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

摘要文化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而言，文化安全问题成为我们在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其产生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并对民族—国家产生政治和社会影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 篇1：

文化民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战略基础和价值取向

内容摘要 国家文化软实力来自于民众对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认同,具体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通过该国国民的整体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所达到的自由和文明程度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方式和融会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价值选择与表达,才能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所需要的凝聚力量。衡量这一程度的标准是民众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宪法的框架下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是实现每个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民权保障,并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基础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 文化民权 文化软实力建构 战略性基础 价值取向

作者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30)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文化战略竞争中所拥有的文化力量形态,是一个国家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一种竞争形态和竞争力量,是一种只有在国际战略竞争形态的比较中才有意义的国家竞争力。尽管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是最近才提出来并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文化历史却早已存在。西域文化对我国汉代文化的影响,大唐文化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全盘西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边倒”,都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在中国的历史境遇。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项国家战略的时候,如何才能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什么才是提高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基础,自然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课题。

一

克罗齐早就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历史运动的轨迹去寻找和确立当今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现实维度,应该是我们思考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取向。

对中国而言,苏联和美国无疑是20世纪两个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国家。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创建“苏维埃”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国家外交政策;从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普列汉诺夫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文艺学理论;从《联共布党史》到“列宁装”,苏维埃和俄罗斯文化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国家制度到日常生活,从思想理论形态到青春偶像,文化影响力不可谓不大(电视连续剧《金婚》中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生活的描述,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案例),有的甚至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怀(对苏联早期音乐的念念不忘以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至今都是苏联红星合唱团来华演出的经典保留节目)。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文化管理模式,至今还在我国的经济生活和国家文化生活中留有深深的印记,并给今天中国带来改革的深度和难度,更不用说从柴科夫斯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我们灵魂深处的影响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对于重新打开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国人所带来的深刻的文化影响。然而,就整体性文化影响来说,能够与苏联相比较的莫过于美国。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制度安排到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重新选择:作用于国家精英人群,进而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和路径选择;以好莱坞电影和美国篮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同时影响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以麦当劳、星巴克为主要代表的餐饮文化,影响了青年大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美国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由制度文化、思想理论文化、大众娱乐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四个方面共同构成的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它全方位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包括我们正在深入研究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也是在吸收和借鉴了美国外交理论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消化吸收之后提出来的。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他们的文化之所以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对于重建自己生活方式的根本性价值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导致了先进的中国人从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学理文化和娱乐文化等不同层面开始世纪性的全新寻求和全球寻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美国先后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苏联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榜样;美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样板。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现代化”,对于近代以来落后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富裕生活”的象征,一种为人们所向往的生活,而所谓苏联和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现实地在中国得到了全面展现。因此,一切所谓制度创新、思想理论创新等都是一种历史表象,在这种历史表象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努力重建自己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和始终不渝的伟大追求。因此,我们不能被这种历史的表象所遮蔽,我们应当保持和拥有一种透过表象把握本质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当一个曾经以辉煌的文化走在世界前列而近代以来落后的泱泱大国,开始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它又一次看到了文化作为一种重要力量的存在,对于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家的全部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因此,要实现和完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伟大而崇高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把立足点建立在以普通民众生活为基础的“国家文化形象的完整塑造”上。

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体现在他国的国民对该国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整体性的感觉上。这是一种审美判断。没有对一个国家民众生活文化形象的整体性认同、追求与模仿,就无所谓国家文化软实力。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通过该国强大的国防力量集中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是通过它的国民的整体性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所达到的自由和文明程度体现出来的。而衡量这一程度的标准集中到一点,就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种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表达和实现的文明状态。它包含民众对现有生活的审美态度,以及对现有生活的深刻理解、阐释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精神的自由状态。一切物质性的生活都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达和叙述。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满意度、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这一切主要来自于民众和社会对新价值体系的认同。而生活方式恰恰是最集中表现对新价值体系认同的活的载体。无法想象一个精神涣散的民族会拥有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没有一个能够凝聚全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唯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才可能凝聚起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所需要的伟大的文化创造力量,也只有这种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建构起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正是这样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而这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便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普通民众的普遍性生活。

二

在“软实力”的竞争中,社会制度、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大众娱乐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构成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最主要的方面。那么在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中借鉴到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文明成果呢?笔者以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和战略选择取向也可以是四个维度——从制度层面、思想理论层面、大众娱乐文化层面和日常生活方式这四个方面,建构和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应当是这个国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合乎逻辑的一种体现,是这种生活方式的集中与提炼,而不是与这种逻辑没有关系甚至互相对立。所谓幸福指数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并以此为标准的。缺乏幸福指数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不可能建立起对他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然也就无所谓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那些表面上看来是一种所谓“茶楼酒肆里的戏曲清唱;街头巷尾中的秧歌表演”,在中国恰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养成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基因,是幸福指数的生动表达。他们不仅“与那些耗资巨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而且那些“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倘若不是和民众的生命终极关怀和生命存在的价值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何以能产生“家喻户晓”的社会影响力呢?那些所谓“家喻户晓”的文化形态不正是“茶楼酒肆”和“街头巷尾”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具体的生态样式吗?在中国,倘若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一种国家存在,那么这种文化软实力便是没有意义的,否则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怎样会成为全体老百姓的自觉行为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倘若不能体现于、落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那么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又在哪里呢?说到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方式和融会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价值选择与表达,它才能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所需要的凝聚力量。

以美国为例,美国所有的文化形态都是“美国精神”的具体表现和感性存在。它不是某种外加上去的东西,而是美国人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所建立起来的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的一种系统方式。美国文化倘若离开了麦当劳、可口可乐、星巴克、好莱坞和迪斯尼,只剩下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美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又怎么会具有全球影响力呢?事实上,美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另一个就是维护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两项指标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人看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具有战略性,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因此,向世界推广美国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成为美国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重要内容,将美国的价值观深深交融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赞美之中来吸引全世界注意力,以某种乌托邦的形式建构美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反而可以对中国老百姓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掉以轻心,甚至把它和我们正要建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对立起来呢?对于今天文化建设中的这种倾向,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省。

在现代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议程是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是反映民声、体现民意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渠道,同时也是实现民众文化权利最主要的制度建构。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1]重视公共文化外交在国际交往和国家文化战略博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日益成为西方大国在构筑国家软实力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有意识地通过民间的涉外活动提升国家形象的做法越来越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现阶段,当中国的普通民众还不可能通过走出国门,展示他们对现存生活方式的价值认同的时候,“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的表达就是最好的“公共文化外交”。而这种“原生态”恰恰就表现在“茶楼酒肆”和“街头巷尾”这样一些中国式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对“茶楼酒肆”和“街头巷尾”的忽视。正是由于我们的疏忽,那些地方就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必须用心加以建设的主要内容。我想这应该是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然要有硬件的保障,但是倘若不能与享有均等的文化权利相一致,尤其是确保基本的精神安全和健康的文化权利,而是任凭各种恶俗的文化侵蚀民众生活的健康机体,仅有硬件是构不成体现民众幸福的文化指数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没有吸引力,更不值得他者仿效。

三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是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实现程度的集中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所达到的高度和程度,直接规定和影响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内在质量构成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程度。没有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这里,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直接规定和影响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和提高的可能性。能否和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直接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中国文化建设伟大任务的实现程度。因此,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必须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中共十七大在论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候,设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并且落实在“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一切以人民的根本文化利益为旨归,没有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哪来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的源头活水?这恰恰是主权在民精神的高度体现。在这里,中共十七大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文化民权。

文化民权是建构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战略基础。民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是最根本的文化生产力,也是文化民权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只有这种文化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地解放,民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才能获得空前的释放。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制度创新过程中引进“生态文明”的新观念,树立“文化生态文明”新文化发展观和新文化建设制度观。民众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只有在一个有助于这种创造活力激发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才是可能的。而这种生态环境在当下中国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环境。这是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性基础。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最基本的民众文化权利。既然民众选择了国家这种自我管理形态和机制,并且是以让渡自己的某些权利来实现这种管理,那么,在宪法框架下实现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就应该成为民众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一切关于生活的再生产和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没有宪法框架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就不可能有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同样,不是以宪法为约束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也不能认为是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活。无政府主义构不成文化软实力,这在当今世界的国家生活中是有现成的例子的(例如海地)。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以文化民权为价值取向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观,并以此作为我们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

没有全体民众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就没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全体民众共同创造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的自然体现,而不是单一的国家文化机器的产物。在这里,“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最根本的就是要创造一种让每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充满激情、友善和信任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每个人的才华、智慧和创造的冲动都能够得到充分实现。没有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充分保障,就不可能有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真正激发。因此,文化民权的充分实现是民众文化创造力的激发的重要前提,民众文化创造力的激发是文化民权充分实现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象性体现,我们当然不能没有国家大剧院,不能没有高大辉煌的城市剧院,但是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有能够体现和反映我们这个国家全部精神创造能力和水平的文化艺术作品,能够让世界体验到今天中国的文化对人类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并且由衷地接受这种贡献,就像他们接受孔子和中华文化的古老艺术那样接受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全部创造,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建立在充分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性活力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只有全体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的充分实现才是可能的。没有全体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充分实现和全民族创造活力的充分激活,所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主流文化不是“去民众化”的文化,相反,主流文化只有在融入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在普通民众的参与中才是有生命的。电影《集结号》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特别是获得了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好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小人物的命运表现了一个重大的主旋律题材。这样的主流文化是与民众相呼吸的主流文化,是与民众的感情生活相呼应的主流文化,只有这样的主流文化所形成和产生的力量,才能构成我们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来自于和形成于民众对崇高与伟大的认同。只有认同才会产生力量,只有认同的力量才属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提高这样的文化核心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文化不等于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形态,反映民意主流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凝聚力是由意识形态内在魅力系统形成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内容。当这种系统的历史表现于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时候,它所打动人心、给予人的灵魂的精神震撼是任何纯粹的意识形态说教所无法替代的。一部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是文化生产力,而且也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种形态自然包含着对文化民权的尊重和认同。

四

中国提高自己的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一旦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也就无所谓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思维的主体性建构及其成熟性程度,是衡量一个大国是否真正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超越西方的文化经验确立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思维的主体性才是确定存在的主体性的唯一标准。而正是这样的标准,才能够把你和别人相区别,你才能具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你的存在就只是别人存在的一种延伸和方式而已。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提高伟大目标的实现,一个最具战略性意义的任务,就是要建设这样的文化主体性。由于这种文化的主体性是只有建筑在思维的主体性上才能完成的一项革命,因此,完成这项革命是实现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根本性前提。同时,还由于这种思维的主体性具有建构人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意义,而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又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一切文化的生存都是它的外在表现形态,因此,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不只是要实现中国精英阶层思维主体性建构,更为重要和更为关键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民众思维的主体性建构。只有这样的主体性建构,才能够完成和实现在国家战略竞争层面上的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仅仅把外国的东西拿来,而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那么,要想保持社会文化稳定健康的发展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难以想像的。

总之,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战略竞争能力,它是一种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战略竞争过程中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整体性力量表现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化代表性人物,尽管没有这样的文化代表性人物无以集中体现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所达到的一个高度。因此,重建“民众”在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确立“文化民权”在这其中的战略基础性地位,应当成为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取向。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批准号:08JZD003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批准号:08&ZD056)子课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赵启正. 中国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 社会科学报,2010.8.5.

编辑 叶祝弟

作者：胡惠林

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 篇2：

全球化、风险社会与中国的文化安全

摘要 文化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而言，文化安全问题成为我们在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其产生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并对民族—国家产生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在经济-文化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意义重大。

关键词 文化安全 全球化 跨文化交流 西方文化霸权

“不确定感”下的文化安全问题

当前的中国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当中？“不确定”三个字恐怕是最准确的概括。一位刚刚结束7年任期离开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这样写道，这7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确定感的增加”。7年前刚来北京赴任时，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明确的目标：办好奥运会；把经济搞上去，跻身国际主流社会。但7年后再与中国人谈起奥运会，“好像是在谈论上辈子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还是从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原来人们普遍具有的“笃定感”正在被“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所取代。总的来看，这位外国记者的描述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集体无意识”。

“不确定感”的与日俱增恰恰反映了“安全感”的降低甚至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为中国所独有，由于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等全球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我们进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区别于“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目标。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嬗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

就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那一年，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为贝克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次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灾人祸”，而是由于人类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打破了“核能安全”的神话，其影响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成为一场持续性的全球公共危机事件。一方面，这场危机不仅在苏联全国和周边国家引发了恐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核能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它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生态，造就了一批先天残疾的“切尔诺贝利婴儿”，使几代人都生活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下。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切尔诺贝利危机告诉我们，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开始发作，风险无处不在，危机层出不穷。因此，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险社会”。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全球性瘟疫都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现代化和商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其中有的已经“发作”，引发了波及整个世界的公共危机，有的则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临界点。

在这种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如何确保“国家安全”成了维系国家核心利益和增加民众“安全感”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概念作了以下的界定，值得我们关注：“对此国家所秉持的社会价值观，人民的自由及生活水准的持续改善，政治、经济利益及环保的维护，与其领土的完整能免于外国的干预、威胁及攻击的状态”。①亨廷顿的定义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内外有别”原则的颠覆，而体现出全球化时代“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的新趋势。有鉴于此，“国家安全”应当成为我国内政和外交当中的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国家安全”，也是减轻乃至于消除当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感”的重要手段。

国家安全问题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政治、国防、经济、金融、环境、能源、文化等多个维度上的安全问题。其中，文化安全是人类和民族—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目前我国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当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

文化安全是指任何一个成熟的文化系统在跨文化交流中保障自身的独特性、完整性、延续性和纯粹性的权力。维护文化安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使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致力于建设独立的、统一的民族文化；二是国家应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和保障民族—国家文化的一致性。②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1992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将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1995年亦将文化安全列为解决难民事务的一项指标。近年来，随着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文化安全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99年10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文化安全和全球管理”研讨会也首次将文化安全作为全球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

文化安全概念的历史渊源

文化安全概念的提出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是紧密联系的。大体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次较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殖民者和技术移民流向新开发的美洲和大洋洲等“新世界”。欧洲殖民者对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进行野蛮的屠杀和掠夺，在文化上坚持欧洲中心论和白人种族优越论，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因此，当地土著人的文化安全受到了人为的严重破坏。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的移民潮出现了反向回流的趋势。大量来自亚、非、拉美地区的移民为了过上相对舒适的物质生活涌入北美和欧洲。然而，在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西方国家里，这些移民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自身的文化安全受到了威胁，为了尽快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只好心甘情愿地放弃保障自身文化安全的权利，接受白人主流文化的同化。

第三次则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密不可分，在流向、性质和人员构成上均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次的移民潮的流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多向的。在性质上，这次移民潮不以人口迁徙和定居为唯一目的，更多表现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在人员构成上，这次移民潮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包括跨国公司代理人、政府雇员、移民、难民和游客，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不仅是面临本土与外来、主流和边缘的文化矛盾，还包含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等各种文化势力的冲突和融合。

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以美国为例

经济/文化全球化与第三次移民潮对西方发达国家白人中心的主流文化构成了挑战。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以来，以黑人（更准确的称呼是“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亚裔等移民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日渐对主流的白人文化形成冲击，多元文化主义和由此派生出的族群意识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准则在美国的思想文化界得以贯彻，例如，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称谓（如“黑鬼”、“中国佬”）已被逐出主流话语圈，而像“黑人”这类以肤色为标识的称谓受到了质疑。“肯定性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美国社会中普遍实行，它规定招生、聘用、提升、陪审等社会性行为必须考虑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利益，在人员比例上有严格规定。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些保守主义的学者惊呼美国的文化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方面以“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为代表。他认为，在美国国内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文化普遍论对整个西方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因为这两种主张都否认了西方文明的“唯一性”和美国文化的“统一”。实际上，他将纷繁芜杂的全球文化简约为“西方”和“非西方”两块，宣扬的是欧洲中心的白人文化的道统，拒绝接受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他的保守思想在美国主流社会——特别是在美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军事工业集团中得到了相当的拥戴。在“9·11事件”后，诸如此类的“西方（美国）文化安全论”甚嚣尘上，在高层和民间均赢得了更多的共鸣。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9·11事件”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高层和主流社会将维护欧洲中心、白人至上的文化道统列入议事日程，所谓维护“文化安全”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挑战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袭。由于媒体是全球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因此，文化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国际传播秩序紧密相连的。例如，绝大多数世界新闻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且主要由四大跨国通讯社出品——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和路透社。此外，西方世界主宰了卫星、电磁波谱的使用，控制了无线电波、电信、微电子、遥感技术、卫星直播和电脑传输的运用。在网络传播的内容和技术上，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在卫星传输技术和网络日渐普及的情况下，跨国资本控制的“全球媒体”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出现了超越传统政治力量和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在制定传媒政策时都不能不首先考虑全球传播所带来的“超国家领域”的影响力。在国际传播时代，广播和电视承载了双重功能——“既是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又是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中心机制”。③而在以网络媒体为主体的全球传播时代，传媒政策和管理原则会经历一个由公共利益优先向市场需求驱动的转变过程，国外把这个过程称为“解控”（deregulation）。全球媒体巨头都试图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来削弱国家和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和对垄断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超国家领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并未完全摆脱民族—国家的影响。由于技术、财力和传播手段等方面的不平等，现存的全球传播体系虽然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的界限，但从内容上说还是以美国文化霸权为主导的单极化系统。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以文化普遍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外包装，在这个“超国家领域”内传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全球文化传播霸权，应该充分认识到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和相应的对策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经济奇迹”，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巨龙腾飞”之类的溢美之辞充斥于全球各大媒体。在一片喝彩声中，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些有识之士发出的理性声音：“我看‘中国世纪’的预言还为时过早，他们向世界输出了大量的衬衫和玩具，但迄今为止，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可以向世界输出”（法国总统候选人罗雅尔语）。上述观点可以在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世界十大经济实体中，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九个国家均为文化产业强国。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对称性。在增强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上，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大政方针。“软实力”的概念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这一概念能够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这本身也说明了我党在理论创新上所显示的海纳百川的气度。

强大的“软实力”需要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体系作为其物质支撑。与“软实力”一样，“文化产业”的概念也是一个“舶来品”。它脱胎于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工业”一词，原本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工业化、商品化、粗鄙化的趋向。20世纪7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重新发掘了这一概念，将其文化批判的理论“外壳”剥离开来，并且用一个中性化的“文化产业”取而代之，使其成为国家文化政策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体现个人化和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创意产业”一词又丰富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因而出现了一个更具包容性、更能体现新媒体时代特征的名词——“文化/创意产业”。2006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当中。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强大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积极参与经济/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问题。我们应当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具体来说，应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应对。

第一，充分认识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警惕“意识形态终结论”。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前我国各项工作的重心。“入世”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必将走向全面开放，但我们不应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忽视了自身的文化安全问题。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媒体和主流学术界试图向世人灌输这样的观念：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也终结了，历史也终结于资本主义，世界上只有经济、金钱、自由市场在主宰和塑造世界。中国经历了“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斗争“梦魇”，又经过了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人们在下意识里轻视甚至厌烦意识形态，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西方媒体宣扬的论调。殊不知，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正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认同“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等于被动接受了西方文化在“超国家领域”的控制权，放松或忽略了对我国文化安全的保障，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任务。我们应当把这一目标作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旗帜鲜明地与西方争夺在意识形态内的“话语权”。

第二，切实加强对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文化的建设和维护。在全球化时代，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复杂多变，因此，一个强有力的、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文化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反华势力主要通过破坏我国文化安全的手段来实现他们西化、分化的图谋。例如，台独势力打着“多元文化主义”和“族群意识”的幌子，在岛内和海外华人中推行“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的论调，从而为台独制造舆论。我国的对外、对台宣传机构应该改变宣传的方式和策略，用统一的、多民族的、最具包容性的中华文化来消解分裂势力的声音。从全球范围来看，利用地域—族群文化搞分裂是有前例可援的，如西方势力分化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是从地域—族群文化入手的。李登辉提出的分裂中国的“七国论”，最早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个专门从事民族地理的研究小组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当时他们就把中国按方言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分成七块。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软实力的较量更趋激烈，这对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加强文化创新意识，争取维护文化安全的主动权。在目前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我国有关部门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如网络“防火墙”技术来维护文化安全，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从长远看，不进行制度和话语上的创新，只能使维护文化安全始终处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地位，让西方强势文化为我们进行“议程设置”。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在宣传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等领域时，已经在体制和话语上有了一些创新，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层面上动作不大，对受众的需求考虑不够。如果能在这个层面上争得一定的主动权，那么我们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就会有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局面。

第四，改变“规模效应”的传统观念，拓展“官方主导”的单一渠道，提升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和亲和力。前不久发生的“孔子学院”风波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孔子学院”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立了300多所分院，其主管部门“汉办”布点900多个，超过国内任何一家单位和企业。孔子学院总部每年向全球各地派出逾万名汉语教师，仅中方院长就达千余人。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难免激起一些人的“酸葡萄”心理，就其“官方属性”和“意识形态输出”大做文章。美国国务院以“资质认定”和“居留签证”不合法为由“驱逐”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英、德等国的知名教授以“影响大学独立性”为由“抵制孔院”，企图将“孔子学院问题”政治化、全球化。虽然在我国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这场风波暂告平息，但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这种由“官方主导”、强调“规模效应”的单一模式进行反思。我们应当把资金和资源从“官方主导”向“民间力量”倾斜，广泛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和民间基金会等资源，采用“众包”等更能顺应“全球、全民、全媒”传播变局的模式，与社区和公众进行有效的互动，让活跃于地方和社区的“公民记者”积极参与新闻生产，发动当地社区和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和亲和力。

小结

文化安全是当今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课题，需要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的通力合作。在我国，这项工作刚刚起步，但它对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的影响不可低估。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应该引起有关主管部门和决策机构的重视，并得到相应的支持。文化安全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例如，文化安全与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与青少年教育，文化安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等，都值得我们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JZD0014）

注释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New York： New Berry， 1996， 10.

Michael Taussig， The Nervous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36.

David Morley & Kevin Robins， Space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16.

责 编/赵斯昕

作者：史安斌

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 篇3：

文化自信源自哪里

【摘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我们应从文化发展战略理论研究、增进国家文化认同、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探索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路径。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文化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血脉所系，是政党的精神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将文化自信确定为“四个自信”之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党和人民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指引和理论遵循。
文化自信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方向指引

一个民族的文化强盛，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就强盛。作为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当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建设，并纷纷将提高文化软实力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实施。美国最早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把发展软实力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之一，并将文化发展战略渗透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之中。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通过制定文化发展规划、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和组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实施一系列文化强国政策等方式和途径，不断推进本国文化产业发展，扩大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文化建设关系到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工作。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核心就是要增强文化自信。我们要进一步加深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识，提高全体人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向心力，坚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目标的自信心。
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文化根脉和独特的文化发展优势

第一，文化自信源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根脉。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积淀。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并体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千年灿烂历史文明。中华文明凝结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闪耀着民族智慧，展现出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历史演变中，中华文明在开放和包容的环境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不断自我更新，既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也不过度扩张。有所坚守而又通达，是中华文明生命恒久的重要原因。经过长期积淀、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文化自信源于中华文化独特的发展优势。文化具有极强的历史传承性和对外拓展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发展只有适应时代、对物质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才会被自觉传承，并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占据优势地位才不会被外来文化侵蚀与颠覆。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屹立不倒，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与自觉，保持文化创新，并努力为文化发展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是人类思想历史发展的智慧结晶。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作品，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的热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理论研究，增进文化认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体系。发达国家文化建设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要想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做好文化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确立明确的文化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制定科学可行的战略方针及实施步骤。中国要想快速提升文化软实力，参与到国际文化竞争中去，就必须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一是要充分认识加强文化战略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将文化战略理论研究提上日程。二是要建立专门的文化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机构，组建一批专门的人才队伍，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三是要加强文化战略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充分认识到当前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制定针对现实、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切合实际的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战略措施和战略实施方案，充分指导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提升。

增进文化认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反映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对共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人民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度高，这个国家就会稳定发展，并不断走向繁荣富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现，国外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更加隐蔽与频繁，增进文化认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成为当务之急。增进文化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文化观，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和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国家文化建设。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文化法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法制体系，规范文化发展，推进文化创新。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家观和文化观的宣传和普及，创新宣传手段与方式，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

加强文化创新，促进文化繁荣。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科学高效的现代文化制度。一是要把文化创新纳入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为文化创新提供经费保障。二是要加强文化创新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推动文化创新人才的集聚与能力提升。三是各级政府应制定长、中、短期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为文化繁荣提供强大的人才队伍储备。四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潜能，为文化创新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一是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理论的研究，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充分融合，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规模，创新交流方式，提高交流水平。三是要不断推动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在海外建设与普及，在全球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四是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加强国产影视、音乐、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五是要积极拓展对外文化传播平台和载体，做大做强信息传播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信息传播平台，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传播中国价值观念，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华网，2017年1月25日。

②习近平：《在慶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

责编/王妍卓 刘芋艺 美编/宋扬

作者：王文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