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隐私权分析论文

2022-04-17

摘要：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和惊喜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可能会侵犯人的价值和尊严，特别是可能侵犯公民完法的基本权利——隐私权。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及实践表明，重视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义务。为此，可构建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双轨制体系，即宪法保护和普通法律保护相结合的复合型保障模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宪法隐私权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宪法隐私权分析论文篇1：

宪政视野下的隐私权保护

摘要：本文从隐私权的内涵、特征和本质入手，探讨了隐私权宪法保护的重要意义。同时详细分析了我国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现状，最后提出了如何构建我国的隐私权保护体系。隐私不仅是自由的终极价值之一，而且对自由有重要的工具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宪政是保护隐私最有效的制度。

关键词：宪政隐私权自由

前言: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的情感越丰富，羞耻心和权利意识越强烈，对隐私就越敏感。隐私权的出现，是为了维护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更要求政府权力不能随意侵犯个人的隐私权，而应通过建构个人自治的隐私区域，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特别是由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扩张和科技信息带来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纷纷进入各国宪法保护的范围，隐私权在我国一直是法律上缺位的概念，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明确而独立的权利来对待。在我国，宪政的发展使隐私权逐渐成为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以宪法形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这对于我国宪政建设和维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宪法隐私权的含义、特征及本质

（一）宪法隐私权的含义

对于隐私权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所谓隐私权就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二) 宪法隐私权的特征

1.宪法隐私权具有涉己性

“涉己”，一方面体现在隐私权的主体上，即是自然人；另一方面体现在界定隐私权的内容上，即意味着是有关权利人私人领域内、不涉及他人或公共利益的私人事务，这是隐私权最初也是最基础的权利特色。“涉己性”，并不指权利在行使上只与个人相关而不会和他人发生关联，而是指权利在行使中所针对的对象或客体仅是权利人私人领域内的事务，原则上无需他人的配合，即可充分实现其权利的内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绝对、纯粹只涉及自己、完全不涉及他人或社会的事务是很少的，人的社会性就决定了个人的私人事务多数情况下要在和别人或社会的关系中进行，如家庭关系、友情关系、两性关系、社交关系等等。

2.宪法隐私权具有精神性

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精神境界和对精神生活的要求相应提高，增强了人为之“人”的意识，人格尊严与人权意识，渴望私域生活的自由，反对国家或社会利用高新技术侵入私人生活，造成精神污染，给他人带来精神痛苦的行径。它追求的是个人私域生活的自由，要求在日益繁杂的社会生活中划出一小块属于自己的空间，以保护个人的“思想、情绪和感情”。这是人类追求人格尊严、文明进步与自身自由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

3.宪法隐私权具有相对性

就任何一种权利而言，一方面，权利本身具有神圣性，它可以用来对抗他人、甚至国家、社会的权力；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权利如果突破了自身的边界，就有可能造成对他人权利的损害，因而说任何一种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自然，隐私权也不例外，隐私权具有相对性。

（三）宪法隐私权的本质

隐私权作为一种对私人事务自主决定、不受干涉的独立的权利，它有其独特的本质与价值基础。隐私权的本质可以界定为人格尊严权。人格尊严是一项根本的伦理原则，其本意是指单个的人具有先于国家和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任何制度建设与政府公权力都不可随便加以剥夺或者限制。

二、隐私权宪法保护的重要意义

人类自摆脱蒙昧落后状态后，便永不懈怠地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物质文明愈发达，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就愈高。而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宪政的核心在于维护人权和规范公权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

（一）隐私权宪法保护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人格独立、自由的尊重

人性是自由的，统一的。人性的本质在于人能理性思考，基于自我的决定去意识自我、决定自我，这也是人区别与其他动物的最大特征。隐私权则反映了人对于自身隐秘的一种人性要求，这一要求自人类共同生活之日起就己经是一个事实。尽管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方式，但人类个体所拥有的最本质的人性则是相通的。

隐私权承认人的独立性，当然也就意味着鼓励人的差异性。隐私权同其他人格权一样，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然隐私权的产生曾与资产阶级民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在孕育和产生的初期，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法律中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特点，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片面地否认隐私权制度。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接纳这一种观念和制度。独立、自主地思考是人格尊严、人性自由的彰显。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独立思考和评价社会的权利，而隐私权正是实现个体独立思维的根本前提，因为思考永远无法被社会化，它需要在个体的独立生活中得到提炼、升华。宪政的核心在于维护人权和规范公权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按照我国学者的见解，现代精神的核心即是人性的张扬，是人的尊重与护卫，是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一个大写的人。[1]

（二）隐私权宪法保护对监督国家权力运行，建立现代有限政府必不可少

在宪政视野下，除了要维护人权外，更重要的就是规范公权力的运作，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建立现代有限政府。权力应权利而生，然而权力对于权利的侵犯总是无止境的，政府天生有一种本能，趋向于扩张自己，突破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强制性干预私人空间，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利。[2]保护私权是塑造价值多元化，建立宽客、理性、健康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首先，隐私权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的普遍道德。

其次，隐私权蕴含的个人独立性是塑造价值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独立、真实思考不仅是人格尊严、彰显其个性的表现，同时它还是社会发展，塑造多元文化的原动力。一旦大多数人被剥夺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则人云亦云，趋炎附势；如果这种主流观念被少数人或某一集团掌握并灌输给大众，则这个社会本质上就将是个封闭的、极权式的社会。隐私权承认个人的独立性，也鼓励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正是一个“多元价值”社会、宽客社会、文明利会的立足点。

三、我国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受封建伦理纲常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反对隐私权保護的倾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程序缓慢。法学界到近几年才开始注意到对隐私权的研究，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制尚不完备

(一)隐私权宪法保护的观念缺失

我国传统文化中重集体、轻个人，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是与以个人本位、权利本位为基础的隐私权相抵的，以致于现在我们对于隐私仍然缺少正确认识。隐私权是个体私生活领域内的自主权，它在本质上需要“私文化”作为观念支撑，并且借助对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我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族社会，个人对于家庭、宗族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而由于私文化的缺乏又导致在我国公私领域混同，许多原属于私领域内的事务必须通过公共领域来解决。

(二)隐私权宪法保护的法律缺位

1.宪法欠缺明文规定

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出隐私权的概念，而且就整个法律体系，也缺乏有关隐私权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尽管宪法或是整个法律体系缺少对作为一项独立概念的隐私权的认可，但是不能否认在宪法文本中仍然隐含了对个人生活隐私利益的关注，比如《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宪法的这一规定被认为是对隐私权的间接确认与保护，该规定为刑法和民法对公民私生活的隐私权提供了规范依据。

2.部门法立法散乱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职能局限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侵犯和恢复，而对国家公权力对隐私权的侵犯，民法将无能为力。我们看到日前在国家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在科技革命的推波助澜下，公民隐私权的最危险的侵犯主体正是国家公权力，而实际上单从民法保护的角度，我国也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和研究的地步，并没有纳入实践。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及其它一些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虽有一立法规定，但对侵犯隐私权的界限与责任规定很模糊，都缺乏操作性。

从现行的法律实践看，在保护公民的名誉权时，间接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这种间接的保护方式虽然弥补了法律规定的不足，但末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加大了对隐私权独立保护的难度，对隐私权的间接保护不可能实现对隐私权的充分、全面的保护

四、建构中国的隐私权保护体系

（一）转变观念－突显个人在宪法上的主体地位

人是社会的主宰，现代社会的法律权利以承认人的主体地位为前提，这也是 “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人不是为国家和社会而存在，而是国家和社会为人而存在。[3]即是说，在世界上，最需要关注的还是人本身，因为人是人格体，法律对人的关注就是从对“人格”的确认开始的，然后通过人格权在法律上的承认和确立，最终人格尊严的终极价值得以显现。

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公权力过于强大，个人始终被置于团体的包围中，其权利完全消解在对家族、国家的义务里。社会人群里，对法律不能调整的或不宜调整的东西过分强调其道德谴责、舆论攻击，忽略了法律的稳定的制约性和强制力。这种传统的认知失误造成民族性的整体差异，使得中国隐私权的界定有别于世界水平，比如中国人的年龄就像英国人谈天气一样随意，这正是文化差异的体现。[4]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价值即在于通过对国家机关制定行使权力的规则和程序，约束公共权力的行使，从而达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使宪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笔者认为，建构中国的隐私权宪法保护体系，首先要做的是转变传统观念，确立个人在宪法上的主体地位，确立个人在宪法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才能树立把每一个人当作人来对待的宪法价值取向。

(二)寻求隐私权宪法保护的依据一一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

人格尊严条款是指平等而自由的个人，在人格自由的前提下，自由决定其生活的方式、未来及行动。这个概念强调个人的目的性和自主性。这是宪法最重要的价值，人格尊严条款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法律关系的存在而构成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宪法上的很多基本权利如名誉权、肖像权、通信权等都是源自于人格尊严，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均为个人对于自身事务自主的范围，这些自由权利受到保障，意味着国家法律对于个人自主的尊重，更代表个人享有的特定事务领域是国家权力所不可侵犯的。

我国的“人格尊严”條款具有分散性和不确定性。由于我国至今尚未真正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因此，人格尊严条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仅起到了权利宣告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法律资源的浪费。因此笔者同意赋予“人格尊严”条款积极内涵这样一种做法。就宪政本身的目的而言，它一方面保护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人格尊严”所涵盖的隐私权条款可以很好地体现这一内容。

(三)部门法层面—制定《隐私权法》

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不是简单的把隐私权写入宪法，或者是仅仅为隐私权的保护寻求到一个宪法依据，因为“人格尊严”仅是宪法保护的总纲领、法律原则，而隐私权丰富的内涵需要部门法加以具体明确。它需要对隐私权本身的科学界定，需要设计合理的公权力行使的隐私权边界，还需要整体完善的司法制度，这样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才能起到权利保障的实质意义。[5]那么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隐私权的部门法律规定散乱，但是这些体现隐私权的法律规范应继续保持。同时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相关法律。

(四)通过司法实践逐步扩展隐私权的内涵

针对以上笔者提出的立法建议，为了实现普通法律对隐私权的保障，也要借助于司法实践的努力。因为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6]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权利救济体系中，司法诉讼救济是最主要的救济途径。因为如果没有法官的实践，没有司法解释对法律的续造，任何法律中的规定都永远是字面上的法律，也将永远处于不完善的状态中。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民事活动中侵犯名誉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处理以及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批复、解释等就是对这些权利内涵及救济措施所作的扩展，同样，对新兴的隐私权，也可以通过司法实践活动如司法解释、司法案例等形式予以扩展。

作者：王志强

宪法隐私权分析论文篇2：

论信息技术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

关键词：信息时代；隐私权；宪法权利；法律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10月9日，《居民身份证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修改，于2012年1月1日实施。修改后的《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此款规定引发了较多争议，认为指纹乃是每个人独有的身体特征和隐私，由国家某些公权力机关集中采集，其系统性流失的可能大大增加。因此，该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隐私权可能构成极大威胁。就目前公民身份信息保护的现状而言，公权力机关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频频发生，国家执法机关也尚未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可能因为指纹信息的普遍采集而增加公民陷入非法证据境地的概率。故此，指纹信息作为公民身体特征的重要指标，其作为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应当受到重视。目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生活环境，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全球经济、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革命，成为维系社会文明的特殊载体。但信息技术和科技发展在给人们提供便捷和带来惊喜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可能造成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后果。保护公民权利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义务，面对信息技术时代的挑战，公民隐私权当如何安放？

二、隐私权的发展及其宪法属性：域外经验

隐私权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立法者与司法机关会因为不同的内涵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宪法意义上的隐私权主要是基于维护人性尊严与个人自主性之实现，特别强调对个人私生活领域免于公权力侵扰及个人资料的自主控制的价值。

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基本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主要是基于维护人性尊严的考虑，通过从联邦法院创设民法上的人格权以保护个人不受他人的侵害，再经由联邦宪法法院将之确认为宪法上的人格权，以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受国家权力侵害。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通过对人性尊严的保障，使隐私权的具体内容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具体权利，只要与人性尊严相关，如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讯秘密等均可纳入人性尊严的保障范围，扩大隐私权的范围以实现更充分的保护。在日本，法律对隐私权亦没有明文规定，但通过对《宪法》第13条的“幸福追求权”的解释，可以衍生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一切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尊重。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以不违反公共福祉为限，需在立法及其他国家法律上，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隐私权当然属于“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的内容，理应受到宪法的保护。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都经历了从概念上消极被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独处而不被打扰的隐私权到积极主动的、自我决定个人信息的隐私权的过程，隐私权的宪法权利属性才得以逐步确立。在实践中，现代国家更多通过修改宪法以明确规定隐私权或者通过解释宪法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来保障隐私权，提升其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以体现公民自治的理念。

三、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文本分析

尽管在长期的实践中，隐私权的宪法地位逐渐得到认可，但对于隐私权的概念，学术界依然没有达成共识。进入20世纪后，隐私权转变为基于人性尊严理论推导出的“以幸福追求权为主要根据，并由判例和通说所确认的权利……它广泛地意指那些与个人的人格意义上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重要私人事项（例如容貌、前科等与自己相关的信息），可由个人自律地加以决定的自由”。就隐私权的宪法意义而言，更多意味着一种个人自主性，即个人有权决定其私人事务不受政府干涉与控制的自由。但信息社会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人感觉到“安全的独处的权利”的实现并不容易。

首先，就需要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对公民隐私权进行确认和保护。在当前的国际条约中，涉及公民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2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受任意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1）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2）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在区域性的公约中，涉及公民隐私权的规定主要有《欧洲人权公约》的第8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1条规定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4条的规定。为保护个人隐私权，有关国际组织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国际性公约，如1980年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和跨国界流动的指导原则》，1981年欧洲委员会签署和发布《个人自动文档保护公约》，1990年联合国签署的《个人数据自动化档案指导原则》。

其次，在世界各国宪法中也逐渐出现对公民隐私权确认与保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住宅隐私：通讯隐私、个人信息隐私、私生活权以及刑事诉讼中的隐私保护等方面。如韩国《宪法》第17条规定：“所有国民的私生活的秘密和自由不受侵犯。”

再次，虽然法治发达国家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隐私权或私生活权的直接规定，但通过违宪审查和司法判例的确认和发展，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成效显著。在美国，尽管联邦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障可以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3、4、5、9、14条推导出来，但是这些条款仅适用于政府行为。此外，美国有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夏威夷和蒙大纳共5个州通过修改州宪法的方式明确保护隐私权，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律。包括1970年的《公平信用报告法》，1974年的《隐私权法》、《家庭教育权与隐私权法》，1978年的《财务隐私权法》，1980年的《电子通讯隐私权法》，1988年的《计算机对比和隐私权保护法》、《受雇人测谎保护法》、《影带隐私权法》，1994年的《驾驶人隐私权保护法》等系列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律规范。1998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了《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免受商业网站侵犯。同时，美国各州还制定了众多保护本州公民隐私权的法律，如纽约州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加利福尼亚州的《隐私与有线电视法》，还有伊利诺斯州的《通讯客户隐私权法》等。从法院的隐私权判例到国会为隐私权专门立法，不仅体现了隐私权作为公民宪法权利的地位得到广泛认可，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公民隐私权法律保护规范与制度层面的发展完善。

最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还通过对个人数据进行保护的法律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隐私权，如意大利1996年颁布了《数据保护法》；瑞典1998年通过的《个人数据保护法》；英国1998年颁布了《数据保护法》；西班牙1999年制定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特别是在2001年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文件形式对隐私和隐私权予以明确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隐私权保护的规范缺失致使其保护力度和范围极为有限，并未作为一项独立的民法权利和宪法权利得到明确规定。

四、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信息时代的国家义务

隐私权在现代各国已逐渐成为宪法认可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凡人皆有的权利，宪法加以规定具有确认其在国家规范秩序中的最高效力，国家有加以保障的义务，不仅立法者不得任意限缩，制宪者如有侵犯也视为一种宪法破毁的行为。基本权利内容越是充分实现，政治体系越具有存在的正当性”。故此，“国家应当为每一个人在独立的自我负责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先决条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应该保障，个人在国家面前享有自由，而且还应该作为组成社会共同体的权利来参与奠定国家的基础”。鉴于现代国家的职能大致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其保护义务主要的表现形态可以分为：立法者应履行制定完善且适当的法律规范的义务；行政机关应履行切实执行法律的义务；司法机关以保护义务为准则，尽职尽责地裁判案件，应及时为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实现司法救济。

首先，鉴于立法是法治国家宪政秩序的建构的基本途径，立法机关应积极制定良善之法以保护公民隐私权。“对于国家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心，置于立法者之肩上。立法者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平衡国家社会之需要，勤于制定法律，以塑建国家一个客观的法律秩序，来促使人民基本权利最大限度的实现。”立法机关的保护义务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禁止立法机关所立之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可能造成的侵犯；二是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必须将尊重人权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宗旨贯穿于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文之中，以充分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第一个层面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的，意味着立法机关不得随意制定法律规范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即便是在特定情况下，如基于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要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也必须充分考量适当性、妥当性与比例原则。第二个层面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说的，立法机关应尽力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充分保障人权。对于现代国家而言，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隐私权的宪法权利地位，可以从很多国家不仅在侵权法或普通法领域对隐私权的法律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在宪法适用时对隐私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进行解释得到证明。

其次，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也具有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基本权利是设立主权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国家通过立法方式履行保障人权义务，是国家承担和履行其保障人权义务的第一步。但对人权的享有主体而言，仅仅拥有法律文本中规定的权利显然不够，个人还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享受其权利。在传统宪法的语境下，基本权利对国家机关的限制主要是对行政机关的限制，结合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由此产生了行政机关的保障义务。现代国家的行政机关履行公民权利的保护义务，主要表现在合法合理地执行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良法，以实现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旨。行政机关为保障立法机关所规定的公民受益权的实现，应尽一切努力通过干预或引导的措施来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使其能够过上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

再次，司法机关同样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对权利受到侵犯的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是国家义务不可或缺的方式。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罗马法原则，如果当权利被侵犯时受害者得不到救济，那么这种具有无法实施性质的权利不过是一纸空文，不再是真正的法律权利。因此，对人权侵犯的受害者提供救济是国家承担的一项重要人权义务。在现代国家中，落实这一义务的主要载体是负责处理纠纷、审判案件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是指，法院在处理纠纷和诉讼过程中有义务尊重基本权利，并尽力使之得到公平和正义的裁判。基本权利遂形成了对司法机关的约束，要求其提供公正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现代宪法在规范上一般对此有所体现，规定基本权利约束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其中尤其以德国基本法和南非宪法为典范。

由是观之，隐私权作为宪法认可的基本权利，“是以作为一个‘人’之立场，要求国家必须建立起某种社会福利制度，并提供各种必要之服务，使人民能享有符合人性尊严的最起码生活条件，进而能够追求其人生的幸福与快乐”。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我国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规范依据，从人格尊严的概括性条款中，可以衍生出对隐私权的保护理念。迈向“一个可以运作的隐私权”，在我国可以建立起隐私权保护的双轨制体系：在普通法层面，对于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可以首先通过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等进行救济，如构成犯罪还可运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进行保护。在宪法层面，通过宪法解释从宪法明确列举的保障权利条款中推导出公民隐私权，是保护公民隐私权不受国家公权力侵犯的另一可能途径。借鉴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有益经验，以督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为契机，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从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权利的地位；或在未来修改宪法时也可以考虑增加保障公民隐私权的条款，使隐私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在宪法文本中得以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应当尽快采用直接保护方式，在诉讼法中确认公民以隐私权受侵害为由提起的诉讼权利，完善具体机制并尽快健全相关的隐私案件审判制度等，以充分保障作为信息技术时代公民重要宪法权利的隐私权。

作者：戴激涛

宪法隐私权分析论文篇3：

美国地方宪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研究

摘要:美国目前的人权保障是两套并行的模式,即公民受到宪法条款的双重保护。但是在具体的权利保护中,各州又有各自独特的特点,这一特点反映到案例法中,由法官对此进行宽泛性的解释,对州宪法中权利的内容做了更为丰富的诠释。本文将以联邦主义下州宪法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分析不同地理模式下州宪法的特点以及州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中的作用,以一些州有代表性的权利保护模式为范本,探讨其在言论和新闻自由、社会福利与司法补救保障、隐私权等具体案件中的运用以及州宪法的权利保护基本性和特殊性结合的问题。

关键词:州宪法;基本权利;权利法案;人权保障

一、美国州宪法关于人权保护问题的历史发展

美国宪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同国家命运、人民权利紧密相连的历史。自从《五月花公约》宣称为了良好秩序和保护生命而结成公民的政治实体以来,人权保障一直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命题甚至是建国之本,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宪法也是人权保障的范本之一,因为它将人的生命自由、正当程序、言论和宗教自由、要求陪审团审判、禁止酷刑等人权的基本精神融入了最高层面的价值上的保护。在联邦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做纲要列举的同时,50个州的宪法为《权利法案》中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做了更为普遍和细致的规定,贯穿了《权利法案》的基本精神,甚至超越了联邦宪法的层面,对某些特殊权利做了更大力度的保护和更为精确的解释。因此,美国宪法建立在天赋人权、争取自由的基础上,而州宪法为人权的保障开辟了先河。自1776年6月开始,各殖民地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起草和建立州宪法,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1790年,其中,新罕布什尔州在1776年率先制定了州宪法,随之掀起了各州立宪的高潮。早期的各州宪法风格不一,并在人权保护的立场上也不相同,但是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个人权利保护原则,在宪法的序言中,无一不宣称立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州民的基本权利。

(一)早期各州宪法中《权利法案》的发展和态势

自独立战争之后,各州起草了州宪法并充分体现了《独立宣言》的民主精神。这些州宪法宣布主权在民、政府机关由选举产生;列入了包括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请愿自由、禁止制定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法律,禁止无理逮捕和搜查、禁止不经法院审讯便处以刑罚等政治自由和民主自由权利。这些主张后来都在联邦宪法的《权利法案》中有所体现,[1]而这个时期对人权的保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选举权的赋予。早期的州宪法都在选举权中对财产、性别、种族规定了一些限制。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就规定所有纳税的成年白人男子都有选举权,这表明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和有保留的民主,并非如其在宣言中描述的人人平等。第二,对待黑人奴隶制的态度,北部的州宪法为了在独立战争中补充兵源,以自由作为吸引黑奴参战的条件,而南部则反对废除奴隶制,因为种植园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奴隶作为私有财产。[2]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州宪法的制定中,都将《权利法案》置于宪法之首,放在权力分配和架构之前,这也表明了州宪法制定的一个原则,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立宪之本,这是制定宪法的首要原因,也是政府合法性的一个前提,当美国宪法的精神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宪法的源泉的时候,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罗伯特·H·威布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中提到,民主政治新的基本原则是自治:人民共同管理自己,人民又各自管理自己。人民让与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与国家达成契约,另外又对国家权力随时保持警惕,预防公权对个人权利的任意侵犯。在今天美国的50州宪法中,《权利法案》位于宪法之首,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特征,并广泛影响了世界宪法发展的潮流。

在1787年美国宪法草案颁布后,各州对提出的宪法草案进入批准程序,各州都提出,宪法草案必须保持《独立宣言》人民主权原则的立场,在通过这部宪法草案必须以补充《权利法案》为条件。而直到1788年通过了《权利法案》才最终结束了这场争论。为此,制宪代表缅因指出,“各州将成为检验理论的实验场,尝试存在于合众国和欧洲的不同机制。”而布兰代斯法官在一段常被引用的话中说:“如果某个州的公民愿意,就可以把自己这个州作为一个试验场,进行新的社会实验和经济的试验,而对这个州却毫无危险。这是联邦制令人高兴的事情之一。”这是美国特殊政治体制的一项优势,即将联邦权力和州的权力分开,两者都可以对公民的权利提供保护,但是州宪法在早期并未对联邦宪法的效力有过分的重视,因为对州权限制的程度大小在州加入联邦时是一个谈判和相互妥协的条件。在这个角度而言,州宪法为联邦宪法《权利法案》的制定提供了源泉,很多重要的原则都是在各州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法律中去。[3]46因此,在早期的13部州宪法中,据统计,13州全部保护宗教自由,11州保护陪审团权利,10州保护出版自由,9州保护正当程序,少数州保障自由言论和政教分离,并禁止一事多罚。而联邦宪法之父麦迪逊起草的《权利法案》的前8项人权条款,几乎全部来自当时的州宪法条款。[4]436在美国州宪法的制定上,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修正案和权利法案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州宪法的字数比美国宪法的7,500字多一些,并且更多的是关于政府和人民日常关系的细节。例如:佛蒙特州的宪法是8,295字,而阿拉巴马州最近的1901年批准的州宪法是310,296个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宪法文件之间的不同的长度和细节归因于其不同的目的和用途,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的宪法都是相应一级的法律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但美国宪法规定了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州宪法描述了结构细节和那些不能给联邦政府的权力。许多州认为一些解决具体问题的法律很重要从而将其非常详细的写入到州宪法中。另外所有州宪法都必须符合美国宪法。①由此可见,州宪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根据本州的实际需要对州民的权利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州最高法院在宪法判例中作了宪法解释之外,大部分都从成文法的法律文本上确认权利的地位,即在宪法的修正案中承认权利的合法性。宪法的正文一般不做修改,一方面是出于法律安定性的考虑,更进一步说,这是美国宪法文化特殊的背景和宪法传统所决定的,而修正案为此提供了简单和易于操作的模式,这也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繁多和冗长的原因。例如阿拉巴马州共产生过六部宪法,有743条宪法修正案,涉及到蚊蝇控制、农场牲畜尸体处理、卖淫嫖娼等各个方面,而美国各州州宪法平均为116条。这使得阿拉巴马州宪法成为美国各州宪法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广、文字最多的州宪法,是一般州宪法篇幅的12倍。[5]

(二)州宪法的地理模式分析

张千帆先生在《西方宪法·美国宪法》一书中,引用埃勒赛(D·J ·Elazar)教授的划分方法,将美国50个州的州宪法划分为六种模式,分别是共和国模式、商业共和国型、南部契约型、政府架构型、民法典型、管理型。在这六种模式中,选取了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斯加州为分析代表。在共和国模式中,不仅包括了权利法案的基本条款,也包含了一些特殊的权利,如社会福利和公共教育。这一类型的宪法主要是权利的革新,例如纽约州的劳工权利。在重建时期,在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权利法案中体现为民权的确认,取消了种族和性别歧视,并首次授予妇女选举权。在商业共和国型中,州宪法权利主要是种族和贸易利益的冲突达成的妥协并且明显地减少议会立法权利。在南部契约型中,州宪法的任务初期主要是解决蓄奴制的问题,摆脱贵族特征,但对人权保护往往只集中在少数几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又同精英阶层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南部权利保护运动的发展,就是各派系势力相互制衡的真实写照。西部各州采用政府架构型这一模式,如蒙大拿州和加州。蒙州宪法的权利法案将前文提到的选举权有限扩大,减少了财产和移民居住期限的要求,但仍然局限于白人。而加州宪法则体现了逾越联邦宪法的限制,明确授予州法院对本州公民更大的保护,但这一原则有例外(不适用于中小学生的校区分配和死刑判决领域)。根据以上分析,张千帆先生在总结时认为州宪法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州宪法权利保护模式的发展脉络,即州宪法是权利保护的源泉,将美国公民置于联邦宪法和州宪法的双重保护之下,联邦《权利法案》为人权保护提供了最低底线,通过各种案例的解释不断丰富《权利法案》的内容,但是各州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纷纷逾越联邦保障,经历了低于联邦宪法、联邦宪法“统一”、最后超越联邦宪法的三部曲。如同布仁南法官指出的那样:“各州宪法也同样是自由的源泉,他们的保护往往超越最高法院解释联邦宪法的要求范围,……我们联邦体制的一项优势,即它对保护公民的权利提供了双重源泉。②

二、宪法判例与权利保护

各个州的宪法为州民的权利保护提供了成文法文本上的保护,但美国的宪政过程就是法院案例法的具体解释过程。换言之,法院通过在判词中针对成文法的立法过程和目的,结合过去的案例,提出一系列对待宪法权利的实施意见,州宪法对权利保护的模式都是在具体的案例中得到体现,在判词中的州宪法由于是“限制而非授权文件”,按照美国宪法理论的解释,来自于联邦宪法权力应当受到严格解释,而来自于限制文件的各州权力应当受到宽松解释。因此州宪法的解释方法又不同于联邦宪法。[4]452同时,为了限制法院的管辖权,联邦最高法院发展了重要的司法理论:“合适与独立的州法基础”。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州的州宪法或立法可以为案件的决定提供“合适于独立的州法基础”,那么即使这个案件可以运用联邦法律,联邦法律也不应该接受审理。根据1983年的“搜占车辆毒品案”,如果州宪法在判决中没有明确“合适与独立的州法基础”问题,联邦法院仍有管辖权,但是此案作为特例,并未对基本理论造成冲击。[4]460-461宪法文本上的权利是僵硬的权利,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予以确认,永远都不能提供对州民有效的保护。州最高法院在对待有关权利保障的问题上,历来采取革新和大胆的态度,早期的联邦最高法院也不得不承认州在这一问题上拥有的权利,最高法院在审理巴伦诉巴尔的摩市市长案(1833年)的判词中就指出,《权利法案》本身只对联邦政府具有约束力,对各州无约束力,直到通过了第十四修正案才对州权有了合理的限制,实现公民权利联邦化。[3]100州最高法院对宪法权利的保护涉及各个方面,涉及到选举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司法救济、社会福利等方面,尤其在隐私权方面,州法院在这项联邦《权利法案》没有规定的权利上给予了最大力度的保护,直到1974年国会才通过了《隐私权法》,但是作为一项宪法权利,隐私权的保护起源于州宪法的保护。之前的分析都集中在州宪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积极作用之上,但宪政是宪法的动态实施过程,而宪法文本中的公民权利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各州《权利法案》的内容同联邦宪法一样,只是各州州民享有的基本权利,而非全部权利,人民对此持保留态度。同时,州的宪法判例并非都促进公民权利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传统的拘泥,甚至有倒退的现象。例如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普莱西因为乘坐了只能由白人专有的车厢,被认定为“有色种族”,受到逮捕和关押,但是法官约翰·霍华德·弗格森(John Howard Ferguson)裁决州政府的行为合法有效,普莱西最终败诉。普莱西接着向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控告弗格森法官的裁决,但该法院维持了弗格森的原判,后来最高法院也维持了这个判决,确立了“隔离但是平等的原则”,认为种族隔离的法律并不违反宪法,直到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一案后才推翻了这个原则,而民权运动也因此迈进了实质性的一步。在此案中,路易斯安那州在1892年的判决中也是一个权利倒退的现象,在此后的50多年中,种族隔离的法律一直有宪法的正当的地位,可见即使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权力的最高层面,但是在州的地理范围内,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和特殊的传统,使得州民的权利保护仍然是坎坷和曲折的过程。

三、州宪法的特色:权利基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作为号称世界上最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美国宪法为公民的权利保护提供了在成文法上的最强保护,同时在宪法判例中不断地加以丰富和补充,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建立了一个为人权和民权提供保护的法律传统,权利法案的目的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到政府的任意侵犯,州宪法在权利保护上也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在各州的《权利法案》中都有了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的条款,甚至提供了更为宽泛的保护范围,对一些联邦没有注重或设定的权利也做了细致和全面的规定。因此,作为联邦《权利法案》内容的来源,州宪法提供了源泉或成为一个“实验场”,这也是州宪法涵盖基本公民权利范围的原因,但是由于各州对待权利的认识和独特的州宪法传统和利益博弈的差异,在权利保护的视角上又具备各州的特点,形成了权利保护基本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一般认为,州宪法的优越性正体现于其灵活能力,以适应地方的特殊状况,或在一州进行某项立法或司法试验,以避免在经验尚未成熟的阶段即影响到整个联邦。[6]例如,在言论和新闻自由方面,州宪法几乎都提供了类似于联邦宪法的保障,而基于独特的州宪法传统,有些州对言论自由赋予特别保护,尤其是当私人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的潜在冲突时以哪一方利益为重时,新泽西和加州为正方代表得出类似的结论,以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为重,宾州在态度出现反复之后仍然回归主流观点,而在其他州,私人禁止在其地产上行使自由言论规定一直受到维持。[4]470-487另外,某些州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福利的正面权利,而联邦在这项权利上却没有加以重视。如1938年纽约州宪法的第十七章第一节规定:“对穷人的资助、关怀和支持是公共问题,它们应获得州政府及其分支的解决。立法机构可随时确定其方式和手段”,与纽约州类似,蒙大拿州宪法第二章第三节也作了相同的规定。除了福利权利之外,某些州还明确了对司法补救的保障。全美目前这项保护并未被联邦宪法所包括,有39个州的《权利法案》具备补救保障。在俄勒冈和佛罗里达州宪法中均有涉及,俄勒冈州规定:“对于每个人所经受的人身、财产或名誉损害,它应通过法律正当程序而获得补救。”[4]490-492针对隐私权的保护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实践中的案例发展了隐私权的理论,因为联邦宪法并未规定隐私权,它认为隐私权的保护已经自动地覆盖在《权利法案》中,而至少有4部州宪法明确规定了隐私权。从这里看出,通过州宪法对隐私权在成文法上确认,州民在州宪法的范围获得更大的保护,在此基础上的扩充意义还包含避孕、堕胎等人身自由,实际上州宪法所保护的隐私权获得了更广范围,包括住宅隐私权。[4]493另一个引用隐私权的决定是选择死亡的权利。在2006年的冈萨雷斯诉俄勒冈州一案中,俄勒冈州颁布了允许医生利用一定的物质帮助病人安乐死的法律,作为总检察长的冈萨雷斯认为这项法律违反了联邦的反控物质法,在该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裁定联邦只将毒品等管制品禁止的权力授予总检察长,但是国家的医疗领域除外,即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在州内允许的辅助自杀。这样,州实际上拥有了在隐私权范围上更加广泛的解释权。除了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特殊权利种类繁多,例如新泽西州的保障公共和私人企业的职员集体谈判的权利,另外有些州还保护精神病人的平等权利,有些州对刑事嫌疑和罪犯提供了特殊保障,除了在州宪法中有具体的规定,在法院判词中还引用了《人权宣言》和《国际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的内容来佐证州宪法人权保护的合法性。联邦法律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州宪法权利的空间过小,州宪法可以基于实际需要和传统做出一定的超越。在1979年的“州宪法女监探视案”中,纽约州就发展了正当程序条款,认为“正当程序的要求并非静止,它们随着生成环境的因素而变化”,最高法院所解释的联邦宪法有时不能被依靠来合适保障州民。[4]502-50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联邦权力和州权力博弈。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是50个州也有自己的法律,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为此做了保留规定,在美国历史上关于州权与联邦权力的界限问题的争论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为此形成了州权派和联邦派之争。州权派认为联邦的建立就是各州权力的合法让与,但各州从来都有所保留,各州更接近人民,比联邦宪法更能了解人民的需要。但是联邦主义者针锋相对,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所以现今各州实际享有的权力事实上都不能脱离联邦而存在。为此,各州提供给州民的保护尽管具有前瞻性,甚至能超越联邦的范围,但是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不能逾越国家层面,也不能以损害其他州的公民利益为代价,因而我们讨论州宪法对权利的保障并不是批判联邦《权利法案》不过是抽象和文本的权利,相反,联邦《权利法案》为美国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通过各州立宪,联邦主义还可对各州公民提供直接与正面的保护。一部联邦宪法为共和国的所有公民规定了基本权利的底线,众多的各州宪法及其案例的独立发展,则可为本州公民的权利提供附加保障,同时,即使某些权利对于联邦而言并非基本,但是各州最高法院可以做出不同规定,如承认联邦宪法所没有明确规定的隐私权、在私人地产上的言论自由,况且不区分“基本”,各州法院皆可对本州政府的行动加以限制,以对州民提供更大限度的自由。[4]505美国的联邦宪法为公民提供了基本权利的保护,州宪法为此做了不断的解释和丰富,但是各州宪法并非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模式遵循,在民族认同感和全国价值在美国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发现州宪法主义的弊端,州宪法提供给人民的权利虽然很细致,但是也因为过于细致而显得僵硬,缺乏灵活性。为此,州宪法的权利保障模式在未来仍然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值得期许的过程。

注释:

①这一部分的内容在维基百科关于美国州宪法的词条论述中有详细的介绍。

②这部分的内容详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451页中对州宪法地理模式的论述,作者只是将具体内容作了纲要的归纳,不是原始论述和创造性论述。

参考文献:

[1] 王莱宁.美国宪法的历史解读[J].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2]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6-72.

[3][美]伯纳德·斯瓦茨.美国法律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徐振伟.阿拉巴马州宪法改革刍议[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6] Bilionis,”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itutional Spirit”,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70:1808-9.

A Study on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American State Constitutions

Lv Yong,Duan Qing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