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研究论文

一、国家赔偿范围的比较1.关于赔偿事项范围在韩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立法中，一般只对国家赔偿事项范围用一个概括性条文予以规定，即由国家赔偿法法典对赔偿范围设定统一的标准，凡符合标准的都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而不作详细列举。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家赔偿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赔偿研究论文 篇1：

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之必要性研究

（710100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摘 要：我国现行法仍未将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实践中，只能将其中一部分按照民事侵权案件来处理。本文从公共设施的性质、现行做法的不足及现代行政发展趋势等角度对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进行必要性分析。

关键词：公共设施；国家赔偿；必要性

我国并没有把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只是将其中一部分作为民事侵权案件来处理，这样做致使很大一部分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案件无法可依，无法追究责任。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十分必要。下文从公共设施的性质、现行做法的不足及现代行政发展趋势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一、公共设施致害现象严峻，亟待规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各种公共设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因“豆腐渣”工程、管理不善等使其也引发一系列的致害事件。2013年3月22日长沙暴雨一女孩走路时，掉进一个没有井盖的深井，从下水道中被冲走。她的尸体5月19日才被发现。其后，相关部门出于人道主义给其父母数万元救助金。此事经媒体曝光，数万元的“人道主义救助金”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质疑。还有众所周知的全国高速公路第一案、四川虹桥倒塌案等，公共设施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其赔偿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亟待规范。

二、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性质决定应将其纳入国家赔偿法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可知，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即其行为是在公权力的作用下行使的或其行为与公权力有关，由此看来，凡是国家公权力作用下的必要活动，所引起的侵权赔偿责任都应属于国家赔偿责任。尽管公共设施并非全由国家机及其工作人员关设置和管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私主体设置与管理的，但这些私主体是依法或基于授权、委托而对公有公共设施设置和管理的。这些活动是国家运用公权力所为，所形成的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公共设施设置和管理瑕疵致害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三、现行做法存在很多问题

现行公共设施致害，只能请求民事侵权赔偿，所依据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这样做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一）赔偿范围十分有限

公共设施是指国家为公务目的的实现而设置、管理并供大众使用的有体物及设备，种类繁多，包括公路、铁路、车站、机场、电力电信等设施设备。而《民法通则》第126条仅仅规定了建筑物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致人损害的责任，虽然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其适用范围有所扩大，但其与公共设施的外延相差甚远，不能使公共设施致害的所有情形适用其得到救济，使得受害人保护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二）实行过错推定原则，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过错推定的原则下，受害人就要对推定公共设施的管理者或所有者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公共设施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很多时候为行政机关或授权机关，受害者与其处于服从与管理的关系中，受害者不好举证，且一般情况下，证据掌握在对方手中，对方为避免承担责任，不会将证据交给受害者，因此，受害者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使受害者不能得到赔偿救济。

（三）损害难以得到实际补偿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设施的民营化成为一种趋势，使得其主体不断多样化和复杂化，公共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因其经营权、管理权、所有权界限不明，受害人往往“找不到”责任承担主体；另一方面，对于公共设施致害，有时候损失巨大，让其所有者或管理者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其财力有限，导致无法充分合理的赔偿受害者。

四、符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特点与顺应现代行政发展的潮流

从《行政诉讼法》到《国家赔偿法》，一方面，不断彰显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内承担国家责任的决心与对人民负责的使命，另一方面，也从立法上将国家赔偿责任从民事赔偿责任中逐渐独立出来。如前所述公共设施致害因其性质也应从民事赔偿责任中独立出来，由国家赔偿法加以规定。

顺应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的历史发展潮流，现代国家的行政活动不仅包括行使权力的法律行为，也包括提供服务的事实行为，公共设施的设置与管理已成为当代国家的主要职责与义务。国家既然有提供公共设施的义务，那么，国家也理应对这些物品的设置、管理而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五、结语

为了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绩的提升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不同表现形式的公共设施日益增多，这些设施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损害，对此责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由于公共设施的特殊性质以及其致害所带来的影响，笔者认为应当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之内，同时，应当完善国家赔偿法的各项制度，提高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标准，切实保障受害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2]杨小君著：《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3]应松年、杨小君：《国家赔偿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载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4]杨翔.确保国家赔偿决定的及时执行[J].中国审判，2013（12）.

[5]黄晓云.一切为了權利的救济各地法院积极创新推动国家赔偿工作科学发展[J].中国审判，2013（12）.

[6]季金华.20世纪国家赔偿理念的制度化模式与时代走向[J].外国法制史研究，2004（00）.

[7]靳芳.析国家赔偿的理论基础[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2）.

作者简介：

薛莉（1992.03.29～ ），女，陕西延安子长人，汉族，西北政法大学2013级法学专业学生，本科，行政法学院。

作者：薛莉

国家赔偿研究论文 篇2：

中韩国家赔偿制度的比较研究

一、国家赔偿范围的比较

1.关于赔偿事项范围

在韩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立法中，一般只对国家赔偿事项范围用一个概括性条文予以规定，即由国家赔偿法法典对赔偿范围设定统一的标准，凡符合标准的都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而不作详细列举。韩国国家赔偿法第2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过失违反法令致使他人受损害……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应赔偿其损害。”第5条规定：“因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营造物之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致他人发生损害时，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负赔偿之责。”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采取了与韩国不同的立法模式，即采用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首先，国家赔偿法第2条对国家赔偿范围作了概括性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在概括性规定的基础上，又于第3条和第4条分别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赔偿事项范围作了列举性规定，于第15条和第16条分别对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刑事赔偿事项范围作了列举。随着社会发展与法治进步，我国国家赔偿法在修订与完善过程中，应积极借鉴韩国及其他法治国家的概括性立法，进一步扩大国家赔偿范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

对于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韩国及法国、日本等，均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统一规定于国家赔偿法中。我国国家赔偿法对此没有予以明确规定，而是将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民事侵权赔偿范围。

2.关于损害赔偿范围

没有损害就没有赔偿，损害是赔偿的前提。侵权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以及精神损害等。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和直接损害，这是中韩两国国家赔偿法均明确规定的主要赔偿类型。对于间接损害和精神损害，韩国国家赔偿法也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其赔偿法第3条第4项规定：“因生命、身体之侵害及物品之减失、毁损等，致产生直接损害以外其他损害时，在不法行为与之有相当因果关系之范围内，得赔偿之。”第5项规定：“对于生命或身体之被害人……应在总统令所定之标准内，参与被害者之社会地位、过失程度、生计状况及损害赔偿额等，赔偿其精神慰问金。”这里的“直接损害以外其他损害”和“精神慰问金”即为对间接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规定。

我国的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范围不同。我国民法关于财产损害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损害，也包括间接损害。而依照国家赔偿法第28条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不赔偿间接损失。的确，直接损害在赔偿中居主要地位，但有的时候，间接损害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笔者认为，按照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原则，对公务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害，由受害人独自承担显失公正，应按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由国家予以赔偿。当然，间接损害赔偿也应受到一定限制，它应该是一种有合法根据的、确实可以得到的利益，而不应当是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这些限制条件只能由法律予以原则性规定，具体界限还需通过司法解释和法院的具体判例来确定。

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目前，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确立精神损害物质赔偿已成为各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已经在民事赔偿中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时至今日，民事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已为数不少，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已经不存在争议。然而，在侵犯人身权方面，国家赔偿法只确认直接的物质损害的国家赔偿，而对其本人及其近亲属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予赔偿。笔者认为，国家侵权赔偿范围小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的法律设定，特别是将间接损害和精神损害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外，与我国宪法和民事立法的原则精神明显相悖，这实质上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国家豁免权”，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因此，应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将这种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这也是与世界各国国家赔偿立法的先进潮流相符合的。

二、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比较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确定国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从世界各国看，主要有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与违法原则三种。韩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公务员于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过失违反法令致使他人受损害……。”这里采用的是违法过错原则，不仅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违法，而且要求其主观上有过错，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在公共设施致害方面，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存在瑕疵，造成他人损害的，不管是否违法与过错，国家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瑕疵，在韩国的最高法院判例认为，公共设施的瑕疵是指公共设施本身缺乏应具备的安全性，是否存在瑕疵主要依据公共设施的安全性来决定。可见，违法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相结合，这是韩国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

在我国，按照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即国家仅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不论其有无过错。合法行为造成损害的，应给予补偿而不是赔偿。违法原则与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相一致，与行政诉讼法也相协调，而且标准明确简单，便于理解、把握和应用，避免过错原则对行为人主观过错认定的困难，因而被瑞士、中国等国家所采用。相比而言，韩国的违法加过错原则在实践中不易认定和把握。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单一违法归责原则也日渐显露出其不足，它过于严格地限制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条件，从而也不利于对受害人的充分保护。笔者认为，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完善中，我国应确立“以违法原则为主，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及公平原则为辅”的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具体而言，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施不同原则，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现实中各种复杂情况的国家赔偿问题。

三、国家赔偿程序的比较

两国的立法均规定了国家赔偿的行政先行处理程序，即赔偿请求人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之前，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由赔偿义务机关依法对赔偿事宜进行处理，若行政处理程序未能解决赔偿争端，请求人方可提起赔偿的诉讼程序。我国学界通常称之为国家赔偿的“先行处理程序”，韩国则称为“审议先行”，虽然名称各异，但实质内容都差不多。我国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即赔偿请求人提起赔偿请求的方式有两种，由其任选：一是单独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二是在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中，附带提出赔偿请求的，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一般先确认公务行为的合法性，然后再决定是否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不管是在行政程序或司法程序，都规定了“单独提起”和“一并提起”两种方式，受害人有较大的选择余地。韩国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依本法之损害赔偿诉讼，须经赔偿审议会为赔偿金之支付或驳回之决定后，始得提起。但自赔偿金支付申请之日起，经过三个月而未决定时，不在此限。”韩国的赔偿审议会由本部审议会、特别审议会和地区审议会组成。按其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向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请求国家赔偿，必须先向管辖地的地区审议会提出申请，不服地区审议会决定的，可以向本部审议会或特别审议会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向一审法院起诉，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向二审法院上诉。这种程序环环相扣，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四、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的比较

1.国家赔偿方式。韩国以金钱赔偿为唯一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适用范围广，缺点是计算标准复杂，欠缺灵活性。我国则采取多种方式，即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另外，对于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2.计算标准。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第四章，从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等方面规定了具体的国家赔偿计算标准。韩国国家赔偿法则从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和精神权的侵害角度规定了具体的赔偿计算标准。由于两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两国在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侵害的赔偿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上各有差异。相对而言，在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方面，韩国以被害人受害时的月实收入或平均工资为标准，这一规定较为合理，值得中国借鉴。

（作者简介：骆元卡（1969-），男（壮族）广西靖西人，百色学院经济政法系讲师，从事民法、侵权行为法的教学与研究。）

作者：骆元卡

国家赔偿研究论文 篇3：

国家赔偿的追偿与追责问题研究

摘 要：随着刑事冤假错案的纠正，国家赔偿后对错案责任人员进行追偿和追责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虽然《国家赔偿法》对两种制度有了明确规定，但因为立法和执法的问题，现实中落实的追责与追偿少之又少。从落实追偿和追责制度的重要性出发，宜在立法上将两种制度细化，在追偿和追责的主体、被追责人、标准等方面给出具体规定，以增强两种制度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国家赔偿；追偿追责

一、现行追偿与追责制度及其实施现状

现行追偿与追责制度主要体现在《国家赔偿法》中，第十六条是从行政赔偿的角度针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提出追偿，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三十一条则是从刑事赔偿的角度针对三种情形的人员进行追偿、追责。从法条来看，追偿与追责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在适用对象和条件上，除了行政赔偿中追偿涉及到受委托组织，其他方面基本一致。虽然有关追责的部分安排在追偿的后面，但两者使用的都是“应当”，是一种并用关系而非选择关系，这是通常认识的误区。

公众关注更多的是冤假错案的形成原因以及高额的赔偿款，对于赔偿后的追偿与追责似乎关心甚少。主要原因还是公众接触到的追偿与追责方面的内容太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项制度的实施现状。从财政部给出的前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国家赔偿后追偿的比率很低，追偿比率在10%左右，地区之间可能因为经济发展等因素出现追偿比率的差异。总体而言，国家赔偿后进行追偿的为之甚少，可推断出追责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很多涉案人员最终既没有被追责，也没有被追偿。

二、落实追偿和追责制度的重要性

从现行法来看，公务人员因为其个人行为，即与行使职权无关，造成侵害，由其自己承担责任；行使职权造成侵害时，由国家向受害人赔偿，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人员，可以进行追偿和追责。这种做法虽然采纳了国家赔偿自己责任说，但国家对相关公务人员进行追偿和追责有必要性，且这一做法也与公平正义理念相符。从国家财政来看，也不能因为相关人员的错误增加财政负担，让财政资金白白损失。

赔偿金固然能在经济上给出补偿，在精神上也会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但很显然，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更注重的是精神感受、心理需求。与金钱损害赔偿相比，赔礼道歉是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直接弥补，是行之有效方式。追偿和追责对于受害人及其亲属和赔礼道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更能够抚慰当事人受伤的心灵。

之所以要落实追偿和追责制度，是因为通过两项制度的落实来警醒、教育相关的公务人员，最终能够使得他们在行使职务行为时尽可能遵守法律，而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有把两种制度贯彻落实到位，每个环节的每个责任者才会时刻保持警惕，尽心尽力。

三、改善现状的因应

从现状来看，追偿与追责制度在惩戒责任者和挽回国家损失方面的功能、作用十分有限。要发挥出其该有的功能，就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以下就追偿和追责过程中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梳理，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追偿与追责的实施顺序

结合实施现状以及前文两者关系的分析，宜先进行追责，根据追责情况再进行追偿，通过明确的规定来制止只追偿不追责或者只追责不追偿的情形。这种做法并非意味着先追责就有很大益处或是更容易，只不过比先追偿更合理，统一的规范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也可以避免对两者关系的认识错误。

（二）追偿和追责主体的确定

从追偿来看，责令相关人员、组织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即追偿的主体。内部进行的追偿追责效果可想而知，大多会导致责任追究的怠于履行。本文认为可以直接将各级财政部门作为追偿的主体。一方面，财政部门对于财政预算更加关心，更有动力；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不断地“内部追偿”，繞过赔偿义务机关也使关系更加清晰。

从追责来看，法律规定的追责主体是“有关机关”。本文不赞成赔偿义务机关就是“有关机关”，完全由上级机关启动存在着如果原责任人已经成为上级机关的主要领导，希冀其向自己追责的问题。本文认为“有关机关”的规定并不完全是件坏事，这里的“有关机关”只要能做到回避原有利益且能够实施追责即可，具体哪个机关不必作太多要求。

（三）被追责责任人的认定

认定应当被追责的责任人，是进行追偿和追责的先决条件。通常情况下，如果责任人是明确的一个或者几个，也就不存在多大难度。如果是由一个机关或者由几个机关联合作出的决定，在认定责任人上就有难度。机关中凡是行使职权时有明显违法行为的人员，都应该追责，不因时间推移或者职位的变迁而变化，对于那些对错误的决定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或者左右案件走向的关键性人物应通过追责程度将之与其它人区分。

（四）追偿金额标准的界定

对于追偿的金额标准，《国家赔偿法》规定是“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首先需要明确，是采取国家统一标准还是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分别制定标准。实行国家统一标准，实施中可能方便简单，但忽视地方因素背离了制度目的的初衷。关于具体的计算标准，应当服从于国家赔偿制度的根本功能。

全文关于国家赔偿后追偿与追责问题的探讨，在不断强调两项制度的重要性，但应当清楚的是不能矫枉过正，我们想要的不是百分之百的追偿和追责，这难度也很大。追偿与追责制度的设计目的应定位于通过其倒逼作用来减少公务人员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职权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顾永忠.国家追偿制度的理性思考.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

[2]吴光升.论国家赔偿费用追偿程序之完善.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3期

[3]沈岿.国家赔偿：代位责任还是自己责任.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4]沈岿.国家赔偿的追偿难题及其破解.中国审判.2015年第2期

[5]顾永忠.国家追偿制度的理性思考.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

作者：陆泉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