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趋势受害人保护措施论文

2月17日，英国威尔士首府加的夫皇家法院宣布，支持检察官刘易斯（PaulLewis）的指控，裁定2016年8月19日在家暴中将中国籍女友毕习习殴打致死的乔丹.马修斯（JordanMatthews）罪名成立，并将择日宣判。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际趋势受害人保护措施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趋势受害人保护措施论文 篇1：

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探讨

摘 要：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的适用是侵权行为法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制度。目前我国只是笼统地采用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结果使特殊复杂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简单化、机械化，存在许多弊端。通过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关键词：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侵权行为；准据法

产品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最初起源于英美国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到了各国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市场日趋丰富，跨越国界的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涉外产品责任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各国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规定形式不同，有的国家没有对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出特殊规定，而仅规定了一般侵权适用的法律，而有的国家对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作出专门规定，如意大利、瑞士等。

中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和1994年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标志着我国产品责任法律正趋于成熟。但是，随着经济交往和产品流通的日趋加快，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原有的产品责任立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修改产品质量法的呼声越来越高。2000年9月1日，修正后的《产品质量法》正式实施。该法从实体法层面扩大了产品及产品责任主体范围、明确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规定了受害人亲属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给付死亡赔偿金等，这加强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具有一定的实用性。遗憾的是，修正后的《产品质量法》作为专门调整产品质量和产品责任关系的部门法依旧没有对涉外产品责任问题作出规定；有关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依旧只能依据《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处理。由于《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简单而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体系中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实践表明：我国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规范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

1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尽管侵权行为采用行为地法这一冲突法原则有广泛的理论基础，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在解决跨国侵权责任纠纷中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尤其在涉外产品責任法律适用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侵权行为地”一词在概念上存在不确定性；“侵权行为地”在司法实践中不易认定；“侵权行为地”往往具有一定偶然性；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具有一定局限性等。

2 “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对“侵权行为地”的概念界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因为这个概念范围较宽，可选择的余地较大，法律又规定，“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这就将选择权赋予法院。目前，我国法院的审判环境和法官素质还不够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法院的权限必然引起以下不利结果：扩大了法院地法的适用机率；增加了法院准据法选择的任意性，易引起对判决的质疑；降低了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程；增加了法院不公正判决的可能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这个规定过分强调了我国的司法主权和公共秩序，增加了法院地法重叠适用的可能性，不符合国际立法主流趋势，具有一定局限性，同时，该条对在我国境外发生的，但我国产品责任法不认为是侵权的行为关闭了法律选择的大门。其立法本意在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这把双刃剑在伤害了外国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我国消费者在境外遭受产品侵害将同样得不到我国法律保护，即使他在外国法院的起诉得到了判决支持，在我国法院仍得不到承认和执行。

4 现行法律条文本身不够严密

《民法通则》第146条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只体现了“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没有明确侵权行为的认定、责任主体的确定、责任减免等侵权行为其他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但考察立法者的意图，从有关上下文及逻辑结构看，立法的本意并不是分割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各个方面，而是统一由侵权行为地法律调整。但是，现有法律条文的文字表述不够全面和准确，容易产生歧义，在具体准据法确定过程中会引起争议，如前面提到的，有的国家对时效、举证责任等问题，认为属于程序法调整范围，主张适用法院地法而不适用于产品侵权行为的准据法，此时，我们对该条规定如何解释和处理便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此，在相关条文的规范过程中，也应明确准据法适用的范围或者采用不易引起歧义的表述。

我国现行国际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对相关国内立法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对国内法的修改应该体现在实体法和冲突法两个方面，实体法方面如提高产品责任赔偿额，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措施，完善各项规定，真正与国际接轨。本文在这里仅就冲突法的立法健全提出一点建议。

修改或重新制定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范的原则应包括：

其一，当事人知道原则。涉外产品责任所适用的法律应当是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的法律，排除被告不可预见的法律的适用，可增加法律规定的公平性，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产品责任者的行为往往是在他所应知道的法律的规范内进行的，根据该法律，他决定自己作为或不作为，违反该法律，他就要接受法律既定的惩罚，这是最基本的法律调整结果，如果生产者按照其应该知道的法律约束自己的生产行为，而发生责任事故后，冲突规范所确定的准据法却是生产者不可能预见的，让与产品生产无关的国家得到法律的惩罚，对被告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其二，原告有权选择法律原则。产品责任诉讼中的原告不同于其他诉讼的原告，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因此，应当效仿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给弱势群体的原告以一定的特权，这样才能从实质上做到“公平”。原告选择的法律必然是对自身有利的法律，采用其选择的法律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体现。原告选择法律原则立场鲜明的加大对受害人保护力度，使受害人损失最大限度得到补偿，并能通过对产品责任人的惩治，增强产品质量意识，以立法手段推动市场整体产品质量的提高，从而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其三，“严格适用”原则。单个连接因素的本身不能单独决定有效的准据法，必须和其他连接因素重合方能适用，做到受害人利益和责任人利益的平衡，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单个连接因素往往有一定的偶然性，直接适用对受害人和加害人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也与最密切原则相违背，规定连接点的重叠，加强了连接点适用的可行性，避免偶然连接带来的不确定后果，更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其四，涉外产品责任的各个实体问题统一确定一个准据法原则。一个产品责任侵权关系中，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种是侵权责任认定关系，即确定一种损害能否构成产品责任侵权。另一种是赔偿数额确立关系，即究竟赔偿给受害人多少钱。有的学者认为：对一个涉外产品责任，应将两个法律关系进行分割，对问题的不同方面，适用不同的准据法调整，即侵权认定中适用受害人知道的法，数额确定上适用赔偿人知道的法，实现了两种知道的对抗和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笔者认为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关系两个部分分割没有必要，对责任人利益的平衡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调整，硬性分割的表现的公正性并不突出，反而使案件复杂化，带来法律识别、查明的诸多麻烦。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完全适用单一准据法，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稳定、和谐与统一。事实上，分别和统一确定准据法的优势和不足是互为补充的，选择统一法，只是从整体的权衡上考虑的。

按照以上原则，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应表述为：

对于产品责任侵权之债，如果直接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内国法，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或引起损害的产品生产或销售地，或损害结果发生地，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内国法；如果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的内国法，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或引起损害的产品生产或销售地，或损害结果发生地，也可以适用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的内国法。直接受害人可以在以上直接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内国法与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的内国法中选择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如果以上指定适用的法律不存在，则适用被请求承担责任的人的主营业地国家的内国法。如果被请求承担责任的人证明他不能合理地预见产品或他自己的同类产品会经商业渠道在该国出售，则该直接受害的人的惯常居住地国家的内国法不适用，而应适用被请求承担责任的人的主营业地国家的内国法。

参考文献

[1] 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赵相林，曹俊.国际产品责任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 徐冬根，薛凡.中国国际私法完善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4] 杨立新.侵权赔偿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5] 曹建明.国际产品责任法概说[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6] 曹建明.国际商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7] 程信合，赵湘英.产品责任法比较研究[M].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作者：赵文燕

国际趋势受害人保护措施论文 篇2：

英国式家暴

2月17日，英国威尔士首府加的夫皇家法院宣布，支持检察官刘易斯（Paul Lewis）的指控，裁定2016年8月19日在家暴中将中国籍女友毕习习殴打致死的乔丹.马修斯（Jordan Matthews）罪名成立，并将择日宣判。

毕习习1992年4月24日生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家境富裕，15岁时和弟弟一起被送到英国上学，成绩优异，通晓4门语言，遇害时是加的夫城市大学国际商业硕士生。马修斯小毕习习一岁，原本是加的夫一间酒吧的侍应生。

两人自2015年4月起通过网上约会网站Plenty of Fish“配对”，随后成为恋人关系，此后毕习习帮马修斯支付了住房租金、杂费，还送了他一辆汽车。

但熟悉他们的人称，从关系开始后不久，马修斯就经常对毕习习实施家暴，理由则五花八门，包括“和其他男人搭讪”、“不够关注自己”等。检察官刘易斯指出，马修斯在两人交往中表现出“操纵欲和占有欲”，而毕习习则“日益安静、退缩和顺从，甚至为莫须有的‘错误’或服从”。

定罪 迟到的慰藉

8月19日事发当天上午，毕习习去伦敦看望朋友，当时朋友就曾发现她脸上有淤青。当晚马修斯从加的夫火车站接毕习习回家，随后两人发生口角（原因据称是马修斯怀疑毕习习“搭讪其他男性”），马修斯多次痛殴对方，并在其睡着后继续施暴。马修斯自己称，当她发现对方停止了呼吸，开始惊惶，并随后反复拨打紧急电话。他宣称“仍然爱对方”，称对方“很完美”，自己“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才与之交往”。他承认殴打和“误伤”，但否认谋杀指控。

毕习习在当天当地时间8时30分被宣布死亡，死后法医检验发现其身上新旧伤多达41处，包括多处肋骨断裂、下颚骨断裂和严重瘀伤。法医发现死者曾被凶器打断骨头，但遇害前已治愈。

曾有报道称，马修斯是“空手道黑带”，但随后他承认“是吹牛”，他只是接受过空手道训练，并“通过看成龙武打片学会了蛇拳”。检方和他本人都承认，事发时他吸食了“大量”大麻。

针对马修斯的自辩，检察官刘易斯指出，不论马修斯是否是“武林高手”，但他身材高大健壮，而毕习习身高仅5英尺9英寸（约1米55）且手无寸铁，因此“面对被告的施暴完全无力抵抗”，被告随即对受害人施加了“恶毒、持续和长时间的”暴力殴打，并最终导致受害人死亡。

对于法庭裁决，毕习习家人通过一份声明表示，被告“自私、冷酷、残忍”，希望法律惩罚有助于阻止“被告伤害更多其他人”。

家暴与立法

2月18日，也就是马修斯被法庭裁定有罪的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将立即实施一项旨在改变目前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模式的新计划，以确保每个在英家庭暴力事件受害者得到切实保护。首相特雷莎. 梅（Theresa May）表示，家庭暴力是“可憎的犯罪行为”，解决家暴问题是本届英国内阁的“优先事项”。

英国在家庭暴力问题上，是欧美国家中较为突出的。

根据英国政府的官方定义，家庭暴力事件是指针对16岁以上家庭成员实施控制、强制、威胁、暴力、虐待等行为的案件，其中暴力和虐待行为包括身体、心理、性侵犯、财务以及情绪等方面。

英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在英国约有210万人遭受家庭暴力侵害，其中女性140万（耐人寻味的是男性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比例近年来也达令人惊讶的4成左右），每年英国约有8.5%女性和4.5%男性，宣称自己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

稍早时英国警方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英国男人在家里并不是什么风度翩翩的绅士：英国警察每天平均接到约1300个、每年约57万个投诉家暴的电话（也就是说没6-20秒就有一个），其中4/5是女性打电话指控其丈夫或男友

传统上英国因恪守“不暴露他人隐私”的原则，不能向试图打听自己未来交往对象是否有暴力倾向时，泄露任何信息，2014年3月梅出任内政大臣时推出《家庭暴力揭露计划》，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向警方作上述询问，如果警方发现被询问者确有暴力倾向，则可以如实告知，反之则仍只能“无可奉告”。这就是所谓“询问权”和“知情权”。

但这项努力早在《家庭暴力揭露计划》宣布之前，就曾遭到广泛质疑：2011年5月19日《卫报》刊出文章指出，梅和英国政府、司法界自相矛盾，一方面大声疾呼要“采取措施制止家暴”，另一方面却执拗地拒绝加入欧盟《防治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家庭暴力之欧洲委员会公约》，且对警方在家暴、尤其涉及移民和少数族裔家暴案件中的不作为漠然视之。

许多观察家指出，尽管历史上英国是全球女权主义发源地之一，但这个保留很多传统的国家，也同样残存着一些古老的“鹅桥逻辑”（见薄伽丘《十日谈》，借大卫王之口阐述“女人不打不行”的家暴逻辑），且正如某些家暴受害者保护组织所言，家暴“都是关着门发生的”，取证很难，外人干预往往不利。一位居住在爱丁堡的朋友称，她的邻居、一个年轻妻子曾被打得穿着睡衣冲出门外，一边跑一边打电话报警，警方赶来后她和丈夫却和好如初，宣称“只是做游戏”，警方也只得做了笔录走人。此后这一事件一再重演，警方也越来越敷衍，最后索性不来了。

无独有偶，不仅警察可能因家暴虚警疲于奔命，最终懒得再管“家务事”，受害者也可能因警察的不作为而产生“报警也没用”的想法。前述《卫报》文章中就谈及两个典型案例，其中一例，女性受害人在与家暴丈夫离异后，其住处未得到妥善保护，结果被前夫闯入施暴，她随接连找到两个警局报案，却清一色得到“丢人不丢人”、“这种事也来烦我”的不耐煩回答，随后找到一名检察官，竟被回答“现在是周末，等工作日再来”；另一例中，女性受害者报案后总是被警察很快送回丈夫身边，结果遭到变本加厉的殴打施暴，“如是者三，我再也不想报案了”。

相对本地人家庭，涉及外来移民、侨民、留学生、少数族裔的家暴更难受到关注，据妇女保护组织人士称，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很复杂，包括警方与这些“外国人”间往往存在沟通障碍，施暴者所属族群、教派“比较麻烦”警方不愿招惹，以及错误认为家暴是后者“传统习俗”、理应得到“尊重与宽容”，等等。

当时《卫报》呼吁“尽早加入《防治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家庭暴力之欧洲委员会公约》”，然而几年过去，当年的内政部长成了首相，英国却非但未加入“公约”，甚至反倒连欧盟都退出了。

一些反家暴和女權组织呼吁英国从法律上确立原则，即“经历过暴力的妇女皆应获得保护，无论其种族背景、法律地位、性取向、婚姻状况、经济状况或行业”，但时至今日并未得到政府积极回应。

2月18日英国首相府表示，新的“反家暴计划”将由内政部和司法部组建跨部门工作机制，首相直接监督实施，长远目标，则是“制定一部防治家庭暴力与虐待的新法律”。

但这个过程究竟需要多久？即便成功立法，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家暴泛滥趋势将得到严控？从《家庭暴力揭露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并不容乐观。

“触发机制”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尽管警方处理家暴案件时有时会不耐烦（看到前文所提他们每天接到此类报警的数量频率，就该明白这种不耐烦并非很难理解），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会认真受理家暴投诉；尽管社区工作者人数、密度和效率等都有可议之处，但一旦确认家暴事实的存在，跟进通常是积极有力的；尽管英国法律在家暴方面存在许多模糊之处，为家暴责任、家暴定罪量刑等带来很多麻烦，但一旦施暴者被裁定“不得接触潜在受害人”，其执行力度也仍然是可观的。

但这一切却往往因一个环节的障碍而陷入有心无力的状态：所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保护措施，都存在一个需要受害人主动“触发”的问题，如果被施暴者囿于种种原因不肯主动“触发”，或“触发”后反悔，则家暴保护机制的运作就会遭遇重重阻力，甚至被迫戛然而止。

那么，不肯“触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受害者沟通表达能力不足、经济上存在对施暴者的依附关系、受到本社区、族群、教派、家族强大陋规影响约束、担心“触发”后遭到施暴者报复……这些往往都会成为受害者“不触发”或反悔的理由。移民、少数族裔或某些教派的受害者“不触发”现象更常见，于此也不无关系。

问题又来了——毕习习在英国住了好几年，语言和沟通完全没问题，家境殷实不存在对施暴者马修斯的财务依赖（恰相反后者反倒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受害者的财政贴补）……这样一个人，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讳疾忌医，不但不“触发”，反倒一再矢口否认自己遭受了家暴？

据朋友介绍，这类情况在英国并不算罕见，其原因也非常复杂，比如受害者自尊心较强，不愿让更多人知道自己遭遇以免“丢人现眼”；对施暴者仍存在感情与幻想，认为“我做得更好些他或许就不会这样对我”；某些施暴者施暴后便痛哭流涕哀恳悔过，让当事人“下不了手”，但时过境迁又故态复萌……当然，也有些受害者可能患有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施暴者产生一种且恨且依赖的奇怪反应。

即便在《家庭暴力揭露计划》明确“询问权”和“知情权”后，这一权利除当事人外，也仅有“疑似受害人的雇主”（如雇主和警方核实，证明疑似受害人遭受家暴，警方将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受害人安全，并酌情考虑是否将施暴者的情况记录在案）可以行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触发不反应”的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毕习习案中施暴者马修斯是大麻吸食者。多家研究表明，吸毒者、酗酒者、精神病患者等，具备家庭暴力倾向的可能性远大于正常人。去年夏天，英国多家社会救助机构曾推出所谓“转移救助目标”的计划，宣布鉴于“大多数家暴是有原因的”，他们将转而帮助那些施暴者“强制性改掉恶习”，并对合作者给予就业、居住等资助，倘不肯合作则会受到警方“特别关照”。

这一逻辑一一经宣布就引起舆论大哗：一些人指出，明明受害者更需要帮助，结果反倒是施暴者得到“奖赏”，这简直是黑白颠倒；更有人进而认为，这种“施暴有苦衷”说未来很可能成为施暴者为自己“接受帮助”后继续施暴辩护的理由——“我施暴是有苦衷的，你们治疗效果不佳是你们的问题，我是没有责任的”。

作者：陶短房

国际趋势受害人保护措施论文 篇3：

网络名誉权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网络名誉权 立法保护 侵权行为

网络名誉权是传统名誉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延展，指名誉主体在国际互联网及计算机存储这一特殊领域内享有的保有和维护其名誉，获得客观公正之社会评价以及免受侮辱、诽谤等加害行为的一种人格权。现阶段，受一些网民素质、技术短板等因素限制，导致网络暴力行为未能得到有效抑制，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现象时有发生，对正常网络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更侵犯了公民网络名誉权。因此，理应利用法律武器予以保护。
网络名誉权侵权特点

利用网络虚拟空间侵犯名誉权具有独特特征，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侵犯网络名誉权行为隐蔽。不同于现实社会，侵犯网络名誉权的行为均发生于网络，侵权者可以借助虚拟身份进行隐蔽，不容易受到法律的制裁，加剧了侵权者的侵权行为，如不有效对网络名誉权进行法律保护，侵权行为将肆无忌惮，法律的权威将饱受质疑。

二是侵犯网络名誉权行为便捷。侵犯网络名誉权可以直接采取语言攻击，也可以利用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如不予以制止，则会加重受害人的名誉影响，也会给网络空间带来消极影响。

三是侵犯网络名誉权行为影响广泛。侵犯网络名誉权的直接危害就是影響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在网络世界中，信息传播速率呈几何倍增长，一旦存在恶意攻击行为，会快速造成广泛影响，对受害人的伤害无法估量，尤其是涉及企业、商业模式的侵权行为，更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影响，为防止巨大危害出现，保护网络名誉权迫在眉睫。
侵犯网络名誉权责任认定

界定是否构成侵犯网络名誉权，需以三要件作为判断标准：

第一，侵权人的网络言论具有违法性。侵犯网络名誉权必须是侵权人的言论具有侮辱性或诽谤性，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如果行为人仅仅是阐述事实，并且属于合法言论，不应视为侵权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侵犯网络名誉权中涉及的言论违法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判断，容易与言论自由产生冲突，必须谨慎对待。一般来说，陈述事实行为不应视为言论违法，而以毁坏他人名义为目的、超越理性范畴等的意见表达则可能触犯法律。

第二，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必须指向特定人。侵犯网络名誉权的本质在于侵犯名誉权，这里的名誉权需要指向特定人的名誉，由于侵权人的言论导致特定人社会评价降低，对特定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并产生相应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指向特定人并不意味着必须“指名道姓”，侵犯网络常用名称，或采取“含沙射影”方式，足以被社会公众准确定位的特定人，都应属于指向特定人。此外，虽然侵犯网络名誉权指向的是虚拟主体，并不必然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对应，但虚拟主体也具有名誉，侵犯网络名誉权会导致虚拟主体在网络中的评价降低。

第三，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被社会普遍知晓。侵犯网络名誉权的前提是被社会普遍知晓侵权人的不当言论，因此，侵犯网络名誉权的侵权行为必须“公之于社会、传诸第三人”，必须形成一定的网络影响。与此同时，如果侵权人的言论未引起社会关注，或社会公众不能准确知晓特定人，就不属于侵犯网络名誉权。
网络名誉权法律保护措施

立法保护。明确的法律法规是网络名誉权法律保护的前提与基础。当前，我国尚未明确网络名誉权法律保护，但有着明显的立法趋势，应加快关于网络名誉权的相关立法工作，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制侵权行为。首先，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中增设条款，将侵犯网络名誉权与侵犯名誉权合并处理，明确法律对网络名誉权的保护立场，通过扩大名誉权解释范畴，对网络名誉权实施最基本的保护。其次，需创设互联网侵权专项法律。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兴起，围绕互联网出现的新型违法行为不断增加，我国有必要设立专项的互联网侵权法律，详细规范互联网侵权行为及相应的惩处办法。最后，需完善名誉权立法保护体系。随着我国对名誉权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应完善关于名誉权保护的立法体系，对传统名誉权保护、网络名誉权保护的立法规范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名誉权保护体系。

司法保护。立法保护仅仅是给网络名誉权保护提供法律依据，更多的保护需要依赖司法保护。只有在健全的司法体系下，才能使网络名誉权的法律保护更加全面。司法部门应尽快出台关于网络名誉权保护细则，指导司法机关妥善处理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首先，出台司法解释。在增设网络名誉权法律法规初期，司法部门在审理网络名誉权案件时难免会出现偏颇，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网络名誉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用于引导司法机关正确审理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其次，明确不同主体侵权责任。在关于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第三方平台均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主要责任由侵权人承担，第三方平台如果存在过错，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设置连带责任的目的是要求第三方平台承担起监管义务，避免出现严重的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并最大程度降低对受害者产生的危害后果。最后，明确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管辖权。不同于传统名誉权侵权案件，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难以甄别侵权言论的发布地，应明确案件管辖权，可以将言论影响集中地、受害人所在地、不良信息收集地作为管辖权所在地，结合实际案件予以筛选，为受害者提供最大的司法便利。

救济保护。网络名誉权法律保护离不开救济保护，只有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才能便于受害人维护自身权益，更好地进行网络名誉权保护。首先，设立专门的网络监管机构。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主要集中于网络空间，需要由专业部门予以监管。现阶段，中国网络行业协会作为主要监管机构，但该机构仅属于社会团体，并不具备执法权力，无法更好地保障受害人合法利益。应允许公安部、信息监管部成立专门网络监管机构，用于监督管理侵犯网络名誉权行为，以此维护公民网络名誉权合法权益。其次，设立网络名誉权救济基金。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的侦破时间较长、难度较大，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通过设置网络名誉权救济基金，可以有效补充资金缺口。与此同时，一些侵权人并不具备赔偿能力，容易出现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现象。此时，可以利用网络名誉权救济基金进行赔偿，弥补受害人。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名誉权救济基金仅仅作为辅助性救济措施，应在传统救济方式无法执行的前提下使用，并需要依照相应的法定程序。最后，实施网络实名制。通过网络实名制，将真实身份和虚拟身份进行有效链接，控制不当言论，有助于减少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发生。

【参考文献】

①刘文燕、张天衣：《网络诽谤行为刑法规制的问题与对策》，《学术交流》，2018年第10期。

②李佳伦：《网络虚拟人格保护的困境与前路》，《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

③葛江虬：《论网络虚拟名誉及其民法保护》，《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④刘建杰：《网络虚拟财产的立法保护探索》，《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⑤沈滨：《北大诉邹恒甫微博名誉侵权案法律分析》，《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责编/肖晗题 美编/史航

作者：宗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