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摘要]进入21世纪，以因特网作为工具和媒介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伴随而生的电子商务犯罪也日渐成为问题。本文以电子商务犯罪类型的分析为切入点，探讨了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的缺陷，并提出相关对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篇1：

论新形势下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完善

摘 要：当前，全国上下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现行的行政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的律师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律师业的发展。律师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律师管理制度是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规范、科学的律师管理体制，这是我国律师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因此，对我国现行律师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和完善势在必行。

关键词：律师管理体制 两结合 创新 完善

一、中国律师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其分析

我国自律师行业恢复以来，一直是司法行政管理占主导地位。虽然司法部早在1993年就提出要“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且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检验，总体上讲“两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适合中国国情，同时也适应了律师行业发展的需要，有利地推动了律师行业的发展。但是，这种“两结合”毕竟脱胎于当时尚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计划体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结合”体制仍有很多不足之处。

（1）现行法律对“两结合”管理体制缺乏明确定位致使律师协会管理职能的行使没有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第37条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有关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工作中的地位、作用、具体职能及行使方式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和有针对性的规范，“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加之国家现行法律体系中对行业协会的性质、职能等基本要素缺乏明确界定，一直以来，律师协会管理职能的行使缺少法律依据。

（2）、律师在司法程序、司法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太低

1、当前的律师刑事辩护率低，并呈下降的趋势，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也有损于国家法治的形象，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除了收费低、风险大、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外，关键还是对律师在司法程序中的定位的认识问题，假设仅仅把律师看成是服务人员，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势必会把律师作用局限于非常狭小的空间。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司法改革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控、辩、审三方联动的特点，从司法程序运作的全过程者分析，律师是司法程序中控、辩、审三大支柱之一，忽视、轻视、削弱律师在司法程序中应有的地位，必然会影响司法公正，影响司法制度的完善，影响司法人权保护。

2、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和推行，统一了法律职业入门的标准，提高了“门槛”，但这只是初步的，是远远不够的，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研究建立律师向其了法律职业转化的渠道，国外情况是从优秀律师中选拔法官是通行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紧研究律师向法官、检察官转化的具体办法，积极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3、纵观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没有哪一种职业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比律师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持久，原因是在许多国家律师被认为是创法者，是规则制订的专家，是法律的实践者。可以说，律师参与政治具有天然的优势，甚至许多国家的总结、总理等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由律师成长起来的，而在我国，律师在参政议政中的力量太小。因此，应该鼓励更多有能力的律师关注国家政治，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不断扩大律师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3）、行业管理职能空间过小，管理缺乏力度

1、管理职能不够健全。从世界各国律师管理的实践来看，行业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行业准则、律师教育培训、年度注册、会费收取、律师惩戒等，有的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及其授予、法学院评估甚至推荐法官候选人等职能都由律师协会享有，充分保障了行业组织在律师行业的主导地位。而在我国，律师执业证颁发等行业准入管理职能及律师年度注册等日常管理均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这样的情况导致了钱权交易等不良现象，使得律师队伍鱼龙混杂，律师协会地位与威信无法树立，形成行业管理的虚泛化，也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形象产生了不好影响。

2、协会已有的职能难以全面发挥。维权是行业管理的重要职能，但由于协会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社会尤其是有关国家机关的认可，律师协会的维权工作往往收效甚微。如在处罚违规律师方面，虽然采取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罚双轨制，但是律协仅有对其进行训诫、批评、公开谴责的处分职责，致使律协并未在制止律师违规行为方面发挥作用，职能空间过小管理缺乏力度，不仅挫伤了执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自律管理的积极性，也有悖设立律师协会的初衷。同时，一些尚未实行“两分开”的地方，律协尚不能全部掌握和使用会费，极大影响协会工作的开发和各项职能的发挥。

二、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完善

在当今市场经济形势下，以行政机关管理和行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两结合”传统管理体制已暴露出其滞后性和一系列的弊端。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两结合”律师管理制度的良性运转，抑制了律师协会作用的发挥，阻碍了律师行业自主发展的步伐，需要通过体制创新和深化改革来使之日趋完善。

（一）我国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方案》中提出的，即“建立司法行政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目标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事实上，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大体上也正是朝着这一目标进行的，主要体现在律师协会行业管理职能的逐渐增强和司法行政管理职权的逐步放开，但应看到，《律师法》确立的律师管理体制距离《方案》提出的改革仍有较大的距离，还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之上，所以，必须坚持进一步向“两结合”管理体制的方向发展。

（二）弱化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重在宏观上的监督和指导

基于我国律师管理还不能完全脱离行政机关，定位不准，职能不清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体制角色的淡化应是发展趋势。从最初的完全行政管理到行政机关为主律师协会为辅，再到行政机关只进行宏观上的指导，可以说行政机关一直在对律师管理实行职能转换，权利转移，只是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放权的程度也不彻底。因此，律师管理体制中行政机关的作用应该仅限于宏观上的指导和监督。

（三）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建立良好的政治环境

国家对社团组织的严格控制和社团组织的政府垄断性是目前阻碍我国律师工作进展的两个体制上的原因，而这两个问题又集中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律师管理体制是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环境，“两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就会遇到种种不合理因素的阻挠，因此，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两结合”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的必然要求。

（四）以立法形式明确律师协会应有的行业管理职能

《律师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律师事务所行使从警告、罚款一直到吊销执照的处罚权，没有给律师协会留下行使处分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权力空间，这使得律师协会的管理难以形成权威，与发达国家律协行业管理职能相比，我国现行的律协行业管理是初级的，甚至是落后的，没有健全的行业管理职能，就谈不上有效的行业管理，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律师管理落后的局面，就必须通过立法对律师行业管理职能加以明确，赋予律师协会除名、罚款等强有力的行业管理职能，这样律师协会行业管理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律协各项管理职能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

（五）通过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提升律师的社会价值和地位

1、律师事业和律师制度是否成熟和发达，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及文明的重要指标，如果说《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分别为警察、法官、检察官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的话，那么《律师法》应该为律师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而事实是《律师法》对律师执业权利规定不但少，而且缺乏有力保障，给律师工作带来了太多不便，尤其是参与刑事诉讼，被律师称为“戴着镣铐跳舞”，致使我国的刑事辩护率不到30%，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所以应当在观念上进行转变，从制度上对律师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2、在许多国家，从优秀律师中选拔人才充实到法官、检察官队伍中，这样的做法很具有借鉴意义。由于在我国行政观念中，公与私相当分明，律师很难逾越界限，要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就要加紧研究律师向法官、检察官转化的具体方法，把法律职业的转化作为法院、检察院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来贯彻实施。

3、党组织在任何时候都能起到把握政治方向，发挥政治核心和保障作用，改进和加强党组织在律师协会中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律师党员中的优秀分子积极参加协会选举，进入协会的决策层，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使管理能力得到发挥，同时，也应通过鼓励律师参与立法、参政议政，来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

（六）规范和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协会的监管

在积极扶持和推进律师行业自主管理的同时，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规范和完善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作用同等重要，明确监督指导的范围和方式不仅有利于司法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能，同时也有利于律师协会的自主管理，对于哪些事项采用监督的方式，哪些事项采用指导的方式，或者可以按照事项本身是否直接涉及公众的利益作为一基本原则进行划线分类，比如对于章程和行业规范的制作、修改，拟组织的重大活动和行动等，应采用审核批准和事前备案等硬性的管理措施进行规制；而对于选题协会内部的管理事项，则宜采用软性的管理措施进行指导。

以上是完善我国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想法。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会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律师制度也必将在这新的形势下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警察学院法律系）

参考文献：

[2]《律师法学》谭世贵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3]《律师学：制度与实务》王建东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中国律师制度史》徐家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5]《律师与公证学》时显群，刘国涛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6]《我国律师行业管理探析》.郑春乃.《中国司法》，2006年第1期

作者：王建华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篇2：

电子商务领域犯罪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因特网作为工具和媒介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伴随而生的电子商务犯罪也日渐成为问题。本文以电子商务犯罪类型的分析为切入点，探讨了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的缺陷，并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犯罪 刑法对策

随着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其不良影响—电子商务犯罪也日趋严重，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危害极大，并给传统法律带来了许多困惑和挑战。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成为保障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电子商务犯罪类型的分析

电子商务犯罪是指电子商务领域中发生的犯罪，或者发生在电子商务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犯罪行为。从犯罪学的角度，电子商务犯罪可以界定為：严重侵害电子商务交易和以电子商务为依托危害社会的行为。它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1.严重侵害电子商务交易的犯罪。此类型的电子商务犯罪直接针对电子商务本身实施，犯罪人意图通过犯罪行为，实现其各种非法目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有:

(1)侵犯电子商务信息。主要有:①盗用、窃取电子商务信息。指进入电子商务系统，非法使用和占有电子商务信息的行为。如窃取客户密钥、信息认证程序、数字签名或者商业秘密，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损害的行为。②伪造、篡改电子商务信息。该行为通过破坏电子商务信息的完整性、原始性，使对方接收错误或无效的信息，从而给对方造成危害。

(2)破坏电子商务计算机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系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发生故障都会影响整个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电子商务计算机信息系统是电子交易的物质基础, 如果行为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非法侵入电子商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删除、修改其中的应用程序和数据，破坏系统安全防护措施,将直接造成整个电子商务秩序的混乱，给交易各方造成严重损害。

(3)虚假认证。认证机构在电子商务体系中地位不仅重要，而且十分特殊。它监督、管理、认定交易各方的身份、资信，并维护交易安全。交易各方也有义务接受认证机构的监督管理，因此，认证机构提供的信息对交易方决策有着重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如果认证机构工作人员恶意地虚假认证，可能使交易双方受到严重损害。

(4)非法截获、复制电子数据商品。在电子商务系统中不仅存在作为交易基础的电子商务信息，还包括交易对象的数据商品。数据商品包括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和服务信息等。数据商品在互联网上交易传输的过程中，可能被他人非法截获或者复制，给交易双方造成严重的损失。

2.以电子商务为依托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电子商务低廉的营运成本，不受时空限制的交易方式，高速、便捷的交易程序等，在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会为犯罪分子所利用。一些犯罪份子以之为犯罪工具或平台来完成，其犯罪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危害性也更大。主要表现在：

(1)利用电子商务洗钱。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虚假或真实的电子商务行为作掩护，利用网络银行结算的快捷性、客户身份识别的模糊性以及兑付保密制度存在的安全漏洞，采用匿名方式在电子商务系统中进行账户之间资金的非法转移。

(2)利用电子商务逃税。电子商务活动通过网络完成商务协议，而后进行货物交付，使税收征管和监控失去直接的实物对象，难以进行征税。电子商务的便捷性、保密性使纳税人身份与交易细节的确定极为困难，也造成了传统的监控手段失灵，无法有效地进行税收监管。

(3)利用电子商务诈骗。电子商务使人们能够轻松地进行商务活动，同样也使商务诈骗行为更易得手、更难追究。犯罪人可能假借电子商务名义，签订电子合同，在骗取被害人货款、定金后，便不履行或者不按合同规定履行交货义务，甚至完全隐匿踪迹，无法寻找。

二、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国务院于1994年2月18日颁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与其他一些相关的法律如《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形成了一个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法律体系。 然而，我国刑事法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的规定却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1.刑法典中现有罪名的欠缺。电子商务犯罪不仅涵盖了绝大多数传统犯罪的客体，而且还突破刑法典的范围产生了一些新的犯罪客体。与这些新客体对应的新型犯罪，如通过互联网终端非法进入他人的计算机设施、破译他人密码、使用他人资源、利用互联网向他人的计算机系统散布计算机病毒，或盗用网上客户支付账户等，在刑法中找不到相应罪名，必然造成对其处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将其认定为此类犯罪还需要立法补充规定。另外，许多电子商务犯罪行为往往是两个以上犯罪构成的交织。例如电子商务诈骗的犯罪，显然构成诈骗罪；实施诈骗行为必然采取伪造、复制数据信息等手段，这就同时符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构成。对此应如何进行犯罪认定，是认定为一个还是多个罪名，认定为一罪时是否坚持“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也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

2.电子证据的效力。电子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电子商务犯罪中搜集到的证据大多可归为这一类型。目前，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据类型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七种，电子证据还不是法定证据类型，这对于有关电子商务的刑事诉讼活动无疑是一个巨大障碍，给电子商务犯罪的认定造成了困难，但是将电子证据纳入法定证据类型目前尚不成熟。 能否将电子证据独立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在证据方面的难点问题之一。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面对电子商务犯罪带来的挑战，各国立法者都在积极地寻找对策。笔者认为，面对电子商务犯罪时，应当在保持刑事法律的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对其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具体对策如下:

1.刑法典现有罪名的适用及补充。有学者将电子商务犯罪概括为十大类型:盗用客户网上支付账户的犯罪;伪造并使用网上支付账户的犯罪;盗用电子商务身份证行骗的犯罪;电子商务诈骗的犯罪;虚假认证的犯罪;侵犯电子商务秘密的犯罪;非法截获、复制数据商品;电子商务逃税的犯罪;非法侵入电子商务认证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破坏电子商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 在适用罪名方面可以将以上十类犯罪进一步归纳成三种形式:第一，传统罪名下的电子商务犯罪。这类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区别仅在于发生领域不同，但在其罪名适用上完全可以依照现有刑法得到解决。例如，电子商务逃税的犯罪可定为逃税罪，侵犯电子商务秘密的犯罪可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第二，须补充新罪名的电子商务犯罪。这类犯罪在现行刑法中没有相应罪名与之对应，不能为现行刑法所涵盖，需要在刑法罪名上进行适当的补充。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在刑法分则中补充以下新罪名：虚假认证罪、网上逃税罪、网上侵犯隐私权罪、提供电子色情服务或发布色情广告罪、网上非法交易罪等等。第三，需要修改犯罪构成的电子商务犯罪。这类犯罪虽然可以定义为传统罪名，但其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构成并不完全一致，须在传统罪名下对犯罪构成作适当修改和补充。例如非法侵入电子商务认证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虽然刑法中已经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但是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并不属于该罪所规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范围，所以应当对该罪的犯罪客体范围进行扩充，使现行刑法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保持充分的适应性。

2.根据刑法原则性规定扩充司法解释。 面对形形色色的电子商务犯罪，刑法仍然具有广泛的涵盖性和适应性，补充新罪名只能是在绝对必要情况下的选择。在电子商务犯罪方面，应当在保持刑法稳定性的前提下，更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司法解释是在现行刑法框架内解决电子商务犯罪的可行途径。特别是在目前对电子商务的探讨尚不深入、对电子商务犯罪规律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情况下，立法显然面临太多障碍。通过司法解释，可以有效解决与传统犯罪构成并非严格符合的电子商务犯罪的认定问题，弥补现行立法的欠缺。

总之，电子商务这种崭新的商务活动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为了保证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在充分考虑电子商务领域犯罪的特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同时入手，多管齐下，相互协调配合，构建电子商务领域犯罪的综合控制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电子商务安全。

参考文献:

[1]皮勇:电子商务领域犯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阿拉木斯:讨论关于中国电子商务立法的五种说法[Z]．中国电子商务法律网, 2003～06～08

[3]李学军:电子数据与证据证据学论坛(第2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l

[4]陈金平田文英:电子商务犯罪及刑事法律对策研究.《理论探讨》2004.（1）

作者：郝二虎　陈小萍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论文 篇3：

刑事诉讼监督的问题与出路

我国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权，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及时纠正刑事诉讼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错误，确保国家法律的有效公正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因此赢得了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但毋庸讳言，由于法律监督体制机制和监督意识方面的原因，检察机关在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制约刑事诉讼监督有效开展的难点问题，才能真正把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的目的落到实处。

一、刑事诉讼监督面临的难题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诉讼监督的实践表明，当前，刑事诉讼监督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刑事诉讼监督所要求的文化支持不足，不愿接受监督与监督意识不强并存

我国诉讼监督的制度设计在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而逐渐趋向成熟，但任何制度从规范变成实践，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上的周延和具有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要得到社会公众对该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普遍认同，培植出与实施该种制度相关的文化氛围，尤其是要得到执法者对该种制度的心理认可。从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形成和监督的效用看，刑事诉讼监督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没有法律制度对诉讼监督的授权性规制，而在于缺乏诉讼监督机制得以发挥效用的文化土壤，没有真正培植出诉讼机制自律性的监督理念。也正是由于社会主流文化缺乏监督的理念，社会公众缺乏监督的意识和接受监督的思维定势，被监督者对待刑事诉讼监督的态度不很积极，不愿意接受监督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些地区的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机关，由于对刑事诉讼监督价值认识上的偏差，或者基于办案和追诉犯罪的功利考虑，没有把刑事诉讼监督放在应有的位置，对检察机关实施的诉讼监督，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排斥态度，不太愿意检察机关对它们在诉讼活动中出现的差错提出纠正意见，或者表面上接受监督，实质上对刑事诉讼监督中提出的问题消极应对，致使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在实践中常常遇到来自被监督对象的阻力。

社会公众包括当事人对检察机关依法实施的刑事诉讼监督也不甚理解，认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多此一举”，缺乏刑事诉讼监督机制得以有效运行所要求的公众认同感。刑事诉讼监督直接对象的不合作态度，社会公众对刑事诉讼监督的误解，挫伤了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使一些检察人员对刑事诉讼监督的价值也产生怀疑，不愿意监督或者不敢监督的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的监督不积极主动。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尤其是庭审活动的监督方面，由于只能庭审后就发现的违法现象向法院提出监督纠正意见，由于这种事后的纠正意见只能供审判人员在未来的庭审活动中参考，有的地区检察机关也就疏于再向法院进行事后诸葛式的监督了在对法院裁判的监督上，即便发现裁判在定性和量刑上存在应予纠正的事由，有些地区的检察机关也往往要事先探听上级法院对案件的态度，再决定是否启动抗诉程序，在行使裁判监督权时犹豫迟缓。在刑罚执行的监督上，更由于派驻监所检察室在办公和福利待遇上对被监督的监管场所有所依靠，致使监督变成了合作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检察人员良好监督意识的养成，没有良好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观念，成了一些地区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责的主要问题之一。

可见，由于社会主流文化缺乏基本的监督理念，一些被监督对象对刑事诉讼监督的不合作态度，一些地区的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存在消极懈怠的现象。也正是不敢监督和不愿意接受监督两种因素的存在，导致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步履维艰，督促纠正刑事诉讼活动中发生的错误以确保国家法律公正实施的监督效果在一些地方难以兑现。要把制度设计上的刑事诉讼监督落实到位，还需要在监督理念的培植、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监督环境的改善等要素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二)诉讼监督的制度规范不完善，刑事诉讼监督缺乏有效的机制支持

刑事诉讼监督从抽象的制度规范变成促进法律准确实施的实践机制，要依靠立法的中介作用。只有立法确定了具体的监督机制，赋予了刑事诉讼监督以具体措施，才能确保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强劲有力，真正发挥刑事诉讼监督督促和确保国家法律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准确实施的效用。我国宪法、检察院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原则地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权限，但现行立法并没有具体设计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监督的具体机制，常常使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因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进行，或者因监督机制设置的不合理而难以达到预想效果。从制度规范层面，刑事诉讼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没有获取被监督对象和事由的信息的渠道。要对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实施有效监督，前提是必须及时获取被监督对象的真实情况。现行立法只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权限，却没有建立起检察机关获取侦查机关立案和侦查活动的信息的有效渠道，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介入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引导侦查取证的机制没有明确，即便建立也不是对所有案件都能提前介入，检察机关仅凭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资料和移送审查起诉的材料来审查公安机关侦查中是否存在违法现象，很难保障立案和侦查监督的力度和效果。

2．刑事诉讼监督权二次配置的不合理性，导致刑事诉讼监督实践中的尴尬。刑事诉讼监督权在检察机关内部的二次合理的配置，是确保监督权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但现行的诉讼监督权在检察机关内部配置给了不同的部门，对立案和侦查活动的监督权，配置给了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配置给了公诉部门，对刑罚执行的监督权，配置给了监所检察部门。这种由不同部门分别对不同的诉讼环节进行监督，会因力量分散而弱化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效果，还会因对诉讼标准的不同认识引发监督标准不统一，并且，这种由不同部门检察人员分别对不同的诉讼阶段实施监督，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下面以刑事公诉人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的职权配置，说明诉讼监督权分散行使存在的弊端。

刑事公诉人在法庭上既承担着传统意义上的检察职能即公诉职能，又承担着对庭审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职能。这种由刑事公诉人担负指控犯罪和监督职能的做法，存有逻辑和运作机理上的弊端。刑事诉讼监督是监督者对被监督者主动的单向性的活动，无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处于何种位阶的关系。监督者一定要处于相对超脱的地位，置身于被监督的事物或者对象之外，刑事公诉人是庭审活动中对立统一体的一方，不具备超然于整个庭审活动之外的优势。同时，公诉人直接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会

使本来就悬殊的控辩力量对比显得更为不平衡，控辯平等将很难维持，也会导致刑事公诉人的角色冲突。刑事公诉人在法庭中的双重身份，要求其在同一诉讼中不停地进行公诉人和监督者的角色转换，一会在法官的指挥下履行控诉职能，一会又要留心和审视法庭的审理活动是否合法，公诉人要么会因追求公诉目标而疏于监督，要么会因追查监督目标而破坏庭审结构的平衡。可见，刑事诉讼监督权在检察机关二次配置的不合理和不科学，会导致实践中对诉讼活动监督的无效果或者监督不能，直接引发刑事诉讼监督的尴尬。

3．诉讼监督的手段单一乏力，致使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目标确定了，手段就显得格外重要。刑事诉讼监督是要督促被监督对象依法实施诉讼活动，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诉讼监督的目标要求，监督手段的设置一定要能促成法定效果的实现。但现行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在监督手段的配置上，无非是赋予了监督主体对诉讼错误的纠正建议权。无论是向侦查主体、审判主体和刑罚执行主体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或者发检察建议，还是向审判主体启动二审和再审抗诉等，都只能发挥提醒被监督主体依法纠正刑事诉讼中的错误的功效，至于被监督主体是否能按照监督纠正意见矫正自身的问题，则只能看被监督主体对刑事诉讼监督的认同程度了。实践中，被监督主体不认可检察机关的监督纠正意见，往往导致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效果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论证和想象上。现行的制度规范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权是事后的程序性的建议权，作为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对被监督对象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错误，不能享有实体上的纠正或者处理权，为了确保诉讼监督目标的实现，相关的制度规范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在被监督主体不采纳正确监督纠正意见时的程序处分权或者救济权，譬如，赋予检察机关更换案件承办人和改变案件管辖的建议权，赋予检察机关通知有关机关撤销案件的权力，等等。如此，方能保证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监督的效果。当然，由于检察机关还享有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可以通过启动侦查程序的方式促成和巩固诉讼监督的效果，但如果被监督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错误没有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如何确保诉讼监督的效果，如何体现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的国家强制力?

一言以蔽之，要确保刑事诉讼监督的顺畅运行，在检察机关内部必须有具体行使监督权的适格主体，要建立及时全面获取被监督事项信息的渠道，要赋予检察机关履行刑事诉讼监督的主要手段，要有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渠道，要明确诉讼监督的具体标准。唯此，方能确保刑事诉讼监督的效果。可以说，修补现行刑事诉讼监督机制中的漏洞，构建为实现特定监督目标所需要的监督机制，应当成为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的根本举措。

(三)刑事诉讼监督队伍的素养不能适应诉讼监督的要求

刑事诉讼监督的最终目的，是要督促刑事诉讼主体合理地解释和执行法律，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刑事诉讼监督要求监督者不仅熟悉规制刑事诉讼活动的制度规范，掌握法律规范的立法原意和基本精神，还要掌握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譬如，要准确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就要能够准确地发现刑事诉讼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不仅要求监督者熟悉刑事立法确定的各种罪名的犯罪构成、追诉标准，掌握刑事立法用语的准确含义，还要熟悉刑事诉讼程序以及每个诉讼环节应当具备的条件、强制措施的运用条件、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启动和适用条件，掌握刑事诉讼过程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唯此，监督者才能在刑事诉讼监督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掌握刑事诉讼监督的主动权。

同时，要确保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对规制刑事诉讼活动的制度规范的理解要统一。对法律规范理解标准不一致，必然导致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以及刑事诉讼活动中各项强制性措施的采用标准掌握的不统一，也必然产生法律公正实施理解标准上的歧义，也就因此失去了实施刑事诉讼监督最起码的前提，更谈不上维护法律的公正实施。此外，要维持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动态平衡，监督者不仅要具备与被监督者同样的法律素养，还要掌握被监督对象可能出现的问题、发生问题的诉讼环节及其终南，亦即，刑事诉讼监督的准确实施，要求监督者比被监督者具有更高的法律政策水平。

近年，检察人员的法律素养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距熟练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绝大多数检察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停留在对法律规范的了解上，真正能全面掌握刑事诉讼监督所要求的法律政策和制度规范的人员不多，绝大多数检察人员要么对刑法较为熟悉，要么对刑事诉讼制度较熟悉，既熟悉刑法又熟悉刑事诉讼法的并不多，在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领域，真正掌握理论研究和执法前沿，尤其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矛盾点，以及能够熟练运用诉讼监督技巧的就更少。刑事诉讼监督队伍素能上的欠缺，直接导致刑事诉讼监督的疲软，履行监督职能发现不了被监督对象存在问题的关键点，或者明知被监督者在案件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存在问题，由于法律政策和理论储备不足，不能说服被监督者接受监督意见，诉讼监督意见不能被及时采纳。加上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对法律规范理解上的分歧，就更增加了被监督者接受和采纳监督纠正意见的难度。

二、破解刑事诉讼监督难题的进路

制约和影响检察机关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诉讼监督机制设置不完善的因素，也有执法环境上的因素，还有刑事诉讼监督人员自身素能不强的因素，等等。要改变刑事诉讼监督意识不强、监督疲软、监督效果不佳的状况，就必须按照刑事诉讼监督的本质规律，优化诉讼监督的内外部环境，建立健全刑事诉讼监督所需要的各项机制。

(一)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的宣传

中国传统的以父权与皇权为核心的伦理文化本能地导致人治，也必然形成缺乏监督理念的主流文化模式，以及排斥监督的社会心理。实践中存在的诉讼监督主体监督意识不强，被监督者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够，以及社会公众缺乏监督的理念，无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相关联。据此，要改变刑事诉讼监督难、不愿监督和不敢监督的局面，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仅从制度规范上健全诉讼监督的渠道也能达到目的。在对刑事诉讼监督准确定位的前提下，要从解决整个社会对诉讼监督的认识和思想观念入手，逐渐取得社会对诉讼监督的普遍认同，就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地加强刑事诉讼法律临督的宣传。要宣传刑事诉讼监督的内涵、价值、目的，以及刑事诉讼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的相互关联，让履行监督职能的检察人员，接受监督的侦查、审判、刑罚执行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从内心接受刑事诉讼监督的理念，认同刑事诉讼监督的必要性，了解刑事诉讼监督在保障法律公正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

懂得刑事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内容，以及开展刑事诉讼监督的具体程序和方式，并且要让上述各方都懂得刑事司法的质量和效率，受制于外部多种因素影响的现实，明白公正司法需要诉讼监督来做保障的道理，切实增强检察人员履行刑事诉讼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被监督者接受诉讼监督的自觉性，形成社会公众了解刑事诉讼监督、支持诉讼监督的氛围，为刑事诉讼监督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切实完善刑事诉讼监督机制

刑事诉讼监督机制是刑事诉讼监督工作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方式和原理。刑事诉讼监督工作系统的要素包括：相互对立的主体双方即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刑事诉讼监督的对象即被监督者在刑事诉讼各环节实施的活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用以规范自身活动的法定标准，刑事诉讼各相关环节的结论。这些要素各自独立存在，并通过一定的程序相互发生作用，前三个要素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决定后一个要素的状况，后一个要素的状况又反过来促进前两个要素内部关系的改善，以此实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刑事诉讼监督机制所应当具备的功能。据此，要增强刑事诉讼监督的实效，就必须按照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运行原理，切实完善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相关内容。

1．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获取被监督主体执法信息的渠道。获取被监督主体的执法信息，尤其是获取执法中的违法现象的信息，是开展刑事诉讼监督的基础和前提。根据刑事诉讼监督中存在的对立案和侦查执法信息获取不完全的状况，笔者认为，要强化和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必须建立完善的获取刑事诉讼活动状况的信息的渠道。

一是要继续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机制。要将已经探索建立起来的网上衔接、信息共享、联席会议、案件移送等机制落到实处，特别是要在检察机关与各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建立专门的信息平台，做到执法信息共享，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将受理和处理的行政执法案件及其处理情况及时在信息平台上公布，检察机关要适时地对行政处理的案件进行审阅，检查发现是否存在应当移送刑事司法处理而以行政处罚结案的情形，并且要借助联席会议和案件移送等机制，使得行政执法和执纪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案件能够及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同时，要与公安机关建立内部的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公安机关要及时将立案及案件查办情况在专用网络上公布，检察机关要对公安机关立案和侦查情况进行审核，并使侦查活动中出现的错误能够及时得到纠正。

二是要建立当事人对违法刑事强制性措施的申诉、控告机制。要建立起当事人对侦查活动中采取的违法强制性措施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举报的具体途径，明确检察机关受理和审查处理当事人不服强制性措施的内部机构和程序，对当事人提出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强制性措施的控告申诉及时进行审查。

三是要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程序，明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内部机构、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的时间和程序、检察机关提出介入公安侦查案件的时间和程序，以及公安机关拒绝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通过提前介入侦查，使检察机关能够发挥对公安侦查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违法事由进行审查的功能和对侦查取证的引导功能。

2．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相关内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包括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以及监督标准等内容。根据刑事诉讼监督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强化诉讼监督的目标要求，应当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有关内容予以完善。

一是要建立起对侦查主体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制度。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实施监督，是确保侦查活动在法定程序内实施，防止监督缺失导致任意行使强制性侦查活动，而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非法治现象的重要手段。为此，必须将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纳入侦查监督的范畴，要从制度上明确公安机关在采取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必须提请并获得检察机关的批准，并建立起当事人对不服强制性侦查措施向检察机关投诉的机制。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采取上述措施必须经过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当事人不服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同时，要明确检察机关内部受理当事人投诉的具体机构和办理程序。

二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制度。通过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陈述、无罪辩解以及控告、申诉，既可以核实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是否真实，又可以对侦查活动是否依法实施进行审核，及时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线索。同时，健全批准逮捕后的救济程序，赋予犯罪嫌疑人对其认为错误的逮捕决定的复议请求权，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要求上一级检察院进行复核。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复议决定的同级人民法院申请复核。通过建立对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救济程序，实现逮捕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更好地体现逮捕程序的司法属性。此外，还要将侦查主体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纳入监督的范围。要从制度上明确，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提请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以体现逮捕强制措施的严肃性，避免侦查主体轻易提请逮捕和随意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现象的发生。

三是要在检察环节建立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今年6月两院三部颁布下发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具体确立了刑事诉讼中应当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并明确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没有具体确立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笔者认为，要切实增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实效，除了要对侦查活动实施正面的监督和引导外，還必须在检察环节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将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和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实物证据排除掉。为此，就必须在审查逮捕和起诉环节建立完善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要从制度上明确，检察环节应当建立告知制度，检察机关在受理移送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的案件的第二日，就应当告知被追诉人，有权就侦查环节遭受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经历，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申诉，检察机关收到被追诉人的控告后，应当由审查逮捕或者起诉部门指定专人核实，必要时可以向侦查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侦查人员应当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或者其他证据提供给检察机关核实，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就案件侦查和讯问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侦查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四是要完善对刑事审判活动予以监督的具体主体。理论和实践表明，由刑事公诉人直接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存有种种弊端，必须对现行监督刑事庭审活动的模式进行改造。事实上，庭审中不仅合议庭需要监督，刑事公诉人是否正确履行职能也需要监督，为了真正发挥对刑事庭审活动的监督职能，保

障整个庭审活动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实施，应当指派专门的检察官出席法庭对庭审活动实行监督。为便于履行监督职能的检察官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应当在法庭上专设检察官的监督席位，临督席位可以设在与合议庭对面位于被告人背后一定距离的位置。如此，法庭就呈现两个等腰三角形，一个是控辩审之间构成的等腰三角形，另一个是监督者与控辩方构成的等腰三角形。相对于控辩审三方构成的合议庭，监督者处于相对超脱的地位，能以一种客观、公允、积极的心态对庭审中的各诉讼主体的活动进行评价和监督。如此，刑事公诉人在法庭上只履行指控犯罪的公诉职能，就能避免既履行公诉职能又履行监督职能所导致的诉讼角色冲突以及辩护方的不平衡心态，还可以避免因此而引起的法院对诉讼监督的抵触心理。

五是要具体明确刑事裁判监督的启动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对二审抗诉事由“认为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和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再审抗诉事由“发现生效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规定含义抽象模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关于刑事抗诉标准的规定也不很具体。这种概括抽象型的制度规范有利有弊，“利”在运用起来较为便利，可以应对监督实践中出现“确有错误”的种利-情形，“弊”在规范的抽象性会产生执法的随意性，导致同一司法管辖区不统一的执法标准，形成对于同一类型的案件，有的地方启动监督程序予以抗诉，有的地区则没有启动监督程序，损害了法治的统一标准，也模糊了司法公正的内在标准。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刑事抗诉是对刑事裁判实施监督的重要手段，抗诉能否实现纠正刑事裁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错误，除其他要素外，启动抗诉的具体标准是否明确是问题的关键。要使刑事立法发挥其对刑事裁判监督的规范效用，就应当在梳理法院裁判刑事案件遵循的事实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从证据采信和适用法律的角度对“确有错误”的抗诉标准进行修正，具体要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出发，即从刑事裁判在证据、事实和法律上应当达到的标准，以实践中不规范的刑事裁判存在的问题为逻辑起点，查找应当予以纠正的错误，并据此理出启动刑事裁判监督程序亦即刑事抗诉的具体标准或者事由，这应当成为提升刑事审判监督质量的关键所在。

六是要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应当包括刑罚的交付执行、刑罚执行和刑罚变更执行等的监督。交付执行是刑罚执行程序的起始点和刑罚实际执行的前提，法院的生效裁判如果不能顺利进入执行程序或者不能得到实际执行，审前和审判程序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标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将刑罚的交付执行纳入刑事诉讼监督的范畴，督促和提醒法院及时准确地将刑罚交付执行，保证生效裁判确定的刑罚内容能及时进入执行程序。要改变财产刑和资格刑执行活动监督虚置的状况，探索执行财产刑和资格刑的监督渠道。要积极开展对监管活动的监督，将狱政管理的各种内容纳入刑罚执行监督的范畴，并积极探索对监外罪犯执行情况的监督措施。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将现行的事后监督改为同步监督，或者迟延刑罚变更执行裁定和决定的生效时间，为检察机关审查刑罚变更执行裁定和决定的合法性留出足够的时间，避免检察机关发现裁定和决定有错误向法院或者执行机关提出时，罪犯已经释放而不在监狱，无法纠正裁定和决定错误的情形。

(三)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的保障机制建设

刑事诉讼监督各项机制的有效运行，还要以高素质的人员、必要的物质装备以及顺畅的内部运行机制为条件，为此，就必须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的保障机制建设。要建立健全保障检察权能够独立运行的机制，进一步落实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具体机制。在进一步健全排除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工作机制方面，应当落实好省以下检察院的经费由上级检察院统一保障拨付的机制，避免因经费依靠地方财政造成的检察权的地方化，必须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干部任用决定权的制度，避免因检察人事任免上的地方化造成检察机关对地方行政权的依靠。要规范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工作的程序和方式，建立健全上級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业务工作的规范性指导机制，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在法律政策适用、工作规范指导、干部队伍建设、检务保障上的规范等方面的指导制度，从制度规范上把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内容具体化、明确化。要按照检察规律的要求，完善检察人员的管理模式，根据检察机关各职位的工作性质和在检察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和检察行政人员，并按检察工作内在规律的要求对其进行管理，要对检察官的等级编制，评定检察官等级的范围、标准、审批权限，检察官等级的晋升、降级和取消检察官资格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并强化检察人员的培训，落实好检察人员的再教育，确保建立一支高素能的检察队伍，为履行好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提供保障。

作者：向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