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是一个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复杂过程，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建国史研究对这一重大变革，多是侧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宏观叙述，因而并不能完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复杂社会面像，忽略了中共在建国过程中的诸多事实细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 篇1：

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变

[摘要]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转变，更新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些转变包括：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以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由静态的线性逻辑分析转向动态的政治过程分析，既重视由微观个体行为的互动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活动，又重视制度结构、组织模式约束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从不同侧面间接地承认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的推动下，研究方式完成了自19世纪中后期便已经开始的重要转型，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催生了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3大学派。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还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从根本上制约着相关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剖析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上发生的转变，对于厘清当代西方政治学错综复杂的知识图景，把握其主旨脉络和发展趋势，批判地汲取其积极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具体实践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政治实践。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之所以缺乏科学性而遭到摒弃，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分析建立在凝固不变的起点上，从事物的抽象本质出发。同时充斥着思辨式的逻辑演绎和价值判断，因此具有极大的主观任意性。例如，从先验的抽象人性出发，推导出包罗万象的政治状况并加以解释。这种万能公式型的主观分析路径，对于探索规律和指导实践来说，效用不大。

19世纪中后期，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些政治学研究方法开始被用来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如“历史一比较分析”法、“法制研究”法和“机构研究”法，并且逐渐取代了沿用已久的传统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风靡西方学术界的行为主义革命，提出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传统的政治学，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该是陈腐的历史文本或静态的制度机构，而应当回归到发展变化的现实政治生活。但是，行为主义学派却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政治过程的资料收集和情况介绍上，而不是放在政治运作的理论探讨上。因此，这一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凝固的(是事实而非现实)，没有任何“活”的和“能动”的因素发挥作用，加之研究方法又片面地追求分析的可演算性，造成理论的内在逻辑呈线性化和封闭化，结果只能是刻板地和机械地描述一些政治现象。这对于发展变化着的具体政治实践来说，很难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和建设性的意见。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兴起后行为主义革命。政治学研究开始放弃用所谓的纯科学模式来精确解算政治活动的理念，承认历史有机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理论的科学性定位于真理性标准与实践性标准的统一。后行为主义学派主张，把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当作理论研究的起点，把研究人的行为活动过程与社会的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构建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进而指导政治实践。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在实际操作层面(运用经济学工具)发展了后行为主义的理念。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学派则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个体的行为(包括自利行为)受到现实的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制约与驱动。

传统的政治理论总是主观设定绝对的、先验的概念作为分析起点。无论这个起点是抽象的伦理原则，还是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理想化政治制度，都是用社会意识(思想动机)说明社会存在。这样就颠倒了(社会)意识与物质(社会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至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使用“关注历史文献”的比较方法，马克思早就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认识社会历史的经验论方法，无法“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最终只能得到“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不同意使用机械唯物论式的研究方法，把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归结为纯粹的数量关系。忽略了所依据事实的历史性质，忽略了事实本应是能动人的现实活动，集中体现着这种方法的不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内涵着实征科学基点：第一，从事政治实践的现实人。第二，现实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遵循经济规则。政治学要从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人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要“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的动因。第三，现实人的政治行为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受到“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

作为引领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率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传统政治学中的唯心论、经验论和机械唯物论，倡导以实践为价值核心的唯物主义分析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由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主张研究要面向人的政治活动，既强调个体政治实践的经济动因，也重视制度性因素的政治规范效用。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某种类似。

分析过程由静态思辨转向动态生成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过程由静态的、线性的逻辑推导，转向动态的、开放的生成过程。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除了理论起点的抽象化和凝固化之外，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整个分析“采用演绎的方法，从一个普遍的前提推导出特定的结论，”试图通过静态的、收敛性的形式逻辑去认识动态的、开放式的现实活动。

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学家始终秉承形而上学的研究理念。他们仍然以制度、历史文本或者政治信息作为分析的前提，期待着“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自然科学工具所进行的处理，能够还原出政治活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70年代，数学(逻辑)和物理学的新进展彻底粉碎了人们的幻想。科学家们发现，用单纯数理(演绎)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描述静态事物(包括机械运动)，却无法精确地模拟发展变化

着的有机系统。热衷于精巧的公式和算法，结果将陷入大堆的具体数据而不能自拔。对于有机系统，尤其是社会政治过程，只能结合实际，辅之以，甚至主要以动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

后行为主义学派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最优的结局。历史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能否找到绝对正确的逻辑框架去预测政治活动的结果并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的是讲究科学的行动策略，亲身体验和亲自从事政治活动，发现问题和矛盾，拿出解决方案，在个体的政治参与中把握政治运作的特点和规律。这种方法从微观的实践活动出发，重点考察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生成性地理解宏观政治行为，力求揭示出政治活动的内在机制。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的产生及其向经济学的渗透，理性选择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更多地采用科学实验手段，利用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其中，理性选择学派主要“讨论利益各异的行为主体如何达成集体决策”：新制度学派除了认为“任何组织制度都产生于人们的政治互动行为”，更多地则关注“组织制度一经产生，反过来决定组织机构内部的”“人和团体的行为”。

传统政治学“用静止、孤立和片面的观点”和形式化的理论构架形而上学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无论是以抽象概念为起点的严密演绎，还是以文献数据为基础的精细演算，都是试图用静态的、绝对的和刚性的逻辑框架展现千变万化的现实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联系的角度，从“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角度考察社会政治活动。马克思指出，认识社会历史，不仅不能按照观念上的“纯逻辑的次序”来构筑体系，甚至也不能“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或者用“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科学“公理”来精确再现，而应该按照它们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因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理论的真理性问题，不是事先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答案的纯粹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键是以科学的态度采取实际行动，改变世界。须知，“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行动，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蕴涵着辩证法要义：第一，它是发展的方法论。它与时俱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奉行真理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理论探索者与实践活动家的结合。它以探求社会政治规律为目标，以改造世界、解决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为目的。第二，它是联系的方法论。它研究政治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作用(来自权力方面、权利方面、权力同权利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所形成的对立统一)，通过考察个体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往来，把握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的质变过程。

当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后行为主义学派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理性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主张差异经济个体在互动中实现集体决策和社会组织模式规范个体行为的观点。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改造现实世界的理念。认为的利益差别的个体(生产力)在经济交往(分工与合作)中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并且反过来支配个体活动的观点，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分析结果间接得到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支持

当代西方政治学动态地考察社会实际政治过程所达成的共识，并不能掩盖它具体的揭示过程的动力机制所存有的分歧。个体政治行为的倾向(态度)与现实的政治结构(制度)，到底哪个更适合作为讨论的开端，围绕这个基础性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成了两派不同见解。理性选择学派倾向于从个体行为带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假设展开讨论，强调政治的宏观运作形态由微观社会基础决定：新制度学派更倾向于从现实政治制度引出分析，强调人的行为由规则驱动。要理解微观个人行为，就必须研究宏观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社会范式。这样一来，态度与制度的关系似乎成了悖论。实际上，政治态度不是简单给定的。它是人在一生当中面对政治结构作出的反应。政治制度是那些持有一定政治态度的人，在政治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创造的。

尽管存在争议，但从总体趋势看，两派观点正在走向融合(许多学者一直把理性选择学派归人新制度主义思潮当中)，承认悖论(矛盾)是理解现实的正常方式。以新制度学派为例。它并不否认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是推动社会运转和制度形成的一个动因。它只是强调，“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一般的政治行为，而是制度性的政治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影响日深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试图更好地协调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既承认个体行为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因素)在制度建立和制度演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又强调制度因素以非对称的权力形式在制度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支配作用。就是说，两个学派的理论起始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个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只不过是观察个体行为动机的视角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制度性约束力较弱的公共选择领域，经济学应用工具可以更好地派上用场；新制度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关乎组织模式和制度结构的领域，制度因素作为主导参量，有助于直接把握问题的关键。其实，为了克服片面性，两个学派的理论都在自身内部不断强化对方的观点，以保持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平衡。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融通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科学理解：第一，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既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也不存在实体性的、终极意义的动力源。社会内部要素的交互作用，亦即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社会演进的真正动因。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互动，是把握社会内部要素交互作用的钥匙，因而被称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创造社会。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劳动者(力)，在生产斗争和生产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总体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及其载体(个体，亦即主体)。这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

的决定和再生产。“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

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关于社会政治过程的基本描述，实际上从不同侧面变相地承认和运用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只是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少西方政治学家不能够自觉地把握个体态度与社会制度之间无始无终的(矛盾)互动关系。他们仍然试图在态度与制度、个体与社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以此当作绝对的理论开端。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评析

(一)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尽管试图排除并且改造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弊病，但远未从哲学方法论层面予以系统的清算，更谈不上达到理论的自觉。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图景中，各种思潮交错，学派林立，主题繁杂，却没有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过总体分析，没有指出当代政治学理论生态中的谱系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学虽然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却还夹杂着大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新的形式展开罢了。

(二)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总体特征是，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动态地考察社会政治运作过程。在展现社会政治运行的动力机制方面，当代西方政治学还表现出一些更具体的方：去论特征。例如，前述提到“既重视众多微观个体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宏观政治活动，又重视制度结构、组织模式约束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考察社会政治过程，主要是围绕社会系统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3个方面的动态特性展开的。例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强调社会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就是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矛盾双方(分工与合作)的对立统一；强调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个体劳动者(力)，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微观量变到宏观质变的结果：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控制生产力载体(社会个体)的再生产，是社会塑造新个体和新个体塑造新社会的无限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作为参照标准，似乎还可以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发掘出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

(三)当代西方政治学在方法论转变的过程中，引入了多学科的分析工具。这样做有助于从不同视角考察社会政治生活，有助于考察其中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组织形式，通过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性政治行为模式。当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系统的自组织动力机制：研究社会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揭示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政治系统的运动规律和作用模式，及其对社会个体的规范功能和支配功能，尤其是重点分析社会个体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妥协的相互作用方式，亦即组织化机制，并且用沟通理论、团体理论和博弈论加以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最先从动力学角度，从个体之间和阶级之间既斗争又协作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详细论述了微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与宏观社会组织模式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作用和关系，也推动社会政治的自我发展。

(四)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范式有着密切联系。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排斥封闭性、收敛性和纯粹还原性的线性推理方法，反对沿袭既定的、现成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框架及追求事物背后永恒不变的绝对内容。它关注事物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强调存在即过程，过程即创生，创生即互动，互动的主体是彼此差异的个体。这种通过差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来动态地把握事物生成的方法论理念，虽然容易走向彻底脱离基础和本质的形而上学，但否定传统政治学的方法论的立场是积极的，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精神相契合。

(五)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趋势有其深刻的方法论背景。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属于动力学方法论。它既关注事物(系统)内部要素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也关注事物整体运动模式对于内部要素的支配作用。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角度讲，政治比较分析的流行，是重视不同个体(国家)的制度差异或不同个体的观点差异、力图从差异的相互作用(交流参照)中获取新知识的表现，标志着非线性动力学在政治学领域的全面渗透。从系统自组织的角度讲，公共政策是社会政治系统动态分析的关键，是反映社会政治系统组织化模式的主导参量。通过观察个人的、团体的相互作用，在各种参量(政治意向)的变化中敏锐地捕捉未来最具影响力的参量(政策)，是人们把握政治组织的生成和政治模式的运作的现实途径。

(责任编辑　周晓中)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薛伟江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 篇2：

学术目光中的新中国建国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是一个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复杂过程，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建国史研究对这一重大变革，多是侧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宏观叙述，因而并不能完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复杂社会面像，忽略了中共在建国过程中的诸多事实细节。由于化民等撰著的《裂变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既有历史经纬的厚重感，又有历史纵深的穿透感，不失为近些年来新中国建国史研究中不多见的学术力作。

/壹/

该书分上下两册，约80万字。内容相当广博，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具体又分为建国蓝图的设计与实现、民众动员和新区域的占领、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社会秩序的恢复重建等四编27章。建国史不同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选题，本身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该书作者知难而进，是因为坚信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国中的领导作用，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建国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正是史学研究者常有的经世致用的使命体现。

该书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學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多为长年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该书的书名几经变化，最终确定为“裂变与重构”，也是颇有新意和深意，作者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新中国建国经历了一个从渐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伴随新的国家政权而来的社会形态变化，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不是对旧社会制度的修修补补或局部改良，而是彻底推倒旧房子，重新打基础，从头开始建造新房子。这就是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前些时候，历史虚无主义在某些学术领域很是活跃，一些否定诋毁中共历史的说法风行一时，将一些或道听途说，或恣意虚构，缺乏史料支撑的谣言，当作所谓的正史大肆宣传，严重地扰乱大众视听，极大地损害了中共的形象。该书则是一部通过丰富史料支撑的信史，史料来源广泛，既有档案资料、报刊与文集，又有书信、回忆录、口述资料及文史资料。仅就档案资料看，该书引用了北京、江苏、山东、上海、黑龙江、无锡等地档案馆的未刊原始档案，还大量使用了各地档案馆已编辑出版的各种资料集。对国民党方面的相关史料，如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王世杰日记、李宗仁与张治中的回忆录等，也尽可能地加以鉴别、考订和利用。对于各方资料的广收并蓄、辛勤爬梳，为更加全面、客观地考察新中国建国的历史，对那些近年来人为杜撰的“珍闻秘辛”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不过，该书对于外文档案资料的使用就略显薄弱。

/贰/

在新中国建国过程中，中共诸多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在摸索中进行的，并不断根据局势的发展进行调整，这在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作者回顾和分析了中共建国方略的发展过程，指出中共在筹备新政协期间，注意听取和接受一切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不断进行政策调整，促进了各民主党派的思想统一，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为顺利实现建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中共的建国理论与实践也是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作者认为，对于作为新中国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既与资产阶级专政有着本质区别，也不完全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作为体现“人民是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种民主新形式，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农民和农村问题是中共建国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该书有多章考察此问题，分析了中共相关政策的演变及遇到的困难，并通过研究指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只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保障农民个体经济利益，才能更好地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历史启示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的农村问题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面临着恢复社会秩序，整顿金融秩序、发展经济，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机构和民主建政等新任务，该书也通过北京、贵州、黑龙江等地区的个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如，中共中央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配备了强大的领导班子，直接指导对北平的政权、司法、文化、教育等具体事务的接管，接管北平后成功开展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斗争。这些研究实事求是，评价客观，展现了中共建政初期复杂的历史情况，反映了该书作者严谨、客观的学术态度。

该书研究视野宽广，研究内容丰富，站在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将革命史与社会史、乡村史相结合，深入阐述了土改、农村生产关系、军事管制、劳资关系、剿匪问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比如，在考察建国前后的华东地区剿匪时指出，华东地区海岸线长，岛屿众多，距离台湾较近，匪情尤为复杂，华东军区采取长期驻剿与分散清剿相结合的战术，历时4年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20余万人，从而使工农业发达的华东地区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为抗美援朝和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稳定的条件与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再如，书中对于解放战争中的民众支前问题进行了重新解读，指出民众并非全都像传统叙述中的那样，农民自觉与中共结合支援前方，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于支前动员存在相当的抵触情绪。中共通过利益调整、宣传鼓动、奖惩机制等尽可能克服这些困难，对民众动员做到了效益最大化，而国民党在此问题上却无所作为。土地改革向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该书对建国初期无锡农村土改进行了研究，认为一般在人均土地较多的地方，土改的经济意义和效果相对较为明显；而在接近城区、人均占有土地较为有限的地方，农民对于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往往比重新调整土地更为迫切，土改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也就相对比较有限。这一观点比较中肯，避免了既往研究中对土改进行一刀切似的泛泛而论。

/叁/

近年来，史学研究中“碎片化”现象严重，以致部分学术问题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困境，不去努力探索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对此，该书提出要恰当处理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的辩证关系，指出两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固守一端并不足取，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强调既要重视实证性研究，尽量发掘历史的细节，特别关注那些对历史转折、历史的走向起着关键作用的细节，也要防止把一般性细节夸大和拔高为关键性细节。如该书对于学界关注较少的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华润公司进行了详细的个案考察，对于该公司的由来及使命，向解放区提供急需物资，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等许多史实进行了论述。再如作者还通过《大公报》的副刊“青年群”，考察了上海青年在建国前后的思想转变，有利于读者了解该杂志在教育、改造青年思想的具体方法，如该副刊通过组织学习小组，设置《问题讨论》栏目，深入到青年日常生活工作中，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上海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对护工队的争夺，也是以小见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争取群众方面的优势。护工队本是国民党为了控制工人群众而组织的半武装组织，但他们多数是善良的工友，经中共地下党的积极争取和教育，绝大多数护工队员转变了立场，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两党对工人利益的尊重、维护与否，不仅决定着护工队内国共影响力的此消彼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上海新政权的巩固。

该书在研究方法的一个鲜明特色，则是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客观、多方位地审视中共革命史，从历史的关键环节处着眼，回归到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去认识研究对象，把自己的观察分析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并尽力弥补传统革命叙事的薄弱点。比如，对于建国初期山东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书中并未片面地描述农民支持中共的各项变革，而是通过对档案史料的细致分析，指出农民的认识和行为与中国的集体话语之间存在着隔阂，大部分农民生产的目标是走旧富农的道路，习惯于在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互助合作，而此时阶级斗争等政治因素的嵌入却又牵制了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民“单干”的意图，并对农民之间传统的合作关系存在一定的冲击，这种分析符合当时农村的真实境况。中共征调南下干部，是向全国进军中的重大举措。书中通过研究山东老区干部南下情况，指出有些干部存在的思想问题，如有的顾虑过江后打游击人生地不熟困难大，有的文化程度低，担心不能适应新区工作，有的家庭负担重，担心老少无人照顾等。对于中共建国初期具体的城乡政策、外交政策、资产阶级政策等问题，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历史条件，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去客观认识和评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书在评价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认为其固然意在“联苏制美”，但并不与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相矛盾，尽管在实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和失误，但相对于它在巩固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建设上产生的积极作用，毕竟属于次要和从属方面。至于农村互助组，作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建国之初的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对有互助需求的贫雇农的作用尤其显著，但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违背自愿两利原则，挫傷农民生产积极性，妨碍农业生产的现象，中共也曾对此进行纠正。该书的这些分析坚持论从史出，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该书特别提到如何看待开国领袖的功过是非问题，作者也是将其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中去分析，并没有一味地歌颂赞扬，而是强调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把握好主流与支流、成绩与失误的尺度，既不苛求于前人，又要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而该书对开国领袖人物的评价恰如其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如对于中共领袖有关建国问题争论的具体分析，作者客观地指出：对于历史问题的具体认知上，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那些非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强求一律统一。同一条资料，在不同的解读者眼中，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用以证明相反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立场、理论修养和眼界的差别使然，并认为开国领袖们建国路线上的分歧是因观察思考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造成，并非原则性分歧，这在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有关建国前后“农业社会主义”风波中的争论等章节中都有所体现。

当然，由于中共建国史牵涉问题众多，该书对有些问题难以面面俱到。诚如作者所言，对建国前后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建国初期的经济、金融战线的斗争，建国前后立法司法体系的废立关系，建国初期社会生活的变化等，今后还需要加强研究。同时，由于全国地域广泛，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对于其他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建国实践也应有选择地进行区域史研究。但是，瑕不掩瑜，该书作为全面叙述新中国成立前后沧桑巨变的学术佳作，极大提升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也为革命史研究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范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张德明

传统社会制度研究论文 篇3：

对“乐籍制度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要：自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和田野工作上，通过收集、挖掘、整理、记录、观察、认识等，进行客观的描写，经过研究取得成果。但这种研究，对有些问题的解释是不尽如人意的。项阳先生在其《山西乐户研究》一书中，对乐籍制度进行了深度研究，给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本文力图对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所带来的意义和贡献做出客观评价，并对“制度说”做了一番思考。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 乐户乐籍制度 项阳

随着项阳先生的《山西乐户考述》（1996年）、《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2000年）、《乐籍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2002年）、《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2004年）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以及《山西乐户研究》（2001年）的问世，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开创了新的篇章。这些先后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主要集中在对山西实地考察中的乐户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第一个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制度、乐人和音乐本体相结合角度进行研讨”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统一到制度的层面，这种新视角的研究方法，其敏锐的眼光，使得多年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将重新认识和理解。它不仅仅打破了原有人们对中国音乐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而且给出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途径。这四个新给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的音乐学从西方传入后，一直以来都采用音乐史学（从文献出发）和音乐考古学（从文物出发）这两个学科进行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回溯中国音乐的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其突出的特点是所关注的中心在音乐作品、音乐本体研究，历史材料、音乐现象、事件、是被陈列着的，它更像是按乐种，按朝代划分的百科手册，属于知识性、博物馆式的研究。着重于通过音乐史料和考古发现中对某一音乐作品、某位作曲家、乐器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进行历史考证和通过音乐形态来研究音乐的结构形式及其演变规律等。在过去的传统音乐研究里，主要强调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只能对过去音乐“是什么”状态的认识，这样长期处于主宰地位的研究状态在项阳先生提出“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综合研究”新视角后，中国传统音乐将加入制度的层面，更加全面地平息传统音乐在历史过程中积淀深厚的音乐文化。

古往今来，有万千形态种音乐形式，仅仅着眼于音乐的表面现象，实难找到真正我们想要的答案。当今，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音乐学的迅速发展，让我们看到并认识到了保存相对完整的“活化石”——乐户群体。它们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为或将为我们中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起到一份积极的作用，人们会逐渐从这个新视角的方方面面开辟探究的路径，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乐户群体中的乐籍制度。

一、“制度说”的由来，及其与乐人、音乐本体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视角

最初“制度说”的接触始于项阳先生在山西做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的调查，当一些民间艺人称自己为乐户后代时，他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后又读清代学者余正燮《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复古事》一文，认为是很有分量的课题。后又入博士学习阶段，先从梳理文献入手（查阅了包括地方志书等两百余种文献和近代百种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在结合田野调查（数次到山西，拜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对十多个县市的十几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从而对这一群体从制度的层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从调查接触到乐户的后人们，以乐籍制度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逐渐清晰的“制度说”越来越明显，进而迈出了新课题万里行程的第一步。

所谓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有制定法规、规定、制作、规模样式等多层含义。就“制”而言，为“依式剪裁”、“控制”、“遵从”、“体制/样式”、“法度”等；所谓“度”原为计量长短的标准，有“程度/限度”、“法度/规范”、“师法/效法”等意味。

中国自有了文明社会以来，制度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制度说”可以理解为规章制度，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其制度，音乐艺术也不例外，特别是在等级严密的封建社会里尤为明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华夏统一大业之际，作为长远措施，他要求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等等，多种规章制度应运而生，这是大到国法、小到家规更是随处可见。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便是这个意思。虽然法令、制度、规矩甚多，但中国是个土地广袤的大国，当受到社会习惯的刺激下，约定俗成的成分越来越大，作为人们本能模糊思维，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没有制定的制度，随着时间的穿梭，历史的沿线、当我们随着历史路线寻找根源时，然而这是人你们不显而易见到的，往往也是被忽略的对象。

“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这一新视角，就是从制度的层面提出的，它是从乐户的研究中提炼、并加以总结的新成果。乐户，始于北魏，至唐代成为乐籍制度的成熟期，宋代是乐籍制度的宽松时期，明代是乐籍制度的“畸变期”，清代雍正年间废除这一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其初始是统治者为礼乐仪及声色只需要，以贱民之户籍而归之专门从事“音乐”相关职业的社会群体。“专业贱民乐人”是对这一群体总的概括性，他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礼乐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也是中国历史上多种音乐形态的主要创造和传承者。乐户自北魏时起被列入另册的户籍延续了一千有数百年，进入乐籍者一般由三种人组成：这就是刑事犯罪人员的家属、阵获俘虏和因政治而获罪的各级官员的家人。无论是宫廷、民间、军旅还是庙宇都有他们的存在，直至清代雍正年间被禁除，乐户群体在长期发展中必然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化的制度，从这个群体中看到，制度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乐籍制度对我国音乐主脉的传承起到了中间作用

乐籍制度是北魏以后封建社会音乐体系的核心，其中传承着这些音乐形式的是乐人，他们始终是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这与当时政治，经济，民俗等多方面相关，在封建社会制度下这种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是有着非常复杂背景的。它是一个既封建又开放，既严密又是相对松散的庞大组织，以轮值论调作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轮值是指由各地征召乐人到宫中轮流应差执事）。轮值时间长短视乐人居住据京城远近有所不同，说到这些乐人们，他们活跃在宫廷，军旅，地方官府，寺庙和民间，以音乐创作，演唱，演奏为谋生手段，以换取生活上其他方面的需求。他们有典礼仪式的雅乐，也有筳宴的俗乐，既有军旅中的鼓吹，亦有地方性的民俗，甚至在宗教性的音乐文化活动中展示技艺，历史上的乐户被当作“贱民”，从人格及社会地位等方面与齐民是不等的，在户籍制度上，这些人与平民也不相同，以“另册”归之，这便是乐籍，编入乐籍的则成为乐户，中国音乐自乐籍制度建立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无论是对外来形式的汲取还是传统内部形式的变迁，乐户们都是这种转型和改制过程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有着重要影响，他们以种种方式从民间走向各级官府至宫廷，又从宫廷返播地方官府与民间。

他们所承受的各种音乐形式，也由宫廷到地方的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主干脉络，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条主脉不断繁衍出新的内容和形势，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地望、方言等多方面的因素融进了地方风格，从而有所差异，但其主脉是一致的。

慢慢数千年，纵横数千里，中国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绝不是单一源头的文化遗产。他的源头不仅头绪繁多，而且流程弥长。“从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到现存的音乐实际，中国传统音乐都不是一个狭隘的、全封闭的文化系统。它是在不断地流动、吸收、融合和变异中延续着艺术的生命，同时，它不仅穿过无数岩石和坚冰的封锁，经历过程种种失传威胁，才能得以流传至今。”

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今天，就乐户群体的存在而言，自北魏以下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奏乐形式、即便是在除籍后，恩主变化了情况下，依然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我们应该注意在以新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时，避免将以往研究中合理的成分加以否定。还有当我国在唐代统治中亚、西亚一带数百年后，制度的约束力解除后，其他国家对其统治，是否还向中国一样有大一统观念下乐舞文化的一致性，这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宗教音乐与宫廷中乐人的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这些需要深入或注意的问题，在以后的调查学习中应该引起对此的关注和了解，使中国传统音乐更加枝繁叶茂。

三、结语

在数千年最典型的农业社会土壤上生根开花的中国传统音乐，要怎样在万变的世界中保持着自己的性格呢？自然离不开人这层关系，它具有韧性的生命力最顽强的，正是他们，供给了我们民族的生命源。“制度、乐人乐音本体相结合”的新视角，在不断发现新的认识中成长，不仅用乐人这一群体的新眼光看待传统音乐，更多的是让我要不断的用新方法和新角度去看问题，还需要综合个学科的运用，整理好知识结构、扩展知识面、开拓学术视野，既要对音乐本体、音乐形态研究到位，又要能够全方位的对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实际应用了解和研讨的更彻底，更深刻。这个新视角虽然引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还仅仅是一种角度和思路，期望中国音乐更上一层楼，无论侧重于那一层面，综合、立体的研究都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研究方法要多样，研究角度要纵横交错，还要靠我们掌握了多学科知识之后对其考察成分具体而全面的分析。乐户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最粗壮的一个枝蔓，充分的体现了它既丰富多样又整齐划一的特点，相信会接出更多的果实。

到目前为止，面对现在中国音乐的形式，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我们不带着任何偏见探索中国民族音乐，不轻视任何音乐家，但也不要将他们变成英雄。然我们调查音乐真正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每个人，每个群体的性格总是生成于不同的存活土壤、不同的人生遭际，因此我们在观察、认识中窥测到的往往是不同人类群体的“眼睛” —心灵之窗。通过这扇窗户，了解到的才是本质。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音乐学院院级课题《对“制度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思考》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Y2014163。

参考文献：

[1]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音乐研究，2014，（01）.

[2]刘再生.传承：音乐文化永恒的生命——读项阳著《山西乐户研究有感》[J].人民音乐，2003，（02）.

[3]项阳.山西乐户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4]高文厚，施聂姐.中国传统音乐：不是保存而应要延续[J].中国音乐学，2003，（03）.

[5]项阳.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范本[J].民族艺术，2002，（01）.

作者：杜晨晨 颜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