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分析论文

摘要：RCEP外资准入条款的规范设定，既具备现代性、全面性特征，亦反映出务实性、审慎性特质;既符合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趋势，又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在条约生效有待实施的背景下，国际法层面的前瞻性应对研究尚需补足。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分析论文 篇1：

我国国际旅游出口发展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跨境旅游是促进不同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不同种族加深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也是贸易伙伴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入境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我国对外旅游出口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入境旅游的发展状况上从规模和结构入手，分别研究国际旅游收入发展趋势、主要的客源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回归方程研究影响国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由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国际旅游 竞争力 回归分析 建议

1 入境旅游发展状况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升，在全球排名升至第15位。从具体指标来看，中国的文化资源（第1位）和自然资源（第5位）排名领先。报告称，目前，旅游业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份额超过10%，同时全球每10个工作机会中就有1个来自旅游业。但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起步较晚，随着推动国际旅游业务政策的实施，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我国对外旅游服务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规模最大的项目，2009年之前我国对外旅游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这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平衡服务贸易逆差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我国旅游服务出口39.7亿美元，进口43.7亿美元，首次出现了逆差现象，而且近几年其逆差额有增大趋势，可见我国旅游服务贸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由统计年鉴数据（本文数据都来源于统计年鉴）可以看出我国旅游收入总额从1994年至2014总体平稳增长。受经济形势影响，在2003年和2008年有微小波动；1994年国际旅游收入72.23亿美元，2014年国际旅游收入569.13亿美元，其增长了7.88倍；20年间国际旅游边际增长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由年鉴数据整理还得到：广东省国际旅游收入直位于全国第一，而且其国际旅游收入远高于其他省份；排名靠前的大多是東部沿海省份，比如上海、福建、江苏等城市20年间一直稳居靠前，云南和陕西的国际旅游收入高于其他中西部地区；同理，由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以得到，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国际旅游收入和沿海各省份国际旅游收入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我国各省份国际旅游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名次波动范围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笔者通过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进一步得到：从1997年至2015年间入境旅游人次基本处于增长趋势，1995年～2000年有较快增长，2005年后入境旅游人次边际增长降低；同时可以看出，港澳回归祖国以后入境旅游所占比增长了约50%，2000年后保持稳定状态；在入境旅游来源中港澳同胞占据了很大比重，而外国人和台湾同胞占得比重较小；还有就是，中国入世以来，外国游客人次和所占比重都有小幅度增加。

上文分析了入境游客来源，接下来主要分析在外国人中，其他各国和地区入境来源情况。由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以得到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中，韩国来我国入境旅游比重达到21%，日本、美国分别占为12%和10%紧随其后；在各州比较中，亚洲、欧洲、北美洲对应占64%、19%和11%。

2 影响国际旅游收入因素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建立

随着经济地发展，我国GDP的增长，其内生发展需求是否刺激国际旅游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来华入境人次不断增长，相伴增加的旅行社数和星级饭店是否和国际旅游收入有关系？本文以此选取国际旅游收入作为因变量Y、GDP、旅行社数量、民航收入、商品销售、游览娱乐、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分别为自变量。其相关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2014年），探索将模型设定为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由于所用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需要检验其平稳性，并用EG两步法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首先回答国际旅游收入、GDP、旅行社数量、民航收入、商品销售、游览娱乐、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是否为平稳序列，及考察其单整阶数。

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0.38868、-3.0522、-2.6666，t检验统计量值-0.9287大于相应临界值，从而不能拒绝H0，表明国际旅游收入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

为了得到国际旅游收入序列的单证阶数，检验中首先做一阶单整。同样用eviews分析，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2.728252、-1.9662、-1.6050，t检验统计量值-1.6000，还是不能拒绝H0，是非平稳序列。

根据需要做二阶单整，其结果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kinnon临界值分别为-2.7719、-1.9740、-1.6029，t检验统计量值-7.6317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国际旅与收入的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Y序列是二阶单整的，即SR～I（2）。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检验得到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和星级饭店也是二阶单整，即SR～I（2）；检验得到旅行社数量为平稳序列；检验到商品销售和游览娱乐为一阶单整，即SR～I（1）。

为了分析可支配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星级饭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首先做5个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

根据eviews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写为：

ln国际旅游收入=-4.2110+0.1724lnGDP+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饮+0.2389ln星级饭店

回归残差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统计量值为-3.1535，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国际旅游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饮及星级饭店存在协整关系。

2.2 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由eviews分析结果可以得到：R^2=0.9922， R^2=0.9898，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2）F检验：针对原假设：自变量系数都为零，给定显著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5和n-k=13的临界值F=2.43。由分析结果得到F=414.0861，由于414.0861>2.43，应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GDP”、“民航收入”等联合起来确实对国际旅游收入总值有显著影响。

（3）t检验：分别针对原假设：自变量系数都为零，给定显著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3临界值t=2.1604。由分析结果可得，除了GDP、民航收入对应的t的绝对值小于t= 2.1604，其余解释变量都大于t= 2.1604。这说明在显著水平0.05下，常数、自变量6的系数、自变量7的系数、分别都应当拒绝原假设。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 “住宿餐饮”“星级饭店”对国际旅游收入有显著影响。当给定显著水平0.05时，由于自变量1系数和自变量3的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1.7289、1.9447其绝对值小于t=2.1604，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GDP”和“民航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当给定显著性水平0.10时，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13的临界值t=1.7709，表明0.10的显著水平下，“民航收入”对“国际旅游收入”有显著影响。而GDP的t值为1.7289，无论在0.05还是在0.10的显著水平下t值均小于对应的t=2.1604和t= 1.7709，所以“GDP”对“国际旅游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结论从分析结果中的P值也可以判断，与估计值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对应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显著。与估计值对应的P值为0.0738，小于0.10，表明在0.1 0的显著性水平下，“民航收入”“国际旅游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此时建模过程结束。最终得到模型为：

ln国际旅游收入=-4.2110+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饮+0.2389ln星级饭店

（4）通过spss采用逐步回归策略筛选得到的共线性诊断结果。针对最后拟合的模型3，最大特征值为3.831，其余依次快速减小，其它各个条件指数均不大，可以认为多重共线性较弱。

3 结论及建议

根据上文对国际旅游收入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我国国际旅游出口是对外服务出口贸易中最大的项目，但是我国对外旅游服务区域发展不均衡。据此，我们应继续坚持对外旅游服务的方针，发挥它对出口服务贸易的积极作用。再者，对全国国际旅游要统筹兼顾，制定符合区域发展的规划。对于东部省份重点加强与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对于中西部地区应从依托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扩大宣传吸引国际游客旅游，同时，中西部地区要把握时机，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等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第二，我国国际入境旅游客源构成有地区集中，全球遍布的特点。由上文可以看出港澳同胞在国际旅游客源构成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与我国“一国两制”政策、区位优势有密切关系。对于外国和地区，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入境旅游占据很大比重，这说明我国与其他国家联系密切，交流频繁。对此，我们应该继续鼓励大陆和港澳同胞、两岸同胞友好交流，增进经济合作，保持与邻国的伙伴关系，积极寻求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交流。最后，政府应简化入境手续，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问题，刺激国际游客入境旅游。第三，构成国际旅游收入的各因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影响国际旅游发展中一些相关因素不容忽视。因为入境旅游，所以游客对民航的选择大于铁路、轮船等，我国应该提高航空服务水平，打造优质的航空环境，拓展国际航空市场。同时，在内陆地区发挥我国高铁优势，提高我国对中亚、西欧地区的国际游客的运输水平。再者，我国应坚持旅游服务创新，在商品销售、游览娱乐方面提供优质、中国特色的商品和服务。当然，还要重视划涉外饭店和国际旅行社的建设，培养国际化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满足游客在住、行、食、游、娱、购的消费需求，进而提高我国国际旅游水平。最后，我国政府应加强国际旅游法制体系建设，确保旅游市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使游客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提升我国大国形象。总之，国际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国内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国内需求增长能带动创新、增加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量。所以，我国更要不断提高本国生产力，由生产力需求刺激经济建设，增强我国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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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永莉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分析论文 篇2：

RCEP外资准入规则：机遇与挑战

摘 要：RCEP外资准入条款的规范设定，既具备现代性、全面性特征，亦反映出务实性、审慎性特质;既符合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趋势，又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在条约生效有待实施的背景下，国际法层面的前瞻性应对研究尚需补足。一方面，RCEP带来的重要机遇有待把握：条约缔结实践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投资协定提供了经验储备，条约提供的统一、透明的规则体系为区域深度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其规范建构亦为国际经贸法律发展提供了亚洲范式。另一方面，RCEP带来的关键挑战不容忽视：国际投资条约的功能转向有待适应，负面清单嗣后修订的解释方法也有待明确。

关键词：RCEP;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区域深度一体化;新区域经济秩序;焦点协调;条约嗣后修订

2022年1月1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共同制定，设立了投资专章（第十章），涵盖了投资保护、自由化、促进和便利化四个方面。其中，市场准入是东道国管理外资参与本国投资经营活动的首要环节，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RCEP的外资准入规则。从实践层面来看，RCEP涵盖了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参与主体经济发展水平多元，区域内国际投资实践的推动和发展需要正确解释和适用相关规则。从理论层面来看，分析RCEP外资准入规则在国际法层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将有力促进规则的有效实施，并推动条约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一、RCEP外资准入条款的规范设定及其特点

RCEP投资章节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作为各缔约国管理外商投资进入本国市场的基本规则。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中，国民待遇承诺通常仅涵盖外商进入东道国市场后的经营阶段。而RCEP国民待遇条款（第10.3条）通过增加覆盖“设立、取得、扩大”三个投资活动节点，将该待遇延伸至准入阶段。在RCEP区域内，东道国给予其它缔约国投资者或投资的待遇应当不低于在类似情形下其给予本国对象的待遇。RCEP第10.8条为“保留和不符措施”，缔约国通常会以清单方式列明针对外资的特别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或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或与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条款不符。其具体内容取决于各缔约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条约的谈判结果，是该机制的核心所在。RCEP附件三即为各国的服务和投资保留及不符措施承诺表，15方成员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特定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了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在具体规范设定上，RCEP准入规则的一些细节值得关注。第一是国民待遇条款中的“类似情形”的判断方法。条约规定，该条款语境下的“类似情形”取决于整体的情况，并明确把合法公共福利目标作为考量因素纳入了非歧视待遇的认定之中。这与CETA（《加拿大-欧盟综合经济贸易协定》）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处理方法并不全然相同。第二是RCEP区分了投资与服务贸易两种负面清单，这与美式双边投资条约通常将两者混同的做法不同。通过RCEP的投资负面清单，缔约国共同对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承诺了较高水平的开放，但将“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业投资承诺剥离出去，使其归于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与当前我国国内法层面的负面清单机制设定相近，两者可以有序衔接。第三是RCEP对外商投资自由化与东道国规制权的平衡化追求，后者的保障主要通过例外条款来实现。RCEP第17章（一般条款和例外）的规定建立在GATT第20条和GATS第14条的基础之上，并进行了调整。其中，一般安全例外条款（第17.13条）与投资的安全例外条款（第10.15条）本质相同，交由缔约国自行判断本国根本安全利益所在，并允许缔约国适用其认为必要的措施;但由于所针对的语境不同，条文表述侧重于不同情形。第四是RCEP对不同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进行了考量，并设置了有差异的条约义务。例如不符措施的修订条件上，第10.8条第1款第3项规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和菲律宾对国民待遇的修订不得降低其与“本协定生效之日已经存在的措施”的一致性，而其余10国的比照对象则被限定为“修订即刻前已经存在的措施”。

从整体上来看，RCEP的规范设定既具备现代性、全面性特征，亦反映出务实性、审慎性特质。首先，RCEP准入规则将投资准入自由化承诺锁定到国际条约层面，为各缔约国设定了国际法义务，但同时也为东道国保留了充分的国内规制空间。其次，RCEP准入模式的采纳符合国际投资法的整体发展趋势，但亦具备显著的亚洲特色。以美国、欧盟为代表制定的西方国际投资协定具有更为严格和硬性的高水平要求，而RCEP更强调包容与灵活，在现实基础上循序渐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准入模式虽然愈加广泛地被采纳，但当前仍不足以构成国际投资习惯法，例如退出RCEP缔结的印度以及诸多新兴国家对此仍持保守态度。

二、RCEP外资准入规则带来的机遇及其把握

（一）RCEP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协定提供经验储备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投资自由化是中國和发达经济体（如美国）的主要不同之处，但是这种分歧现在正在不断缩小。这一改变的重点在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基础之上的负面清单机制的构建。从我国的视角来看，这一制度变化最初是由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推动的，并且首先在国内法层面有所突破。较近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升级版）》、《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等都相对侧重于投资保护，即使存在市场准入规定，也没有达到RCEP的市场开放程度。因而RCEP投资准入条款所体现的趋势，从侧重投资保护到当前逐渐走向投资自由化，将为我国参与自由度要求更高的投资国际协定提供经验与基础。

此外，作为大型区域贸易协定（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CEP缔约国结构多元，经济发展程度多样。我国在谈判及磋商过程中积累的条约缔结经验亦是重要的储备，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投资规则的灵活性、可塑性与适应性，从而降低条约缔结的分歧。从RCEP缔约国视角来看，条约将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大经济体首次纳入同一自贸框架，在大平台中弥补了中日韩之间的规则空缺。基于其提供的基础，自2002年提出构想并已进行16轮谈判的中日韩FTA未来可期。转至更广的视阈，RCEP缔约国包括东盟在内的许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因而在市场开放维度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事实上相对有限。中国当前积极考虑加入的CPTPP是目前全球最高开放水平与最高规则标准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代表了未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方向与趋势。通过与CPTPP规则的对接，我国可以获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制度收益。于RCEP中积累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参与经验显然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统一、透明的规则体系为区域深度一体化提供战略支撑

从整体上看，对于RCEP涵盖的地区而言，各缔约国在外资准入管理上呈现出一个集体的规范升级，这形成了区域内相对统一的规则体系。这一变化最为直观且关键的影响是各缔约国投资政策透明度的显著提升。各国外商投资国内管理措施的出台、修订以及实施等，都将受到该国在国际法层面所作出的相关承诺的约束，因而前者的稳定性将明显加强。这会给外国投资带来较大便利，也会减少投资准入环节的不确定性风险，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在此基础之上，区域内制度环境将得到良好的构建及运营，而这又将进一步吸引RCEP区域之外的投资。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实背景下，该协定为成员国在区域内乃至区域外的经贸往来提供制度支撑，从而为区域经济提供稳定发展的动力。更深入地看，自贸协定会天然地促进协定缔约方之间的政治联系，在这个意义上，RCEP会是成员国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战略政策工具。对此，需要从经济、法律以及国际关系等多角度全面评估RCEP带来的深度区域一体化影响及进展，以支持并提高该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从而促进包容性增长。

（三）RCEP为国际经贸法律发展提供亚洲范式

对于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而言，RCEP在法律理论层面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Hsieh教授创新性地将“新区域经济秩序（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概念与“大型区域主义”和“亚洲区域主义”结合起来，认为作为新区域经济秩序的代表，RCEP将刺激亚洲地区主义的范式转变，并在国际经济法上为“全球南方”建立规范基础。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传统的南南地缘政治合作转变为新一代的经济工具。RCEP对亚洲地区主义的影响就与中美竞争以及南北分歧深刻交织在一起。TPP被视为21世纪的“黄金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反弹，致使其他TPP成员国以小得多的规模达成了CPTPP。而大西洋两岸的贸易民族主义并未阻碍亚洲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原本被嘲讽为低野心、没有希望的RCEP反而落地开花，这揭示了南半球寻求国际经济法发展新准则的实际愿望及其务实行动。对比具体规则内容，RCEP包含了广泛的例外或保留条款旨在保护东道国的规制权，对RCEP条款适用施加了诸多限制。而CPTPP并没有大量使用上述条款，仅仅依赖于第9.16条，但东道国是否能够通过、维持或执行其自我判断的监管措施来避免或减轻违反投资条约标准的责任有待观望。

在这样的国际关系及规则发展情势下，中国需要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及作用。需要澄清的是，与中国主导RCEP谈判的普遍误解相反，RCEP实际上是由东盟推动的。但中国也不是一个跟随规则的国家，它对投资自由化或者“侵入性”要求持谨慎态度，并在需要时修改或影响投资条款。可以预期的是，中国很可能在中短期内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如果挑战得到解决，亦很有可能成为规则的引导者。对此，从选择性适应演变为选择性创新的方法，对中国之后的条约参与实践而言可能是恰当的。

三、RCEP外资准入规则带来的挑战及其应对

（一）国际投资条约的功能转向有待适应

对于国际投资条约的功能认识，在“可信承诺论”与“焦点协调论”之间存在着迂回演进的理论分歧。这与ISDS机制（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发展紧密相关。在20世紀的大部分时间里，ISDS机制不是投资条约的组成部分，条约缔结者希望通过条约在与东道国的非正式谈判中设定标准以实现协调，主要想把投资条约作为投资争端的主要焦点。但是ISDS的缺失并不符合条约设计的理性主义期望，在条约不被遵守的情况下通常会期待可靠补偿机制的存在。因而，到1980年代中期，ISDS条款变得普遍。为了增强东道国通过投资条约作出的自由经济承诺的可信度，包括司法化的争端解决、制裁和惩罚措施在内的条约机制成为对东道国的威慑和约束。但随着怀疑主义的兴起，一些条约开始再次将ISDS机制排除在外，包括RCEP亦未采用ISDS机制，现阶段的争议解决机制仅限于缔约国层面。正如Poulsen教授所述，条约作为可信承诺不应当是其唯一功能，将条约重新定义为焦点协调的中心有助于在谈判协商中发挥标准协调作用，从而促使博弈均衡的形成。对于RCPE而言，负面清单即为“法律表达作为协调博弈之焦点”，作为国际投资协定的附件组成部分并在“东道国监管权力”与“外商投资者的投资自由”之间提供“禁止和准入”的边界，是该条约的核心“焦点”之一。

因此，对今后我国的投资缔约实践而言，需要把握上述制度理论演变的内核，从我国条约缔结的目的与需求出发，灵活适应。一方面，在今后的条约签订、修订以及国内相关法律完善过程中，把握我国在“焦点”规则上的国家利益需求，在坚持国家经济自决及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友好协商，通过规则协调加深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这种“协调”的思维除了在条约签订过程中会起作用，在条约的解释与适用方面也会有所影响。在仲裁庭解释走向式微的背景下，缔约国的解释权呈现扩张。这也是RCEP实施过程中需要适应的关键方面之一，以“负面清单”这一“焦点”试做呈现。

（二）RCEP负面清单嗣后修订的解释方法有待明确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具有两个基本面向。第一，基于“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法理，对法律的沉默问题作出处理，使得各缔约国外资准入范围的法律空白地带和边缘领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第二，负面清单的制度本质是条约保留，这是东道国保障规制权的具体体现，缔约国有权在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对本国的外资准入管理措施进行调整。RCEP第10.8条第1款第3项就规定了各缔约国修订本国不符措施的具体条件。由于缺乏VCLT（《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b项所要求的缔约国合意（agreement），这种修订属于广义的嗣后实践而非VCLT管辖的狭义的嗣后实践。基于RCEP框架内的ISDS机制仍有待缔约国之间进行讨论，且条约内部也不存在嗣后改变的解释方法规定或指引，所以如何应对负面清单的范围修订的解释方法是个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本文出发，RCEP第10.8条第1款第3项反复出现“一致性”一词，作为判断标准来考察修订后的不符措施的条约合法性。换句话说，缔约国一项违反条约义务的措施如果满足“一致性”标准，那么将被该国负面清单中的不符措施所覆盖，从而得以免除其国际法违法性。由此，关键的问题落于“一致性”的理解办法。Mobil Investments Canada Inc. & Murphy Oil Corporation v. Canada案集中讨论了该问题。仲裁庭多数派将一致性检验判定为“新的措施是否扩大或不适当地扩大了保留的不符合规定的特征”，以及“这些变化是否造成了这种不友好、不和谐、不相容、矛盾性质的额外负担，在其他方面与现有的法律框架不一致”。通过使用“现有法律框架”作为基本参考，多数派为新的从属措施创造了比修正案更严格的单向棘轮机制。这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缔约国监管政策空间被持续压缩，灵活性受到抑制，使得该裁判结果招致了广泛批评。由此得到的经验是，要重视缔约国制定负面清单的目的及宗旨，考虑RCEP在投资保护、投资自由化与东道国规制权维护之间的衡平追求，在“一致性”的界定上审慎选择判断标准。

注释：

① 5个非服务业领域分别是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和采矿业。

②ICSID Case No ARB（AF）/07/4， 22 May 2012. 该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加拿大政府出台的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the ‘2004 Guidelines’）能否被认定为属于其在NAFTA附件一种列明的“不符措施的从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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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超琳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分析论文 篇3：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与出口竞争力分析

摘 要：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通信、旅游、保险等服务部门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的地位逐渐提升。为分析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主要采用2009年—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数据，从贸易规模、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特点，并用国际市场占有率（M）、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贸易规模相对货物贸易较小，竞争力整体较弱。最后再根据结果对此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中国服务贸易；贸易结构；竞争力指数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国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服务业起步较早，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65%。2013年英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79.2%，德国为68.4%，而中国服务业起步较晚，该比重只有46.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亦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目前，国际服务贸易有三大基本特点：第一，国际服务贸易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2014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为4940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2%，其中，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达68.14%。第二，服务贸易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占GDP的比重逐年递增。2013年，德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602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57%，比2012年增长了0.7个百分点，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三，服务贸易结构将得到调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个国家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但随着经济的复苏，金融、通信等服务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再加之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业的稳定发展，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如旅游和运输，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将会下降。因此，本文将结合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情况，采用2009年至2014年的数据，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特点和结构，并利用相关指数测算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是否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再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特点及结构分析

200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1021亿美元，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9大服务贸易大国；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升至5365亿美元，仅次美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68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6.89%。在2009-2014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特点和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仍落后于货物贸易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逐年递增，大体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从2009年的2883亿美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5686亿美元，平均增长速度为14.55%，略低于同期货物贸易14.80%的增长速度。此外，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仅达5.49%，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额41.53%的比重，在贸易规模上与货物贸易相差甚远。

2.2 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贸易逆差持续上升

由图1所示，近六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并有突破6000亿美元的趋势，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增长速度基本与服务贸易总额保持一致，但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则增长缓慢，这就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差距，即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由2009年的293.8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的1979.9亿美元，扩大了近7倍，影响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世界中的排名所上升，但从服务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逐年递增的贸易逆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远不及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的贡献率不高。

2.3 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分析

在进口方面，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口额从2009年的1589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383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26%。如表2所示，2009年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额前6个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咨询、保险以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而2014年其进口则是：旅游、运输、咨询、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保险。由表中看出，运输和旅游依旧是服务贸易最主要的进口部门。2014年两者进口额占到总进口额的比重将近达到70%，尤其是旅游部门，其进口额逐年上升并从2012年开始首次超过运输部门成为中国服务贸易最大的进口部门，而运输部门的进口额则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第二大进口部门。除此之外，金融服务所占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趨势，从2009年的0.4%升至2014年1.43%，而保险、咨询和广告宣传则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中。

2.4 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分析

在出口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从2009年的1295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185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43%，远远低于服务贸易进口额19.26%的年平均增长率。如表3所示，2009年，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旅游服务部门，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0.64%，电影音像部门所占比重最低，只有0.08%。而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出口额增长最快的部门是金融服务，年平均增长率为66.9%，其次是保险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333%和23.04%，而最主要的出口部门旅游的增长率最低，只有5.25%。另外，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咨询和广告宣传出口额所占比重也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尤其是咨询部门，在2014年仅次于旅游部门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出口部门。

3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分析

关于竞争力指标，尤其在服务贸易方面，一般学者用大都采用以下五个指标进行测算：一是国际市场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M）；二是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指数）；三是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TC指数）；四是Michaely波动指数（Michaely Index，MI）；五是贸易专业化指数（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TSC）。为了从不同角度衡量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采用前三个指数来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竞争力。

3.1 国际市场占有率（M）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在世界出口总额中该国某类产品出口总额所占的比重。这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直接反映了该国某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其公式为：

其中Xij表示i国j产品的出口额，WX表示世界出口总额。一般说来，M值越高，就表明i国j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越具有竞争力，反之则弱。可以把M值分为四种情况：（1）M>10%，则表明该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强；（2）5%

由图2所示，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中，且维持在第三阶段，即在1%至5%期间，这就表明中国服务贸易部门在国际上竞争力一般，服务贸易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低，但存在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趋势。

3.2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上该种商品占世界出口份额的比例。公式为：

其中Xij表示i国j种产品的出口总额，Yi表示i国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总额，Xi表示全球j种产品的出口总额，Y表示全球出口总额。RCA指数可以分为4种情况：（1）RCA指数>2.5，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2）1.25

由表4可知，在2009至2013年期间，中国服务业RCA指数均小于0.5，这说明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较弱。从各部门来看，建筑业的RCA指数处于0.8和1.25之间，说明中国建筑服务部门的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而其他部门的竞争力都相对较弱，尤其是金融业，其RCA指数大体上围绕着0.05上下浮动，基本还不具备竞争力。

3.3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

在分析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时，TC指数是一个较为常见的指标，也可称之为“可比净出口指数”，它是指一国某产业或商品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Xi和Mi分别表示第i种行业或者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从公示上可以看出，不论该国进出口额的绝对值为多少，TC指数值均介于-1到1之间，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一般来说，TC指数大于0，则说明比较优势大，值越大，越具有比较优势，其值达到1时，则说明该商品只有出口没有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TC指数小于0时，则说明在该商品上，进口大于出口，比较优势较弱，竞争力也较弱，其值达到-1时，则表明该国该商品完全依靠进口，没有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表5是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和各部门的TC指数变动情况。

整体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因为TC指数一直小于0，从2009年的-0.1一直降至2014年的-0.35。中国服务贸易TC指数绝对值的增大与前面提到的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情况吻合。这就表明了，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大于出口，常年处于贸易逆差，整理竞争力较弱，并不具备比较优势。

从服务贸易具体部门来看，各部门表现不一，竞争力差异较大。

第一，建筑服务部门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从2009年的0.23升至2014年的0.52，并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0.6，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呈稳定发展趋势。第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呈减弱趋势。由下表可见，其TC指数在2012年达最大为058，到2014年仅只有0.37，下降幅度较大。第三，除咨询、广告宣传和通讯服务还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以外，其他部门普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尤其是保险服务部门、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部门。

此外，虽然旅游服务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但其TC指数则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到2014年已达到-0.53，竞争力比较小。建筑服务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其TC指数在2009-2011年期间增长速度较快，表明其竞争力越来越强，但在2012-2013年期间则有所回落。

另外，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TC指数一直为负值且呈不断扩大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等服务产业上的发展较为薄弱，国际竞争力低。同时，金融服务的TC指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一直呈比较劣势趋势，在2011年有所好转，但之后也一直处于比较劣势。通讯服务的TC指数虽然一直为正数，但基本上在0附近徘徊，竞争优势并不十分突出。总体来看，虽然少数部门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但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并不具备较好的竞争力，整体比较薄弱。

4 结论

通过对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分析和竞争力测算，我们发现：第一，虽然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呈上升趋势，但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快速增长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缓慢增长直接造成了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第二，从总体上看，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还是集中在运输和旅游这样传统的部门，但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这样的现代服务业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造成了中国服务贸易处于国际竞争力的劣势地位。因此，中国的服务贸易在整体上还不具备竞争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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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璐瑶　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