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生态补偿政策论文

【摘要】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的现状，分析了存在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财税生态补偿政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论文 篇1：

生态补偿财税政策探析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资源破坏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补偿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生态补偿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财税视角考察生态补偿的路径，应进一步完善生态税收制度；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完善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建立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 　1　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　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　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 　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 　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　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　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　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

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

1　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　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　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　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　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　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三)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

对于外部效应较大的公用设施、能源、交通、农业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领域，财政投资应采用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对于收益率较低的生态保护项目，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应采取财政补贴方式，使这些项目的收益率能够有利于调动投资者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积极性。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补贴方式支付给投资于生态保护和生态维护的项目或投资者，也可以隐蔽的财政贴息的方式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提供补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三、建立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各种法律规定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体、对象、范围、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等作出总体性规定，而且，现行的生态补偿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策与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连续性与强制性。

要解决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应该尽早实现在生态补偿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明确补偿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创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由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态效益的相应费用，解决无偿享有生态服务或环境效益的问题，并弥补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损失。同时，在法律上进一步完善由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或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律制度作为必不可少的“硬约束”，在生态补偿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层次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除了通过生态税收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外，应使生态补偿资金多元化，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的资金。

1　推行绿色金融贷款。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生态补偿项目；有效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动用社会闲置资金进行生态补偿，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彩票，筹集一定的资金；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2　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对新建或正在开采的矿山，应以土地复垦为重点建立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交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后才能取得采矿许可，保证金应根据每年生态损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满足治理所需全部费用。保证金可以通过地方环境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上缴国家。也可以在银行建立企业生态修复账户、政府监管使用的方式交纳。若开采企业未按规定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政府可动用保证金进行生态治理。

3　建立生态补偿与生态保险协调体系。针对生态风险引入生态保险，建立生态风险分散机制，并通过生态保险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生态保险在保护参保双方利益的同时，对由于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生态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得到实施的生态经济手段。生态保险实质上不仅是用来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对投保人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先安排，保证生态损失发生后能够有效消除损失。

(三)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

为加强排污费的管理，应完善排污费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并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排污费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染者排污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数额进行核定，地税部门负责代为征收，银行入库，财政统管，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部门吃排污费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新机制。

(四)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社会参与和统一操作平台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广泛参与，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配合和相互监督。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引导、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法律法规的约束、伦理道德的规范，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相对统一的政策运行和协作平台，保障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得以有效实施和完善。

四、结论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思想家既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好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新型的环境管理模式，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中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运用财税政策有效进行生态补偿的经验，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建立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作者：王金霞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论文 篇2：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的建议

【摘要】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的现状，分析了存在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 财税政策 现状分析 政策建议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财税政策不仅是应对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要求。

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现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有害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的财税政策，加大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撑，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环境污染的防治、治理和生态环境的恢复等方面。我国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投入政策、税费政策等。

第一，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财政资金的投入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入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至2015年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从1261.85亿元上升到2170.83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增速达14.5%。中央財政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也从2011年的283.7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18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投入较“十一五”期间增长了139.2%，同时财政环保支出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

第二，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跨区域、跨流域的特性，因此，必须依靠各地的联防联动、协调配合，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有效地平衡了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增强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促进了不同行政区划政府之间的合作。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且以中央财政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近年来，财政部先后发布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对地方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等多个文件，同时中央财政设立了相应的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如，2008年起中央财政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内的452个县实施转移支付，至2015年支付总额达2513亿元。目前，我国还没有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的制度，但是相关的横向转移支付试点已经展开，主要集中于跨流域生态补偿的试点，成功的案例有“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第三，运用税费政策支持生态环境保护。通过征税、收费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惩处，通过税收优惠对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给予奖励，是推进环境保护的有效政策手段。我国目前与环境相关的税收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以及将在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税。在收费政策方面，我国主要实行的是污染物排污和生态资源补偿等收费制度，以此抑制污染物的排放，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另外，为了鼓励节能减排等保护环境的行为，国家在征税的同时，也出台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如增值税的免征优惠、即征即退优惠政策，使用新能源车船的车船使用税优惠政策等。

第四，实施政府绿色采购政策。通过政府绿色采购，引导和促进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要求政府采购具有环保标识的产品，以此带动和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我国从2004年开始推动政府绿色采购，2006年我国颁布了第一张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此后每年定期发布，截止到2017年初，已经发布了19期政府采购清单。多年来，政府绿色采购的范围不断扩大，产品种类不断增多，政府采购规模持续增长，有效地引导和促进了绿色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的成绩和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加上财税政策的积极配合，我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采取的追求发展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加之财政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使得环保财税政策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淘汰“重污染产能”初见成效。我国的过剩产能大多集中在钢铁、水泥、煤炭等重污染行业。在供给侧改革中，去除过剩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重中之重。以央企为例，据国资委公开的信息显示：2016年中央企业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019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3497万吨。同时，2016年能源消费中清洁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了1.7%。淘汰落后的重污染产能，有效地推动了行业内部结构调整优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提质增效。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的体现，传统产业的工业污染对环境保护造成的压力也有所减轻。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经济结构绿色化转型步伐加快。一方面体现在战略新兴产业及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据国家发改委最近数据表明，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创业投资已经占我国创业投资比例80%左右，产业创新和整体收益都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体现在我国居民消费绿色化程度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近年来，旅游、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持续火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第三，重点行业污染减排效果明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注重培育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量，控制相关行业的污染物排放，取得显著成效。

在供给侧改革促进环境保护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有所提高，土壤污染防治取得进展，生态服务和生态建设得到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首次扭转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打下了基础。

（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财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财政投入较低，与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有差距。近年来，虽然我国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对生态环境保护都进行了投资，且每年投资的数额不断增加，但是不论是投入的力度还是投入的水平都离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当环境保护投入占到GDP的2%～3%时，环境质量才会有明显改善。近年来，我国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低于2%，因此，加大环境保护的财政投资力度已是当务之急。

第二，尚未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转移支付主要依靠中央财政，且大部分是专项转移支付。从转移支付的结构上看，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占主导地位，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从转移支付的范围和数额上看，专项转移支付没有形成制度化，覆盖的范围有限，随意性大，补偿数额不足，远远满足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需求。总之，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转移支付还处于摸索阶段，急需在制度的建立、政策的落实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衔接方面有所突破。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的税制不健全。税收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通过征收环境税费和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约束单位和个体破坏环境的行为，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能源降低环境的压力。我国现在实施的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在设立伊始并不是以环保为直接目的，而是在实施过程中间接地发挥了环境保护的作用。不论是从征收范围、税率还是从征收力度上，都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已由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与环保直接相关的税收法律。但我国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税制仍是薄弱环节，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第四，政府绿色采购的实施范围小，力度弱，引导环保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作用有限。虽然我国已经将绿色采购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之中，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绿色采购清单所涉及的范围仍然较窄，实行的力度不大，相关的配套政策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改革。

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财税政策的若干建议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财力的支持和保障，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刻不容缓。

第一，应加大环保的资金投入。环境保护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加大资金投入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确保环境保护财政预算投入。长期以来，我国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一直偏低，不能满足生态环境恢复和污染治理的需要。从长远看，应建立财政资金投入的增长机制，加大对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确立环保支出优先和重点保障地位，更好地应对环境保护支出的需要。二是拓宽资金来源，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仅依靠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和民间资金投入环保领域，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第二，完善生态环保转移支付制度。首先应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优化中央转移支付的区域结构，适当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减轻地方生态补偿支出压力。同时应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区间的财力均衡发展。其次要建立省级及以下生态转移支付，设立专项资金，合理安排财政资金的使用范围、方向和规模，明确转移支付重点，解决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另外，还要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

第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2016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是我國第一部关于环保的税法，该法建立了我国环保税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从内容上看，《环保税法》部分调整了排污费征收范围，适度提高了税率，同时细化了税收优惠政策，在征管方式上有所创新。但环境保护税主要是将排污费改税，并没有把污染物排放之外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尤其是将国际上普遍征收的碳税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此外其它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税、消费税等，在内容上也有调整空间。

第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依托，制定有利于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立足新旧动能转换，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构建绿色环保产业，正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绿色环保产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财税政策引导。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规范行业营商环境。加强监管，加强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机制，促进环境产业市场的形成。二是拓宽环保产业的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优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积极开展PPP模式下的环保模式探索，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环保领域。三是完善财税金融政策。改革财税制度，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充分利用政府引导基金、环境税收、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等财税手段，促进财税体制的绿色化，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晖，张胜楠.推进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取向研究[J].环境保护，2016年第1期.

[2]何利辉.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探讨[J].财政科学2016年第7期.

作者：赵世萍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论文 篇3：

江苏现代化进程中若干重大政策研究

摘 要: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党中央对江苏发展的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目前江苏已具备基本条件。但是，基本现代化是在小康社会基础上质的全面提升，而不是量的简单扩张，因此，江苏当前要做好“两个率先”的衔接工作，坚定不移地推动“第一个率先”向“第二个率先”的跨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江苏要制定并实施更加切实有效的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科教人才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从而在全省范围内顺利推进“第二个率先”。

关键词: 基本现代化； “第二个率先”； 政策建议； 江苏

党的十六大以来，江苏“第一个率先”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具备了向“第二个率先”迈进的基本条件。但是，基本现代化是对全面小康的巩固和超越，而不是量的扩张。因此，当前江苏要做好“两个率先”的衔接工作，坚定不移地推动新的跨越，特别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并实施更加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更加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更加注重贴近底层、关爱民生，把全面协调发展渗透到基层、惠及民众，从而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深基点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省范围内顺利推进“第二个率先”。

一、 江苏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

产业政策建议

2010年，江苏省委、省政府集中讨论并通过了江苏“新兴产业倍增计划”、“服务业提速计划”、“传统产业升级计划”，标志着江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这些计划是江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行动指南。但是，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不同功能区应当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

（一） 区域产业政策的正确选择和实施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竞争力最为重要，它反映了各个区域创造有效财富的能力。区域产业竞争力就是一个特定区域在参与国内外竞争中通过培育和提升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产业，作为主要产业重点加以发展而形成的竞争力。一个区域是否具有产业竞争力，取决于该区域对产业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

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地区的领导从比较利益出发，认为唯有发展工业，才能实现“GDP增长快、利润高、政绩大”的目标，因而把发展等同于增长，把增长等同于工业化，在“加快工业化”的口号下，招商引资铺天盖地，突击投资大干快上，占用土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诚然，实现工业化是我国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加快工业化”本身也是正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地区都应当或都可以发展工业，发展工业更不能大规模地浪费资源、能源，大面积地破坏生态环境。要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和传统特色产业，实行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和统筹发展，抛弃“GDP迷恋”，打破“工业化情结”，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服则服，三次产业全面协调发展。

（二） 江苏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业化政策

人类社会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国或一地的产业结构一般沿着“ⅠⅡⅢⅠⅢⅡⅡⅠⅢⅡⅢⅠⅢⅡⅠ”这样几个阶段演变。江苏是全国的工业大省，是工业化进程最快的省份之一，已经进入到即将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历史阶段。2010年，江苏的三次产业结构比是6.2∶53.2∶40.6，处在“ⅡⅢⅠ”阶段，离“ⅢⅡⅠ”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依据国家对主体功能区的统一要求以及省内各个区域的不同优势或特点，围绕着“工业化”问题，江苏的工业化政策可以有以下几种取向：

1. “去工业化”政策。在江苏10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些地区良田万顷、水美草肥，更适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有些地区特别适合建设“美丽乡村”、“宜居城市”，符合“国际慢城”标准，发展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更具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有些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很弱，有些地区则是划定的各种自然保护区……因此，笔者认为，凡是列入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限制开发”特别是“禁止开发”地区，产业政策就应该实施“去工业化”政策，在这些地区大办工业是错误的，不能盲目地强调“加快工业化”进程。

2. “加快工业化”政策。江苏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又很不平衡，苏北目前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加速发展阶段（有些市县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有些仍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苏中总体上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有些市县进入到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变阶段，有些尚处在工业化初期）；苏南整体上已进入到工业化完成期（有些市县则明显地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因此，对于那些适合发展工业而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地区，确有必要鼓励其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化进程。

3. “再工业化”政策。这是指已有一定工业化基础但面临着产业结构重大调整的地区必须在现有基础上以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为目标，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机制创新等为动力，更加充分地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实现“再工业化”。这种工业化是“二次工业化”进程，但又不是“一次工业化”的简单重复、外延扩张，而是螺旋式上升，将产业发展锁定在形成强大区域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项目上。

4. “后工业化”政策。“后工业化”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创造的一个概念，他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后工业社会的经济主要是服务性经济；第二，专业和技术人员在后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第三，理论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生产知识的大学、科研部门、研究中心是社会的核心机构，成为社会革新和制订政策的主要资源；第四，后工业社会通过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估来规划和控制技术的发展；第五，后工业社会运用新的智力技术来进行决策。因此，所谓“后工业社会”,就是以服务性经济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追求更加多样化、更加便捷高效的现代服务的需要。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及其下辖的一些县（市、区），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国际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GDP、人均GDP达到很高甚至令人吃惊的程度。2010年，苏州全市人均GDP为92 438元，折13 654美元，其中昆山市人均GDP达142 185元，折21 000美元；无锡全市人均GDP为91 605元，折13 530美元，其中江阴市人均GDP达126 532元，折18 690美元。但是，苏州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7∶57.7∶40.6，其中昆山为0.9∶64.1∶35.0；无锡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8∶55.7∶42.5，其中江阴为1.8∶59.2∶39.0。苏州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与全省平均水平持平，无锡这一比重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昆山和江阴这两个全国最著名的百强县、十强县之首，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畸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因此，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必须加快调整，转向服务业大发展，也就是实行“后工业化”产业政策。

由此可见，江苏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三大计划”，必须更加注重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更加科学地分类指导。最近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全市6个郊县（区）的66个乡镇、街道一律取消GDP考核，同时把它们划分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型发展类型，并对其政绩实施全新的考核办法，这是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场重大而又深刻的变革，值得关注，值得期待。

二、 江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建议

众所周知，财政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资金分配体系，金融是资金的融通即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财税金融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政策。

（一） 江苏四类主体功能区的财税政策

按照形成“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财税政策的目标应当是：确保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居民都能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引导资源要素合理地向目标功能区流动，引导企业和居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同时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解决行政区和经济区一体化问题。因此，主体功能区的财税政策应当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突出功能、均衡空间、分级调控等原则。

对优化开发区要实行“鼓励创新型”财税政策。优化开发区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自主创新活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强化对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自主创新等评价，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相对应的财税政策便应以鼓励创新为基本导向，核心是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因此，“鼓励创新型”财税政策，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人为因素，同时，为了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政府要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

对重点开发区要实行“激励发展型”财税政策。重点开发区要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水平以及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等实行综合性评价，激励其充分发挥自身的巨大潜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财税政策便应当通过特定的作用方式和工具组合，注重以经济参数（经济杠杆）来重新调度和倾斜配置一部分财税资金力量，起到引导、激励同时约束当地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以尽快形成新兴产业区和城市群。

对限制开发区要实行“约束—补偿型”财税政策。限制开发区要突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强化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保护性投资，弱化对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追求。财税政策便应当有利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对这类区域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用于支付因满足更高生态环境要求而付出的额外建设和保护成本，补偿因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同时，以优化改进的资源税和适时征收必要的生态环境税，整合现有相关资金渠道，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履行生态补偿的责任和扶贫开发的责任。

对禁止开发区要实行“保障—补偿型”财税政策。对禁止开发区主要评价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必须杜绝各种工业化、城市化开发活动，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履行其管理职能仍要发生一定的行政成本，其牺牲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也比限制开发区更高一些，因此，对此类区域，财税金融政策的定位是以转移支付等保障地方政府的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为主，同时加大生态补偿的力度。

（二） 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持政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公共性”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详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6页。我们认为，目前江苏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省委、省政府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一是在苏北地区，由于目前实行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县域能得到省财政的转移支付，而且力度不小，但很多经济发展也比较困难的城区特别是老城区却一点也不能享受，这是不公平的；二是苏中与苏北交界的那些县，往往与苏北就是一河或一路之隔，但因为行政区划不同，就不能享受苏北县域能够享受的政策，这也是背离“均等化”原则的。因此建议强化省市政府平衡区域内财力差异的责任，根据“均等化”原则，支持和帮助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加强县区政府财政能力建设，壮大县区财政实力；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引导省市财力向县区转移，实现财政层级的“扁平化”，对相关县区给予适当的变通和倾斜。

（三） 更大力度实施“区域关怀”和“区域援助”计划

进入新世纪，江苏高度重视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取得了很大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时至今日，苏北仍有一些县（区）及其乡、村未能冲破“贫困恶性循环”，部分群众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些贫困人口虽然在全省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却不小。最近，省领导分别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苏北12个重点帮扶县（区）调研，表达了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令人欣慰和振奋，但从迈向基本现代化而言，江苏要更大力度地关注那些贫困落后的“问题区域”，实施“区域关怀”和“区域援助”，对县级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激励-约束政策，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各项民生事业的基本财力需要，进一步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事业，确保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

三、 江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科教人才政策建议

江苏是无可争议的全国第一教育大省，也是一个科技大省，2009和2010年连续两年区域创新能力超过北京、上海、广东而居全国第一位，令人欣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江苏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强，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偏高，尤其是科技教育力量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苏北总体上科技教育相对落后，缺乏全国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苏北包括苏中部分地区，人力资源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却是紧缺的，区域创新能力十分薄弱。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建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有一句名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1］人力资本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江苏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加强人力资本培育可谓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意义。江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帮助苏北苏中包括苏南一些地区实现由“人力资源富集地区”向“人力资本聚集地区”的转变。

（一） 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加快培育人力资本

研究表明，越是欠发达、不发达地区，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越高。省委、省政府要制定一些更具倾斜性的政策，调整省内的人力资本地区结构，优先投资于苏北苏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江苏各级地方政府要下决心宁可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也要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千方百计地筹措更多的教育经费，增加教育投资，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引导广大劳动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二） 精心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和成果转化

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精心选择并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加快形成生产能力，占领市场。下决心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鼓励企业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化企业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规定高新技术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的技术开发经费不得低于3%，一般企业不得低于2%，到2012年分别达到5%和3%。高于此规定的企业，可以享受诸如科技计划立项、科技贷款贴息、适当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否则不能享受。

（三） 继续发展高等教育，重点发展职业教育

江苏要整合高校资源，在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的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省财政应该进一步向苏北苏中倾斜，安排更多专项资金用于创建一流大学、打造优势学科，苏北苏中各市更要舍得投入，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培养一流的建设人才和合格的接班人。职业教育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教育类型，它本质上受经济的“产业驱动”，同时又极大地反作用于经济，表现为“驱动产业”。苏北苏中要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加快培养发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急需的技能型人才，推动人才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动口型”向“动手型”、“传承型”向“创新型”、“从业型”向“创业型”转变，造就一支强大的知识型职业农民、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员工。

（四） 着力解决智力外流问题，以优惠政策和家乡事业吸引人才回归

苏北苏中要为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创造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提高各种人才的收入水平，创造人们公平竞争、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仅要改变智力外流状况，留住人才，而且要下决心加大人才工作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地吸引人才、广揽人才，促进人才回归。

四、 江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补偿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是指由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而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污染的弥补、赔偿、修复、综合治理等活动。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必须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和社会利益不公平问题是一项重要的经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 江苏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江苏在沿江沿海开发、大规模招商引资、推进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行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大搞生态公益林建设，大面积恢复和保护湿地，划定了一些生态敏感区和生态保护区，限制其第二产业的无序发展，对有些保护区内的政府也不再考核其GDP并予以财政补贴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做法极具战略眼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示其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是，由于生态补偿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不足之处也十分突出：一是政策本身的实施缺乏稳定性、连续性、系统性，补偿覆盖面小，补偿力度小；二是由于补偿政策分散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部门行政色彩较浓，导致补偿不到位、效果不突出、百姓感受不明显；三是由于现有体制的约束，生态基金的筹集渠道单一、数量不足，“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难以有效落实。有些对生态环境资源无偿占有、使用甚至造成严重破坏的地区，至今没有给予任何补偿，也未受到任何惩处，因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仍时有发生。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确实是一对天然性矛盾。江苏目前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制约：一是耕地减少势头尚未真正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二是生物多样性面临明显威胁，三是水体、大气、噪音等环境污染没有根本性改善。江苏一些生态敏感区，往往是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它们因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而相对失去了一些发展机会，戏称自己是“一产只能种，二产不能动，三产空对空”，因而对周边地区飞速发展二、三产业感到很不平衡。这些问题说明，江苏的生态环境形势并不能令人乐观。

浙江省在全国较早开展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探索，值得江苏学习和借鉴。浙江的做法是实行“三个原则”，即“谁保护、谁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得益多”；“总量控制、有奖有罚”。其中第三项的具体做法是：设立一个水和大气环境质量的警戒指标标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地区实行“奖励补助”，对环境质量下降的地区实行“严格扣罚”。

（二） 江苏建立生态补偿政策体系的若干取向

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涉及方方面面，牵动千家万户，事关子孙后代，江苏必须加快建立一个覆盖全省、积极有序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一方面，对于那些随意破坏生态环境的地区和个人，必须像“污染者付费”那样实行“破坏者付费”原则；另一方面，要让为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的地方发展不落后，让为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的个人经济上不吃亏，让所有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

首先，江苏省应建立有效的财政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这一制度并由专门机构统一支配是解决区域性生态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对于那些列入“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地区，一定要从财政、金融、税收、产业等方面给予适当补偿。同时，通过在特定区域内由经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横向转移，使生态受益者和提供者在成本和收益的分担与享受上趋于合理，激发贫困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形成生态补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要建立“政府统筹、社会投入、有偿使用、全民受益”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实施情况的监督，以防生态补偿不到位，从根本上改变生态效益“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负担”的状况。

其次，江苏省应建立全方位的生态补偿融资集资机制。依照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江苏省应实行“总量控制”和“按贡献大小补偿”原则，建立纵横双向补偿机制，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模式，运用市场化、社会化的力量，形成齐心协力的态势，整合社会财力，实行整体推进，以提高生态补偿价格标准。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污染整治的投资。积极探索生态建设、污染整治与城乡土地开发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在土地开发中积累生态环境保护资金。要引导和扶持生态补偿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用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再次，江苏省应建立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就目前江苏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而言，政府主导依然是主要方式。政府不仅要制定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引导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同时还需支付较多的生态补偿经费，解决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生态补偿机制应由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共同建立，积极探索利用市场交易方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在生态服务提供者和生态服务购买者之间建立长效机制。因此，尽管政府是生态效益的主要购买者，市场机制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江苏要以市场内源性力量与行政外部性力量相契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作用，完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5.

(责任编辑 徐 丹）

A Study of Some Important Policies in Jiangsu’s Modernization

Chu Dongta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Nanjing 210004, China )

Key words: basic modernization; lead in modernization; policy and proposal; Jiangsu

作者：储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