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理性论文

摘要：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泛滥是中国财税领域长期存在且饱受争议的问题，积弊已久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严重干扰到了市场资源配置与竞争公平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理性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理性论文 篇1：

论税收法定原则指导下的税收优惠政策治理

摘 要：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遵循税收法定原则。税收优惠政策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的可以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并可以由国务院财税部门进行细化解释；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与实施税收优惠；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税收法定原则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与规范化，按照法律保留、程序法定、责任承担等要求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治理。

关键词：税收法定原则；法律保留；程序法定；责任承担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税收管理的不断规范，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暴露出各种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些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为解决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8条对实现税收体制、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化进行了明确部署。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治理，最根本的就是要严格依据税收法定原则，因为该原则中内含了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主体法定、制定与实施程序法定、责任机制的明确等要求，而这些也正是当下不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之所在。

一、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条规定可以看作是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具体到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它是税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因而同样需要遵循税收法定原则。通过对该原则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上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收优惠要遵循法律保留。《立法法》第8条第八项规定了“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第9条规定了授权立法及其除外事项；第10条则明确了在授权立法时，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被授予的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所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对此亦进行了规定。分析上述法律规定可知，第8条与第9条的内容体现了法律保留原则，第10条体现了禁止转授权的法理，《宪法》、《立法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表明，有关税收的事项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涉及税收的事项尚未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的，可以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加以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之外，其他任何主体不得再通过任何形式创制有关税收的内容。未经授权而由地方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各种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公民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法律依据。

其次政府税收优惠要恪守程序法定。根据程序法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包含以下的要义：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程序要具有合法性。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当符合民主、公正的基本要求，要广泛吸纳包括利益相关方在内的广大纳税人参与立法过程，保证税收优惠的立法符合基本的程序要求；二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在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税收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权限、时限等法定程序履行职责，从计算、减免到监督检查等都要有严格明确的程序作为保障，只要法律法规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行政机关就要严格按程序实施；法律没有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权限、超越期限实施税收优惠。

最后是税收法定原则下的政府税收优惠要体现责任承担。“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必须严格按照《宪法》、《立法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的权限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法规，严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财税部门之外的其他主体越权制定税收优惠，否则将会导致所制定的税收优惠规范性文件由于违法而无效；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定程序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不得滥用行政裁量权力给予不合格主体以税收优惠，不得越权实施减免税，也不得超越税收优惠的法定时效实施税收优惠，对违反实体及程序规范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法治化的缺失

（一）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混乱，税收优惠“政出多门”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收回了地方制定税收的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税收立法权，包括地方税在内的所有税收事项均由中央集中行使。1996年国家又取消了地方制定税收减免的权力，规定今后除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之外，其他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税务机关都不得行使减免税收的权力。[1]但是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循，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制定主体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地方财税部门都制定了数量庞大的涉及税收优惠的政策文件。2013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重点指出：“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较多，影响税收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至2012年底，已批准并正在执行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有16种，涉及各主要税种；还有70多个地区以改革实验示范区等名义申请区域性税收优惠等待审批。”[2]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了实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逐步形成，由于制定主体的混乱，导致相互之间缺乏明显的协调与配合，有些优惠措施甚至存在矛盾冲突。“政出多门”导致的后果则是适用上的困难。

（二）政府制定与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裁量性较大，缺乏明确的程序规制

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制以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尽管税收优惠政策更多的体现出授益行政的色彩，但由于这项制度已经突破了税负公平，是对特定群体与产业的特殊照顾，因而需要借助于正式的程序对其他没有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与群体加以解释说明，让这些群体在正式的程序中加深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解。但现实情况却是，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往往是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一纸文件的形式单方面所做出，很难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看到地方政府召集相关的利益方进行听证，更勿论在制定过程中相关的利益主体能够对税收优惠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朝令夕改”也导致此类政策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当国家的政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府就会根据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而直接变动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严格遵循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要求，导致对同一主体和产业，由于国家政策的频繁变动而难以稳定地享受到优惠待遇。

（三）对违反税收法律规范的优惠政策，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

法治国家要求保障纳税人及社会公众的财产权益，因而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要注重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的构建。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及第84条规定了法律责任承担机制①，但却过于原则，难以有效制止越权制定与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行为。即便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坚持依法治税严格减免税管理的通知》[3]，但是此后不久就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一些地方政府打着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旗号，又擅自出台了减免税收、缓缴税收和豁免欠税等政策，以帮助本地区走出经济下行的困境。对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于2009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加强依法治税工作的通知》。[4]正是由于责任承担机制的原则化和模糊化，导致这些文件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效，地方政府和部门仍然在越权出台违反税收法律规范的优惠政策；在实施税收优惠的过程中政府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三、基于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税收优惠

政策的法治化治理

（一）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以贯彻法律保留原则

为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治理，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对于法律法规的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区别就在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这里的“法规”范畴。严格贯彻法律保留原则，此处的“法律法规”应做狭义层面的理解，即税收优惠政策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所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税收优惠如何适用进行解释，但不能对制定出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实质性变更，且必须接受法律、行政法规的合法性审查，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都不得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此，财政部部长也明确指出：“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5]这就在国家顶层设计上明确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

（二）强化制定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序规制

要实现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治理，还离不开程序的规制。“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裁量。”[6]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科学性要求社会公众能够参与到制定过程之中，凡是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影响的主体，都有权利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法律保留原则要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力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国务院行使，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该建立公众参与税收优惠立法的程序机制：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动议阶段，应当广泛吸收纳税人参与其中，特别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产业、群体，更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审议阶段，可以适当借鉴听证会的形式，由制定机关阐述该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再由那些没有获得税收优惠待遇的产业与群体等以询问，通过这样的审议形式，将纳税人的利益真正反映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中。[7]规范和建构税收优惠政策的立项、审核、通过、修正等程序性机制，让纳税人真正参与其中，“既要包括税收优惠的受惠主体，又包括利益受损主体，这样才能使受到税收优惠影响的主体有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并对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8]，确保制定出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得到包括纳税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三）健全税收优惠政策的责任承担机制

健全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责任承担机制，是实现税收优惠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对此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就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而言，按照税收法定原则以及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可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国务院财政税收部门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下可以予以细化解释，但无权对法律法规进行实质性变更；除此之外的其他主体也无权对上位法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任意增添或删减。如果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越权行使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就会导致所制定出的规范性文件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被本级人大、上级行政机关等认定为无效；或者所制定出的税收优惠政策显失公正，不符合比例原则、裁量基准等评估要求，难以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公平，那么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将会被撤销，同时相关行政机关及部门还要承担政治与法律责任。就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而言，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虽然拥有一定的税收裁量权力，但是对于认定哪些主体享有税收优惠照顾时的此种裁量权力必须要严格限定在法定幅度和范围内，要严格按照裁量基准的要求实施税收优惠。当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滥用此种裁量权力，不公平地对待纳税人、实施的行为不符合裁量基准的要求时，纳税人可以起诉，要求政府及其部门承担行政责任。针对那些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税收优惠政策，要通过建立责任承担机制，以权责匹配来制约税收优惠政策的非法治化行为。

注释：

①《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第84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做出税收的开征、停征或者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以及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的，除依照本法规定撤销其擅自做出的决定外，补征应征未征税款，退还不应征收而征收的税款，并由上级机关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伍舫.中国税收优惠指南[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39.

[2]刘家义.国务院关于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EB/OL].[2016-01-10]. http：//www.npc.gov.cn/npc/cwhhy/12jcwh/2013-06/27/content_1798983.htm.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持依法治税严格减免税管理的通知[EB/OL].[2016-04-13].http：//www.ctaxnews.com.cn/

www/detail/ntdetail.jsp？DOCID=10263.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加强依法治税工作的通知[EB/OL].[2016-05-13].http：//www.

chinatax.gov.cn/n1586/n1593/n1685/n1686/c137179/content.html.

[5]中国新闻网.中国财政部长：原则上不再出台新区域税收优惠政策[EB/OL].[2016-04-27].http：//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3/11-21/5530751.shtml.

[6]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3（1）：87-89.

[7]张守文.财税法疏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3.

[8]施正文.税收程序价值导论[J].财税法论丛，2003（2）：203.

Governance on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atutory Taxation Principle

GE Wei

（Law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作者：葛伟

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理性论文 篇2：

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价值取向、政策评估与顶层设计

摘 要：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泛滥是中国财税领域长期存在且饱受争议的问题，积弊已久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严重干扰到了市场资源配置与竞争公平性。2014年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坚决取缔一切不合法、不合规的地方优惠政策，忽视了地方政府利益现实诉求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未全面调整处理好优惠政策背后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导致执行半年的清理行动搁置。因此，接下来的税收优惠清理行动需要兼顾地方利益诉求与央地关系调整，围绕建立税式支出预算监测报告机制，使税收优惠的作用及因此减少的税收收入显性化，并纳入预算管理程序;统筹结合税制改革，调整税收优惠清理路径;研究赋予地方一定税收优惠立法权的可行性，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等顶层设计，以全面深化税收优惠体制改革。

关键词： 税收优惠政策;清理;价值取向;政策效果;顶层设计

一、引 言

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是中国长期存在且饱受争议的制度之一。其一方面在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落后偏远地区的经济推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积累的众多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干扰到了市场资源配置与竞争公平性。自198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国发[1987]29号）以来，中国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就一直处于间歇性整顿与放松循环阶段。一旦中央严抓，地方政府就收紧税收优惠政策;阶段性整治结束之后，地方政府又重新扛起税收优惠的旗帜招商引资，以拉动地方经济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依靠税收竞争来发展地方经济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弊端逐渐显现[1，2]。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三五规划财税体制改革，均提出要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類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尤其是针对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文件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整肃财经纪律，彻底整顿各类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但文件精神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因此，《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不得不中止了仅实施半年的清理行动[3]。而国发[2014]62号文件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效果如何，未来将何去何从，都是“十四五”财税体制改革领域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研究清理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后果与功效：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4-6]、R&D研发投入[7]的关联研究等;二是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内在逻辑：主要从法律层面为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出谋划策，作出合理性论证界定[8-11]。但均未集中考察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顶层设计与具体路径选择问题，导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在实践执行中缺乏理论与实践支撑。因此，本文以国发〔2014〕62号与国发〔2015〕25号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为契机，通过梳理比较历次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效果，提出新一轮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路，包括建立税式支出预算监测报告机制，统筹结合税制改革，调整税收优惠清理路径，研究赋予地方一定税收优惠立法权的可行性，以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等内容。

二、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历史变迁与价值取向

（一）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发展与变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中央政府曾多次提出规范减免税和税收优惠规范整顿行动[12，13]。但是从1987-2008年国务院发布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清理问题、主要内容和措施来看（见表1），税收优惠政策泛滥，而且税收优惠政策清理整顿效果均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清理效果浮于表面，违法减免税问题依然存在，且出现反弹反复。

国务院最早于1987年发布《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国发[1987]29号）。由于当时税收征收手段滞后，信息化程度低，分税制也尚未实行，中央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支的状态[3]。如果继续任由地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将导致中央税收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因此，中央政府又在两年内连续出台了《关于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国发[1988]85号）与《关于清理整顿和严格控制减税免税的意见》（国发[1989]1号）文件，要求地方政府逐项审查严控减税免税口子，指定专人负责整顿工作，逐级进行督促检查和验收，加大征收力度。这三次清理行动的重心均在于地方政府的自查，要求地方政府将税收优惠政策清理，不得与税收立法相违背。但地方政府往往抱着法不责众的想法，想要其自断GDP发展的财税工具是十分困难的，这就导致清理行动半途而废。

随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明晰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的基础上，规定了必要的减免税具体明细和中央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权限，并要求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规定减税、免税项目。此次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为考核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树立了新的标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仅仅依靠单一的清理政策是难以抑制地方政府对于税收竞争偏好的[3]。从1998年和2000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国发[1998]4号）和《国务院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2号）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开始另辟蹊径，避开了减税免税常规途径，转而通过缓税、欠税和先征后返等方式以达到税收优惠竞争的等效目的。这也暴露了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一直是滞后的，缺乏有效的监测管理体系是中国地方征收中的重大缺陷。

此后，“打补丁”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治理思路依旧没有得到改变。2002年出台的《关于对部分地区违规制定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问题的通报》（国办发[2002]5号），仅增加了“未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中央将扣减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并追究责任”等比较乏力的治理手段。缺乏系统性根治办法的地方税收竞争直接导致中央再次出台《清理检查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督查方案》（国税函[2004]349号），以应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开发区税收优惠的问题。不同形式的税收优惠形式你方唱罢我登场，屡禁不止，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政策监管效用出现下降，致使地方政府又重开减税免税口子。中央不得不再次出台《关于坚持依法治税严格减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8]73号），重新严申减免税的权限和违法责任。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各地为了配合中央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纷纷想方设法振兴拉动地方经济，以往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规范文件开始被选择性遗忘，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又死灰复燃。

总的来说，1987-2008年中央主导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始终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思路上，没有超前地从监督管理机制出发，统筹安排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一味地堵是无法抑制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的。尤其是随着金融危机等宏观环境恶化，地方政府牵扯到了太多利益关系，不得不再次放开税收优惠的口子以谋求地方经济发展。

（二）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内在价值导向

从1987-2008年清理行动发展与变迁中可以发现，中央主导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没有取得理想成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消极应对与不作为。

税收优惠政策整顿清理本质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利益调整博弈行为，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与税式支出竞争来争取更大的利益，吸引企业投资拉动经济，进行产业升级。而中央政府则不希望看到地方之间无序的竞争，试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从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来看，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是必然的。不同地区基础条件的差异性注定了中西部地区将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对于税收竞争需要一分为二地来分析：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税收正当竞争权在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利用财税工具和政策落实经济发展规划，对招商引资，提升产业，创造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各地出台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不断累积，税收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走势与驱动也遭遇了阻碍。尤其是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导向下，税收优惠政策泛滥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创新的步伐与意愿，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功能，拉大了地区间经济、社会、文化差距，使得公平成为弥足珍贵的价值目标。因此，打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在博弈中占到更大的优势将会是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核心价值取向。

既然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调整博弈行为，那么，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就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无视地方政府利益现实诉求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如果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脱离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訴求，将意味着中西部偏远地区在“十四五”经济转型升级中会进一步滞留，企业与投资会进一步向基础条件完善的东部沿海地区聚集，从而生产要素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将急剧恶化，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将进一步扩大。这种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虽然能够解放市场资源配置的束缚，但显然不符合当前大力发展中西部经济、“一带一路”发展等“十四五”规划的战略意图。

三、2013-2019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政策评估

根据对1987-2008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经验总结，以及内在价值取向分析，可以认为地方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必须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调整博弈，妥善安排好不同地区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后的利益平衡关系。因此，下面以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与统筹为切入点，来审视评价2013-2019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内在价值。与1987-2008年清理行动相比，2014年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具备了三个异质性特征与成效：

（一）最严厉的税收优惠政策系统性排查、清理行动

2014年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始于2013年底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释放的信号：2014年工作部署要进一步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无独有偶，2013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样指出，要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随后，在部分地区试点经验与总结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文件。清理程度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都远超1987-2008年清理行动（见表2）。首先，文件要求通过专项清理行动，排查本地区、本部门制定出台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或会谈纪要以及“一事一议”等形式的请示、报告和批复;其次，对于违法、违规的税收优惠政策要一律停止执行，并发布文件废止没有法律规范的优惠政策;最后，执行上报系统性排查结果，每项保留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都要说明原因，停止再开税收优惠政策口子。上述清理行动的成效是显著的，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地方就废止了部分过期、不合法、私自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将清理整顿成效上报到了中央，使得中央首次了解到了现阶段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整体面貌和清理对象规模，为后续清理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建立长效监测体系

2014年税后优惠政策清理的另一特征就是提出建立长效监测体系，一改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性整顿清理行动范式，创新地提出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的评估和退出机制、健全考评监督机制、建立信息公开和举报制度以及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等。中央试图将前期排查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纳入统一监管体系之中，着眼于建立长效动态机制。但是2015年《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的出台暂缓了这一长效监测体系的推进，致使此轮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未能形成“中央—地方”申报、评估、审批、后续监督的一体化互动长效机制。中央仅从《税收减免管理办法》国发〔2015〕42号文件中初步明确核准类和备案类两类减免税类型，将未清理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纳入监管，并在政策存续期逐年审查;以及在《关于修改《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的决定》国发〔2019〕50号文件中限定了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限，将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权利集中于中央。虽然此轮后续改革收紧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限，加强了对已有税收优惠政策的监督，但从清理价值导向和体系建设上来评判，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效果并不显著，缺少了监测体系系统性架构的内容。

（三）对赋予地方政府税收优惠自主权的思辨

事实上，国发〔2014〕62号与随后一年出台的国发〔2015〕25号文件可以视为一个整体。2014年的税收优惠政策专项清理排查与2015年的继续执行部分未到期优惠政策都是中央兼顾市场竞争公平与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发展客观差异的意图表现。这表明中央开始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纳入到税收优惠政策统筹安排体系建设之中。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央为了不打击地方政府积极性，提出平稳过渡执行税收优惠政策专项清理工作。国发〔2015〕25号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缓冲和弹性空间，避免地方政府与企业已签订的部分税收、土地优惠协议陷入毁约尴尬。因为如果一旦取消相应的优惠政策，基础设施较差的区域或许彻底失去招商竞争力。所以，国发〔2015〕25号作为本轮税收优惠政策的后半部分，已经开始意识到地方政府利益诉求的客观存在性[14]，重视中央与地方在税收优惠利益博弈中的把握，将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税收优惠自主权纳入政策规划研究之中。在随后的优惠政策存续期间，即2015年《税收减免管理办法》和2019年《关于修改〈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的决定》也未涉及地方政府遗留税收优惠政策强制清理的内容。进一步表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在此轮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后半阶段中得到保障。

综上，此轮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经历了“系统排查，强势清理，低调收尾”的过程，中央在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调整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效果。虽然国发〔2014〕62号文件税收优惠清理行动仅实施半年，但其带来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深远的，为财税体制其他领域的协同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撑。而且国发〔2015〕25号文件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客观现实需求纳入到政策制定中，为解决积弊已久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背后利益关系提供了重要方向与切入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过去30多年中走出一条持续高速增长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之间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必然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央地财政关系基础之上[8]。总的来说，此轮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实施路径与以往截然相反，采取了以一种高压态势、全方面覆盖的地毯式规划清理，起到震慑、警示作用，以获取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真实状况。目前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调整中，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已经被置于博弈层面，但是现有改革措施还没有全面撬动地方政府对所辖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益调整。尤其是在给予地方政府多少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利，不同地区间的税负差异等问题上，缺乏相关顶层设计与统筹安排。表明此轮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虽然已经达到了初步设想，但是依旧任重而道远。如何破围、如何通过机制设计与税收优惠政策利益调整，将区域经济差异、地方发展、市场竞争公平、后疫情经济恢复等因素融入到税收优惠政策的机制设计中，是下一轮税收优惠政策清理，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效率最大化的重要内容。

四、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顶层设计与统筹

既然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是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价值取向，且现阶段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已经系统性地排查了各地区存在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新一轮税收优惠政策清理需要科学统筹与顶层设计，从机制建设与地方利益调整出发，更多地考虑地区发展差异性与需求异质性;结合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进程，研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税收优惠立法权利等顶层设计，全面深化税收优惠体制改革。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统筹：

（一）建立税式支出预算监测报告机制

在整个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历史进程中，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长效动态监测机制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2013-2019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仅将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纳入管控，并未对税收优惠所带来的税收损失、受益范围以及存续期间进行测算评估和动态调整，从而导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和顶层制度设计缺乏科学的决策依据。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中税式支出预算的内容，构建税式支出制度。所谓税式支出制度，即测算每项税收优惠政策所导致的税收损失，编列按税种和按政策目标的预算，作为正式预算报告的附录[10]。构建税式支出制度，对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成本的透明化、税收优惠政策效益的公开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管理的规范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保证在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激励作用的同时，将因税收优惠而减少的税收收入显性化，纳入预算管理程序。

（二）统筹结合税制改革，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路径

孤立地清理税收优惠政策已经被证明是不符合税制改革现实需求与供给侧改革战略导向的[9]。2013年后中央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维持税负稳定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性调整完善税制结构。因此，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过程也应当统筹结合税制改革，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路径，实现与直接税、间接税改革，税收征管、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具体而言，需要配合做到以下方面：（1）明晰税收优惠政策清理与减税的差异。当下对于税制改革的宣传过分突出了减税所带来的政策效果，而忽略了通过优化税收结构，促进结构性改革以及发挥其调节功能方面带来的成效。“减税至上”逐步成为税种改革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舆论环境从各个方面不断阻碍着税收优惠政策清理与规范统一的发展，导致2013-2019年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动的暂时性中断。此外，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并非杜绝一切税收优惠政策，其清理的对象是那些扰乱市场公平竞争、不具有推广效应、损害社会福利的违法税收优惠政策，合法的税收优惠政策仍会保留。（2）统筹安排税收优惠清理与税制改革间的税负平衡，有效保持整体推进，以整体战略的思维来审视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行动[12，13]。将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和環境税的改革路径与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相结合，通过试点测算与宏观调控保证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外部性与税制改革相协调。（3）梳理税收征管职责，完善信息系统建设。合理的顶层设计需要强而有力的执法部门。为了保障税收征收的完整与透明，必须不断推进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并根据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的指导思想，明确征管职责划分，创新纳税服务机制，转变征收管理模式，切实保证在征收环境中不存在变相税收减免优惠的现象。（4）推进税收法治化[9]。推动税收法治化不但是贯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的必要条件[15]。税收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大众的切身利益，具有颇高的社会关注度。因此，税收法治化是财政法治化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仅有三种税种立法，因此推动税收法治化面临较大的压力。“十四五”时期，应在协调好改革与立法之间关系的前提下，规划好立法顺序，积极推动税收法治化发展。税收优惠政策之所以过多、过滥，根源在于“政出多门”。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虽然可以解决过去税收优惠所遗留的问题，但难以确保新一轮税收优惠政策不会重蹈覆辙。尤其在后疫情时期遏制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冲动，必须借助于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研究赋予地方一定税收优惠立法权的可行性，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带有明显的“中央-地方”利益调整特征，如何减少代理成本，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是当前后疫情时期推进税收优惠统一规范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全否认地方政府正当的税收竞争权，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一方面，规范的税收竞争可以提高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透明的税收竞争还可以抑制辖区内行政官员对公共权力滥用的现象，使交易成本减少甚至趋向于零，从而提高社会福利[16]。因此，通过规范、透明的权力分配机制设计，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优惠立法权，将其显性化、合法化，可能是地方政府意志体现的重要途径。同时，地方政府对其所辖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最为了解，由地方政府来把握区域税收优惠的原则与空间更具有客观真实性。此外，地方权力机关掌握一部分税收立法权，并不违背税收法定主义[9]，研究赋予地方一定税收优惠立法权的可行性是体制创新的重要法理基础。

此外，财政转移支付也是后疫情时期促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但相较于税收优惠，转移支付制度在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一方面，其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弥补地区财政不足，摆脱发展乏力的困境;另一方面，其对税制公平和量能课税的损害程度远低于税收优惠政策。此外，由于交通、区位、人力资源等劣势，一些边远地区即使符合税收优惠的条件，吸引资金和项目依然十分困难，难以实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初衷。因此，税收优惠未必就是实现地区发展最有效的手段，在赋予地方一定税收优惠立法权之外，进一步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同样是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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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邢会强.税收优惠政策之法律编纂——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解读[J].税务研究，2014（3）：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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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邢会强.税收优惠政策之法律编纂——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解读[J].税务研究，2014（3）：68-72.

（责任编辑：宁晓青）

作者：黄志雄 徐铖荣

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理性论文 篇3：

企业Ｒ＆Ｄ投入的税收激励效应研究

为激励本国企业的R&D投入，各国都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同样如此。本文以优化税收激励的成本效应为切入点，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企业R&D投入不足的原因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机理，然后针对不同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构建模型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R&D税收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R&D投入；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

匡小平(1962—)，男，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赵松涛(1981—)，男，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江西南昌 330013)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鼓励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关联分析的政策设计”(项目编号：06BJY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全球化，R&D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尤其是企业R&D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根据经合组织(OEDC)的定义，企业的研究和开发(R&D)是指：为增强知识储备和发明新产品所进行的创造性的系统工程，形式可以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性开发。企业R&D水平不仅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利器，同时也是构成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基石。而R&D能力不足已成为影响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主要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据有些学者研究，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并且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上的对外依存度为30%以下[1]。

税收优惠政策是世界各国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主要政策工具。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也制定了不少税收优惠政策来刺激企业的R&D投入。研究证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如何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激励企业R&D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使税收激励具有成本效应，即税收激励带来的新增R&D资金大于税收激励支出，已经成为摆在政府和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企业R&D与税收优惠政策：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评述

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当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程度后，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出于自身的竞争需求和追求最大利润的目标，也必然是R&D的投资主体。国内外经验显示：企业若成为全社会R&D的投入主体，除了市场竞争的内在压力，更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激励。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介入企业R&D活动合理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私人R&D领域存在市场失灵。

R&D活动具有三个特征：(1)R&D成果的公共品性质。Arrow最早曾提出：所谓研究开发就是生产技术性知识的活动，而知识具有公共品属性，因此，知识生产者不可能把生产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归为己有，这必然导致投入知识生产的研发费用的减少[2]。斯蒂格利茨也认为：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可以看作是公共物品，若由私人提供，就必须加以保护使知识不能被轻易公开使用。(2)R&D活动的溢出效应。由于其溢出效应，企业的R&D成果将随着技术的扩散而被其他企业广泛应用，“这种毫无障碍的利益溢出会导致消极的社会效应，当由投资者产生的成果被不情愿地扩散到竞争者处时，无疑他再从事R&D投入的激励将减少。”[2]许多实证分析结果也支持这种观点，Mansfield、Williams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由于溢出效应将减小R&D投资率的结论[3]。(3)R&D投入的高风险性。风险性存在于R&D活动的每个环节，企业时刻面临着R&D投入无法带来具有竞争力产品的风险以及所开发出的产品、工艺无法取得商业成功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R&D投入必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导致R&D投入的动力不足。

正是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使得私人R&D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市场上自发的R&D投入水平往往达不到社会最优值。为了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各国政府都会利用财政政策工具来干预市场失灵，弥补R&D带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间的差额，以此刺激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两大类：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主要有科技财政预算、公共技术采购、国家风险投资、政府补贴、资助等；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各国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支持企业增加R&D投入，这种手段在国际上被称为R&D税收激励。相比较而言，财政支出政策一般发生在R&D活动之前，而税收优惠政策则发生在R&D活动之后，不歧视企业创新活动类型，具有公平、透明的优点，并且税收优惠政策更倾向于利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因此，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近年来，国际上对于税收激励促进一国私人部门R&D投入的结论已不存在争议，国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税收激励的效应程度上。Hall与Reenen的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减少了R&D活动的边际成本，并且只要R&D投入的真实成本不增加，就不会对相关产业的R&D投入产生挤出效应[4]。Berntein使用将研发资金作为一种投入的生产结构动态模型来考察加拿大的R&D税收激励措施对R&D投入的影响，他使用1975年至1980年间27家公司的一组集合的经典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去评估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实际范围内税收激励措施每损失1美元对R&D投入增加的影响，发现税收支出每增加1美元会带来多于1美元的新增R&D资本[5]。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税收激励措施，其激励效应也迥异。一般情况下，免税或优惠税率被证明不具有成本效应；而针对机械、设备等R&D新投入且提供预先激励的选择性税收激励则具备成本效应，并且持续稳定的税制是税收激励措施成功的先决条件。

国内对于税收激励的效应研究也相当丰富。朱平芳、徐伟民研究了上海市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减免对于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R&D投入具有积极效果，而且政府补贴与税收减免互为补充，激励效应以政府税收减免为主[6]。夏杰长、尚铁力对近年来的国内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整理，将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归纳成两大类：第一类是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会计处理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对于企业创新激励的不同；第二类是利用统计回归的方法，在“创新”生产函数的模型里分析税收政策对于R&D影响的显著性。从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国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有限[7]。

二、企业R&D投入的税收激励效应分析

鼓励企业R&D投入的常用税收激励措施主要是针对所得税的优惠，具体包括：税收减免、优惠税率、延期纳税、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等。这些税收激励措施都是以影响企业投资成本的途径刺激企业R&D投入。

根据乔根森的标准资本成本模型：

I=λ(k?葚-k-1)

定义投资I是企业在某一时期为达到其意愿资本存量K?葚而对上一期实际资本存量k-1进行的增量调整。显然，意愿资本存量是决定企业当期投资额的重要因素。而按照经济学理论，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企业的投资决策会依照投入要素的边际收入恰好等于要素成本的原则做出。那么，企业的意愿资本存量就是当资本的边际收入等于其成本时的资本存量，即当MPK=C时。假设企业没有自有资本，则资本的使用成本表现为其融资成本加上折旧成本。

当政府不征企业所得税时，资本成本的决定公式为：

C=P(r+d) ①

其中，假定资本成本只包括利息和折旧两部分且不考虑通货膨胀，P为资本品价格，r为利率，d为折旧率。

再考虑有税收激励措施时的情况。税收激励对投资的效应主要是从所得税角度来考虑，企业所得税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一是对投资的边际收入征税，从而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产生“节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鼓励投资行为。因此，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的税收激励措施都将抑制投资的增长；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的税收激励措施都将刺激投资的增长。

当存在企业所得税时，假定所得税率为λ(0<λ<1)，且不允许税前扣除利息和折旧，此时资本成本的决定公式为：

②

显然，所得税提高了资本的成本，税后的资本成本是原来的 。可见征税提高了资本成本，抑制了企业投资行为。

假定允许税前扣除利息和折旧，此时资本成本的决定公式为：

其中，α为一单位资本的将来折旧扣除的现值，β为一单位资本的利息扣除的现值。如果，(1-λ)<(1-λα-λβ)或者(α+β)<1，那么③式决定的资本成本将大于①式无税情况下的资本成本，由此可以认为征税抑制了投资。如果(α+β)=1，即一单位资本的折旧和利息扣除的现值等于1，那么企业所得税是中性的，对投资无影响。而在通常情况下，(1-λ)是大于(1-λα-λβ)的，所以③式决定的资本成本小于②式不允许税前扣除利息和折旧情况下的资本成本，由此可认为资本成本项目的扣除降低了资本成本，鼓励了投资。

下面针对几种主要的税收激励措施进行分析：

(一)税收减免

税收减免是指对特定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部分或全部免除应纳税额，是各国普遍采用的鼓励企业R&D投入的措施。其优点是直观明了、手续简便，尤其是免税不需进行计算，适用范围广。一般而言，减免税有明确的时间期限，即免税期。

根据③式，在免税期显然投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没有免税优惠时的资本成本。但税收减免的局限在于当期要有税可免，否则减免税只是虚有其名。由于免税期的限制，税收减免主要鼓励了短期投资，而R&D投入的长期性特征也注定了税收减免激励效应的局限性。

(二)优惠税率

优惠税率是指对特定的纳税人或经济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为低的税率征税，作为对其的一种鼓励和照顾。

根据③式，变化可得：

可以看出，资本成本C是税率λ的减函数，税率降低，成本也随之降低。由此可推断，优惠税率会鼓励企业R&D投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降低税率会间接影响到减少资本消耗扣除的现值，使得资本成本增加。但由于资本消耗扣除的现值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又会激励当前投资。因此，从总体上看，降低税率对投资有正的效应。

(三)加速折旧

加速折旧是指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其税负得以递延。在计算缴纳所得税时，税法规定对某些特殊行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或者企业的某些特殊固定资产允许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根据③式，当对企业R&D投入允许加速折旧时，资本成本的决定公式为：

其中，η为增加的折旧率。与③式相比，加速折旧进一步降低了资本成本，鼓励了投资。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提高加速折旧的激励效应，应避免将加速折旧安排在享受税收减免期间，因为此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得到加速折旧的好处，从而大大降低了激励效应。

(四)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是指准许纳税人将其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按一定的比率或全部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以减轻其税收负担，主要包括投资抵免和国外税收抵免。

假设μ为给定的税收抵免率，那么λμ就是一单位投资的税收抵免值。③式可以变化为：

同样也降低了资本成本，鼓励了投资。其中，由于可以设置投资抵免的使用方向，有利于激励目标的实现，还可以用较低成本鼓励长期投资，增强了激励效应。而且企业只有在新的投资后才能获得投资抵免所带来的税收上应纳税额的减少利益，所以，此种激励措施能够鼓励新的追加投资。

三、提高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的建议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少，国际上通用的税收抵免、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成本效应比较高、对新技术研究与开发有较强引导作用的间接优惠手段也都已经使用。但这些优惠措施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使得在实践中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不甚理想。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改革和完善，以提高其激励效应。

(一)调整税收减免政策

对企业技术转让及相关咨询服务收入的所得税实行减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企业的技术转让收入已高达上千万。1994年颁布的“对企业技术转让收入在30万以下部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措施，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税收减免政策主要应进行如下调整：

一是对独立的R&D机构，免征企业所得税；二是规定企业、单位、个人以及外国经济组织、外籍人员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及类似收入，免征或按特殊优惠税率征税；三是减少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所得税优惠力度；四是不分所在区域、不论是否在科技开发区内，只要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的，该项目所得都可享有在一定期限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五是取消“高新技术企业成立第一、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一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注重长期R&D投入。

(二)实行加速折旧制度

现行税法仅规定了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快速折旧方法，但仅此还不够，应允许企业选用其他适合本企业特点的快速折旧方法。我国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是根据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制定的，长于国外的规定年限，远远跟不上由于技术进步造成的固定资产更新速度。实际上，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和折旧年限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所以，应参照国外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标准，结合我国实情，制定一个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折旧年限。

此外，对企业使用的先进设备或专供自己R&D用的设备、建筑物实行加速折旧，并在正常折旧的基础上给予特别折旧。同时，应简化对加速折旧的审批和操作手续，进一步降低资本成本，以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三)扩大投资抵免范围

扩大投资抵免的范围，可以更好地发挥投资抵免的导向作用。现行税法中只允许对国产设备投资进行抵免，从发展民族产业来考虑，这种现值是可取的。但如果从技术进步和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角度考虑，还是取消“国产设备投资”限制为好。同时还应对企业在高新技术上的投资加大允许抵免的比例，未抵免完的可允许在三年内结转。

(四)扩大费用扣除适用范围

现行税法规定只允许盈利企业能够享受R&D费用超额扣除，并不允许未抵扣完的税额结转，将许多企业挡在了税收优惠的大门外，挫伤了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使这种对企业R&D投入激励效应最大的措施难以发挥作用。建议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扩大费用扣除的适用范围，取消诸如“盈利企业”、“超额扣除以应税所得额为限”和“逐年增长10%”的限制，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支出总量法核定税基，对企业的R&D费用，不论其是否盈利，均允许费用抵扣，使增加R&D投入的企业真正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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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 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匡小平　赵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