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电影比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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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影比较研究论文 篇1：

张爱玲与外国作家比较研究述略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也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互相发现过程。现代文学思潮对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反思提醒我们，中国文学的发展早已不再禁锢于本国的空间与历史的回忆之中，而是能以国际视野博采各家之长，用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文学进行双向互动。然而，“接受美学”理论强调文学的接受需要文化的过滤，可见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吸收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而是多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进行考察，以期拓宽张爱玲原本的研究领域，并“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沟通对话能力，从而以国际视野进一步预测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张爱玲 外国作家 比较 综述

一、浮光掠影式的提及

将张爱玲放在国际视野下，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根据目前已有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张爱玲的文坛首秀《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前夕。有趣的是，文中的那一句“这妮子果真一鸣惊人，雏凤清于老凤声”倒是一语成谶，正应验了她日后的创作在文坛取得的夺目地位。而早期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周瘦鹃正是最早发现这一匹“千里马”的“伯乐”，也正是他最早将张爱玲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在他读完《沉香屑》的手稿后，当即感觉：“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a看似漫不经心的寥寥数语，却不经意间为百年后学界已然“汗牛充栋”的“张学”研究指明了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出路。

时光流转，在《沉香屑》“惊为天人”地降临于文坛的一年后，1944年9月上海《杂志》刊登的《〈传奇〉集评茶会记》记录了这样一场对张爱玲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特殊意义的茶会。在会上，作家、评论家、出版商纷纷畅言对于张爱玲新作的阅读感受，这其中就不乏将张爱玲的文风与外国作家进行的比较。袁昌表示：“张爱玲的《传奇》，有点像法国的《红与黑》小说中描写西洋高等社会细腻的趣味”；而另一位与会者班公有言：“……我想起了赛珍珠……她用外国人的笔法，奢侈地用着‘隐喻’（Metaphor），叫人联想的地方特别多”；尧洛川则认为张爱玲的对白写法“有西洋作风”b。时值《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在上海上演，应贲这样评论道：“通过她，我们闻见了毛罕姆特有的神秘东方性洋味。”c李君维也说：“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散文，一如读奥斯加·王尔德的剧本小说，连带向往了他的风气。”d按照陈子善先生的说法，若是将这些“张学”研究者们比作一支庞大的乐队e，那么他们不同的声音，则谱出了早期“张学”研究的一曲抑扬顿挫的交响乐，至今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其中许多慧眼独具的观点，依旧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可以燎原之灵感的火花。然而，通过以上诸言，可以发现，虽然在“张学”研究初期就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张爱玲的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联，但大多仍停留在阅读作品时的语言感知层面，往往是比较浅近且颇不成熟的观点，只能归结为一种模糊的印象，更别提深入探究这内在的因缘了。

提及张爱玲研究，便不得不提起将张爱玲重新带回学界视野中，甚至将她拔高到鲁迅、茅盾等文坛泰斗级人物层次的夏志清教授，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问世被公认为是“张学”研究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曾多次将张爱玲与外国作家作比，在谈及张爱玲的文学观与创作观时，他从诸多西洋小说家中信手拈来与张遥相呼应的一位，并做了个精当的比较：“她同奥斯汀一样，态度真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f而且，对于张爱玲的小說艺术，夏志清敏锐地捕捉到她“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式的苦味。”g此外，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中，夏志清认为张爱玲《金锁记》的技巧堪与《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相比h，并指出从《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中，可以窥见西洋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i虽然夏志清先生与“张学”研究初期的研究者们一样，只在三言两语间浮光掠影般地提及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但较之后者感性的直观感受，夏志清先生提出的比较却是基于理性的客观认识，他从创作态度、写作经历、艺术风格、文学观念等角度出发，就此形成的精炼观点，是启示性与可靠性并存的。

“张学”研究第二阶段内的又一代表人物，非水晶先生莫属，并且他对于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可谓是功不可没。下面就水晶先生为张爱玲编纂的第一部专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简要概括其中关涉到与外国作家比较部分的主要观点：《〈炉香〉袅袅〈仕女图〉：比较分析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的两篇小说》j是学界较早的专门将张爱玲与具体外国作家做比较的一篇论文，它从人物设置、环境描写、艺术手法、心理剖析、故事细节、情节安排、题材选取等方面探讨了《第一炉香》与《仕女图》的异同。其中提出的一个较有新意的视角是从作家创作时的情感角度出发，注意由此塑造出的人物在读者处形成不同的反应。以接受者为落脚点，或多或少改变了作家在阅读过程中充当“独语者”的尴尬局面。然而纵观该篇论文，或许仅仅只是就文本论文本，而较少地关注作家的文学观与世界观这些对文本产生深层影响的因素。当然，这可能与时代条件或作者偏好有关，所以在后续的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多重文化影响因素已被研究者发掘与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除了专门将张爱玲与外国小说家进行的比较，水晶先生在书中也多次提及张爱玲在创作中与外国文学间那些相关联的蛛丝马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张爱玲小说中西方文化根脉的比照与寻找，如在《〈炉香〉袅袅〈仕女图〉：比较分析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的两篇小说》中，指出张爱玲笔下女主人公的“悲剧处境”与西洋作家所钟爱的“启蒙故事”的原型，即《圣经》中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相吻合。！ 1此外，在《详论〈半生缘〉中“自然主义”的色彩》中，水晶先生从张爱玲的人生观出发，探讨了《半生缘》的情节安排和人物命运中显现出来的由“自然主义”而衍生出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的痕迹。！ 2而在《在群星里也放光芒——我吟〈桂花蒸阿小悲秋〉》中，水晶先生则从艺术风格的层面对比分析，指出比起托马斯·曼、约瑟夫·康拉德等西方作家象征手法的“过于斧凿化”，张爱玲的象征痕迹“藏而不露”，着实高明得多。通过对水晶先生与前人观点的比照，可以发现，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这一领域，其发展是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事实上，水晶先生在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这一领域已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其专门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也只数量不多的一两篇，虽已初步唤起人们的重视，但鉴于数量与篇幅的限制，其研究大多集中在人物塑造、意象经营、语言特色等具体艺术风格的文本对比分析以及探究文本内部的文化意义和历史蕴含的文本研究层面，这就为后人在该领域的进一步探索留有了一定空间。

二、笼统的群体比较

进入张爱玲研究的第三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两阶段的不够重视、较为片面的倾向有所克服，也有一定数量的详尽论述的专著与论文涌现，但纵观“张学”研究界，对于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模糊化处理、印象化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多数研究者对于张爱玲与西方作家的关系仅是含糊其辞地点到为止，专门深入地研究这方面的著述数量还是较少。这当然也是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领域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但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

笼统的群体比较主要存在于在本体性研究方面，部分研究者选择从语言特色、叙事特点等艺术风格层面指出张爱玲所受的西方文学影响。如聂成军认为张爱玲作品中带有“疯狂的美化”特征的语言艺术得益于西方小说“唤起了她的感觉、印象、回忆、欲望等的多重感知”；刘学明和张彩霞都指出张爱玲开掘笔下人物心理世界的手法是自毛姆等西方作家处习得；李清宇则认为张爱玲反讽手法的广泛运用是在接受了毛姆和赫胥黎等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后开始的；吴晓和封玉屏提及英国作家萧伯纳、毛姆、赫胥黎等人对张爱玲吸收和借鉴英国散文轻松诙谐的写作特点，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流言体”的影响功不可没。

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从文本内部折射出的文化意义着手，王源和赵学勇都认为张爱玲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世界悲观失望的思想倾向是对以西方世界精神危机为背景写作的西方作家的世界观的认同；范伯群、季进则发现张爱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性的创作焦点深受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

对文本进行分析与透视当然是研究张爱玲和外国文学关联的最直接方式，但上述论著大多是从张爱玲的文本出发，从而发现其与西方文学的某些特征有重叠之处，于是就断言张爱玲的创作受到了西方作家的影响，却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理论支撑，也没有从西方作家的创作方面入手与之形成照应，更没有提供详尽的史料考证作为支撑，当然这或许受到核心论述观点与篇幅的制约，但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出发，这样的结论或许并不能让人充分信服。并且，此类观点把张爱玲接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笼统地概括为“西方小说家”的影响，描绘的是一个具有共性、概括性特征的群像，只是将研究者对西方作家这一群体的模糊印象与张爱玲做比，却忽视了不同作家之间那些细小幽微的深层差别，这便使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流于表面，而迟迟没有深入到实质的症结所在。

三、具体作家的比较

受水晶先生的启发，许多研究者在对张爱玲与具体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时，往往通过文本对读的平行研究方法来比较二者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异同。

值得一提的是，此类论文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中外作家对女性意识的呈现上，国内研究成果如徐国琴、朱霞就是从东西方社会文化及作家创作视角的双重差异入手，探讨了张爱玲与艾米丽·勃朗特由于女性观的区别形成的不同创作手法，并指出二者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自省与重建方面所暗含的同一性；潘华凌、李菊花则从女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三个方面对中西两位女性主义先驱张爱玲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女性意识进行比较；赵国龙认为张爱玲与杜拉斯等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在追寻母爱的过程中完成的，通过对她们作品中母爱异化的剖析，不难看出她们从个人到女性群体的关注焦点的转移；李秀兰！ 3将女性意识作为全文的立足点，从女性意识的产生、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与展现、女性性意识的流露等方面進行了比较阐述；毛灿月指出张爱玲与多丽丝都对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进行了深刻自省，并对女性寻求两性关系的出路做出了独特贡献；朱扬清则从张爱玲与毛姆的理性叙事角度出发，指出二者对女性自身弱点的 揭露上各有千秋。

同时，女性主义研究也是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在海外学界的焦点，如姚思佳在她的文章Female Desire：Defiant Text and Intercultural context in Works by D.H. Lawrence and Eileen Chang中写道，尽管劳伦斯和张爱玲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但他们都通过对性爱的描写来传达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他们俩在描写与所处社会不相容的人之间的恋爱方式上非常相似，（“they share remarkable affinities in how they contextualize love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re at odds with their respective societies”）通过描写女性的性反抗，劳伦斯挑战的是维多利亚后期、战后英国错误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同样，张爱玲向我们展示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如何假借国家独立和社会现代化之名来压迫个性化（女性的性别和性）的。另一位海外研究者Hisu-Chuang Tsai则指出艾米莉与张爱玲作品中阁楼、月亮等意象具有类似的象征意义，在她们二人的小说中，镜子就是女性欲望的外化（“In a word， the mirror externalizes female desire and becomes the site of wishful fulfillment” ），而将月亮与疯癫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在此方面张爱玲与传统文化的偏离、与西方文化（尤其是勃朗特）的紧密联系：即“她们二人都利用月亮这个意象来探索疯女人的心理变化过程”（“both of them use the moon imagery to explore a psychic process of female insanity”）。对于张爱玲小说中体现出西方文学影响的女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心理内容，Hsin-ya Huang表示，这种现象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简·爱》中。尽管张爱玲从未在自己的作品中讨论过《简·爱》，但水晶证明了张爱玲的作品与《简·爱》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在20世纪70年代对张进行采访后，水晶谈到张爱玲对勃朗特的欣赏（Shui Jing remarks， “she admires the Bronte...She even described her own features by saying ‘my eyes， clear and shining， full of trembling soul， are like those of Charlotte and Emily Bronte， author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这样一种对女性主义的比较研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局限于单纯分析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的单一视角，丰富了学界对于女性意识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的不同历史文化蕴涵的认识。

虽然平行研究对于比较的对象与进行比较的方面限制较少，有助于拓宽张爱玲原本的研究领域以取得更多研究成果，但如果能结合张爱玲所熟读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的外国作家，进行纵向比较，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与体悟文学流变中那些“常”与“变”的文化因素，从而得出更为深刻和更具普适性的结论。于是，不少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影响研究。正如约翰J·迪尼在《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言：“影响可能在风格内、意象里面、人物塑造上、主题处理上、形式上；影响也可能表现于某部作品中的内容、思想、观念，或普通的世界观上。”！ 4对作家的阅读史进行考证与推敲，不失为判断作家创作过程中文化来源的有效手段。此类研究从张爱玲的阅读史出发，通过对相关作家及作品与张爱玲创作的比照，探究张爱玲伴随着接受影响，对其加以的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曾提到：张爱玲喜欢萧伯纳、赫克斯菜、桑茂忒芒（毛姆）及劳伦斯。！ 5胞弟张子静更进一步佐证：“《红楼梦》跟Somerset Maugham写的东西她顶爱看。”！ 6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对张爱玲所进行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毛姆、萧伯纳与赫胥黎等作家与张爱玲进行的比较上。

毛姆对张爱玲产生的影响几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学界对于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学术论文与研究生学位论文均对此有专门研究，该方向涉及论文类型较为齐全与完备）与研究最为深入的也当属毛姆与张爱玲的比较探究。下面就不同类型的中外论文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篇进行具体分析：

张艳花的《毛姆与中国》！ 7是国内学界较早将张爱玲与毛姆单列一章进行专门比较的一篇论文，着重从题材选取、叙事特色、创作风格三个方面来谈张爱玲与毛姆的创作在思想意蕴和艺术特点上的异同之处。在论述题材选取的部分时，作者指出不幸的人生经历导致了二人对于人性恶的敏感，从而始终贯彻聚焦于人性剖析的创作主题。我们在肯定从创作主体出发，揣测其情感思想风貌与精神生命图像，从而探索其生命内宇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注意它必须建立在史料收集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可以尽可能地避免主观臆断的情况，得到更为贴近历史事实的结论。该文提到：“张爱玲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上海，当时日伪政府控制下的思想文化氛围极为严酷，张爱玲选择这样一种通俗文学的故事化叙述方式……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且不说这种论断与张爱玲当时“无心政治”的创作观不符（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她一直秉承着这种创作观），就张爱玲叙述“饮食男女”这样一种“通俗文学”的选择而言，也是早在香港沦陷时期就确立了的：“她看到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之提早结婚，香港报纸上挨挨挤挤地登着结婚广告。她也看到了香港之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由此她形成了这样一种对于人的认识：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爱玲从对人的脆弱性的感悟上，走向了对于人的生物性、兽性及缺点的把握。”这在时间空间上就与前文叙述的“日伪政府控制下的上海”产生了偏差，并且也对张爱玲确定“通俗文学”这一创作方向的缘由产生了误判：并不是为了适应当时上海文化高压政策的大环境，而是在香港战乱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人生顿悟。这样一种误读不得不说是由于调查不充分而产生的主观臆断的结果。

周瘦鹃曾提到，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二炉香》让人想起毛姆故事中远东的英国侨民社区。Tsai， Hsiu-Chuang认为，张爱玲写作中体现的这种殖民语境“是对毛姆小说中的异国情调与他者形象的有意识的模仿”（“Chang’s colonial stories are in part， I argue， conscious revisions of Maugham’s exotic writings”）。在将毛姆的《驻地分署》与张爱玲的《沉香屑》进行比较时，她指出，首先，张爱玲与毛姆都意识到异化的过程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他们使这种异化过程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外表，另一方面，他们为消除异化的行为辩解（“on the one hand， they create romantic images of defamiliarization，on the other，they justify the need to eradicate this very sense of foreignness”），其次，二者都構建出一个具有男性特质的西方来“驯化”未知的、具有女性特质的东方（“both construct a masculine West to domesticate the unknowable ， feminine space of the Orient”）。这种后殖民视野下对于张爱玲接受毛姆影响的研究直至近十年才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

陈娟的《张爱玲与英国文学》！ 8即为国内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毛姆与张爱玲相似性的代表性论著，和Tsai， Hsiu-Chuang一样，她也指出在毛姆和张爱玲的作品中都可以读到“对殖民者形象和异国婚恋故事下所潜在的文化冲突”的表达，并认为张爱玲将毛姆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化冲突问题引向更深一步的思考。然而文中却也存在着因为对作家本人理解片面而导致结论失之恰当的问题。例如面对站在殖民者立场的毛姆“写出了殖民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并且笔端不乏同情”，张爱玲“作为被殖民国的一员，并没有将殖民者形象作脸谱化和简单化勾勒处理，其笔下的殖民者并没有停留在通常直观印象上的侵略者意义上，而是同样有着软弱和让人怜悯的一面……”这样一种现象，作者似乎想探究处于不同立场的张爱玲却与毛姆有着相似的创作呈现，在此背后有何深层原因。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根本上就并不成立，因为张爱玲始终是“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并具有强烈的“异乡感”，所以张爱玲本人心中极有可能并不存在对于“作为被殖民国的一员”这样的立场和身份的认同，那么由于立场不同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通过对此类论文的通览，我们发现其间不仅存在着主观臆断的弊病，而且大多研究者得出的都是“将毛姆和张爱玲的写作联结起来并最终形如孪生的，除了故事的技艺之外，还有写作背后更深层的理念……在于更深处相似的人性描摹：对俗世普通人的呈现”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新见，这或许和研究对象有关，但我们也必须指出，张爱玲与毛姆的比较研究经历了初期发现的惊喜后，已经转入中期的深度探索阶段，如果不再转换单一的研究视角，或许很难有新的突破。

除毛姆外，在张爱玲阅读史中占据较大分量的外国作家便是萧伯纳与赫胥黎。陈娟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与〈华伦夫人的职业〉比较论——张爱玲接受萧伯纳影响之一例》《理性·平明·反讽：张爱玲与萧伯纳》《张爱玲与赫胥黎创作关联论——怀疑主义、阴冷书写、物化手法》、潘紫霓的《试析〈沉香屑·第一炉香〉对〈华伦夫人的职业〉的重写——兼论萧伯纳对张爱玲的影响》、王雪丹的《萧伯纳与张爱玲作品比较研究》！ 9、藤井省三的《女主人公的形象转换：从〈伤逝〉到〈倾城之恋〉——兼谈萧伯纳的文学影响》等论文，都是从阅读史角度解读张爱玲的研究，他们从文本入手，运用相关文艺理论，分析张爱玲与萧伯纳、赫胥黎在内容题材、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叙事方法等具体艺术风格方面的异同。这其中当然也不乏像潘紫霓提出的“两位作家的评论家身份与他们对重写策略的偏好并非巧合，因为评论写作与重写策略都需要秉持‘读者/作者’的双重身份对文本进行主动的、批判的‘吸收和转化’”这样从作家职业生涯经历这一独特生命体验出发而得出的新见，但大多数对张爱玲与这两位作家展开的在人物设置、艺术手法、心理剖析、题材选取等方面的异同分析，实际上在水晶先生的《〈炉香〉袅袅〈仕女图〉比较分析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的两篇小说》中都早有涉及，而具体分析、逻辑思路也并不如水晶先生那般细致妥帖、切中肯綮。并且在萧伯纳、赫胥黎与张爱玲的比较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同毛姆与张爱玲比较研究相类似的问题，即研究的模式化、凝滞化。研究者如果想要取得新进展，可能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或结合新理论对文本做出创造性阐释。

四、结语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高，并且就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而言，又大多集中在平行研究方面。虽有学者指出张爱玲创作受到外国文学影响，但也往往只是在文中一两句话的提及，而对张爱玲阅读史中作家的比较没有给予过多关注。在诸多研究者对“张学”研究投以热切目光的今天，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方面的薄弱好像显得有些突兀与失衡。我们期待着这方面有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现，毕竟它们并不仅是张学研究这一细窄支流中激起的小小浪花，更能为汇成现当代经典作家研究思路與方法的洪流贡献不可小觑的力量。

abcde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第72—76页，第106页，第53页，第2页。

fg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第433页。

hi刘绍铭：《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第359页。

jkl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第83—122页，第105页，第79页。

m 李秀兰：《中韩现代女作家作品中的内在意识比较——姜敬爱与丁玲、萧红、张爱玲比较》，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n 〔美〕约翰·J·迪尼：《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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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见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q 张艳花：《毛姆与中国》，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 8 陈娟：《张爱玲与英国文学》，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 9 王雪丹：《萧伯纳与张爱玲作品比较研究》，辽宁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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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21年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张爱玲的阅读史与其创作实践”（项目编号：20210220001）

作 者： 朱扬清，兰州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李婕，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作者：朱扬清 李婕

国家电影比较研究论文 篇2：

国家电影局明确：加强电影版权保护依法打击短视频侵权盗版行为

4月28日，国家电影局于官网发文称，将加强电影版权保护，依法打击短视频侵权盗版行为。

近日，针对部分影视行业协会、影视公司和演员等倡议的抵制短视频侵权问题，国家电影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保护电影版权是维护电影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激发创新创作活力、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电影局一贯高度重视电影版权保护工作，近年来会同公安、版权等部门，持续打击电影盗录、盗播等违法犯罪行为，将电影作品纳入版权保护预警名单，推动各类网络服务商采取有效措施，提前防范、及时处理侵权盗版行为。

国家电影局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安排部署，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XX分钟看电影”等短视频侵权盗版问题，配合国家版权局继续加大对短视频侵犯电影版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未经授权复制、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的侵权行为，积极保护广大电影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电影局支持电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开展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鼓勵与院线电影版权保护联盟等共同开展电影版权维权，一方面维护电影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一方面便利使用人合法使用。

国家电影局倡导各网络平台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积极履行版权保护法律义务，合法使用电影版权，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剪辑、传播他人电影作品，加强自查和清理，提升电影版权投诉处理实效，更好地发挥短视频在电影宣传、评论、研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国家电影比较研究论文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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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谭君强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与叙事转向/谢龙新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叙事学伴随着结构主义浪潮首先在法国兴起,随后广泛流行于欧美,并在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进入中国学术领域,在中国学界持续流行几十年,在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势头不减,而且与国际叙事学界以及国际叙事学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叙事学研究不仅仅限于文学,在其学科的发展过程还体现出了明显的跨学科现象:如今,在新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甚至哲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出现了所谓的“叙事转向”。作为一种首先兴起于西方的理论,在叙事学持续流行于中国学界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了深层次的反思:在此持续升温的叙事学研究中,中国学者意欲何为?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之路将通向何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者做出严肃的回答。本期“叙事学研究”专栏刊发的谭君强教授的《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一文,即对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该文指出:总体上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的声音还显得明显不足。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人们希望随着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加深,能够出现具有中国自身意义上的、可以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叙事学研究。应该说,近20余年来,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中已经作了不少工作。对来自国外的这一理论,我们经历了翻译、介绍、吸取、消化、运用的过程,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分析上下功夫。与此同时,在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学者也逐渐注意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加以梳理和总结,并以叙事学理论作为参照相互融会贯通,求同辨异,以沟通中外叙事理论,促进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谭君强教授认为:比较叙事学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作为中国叙事学者,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在比较叙事学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形成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的特色的。最后,谭君强教授还提出了在进行比较叙事学研究时,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本期“叙事学研究”还刊发了谢龙新博士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与叙事转向》一文。文章认为:当今关于叙事转向的各种不同说法,如语境转向、接受转向、空间转向、修辞转向、反本转向等,都只道出了叙事转向的外部原因,而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出发,则可探知当今叙事学转向的内在原因。

叙事学研究已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国际学术领域中的显学之一。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国际叙事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比较叙事学”研究或许是中国叙事学研究与中国叙事学者可以承担的任务。比较叙事学将在沟通中外叙事理论与实践、挖掘中国丰富的叙事理论资源、扩展与深化叙事学研究中显现出自己的优势,并对叙事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叙事学;中国叙事学;比较叙事学

谭君强(1945—),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叙事学与比较文学。(云南昆明650091)

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浪潮首先在法国兴起,随后流行于欧美,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领域,在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势头不减,而且与国际叙事学界以及国际叙事学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2007年10月与2009年10月,在江西南昌和重庆分别召开了第一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挪威等国的叙事学家分别参加了这两次国际会议。2011年10月,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叙事学会议同样是一次国际暨全国性的会议。与此同时,少数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也进入了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主流领域,发表了质量上乘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叙事学界的注意。

然而,总体上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的声音还有些不足,这种现象已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来,在叙事学的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有关“中国叙事学”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对中国学者如何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何在叙事学这一具有广泛国际性的学科与学术研究中彰显出中国学者的研究优势,如何运用和发掘中国丰富的叙事作品和叙事理论的资源,如何从整体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进一步展开与国际叙事学界的交流,让国外的学者们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叙事学界的声音等展开了讨论。人们希望随着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加深,能够出现具有中国自身意义上的、可以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叙事学研究。

这种看法表现出中国叙事学者对促进国内外叙事学发展的热望以及对自身叙事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叙事学的发展来说,从当代叙事学兴起以来,已经经历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阶段①,形成一个融合各国学者的研究、广具国际性的源源不断的叙事学之流。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难辨识出各国学者为叙事学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一些有影响的成果。比如,法国学者托多罗夫、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布雷蒙等人对经典叙事学所作的贡献,他们所“创立的叙事学是整个结构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遵循索绪尔对‘语言’(la langue =视为系统的语言)与‘言语’(la pa-role =在语言系统基础上进行的个别的言说)的区分,把具体的故事看作由某种共同符号系统支持的具体叙事信息。”[1](P4)法国学者的努力,为当代叙事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后,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美国学者普林斯、查特曼,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等人以他们的研究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贡献。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外叙事学的中心自法国向美国转移,形成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出现了一批如詹姆斯•费伦、戴维•赫尔曼、彼特 J.拉比诺维奇、希利斯•米勒、苏珊•S.兰瑟等叙事学家,他们的研究使美国学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叙事学界举足轻重。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人们也仍可看到各国学者所作的各有特色的研究,并形成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比如,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荷兰学者米克•巴尔所进行的叙事学的文化分析研究,德国与奥地利学者如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安斯加•纽宁等所展开的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研究,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罗斯•钱伯斯所进行的精神心理叙事学,多瑞特•科恩所进行的历史图像叙事学研究等。至于在叙事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经典叙事学之前的所谓“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各国学者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德国的形态学方法等对叙事学的影响也清晰可辨。

应该说,近20余年来,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对来自国外的这一理论,我们经历了翻译、介绍、吸取、消化、运用的过程,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分析上下工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国外引入的各种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可以说很少有像叙事学这样,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并一直有学者热衷于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同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的。与此同时,在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学者也逐渐注意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加以梳理和总结,并以叙事学理论作为参照相互融会贯通、求同辨异,以沟通中外叙事理论,促进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杨义1997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可以作为其中的代表。杨义认为:“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2](P1)赵炎秋也在1998年提出应重视对于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叙事理论。“西方叙事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之中,移植到中国必然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叙事理论进入中国,必然要做一些调整和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的依据,首要的自然是中国当代的叙事文学实际,但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叙事理论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3]这种沟通中西叙事理论、重视对中国自身叙事理论研究的思考与取向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这样的工作,不仅中国学者在做,国外也有学者在从事此类研究,尤其是那些未受到西方充分关注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印度当代久负盛名的诗人与学者阿雅帕•帕尼克于2003年出版了《印度叙事学》一书,总结了印度叙事艺术所采用的各种方式,确认了印度叙事作品中所运用的10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并偶尔论述了它们对西方叙述者可能的影响。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对印度的叙事理论与实践作了概述;在结论部分探讨了叙事文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附录部分则概述了亚洲的叙事传统。《印度叙事学》试图强调这样一种认识:在印度叙事作品的色彩斑斓、不断变化的一连串景象或事物中,故事讲述者构建起了十分清晰的叙事策略,而这是为印度以及国外的比较文学家所忽视的。可见,挖与总结自身的叙事传统,并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实践相沟通,是各国叙事学者、尤其是东方学者所关注的。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叙事学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者更好地为国际叙事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促进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和叙事作品分析?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领域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我想,也许“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之一途,并促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比较”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各个不同的学科所广泛采用。而在一些冠以“比较”的学科,如比较政治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等,“比较”则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它是构成该学科或学科分支的基础。既然作为比较研究,就不是对某一单一国家或单一对象的研究,它必定是涉及两个或多个对象的研究,其相互作为参照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比较叙事学”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考虑的。与一般的叙事学研究不同的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领域的叙事作品、包括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叙事理论之间的比较与对比,对于比较叙事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必须从总体上贯穿始终,对其从各自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更深一步的探究。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实际上已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的问题,并进行了与这一方向相关的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远未形成势头,也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98年,赵毅衡出版了《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这本书是他在美国准备博士资格论文时所做的读书笔记,全书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来阐释:“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己。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4](PⅠ-Ⅱ)该书从叙述行为、叙述主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述方位、叙述语言中的语言行为、情节、叙述形式的意义等方面,运用中外叙事作品作为例证,结合理论进行阐释,尽管其核心不在于进行比较研究,但其意义在于提出了“比较叙述学”的问题。傅修延在其1999年出版的《先秦叙事研究》中,强调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作者指出:《先秦叙事研究》“主要运用叙事理论来作透视与解剖”[5](P7),这里的叙事理论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叙事理论,也包含了西方的叙事理论。应该说,上述著作包括前面提到的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都带有比较叙事学研究的性质。

在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研究。但相较国内学者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与实践来说,国外学者对此似乎不如中国学者这样明确与积极②。在谷歌网站上键入英文“comparative nar-ratology”一词,出现的有效搜索结果相当有限。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的学者冈三郎在日本的《英文学思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朗费罗叙事文的“比较叙事学”:费德里哥鹰物语在路边客栈故事中的转换》与《早期英国悲剧比较叙事学研究》中,明确提出了“比较叙事学”。前述印度学者阿雅帕•帕尼克的《印度叙事学》,是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进行的,也应该可以看作带有比较叙事学性质的研究。纽约大学斯丹姆教授与乔治城大学瑞安格博士2004年主编出版了《文学与电影指南》一书,该书共25章,其中,第5章针对20世纪以来将小说改编为电影远远超过电影改编为小说(即所谓“novelizations”)、对书写文本转换为形象的关注超过了对相反的转换的关注这一状况,探讨了小说与电影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与其说它涉及的是研究影片——小说(film-novel)之间关系的问题,毋宁说是电影——文学(cinema-literature)之间的关系。它所研究的不是两类特定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实践一种在影片与小说之间穿梭往返、以便更容易理解的一种叙事类型,这种叙事类型既可以很好地用于分析书写文本,也可以很好地分析电影叙事。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对“比较叙事学”作了这样的界定:“要而言之,它将是一个我称之为‘比较叙事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如何对此作出界定?简单说来,比较叙事学并不致力指明两个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似与相异,而是要展开电影—文学之间的相互融通,以熔炼出更明确与富于成效的观念。”③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所表明的比较叙事学,更多的是以探讨不同种类的文学艺术文本之间的可融性与可转换性,而非致力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叙事理论与实践之间由于语境不同而出现的相似与相异、并由此出发进行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它与我们所提出的“比较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有所不同。

可以看出来,中国学界对比较叙事学研究方向的注意远远超过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他们的眼中,西方的学术理论就是普世性的世界学术理论。即使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长期以来占核心地位的,依然是属于西方范围之内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鲜少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学者而言,在西方学界,除了少数汉学家而外,一般治叙事学的学者对中国以及东方的文学与理论均所知甚少。西方学者是从他们自身自古希腊、罗马开始的文学传统来探讨叙事学理论、实践叙事学研究的,其理论概括中绝少看到来自除西方以外的文学实践。而一般说来,中国叙事学者除了对自身的文学与理论传统非常熟悉外,对源自国外的叙事学理论以及西方的文学实践也都不生疏。这样一来,对致力于研究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叙事理论与实践之间异同与关系的比较叙事学就难于由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叙事学者来承担了,而中国叙事学者却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杨义坦承:他在写作《中国叙事学》一书之前,曾在英国牛津访学时,批阅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著作,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叙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的阅读”,他说:“当看到一些西方著名学府的名教授对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曹雪芹、鲁迅一流巨人,竟然不甚了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少有资格对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产生怀疑。在西方学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中国学者有必要作出发现,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2](P4)作为中国叙事学者,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在比较叙事学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形成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特色。

在比较叙事学的视野下,可以进行富有意义的研究。在进行比较叙事学研究时,如下一些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比较叙事学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所作的比较研究。它将致力于探寻存在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之间的异同,并进而探寻造成这些异同的深层社会、心理、习俗、文化等原因。可以说,比较叙事学是比较文学透视下的叙事学研究,因而,一方面,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比较叙事学研究是适用的。比较文学“属于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之对比研究”[6](P11-12)。从总体上贯穿对不同文化领域中的叙事作品进行比较与对比研究,是比较叙事学的基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叙事作品,都带上了其形成的不同语言、文化与地域特色;而在这些丰富的叙事作品的基础上概括与总结出来的叙事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特色。与此同时,人类毕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表现在叙事作品中,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与一致的地方。因而,探究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相似与相异,不仅对研究文学作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极为有益,也将对形成于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作品与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对沟通不同文化、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人们的交流与对话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比较叙事学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可以将比较叙事学作为叙事学研究、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分支来看待,因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是比较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在研究中应该将“叙事学之基点”[7]贯彻始终。叙事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构成叙事学的基本要素,在比较叙事学研究中,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必须作为基本的导入点、基本的研究层面去进行。无论是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理论,还是所形成的叙事作品的比较与分析,抑或是其间所形成的差异以及相互影响与融通,均需在这样的层面上来进行。

第二,比较叙事学应该在比较文学与叙事学的理论基础上,深入挖掘与探讨丰富的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资源,包括古代的叙事理论与现当代的叙事理论与作品资源,以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比较叙事学研究的基点应该放在中国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上。中国有着几千年丰富的文学传统,有大量优秀的叙事作品,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中国自身富于特色的文学理论,包括叙事理论。对中国自身的资源挖掘越深、分析越透彻,就有可能将这样的研究做得越好。而在与国外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中,也才会更深入地发现与分析很多富于意义的东西。比如,在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即“视点”或聚焦的研究中,热奈特首先将聚焦区分为三种形式,即零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叙事。他认为:外聚焦叙事的作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变得家喻户晓,应该归功于达希尔•哈梅特的小说(他的主人公就在我们眼前活动,但永远不许我们知道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和海明威的某些短篇小说,如《杀人者》,尤其是《白象似的群山》,他守口如瓶,一直发展到叫人猜谜的地步。[8](P130)这里,热奈特几乎完全未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叙事作品的实践纳入其视野内。我们对中国传统小说稍作透视,就可以看到这种只对人物的外貌、言语、行为进行描述,而几乎不进入人物内心的方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并不罕见,白描式的描述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新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多少修正了他对外聚焦的某些看法,指出:“自然外聚焦不是两次大战间的美国小说的发明,它的创新只是在一般很短的叙事中从头至尾维持这个方法。”[8](P230)即便是这样,他显然也未注意到,在鲁迅早于达希尔•哈梅特、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中,人们可以发现堪称经典的属于所谓外聚焦叙事的短篇小说,如《示众》与《长明灯》。这两篇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而在对人物的描述中丝毫未深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只有对人物言语、外貌与行为的描述,但作品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撼的效果,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9](P108-123)对中国自身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探讨,应该是比较叙事学的立足点,在中外比较研究中,不仅可以深入挖掘属于我们自身富于特色的东西,丰富与发展叙事理论研究与叙事作品分析,同时可以相互沟通,增进相互了解。

第三,比较叙事学研究,其对象自然应该是双方或多方的。作为比较的一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作为立足点不可或缺;同时,作为比较研究,少不了相对的一方或多方。这一方或多方如何选择呢?从叙事理论发展的历史与叙事作品的影响来看,到目前为止,无论从理论的系统性或对中国自身的影响来说,尚无超过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与叙事作品可与之相比。这种情况,在近20余年来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因此,目前可以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作为比较叙事学研究主要参照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开展中西比较叙事学研究。当然,在逐渐成熟的基础上,也可以逐步开展以中国作为基础的、与除西方以外的其他语言和文化系统之间的比较叙事学研究。目前已具备这方面研究条件的学者,在中国与除西方以外的语言文化中所进行的比较叙事学研究自然应该得到特别的鼓励。应该使以中国自身作为立足点的基础上开展的比较叙事学研究日益丰富,范围更为广泛,以使叙事学研究真正形成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学科。

注释:

①英格伯格•豪斯特莉(Ingeborg Hoesterey)对叙事学的发展提出了另一种讲法,她把叙事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结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第三个阶段是所谓的“批判”叙事学,豪斯特莉称之为“新希腊化”(new Hellenism)时期。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讲法表明叙事学仍然蒸蒸日上。(见James Phelan & Peter J. Rabinowits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

②在美国学者普林斯2003年修订再版的《叙事学词典》中,没有“比较叙事学”的词条。 在戴卫•赫尔曼、曼弗雷德•雅恩、玛瑞-劳热•瑞安2005年编辑出版的《罗特雷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给予了诸如“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词条以大量的篇幅,对文化与历史叙事学、历史图形叙事学、精神心理叙事学、电子网络叙事学等均有词条和论述,对叙事与电影、叙事与音乐等也都不乏论述。但书中却找不到“比较叙事学”的词条,几乎没有对它的任何论述。这说明比较叙事学研究尚未受到欧美叙事学界的注意,未进入欧美主流叙事学研究的视野。

③Robert Stam and Alessandra Raengo (eds.), 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Fil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See http://www .blackwellrefe rence.com/public. 赵毅衡在其《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说:“近年来,由于符号学家的关注,电影叙述学发展很快,但其基本模式与小说的叙述学相通。本书将偶而用电影叙述的例子作对比性说明。”(见该书第2页)二者在此有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1](美)James Phelan,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赵炎秋.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刍议[J].中国文学研究,1998,(1).

[4]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6](法)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M].王炳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Mieke Bal.The Point of Narratology.Poetics Today, 1990:11(4).

[8](法)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9]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谭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