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安全研究论文

摘要：政治安全是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家政治安全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家政治安全研究论文 篇1：

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

摘 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计划促进多数行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行业新业态。除去在产业上的突破，“互联网+”也影响到我们的政治生活，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安全是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互联网+”时代带给政治安全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安全;国家安全

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等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实现政治稳定，维护政治安全尤为重要，因为它既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前提，更是改革发展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端信息技术与社交平台逐渐深入人们生活，我们也试图将这些新兴事物与国家政治结合，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一、“互联网+”时代给政治安全带来的机遇

1.改善国家治理与政治制度实施方式。以往汇报信息存在信息滞后、失真、混乱等弊端，往往最后无法真实地呈现。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新兴网络技术层出不穷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直接沟通的桥梁，这避免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真实、有效、及时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政府也能同步了解，从而扩大决策的民主基础，减少决策失误。互联网上的争论，有些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矛盾与冲突，它有利于各方利益博弈趋于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尤其有助于政府政策与社情民意的双向互动，集思广益、吸纳民智、听取民意、减少决策失误。同时互联网这个平台信息可以透明、双向的交流，为打造阳光政府、群众有效监督提供便利渠道。

2.促进政权稳定和政府安全。只有维持政治系统动态平衡，才可以维护政治稳定与政府安全。“互联网+”的出现对原有的政治系统必定会产生冲击。为了确保政治安全，政治系统必须设置“减压阀”。民众有了意见与想法，可以在网上合法发表，释放压力。互联网为弱势群体提供维权的新渠道。网络的低门槛、平等性，使其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场合。社会弱势群体通过网络曝光他们的遭遇，引起社会的重视，有些问题确实能够及时得到解决。而且互联网还提供民众政治监督的新渠道，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监督易于民众接受。

3.加强意识形态宣传。“互联网+”时代具有尊重人性、连接一切的特征，所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人们可以自由合法地表达思想，可以接触到多元文化的存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平台进行宣传，这不仅比传统的书籍、手册宣传要便捷、广泛、及时。而且还可以相互交流，集思广益，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双向互动，拉近距离。执政党可以更具体、真实地了解民众想法，从而在传统价值观上进行创新，形成更加适合国情、民意的价值观。新兴互联网技术为执政者提供平台，并且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对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深入解读，将共同的价值理念传播开来，深入人心。

二、“互联网+”时代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

1.弱化国家主权安全。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是各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时首要的考虑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互联网的普及，公众的国家意识会渐渐淡化。国家政府通过不断塑造、宣传、凝结民族意识，从而强化民众的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一方面让个人力量更加突出，个人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它跨越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區与地区的界限，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民族意识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具备全球性的通用价值观。再有“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更加相对化。网络削弱了国家对公民个人行为和信息传播的掌控能力，甚至国家权威也受到挑战。网络的跨国性、流动性、平等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增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由此削弱了主权国家在国内外事务上的自决权。并且在“互联网+”时代，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代替国家行为体完成某些事务，打破传统桎梏，获得更多的活动能量和活跃空间。

2.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时代，较之传统信息发布的垄断，信息传递畅通无阻。每一个个体都是信息的发布者、接受者，网民的数量决定信息的发布源数量。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已成为过去。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揭露。政府若想控制网络传播，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而且还需要相应配套的技术，这都会使政府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会被迫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传播，潜移默化地会逐渐认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动摇对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最终有可能成为网络殖民化的牺牲品。国家内部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也相当严峻。当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产生怀疑，国家政党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怀疑。那么政府努力塑造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会崩塌，国家政局会出现动荡，整个社会将陷入信仰缺失的恐慌。

3.影响政治稳定。“互联网+”时代，网络政治参与更加频繁。这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将导致非理性、非法性的政治参与滋生。当政府无法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相适应的层次时，政治体系的有效性、稳定性就会受到削弱，继而动摇或破坏整个政治体系。“互联网+”时代极大地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但是当这一热情突破了原有限度，反而会破坏政治稳定，导致政治动荡。

同样无序的政治参与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面临很多问题，互联网提供了民众发泄的平台，这些矛盾与问题会通过这一平台不断放大。一方面网络上的一些虚假消息会煽动民众不满情绪，从而失去理性，容易破坏政治体系的稳定。政府往往无法做出正确、理性的决策，影响整个政治制度运行。另一方面无序参与造成了政治沟通的低效和无序，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解决，由此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威胁政治稳定。

三、“互联网+”时代政治安全维护的有效路径

1.培养政治安全观念。必须明确“互联网+”的真实含义。本质上来说，“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我们还可以把互联网看成是一种工具，通过“互联网+”的模式，让生活中任何事物都得以改造、提升，从而实现跨界与融合。而针对互联网传播信息的特征，需要我们民众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不可以盲目、无秩序、非理性地参与其中，扭曲、捏造事实，传播不良思想。需要拿捏好尺度，掌握好火候。

对于我国来说，党和政府也要加强宣传政治安全理念。让民众清楚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从而号召民众积极参与维护，而不是让整个政治秩序因为无序的政治参与出现波动，严重到崩溃。“互联网+”时代为执政党提供很好的宣传契机，可以更好地掌握民情，了解真实的社会动态，从而更好地制定政策，这有利于维护政治安全。客观认识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影响。既要看到网络对政治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影响和挑战，又不能过分夸大网络的作用和影响。

2.增强管理力度和完善配套监管制度。“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风险与法律漏洞问题。针对此情况，政府要增强管理力度和完善配套的监管制度。国家立法机关需要提高立法效率，积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法治意识淡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等情况依旧存在。“互联网+”时代的立法要更加注重效率，行政机关要具备效率观念，合理配置资源，加快整个立法进程，更高效、更务实的完成立法工作。尤其针对互联网的立法，要更加迅速、高效。相关部门还需要具备立法的前瞻性与预见性。法律有其时效性，并且有相应的限度。在传统社会中，法律的修改、修订频率相对缓慢，其适用性持续时间较长，但在新时期迅速变化的互联网领域之中，新修的法律条文很可能在短短数年就不再适用。因此，必须加强立法论证。建立高效的反馈机制，完善互联网法律体系。“互联网+”时代，法律滯后性问题日益凸显，越发重要。高效的反馈机制必不可少。一方面，可以加快互联网反馈机制、信用机制、监督机制等完善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充立法范围，让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问题反馈当中，有效推进立法完善。

3.利用契机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坚持科学发展。发展经济是维护政治安全的重要基础，但是如果一味地坚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必会导致发展不平衡。所以要坚持科学发展，让“五位一体”布局同步协调进行。还要始终坚持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平正义有利于促进政治安全。当前中国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还存在如贫富差距过大、特权腐败、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些问题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中国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应该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坚持公平正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建立健全的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各种反映民意渠道;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网络参与就其主体而言是一种体制外、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只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种辅助问政和议政方式，它不可能代替既有的制度，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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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鲁清.“网络问政”与党的执政方式创新[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5）.

收稿日期：2019-05-14

作者简介：李至敏（1991-），女，安徽宣城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研究。

作者：李至敏

国家政治安全研究论文 篇2：

新安全观视域下政治安全的内涵分析及其体系构建

摘 要：政治安全是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是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从综合安全观的角度出发，我国政治安全的体系构建应包括：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实现政治安全之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塑造政治安全之魂，优化政治制度——影显政治安全之本，保障执政安全——打造政治安全之盾，稳定政治秩序——构建政治安全之核。将内部生长机制与外部防范机制紧密结合，并在各种复杂的政治变量中日益突出内在成长机制的政治安全系统研究将成为新趋势。

关键词：新安全观；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

一、引言

一般而言，安全从客观意义上讲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从主观上讲是因这种客观状态的存在而排除心理上的恐惧。安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术语，一旦与政治产生关联，便立即成为政府权威部门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涉及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传统的观点把安全等同于以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或者把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和攻击，其内容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安全的问题领域和范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逐渐突破了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并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推移。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地区及全球体系。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的问题视角开始聚焦到“人的安全”上，这无疑是最具道德说服力的，同时也是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概念。如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2](p.24)。虽然“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如忽视了国家层次的安全认同，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还比如把所涵盖的七类问题都提升到安全层面，容易导致“人的安全”概念的泛化，等等。但对“人的安全”的这些批判并不妨碍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力倡导，并在现代社会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众多不同政治背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接受度。

作为“人的安全”的核心内容，政治安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传统安全观念中军事－政治安全比重的相对下降，政治安全相对于以军事防御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和外延获得空前的拓展，在国家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的指引下，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逐渐脱离狭隘的国家间安全体系的零和博弈思维，从而获得更加宽广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政治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安全”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素，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pp.3237)}。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

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笔者对近12年来（截至2012年4月）两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以“政治安全”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不足200篇，远远低于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详见表1）。因此对政治安全的内涵、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极具理论价值。

对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国家主权说。这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是主权国家运用军事力量排除其他国家和政权的外部威胁和政治干预，确保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政治稳定状态。注重从主权角度来界定国家政治安全，并主要围绕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议题展开相关研究，代表了早期大部分学者的主流观点。如马振超等人认为，政治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国家政权的独立自主，免于遭受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4][5]。

这类观点不仅特别强调军事安全，而且把“国家”作为政治安全的唯一主体，其核心内容偏重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边界，甚至在很多语境下等同于国防安全。

（二）政治制度说。持这种观点者大多认为，政治安全主要是保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稳定。如梁艳菊认为政治安全就是保障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政治动乱，促进政治发展^[6]。杨宁认为政治安全是指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和有序的政治过程^[7]。沈伟烈等人则认为，除了保障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安全之外，还应该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安全的范畴，即政治安全还应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8](p.12)。

（三）经济安全说。这种观点认为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固然重要，但社会发展因素尤其是经济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不然“安全就是残缺的，甚至会导致不安全”^[9](p.117)。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愈加紧密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安全已逐渐成为政治安全结构的基础和核心要素。摒弃传统安全理念中的军事－政治思维，达成不同政治安全主体间求同存异的共识，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的必然趋势，因此，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正在被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所取代。

以上第二、第三种观点基本上都表达了政治安全不能只局限于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而是涉及更丰富的内容。

（四）综合要素说。这种观点强调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来理解政治安全问题，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他国家的影响而独立存在。政治安全既是国际交往层面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国内基本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综合安全。如冯来兴认为，政治安全既表现为一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防止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以及各种危险因素，保障国家的主权，同时也表现为在国内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保持权力机构对政治过程的控制，从而赢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10](p.53)。高中认为，“政治安全的内容包括主权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和政治制度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11](p.29)。也就是说，政治安全在外部表现为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受别国强行干涉和破坏，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内部表现为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对现政权具有广泛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政治安全虽然与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其内涵和外延又区别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无疑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它也涉及文化、制度、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政治安全内涵的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根据对其核心内涵的把握，我们可以对其界定如下：政治安全是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

政治安全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12]。当然，特定国家在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安全的结构内容是各异的，也就是说，政治安全不是由固定的要素支撑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受到政治生态的影响而调整变化，同时，影响政治安全的具体要素的影响力也会不断调整。只是在这种变动过程中，某些核心要素会始终处于较为突出的位置。因此，我们应该持有一种系统化的视角和寻求动态平衡的理念来分析政治安全的构成。

三、政治安全的特征分析

如前所述，政治安全是国家政治体系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它是主权国家在政治变迁过程中根据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与各方要素不断互动、调适的结果，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安全是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政治安全在特定环境中首先是一种静态的“无危险、无威胁”的状态，同时又体现为一种“保障这种安全状况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机制的有序运行”的动态过程。为了确保国家的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和政治秩序安全，必须适应政治发展的要求，使政治系统的发展过程呈现一种动态的连续的现象，从而渡过转变期的危机。同时，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各国由彼此敌对走向相互依赖，且依赖程度越加紧密，国际社会多种利益诉求和国内政治因素相互纠结，使得政治问题趋向于复杂化，而各国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也导致了新的政治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更需要我们以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安全问题。因此，也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安全模式和状态，只有不断追求、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政治安全才是有生命力的。

（二）政治安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安全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人类对自己生命和生命条件的无忧和放心，是对自己前途与未来的一种自信^[13]（p.9），因此，政治安全首先体现为行为主体认为不存在危险的主观态度；同时，政治安全又是客观存在的，表现为一种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是具有对抗一切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实实在在的保障。也就是说，政治安全不仅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也是各种在政治环境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秩序的客观稳定状态，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三）政治安全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一国政治安全首先是一个确定存在的事实或状态，但面对同样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状态，不同的政治安全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对于某些主体而言，可能属于“不安全状态”，但对于另外一些主体而言，有可能不存在实质性威胁。如对政治威胁或政治危机的看法及解决顺序，各国就有着不同的优先性和排列组合，美国曾一度把国际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政治安全问题日程上的重点；而非洲一些极度贫困国家面对的主要挑战则是饥荒、难民潮、艾滋病等天灾人祸。政治危机是与政治安全相对的，政治安全实际上就是危机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安全，没有政治危机，就无所谓政治安全问题，或者说没有提出政治安全问题的必要。不同主体对于政治危机理解的差异性将直接影响对政治安全的不同理解，因此政治安全又是相对的。另外，根据赫茨的“安全困境”定理，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会相应增加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每一方都把自己的举措解释为防御性的，而把对方的行为解释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根据这种观点，政治安全总是相对的，它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14]。因此，政治安全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主权国家即便在政治安全的状态下也应该尽可能预测到潜在的矛盾或者隐患的存在，所谓“居安思危”，同时加大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力度，并不断调整国家政治安全战略，以防患于未然。

四、政治安全的体系构建

在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模式中，安全往往关乎生存。安全问题被人们提出，是因为它对一个指涉对象（传统上是国家、合法政府、领土和社会）造成了“存在性威胁”，而这种威胁成为了一个国家合法使用武力的关键所在。可见，“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根植于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传统中”^[3](p.29)，这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随着全球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而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关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新安全观来审视当前我国政治安全可能面临的困境，并构建可持续的关注公民个体政治生存环境的政治安全体系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路径。

哥本哈根学派把现代安全分为如下五个维度：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每一类型的动因是由安全化主体和相关指涉对象所决定的。指涉对象可以是国家（军事安全）、国家主权或者意识形态（政治安全）、国民经济（经济安全）、集体共识（社会安全）、物种和栖息地（环境安全）。这种分析方法是有益的，它不仅强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还强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和民众个体的生存质量（当然，这多重目标相互间也并非完全独立）^{[15](pp.418)}。

这种对安全指涉范围的界定虽然并不完善，但为各国综合安全观的形成以及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框架。对于我国政治安全战略而言，则应根据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利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多元力量，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从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来构建我国政治安全的体系。

（一）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实现政治安全之源。军事－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并不能说明政治安全体系中完全不存在传统军事威胁的因素。传统安全以国家安全为主要内容，政治安全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而非传统安全则把安全领域从主权性的威胁拓展到一切与国家安全、人的安全及社会安全相关的领域，其外延远远大于传统安全。但严格说来，政治安全并不独属于传统安全的范畴，它也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内容。

有学者认为，当代政治安全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他的安全因素。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国家主权独立无疑是政治安全的前提要素。现阶段，我国把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仍然要面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艰巨任务。

现代国家是由主权观念定义的，主权就是以固有的被确认的领土和人口为基础的独立政府的排他性权力。正因为主权定义了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因此对一个国家造成存在性威胁的是那些最终触及主权的威胁^[11](p.32)，也就是说，威胁国家主权，就威胁到国家的存在，国家主权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前提基础，是源头问题。当国家的存在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一国的政治安全将成为空中楼阁，无源之水。

（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塑造政治安全之魂。国家不仅存在物质意义上的边界，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界线。意识形态是一国主权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是国家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在政治话语中，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具有强大的渗透力，既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意识形态的安全体现为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它可以确保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

从我国外部因素来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近年来西方社会利用一些现代媒体手段输入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做文章。从国内因素来看，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作为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须有效地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为政治安全提供思想保障。

（三）优化政治制度——彰显政治安全之本。政治制度是围绕政治活动而形成的所有政治体制的总称，通常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广义上包括政治领域的各项制度，包括政体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机关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原则等。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方式，网络使人们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政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这在一定范围内冲破了国家有效控制政治参与的阀门。亨廷顿试图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动乱”的公式论证，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和成熟的情况下，随意扩充和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将必然导致政治动乱^[16](p.51)。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对非正式的无序的政治参与的适当引导固然重要，但保护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不被破坏，使其保持稳定，并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政治制度设计才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

优化政治制度，就是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提升政治安全的原动力和自变量，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维护政治安全的一种新思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总体上是在我国政治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渐进性变革，其实质是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性质的前提下，对制度设计进行逐步的调整，以不断增强其适应性。因此，应该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政治环境进行创新，从而保持政治制度持续的活力。由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由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社会问题，可以说，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定政治秩序，确保政治安全的系统工程。

（四）保障执政安全——打造政治安全之盾。执政党是政权的直接体现，是对政治安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必须要有一个具备强大凝聚力的执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有力屏障。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主要体现在其执政能力的建设上，即紧跟时代发展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执政党的建设，保持执政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以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

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除了通过各种人力的、资本的、技术的手段提升各级公职人员自身行政能力外，还需要规范和引导其主观的行政服务意识，即培养依法定职责高效执行公务和依内在道德约束廉洁从政的能力。在加强执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中，首要的是加强各级领导廉政自律意识，重视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加深人民群众的认同感，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从而为政治安全提供坚实的后盾。

（五）稳定政治秩序——构建政治安全之核。基本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安全关系密切，一般来说，政治威胁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也就是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所在，对于一国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而言，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活动的有序进行，是政治安全的核心体现。

在互联网时代，政治秩序必然面临着全球信息化的严峻挑战，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给不同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各种恶意的网络政治参与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政治秩序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得多，其即时扩散性具有无法预计的不良后果。因此，一方面要对恶意的非正式的政治参与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要健全和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多种渠道。如果正常的民主参与渠道不畅通，民众就会更多地寻求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这反而会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另外，提升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民主需求，并公正而高效地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经济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尽可能地减少不稳定因素，才能不断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从而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确保政治安全。

五、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网络时代的先进技术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活动更加紧密相联，一国的经济、政治活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即时传遍全球并给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由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及其体系构建的认识可能各有侧重，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层面和社会领域的“重要”问题都需要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否则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只会导致“政治安全”问题的无限泛化，从而使安全问题成为一个伪命题。

可以预见的是，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将随着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日益深入而不断拓展，而将内部生长机制与外部防范机制紧密结合，并在各种复杂的政治变量中日益突出内在成长机制的政治安全系统研究将成为新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安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一个纯学理的问题，它需要理性思维，但同时更需要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经受实践的检验。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全新的理念来界定和认识政治安全，树立“多位一体”的政治安全新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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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健]

作者：舒刚

国家政治安全研究论文 篇3：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网络政治治理研究

〔摘要〕网络空间是物理空间的延伸，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折射。总体国家安全是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网络的广泛应用推动着网络政治的发展。网络政治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总体国家安全。网络政治治理符合总体国家安全的范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意。以总体国家安全为战略视角审视网络政治，促进国家安全体系与网络安全体系的构建，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国家安全；网络政治治理；网络空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总体国家安全观已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并通过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发生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報告中八次提及互联网，并始终将网络视作推动社会发展、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平台。在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网络政治是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通过网络空间的交织，反映了网络政治治理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网络政治治理面临的机遇

网络政治是指网络中的政治主体以信息技术为平台对现实政治的参与，表现为现实中具体政治事件与网络空间的结合。网络政治治理既是自上而下的治理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治理过程，是一个上下互动的治理过程，并通过沟通、协商、合作、建立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政治治理大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国家功能最小化，主张非国家管理机能，健全公民社会自治，实现人民自治最大化；另一方面，政治参与主体的之间的互动，并注重公、私以及其他组织间的互动，以多方参与提升治理效果。网络政治在赋予网民公民权力和公共权力的同时，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遇。网络政治沟通摈弃了传统政治沟通模式的弊端，利用网络治理开启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新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将政治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充分反映了我国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有序、稳定状态中面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政治是国家政权的核心，能否处理好政治问题成为国家政权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一旦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稳定及有效运行失效，其他一切安全问题都将成为空谈。反之，在政治安全系统有序运转的状态下，解决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则相对较为容易。互联网作为一种相对新生事物，仍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网络空间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决定了网络政治治理必将超越现实政治治理所具有的局限性。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和国情所处的复杂状态决定了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将面临着复杂的进程。从传统意义来看，我国是一个“内向型”国家，内部安全对于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比外部的威胁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况且，我国当前仍处于矛盾多发、危机丛丛的发展期。我国各地区在人口、民族、地理、现有发展条件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社会矛盾呈现多样化特征。多种条件的制约使民众通过传统政治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受限，基于此，网络空间成为相对自由、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民众在其中宣泄不满情绪、参与抗议性政治的有效途径。

（一）网络政治沟通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网络政治沟通作为一种新型沟通方式，其兴起不仅能够有效增进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同时也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有效途径。在网络空间，政治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民众的心理认同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我们可以将网络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分为程序上的合法性和实质上的合法性。西方民主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合法性的结构基础，基本实现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然而，这种体制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已经逐渐沉淀为仪式化行为，虽然具有合法性，但其实际体制却通常被置于这种仪式化行为之后。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既保障了政治治理的形式合法性，也保障了其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和体系的构建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证明了网络政治治理对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作用和价值，构成了网络政治治理的实质合法性。

网络沟通机制的形成使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互动体系，既有助于打造和谐的民主政治氛围，也为网络政治治理提供了新机遇和新内容，保证了网络政治治理合法性权力的有效供给，使广泛的民意基础成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推动力。公民通过网络空间与政府、公民与权力机构的有效沟通，充分展现了网络政治治理的实质，凸显了信息技术带来的政治效益。

（二）网络政治推动民主发展

网络政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为加速推进民主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即网络政治治理有助于加快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民主化进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民主政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贯彻和执行。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表现为由多数人的意志形成的公共权力。在网络政治社会中，由多数人意志形成的公共权力的表达聚合成为实现民主的关键环节。推进公民言论自由。网络空间既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网络天然具有的自由、平等特征使来自不同国家、社会背景的网民打破了民族、地域、身份的界限。网络改变了工业社会的原有结构，使管理和领导阶层有所减少，政府组织趋向于扁平化，便利了民众和政府的沟通。网络赋予每一个网民均等的参政机会，在不危及总体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每个网民都可以自由地畅所欲言。

（三）网络政治促进政府权力分化

在传统社会中，少数人凭借手中的权利使国家重要信息处于一种隐蔽状态。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网络政治打破了传统政治固有的权利分配格局，上层的政治权力逐渐被削弱，中下层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权力。互联网时代促使政治权力再分配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人们逐渐将视线转移到政治，并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力；二是出于维护行政安全的目的对权力集中进行制衡。权力再分配使公民拥有更多权力，从而加速了民主化进程。

（四）网络政治参与推进了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公民参与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1〕网络中的公民参与是公民以网络为载体试图影响政府决议的行为。网络政治彻底打破了过去政府对政治垄断的局面，提升政府政务公开化的同时，也扩大了公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使民众参与决策成为大势所趋。良好的政治参与制度既可以反应问题也可以解决问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制度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动力，当有效的参与制度介入网络政治治理，就会形成一个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循环系统，使民众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表达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政府及时反馈也会提升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效能。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释放社会长期以来积累的压力。

二、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网络政治治理面临的挑战

借助于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网络政治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弱化了国家传统制衡机制的同时，逐渐向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领域扩展，并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网络空间没有绝对的主导力量，网络中的政治個体多以分散的形式存在，无形中为治理主体增加了一定难度。网络的无政府性、虚拟性、主权超越性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给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了一系列威胁。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以及网络时代各国间博弈的全新战场。传统安全观曾经告诉人们，边疆如果没有军队保卫将是濒危的边疆，主权如果没有武装保护将是脆弱的主权。然而，“棱镜门”等由网络政治治理失范引发的安全事件充分揭示了信息技术背景下国家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网络空间结构的有限性对总体国家安全的挑战

网络空间的开放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对政权的垄断，政权开始逐渐转向民众，从而使更多的民众加入到参政议政的队伍之中。网络的开放也使政府变得更加透明，既扩大了民众的知情权，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我国网络空间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威胁：第一，政治安全是政治制度稳定和意识形态稳定的重要基础。一旦网络传播失控则面临着国家主权瓦解、国家权力分化的危险。第二，网络的开放性实现了国家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弱化了国家主权。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力度逐渐减小，网络空间的漏洞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网络空间具有匿名性，意味着任何个人或组织、团体都可以利用匿名的方式通过网络盗取政治情报、散播政治谣言，以达到颠覆别国政权、影响别国安全与稳定的目的。第四，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的优势，主导、掌控着海量的网络信息，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

（二）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和坦克的进攻，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2〕对意识形态的争夺归根结底是对人思想的争夺。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逐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新右派、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互冲击碰撞，彼此对抗，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并对网民产生极大的影响，不断干扰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外进行思想渗透的趋势：“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有普遍性的思想。”〔3〕意识形态的演化和渗透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旦思想这道防线被攻破，其他防线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多元性的社会思潮具有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特征，在削弱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一旦任其极端发展，必将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三）网络政治面临无边界与主权国家有边界之间的矛盾

网络是无国界的，网络政治作为政治学在网络中的扩展，也是无国界的。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进而瞬息万变，相对于这种瞬息万变，网络政治治理体系显示了其本身的滞后性，网络政治治理体系一旦未能与网络技术发展保持同步，就会使无边界的网络空间与有边界的主权国家之间产生冲突成为必然。各个主权国家通过网络空间激烈地争夺着信息的使用权和主导权。加强网络政治治理既是维护主权国家其他领域安全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需要应对的新兴问题，如有治理不当或治理不及时，将会给主权国家带来严重威胁。

网络空间的无边界与主权国家有边界的矛盾在网络政治中表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的公共危机。从信息传播层面来看，任何信息一经在网上匿名扩散，发布者就可以隐藏在罗尔斯称之为“无知之幕”的背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暗箱操作，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从国家安全治理层面来看，国家为保护其自身安全而设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设施连同边界也只是有名无实，充分说明网络空间消除了物理空间的界限。网络空间无边界与主权国家有边界之间存在矛盾，且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相比，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安全处于一种无边界的开放状态之下，不但受制约于网络技术，也受到网络政治所特有的虚拟性、跨界性、渗透性等特征的局限性影响。

（四）网络权力关系失衡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加速信息格局变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权力格局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网络空间中“隐形”权力的扩展。法国学者福柯认为：“这种‘隐形’权力能形成一种混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权力关系能够被精细入微地调整，以适应需要监督的各种过程……总之，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一切，即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4〕英国学者边沁构思的“全景敞视建筑”成为福柯对权力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来源，被福柯曾经喻为“毛细血管浸润”的网络权力被视为网络社会中最为深刻并且能够体现其本质的权力。网络利用其独有的特质在全球网络体系中构建了这种“全景敞式建筑”。然而，网络技术的不确定性也构建了一个几乎难以防御的权力体系，并以金字塔结构呈现。位于最下层的民众对来自最上层的权力只能选择拒绝或者接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有效的反抗方式。

（五）意见领袖意见失当

意见分化、逻辑混乱、信息误读等网络传播的负面性特征使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中出现了失当行为。表现为两点：其一，意见领袖在言辞中的激进行为。很多意见领袖喜欢用具有煽动性的语言发表言论，辅之以情绪宣泄和施加影响来争取网民的认同。当恣意的情绪宣泄掩盖了客观事实和理性思维的表达空间，感性的表达就会演变为极端暴力语言。其二，由于意见领袖通常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会或多或少拥有一些“粉丝”，其激进言辞将会加剧群体极化效应。网络空间有着多种多样的意见阵营，意见领袖作为大众传播的中坚力量，一旦其行为失当会促使其“粉丝”集体失当，进而引发各个阵营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三、网络政治治理困境成因分析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网络政治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说网络政治是虚拟的，因网络政治治理失效引发的安全事件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威胁和伤害则是现实的。网络空间看似是无边无界，其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却近在咫尺。

（一）网络政治动员对网络秩序的冲击

网络政治动员是指动员主体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鼓励召集网民在现实从事政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强化政治功能的行为。作為一种政治手段，网络政治动员对国家、政治运行和国家安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网络政治动员使网络政治秩序失衡。由于网络政治动员有着广泛的政治参与主体，必然会给现实政治带来负面影响和冲击。相比传统政治动员中有针对性的动员对象，网络政治动员的对象是所有网民，参与对象数量的增加改变了传统政治动员中受众的利益群体性质。包含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普通民众也有社会精英，既有技术管理人员也有自由职业者，广泛的覆盖性使网络政治动员受众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相对较为容易，但也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使公民对当前的政治秩序怀有抵触情绪，二是因公共事件的引发而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

由于网络本身的匿名性，发起者利用技术手段将自己隐姓埋名，使网民通常并不知道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动者是谁，面对当今的网络政治动员，传统的安全监控体系已经失效，这就意味着一旦自发的网络政治动员引起动乱并且影响到国家安全，将会很难找到发动者，更难以追究责任，进而增加了网络政治治理的难度。

（二）传统网络防护机制有待完善

传统网络防护机制失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安全领域人才匮乏。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速度迅猛，网络技术、运营管理等也该得到相应地扩展。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一些管理者并不具备网络安全运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比我国日益增长的网络安全需求，网络安全领域的人才储备稀缺，这一现状将无法适应我国网络安全建设的需要。第二，缺乏有效的安全应对措施。国内网络安全建设的厂商在与日俱增，五花八门的产品全面覆盖，可网络安全事件却依然层出不穷。网络安全既然已经不是利用防火墙、杀毒软件、补丁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大量安全产品就能够治理的，足以说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边界已经荡然无存。第三，网络攻击不再是漫无目的，通常将经济、政治、军事等有针对性的领域作为攻击目标，并常常采用新开发的威胁手段，可见，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已经不再适应日益发展的网络安全状况。

（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能力相对薄弱

第一，网络时代的话语生成往往非常迅速，并具有碎片化及无中心性特征。在这种流动的布局中，我国未能重视网络传播的本土化，未能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叙述我国取得的发展成果，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显得缺乏感染力和亲和力。第二，一些学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各执一词，对一元指导思想缺乏连贯、系统的表述，甚至相互矛盾，例如，有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发展道路割裂开来，提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观点。第三，对人民群众的理论困惑缺乏及时、有效的正确引导，任凭其自由发展，一旦思想认识未能得到统一，思想阵地就会处于混乱的状态，不利于马克思作为一元指导思想的作用发挥。第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显得相对有所欠缺，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实践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仍有欠缺、不足之处，导致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通常被理解成空洞、乏味、宣传标语性质的政治口号，社会建设成就有待于及时转化为人民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认同。第五，我国意识形态领导工作责任不够明确，缺乏主导议程设置，应对机制失效。

四、优化总体国家安全的网络政治治理路径

从个人到国家，从国内到国外，从网络到现实，网络政治治理的普遍化不但要求治理主体具备灵活应对安全失范的多种有效方式，也需要具备科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治治理能力以及民众对于安全需求的满足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虽然充斥着大量的负面信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网络中的大量资源，并使这些资源成为确保国家安全的实体资源。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性课题，网络政治治理也理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迫切需要政府和民众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政治治理模式。

（一）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加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的效绩与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力、执行力密切相关，也与治理结构、治理体制有关系，核心体现在“人权的保护和公平正义的维护”方面。〔5〕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政治治理是一种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社会功能治理活动。维护网络安全归根结底是维护人的安全，当人类还未进入民主社会之时，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就逐渐意识到建立国家的初衷是保障公民安全。显然，当代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已经构成了国家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占据的比重日益提升。一方面，网络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互为依托。将网络治理纳入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之中，使网络治理体系依附国家治理体系，使国家治理效能依靠网络治理效能，从而以国家治理促进网络治理，同时，清朗的网络环境也为顺利实施国家治理提供安全条件。另一方面，网络治理体系与国家安全体系相互强化。网络治理体系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防御基础，国家安全体系是网络治理体系的制度支撑。以国家安全为体，以网络治理为用。建立网络政治治理体系即是保护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也是强化网络政治治理体系的需要。

（二）坚持政治正确的舆论导向

当网络将世界变成一个流动的体系，人们将现实中的政治舆论延伸至网络，为网络政治舆论的传播搭建了新的平台，网络空间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领导的新场域。基于此，我们必须牢牢掌握网络空间的话语主导权。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幻莫测的今天，网络空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舆论，既有正能量的舆论，也有负能量的舆论，无论哪种声音，都可能会因为公众辨别能力的缺失而广泛传播。面对各种谣言、谬误等负面信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需要主流媒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志，通过网络平台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最大限度地增强人民信心，凝聚思想共识，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网络最强音。

（三）加强网络伦理建设

网络伦理是指人们在网络空间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随着我国对道德伦理建设的日益重视，网络伦理具有的约束功能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这一论断为我们指出了网络伦理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只有持续加强网络伦理和网络文明建设，才能最大化网络对人类的正面价值，同时最小化网络对人类的负面作用，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持久清朗。〔6〕

网络伦理具有自我审视性。人的自然属性在网络空间持续扩张、道德伦理失范现象频发导致网络不良行为泛滥，严重危及着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全，迫切需要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可以说网络伦理诉诸的道德和良知是任何解决方式都难以企及的。它使人们自觉以规范的网络伦理为标准，衡量和反省主体自身在网络中的言行，及时发现自身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它强调理性思考以及对自我内心的审视，主张高度的自律性，对于有争议的话题，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理智地与人探讨，以道德伦理诠释自身的实践，在相互理解中寻求双方的共识。

网络伦理具有引导性。道德伦理的标准往往是理想化的。面对道德伦理，我们需要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并以此为目标终生不断努力，因为通往道德的路途是永无止境的。追求道德的过程是一个品质不断得到完善的过程，追求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

网络伦理具有现实性。今天之所以强调网络伦理是因为它能够以更具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的价值准则建立高度自律的伦理精神和观念共识，并铸造了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民主意识和创新思想。网络伦理因基于生活化的要求以及对优秀美德的传承而更加深入人心。网络空间的实践主体是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人是现实的，网络伦理的普及必将打破虚拟与现实的分割，超越两者之间的虚拟对立。

（四）保障公民权益

公民权力和公民利益失效是导致网络政治舆情群体极化现象的根源。满足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营造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化解民众不满需要借助于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首先，需要转变传统的政府治理理念与方式。政府治理方式既是民众所关心的热点话题，也是网络政治舆论引发的主要诱因。对此，政府有必要以善治来培养民众的参与意识，构建服务型政府，主动化解公众矛盾。其次，注重民生建设，努力使群众利益最大化。通过民生建设来维护各个利益阶层的合法权益。底层认同和阶层分化导致民意极端化，需要积极主动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增强公民的幸福感，保障公民权益，推动社会良性发展。最后，腐败也是引发网络舆论的又一重要因素。多发的腐败案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必须予以妥善处理，以避免民众形成偏激心理。虽然我国在反腐斗争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实践的发展仍然要求治理主体结合新形势、新特点不断完善反腐制度和体系，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及时消除民众对公权力的抵触情绪。利用网络舆论来打击腐败，不但会使民众获得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随着舆论呼声的高涨也会使反腐力度有所增加。

（五）优化网络队伍建设

强化网络舆情采集队伍建设。随着网络舆情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舆情信息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新领域。网络舆情采集者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网络信息的安全。需要舆情采集者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为了获取更加全面、丰富的信息，在舆情的采集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每一条舆情的传播途径及其影响力，深入分析舆情背后的社会背景，在多样化的信息中通过相互对比、相互补充，从中发掘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将采集网上舆情和收集网下舆情相互配合，以网上信息采集为主，以保证网络舆情的数量和质量。无论对于国家重要决策、重大事件引發的网络舆情，或是对于社会思潮和理论引发的舆情，必须与党中央和主流媒体保持高度一致。检测舆情走势，对于负面舆情，通过关键词的设定，对敏感舆情内容进行跟踪，及时发现传播源头。

强化网络舆情评论队伍建设。一支能力强、素质高的网络宣传队伍评论员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能够辨别善恶、是非，时刻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善于运用“接地气”的语言风格评论舆情。设置讨论议程，当讨论偏离主流思想的轨道，评论员要以有效的方式使讨论者回归正轨或者停止讨论。能够客观地分析社会热点，视角独特，论点新颖。及时澄清虚假信息，答疑解惑、言之成理、循序善诱，消除不良影响，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

强化网络舆情引导队伍建设。网络舆情引导者即意见领袖。他们通常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对他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网络舆情引导者既要对社会环境进行深入考察，又要面向普通民众，并善于从变化莫测的国际国内问题中发现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网络舆情引导者要有很强的个体独立性，能够以敏锐的视角审视社会，以理性思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批判精神和人道精神来引导网络舆情。引导者要具有对海量信息进行去伪存真的能力，注重从特定的视角出发，容纳各种科学、理性的观点和见解，对于非理性和偏激的社会思潮，要以理智替代愤怒，以自由辩论代替矛盾和争执。

五、结语

国家安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民幸福的前提，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保障。受国内国际环境影响，总体国家安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域中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迫切需要以全面、系统的视角审视影响我国安全的多种因素。十九大报告中“国家安全”出现了十八次，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并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基础之上，客观分析了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形势，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网络发展治理实践相结合，先后在国内国际重要场合就网络治理作出深刻阐述，提出了一系列网络治理的新思想新论断。以网络政治思维把握其中的规律和内涵，用政治思维审视国家安全观、践行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观，努力使网络利用、发展潜力最优化，以此维护国家安全，提升网络政治治理能力。

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看似相互分离，实则相互联系。联系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当现实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折射到网络世界，政治主体可以将网络世界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分离使两者在不同的空间同时运行，时而会摆脱相互支配和制约。网络空间赋予政治主体充分的自由和权力，不同的政治主体在网络空间获得更多的机遇。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网络政治治理，不仅在于治理主体利用何种治理途径达到何种治理目的，而且在于治理主体如何利用网络空间有效发挥政治优势来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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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作者：张爱军 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