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原则效力分析论文

摘要：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具有该国家最高的司法效力。但人们对于宪法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道它是作为我国最高效力的法律而存在的，至于它的效力范围就无从知晓。就如人们在谈论自己的权利时，却忘记了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在履行义务时，却又往往忘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宪法原则效力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宪法原则效力分析论文 篇1：

论宪法效力

摘要：宪法效力主要是指宪法自身的约束力及强制性。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在属地、属事、属时、属人的国家有效强制力。与传统法律效应相对比，宪法效力主要体现出宏观性、政治性、最高性、多元性、稳定性、规制对象的鲜明性等。

关键词：宪法效力；直接效力；间接效力

作者简介：苏凯（1986-），男，贵州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在职研究生。

宪法效力主要是指宪法自身的约束力及强制性。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在属地、属事、属时、属人的国家有效强制力。与传统法律效应相对比，宪法效力主要体现出宏观性、政治性、最高性、多元性、稳定性、规制对象的鲜明性等。基于形式视角分析，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最高地位，其核心是源于宪法自身的权利授予，然而这种权利的赋予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宪法有效的有效实现。宪法的正当性是建立在宪法在实践中获得民主认可的基础上。究其本质而言，保护人们权利的需要是宪法最高效力的主要体现，其最高性主要彰显在人们对宪法概念的具像化感知，是反应人民基本主权的客观需求，是实现真正人权保障的法律溯源点。宪法效力最为核心的表现是体现对国家的控制层面。当前，宪政国家在进行国家控制及权利行使时，主要以权利范畴、权利有效行使范围、人民管理范畴及其运营方式等进行掌控。从传统公法领域进行分析，在私法领域内实行其有效范围的主要为德国的“第三人效力”及美国推行的“国家行为”等经典理论。我国虽然也对其进行认可，但是制度是宪法最高效力实现的基本保障，我国在立足本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应充分汲取国外先进发展经验，建立一种集宪法诉讼审判权及违宪审查权于一体的双轨运行机制，它是实现法律保障的最佳选择。

与普通法律相比，宪法的修改及制定存在典型的差异性。在宪法的制定层面，目前全球众多国家均制定了相应的宪法修改委员会，通过设定特别的运行程序，来了解宪法运行的程序规定。

宪法作为我国的基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总章程，它内容设计上区别于传统的法律设计，严格固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及机制，在内容上有提纲挈领的意思。

对于宪政国家而言，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无容怀疑。然而，基于实践维度进行分析，受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宪法存在不同法域，仅仅重视宪法的法律效应而忽视宪法的政治性。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多种利益共同交织的环境下，不同利益集团表面上往往只是重视其零散机制的分布，而忽视其内在之间的联系性，从而导致在宪法运营中存在诸多苦难。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与社会的价值体系主题一脉相承，是社会生活的共同物质基础，对社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以多样化、具象化的方式来充分展现宪法的核心价值。

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发展历史、基础、宪法保护的效力几个方面阐述。

宪法解释效力的限制与保障。羁束力是宪法对自身法律效力的解释，它凭借客观产生的约束效应来掌控国家机关的相关活动。然而宪法的效力实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及制约性，在理论上并非对立的。正如前面阐述所示，修宪权、制宪权、解释权三者之間存在紧密相联的作用关系，不同的权利使得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存在差异特征。宪法解释权作为制宪权与修宪权之间的连接纽带，首先受制宪权性质的制约，即各种解释活动不能违背制宪权的基本价值与精神。其次，宪法解释主体受宪法规范的约束，“成文宪法是宪法解释不能逾越的界限”，一切解释活动不能脱离宪法规范的内容与原则，“以宪法对宪法进行解释是宪法解释的基本要求”；三是宪法解释效力受程序的限制，解释活动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否则不能产生实际的拘束力；四是解释效力相对性的限制，当宪法解释中出现了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内容时，有权机关可以作出变更的措施，使解释的效力与宪法规定之间保持一致；五是明确规定宪法效力的使用范畴，不能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使得权利得到无限的放大。宪法受限制性是确保宪法法律功能的基本条件，为宪法效力的实现提供了冗余的空间设计。从客观角度进行分析，宪法法律效力是一种严格的系统保障机制，体现宪法内容的精神，映射宪法在运行中的基本原则。在宪法法律效力的执行层面，是否设置强制性的框线，目前不同国家所采用的解决方案也不尽一致。在执行的流程方面：采用科学的方式来对宪法实施的具体形式进行明确规定，使之成为既定的法律运行状况；法律对执行的细节及执行机构给出明确的解释；从客观维度，要求保留对宪法修正的调整件，保持与整个法律体系相互一致。除此之外，与法院进行裁决的方式有所不同，宪法在解释过程中，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对自觉履行义务及宪法遵守的提供模式。目前，宪法所提供的资源相对有限，唯有提升全民对宪法的认知意识，才可形成实现宪法价值的社会共同体的意志。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教出版社，2003：117-119.

[3]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141.

作者：苏凯

宪法原则效力分析论文 篇2：

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分析

摘要：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具有该国家最高的司法效力。但人们对于宪法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道它是作为我国最高效力的法律而存在的，至于它的效力范围就无从知晓。就如人们在谈论自己的权利时，却忘记了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在履行义务时，却又往往忘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其对于法律的效力界定十分模糊，也导致大部分情况下民众知法而不懂法，对于宪法对私法的影响并不了解。本文就宪法的效力界定为基础进行分析，讨论了国内外宪法对私法的影响，以及相关学说。

关键词：宪法；效力界定；私法；影响

作者简介：赵隽（1985-），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宪法学。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宪法是其国家所有法律的基础，也是立足点。同时，其它法律应遵从于宪法，不得违背宪法中的精神。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宪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也是最根本的法律。以下便是对我国宪法效力界定及其对私法影响的讨论。

一、宪法的效力界定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法之根本，其不论在政治行为中还是在社会行为中都是具有最高司法效力的。宪法作为法律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界定的，这也是宪法所必然具有的法律性质。宪法的界定首先是作为司法界定而存在的，其必然具有全部法规所具有的共性，而宪法的界定具有一定司法效力也同样是宪政的内在标准。

二、宪法的效力界定对私法的影响的学说

在司法界，对于宪法的效力界定对私法的影响的学说有两个主流观点，其一是尼伯代的直接论，其二是杜立希的间接论。

（一）直接效力说

这一学说的倡导者和提出者是尼伯代，该理论在《基本权利与私法》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这一学说认为，宪法中对于基本权利的解释，主要是针对于个人受到国家侵犯时而做出的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行为，其包括很多种权利，例如自由权、请求权、参政权以及普选权等等，这些权利保障了公民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切实利益，给公民以一定的自由。另外，还有一部分基本权利则是宪法保障的制度性和系统性的体现，这部分权利不仅赋予公民免于公权损害的权利，同时也可以对私法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婚姻权、个人财产权以及继承权等，这些权利均是宪法的效力界定范围，可以对其进行修改、补充说明以及废止等。以上理论均是在宪法中以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为最根本规范的界定，如果连这一基本界定都无法被适用，那么宪法的施行也仅仅是流于表面的行为了。不仅如此，宪法也是公民在进行社会行为中的基本原则，对公民进行的个人交易行为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效力。

（二）间接效力学说

这一学说是由杜立希提出的，该理论是建立在对直接效力说的否认和批评之上。该理论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是基于国家权利而诞生的，作为国家行为的司法审判应当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国家私法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的，一旦将宪法中对基本权利的界定转移到私法关系中时，其都将对私法独立性、个人自由性等公民私人权利构成危害。国家没有权利否定不违反私法公正的私人行为，同时也应该准许私人在进行社会活动时适当放弃一部分基本权利。

三、我国宪法效力的界定对于私法的影响

（一）学者观点

在西方国家，对宪法的直接效力和间接效力的争论还在继续，而我国对于这一争论也有自己的观点和定义，其将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定义为宪法的司法化和私法化。其主流观点包括以下三大类：

1.否定观点

支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宪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这也是它的核心功能，是专门为了控制国家集权的工具。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所约束的对象应该是国家机构或官员的权利，一旦将宪法效力的界定扩大化，就可能会出现宪法效力被削弱的情况。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将宪法效力的界定无限泛化，则很可能引发国家与私人形成二元对峙情况。这些否定观点的支持者，一般是以比较法为切入点，想要说明我国的私法效力在制度上较为薄弱。

2.肯定观点

同意肯定观点的学者们，其大部分都是将宪法的公法性质作为论据来进行论证，其认为宪法是具有调节私法关系的能力的。这些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现行的宪法体制，在法院进行执行时是具有较大调控空间的，法院在这一空间内直接运用宪法审理案件时，不仅没有越权，同时还在实践工作中将宪法的权威性进行了提升。还有一部分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从西方实践宪法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建立起一个适合我国宪法本质的效力界定机制，是我国迈向法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前提。西方各国的宪法发展经验已经说明了，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是一个日趋完善过程，将其应用在私法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中立观点

在否定与肯定观点之外，还有一种中立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就宪法适用于私法的利弊进行讨论，也没有必要进行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宪法本身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它法律法规均是按照宪法大纲来进行制定的，因此其既是公法的缩影，又是私法的缩影。过去的学者经常错误的将宪法归入公法之中，其实宪法是作为制约公法和私法的具有独立性质的法律。

而笔者则认为，现代社会应越来越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利用宪法的效力界定从本质上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保护，这才能够使宪法更加具有权威性。

（二）我国宪法的效力界定对私法的影响

当宪法对私法产生影响时，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公民或者社会团体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其同时又是宪法规定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公民个体或团体间的这种权利纠纷需现在当地普通法院进行诉讼，而后才可以在宪法层面进行诉讼。而在进行宪法诉讼时，就需要法院对公民个体或团体之间被侵害方的宪法权利与侵害方宪法权利进行对比权衡，进一步决定优先保护哪一方权利。其二，当公民的人格权（受宪法保护的）受到侵害时，受害人此时的受到宪法保障就形成了一种特殊情况，即“宪法原因之诉的诉因，提起宪法诉讼，请求保护其宪法权利”。

宪法的效力界定对私法产生影响是一种十分谨慎的行为。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要对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需要对宪法效力界定在私法关系中的影响大小进行考量。其中涉及到了很多的因素，例如被侵害方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被侵害的程度、被侵害方主张宪法保障的动机、侵害方所具备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侵害方在案件中是否能够享有与被侵害方利益冲突的宪法保障权利或其它利益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并不适合运用杜立希的间接效力说，其在我国施行具有明显的缺点，因为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并没有类似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具有概括性的规范。这也就使得我国的这些规范成为了不定因素，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而尼伯代的直接效力理论则不同，它是将宪法所赋予的界定直接运用在私法关系上，因此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就可以将各种价值衡量省略，简化了审判过程。面对国家公民经常会遇到的被严重侵害权利的情况，利用直接效力学说可以更加直接有效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宪法效力界定运用与私法关系中是具有一定司法意义的，其具有适用性。但需要说明的是，适用并不等于完全取代，私法也是具有独立性的法律法规，将宪法运用于私法只是在相应的适用范围内进行补充解释，最终还是需要运用私法基本原则对案件进行审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需要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但宪法被运用与私法关系中是目前社会的发展潮流，也是必然趋势。

[ 参 考 文 献 ]

[1]陈燕.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适用的思考[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04）.

[2]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J].比较法研究，2009（02）.

[3]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0（02）.

[4]张伟.现代宪法的变迁与互动模式——读<现代宪法>[J].博览群书，2010（12）.

[5]张尤佳.保持宪法稳定的对策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

作者：赵隽

宪法原则效力分析论文 篇3：

论宪法不是“母法”

摘 要：我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都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看成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世界各国宪法的存在形式看，这样的界定都值得商榷。

关键词：母法；子法；最高法律效力；立法的根据

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在我国学者中几乎已经是一种共识。而学者们之所以如此界定宪法的地位，其理由不外以下两点：（1）宪法调整国家方方面面的重要事情，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基础；（2）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根据。但事实上，无论从“实然”观察，还是从“应然”分析，将宪法界定为“母法”显然都是偏颇的。

从“实然”上看，西方各国的宪法都仅仅只是调节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法，而非包罗万象的“母法”；也并非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或是唯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

首先，并非一切国家的宪法都是包罗万象的。虽然是不成文宪法，但英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的国家。英国的宪法由《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议会法》、《人民代表法》、《内阁大臣法》、《国家豁免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及宪法惯例和判例构成，其早期的《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法律文件及宪法惯例和判例重在限制王权，而近年的《议会法》、《人民代表法》、《内阁大臣法》、《国家豁免法》等法律文件及宪法惯例和判例则意在规范议会、内阁等国家机构的权力。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不管是在其早期，还是近代，也不管是宪法性法律文件还是宪法惯例和判例，它们调整的都只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作为第一个成文宪法国家，这一点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表现则更为明显：首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原文共7条，分别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组成和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法的修改、宪法的效力和生效方式，可以说是完全直接规定国家机构组成及权利义务的。其次，美国宪法的27条修正案，除了第13条禁止奴役或强迫劳役的规定外，包括所谓的“权利法案”，也都是直接针对政府，而不涉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最后，虽然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除了受到正当定罪的刑事惩罚，蓄奴或强制性奴役不得存在于合众国或受制于其管辖权的任何地方”的规定曾被美国最高法院用于个人行为，但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如张千帆教授所说，“这一条款已经失去了适用的社会基础，它在今天至多只有历史意义”［1］。而通常情况下，私主体之间的问题要得到宪法的救济，就必须证明其与公权力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从而通过这种联系来认定该私行为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

作为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大陆法系国家，不仅在理论上，实践中，它们的宪法也是完全按照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公法来构建的。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包括主权、共和国总统、政府、议会、议会与政府关系、国际条约和协定、宪法委员会、司法机关、高级法院、社会和经济委员会、地方单位、共同体、联合协定、修改和过渡规定共15章，丝毫没有涉及私人之间关系的规定。而通常被认为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无论是从其制定的背景，还是《宣言》本身宣示的制定的目的，即“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因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经常针对着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从其具体内容上看，事实上都是指向政府而非个人的。而相当于宪法的《德国基本法》除了和英、美、法等国宪法一样完全是规定国家机构组成及国家权力运行等制度，它在自己的第一部分更是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即自由、平等等权利）应作为可直接实施之法律，约束立法、执法与司法机构；从而排除了其《基本法》适用于私人的可能。

其次，并非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或是唯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像英国，其组成宪法的众多的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以及宪法判例虽然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但在法律效力上却并不比普通的法律的效力更高。而根据美国宪法第6条的规定：“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美国宪法显然并不是唯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同样，日本虽然规定其宪法为国家最高法规，凡与其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之全部或一部，都一律无效；但它同时也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这就意味着，在日本，国际法的效力至少并不比日本宪法的效力低。

事实上，不管一国的宪法如何规定宪法与国际法的效力问题，在理论上，要区分宪法与国际法的效力高低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一国制定宪法后，虽然其缔结的条约都是根据宪法的授权签订并按宪法规定的程序生效的，但如果说宪法的效力高于条约，则必然会出现通过修改宪法而违约的可能，而这显然是无法被人们所接受的。

因此，如果将宪法界定为“母法”，实际上无异于否认这些西方国家的宪法的“宪法”性质。而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一词本身就是用以指代欧美国家这种类型的法律的，因此，基于概念的特定指代范围，如果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一种“法律文件”具有“母法”的特点，那么实际上不能被称为宪法的只能是这种“母法”而不是西方国家的宪法文件。

在理论上，宪法也并不调整国家方方面面的重要事情；而即便宪法调整国家方方面面的重要事情和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并不必然表明宪法就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根据和基础。

毫无疑问，宪法的内容必然要涉及到每一部门法，因为，从广义上看，包括判例法的形成和对惯例的认可，一切部门法律的立法都是由国家机关通过广义的立法行为这种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完成的，而已经制定了宪法的国家，国家机构组成及国家权力运行等制度是由宪法来调整和规范的，也就是说，任何部门法律的立法都必须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根据宪法规定的方式（包括授权方式）进行，否则，就是违法无效的。但“涉及”和“调整”的含义是不同的，“调整”必须是实质的，“涉及”却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联系；虽然他们都可以将某一法律指向一定的社会关系，但“涉及”的外延明显要比“调整”的广。而由于“法是‘理’与‘力’的结合”，其中“理”是内容，是基本的，“力”即国家的制定或认可只是形式。因此，如果法是“调整”某种社会关系，那么该法律对这种社会关系本身必然要有规范性的规定，即“调整”必然和内容有关；因而，在该法具有较高效力的情况下，虽然并不一定，但显然就有可能作为具有较低效力的法的根据和基础；而“涉及”则完全可能是只在法的形式上发生关系，而和法的内容无任何关联。像民商法等私法，在形式上无疑要接受宪法的调整，但在内容上，显然不能说宪法规定是其根据和基础。

因此，理论上，宪法只是涉及到每一部门法，而不是调整国家方方面面的事情，不能说宪法是“母法”，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基础和根据。

事实上，早在宪法被创制以前，私法实际上已经相当发达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而已。［2］而且，宪法作为较其他法律更为稳定的法律规范，它可以相对稳定地建构起国家的政治制度，但要及时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仅就私法而言，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的根据和基础的话，这个根据和基础就是“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因为对私法而言，其产生，“形式上是创制的，实质上是生成的”［3］。

同时，一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多寡，显然也不能作为其地位高低的标准。因为，每一部法律都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它可以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也可以几种或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否则，像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刑法也就要被高高在上地尊为“母法”了。而且，即便一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另一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样的，且其效力也高于另一部法律，也不能就断言它就是另一部法律的根据和基础。因为它们调整的面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宪法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根据和基础更是毫无必然联系。法律的效力等级是指法律体系中各法律文件对主体的不同约束力。通常，国家之所以要划分法律的效力等级，主要是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不是要根据法律的效力等级去构建法律体系。在现实法律实践中，确定法律效力等级的标准很多，像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等等。显然，即不能说后法是先法的立法根据和基础，也不能说特别法是普通法的立法根据和基础。因而，以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作为宪法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根据和基础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实际上，我国宪法虽然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也并没有规定宪法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根据和基础。在我国的部门法律立法中，被习惯性使用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措词，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学者们和法案起草者对我国宪法第5条第2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产生误解的结果。事实上，“根据”和“不抵触”，一个正面限定，一个反面排除，貌似相同，在逻辑范围上却是相差千里之遥的。

综上所述，将宪法看成“母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对宪法性质的一种错误定性，而片面地认为只要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宪法就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一切问题。正如清末立宪不能帮助我国摆脱困境一样，事实证明，当前我国“百宝书”式的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但无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而且，我国的宪法事实上成了宣言式的政治文件，它成了政治工具，只有“当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时，才会想起‘运用’宪法武器”［4］，以至于，2001年的齐玉苓案成了1954年我国制定宪法后，宪法在司法中的唯一一次适用；而相当滑稽的是，这唯一一次适用处理的竟然还是纯属私人之间的问题。同时，由于我国当前试图把宪法构建成“母法”，因而，“太多各方面‘重要’的东西都写入宪法，使宪法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变革”［5］，宪法被频繁修改，也已经严重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为了加快我国宪法的发展，早日实现宪政，必须纠正这种宪法是“母法”的错误认识和定位，恢复宪法的本来面目，依“宪法是确立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根本）基本法”［6］这一定位来重新构建我国的宪法。

参考文献：

［1］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J］.比较法研究，2004(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8-249.

［3］葛洪义主编：.法理学教程［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58.

［4］［5］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J］中外法学2002,(1).

［6］馨元：宪法概念的分析［J］.现代法学，2002.(2).

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赵金宝　沈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