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论文

1949年以前,民弱国穷的中国,被世界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中华民族为摘掉这顶帽子,前赴后继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国民体质的改善有赖于体育的普及,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高效的体育管理组织加以指导。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团中央就着手对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进行改组,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论文 篇1：

档案中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北平分会章程（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2008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被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称赞为“真正的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会，更是圆了中国人百年奥运梦想的一届奥运会。说起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就要说到一本杂志、一个人和一个体育组织。在北京市档案馆里，有一组档案反映的就是这个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相关情况。本文就着重说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由张伯苓发起创建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提到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张伯苓。他是将奥运理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也是他力促刘长春成为首位走上奥运会赛场的中国运动员，并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同样，也是由张伯苓发起并创建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领导。

1924年，中国最早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武昌正式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址设在上海，其会务主要是主持全国性大型体育活动，如协助政府办理全国运动会及分区运动会，以及省市级以上的大型体育活动。1935年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打算扩展组织机构、广泛培养体育人才，但由于日寇侵华，该计划一度被迫中断。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攻陷北京、上海等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上海的会址处在被攻陷地区，非常不安全，各项会务也被迫暂停办理，协进会随政府迁至重慶。直到1941年春，后方的各位董事考虑到协会的会务不能中断太久，便由主席董事张伯苓先生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恢复协进会的所有工作。在各界人士的热心赞助下，协进会及各组织分会的会务工作得以在大后方的重要城市中开展。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协进会恢复发展会员计划，各委员分别返回各地开展工作，并邀请热心社会体育事业、关怀民族健康工作的个人加入协进会成为个人会员，邀请能为协进会出力的团体作为团体会员。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实现“奥运三问”为目标

说到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奥运三问”。其刊载于1908年5月《天津青年》杂志中刊登的《竞技体育》一文。《天津青年》是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一份中英双语刊物，英文名字是《Tiantsin Young Men》。我们所知道的“奥运三问”中，关于“中国何时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奥运会？”曾一度成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之奋斗的目标。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自正式成立后，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代表我国加入世界奥林匹克协会、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运动协会等，成为会员。

1928年，张伯苓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期间，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观摩学习。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中的一员。1932年，张伯苓、张学良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全力促成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了在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迈出实现“奥运三问”的第一步。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主持召开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会议，会议一致同意由协进会代表国民政府申办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迁至北平

抗战胜利后，时任协进会董事长的张伯苓和总干事董守义，联名向北平市政府发函，提出将协进会由重庆迁至北平。函中提到，华北是我国体育基地，北平是世界名城，未来举办世界性体育盛会，邀请各国体育团队来华参观表演等，都要以北平为中心，所以协进会要从重庆迁至北平。1946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迁址北平后，又成立了北平分会，分会会址设在北平市政府所在地。
东单体育场（练兵场）计划平面图（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北平分会依照“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章程”相关条款制定了北平分会章程。北平分会以联合本市各体育团体促进民众体育、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主要负责组织主持本市的各项运动赛事或参与全国性运动比赛。具体任务包括：主持体育宣传表演竞赛事项，招募会员及募集经费，完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交办事项，推进其他有关体育事项。北平分会成立后广泛吸纳会员，凡是北平市的相关学校社团赞同该会宗旨，并每年交纳会费2000元以上者均可成为团体会员；凡是赞同分会宗旨的北平市热心体育人士，并且每年交纳会费50元以上者，均可成为个人会员。
筹划开辟全民健身场所

迁入北平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及北平分会，不仅致力于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和举办国内大型体育活动，也为建设北平的公共体育场而努力。北平分会先后向熊斌、何思源两任市长提出申请拨用东单附近场地，建设公共体育场。张伯苓更是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北平分会亲自致函市长何思源，申请批准在东单建设公共体育场。

张伯苓在函中说，北平市作为世界名都，人口众多，学校林立，而全市公共体育场仅有一所，且地处城外，位置偏僻，使得热爱运动的人士感到交通不便，很难前往使用，遇有体育集会更觉往返路途辛苦，难免降低运动兴趣，影响公共体育的发展。基于此种现状，北平分会建议以东单练兵场为基地，建筑一处公共体育场，一来可以使市民在此锻炼，二来可以使市容更加美丽。何思源市长一向提倡发展体育事业，特别是公共体育事业，因此在北平分会提出申请后便将东单这一块空地拨予协进会北平分会使用，用以建设体育场，“谋民族健康”。

张伯苓提议建设东单体育场的位置是在当时崇文门内的一处广场，那里原来是东交民巷旧使馆地界，因各国驻军在此练兵而得名“东单练兵场”，抗战胜利后收归公有，由北平市政府管辖。熊斌、何思源两任市长都批准相关部门着手启动建设体育场，令地政局核查场地房屋情况，工务局制定改建体育场计划，教育局会同工务局筹办实施。从东单体育场（练兵场）计划平面图上可以看到，场地北临东长安街，南抵东交民巷，东临东崇文门内大街，与现在的东单体育场和东单公园位置吻合。场地内铺设有步道和绿地，种有侧柏；场地面积大、位置好，用作民众集会地点或公共运动场所非常适宜。

由于财政吃紧及战事不断，北平市政府建设东单体育场项目始终停留在计划和图纸层面上。但是，由张伯苓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带给民众的奥林匹克理念和发展公共体育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对体育事业的认知有了显著提升。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作者：王贞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论文 篇2：

1952: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

1949年以前,民弱国穷的中国,被世界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中华民族为摘掉这顶帽子,前赴后继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国民体质的改善有赖于体育的普及,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高效的体育管理组织加以指导。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团中央就着手对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进行改组,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49年10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后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到会讲话。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基础上,1952年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当年第7期《新华月报》对这一事件做了详细记录。

会上,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致开幕词。会议听取了荣高棠《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并决定将《新体育》作为全国体育总会机关刊物,继续出版发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郭沫若、教育部副部长韦悫、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刘子久、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等莅临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早在6月10日,毛泽东就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当大会组委会正式发布这一题词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一些知名体育教授更是喜上眉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把体育的真谛抓住了。”后来,毛主席的这一题词成了中国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在今天仍具指导意义。朱德也为大会成立作了“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题词。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马叙伦为主席,韦悫、萧华、刘宁一、李德全、荣高棠、马约翰为副主席,黄中为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常委会由65名委员组成。出席大会的有各大行政区、解放军、运动生理学家、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劳动模范、女飞行员等代表147人。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其成立章程中明确写道:“本会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其任务是:“制定全国体育运动计划,并领导与督促全国各体育组织实施之;制定并公布各种有关体育运动的制度及规则;负责国际间体育运动事务联络的工作;举办全国性的运动竞赛会,选拔并训练各项运动的国家选手;编审体育运动的书刊;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体育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体育工作干部;设计并审查全国重要运动场地建筑设备及运动用品。”

在机构设置方面,规定了总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国际联络处、秘书处、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各项专门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各大行政区设体育总分会,在省、市、县设体育分会,在各基层单位设体育委员会。

成立初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既是一个群众体育组织,又是政府机构。在领导、协调、监督体育工作,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体育,在广大人民中间普及体育运动,代表我国参加国际体育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

如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已成立60余年,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协助国家体育行政机构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改革体育管理体制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图片来源:《新华月报》1952年第7期)

(王品整理)

作者：王 品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论文 篇3：

运动是一种自我教育

王正廷，1882年9月8日生于浙江奉化，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日创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分会，孙中山亲自为其主持仪式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赴美留学。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要职，1921年起兼任中国大学校长。1949年移居香港，1961年5月21日在港病逝。王正廷是中国第一位和亚洲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创建并长期主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终身致力于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在中国的推广，是中国百年奥运史上的一座丰碑。“于王正廷而言，体育不仅仅是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更多作为自强自立自由的表达方式。”值王正廷诞辰13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逝者，勉励今人。

奥运百年历程

啊，体育，

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

你猝然降临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

受难者激动不已。

你像是容光焕发的使者，

向暮年人微笑致意。

……

啊，体育，你就是培育人类的沃地。

你通过最直接的途径，

增强民族体质矫正畸形躯体，

防病患于未然，

使运动员得到启迪：

希望后代长得茁壮有力，

继往开来，夺取桂冠的胜利。

……

100年前，1912年，斯德哥尔摩第六届奥运会，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以这首《体育颂》（Ode to Sport）参加“缪斯五项艺术比赛”并荣膺其毕生的第一枚也是仅有的一枚奥运金牌。将艺术与古希腊的“五项全能”相结合更能彰显昔日的奥林匹克精神，顾拜旦对此忠贞不渝。只可惜，这种结合在现代奥运史上实现仅此一次。然而，教育自始至终与奥运结伴而行。由顾拜旦最先提出并由1991年6月16日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予以明确定义的“奥林匹克主义”（Olympism）概念便蕴涵此意。

就在顾拜旦发表《体育颂》当年，远东奥林匹克协会宣告成立，旨在“协助增进各种竞技运动之事业，发展各种竞技之组织，并增进运动之兴趣，发扬高尚之精神”。这是亚洲第一个国际性体育社团。中方发起人之一是时任中华民国首届内阁工商次长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

10年之后，1922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时任外交总长兼代理国务总理的王正廷经顾拜旦举荐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57年改任名誉委员），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亚洲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鉴于该会运行完全遵循《奥林匹克章程》，且所举办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采用奥运项目与规则，国际奥委会于1920年正式接纳该会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个区域性组织。

又过了10年，1932年，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奥委会主席的王正廷委派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刘长春参赛，并亲自在上海码头为其饯行与洗尘。这是中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刘长春成为第一位中国奥运健将。而之前，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王正廷1924年发起并担任董事主席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任命他为主席。1936年和1948年，王正廷两次挂帅先后出征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和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

王正廷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实至名归。

中国奥运之父的成长之路

王正廷1882年诞生于宁波奉化一户基督教徒家庭，6岁就学于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宁波三一书院，10岁只身来沪，就读于英国教会创办的中英中学。在沪求学期间，他不仅苦读西学，而且体验到传统中国学堂普遍缺失的科目——体育。该校陆续引进的体操、田径、棒球等项目使王正廷欲罢不能。1895年，他从报纸上得知清廷开设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由盛宣怀创办并出任学堂督办，以美国顶尖学府为蓝本，聘美籍教育家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任总教习，便毅然报考，成为该校首届学生。入学时，校名改为北洋大学堂，即今天的天津大学，该校的成立被公认为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中国高校体育运动亦发轫于此。恰巧在建校前后，篮球运动经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京津地区。王正廷涉猎该校所开设的各项体育项目，尤其对网球、室内游泳、骑术青睐有加，且尽显天赋。在回忆录《顾往观来》（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的前言“目标：抵达月球”中，王正廷写道（原文是英语）：

“我自己那时就是一个柔弱无力的男孩，但我并不是唯一的，学校里面的大多数同学都跟我属于同一个类型。但是当时我们的校长丁家立先生，具有把体育和军事训练加入到我们课程之中的长远眼光。像其他的科目一样，除非通过体育考试，不然学生无法升入更高的年级。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开始脱掉长袍，剪短指甲。就我个人而言，在那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长高了一尺多，几乎增加了一半的体重。尽管当时我正处在长身体的发育期，但我绝对相信，要不是那时候在我生命中接触到了体育锻炼，我是否能活到现在绝对是一个问题。从那时开始，体育锻炼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爱好，同时，我也产生了想在我们国家推广体育运动的想法和动力。这将是能让我们充满欣喜地看到下一代茁壮成长的开端。”

1897年11月26日，全校举行首次跑步比赛，170余名学生参加阻物跑、掷重物、先跑后跳、先立后跳、拾物跑、持棍跳高、递物赛等项目。王正廷兴致盎然，随即成为体育骨干。1899年，由丁家立倡议、北洋大学堂主办的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召开，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电报学堂等在津高校纷纷选派代表参加。这是天津也是全国首次校际体育运动会，筹办与组织可谓筚路蓝缕，王正廷却如鱼得水，大展身手，遂被丁家立视为得力臂膀。

1907年秋，在两位美国密歇根州商人的资助下，王正廷赴美深造。他先是就学于密歇根大学，插入二年级攻读法律。该校历来以体育著称，人才辈出，其中就有以18枚奥运金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荣膺“史上最伟大的奥林匹克运动员”（The Greatest Olympic Athlete of All Time）称号的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eal Phelps）。翌年秋天，王正廷执意追寻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的足迹而奔向耶鲁，两年后毕业，并直升研究生院，却因肺病而中断学业回国。在耶鲁求学期间，身为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和留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总干事，王正廷充分展露其社会活动的禀赋与能量。社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强身健体，以雪“东亚病夫”之耻。其经验则来自1902年主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他先后组织该会第一第二次年度运动会、天津中等以上学堂联合运动会和北洋大学堂暨新学书院两校运动会，该会最终以中国第一个推广竞技体育的青年社团彪炳史册。于王正廷而言，体育不仅仅是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更多则是作为自强、自立、自由的表达方式。

中国的顾拜旦

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机关刊物《体育季刊》“发刊词”中，王正廷对其体育理念加以扼要阐述：“有强健之体质，然后有勇毅之精神，有勇毅之精神，然后有伟大之建树。个人体质之强弱，关乎民族之兴衰，有史以来可覆案也。……一曰：当视体育为强健身心之常经，体育之练习日进，斯身心之强健日增，卫生要旨，莫捷乎是。一曰：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规，体育之成绩愈大，则民族之势力愈雄，爱国热诚，应寓于此。”王正廷的“体育救国”思想昭然若揭，且与张伯苓所倡导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理念如出一辙。在积贫积弱且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体育不免承载着自强、自立、自由之重任。然而，“运动之义大矣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莫非运动之功。习见如此，凡事亦莫不然。故圣人有精神上之运动，有形式上之运动。精神运动，德育、智育可以赅之；形式运动，厥为体育。”于王正廷而言，体育实则为一种育人方式，以促德智体三育齐头并进。“运动”概念的拉丁文Sport翻译到中国时与教育互为渗透并形成一个崭新的概念“体育”，其深意即在此，实例不胜枚举：

民国政府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就叫做中华全国学校分区运动会，简称为全国学界运动会，于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举办，并以“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和“争取早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为口号，同时成立“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作为组织机构，即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社团，也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

之前，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学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式上发表题为《雅典奥运会》的讲演。在次年召开的第六届运动会上，赛场围墙上惊现三幅醒目标语：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运动队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平来举行奥运会？此乃著名的“奥运三问”。津门学子并投书《天津青年》杂志呐喊。

1924年，王正廷派遣韦荣洛、吴仕光、徐恒三人（另一说为韦荣洛、江道章、黄景康三人）代表中国参加巴黎第八届奥运会表演赛，这是中国人首次现身奥运会赛场。此三人为留美学子。

1928年，王正廷指派宋如海作为中国副代表兼观察员出席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运会，宋如海就此写成《世界运动会丛录——我能比呀》。此人当时正留学于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

1932年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东北大学体育系在读学生刘长春以中国首位奥运健儿身份走进历史，而王正廷亦成为促成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位官员。而此次参赛的更大意义则在于挫败“伪满洲国”合法化的阴谋，从中斡旋的是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

……

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王正廷终身致力于学校体育的普及与深入，且“更须从幼童着手，以固其基础”。早在1916年，时任中华民国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廷返乡探亲之际，为父老乡亲创办务本学校，孙中山的题字“人孝出悌”高悬于学校正门。据《时事公报》当年报道，该校“实施最新教育法”。何谓“新”？开设体育课程可视作一大新举措。校门外辟有操场，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如篮球场、乒乓球台、沙坑、单杠、吊环。体育教师竟然还配备怀表用以计时。区区一所乡村小学，唯有王正廷方能行如此之新。

王正廷堪称中国的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

顾拜旦的教育理念

1889年，年仅26岁的时任法国学校体育促进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Propagance des Exercices Physiques dans l'？魪ducation）秘书长顾拜旦组织召开一场国际研讨会，由此结识英国医学家兼植物学家威廉·彭尼·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1809—1895）并考察由其于1850年创办的“文洛克奥林匹亚协会年度竞赛”（Wenlock Olympian Society Annual Games）。这位德高望重的英国乡绅于1841年成立文洛克农业阅读社（Wenlock Agricultural Reading Society），在此基础上，1850年2月25日形成奥林匹克班（The Olympian Class），负责筹办文洛克奥林匹亚协会年度竞赛。该竞赛旨在“鼓励户外活动”，并促进周边居民“德体智发展”。1850年10月22日，为期两天的第一届文洛克奥林匹亚协会年度竞赛召开，跑步、竞走、跳远等古典竞技项目和板球、投掷、独轮车等英格兰传统民间体能锻炼在此相得益彰，当然，写作、算术、编织、缝纫，之后还有合唱，也一并纳入赛程。对布鲁克斯来说，“知识与职业技能”的才华同样需要奖掖。奥林匹亚班于1860年自立门户，更名为“文洛克奥林匹亚协会”（Wenlock Olympian Society），延续至今。以文洛克奥林匹亚协会年度竞赛为模板，1865年，由布鲁克斯主导倡议的国家奥林匹亚协会（National Olympian Association）在伦敦成立。翌年，首届全英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伦敦水晶宫举行。奥运，正在英伦三岛如火如荼地推进着。布鲁克斯还多次向议会提议，把体育纳入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就在国际奥委会成立90周年之际，1984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专程造访文洛克，在布鲁克斯墓前坦言，到此是为了“向布鲁克斯医生致敬，他确确实实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奠基人。”

顾拜旦1890年赴文洛克会见布鲁克斯是“急切希望引入英国式体育，在其国人中大规模推广体能教育”（布鲁克斯，《文洛克通讯》，1890年10月25日）。顾拜旦随后在《竞技运动评论》（La Revue Athletique）杂志上发表的《文洛克奥林匹亚协会年度竞赛》（Les Jeux Olympiques à Much Wenlock）中写道：“在当代运动员中，我从未见到有哪位能够具备文洛克青年走向奥林匹亚竞技场时所展露的那种教养与庄严。”此届伦敦奥运会吉祥物“文洛克”即来源于这段往事。

确实，顾拜旦早年留英期间潜心研究英国教育史，并把托马斯·阿诺特（Thomas Arnold，1795—1842）的观点铭记于心：运动是一种自我教育。作为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的阿诺特，其学校教育思想源自于其主持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该校建于1567年，阿诺特担任校长一职长达14年，而其在学校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汤姆·休斯（Tom Hughes，1822—1896）1857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Tom Brown's School Days）。这部小说因多次被搬上银幕而广为人知。时值青春期的顾拜旦偶然读到此书，爱不释手。书中展现的是一群群与其年龄相仿的英国学子，意气风发地驰骋于校园内外，或在操场上赛球，或在田野中飞奔，或在石林间攀爬。相比之下，法国同龄人却如同温室中的花朵，娇艳却孱弱。顾拜旦感慨万千，遂放弃军官仕途，于1883年毅然前往日夜憧憬的英国考察，尤其是参观拉格比学校。他深知，只有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才能塑造全面发展的人，即肌体、精神与灵魂三位一体，此乃教育之新途。在他眼中，阿诺特是“英国教育家的领袖和经典人物，他在教育中为竞技设计了一个精确方案。”回国后，顾拜旦随即撰写著作《英国教育》（L’？魪ducation en Angleterre，1888）和《英法教育之比较研究》（L’？魪ducation Anglaise en France，1889）。书中，他大声疾呼：“让我们在城市中央开设先进的体操馆，沿着法兰西水系开辟游泳区吧！让法国学子尽情参与各式各样的全民游戏吧！尤为重要的是，体育绝不能军事化，体育运动与自由共存。”

此后的故事世人皆知，顾拜旦1894年创立国际奥委会，两年后首届奥运会在雅典召开，奥林匹克遂风靡全球。

运动是一种自我教育。有不少专家认为，阿诺特的教育理念并非原汁原味，而是休斯的观点，是休斯对少年时代学校生活的美饰，描绘的是一幅怀旧与憧憬互为交融的教育图景。《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作为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这种观点的自然流露便显得尤为顺理成章。当然，在运动尤其是竞技运动仅限于精英阶层的时代，贵族出身的顾拜旦抛出此等箴言亦难能可贵。无论此观点的所有权隶属何人，至少它造就了顾拜旦，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奥林匹克精神，更是激活全人类普适的和谐人生哲学——塑造自我，塑造国民，塑造人类。

“当回首一生，我觉得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由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提高人们对体育重视程度的工作上去。”从入宁波三一书院和上海中英中学初尝体育，到在北洋大学堂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热恋体育，再到留学于密歇根大学和耶鲁大学考察体育，最后到通过创立远东奥林匹克协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来推广体育，“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的人生轨迹便是对“运动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最佳诠释。

参考文献：

[1]毛庆根.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王正廷.顾往观来.柯龙飞、刘昱译.香港：凌天出版社，2012.

[3]MacAloon， John. This Great Symbol. Pierre de Coubert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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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ughes， Tom. Tom Brown's School Days. London： Penguin， 1994.

[6]Toohey， Kristine； Veal， Anthony James. The Olympic Games：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Wallingford： CABI， 2007.

[7]Nicolle， Dorothy. William Brookes and the Olympic Games. Wem： Blue Hills Press， 2010.

编辑：张力玮

作者：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