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论文

摘要：内外资税收差异较大，既不公允，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惯例。两税合并是大势所趋，合并内容主要包括：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两税合并后的过渡期最长不宜超过5年；对内资企业工资实行据实全额扣除；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取消对公益性捐赠的比例限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论文 篇1：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法律分析

摘 要：在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措施，积极推动我国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新格局。本文对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分析了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方面的转变，以及实施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对优惠主体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分析;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法律能够通过因势利导来实现其潜藏的照顾性或激励性的政策目标，税收优惠能够免除或减轻行政法规和税收法律中规定的一部分特定课税对象和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对经济发展结构进行引导。

1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法律制度

1.1 税率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科技企业实行了10%的低税率优惠，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了20%的低税率优惠。

1.2 加计扣除 加计扣除的范围包括：企业用于购置专用设备的投资额，例如用于安全生产、节能节水、环境保护等等;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范围内综合利用资源所生产的产品而取得的收入;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要加速折旧的企业固定资产;创业投资企业从事的国家鼓励和重点扶持的创业投资项目;企业为安置国家鼓励安置的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例如残疾人员;企业对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而产生的研发费用[1]。

1.3 减免税所得 减免税的范围包括：企业从事的符合规定的节能节水项目、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企业从事在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项目的所得;企业从事农林牧副渔等项目的所得。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当地企业所缴纳的属于地方分享的企业所得税也能够进行减免税。

1.4 免税收入 符合以下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可以进行免税：在规定条件范围内的居民企业所获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例如红利、股息以及国债利息收入等等。

2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方面的变化

2.1 对技术进步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的转变 一直以来，尽管我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在税收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是也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只有位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并经过相关认证的企业才能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要求企业总收入中一定的比例必须是高新技术产品目录范围内的产品所带来的收入。这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为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的扶持，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对之前的限制政策进行了取消。在新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中，进一步取消了区域限制，鼓励通过科技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技术项目来对税收优惠进行确定，发挥了国家的政策导向作用，也避免了一些项目滥用税收优惠政策[2]。

对技术开发费用的扣除适用范围进行了适当的放宽，对于当年不足抵扣的能够结转到今后的年度抵扣之中。与此同时，还将风险投资的税收倾斜制度建立了起来，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投资，其所取得的股份转让收入和按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均可以进行减免税。如果其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所获的利润再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继续投资，则可以退还其用于投资获利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无论企业属于何种经济性质。

2.2 从直接优惠向间接优惠的转变 直接优惠具有激励性强、透明度高的特点，主要实行直接减免税。但是直接优惠具有一定的弊端，优惠的形式过于单一，对于政府实现其宏观政策目标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企业只有获得盈利才能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体现的是事后调节。因此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从以直接优惠为主，转向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并行，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并以直接优惠作为补充，对原有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方式进行了改变。新税

法的间接優惠方式包括加计扣除、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等，优惠

的目标更加明确、形式更加多样、优惠的范围更广，体现的是事后调节[3]。

在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中对直接优惠中的减免税进行了保留和完善，并增加了间接优惠的比重，形成了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新格局，在该方面实现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接轨。

2.3 从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的转变 我国原有的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体系为“地区优惠为主，产业优惠为辅”，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原有的企业所得税法优惠体系鼓励外商投资生产型行业项目，并体现出特殊地区的区域性优惠，例如经济特区、民族自治地区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因此当前的《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体系为“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将税收“扶弱济贫”的性质更好的体现了出来，其优惠地区也从东部地区转向西部地区。新的优惠体系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引导，对国家鼓励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和项目进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3 优惠主体也受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施的影响

3.1 内资企业能够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获得优惠 内资企业能够通过《企业所得税法》获得更多的优惠，例如小型微利企业能够享受20%的低税率优惠。对于招收残疾人的企业也可以享受按实际支付两倍的残疾人工资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

3.2 外资企业从税收优惠法律中的获利有限 当前我国的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用并不强，尽管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会进一步的增加税负和扩大税基，但是也对税率进行了调低。尽管当前我国的行税率提高到了25%，并在优惠空间进行了一定的压缩，但世界平均税率28.6%，仍然高于我国水平。一些外资企业长期享受我国的优惠税率，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其会根据自身情况改变投资方向，找到新的受益点。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法律对于吸引外资的作用有限，但是能够对外资结构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使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得到提高。

4 结语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通过对其税收优惠的法律属性进行进一步的规范，能够使我国的税收优惠制度更加透明，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外资结构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安世全，朱婷.新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的缺憾与对策[J].会计之友（下旬刊），2010（01）.

[2]刘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研究[J].涉外税务，2010（02）.

[3]项正国.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J].涉外税务，2010（02）.

作者：高志强

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论文 篇2：

基于公平的两税合并问题研究

摘 要：内外资税收差异较大，既不公允，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惯例。两税合并是大势所趋，合并内容主要包括：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两税合并后的过渡期最长不宜超过5年；对内资企业工资实行据实全额扣除；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取消对公益性捐赠的比例限制。在过渡期制度安排下，并税对外企影响甚微，两税并轨已是箭在弦上。本文基于公平视角对两税合并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内外资企业 并税 制度安排

内外资税收差异较大，既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惯例。中国要真正崛起，就应塑造一个有利于微观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宏观经济环境，让内外资企业在同一市场税收环境下公平角逐。这是关系国家竞争力的大问题。本文基于公平视角对两税合并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

一、外企税收优惠政策“优惠”了谁？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主要有两点差异：一是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一般地区为33%，沿边、沿疆、沿海为24%，特区仅为15%，而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则是在这三个税率基础上分别减半征收，对减半后不足10%的则按10%征收。二是对内资企业设有计税工资，而外资企业则没有这个概念，全部的工资都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基之外。正在酝酿两税合并正是针对这两点进行的。

那么，优惠税收政策到底“优惠”了谁。

为克服双重征税给国际投资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上普遍采取外国税收抵免法和税收饶让制两种措施来避免双重征税。

抵免制是指纳税人对居住国对纳税人的国外收入，允许在本国应纳税额中相应扣减已向收入来源国缴纳的税款。例如，一位美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办企业，第一年所得利润为100万美元，按照中国税法，该投资者应免征所得税；美国政府按46%所得税率对其所得应征的税额为46万美元。该投资者最后应缴纳的税款为46万美元。假设该投资者第3年所得仍然是100万美元，中国政府应减半向其征收所得税，该投资者应向中国政府缴纳的税款为16.5万美元，该投资者回到美国后应向美国政府缴纳的税额为46万-16.5万=29.5万美元，该投资者最终缴纳的税款总共仍为46万美元。

可见，按照这一制度，如果资本输入国的所得税率或减征后的税率低于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纳税后，还必须按两国税率的差额向资本输出国纳税；如系免税，则必须按资本输出国的税率如数交纳。其结果是资本输出国将应得的收入拱手让给了资本输出国，而投资者并未从税收优惠中得到实惠。

至于税收饶让制度，是指居住国政府应收入来源国政府的要求，将其居民的境外所得因享受来源国给予的税收减免而未实际缴纳的税款，视同已纳税款而在居住国应纳税款中给予抵免。这等于是资本输出国减少了税收，资本输出国一般并不接受这种制度，除非附加另外条款。目前，中国已同100多个国家实行了税收饶让制度，一个企业在中国缴税后，就不必再向所在国征税。因此，中国税收优惠政策还是给了外企一定的利润空间。

通过分析看出，单纯由我国税法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各种税收优惠，并不当然使外商投资者因此享受到实际利益。减免税率的结果，不但使中国政府减少了税收收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将本该中国政府征收的税收，拱手让给资本输出国。投资者享受不到优惠利益，中国政府损失了税收，中国内资企业也面对与外资企业间不同税率的不公平竞争。这都是严重损害效率的行为。

有资料表明，虽然发达国家公司所得税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资本还是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因此，吸引外资受各种综合因素如投资环境、法律制度等的影响，税收优惠的作用十分有限。这方面出现的错误认识，完全是因为对于国际税收制度的无知所致。中外公司所得税并轨，不仅是公平的需要，也是效率的需要。

二、两税合并是“生不逢时”，还是最佳时期？

对外资企业实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既不符合世贸组织自由、公平贸易的规则，也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同时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两套税制、两套税法违反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也严重影响内资企业和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两税合并是大势所趋。

1、两税合并符合世界潮流，是中国市场进程的必然选择。总的来看，世界各国的税制是内外企业统一的。中国加入WTO，对内外企应实行公平待遇。外资企业在所得税上享受超国民待遇，在世界税收史上绝无仅有，这是很不公平的。除税率外，税基也不同，对内企特别是私营企业尤其不公平。而且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法，给征管带来困难。

2、两税合并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长期来看有利于外资企业发展。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从这个角度看，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其实也存在不少好处。

3、两税并轨有利于减轻升值的压力。天则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在目前汇率不调整的情况下，两税合并可以减少资本流入和外币供给，是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措施之一。两税合并后，外资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势必会影响那些“假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假外资”是指那些通过其它渠道“走出国门”，而后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的中国企业的资本。有研究表明，“假外资”占了实际FDI的约三分之一。“假外资”对税率最为敏感，一旦税率上升，这些资本的一部分会撤离。而“假外资”的减少，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减弱，有利于还FDI本来面目，缩小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对外资的利用有误区，一方面用10%以上的投资收益率、税收优惠等吸引外资，一方面又用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购买收益率极低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转移支付，对中国没有半点好处。这样的外资，只会增加升值的压力。

4、两税合并不会使外资的大幅度下滑。普华永道的一税务专家认为，两税并轨对外企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心理压力，实际纳税影响不大。靠减免税、低税率吸引外资的政策是片面的，外资更看中的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市场潜力、政治稳定。一般来说，小的外企比较看重税收优惠，而大的跨国公司则比较看重投资环境。退一步讲，减免税在没有税收饶让的情况下，作用几乎没有。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正在逐步完善中，情况越来越好。而且，两税合并后的税率，肯定会低于目前的税率，因为现行企业所得税33%的税率是十多年前制订的，近几年很多国家降低了税率，我国税率水平中等偏上，所以，两税合并后税率下降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这种宽松的税率环境下，看中我国潜在大市场的外企不会因小失大，仅因税率上调一点而不来华投资，在利益上是受损的，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5、两税合并有利于缓解能源、原材料紧张的局面。外资特别是假外资的大量涌入，虽然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但也造成了中国的能源、原材料日趋紧张。而两税合并，对真正的外资特别是跨国大财团影响甚微，而对纯粹为了享受税收优惠的“假外资”，则是致命打击。“假外资”的减少，有利于缓解能源、原材料日趋紧张的局面。

三、两税并轨的相关制度安排

1、应安排一个适当时间的过渡期：不超过5年。过渡期不是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后，再经过一段时间才实施的问题。而是对过去开始现在仍然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是否继续给予其一定期限继续享受原有优惠的问题。比照中国过去的做法，只要税制调整涉及到外资企业，都会安排过渡期。设立一定期限的过渡期有利于缓冲“两税合一”对外资企业所造成的影响，减少短期内对引进外资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过渡期实行“老企业老办法，新企业新办法”，可以给企业一个较稳定的预期，也是我国政府信守承诺的表现。问题的关键是过渡期多长，过渡期不宜过长，最长不能超过5年。因为两税合并酝酿已久，外资企业其实早有了心理准备，过渡期越长对内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就越不利。产业不同过渡期长短也宜不同，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期可2年，高新技术产业可5年，这样能很好地促进外企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期间涉及税率调升的，对外企不会一步到位，而是“小步慢升”，减少税制变化对外资的冲击。对于过渡期的设定，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宜只做原则性规定。至于过渡期的具体安排，如税率如何逐步并轨，对于有优惠期限的和无优惠期限规定的优惠如何过渡，以及同一企业所享受的新旧不同的优惠政策之间如何过渡等问题，可以授权由国务院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2、两税合并“并”什么：新税率为25％。税率确定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不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和外国企业的发展，内资企业能够负担，国家财政可以承受。其改革方向主要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即取消、简化各种所得税方面优惠，从而扩大税基，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和地区给予优惠。一是在税率形式的选择上，采用比例税率。因为比例税率简便易行，透明度高，有利于保证税收制度和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在税率水平的确定上，综合考虑典型国家税率水平的前提下，要保持与周边国家税率相当或略低的水平，寻找最佳的平衡点。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宜降得很低，要逐步提高企业所得税调节经济的作用。综合考虑以上这些因素，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二是在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方面，内外资企业也宜并轨。因为从目前来看，在有关成本费用计算、扣除项目和列支标准方面，如工资性支出、公益和救济性捐赠、广告费用的扣除等方面，对内资企业的政策都要严于外资企业。比如，依据现行规定，内资企业的广告费用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税前列支；而外资企业基本上是全额扣除。因此，对内资企业工资实行据实全额扣除，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取消对公益性捐赠的比例限制，制定广告费用的列支比例控制标准时，要考虑企业的发展需要，要体现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说，将统一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基本工资实行税前据实扣除，不再实行计税工资；提高折旧率和广告的列支；同时参考国际惯例，允许企业捐赠在成本中列支。

3、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将过去对外资的普惠制改为特惠制。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杂。仅减免税优惠，有明文规定的就有近100项。再加上各地随意越权减免税，采用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造成税收流失严重。税收优惠以区域性优惠为主，产业性优惠政策导向不明显，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得税优惠的方向没有体现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税收优惠改革方向：一是要明确税收优惠的设定权限，企业所得税优惠只能由法律或者法规做出规定，改变目前过多、过乱的局面。二是税收优惠要以产业优惠为主，兼顾区域性税收优惠，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发展。区域性优惠政策要由沿海向中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转移，缩小地区间税负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统一实行15%税率；西部地区继续实行15%的所得税区域优惠。比如，对高新技术企业全部实行15%税率，而不论其是否在高新区内；对西部地区实行15%所得税，而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三是对于税收优惠的形式，由直接优惠为主（降低税率和减免税收）变为以间接优惠为主（从会计制度进行扣除、加速折旧制度和投资抵免制度等）；由目前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亏损结转、投资抵免、提高税前扣除标准等多种形式。四是西部有可能被特别对待，暂不推行两税合并，行业优惠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都要保留。

总体来看，两税合并还内资一个“公平”，对外资而言，税收优惠政策并未取消，只是进行了调整，将过去对外资的普惠制改为特惠制。

4、中国将反避税行动制度化。据统计，截至2006年8月底，我国累计批准外资企业近57.9万家，但一半以上都是“亏损”状态，呈现外企中国生存“怪现状”：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25.6%；一方面是经营生产欣欣向荣，一方面是财务数据长期“红灯”高悬。据分析，有2/3属于非正常亏损。造成非正常亏损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转让定价把利润转让出去。保守估计，每年转让定价避税的税款损失有600亿元。

转让定价避税手段：第一种是高进低出。这种手法对“两头在外”的企业特别有效：原材料以高价进口，产成品以低价出口，于是在国内的加工企业利润趋于零甚至亏损。而实际企业利润已经被转移到境外去了。第二种是利用关联企业间固定资产购销和租赁避税。比如将设备或者固定资产抬高价格，虚增企业生产成本；将技术让价款隐藏在进口设备价款中逃避技术费预提所得税；将境内财产高价租赁给境外关联企业，于是企业利润通过租赁费用转移出境。

2004年10月4日，历时一年多的税务总局《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简称APA）正式出台。APA规则的实施允许企业通过“预约定价”的方式缴纳关联企业间交易的所得税，即允许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就相关应纳所得税或是销售利润率区间进行商谈论证，并按此纳税。作为国际通行的纳税方式，预约定价使得政府部门的漏征税风险与审查成本可能减轻，跨国公司也可以减低被稽查后双重征税的成本。

参考文献：

1、范利祥，王洁。两税合并“关键报告”上呈人大[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8月14日，1－2版.

2、秦旭东。两税合并9月最关键，21世纪经济报道[N]，2006年9月6日，6版.

3、袁祥。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N]，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5日，4版.

（作者单位：山东省贸易职工大学 山东轻工业学院金融职业学院）

作者：满相忠　安加锋

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论文 篇3：

中国与东盟国家外资法律环境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潘小玉（1967-），女，广西来宾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外资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探索双边外资法律制度各自的特点，探讨双边外资法律制度彼此协调的结合点及其对策，以期能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外资合作领域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 中国；东盟国家；外资；法律环境；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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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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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扩大投资领域的合作。1992年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把取消对外商投资的壁垒，建立东盟投资区，实行投资自由化作为其主要内容。因此，探索双边外资法律制度各自的特点，探讨双边外资法律制度彼此协调的结合点及其对策，完善和发展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彼此协调的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外资法律环境，在当前尤为必要。

一、中国外资法律环境评析

1．引进外资的法律法规逐步从偏重直接投资向兼顾间接投资方面转变。一般认为，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引进直接投资和筹集间接投资两种。目前，中国涉外投资法规主要针对的是国外直接投资，主要有《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中国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和《中国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各地还制定了大量地方性法规。1988年后，关于间接投资的立法逐步得到重视，主要有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的管理规定》、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等。

2．涉外投资法律、政策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我国现行有关立法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分部门、多渠道、多层次、单向立法的方式，缺乏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法规的统一性。中央的有关规定原则性太强，各地多层次、多方面制定的优惠政策造成了引资的地区差别，导致歧视性待遇。中央各部门的有关立法没有协调一致，出现法律冲突。地方政府的有关立法存在越权和滥用权力的现象，即“土政策”的规定超过了法律的规定，在给予外商优惠方面竞相攀比。而且，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方面的规定多采用“红头文件”形式，政策性强，缺乏法律的稳定性，使外商缺乏安全感。

3．外资法律、政策透明度逐步提高，但执法仍须加强。法律、政策的公开化是实现法治的标志之一，也是世贸组织追求的透明度目标。在中国，通过行政途径下达非公开的内部文件、行政指示、内部通知、批文等做法相当普遍。为弥补法律法规的原则性弊端，司法机关作出了大量司法解释，使得外商不能准确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使外资法律、政策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实现公开化，透明度逐步得到提高。但是，行政机关有法不依、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办事效率低等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造成有关法律法规未能正确、公正实施。

4．存在对外商投资的某些限制。我国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其中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对外商投资加以禁止或严格限制，此外对外商投资服务业也有一定限制。有关法规还规定，外商所需原材料和设备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在中国购买，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外汇平衡的要求，但仍要求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在审批手续与服务收费方面，对外资企业仍存在歧视现象。

二、东盟主要国家外资法律环境评析

东盟十国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外资立法的发展也不一致，老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外资法律体系，而新东盟四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的外资立法则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统一和稳定的外资法律体系。在东盟国家中，有些跟中国的投资关系密切，有些则鲜有来往。因此，本文在探讨东盟国家外资法律环境状况时，并未将全部东盟国家纳入，而是选取了与中国投资关系较密切、外资法律体系相对完善的主要国家进行论述，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

1．印度尼西亚外资法律环境评析。一是外国投资者可成立独资企业，投入资本不受限制。二是给予外资税收优惠。如一般新建外资企业的生产设备及所需的零件、原料、与生产设备有关的消耗品享受相应的进口税优惠；采购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享受增值税及奢侈品税优惠；对某些优先发展行业、符合国家出口优先政策的行业或所处位置对偏远地区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外资企业，政府将提供所得税优惠。三是在金融、建筑、分销、视听、法律、会计、运输等服务领域存在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如对于印尼企业无法独立实施的建设项目，只允许外国公司作为分包人或以咨询公司名义参与；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尼公司组成合资公司才能参与；外国律师事务所必须和印尼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才有可能进入印尼市场；印尼禁止外资进入国内公共运输业，如出租车、公共汽车、国内海运业等。四是存在外资准入壁垒。如港口、电站、铁路等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外资控股不能超过95%；航空运输业、电讯业，外资控股不能超过49%；禁止外资进入各类毒品种植及加工、酒类及酒精饮料、爆炸物、化学武器及零部件生产、铀矿及放射性矿开采、赌场及博彩业、森林开发、红木加工、某些对环境有害的化学制剂（如有毒杀虫剂、有毒生产工艺等）、珍稀物种育苗、自然林经营权、森林采伐等领域。五是存在外资退出壁垒。如1994年颁布的《外资条例》第7条规定，外商独资企业自投产和商业运营15年后必须向印尼国民出售一部分股权，股权可以直接转让，也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出让。

2．马来西亚外资法律环境评析。一是马来西亚鼓励吸收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和高新科技、农业品种改良、旅游宾馆服务、环境保护、科技研究开发、技术培训与转让等产业。二是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马来西亚对上述鼓励产业均相应给予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马来西亚的外资税收鼓励措施主要有“先锋者身份”、外资税收补贴和基础设施补贴等。三是确保外资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马来西亚有关法律规定，外商在马来西亚并购马来西亚境内企业、购置不动产以及投资限制性行业的，需向马来西亚行业主管部门申请核准，以确保外资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要求。四是在金融、保险、证券、工程、基础电信、法律等服务领域存在对外资的限制。如马来西亚不再批准新的外资银行到境内设立分行，外资至多只能参股本地银行的30%；外资在证券、信托公司所占股权分别不得超过49%和30%；马来西亚保证给予某些符合其承诺的外资基础电信服务企业以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但外资股权限制在30%以内。五是存在外资准入壁垒。如马来西亚政府投资项目基本不对外国公司开放；限制外国投资者从事烈性酒和烟草的生产；马来西亚对境外个人投资者的限制较多，个案处理范围宽泛，任意性大。另外，马来西亚有关法律规定，部分行业禁止外商独资以及必须有2名以上马籍股东。

3．泰国外资法律环境评析。一是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泰国法律规定，任何不具有泰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法人在泰国经商时均享有与泰国公民和公司同等的权利，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二是将外资准入领域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因特殊理由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包括种植业、牧业、林业、报业等；第二类为涉及国家安全，或可能对艺术文化、风俗习惯和民间手工艺造成不良影响，或可能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领域，包括武器及其配件的生产、销售和修理业、国内运输和航空业等，外商经营此类领域必须得到泰国政府核发的经营许可证；第三类为涉及泰国处于竞争劣势的领域，包括碾米业、米粉和其他植物粉加工业、水产养殖业、石灰生产业、会计服务业、法律服务业、餐饮业等，外商经营此类领域必须事先取得外国人企业经营委员会的批准和泰国商业注册厅厅长签发的经营许可证。三是明确鼓励外资的领域。泰国鼓励外资的领域有五类：农业与农产品、对技术与人力资源的直接开发、公用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及其他指定的行业。四是在金融、建筑、电信、法律、快递、医疗等服务领域存在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如泰国法律规定，外资银行在泰国只能设立3个分支机构，且只能在曼谷开设1个分支机构；外资银行必须至少投资1.25亿泰铢购买泰国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证券或直接将其存于泰国银行；陆运快递领域外资股权不得超过49%；在建筑企业中，外资股权不得超过49%，外资建筑企业不得承揽民用建筑工程，承揽大中型项目时，外国投标人必须同当地一家或几家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并以联营体的名义参与资格审查和投标。五是存在一些外资准入壁垒。如泰国《外商经营企业法》规定，在持股比例限制上，农业、畜牧业、渔业、勘探与采矿业和1999年颁布的《外籍人经商法》附录第一行业中的服务业，泰资股权不得低于51%；凡按《外商经营企业法》规定需经过许可才能投资的行业，外籍法人开始商业经营时的最低投资额不得少于300万泰铢，其他行业不得少于200万泰铢。

4．越南外资法律环境评析。一是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的管制。2003年3月，越南颁布了修订后的《外国在越南投资法实施细则》，该细则规定，对出口率达80%的外资项目、工业区内的鼓励类或特别鼓励类外资项目和投资额达500万美元的制造业外资项目实行投资登记许可制度，不需要审批许可。根据2004年10月1日生效的《信贷组织法修改补充法令》，外资商业银行经许可可以在越南设立合资银行（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以及外资独资银行，并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贸易平衡与外汇控制要求。二是实行外资促进政策。根据越南有关高科技园区的法令规定，自2004年起，在高科技园区内的投资者享受土地、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多种优惠政策。三是实行外资经营优惠税收政策。越南2004年《企业所得税法（修订）》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8%，并仍然适用20%、15%和10%的优惠税率制度。另外，对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经济区以及特别鼓励投资项目的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自2004年1月1日起，越南对越侨和常住越南的外国人的投资所得利润转出境外时免于征税。四是将外资准入分为限制领域和禁止领域。限制领域包括乳制品生产与加工、植物油和蔗糖生产、木材加工；从事进口业务、国内营销业务及远海海产品捕捞、开发的外资项目等。禁止领域包括对国家安全、国防及公共利益有害的外资项目；对越南历史古迹、文化、传统、风俗有害的外资项目；对自然环境生态有害的外资项目；从国外输入有毒废料的外资项目；生产毒性化学品的外资项目，或使用国际条约禁止的毒素的外资项目。五是在银行、证券、建筑、分销、通讯、海洋运输等服务领域存在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如根据规定，外资银行分支机构（除美国以外）自2003年10月起可以吸收无信贷关系客户的存款，但不得超过其法定资本金的50%；外国证券服务机构不能在越南提供跨境服务；越南不允许外商跨境提供建筑服务，同时也不准许外国建筑公司在越南设立分支机构。六是存在一些外资准入壁垒。如在汽车工业领域，越方规定，除产品全部外销的投资项目外，不再批准设立新的外商投资汽车组装生产项目，而越南本国企业却不受此限。七是当地外资政策变化过于频繁，使投资者缺乏可预见性。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外资法律环境的竞合点

1．坚持主权原则和制定外资法律、政策的自主性。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它是每个国家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对自然资源享有永久的主权的权力。体现在外资法中，如中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6条规定：“申请设立外资企业，有损中国主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不予批准”。印尼《外国投资法》要求外国投资者应服从印尼的国家发展计划，规定：“外资企业在印尼的营业点，应根据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开发计划，考虑外国投资者的愿望，该企业对国家及地区经济开发的意义、企业的种类、外资额等，由政府决定。”菲律宾《外资企业管理法》规定“与现行宪法条款以及规定菲律宾籍人在该企业中应拥有的所有权的比例的法律相抵触者”的外资不予批准。中国一向奉行制定外资法律、政策的自主性，《东盟共同市场协定》也并不限制其成员国追求自身政策的自主权，而是根据各成员国的法律和法规对外资提供保护和平等待遇。

2．遵循经济互利原则和国际惯例原则。遵循经济互利原则和国际惯例原则是东盟国家外资法律制度的共同特点，中国也不例外。如在经济互利原则方面，中国《外资企业法》第3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第4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获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在遵循国际惯例原则方面，中国《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东盟各国法律也有类似规定。

3．有关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较之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少。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和市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不强。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中国与东盟国家纷纷出台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但在鼓励本国企业向海外投资方面，只存在一些低层次的法规规章和政策，不能与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齐头并进。

4．对外资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局限性。中国与东盟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发展和利益考虑，一般都不会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开业前的国民待遇，只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开业后的国民待遇，这与发达国家的国民待遇要求有一定差距。

5．存在不同程度的外资准入限制和壁垒。这方面可以从上述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外资法律环境的评析中看出。

6．鼓励外资领域相互重合产业较多。如中国支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鼓励外资投向高科技、环保等产业，东盟国家也都把上述领域作为支持和鼓励的重点。

四、关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外资法律制度相互协调的几点思考

保持外资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目标。另外，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边投资领域的更广泛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完善和制定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外资法律制度，谋求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和进步。第一，双边须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围绕世贸组织规则，完善现行外资法律制度。重点应在透明度规则、无数量限制规则方面进行完善。第二，中国与东盟国家须以国民待遇原则为指针，尽快修订相应的外资法律，完善外资企业投诉制度，保证外资法律制度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需要。第三，在签订《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时，允许一定阶段内各国对不同外资项目区别对待的灵活性和根据外资项目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自主性及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选择是必要的。但是，从长期需要考虑，可以采取渐进的态度，在自由贸易区内逐步建立外国投资者在进入、开业和经营阶段都享有国民待遇的多边投资框架，明确各国不能强行制定新的限制外资的法规（此称为“维持现状”）和减少现存外资管制（此称为“逐步回退”）的义务。第四，在签订《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时，须遵循有效减轻双边在外资法律政策上的对立竞争与矛盾原则，建立彼此在投资上的相互交流与互补性关系，在外资法律政策上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因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人口达17亿），以有效缓解双边因在外资法律政策上重合导致的对立竞争关系。第五，仿效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善于利用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以内外关税利差的诱因机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互补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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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苗］

作者：潘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