些规范各个民族有其特点。比如彝族传统的婚姻是民族内婚、等级内婚。宗族的管理使用家支谱牒,姓名使用子名连结父名的方式。

(四)家庭结构的制约。家庭结构对家庭关系的制约作用表现在家庭的类型上,核心家庭类型中,人口规模相对要少,家庭关系要简单得多,最小的核心家庭中只有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这样的小家庭里,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较容易统一,因此,也就容易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而在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中,家庭人口规模大,关系也比较复杂,除了夫妻的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外,还有婆媳关系,公婆关系,甚至是妯娌关系,爷孙关系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要达成一致的意见非常困难,家庭和睦的程度也会大大降低。家庭类型复杂,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里,家庭成员的文化教养、知识结构和社会阅历各不相同,娶来到媳妇各自的家庭背景也不尽相同,在理想、兴趣和处理事务的方式上也各有千秋。在这样的条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就不可避免。

八、小结

通过对余丁坝村现代农村家庭关系的变迁分析,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我们对家庭关系的理论假设,即父权夫权制开始逐步瓦解,家庭关系从主从型逐步过渡为平权型。

从总体上看,余丁坝村夫妻关系非常和睦,反映出农村现代家庭对婚姻质量和家庭关系的重视。农村的妇女地位已经较以前有较大提高,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是主导型的,家庭关系逐步走向民主的、平权的家庭关系。

参考文献:

[1]永春.家庭和谐初探[J].新华文摘,2008.(10).

[2]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

[3][4][5][6][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25.51.50.58.

(责任编辑/田苗)

作者:王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