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生态环境论文

2022-04-17

城镇化生态环境论文篇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生态环境响应的时空演化研究

摘要：伴随着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这严重影响了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发挥，以及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目标的实现。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分析其时空演化，并借助响应模型，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机制，并提出长江经济带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生态环境；城镇化发展；响应机制；时空演化

一方面，城镇化快速背景下，人口转移、产业发展和集聚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能源消耗强度，污染问题也日益显著，给生态环境带来了长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响应又进一步改变和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和进程，这一问题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明显。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我国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伴随着长江经济带省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这严重影响了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发挥，以及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目标的实现。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交互胁迫机制，对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现实和指导意义。

1 指标体系

城镇化的发展包涵五大方面：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开放程度、生活质量，依此构建评价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人口发展选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人均GDP（元）、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万人），经济发展选取GDP（亿元）、GDP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第三产业比重（%），创新发展选取高新技术增加值（亿元）、普通高等学校数（所）、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数（件），开放程度选取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进出口总额（亿美元），生活质量选取人均社会消费品总额（元）、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亿元），共19个具体指标。

生態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包含三大方面：资源环境压力指数、资源环境载荷指数、资源环境绩效指数，资源环境压力指数选取人均耕地面积（平方米）、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单位GDP能耗、耕地化肥负荷（吨/平方千米）；资源环境载荷指数选取建成区绿化率（%）、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森林覆盖率（%）、城市燃气普及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资源环境绩效指数选取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危险废物处置率（%）、年空气污染指数达优良的百分比（%）、噪声等效声级（分贝）、有效灌溉率、污染治理投入（万元），共18个具体指标。

2 研究方法

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有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为了避免评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这里选用客观评价法——熵值法，对于数据矩阵A，Xij表示第i个方案第j个指标的数值，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标准化数据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重Pij，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对于j项指标，指标值Xij的差异越大，对方案评价的作用越大，熵值就越小，最后，求权数Wj，并计算出各方案的综合得分Si。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测度及时序变化

借助Matlab软件，利用2006-2015年指标数据，计算得到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UL、生态环境综合指数EI，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UL值由2006年的0.0154上涨到2008的0.1190，涨幅达0.1036，这说明2006-200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得到飞速发展，2009年较2008年相比，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有所回落，但自2009-2015年，仍处于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也大体呈现出上升趋势，2006-2013年EI指数变化较为平稳，2013-2014年，EI指数上升较快，由2013年的0.1057增加到2015年的0.2035，涨幅为0.0978。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都处于较高水平。作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趋势图，如图1，可见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大致呈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这表明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影响，生态环境的发展也作用于城镇化，二者呈现出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关系。

4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指数及其空间演化

4.1 响应指数

为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模型：A（t）=（dEIt/dULt）*（ULt/EIt），式中，Aj（t）为t年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指数，ULt为t年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EIt为t年生态环境综合指数，dEIt/dULt为响应方程中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导数。若A>0，则说明为正响应，若A<0，则说明为负响应，若A=0，则说明没有影响。

借助Spss软件求出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函数。拟合最佳方程，其中：线性方程为EI1=0.8486UL+0.0151（R2=0.7329）、二次方程为EI2=5.9490UL2-0.3527UL+0.0576（R2=0.8325）、三次方程为EI3=69.67UL3-16.85UL2+1.549UL+0.0258（R2=0.8802），三次方程拟合优度R2为最高，则说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函数为三次曲线方程。根据响应模型，求出2006-2015年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指数，见表2。

由表2可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指数由2006年0.3617上升到2.7960，城镇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6-2008年，响应指数上升阶段，由2006年的0.3617上升到2008年的0.6491，上升幅度为0.2874；第二阶段2008-2010年，响应指数下降阶段，由2008年的0.6491下降到0.1829，可见，此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小；第三阶段2010-2015年，上升阶段，2010年到2015年响应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涨幅为2.6131，2014年较2013年相比稍有回落，响应指数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冲击，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的响应也因此变大。

4.2 空间演化

长江经济带覆盖11个省市，可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上游有贵州、云南、四川、重庆，中游有江西、湖北、湖南，下游有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从城镇化发展的平均水平来看，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递减态势，区域差异较大，另外，生态环境状况与城镇化发展状况大致相同，各省市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一，要因地制宜。其中，江苏、上海、浙江、重庆等省市地处于城镇化发展较高水平，因此，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城镇发展的协调；贵州、湖南、江西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区域，要注重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跟紧生态环境保护步伐，发挥区位优势，实现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安徽、四川、云南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要注意优化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力求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以实现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并通过响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的响应，并研究了其空间演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合理配置各项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总体水平。各省市资源禀赋不同，城镇化建设侧重点也不同，要因地制宜发展，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要发挥辐射带头作用，在提高自身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带动周边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市，实现区域间协调互助，多方共赢局面。

第二，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影响长江经济带的持续发展，从生态环境着手，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各省市应在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综合承载能力范围内，进行适度开发，促使“黄金水道”发挥“黄金价值”。另外，各省市也要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和环保工作力度，保障环保工作有序有效进行。

第三，协调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长江经济带生態环境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逐年增大，要协调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二者的关系，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加快推进建设城镇化，并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紧抓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家庭，毛文峰.武陵山片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的计量分析——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06）：148-154+129.

[2]郭庆宾，刘静，王涛.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生态环境响应的时空演变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02）：137-143.

[3]刘静.武汉城市圈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4]吕园.区域城镇化空间格局、过程及其响应[D].西安：西北大学，2014.

[5]彭子睿.新型城镇化下武汉远城区生态环境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作者：刘皖肖

城镇化生态环境论文篇2：

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研究

摘要：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全国及大部分省区城镇化水平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的支撑能力有限；第二，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拮抗阶段，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比较剧烈，既存在胁迫效应，也存在约束作用；第三，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格局，全国属于轻度失调型，大部分省区属于轻度和中度失调型。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适度适速发展、创新“土地红利”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关键词：城镇化；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中国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18DJJJ0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J18RA179）

0引言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特定区域范围内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对人类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的承载能力，尤其是区域内资源环境数量与质量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并且进一步包含了资源环境作为承载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功能适宜程度及规模保障程度[1]。对于一个城镇而言，具备一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其发育和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样需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基础条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资源结构性短缺但消耗量大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附加了更加尖锐的人地矛盾，反而使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随着城镇化水平超过50%，我国城镇化也逐渐进入转型发展阶段，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已成为专家学者的普遍观点[2-4]，“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也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特别要求，并且“五化”协同理念同样要求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5]。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以视为复杂人地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探究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对于实现二者协调有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指导作用[6-7]。

从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来看，城镇化与自然基础的耦合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方面，相关学者对全国、省域、市域等不同尺度和类型地区的城镇化與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8-10]，并且取得丰富研究成果。然而在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关系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资源环境对城镇化所产生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基础作用[11-12]也包括约束作用[13-14]；第二，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出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的观点[15-17]；第三，城镇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18-20]，既研究了单一资源环境要素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了综合资源环境各要素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亟需在整合已有研究基础上，根据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展开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研究。因此，本文以人地协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理论指导，通过指标体系及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空间上的耦合关系及匹配规律，提出实现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丰富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且为指导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1.2指标体系

分别从城镇化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两个维度建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指标体系（见表2）。通常认为，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4个要素由农村向城市集聚或转变的过程，因此，城镇化评价准则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四方面选取。其中，人口城镇化评价指标主要用城镇不同属性人口比重反映；经济城镇化评价指标主要用与GDP相关指标反映；社会城镇化选用居民收入、就业和生活情况的相关评价指标；空间城镇化主要用反映面积的评价指标反映。资源环境承载力表示资源环境作为承载体对作为承载对象的支持与承载能力[1，21]，通常反映上限容量范围内的资源环境的质量与数量对特定经济规模、城镇规模、人口规模的承载能力以及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开发强度[22-23]。由于本文主要立足于资源环境条件对城镇化的保障程度，因此从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支撑能力两方面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其中，资源承载力主要选取水、土、森林、湿地等典型资源指标；环境支撑力主要根据污染物的排放及处理处理情况选取指标。选取指标时坚持科学性与可量化、简明性与独立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指标选取原则，所需数据源于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研究对象为全国以及除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其他31个省级行政单位。

2结果分析

2.1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

根据图1可知，全国的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分别为0.29和0.19。从各省城镇化综合指数来看，上海和北京分别为0.77和0.7，是综合指数较高的两个省级单位，云南、贵州、甘肃、安徽、广西均低于0.2，是综合指数较低的省区；从各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来看，黑龙江和海南高于0.3，是综合指数较高的两个省，宁夏、贵州、河北、河南低于0.14，是综合指数较低的省区。总体而言，城镇化综合指数波动较大，说明各省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相对于城镇化综合指数而言波动较小，但是不同省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仍存在一定差距；对比城镇化综合指数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可知，全国及其各省区只有黑龙江、广西、海南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说明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水平，根据综合指数大小可以反映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所起到的的支撑作用有限。

2.2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

根据耦合度计算结果（图1），全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为0.49，各省耦合度位于0.4和0.5之间，均处于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拮抗阶段。其中，辽宁耦合度最高，为0.4995，河北耦合度最低，为0.4166，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一般认为，当两个系统处于拮抗阶段时，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具有一定的胁迫效应或约束作用。根据诺瑟姆城镇化过程曲线，目前我国城镇化处于中期阶段，在城镇化过程中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相互作用比较剧烈，既存在胁迫效应，也存在约束作用。城镇化的胁迫效应主要表现在：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城镇化”水平长期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开发区”“新区”建设存在圈地和占地现象，部分新建设的地区利用率并不高，出现较多“鬼城”，但是大量耕地被占用的事实已难以改变；大规模的城镇化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原因之一，大中城市规模扩张迅速，受到发展阶段限制产业结构并不合理，以低端产品、粗放产业居多，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大规模开发资源、加工资源的过程中造成原本有限的资源消耗過快；快速发展的城镇化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带来负担，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生态超载增加2.34%，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0.0073[4]。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作用表现在：水资源严重短缺，全国缺水城市达333个，严重缺水城市达114个，水资源成为限制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镇化进程推进的重要约束因素；全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消耗能源6978万吨标准煤，并且能源保障程度将继续降低，大规模的能源消耗导致城镇化进程中的能源保障形势更加严峻；环境问题多发，北方雾霾、沙尘暴频发，南方酸雨严重，影响到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制约了城镇化质量提高。

2.3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

31个省级单位耦合协调度可分为三种类型（表3）。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属于临界协调型，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城镇化已经进入或将要进入后期阶段，由追求速度增长向追求质量提高转变，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所以耦合协调度高于其他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山东、湖北等省份城镇化具有一定历史基础，虽然目前处于轻度失调型但已经接近临界协调型；内蒙古、广西、海南、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胁迫效应保持在较小范围内，故这部分省区也属于轻度失调型。河北、安徽、河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山西、江西属于中度失调型，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所占比重大，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城镇化过程中对资源依赖大、消耗多，产生的环境问题较突出。总体来看，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格局。全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为0.36，属于轻度失调型；轻度和中度失调型省级单位数量占总类型数的80.6%，说明我国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处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层次，与上文耦合度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3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偏低，为推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1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适度适速发展，创新“土地红利”模式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我国城镇化发展需要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城镇化适度适速发展，创新“土地红利”模式，保持城镇化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努力实现“城镇化新常态”。

首先，从经济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特点来看，我国城镇化也需要适度适速发展。原有的城镇化高速乃至超速增长，对资源能源消耗过度、产生的环境问题较严重，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这种“冒进式”的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城镇化也需要由过于追求增长速度向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转型，在优化城镇化布局、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把绿色、循环和低碳的发展理念融入城镇化建设中，减少因城镇化而产生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实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其次，从经济新常态的“新动力”特点来看，我国城镇化“土地红利”模式需要创新。由于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土地红利”在过去30多年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随着土地成本提升以及土地管理制度更加严格，大规模扩张建设用地已不现实，因此需要创新城镇化的“土地红利”开发模式，由原有的粗放开发模式向集约节约利用模式转变，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浪费现象。

3.2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要求城镇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同时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说，应该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的保障作用，可从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格局三方面入手。

（1）要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建立城镇化的资源安全保障。我国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严重，并且人均资源拥有量少，城镇化发展又需利用大量水、土、矿产等资源，因此要把资源的节约利用作为城镇化发展转型、建立城镇化资源安全保障的突破口，实现水、土和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通过城市的“精明增长”实现节水型城镇建设以及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高，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鼓励节能降耗，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

（2）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加强环境污染治理。面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基础上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水、大气和土壤环境的改善，完善相关环境标准，严格环境准入制度，根据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质量优化产业布局，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工艺装备，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突出问题。

（3）注重生态功能的作用，构筑城镇化生态安全屏障。对于生态脆弱或资源环境条件差的区域，要严格限制城镇规模并控制人口扩张，城镇化发展方向、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方向不能与生态功能区相冲突；加强生态敏感区与生态脆弱区的保护或管制，提高生态功能区的地位，以山脉、水系、林带、海岸带为保护屏障，构建支撑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

4结语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不仅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特别要求，并且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其耦合关系有助于丰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关系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且对于促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现阶段全国及大部分省区城镇化水平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的支撑能力有限；（2）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拮抗阶段，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比较剧烈，既存在胁迫效应，也存在约束作用；（3）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格局，全国属于轻度失调型，大部分省区属于轻度和中度失调型。针对上述结论，提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的对策建议：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适度适速发展、创新“土地红利”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参考文献：

[1]岳文泽，王田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的逻辑问题[J].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 1-8.

[2]陆大道，陈明星.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J].地理学报， 2015， 70（2）： 179-185.

[3]姚士谋，张平宇，余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 2014， 34（6）： 641-647.

[4]方创琳.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J].地理研究， 2019（1）： 13-22.

[5]刘凯，任建兰，张存鹏.中国"五化"协同发展水平演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16 （4）： 22-34.

[6]刘凯，任建兰，李雅楠.基于供需视角的黄河三角洲人地关系演变[J].经济地理， 2018， 38（6）： 28-34.

[7]刘凯，吴怡，陶雅萌，等.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7）： 50-56.

[8]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1）： 105-112.

[9]马利邦，牛叔文，李怡欣.甘肅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量化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5）： 52-58.

[10]玛伊热姆古丽？依明，孜比布拉？司马义.库尔勒市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的耦合分析[J].干旱区地理， 2014， 37（1）： 188-194.

[11]张雷.现代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J].自然资源学报， 2010， 25（4）： 696-704.

[12]姚士谋，冯长春，王成新，等.中国城镇化及其资源环境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13]洪大用.绿色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J].环境保护， 2014， 42（7）： 19-23.

[14]庄贵阳，谢海生.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城镇化转型路径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2）： 1-10.

[15]李双成，赵志强，王仰麟.中国城市化过程及其资源与生态环境效应机制[J].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1）： 63-70.

[16] Chen M X， Lu D D， Zha L 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Effects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0， 20（1）： 17-30.

[17]李芬，李岱青，張林波，等.中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变化比较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4）： 125-131.

[18]方创琳，孙心亮.河西走廊水资源变化与城市化过程的耦合效应分析[J].资源科学， 2005， 27（2）： 2-9.

[19]张胜武，石培基，王祖静.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J].经济地理， 2012， 32（8）： 142-148.

[20]刘明，高林.基于城镇化科学发展的京津冀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4）： 6- 8 .

[21]周侃，樊杰.中国欠发达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宁夏西海固地区和云南怒江州为例[J].地理研究， 2015， 34（1）： 39-52.

[22]邓伟.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现状与关键问题[J].地理研究， 2010， 29（6）： 959-969.

[23]孙才志，于广华，王泽宇，等.环渤海地区海域承载力测度与时空分异分析[J].地理科学， 2014， 34（5）： 513-521.

Study on Urbanization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s Coupling Relationship in China

WANG Xiaoyu，ZHOU Yuwen，LIU Meifang，LIU Kai（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作者：王晓瑜周毓文刘梅芳刘凯

城镇化生态环境论文篇3：

“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研究

摘要：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Z社区的“深描”，作者从生活空间变迁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两个维度展示了一种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首先，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聚落模式置于“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抽象出此类社区的基本特征，即动力机制市场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生计模式多元化、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其次，不同于学术界既有城乡人口迁徙聚落模式，Z社区在动力机制、组织转型和生计变迁等维度均有其特殊性，并指出其与传统新农村社区的区别和联系;最后，作为中原地区一种特殊的人口聚居模式，Z社区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面临“走出个案”式困境，因此，作者从新型城镇化社区应然样态、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治理资源、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和农村土地制度等维度引发进一步学术思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连续统;人口迁徙聚落模式;社区样态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以农业大省河南省为例，2014年河南省政府出台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显示，2013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为4 123万人，比2007年增长22.46%，城镇化率为43.8%，高于2007年9.5个百分点[2]1126。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优质小麦生产基地，该市农业人口达到32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56.4%，城镇化压力较大，有学者调查新乡市9区（县）111个行政村的158 632人中，劳动力85 772人，其城镇迁移意愿高达85.5%[3]，但该市农村人口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农村社区建设缺乏规划，土地集约利用度不高，缺乏道路、饮水、排水、燃气、网络、供配电等基础设施，更缺乏与日常生活相配套的医院、学校、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环境污染状况严峻。因此，如何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粗放低效利用，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传统村落承载的“乡愁”逐渐消失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摆在各级政府和相关学者面前的难题。

一方面，自学者李培林提出“村落的终结”问题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关于“城中村”及其终结路径的研究热潮。[4]“站在工业文明入口处的中国农民究竟如何终结？”[5]中国农村究竟如何转型与变迁？未来的农村社区究竟呈现何种样态？是蓝宇蕴笔下的“都市里的村庄”，即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建立在非农化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村社共同体”，凝聚着这一特定社会群体行动逻辑的独特共同体组织是“末代农民”逐渐“脱胎”为市民，是“农村社区”逐渐转变为城市社区最便捷的中介与“桥梁”，也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型社会空间”？[6]抑或是毛丹所谓的“村庄大转型”，即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包括经济共同体转型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治理共同体转型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的共同体，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7]。就在学术界还未取得共识之时，随着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宏观发展战略后，如何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是摆在各级政府和学术界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另一方面，各地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和实现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尤其自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各地纷纷出现土地集中整治过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典型的研究包括：“撤村并居”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8]、“村庄合并”进程中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研究[9]、“撤并村庄”过程中“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10]、“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与运营[11]、“合村并居”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12]、“转制村居”空间、认同与社会秩序生成逻辑研究[13]、“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适应研究[14]、“过渡型社区”的社会整合及治理转型研究[15]、“村（居）改制”社区制度变迁研究[16]。但“村落终结”社会样态的多样性使得学术界关于究竟何种模式值得借鉴并推广仍然莫衷一是[17]。

但笔者认为，既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在国内尚存在多种样态，虽然各学者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及实践经验，从不同视角展开了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实现路径的研究，但仍然缺乏一种基于新型城镇化社区之“整体性社会事实”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框架;其次，就分析范式而言，目前关于“撤村并居”现象及“村改居”社区研究均将研究对象视作一个“孤岛”，是一个带有浓浓“乡愁”“亦城亦乡”的特殊人口聚集空间，并具有过渡性、复杂性、可塑性等特征，但这种“孤岛”分析范式切断了“村改居”社区与其所处环境的社会互动，如此，既未能科学诠释社区样态生成的动力机制及社区秩序整合的行动逻辑，也不利于客观阐释“撤村并居”的运作机制及“村落终结”的实践逻辑;第三，在“传统-现代”“乡村社区-都市社区”等二分框架下，学者们往往将“村改居”社区视作现代都市社区的过渡形态，并认为此类社区治理结构现代转型及农民市民化是其最终样态。但笔者认为，“村改居”社区是一个特殊的城乡文化“转型区”（zone in transition），其终结之路并非呈现一种传统乡村社区向现代都市社区转型的线性关系，而是两者在特殊时空情境下互相建构的动态过程;第四，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关于“撤村并居”现象及“村改居”社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规范研究而非经验研究，尤其缺乏个案式“深描”，这不但不利于我们客观认识“村改居”社区的基本样态，也不利于对“撤村并居”实践逻辑的把握。

因此，为克服既有研究的局限性，笔者将中国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实现路径置于“城乡连续统”（urban rural continuum）分析框架下，将新型城镇化社区视作一个“被实践的空间”，并将其社会秩序视作实践主体行为的制度性后果，以河南省新乡市Z社区为个案，采用“生成性视角”（generative perspective）展现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新型城镇化社区之基本样态，以期与学术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相关研究形成理论对话。

二、Z社区：一种新型城镇化社区

（一）从村落到社区：生活空间变迁

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新乡市出现新一轮的建房热，面对村民日益高涨的建房需求和城镇化生活需求，新乡市通过建设新型城镇化社区，促进农村面貌有了根本性改善，农民居住空间发生了彻底转型，摆脱了过去传统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有新房无新村”的怪圈。以Z社区为例，居住格局变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从村落独户散居到社区集中聚居，破解传统农村建设“有新房无新村”怪圈。Z社区中流传这样一句民谣：“好房子，几辈子，再也不用拆房子。”Z社区居民PWL告诉笔者：“20世纪80年代由土坯房改建为半砖半坯房，90年代由半砖半坯房改建为砖瓦房，21世纪初则又由砖瓦房改建为砖混房，现在是三代人住在一代人建的房子里，几十年都不用再翻盖新房了。”新乡市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引进现代城市社区建设理念，科学编制社区空间布局规划，以Z社区这类新型城镇化社区为载体，实现优势资源集中共享，一方面能突破传统农村一辈子翻盖几次新房的怪圈，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建房开支，大大节约了生产生活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打破过去村与村、组与组、宗族与宗族、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传统居住格局和生活模式，避免了邻里纠纷，实现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模式，部分缓解了学者吴重庆所谓的“无主体熟人社会”（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运作困境，即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后，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运作规则失去其原有的社会基础而面临的困境[18]。

2.以Z社区为载体，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正如学者耿明斋所指出的，农民向镇区集中是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原地区“就地城镇化”[19]的一种基本形态，而新型城镇化社区则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2]114116。Z社区居民TMZ告诉笔者：“Z社区和城市社区一样，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非常完善，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小学、卫生室、休闲广场一应俱全。”区域经济学认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有一定的人口集聚效应，新乡市在新型城镇化规划过程中充分发挥Z社区人口集聚效应，依托产业集聚区的带动效益及城市交通建设“3010”民生工程行动计划，即“30分钟经济圈”和“10分钟生活圈”，并通过中心城市—县城—乡镇—新型城镇化社区一体化统筹发展战略，使得“居住在社区、上班在厂区、消费在市区”成为Z社区居民生活的新常态。正如学者王伟光所指出的，走具有中国特殊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突破传统二元分割思维，把城镇化置于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之下，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均衡配置，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20]。

3.通过产业集聚区建设实现农民多元化生计模式转型。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实现失地农民职业转换的核心因素[21]。从2006年开始，新乡市就依托县城、重点乡镇和原有产业基地，规划一批新型产业聚集区，并通过“六通一平”实现产业聚集区的辐射带动效应，构建一个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的载体，一个农民自主创业的载体，促进新型产业的集聚集群集约发展。距离Z社区约2公里就是HC镇新型产业园区，Z社区大部分年轻劳动力都选择在本镇工业园区务工，不但可以节约生活成本，还可以满足家庭日常劳动力需求，实现“就业不出门，务工不进城”。另外，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老年人通过自主创业实现非农化转型，Z社区72岁的SFX告诉笔者：“2014年6月在家门口开了小卖店，主要卖一些日常用品，生意不错，一个月收入平均下来也有2 000元左右，比农村种那几亩地强多了。”新乡市以产业集聚区位平台，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积极推动农民非农化转型，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实现龙头企业“引进来”，另一方面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积极与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合作，多维度促进农民增收，为其顺利实现生计转型和职业转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从村委会到“四委一中心”：社区治理模式转型

作为一种介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城市社区之间的新型社区形态，Z社区组织转型也面临着特殊的实践逻辑，一方面，由于传统村落生活空间发生变迁，乡土社会网络正在趋于瓦解，由熟人关系向半熟人关系甚至谋生人关系转变，因此，传统村落治理模式失去其必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新型城镇化社区的复杂性、过渡性、可塑性等特征[17]，使得完全照搬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不能实现社区基础秩序整合。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新乡市Z社区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模式——“四委一中心”和“4+2”工作法。

1.“有事还得找村委”是Z社区成立之初居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未建立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新社区实行分片管理的模式对原村庄村民实行“分片式就地治理”，即ZX村、ZY村、ZM村三个村委会仍然负责其所属村民的日常事务管理，继续承担村级行政事务管理之责，如农村计划生育、农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惠农资金等，仍然承担着村集体资产管理和运营的职责，因此，Z社区成立之初，村委会仍然是“村庄集体利益代理人”[22]。ZX村村支书LMZ告诉笔者：“Z社区刚成立，还没有一套完善的领导体系和管理办法，为了不影响基层工作的正常开展，镇里决定各村委会仍然负责各自片区内村民的日常事务。”

2.2013年6月，按照新乡市相关部门的决策，Z社区建立了一套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四委一中心”，即“社区党总支部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社区监督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四委”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工作，通过明确职责任务，理清社区“四委”间权责关系，形成社区党组织“掌舵”、管委会和居委会“划船”、社区监委会当“裁判”的工作机制。其具体架构、职责情况如下：（1）社区党总支：由社区所在乡镇（HC镇）主管副职、社区所包含原村庄党支部书记和社区内广大党员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是决策领导，统筹社区全局发展;（2）社区管委会：由社区所在乡镇主管副职、社区所包含原村庄村主任和村民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是执行落实村党支部各项决议、决定，具体履行社区管理职责;（3）社区居委会：由全体社区居民选举产生，主要职责是协同社区管委会执行落实社区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治保工作、人民调解、计划生育等具体工作;（4）社区监委会：由社区群众代表担任成员，主要职责是对区务公开、财务管理、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工程建设、资产资源和社区干部廉政勤政等工作进行否决建议、问责建议、监督、纠错。正如Z社区居委会主任CAZ所言：“村庄变社区不是简单地换一块牌子，很多事务是原来村委会无法协调的，必须有党委掌舵、监委当裁判，只有创新社区管理组织才能实现村庄变社区的华丽转身。”

3.Z社区特设了“一站式”行政代办服务，并配有专项资金用于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服务。笔者调研发现，服务中心建有“四室四站两所两栏一厅一市”：“四室”即社区组织办公室、会议室、计生和卫生室、图书阅览室;“四站”即一个志愿者服务站、一个治安民调站、一个救助站、一个婚丧事务服务站;“两所”即一个文化体育活动场所、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场所;“两栏”即党务政务公开栏、宣传栏;“一厅”即一个“一站式”行政服务大厅;“一市”即一个便民购物超市。

4.为顺利实现传统村落治理模式向现代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培养社区居民公共意识，Z社区也进行了有益探索。Z社区居委会主任CAZ告诉笔者：“居民利益无小事，社区公共事务采用‘4+2工作法’，走‘四议两公开’的民主决策程序，防止在社区管理中出现强迫命令。”“4+2工作法”即“四议两公开”民主程序：“四议”即党支部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居民代表会议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在Z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审议和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建设规划、年度工作计划、集体土地承包、流转与经营、公益事业实施与管理、集体经济项目运营与管理、集体资产重组与改制、土地征用及补偿分配、计划生育、农村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和制度的落实。作为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积极尝试，“4+2工作法”不仅能培养居民现代社区公共精神，为建立完善的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国家构建民主合作型基层社会秩序”[23]的制度创新。

三、“新型城镇化社区”：与既有

城乡迁徙聚落模式的对比性分析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人口城乡迁徙聚落模式可分为三种，即“城中村型村转居”社区、“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和“政府安置型村转居”社区[24]，而作为中原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突破口和实现路径的切入点，“新型城镇化社区”是指基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由若干行政村自愿组合，并选择多元生计模式、享受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的一种新型人口聚落模式。以Z社区为例，该社区由三个相邻的行政村自愿组建而成，在按照“占1亩耕地补1.05亩耕地”及宅基地复垦后留作建设用地发展二、三产业的原则下，社区居民既可以选择非农就业，也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保留传统农业生计模式;同时，在“30分钟经济圈”及“10分钟生活圈”的交通规划理念下，社区居民亦能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因此，“居住在社区、上班在厂区、消费在市区”是Z社区居民生活的新常态。笔者认为，此类“新型城镇化社区”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动力机制市场化。不同于动力机制行政化，即一种政府行政强制主导下的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过程，动力机制市场化是指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以市场为主导，即从村庄到社区的人口迁徙是由“推—拉机制”产生的自愿过程，而非国家行政权力强制作用的结果，因此，市场化机制主导下的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过程往往不会出现强制拆并后的“行政社会”[10]。

2.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不同于传统新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城镇化社区被纳入城乡连续统规划框架内，居民能享受均等化的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社区“一站式”便民服务、“四委一中心”式管理体系及“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模式等。

3.生计模式多元化。所谓生计模式多元化是指社区居民可以自愿选择多元生计方式以提高其家庭收入，这不仅得益于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现的“产城一体化”，还得益于Z社区在集体资产分配体制改革、集体土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保障居民的土地权益，使得“社区里的居民”，即一种新型职业农民成为Z社区生产生活的新常态。

4.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虽然Z社区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自治理管理体系，但这些都无法彻底脱离“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的影响，社区基层秩序出现“新型单位化”现象，包括新型社区庇护主义、社区法团主义、社区父爱情结等新型单位化现象[25]。笔者无意于探讨居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两者的互动机制，故“新型单位化”现象不做详述。

从人口迁徙与流动的动力机制而言，目前国内出现的各种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都市社区的新型社区类型，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市场主导型，如“城中村”;政府主导型，如“农民集中居住型”社区，而上述空间聚落模式的生成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社区治理模式变迁及社区组织转型，即村民自治向街居制转型，因此，学术界亦称此类社区为“村转居社区”“村改居社区”或“转制社区”。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市场机制主导下的新型城镇化社区，Z社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上述社区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社区生成动力机制角度而言，不同于行政机制主导下强制撤并导致的社区行政化，新型城镇化社区是在充分尊重村民迁移意愿基础上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正如Z社区居委会主任CAZ所言：“别的地方是政府催着老百赶紧搬，我们这里是村民催着干部抓紧建，很多村民要求早日搬进新社区入住，催着政府抓紧工程建设进度。”因此，从社区生成动力机制角度而言，Z社区是一种内生自发型社区。

其次，从社区组织转型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社区亦不同于行政机制主导下的“村转居社区”。“村转居社区”表现为村委会向居委会的强制性变迁，但新型城镇化社区的权力组织架构并非村委会转居委会的“一刀切”，而是构建符合社区自身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如Z社区组建后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架构——“四委一中心”，即“社区党总支部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社区监督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同时配合“4+2工作法”民主决策程序，很好地实现了社区自治功能，正如居民WAZ所言：“有了社区服务中心办事情比原来方便多了，而且不仅可以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也能通过社区监督委员会监督社区干部的一言一行”。

最后，从生计模式转型及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变迁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社区亦不同于“城中村”“失地农民安置区”等类型的社区。如果说“农民失地化”是“失地农民安置区”的重要特征，那么“农民市民化”则是“城中村”的终结之路，而新型城镇化社区在生计模式转型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尊重居民家庭的个体差异，赋予居民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正如65岁的居民ZCW所言：“我儿子和儿媳在县城上班，他们名下的土地则由村集体统一流转了，我和老伴儿当时坚决不同意流转，所以剩下2亩多地由我们继续耕种，现在最起码可以保证口粮。”

同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级阶段，新型城镇化社区也不同于传统新农村社区，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具体而言，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由于我国特殊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推进模式，形成了城乡之间长期二元分割、甚至对立的局面。因此，2006年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下，决定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仍然受到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农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市场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制约，同时僵硬的户籍制度仍然将农民和市民作为一种身份进行区分。而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则是在十七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城乡统筹、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升华，也是对改革初期小城镇发展的继续和深化。

其次，两种社会工程的推进模式和实现路径有所不同。作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推进模式和实现路径的着眼点均是新农村（社区）本身，基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建设理念，并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收入等手段，实现“三农”问题的新突破;而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的着眼点和推进主体均是人，其实现路径则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将新型城镇化社区置于城乡连续统一体范畴内，通过促进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带动小城镇发展以及“三个聚集”，即人口聚集、产业聚集、资源聚集，实现田园风光下的“乡村复兴”，并通过打造“记忆中的乡愁”和社区营造，实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最后，作为城乡统筹战略下的国家工程，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城乡统筹的启动器和切入点，新型城镇化（社区）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纵向延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级阶段，也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瓶颈（如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农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僵硬的户籍制度等）的突破。因此，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市民化、基础是主导产业、灵魂是城镇文化、路径是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Z社区的“深描”，笔者从生活空间变迁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两个维度展示了一种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并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聚落模式置于“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抽象出此类社区的基本特征;同时，将此类新型城镇化社区与学术界既有城乡迁徙聚落模式的对比性分析。

1.Z社区居民生活空间变迁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即居住格局从村落独户散居到社区集中聚居，公共服务从城乡二元分割向一体化发展，依托产业集聚区实现多元化生计模式转型;而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则主要集体体现在三个维度，即“四委一中心”“一站式”行政代办服务、“四议两公开”民主工作程序。

2.作为中原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突破口和实现路径的切入点，“新型城镇化社区”是指基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由若干行政村自愿组合，并选择多元生计模式、享受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的一种新型人口聚落模式。笔者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化”，即动力机制市场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生计模式多元化、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

3.与学术界既有城乡迁徙聚落模式相比，以Z社区为例的新型城镇化社区在动力机制、组织转型、生计转型等维度都有其特殊性。从动力机制角度而言，不同于行政主导型的强制集中聚居模式，Z社区的动力机制具有明显的市场性和自愿性;从组织转型角度而言，Z社区构建符合其自身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和权力架构，不同于行政机制主导下的“村转居社区”，其“村转居社区”表现为村委会向居委会的强制性变迁;从居民生计转型角度而言，Z社区在生计模式转型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尊重居民家庭的个体差异，赋予居民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不同于“失地农民安置区”中生计转型的单一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传统村落聚居模式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作为中原地区一种特殊的人口聚居模式，Z社区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面临“走出个案”式困境[26]，但在“城乡连续统”框架视域下，Z社区又可与学术界既有人口迁徙聚居模式研究形成理论对话。（1）新型城镇化社区的应然样态究竟如何？有学者以苏南地区农民集中居住区为个案，试图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概括新型城镇化社区物质系统结构[14]，但作为传统农区的中原地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毕竟与苏南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发展不均衡的基本国情下，作为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实现路径的新常态，新型城镇化社区是终点还是起点，是否也会面临“社区终结”的困境？（2）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本土治理资源究竟如何实现社区治理模式转型？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模式和组织架构究竟呈现何种样态？“四委一中心”“一站式”行政代办服务和“四议两公开”民主工作程序也只是Z社区基于其本土化的治理资源和特殊的社区整合需求，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其通则性推论受到一定限制;同时，就现代公共精神培养和社区居民意识教育而言，地方性知识的介入对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究竟是苦口良药抑或是饮鸩止渴？（3）新型城镇化进程浪潮下谁是农村土地真正拥有者[27]？随着农地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谁来种地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目前，由于土地流转经营而出现的人地关系“异化”，即农户土地流转后受雇于土地真正经营者而在其土地上劳动的一种现象，有学者称其为“职业农民”或农民的职业化[28]。因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地关系如何变迁也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201403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方网站，http：//www.gov.cn.

[2]耿明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126.

[3]许宝健.统筹城乡发展——新乡探索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557.

[4]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15.

[5]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

[6]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

[7]毛丹.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212.

[8]林聚任.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J].人文杂志，2012（1）：160164.

[9]林聚任，鄢浩洁.拆村并居下的农村社区管理创新[J].人民论坛，2011（9）：4647.

[10]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13（3）：1528.

[11]杨贵华.转型与创生：“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1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