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策划属性管理论文

【摘要】“人咬狗”（manbitesdogs）式新闻对19世纪全面进入转型期的美国新闻界来说，是发掘大众读者的有力驱动器。但在市场制衡的商业属性运作下，利润替代公共价值，成为当时报业生产的首要准则。普利策与赫斯特黄色新闻大战在煽情主义的浪潮下激烈展开，无论是如《世界报》般的巨头还是《每日镜报》式的小报，都陷入争斗之中。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新闻策划属性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闻策划属性管理论文 篇1：

出版社转制后总编辑工作不能忽视

当前,出版业转制工作正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向纵深进行。而在转制的热潮中,总编 辑的角色和作用却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各社制订转制方案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 ,转为企业后其组织结构框架应遵循《公司法》的要求,但《公司法》只规定了以总经理为 主体的经营班子,没有对总编辑设置的规定,因此,在确定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时不知如何安 排总编辑一职。再者,就是考虑了总编辑的设置,本来毫无争议的总编辑的职责和作用,也 就是总编辑的定位,却成为这次转制中热议的话题。

实际上,根据我国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要求,出版社总编辑是不可或缺的职位,然而面对转 企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不引人思考和关注。

一、 转制后设置总编辑职位是内容管理的需要

早在1995年新闻出版署下发的《关于印发出版社社长等72个岗位规范和培训要求的通知 》中,对出版社设置总编辑岗位是有明确要求的。尽管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出版管理 条例》中没有对设立总编辑职位作出明确规定,但条例中强调了对出版内容的规定以及强调 了实行编辑责任制度,这实际上就是指总编辑的职责范围,因为总编辑是负责全社出版物编 辑工作的。从事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工作,党和国家对总编辑是有特殊要求的。

首先,出版社转为企业后,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原则没有变,国家对出版业的内容管理 没有变,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两重属性没有变,因此,总编辑的职责也不会因为 转制而自动放弃。其次,建国60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遏制也在加强,相对来讲,中国的软实力包括文化的影响力还很弱,因此,在增强 我们自身的文化实力的同时,维护好国家的文化安全尤为重要。近几年,西方国家有些人不 愿意看到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各方面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干扰,包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 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渗透反渗透、西化反西化的 一个核心,新闻出版工作正是处于两种不同价值观交锋的第一线。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记住把握正确导向,这是新闻出版工作的灵魂,切不能只顾赚 钱赢利而忽视了方向问题。由此看来,对出版内容的管理,不能因为转制而放松,相反,更 需要在转制的过程中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巩固住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 这符合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与繁荣文化市场、增强文化实力是一致的。 也由此得出结论,出版企业的内容管理不能忽视,总编辑工作不能缺失。

二、 转制后总编辑工作应在把握主线的前提下更好地适应市场化 的管理需要

1.既要增强市场经营意识,更要强化社会责任感

出版社转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但国家赋予出版单位的职责没有变,承担的社会责任 没有变。我国《出版管理条例》“总则”中“第三条” 规定了“两个坚持”,它明确“出 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第四条”的规定中指出:“从事出版活动,应当 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在“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中 ,将“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作为出版单位设立的重要条件。在出 版的规程和制度中,总编辑承担着选题审批和内容终审的重要职责,决定着我国的出版物是 否符合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决定着以什么样的品位满足读者对出版物的需求。转制后, 总编辑仍要把握这条主线。

当然,转制后出版社作为市场的主体,首先要满足市场经营的需要。总编辑负责产品开 发,必须增强市场经营意识,这是出版社赢利的基础。以往对总编辑工作的认识有种误区, 就是认为总编辑只负责选题把关,只负责意识形态的管理,不参与经营,在许多出版教科书 上也都是这样描述的。但是,转制后总编辑工作不能是单一的,他必须参与经营,因为出版 社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从选题策划开始的。

实际上,对总编辑工作的经营要求并不是转制后才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选题开发工作 早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时期就已开始,多年来一直在强化,而出版社在变为真正的企 业后更应强调,这是无可置疑的。但要看到,当今社会处于活跃的历史转型时期,来自读者 的需求多种多样,来自市场的信息五花八门。与以往相比,作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选题 反映的内容来看可谓泥沙俱下,必须筛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 化也成为大势所趋,如何遵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利用好境外市场和国际 资源,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作好内容选择, 这就要求出版人特别是总编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要有大局意识、安全意识,既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又要在国家文化建设中负起应有 的责任。总之,市场竞争和社会责任两个意识不可孤立地理解,两种意识都要增强,两个职 责都要兼顾。

2.既要多开发有市场效益的产品,更要为社会、为历史打造精品

毋庸置疑,出版企业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负责内容产品开发工作的总编辑对此应 义不容辞。但另一方面,内容产品又是特殊的商品,《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明确强调:从 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为此,就不可偏 颇,不能只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

我们常讲要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在实践中应注意三点。首先,开发和出版内容产 品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出坏书或者是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书,把握内容 积极正向是出版人的首要义务。其次,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书并非总是经济效益不好的书,关 键 在于策划到位,真正针对社会的需要去开发,真正满足社会读者的需要。近年来一些出版 社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丛书就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好评,经济效益也很好。第三,要有历史 责任感和精品意识。出版物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责任,要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平庸的书, 必将被历史淘汰。精品意识,就是要重视“树品牌”,而品牌的基础就是质量。随着新技术 的发展,出版载体越来越多样化,对内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转制后,传统出版社要 适应这个变化,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把好质量关,提高产品品质,这是为社会、为读者服好 务的基础。

3.既要适应业务的变化,更要坚持和创新传统的、成熟的业务原则 和规程

当前,出版社的业务结构正处在转型阶段。随着通信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传 统 出版遇到了不可回避的挑战,新技术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阅读形式和出版 形态,出版业务的调整势在必行,包括全媒体出版也将应运而生。作为负责编辑出版业务的 总编辑,要对未来业务形态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和应对。我认为,传统出版必须适应数 字出版发展的需要,早准备,早主动。转制是为了发展,而数字化转型恰恰是未来发展的转 折点、关键点。为此,我们的未来发展战略一定要适应由以纸介质出版为主向与数字出版互 补互融的转变,积极探索多媒体出版形态,调整我们的业务结构,逐步实现转型。总编辑 负责出版业务,必须有预见性,做好资源、人才储备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实现 “内容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的转型。

但另一方面,总编辑工作还应坚持传统有效、业已成熟的管理制度,包括配合社长的 经营管理和自己责任内的内容管理。在经营管理方面,总编辑要加强这几方面的精细化管理 :一是以成本核算为中心的预算管理,主要是对成本实施有效的控制、管理,保证成本、费 用等核算的完整性、真实性,建立编、印、发全过程成本的概念,划小 核算单位,核定各生产经营部门的年度生产规模和成本,提高有限资金的利用率,对直接成 本支付等重点环节加强审核监督,针对纸张缺货、供应放缓、涨价等问题,制定具体应对措 施。二是以总调度制为中心的生产管理,要通过生产进度汇报制、分级调度管理制、计 划执行检查制、流程电子监控制等实施一体化的全过程管理。三是以效益考核为中 心的编辑考核管理,建立科学化、规范化、量化的考核体系。考核办法要体现以效益为中心 的 原则,建立编印发一体的考核联动机制,增加和细化效益型考核指标,加大效益型指标的考 核权重,着重提高单品种效益,强化成本意识,使考核真正起到激励导向作用,同时完善编 辑分级制度,对编辑工作进行量化管理。四是以营销体系为中心的营销管理,逐步建立 整合营销体系,大力促进策划编辑与营销的互动,形成整体的营销合力,力求建立从选题策 划到营销的一体化机制。

在内容管理上,总编辑工作更是不可忽视,“三审三校”、“齐、清、定”及质保体系 等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必须坚持,不能因为业务结构的调整而淡化,特别是随着数字 出版物的出现,要研究新的审读方式,制订适应其变化的管理流程。这要求在坚持传统制度 的同时,要适应新的变化;在把握大方向的前提下,从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采用新的技术 、利用新的设备入手,进一步改进和强化对内容产品的管理。

4.既要配合组建经营团队,更要适应编辑队伍职业化变化的需要

转制后,出版企业要组建更适合市场竞争的经营团队,这是社长或总经理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这支经营团队里自然包括策划编辑、营销编辑,因此这同样也是总编辑要考虑的 人才选用问题。因此,转企后,在组建经营团队上, 社长或总经理和总编辑都有责任和义务选好、配好这支队伍,而总编辑应侧重在产品开发方 面的人才选用上。这与在事业单位形态下总编辑只负责单一的业务工作有所不同,他与社长 或总经理是一种互补和相互配合的关系。

总编辑在考虑编辑团队的建设时,要适应编辑队伍职业化变化的需要。目前,国家已开始出 版职业化建设工作,并在不断地完善。而出版职业化也正是传统出版社缺少的,也是需要在 未来的团队建设中应关注的。因为,出版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对人才有着特殊的要求, 现在大多数出版社离这些要求都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未来的人才规划中,必须有职业化 人才培养和选用的整体考虑,才能适应出版业发展的需要。在人才选用上,特别要重视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重视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

总而言之,随着转制工作的深入,我们对转制后总编辑工作的定位以及职责、作用将会逐渐 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作为出版企业,总编辑不能没有,他们应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这个课题无论是出版企业在实践过程中,还是政府部门在改进管理上,都应该认真地思考, 并加以完善。我相信,我们对总编辑作用的认识将会随着出版企业的成熟而成熟,总编辑也 将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国有联姻民营 运营模式很关键

民营策划人汪俊由辽宁出版集团转会湖南出版集团的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并担任新成立的北 京涌思图书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业内人士认为,在近年来一片纷纷攘攘的国有与民营合作的浪潮中,汪俊 的转会说明,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合作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制度上的,也有运营模式上的 。

虽然低调的汪俊不愿提及为何离开辽宁出版集团,但他告诉记者,好多人只看到了国有 与民营合作在体制上的问题,但他觉得运营模式才是最大的瓶颈。他认为,此次与 中南出版传媒的合作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汪俊说,国有与民营合作,多数是将其归属到集团中的某家出版社,但涌思公司是集团 直接所属的子公司。他认为在全国这是第一家,而且在短期内不会有第二家。其实,直属于 出版社或集团,根本差别不在于书号的使用。汪俊认为,出版社本身就是实体,再与一家民 营实体合作,本身就会有利益上的问题,而由集团直接管理民营公司,反而会帮助公司降低 风险,提高效益,利益上也不会有冲突。据了解,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占涌思公司90%的股份 ,汪俊个人以10%入股。

作者：杨西京

新闻策划属性管理论文 篇2：

泛新闻生态下西方传统新闻价值重估

【摘要】“人咬狗”（man bites dogs）式新闻对19世纪全面进入转型期的美国新闻界来说，是发掘大众读者的有力驱动器。但在市场制衡的商业属性运作下，利润替代公共价值，成为当时报业生产的首要准则。普利策与赫斯特黄色新闻大战在煽情主义的浪潮下激烈展开，无论是如《世界报》般的巨头还是《每日镜报》式的小报，都陷入争斗之中。以史鉴今，黄色新闻时代虽已远去，但黄色新闻的阴影依然留存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在媒介技术大规模革新、用户生产内容严重超载的现实情境下，“人咬狗”式新闻以新的形式再次强势出现。新闻的定义和新闻价值问题遇到了时代更为严峻的追问，以吸睛为目标、低俗化、娱乐化的“人咬狗”式新闻，是否还能够成为当代新闻价值的主导要素？新闻作为建构拟态环境的奠基型角色，应当如何重塑商业与专业的平衡？新闻价值如何重回主流，重建新闻的本真意义？我们似乎又遇到两百年前新闻人所面临的相同问题。

【关键词】新闻价值;黄色新闻;人文精神

“狗咬人不是新闻，因为它太常见，人咬狗才是新闻。”[1]几乎是在200年前，John bogart，时任《纽约太阳报》的编辑曾这样概括和表达商业化的新闻价值观。而这样一个比喻性的新闻定义，成了此后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核心性内容，并从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新闻价值理论。客观来看，当时以《纽约太阳报》为代表的大众化报纸，开创了美国现代新闻写作的新体裁[2]，对新闻意义的扩大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咬狗”新闻的特征在于离奇、非常态、新鲜、有刺激性。这样的价值观虽推动了新闻业的市场化发展，但也从根源上改变了新闻社会价值的唯一性地位。然而，到了今天的智能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了新闻生产者，“人咬狗”式新闻还有没有垄断性的地位？尤其是作为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如何坚守新闻社会价值，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不深入探讨的严肃学术问题。

一、“人咬狗”的价值理论开启现代新闻市场大格局

（一）“人咬狗”曾经“咬”定现代新闻市场

“人咬狗”新闻的价值观与价值核心在于：首先，它迎合了受众追求奇异的自然心理，从而满足人最低层次的心理需求“知晓欲”，越是离奇的事件越能使得这份知晓具有独一性和先导性，在为受众创造分享价值的同时，也能刺激其更高级的兴奋点，因而也就更受欢迎。其次，“人咬狗”式的新闻不需要社会价值，只需要“非正常”，因而能在短时间内产出大体量作品，占据信息流的主导地位。煽情和细节呈现成为报道的主要原则，搜集事实和证据所需的花费却被大量压缩。部分新闻机构甚至出现策划新闻的现象，以适应快速生产的模式，达到持续煽动公众情绪、刺激其进行二次购买的市场推广目的。再次，它的用字更通俗，排版多用图及大标题，在视觉和阅读体验上，提升了报纸的可读性，迎合了当时民众的认知文化水平，[3]由此扩大受众面，保证作为商业化报纸的存活率。

（二）“人咬狗”新闻商业化属性的积极影响及其局限

“人咬狗”式新闻诞生于资本入驻新闻的起步阶段，商业利益在此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这类新闻主要具有的是商业属性。由于扩大传播量和新闻工业化、规模化的需要，由此催生的黄色新闻、小型报渐渐对公民意识与新闻工作者概念中的新闻意义造成了不可扭转的损害，大量低概率、偶发性的事件取代民生事件成為主流，侧面阻碍了民众对社会性“应知之事”的知情权，使得媒体丧失了对“把关人”的职业准则意识。民生报道虽然仍存在于新闻体系中，但被边缘化的现状使其影响力受到贬抑。

在当年的黄色新闻大战中，普利策曾作出辩解，人情味的报道和煽情故事是争得高发行量所必需的，他认为，在发行量扩大之后，可以通过吸引读者关注社论栏和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4]因此，他的《世界报》以生动的方式报道重大新闻，也以煽情的新闻内容来适应娱乐大众的趋势，这样，既可以使他的读者得到快乐，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进步的领导作用。[5]自由主义理论倡导让公众听取真假掺杂的信息，它将公众认知为理性的个体，能够消化并理解一切信息，从而抛弃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而接受个人社会所需的东西，即真理“自行修正”的过程。布拉克斯东对18世纪的宗法立场总结道，自由人可以自由吐露想法，禁止公众吐露就是破坏新闻自由，但是发表的内容若不正当，就必须为狂妄的行为负责。[6]这样，“个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只是滥用这种自由意志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7]。

然而，当奇异性成为新闻产业的主流追求，公众目光已经被“人咬狗”所吸引的情境下，不平衡的报道体制又如何在不在场的同时，为公众对“应该知道”的和“无需知道”新闻注意力的平衡作出有力的辩解呢？想要让受众对被边缘化的事实报道产生二次关注，实则困难，即使两类新闻同时同地存在，想要保证社论和公共事务类的严肃信息获得及时、广泛关注，不仅仅是诉诸公民理性就可解决的事务。此外，当公众面对大量“垃圾”“无聊”信息时，是否还有余量去接受和消化社会应知重要信息？显然，黄色新闻的泛滥已然超出了自我修正主义的适用范畴，普利策在之后也对黄色新闻的“战绩”进行了反思，从而提出“社会航船瞭望者”的价值观。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人咬狗”新闻理念早已成为世界经典，深深融入资本主义新闻生产系统中，并且潜在主导着不同体制下的新闻实践，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最典型的是默多克，他是媒体经营的天才，作为现代媒体大鳄，他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所有内容，总是想方设法将其变为耸人听闻、标题鲜明、篇幅短小的文章。收购《华尔街日报》后，他对编辑和记者毫不客气地说道：“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了，还是发表一些读者喜欢的内容吧。”他甚至认为：“如果《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三版女郎的照片，我敢肯定它的读者中也会有MBA。”

在新的历史和媒介环境下，如何对这一类新闻进行价值重构，使得该类报道更具有主流新闻价值，是今天的媒体必须面对和积极应对的重要议题。

二、“人咬狗”的当代情境与价值重估

（一）自媒体泛滥加剧了信息的不确定性

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曾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的消除”，但在社交媒体融合的情境中，信息扮演的不再是“消除”不确定的角色，更多的是在往增加不确定性的角色方向发展。因为，“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新闻，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8]。碎片化泛滥的媒介环境取代传播所需的物理时间，成为造成信息滞后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环境中，民众的视线被分散了，从而形成了认知时间线上的滞后。在传播畸变和遗忘曲线的作用下，传播的信息和受众的印象都被扭曲了，这一扭曲甚至不可逆转。

自由主义修正理论的成立主要基于公众有能力辨别信息这一期望之上，但这一理论基础在泛媒体的环境下并不成立。李普曼对民众“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的定义充分说明，这一理想色彩浓厚的理论并不能站稳脚跟，“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9]。但是，他“实在无法保持自己的清醒”。自由的滥用意味着自由的缥缈化，个体知晓所有观点的权利在被赋予了看到并理解所有观点的期望时轰然坍塌，因为“那位公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所有公共事务，更没有学说的胃口”[10]。而在碎片化新闻的环境中，不仅受众的时间被割裂了，其注意力也被分散，因而，想要让其接受全部观点的可能性再次被拉低，在这种状态下，又如何期望公众有精力且愿意去理解信息，再进一步进行抉择和辨析呢？

当一个新闻事件被整体割裂，事件相关方的主体和配体被混淆时，民众难以将所检索到的信息与目标信息匹配起来，即使匹配也缺乏时间的线性梳理，易产生对事实的理解偏离。而受众又是易被干扰信息的个体，过多庞杂、冗余的信息漂浮在检索框和信息流中，常常能让其遗忘检索的本源目的。这一过程往往以如下方式展开：媒介在竞争时为争抢首发，以连续零散发布的方式在两微一端及网页上生产大量的重复新闻及信息碎屑。随后，传播者根据自身背景对零散信息进行二次割裂和二次建构。结果，所有相关事件的信息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受众大量的关注空间，然其前因后果却在千丝万缕的无限制性展开中被湮没。重大事件或许得到了大体量的报道，也形成了媒体议程到公共议程的过渡，但公众却无法对事件形成一个系统的认知和体会。虽然从上帝视角来看，个体只要花费足够时间就可以在信息网络里找到事情的原委和最终结果，但这并不具有可实践性。事件的调查需要严谨的取证，跟踪进度所能产生的新信息，无法跟上泡沫信息被争抢发布的节奏，因此，在事件报道过程中，线索的连续性被打破，逻辑被掩藏，秩序被毁坏，真相也就在传播中被忽视乃至消失了。

例如，在微博等微型信息的发布平台，受制于发布字数和环境，传统新闻人与新兴自媒体无法体现出专业差异性，受来自所属新闻机构以及专业素养的束缚，传统媒体在信息的及时性上甚至不及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如网易在对于欢案的舆论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因缺乏用户与移动互联网的运营经验，往往不能精准把握移动时代的传播节奏和调性，只能依靠经验来判断传播价值以及是否跟进”[11]。专业追着热点跑的现象也就因此成为现实常态了。此外，当头条出错，专业媒体和自媒体所受到的影响也大相径庭，对于专业媒体，民众赋予的信任值更高更强，而对于自媒体，民众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在信任度上依然有所保留。因而，在同等条件下，报道同样模棱两可的信息，被受众发现纰漏后，专业媒体所遭受的打击将是致命且持久的。

专业界限日渐模糊，想要保持或提高公信力越发困难，传统媒体既无法完全自媒体化放开手脚运作，又不能耽于传统报业的过时法则中，它虽有心寻求变革，但依然在重蹈覆辙。面临随自媒体汹涌而来的流量抢占压力和谣言四起的迷障，数据抓取式的个性化推送和商业化变革的重重阻碍，专业媒体在挣扎寻找出路，争相开通了微博、微信、客户端，但并没有在民众公信力上得到提高。“谣媒”的称号日渐增多，流量被抢夺所带来的恐慌蔓延，民众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的浮躁感也随着信息破碎化、垃圾式分布化而不断上升，修正理论失效的年代里，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处在一个困惑的状态中。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越来越多的事实，却离真相越来越远。[12]值得回归思考的是，什么是信息，什么又是新闻呢？

（二）低社会价值新闻困扰舆论场

本质上看，新闻价值归根结底是和社会价值密切关联的，因此，新闻价值的真正价值是通过其具有的社会价值所决定的。但是，自媒体时代，新闻所能带来的流量大小与潜在传播力取代了社会价值的主导地位，甚至有部分媒体以文章的转发量、评论数、点赞数等为指标，来判定新闻工作者的作品是否合格、优秀。利益链条贯通了新闻生产、流通的整个过程，低社会价值、高流量价值的新闻也因此重回主流，将舆论场困在琐碎、庞杂与虚无中。

2016年4月5日起，一条“女子在和颐酒店遭陌生男劫持”的微博及视频在网络上持续刷屏。短短72个小时，微博话题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阅读量高达23亿，有超过245万次讨论。这一治安事件，从公共安全的层面考虑，报道价值远不及同年3月山東非法疫苗的案件，但后者的传播量却并未达到现象级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前者重新激发了刚平息不久的由“柳岩伴娘案”引发的对女性权益的质疑，而“深夜劫持”“酒店涉黄”的标签，在以视频加煽情性长微博为传播载体、第一人称为叙事方式的推广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关注。微博大V再用情绪化语言进行二次介入，带动网民群体产生愤怒和质疑的情绪。经过一系列吸睛包装，常态化事件形成舆情风暴。

此话题在历经微博百万级粉丝大号转发评论后引起舆论高峰，专业媒体开始介入调查。4月6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独家对话入驻和颐酒店遭尾随拖拽女子回访事发地：无房卡可进酒店，房间内现涉黄“小卡片”》的报道，《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也持续跟进，提供了涉事酒店实地走访和爆料女子的采访信息，还原事情发生经过。事件脉络清晰，警方也进行了立案调查，然而话题并没有就此停息。从“抵制如家集团所有的酒店”“女子安全自卫”“反女子自卫、呼吁公共安全”的话题，到蓝鲸、钛媒体与各大网站网民对最初发布信息的“弯弯”个人隐私的揣测，乃至主观定性商业阴谋论、期待“舆论反转”，都表明了一点，情绪已然盖过了事件真实本身，成为舆论喧哗的塑造者。当核心事实还处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时，社交媒体已自分阵营陷入焦灼的舆论战场，对已有的主观判断进行无意义捍卫。网民情绪在已成型的互驳意识中爆发。部分网民陷入急于被认可的情境中，进行口水战、舆论战，本为求证事实真相而进行网络诉求的出发点，最终导向了个体情绪的发泄口和被认可的利益口。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直言，将该事件定义为炒作和网民阴谋论，其实是对该事件是否值得如此大范围舆论关注，是否值得警方介入的质疑。事件虽涉及个人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警力资源分配面临困境、酒店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但是，由此引发的舆情多大程度上立足事件本身，事件多大程度上值得社会反思，极高的传媒关注量是否合理？依然值得深入探讨——由此事件所衍生出来的子话题，是否才是事件得以持续成为爆点的缘由？

那么，民众究竟因何愤怒？弄清楚这个问题，便能够理解这类事件得以大量传播的根源。在社交网络中，网民拥有同平台用户这一弱关系，对同事件的共同情绪，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其联结构成了虚拟共同体。和颐酒店事件中，民众习惯将本我套入情境中以理解事件并作出反应，因而偏向对监控下的暴力行径形成恐慌和愤慨。其第一情绪反应可能都是愤怒、恐慌，情绪产生的原因或许并不相同，但虚拟共同体的所属形式排除了情绪生成原因的展示，只需情绪属性一致，即可形成共情。处于可得性偏差的视角，公众会不自觉地将事件的高传播、高关注量同事件发生的概率对等起来，而个人生活经验中住酒店的频繁性再次强化了恐慌的情绪。在已然形成的意见气候和舆论热潮中，公众忽视了事件的本质——在高级酒店遭袭击的概率，并未达到引发超级传播量事件的普适阈值。

当求真目的不纯粹，事件本身被多余探讨湮没，偶发性被置以重量级关注时，单薄的事件能否承担得起过高关注量带来的后续跟进价值的压力？这是舆论场面临的注意力困境。要想扮演好公民意见的恰当角色，能形成有影响力的传播，更多的应当是使有社会价值的议题得到传播，也就是说，它需要承担传播和把关的双重角色。消耗了大量精力研究探讨的一起治安事件，引发刷爆了公众视野的女性自卫指南，能够多大程度上揭示社会暗流和潜藏的新闻价值意义？网络传播远胜于媒体跟进的时代里，商业化压力与新闻本质的坚守间能否维系平衡？基于流量关注度对事件进行报道本无可厚非，然而如何基于事件本体挖掘社会价值和普适性，实现基于专业素质调查者的角色身份，形成对生产报道清楚的认知——“公众将如何使用这个内容？它对公众有帮助吗？它有何价值？我们还能做什么？”[13]

《新京报》负责报道该事件的刘刚在受访时表示，对此次事件的一次采访为常态化跟进，而二次采访则基于第二天社会对事件的超级关注。无可否认，社会舆论需要专业媒体的肃清，但是否需要大体量的传播予以关注则另当别论。若具更大关注意义的信息资讯因此湮没，无人可为此给予担保。因此，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依然需要专业媒体的合理引导。值得赞扬的是，《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在追踪调查中引申出的酒店涉黄卡片屡禁不止的困境，呈現了专业媒体立足事件本身调查的素质，也真正将话题延伸到了社会性层面，探讨公共领域的安全与灰色链条的成形及变革困境。遗憾的是，在时隔两年半之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有效的解决，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查申明现状。

公众对事件的探讨从不仅限于其本身，事件的真相也绝不会是舆论热议的终点。然而媒体调查若以流量高低为掌舵方向，将新闻价值衡量标准局限于流量高低，势必会陷入被舆论执牛耳的情境。随情绪顺势来去已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对新闻质量的要求，脱离了事件情境对“人咬狗”新闻报以人咬狗的非理性陈述和偏差性评论，亦无法帮助媒体树立起专业的标杆，明确与自媒体的专业界限。而当这一概念被绝大多数媒体奉为宗旨，“微博比报警有效”和舆论特权阶级的言论便不再是玩笑，这是值得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所警惕的。“人咬狗”式新闻如幽灵般一直萦绕在新闻生产的主流视线中，新闻价值该如何定义，发声的时机如何把握，多维度的深度挖掘如何建构，依然是专业精英群体和媒介权威需加以探讨的话题。媒介的把关人属性正在向平台和公众部分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就要抛弃把关人的角色，它应当是新闻价值的判断者、范例的实践者与规范的引领者，专业媒体的工作并未过时，只是变得更为复杂。这一判断的立足点，需重归到新闻的社会价值属性。

三、“人咬狗”式新闻的意义重构

“人咬狗”新闻价值作为跨两个世纪的经典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意义。因此，即使在今天，它也并非一无是处。普利策所提出的流量导流严肃的构想在理论上也是能够成立并具有积极意义的，但诉诸公众理性并不是合理的方案，面临当今社会现实，它应有新的实现方式。从事物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辩证法来看，无论是涉及道德民生的事件，还是纯粹娱乐性话题，这种以离奇新鲜为特征的“人咬狗”新闻，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借用童兵教授对新闻报道敏感性的释义——“普通事实”和“新闻事实”的量变与质变关系，也可以探讨“人咬狗”新闻的量变与质变意义。常规“人咬狗”式的吸睛式报道，缺少充足的代表性，更多是偶发事件;而当吸睛式的奇异性报道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成为新闻常态，就会出现质变，由“人咬狗”新闻引申的议题就具有了普遍性和代表性，具有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价值。而后，该类新闻又回归到一般量的变动中，又成为普通意义上的吸睛煽情式报道。[14]需注意的是，量变的积累并非意义与话题的重复，而是社会属性的再挖掘和再拓展。纯粹数量的堆积，只会引起受众不必要的恐慌或反感，甚至因习惯报道而丧失共情能力，产生冷漠的情绪状态。

专业媒体人在如今常出现被舆论带着跑的现象，紧跟社会热点、新闻热词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却被证实报道与事实主体不符，甚至与事实截然相反，形成舆情反转[15]，而反转常态化必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专业素质也在盲目追逐热点的过程中被泯灭了。传统媒体有心变革却无力变革，变革需要资本的驱动，而当媒体自身失去了投资价值和变现价值，资本投入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更低。另外，在举步维艰的境地中，一味坚持深度报道是极其困难的，其制作周期长、成本高，投入产出比相对较差，与之相较，以损耗传统媒体往日公信力为代价的“人咬狗”的新闻，流量性和资本变现的便捷性被凸显出来。对于无路可走的传统媒体来说，或者选择屈服资本转为流量变现模式，或因无力改革被时代淘汰，也是转型过程中必经的环节。然而，转型并非转型期永恒的主旨，在转型成功后，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重回新闻的本理轨道，重唤新闻的社会价值。

“人咬狗”类事件具有奇异性和吸睛点，从吸引流量的角度来说价值或许很高，若被作为新闻素材，它具有天生优势。然而，若仅因吸引流量而肆意报道，让其占据重大新闻的关注空间，甚至因此而刻意“制造”新闻，则有损新闻人的素养。是否选择将其加工以及如何加工成新闻，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应以社会价值为根基，原则上应该遵从以下几点进行实践。

（一）区分是否具有本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社会意义

从挖掘价值的角度来说，若事件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源属性，具有深入挖掘的价值，则可尝试将奇异性转化为普适性，实现“人咬狗”新闻的社会化。

首先，确定“人咬狗”新闻事件主体发生概率：是社会背景下的常态事件还是巧合？事件的发生是必然还是偶然？若为常态事件，只是尚未被公开揭露，对专业媒体人就具有新闻价值。若为巧合，则需警惕以讹传讹的陷阱，避免沦为纯粹的信息输送者。同时，因更注重事件根源——事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它因何会成为常态？事件相关方是谁？谁该为事件负责？借此，给出权威解释以及合理的时间探讨和成因分析，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对于具有常态性的“人咬狗”类新闻，专业传播者需要做的是稳定社会情绪，给出理性解答，不让谣言占据舆论主场，避免一味跟风。在对事件进行挖掘时，还需要寻找该类事件的普适性：是否还有同类事件发生？是地域性事件还是全国性事件？是否能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事件共性？由此来生产新闻报道。基于这一思路，将“人咬狗”的吸睛点作为吸引流量关注的起源，以深度报道跟进作为树立公信力标杆的奠基石，便可实现“人咬狗”新闻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属性，重构公众对于真相的诉求，树立“真相是重要的”概念。同时，专业媒体也应重视，如何改进深度报道的模式来适应民众的快节奏生活和零碎时间，或者通过深度报道重塑公众的阅读习惯，扩大深度报道的受众群体，使得深度报道更具有广泛性意义。

从澄清价值角度来说，事件极易引起或已经引起谣言和误导受众时，作为公信力较强的专业媒体有责任对舆论场进行肃清。

自媒体的利益驱动器大体可概括为两种：一为流量变现，套用商业模式加以运作;二为自我价值实现或信息普及。“人咬狗”式新闻的流量能够实现商业变现目的，同时，关注这一类信息的受众多为一次性或是本不追求真相，只追求情绪宣泄的“顾客”，因而，事件真实性对于这些媒体无关紧要。娱乐、谣言成为其内容主体，猎奇、惊悚、低俗、情绪化成为其特征，以社会刻板印象作为炒作点进行情绪渲染，对未经求证的信息来源加工出售，就是其常态存在的方式。不可否認，这一类信息具有市场和商业价值，但它同时也是隐藏的舆论炸弹，一旦传出包围圈，遇上无辨识能力的公众，就易造成社会恐慌和舆论暴动，对于社会整体的损耗远超信息本身的商业价值。如2017年微信中流传的“肉松面包上的肉松是棉花做的”“塑料紫菜”等谣言，“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老人独自养孙14年考上复旦意外发现重病儿子复活”等假新闻准确踩中了民众的痛点，形成了较强的舆论，在此时，民众在四处碰壁的情境下需要权威的解读，“释义新闻”和“辟谣新闻”的重要性便被凸显出来。针对事件相关者或领域相关权威进行采访，促进政府及专业机构与民间信息的流通，以帮助民众鉴别信息的真实性，陪伴民众见证一切，就是当下职业新闻人应有的担当。

（二）连续专题性报道和全面性总结，信息聚合有头有尾

“除非把一件事情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绝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16]约瑟夫·普利策曾这样要求他的编辑部。在新闻碎片化的年代里，“快”被置于“准”之上。受众的脑海中塞满了信息碎片，却缺乏将其组合成完整信息的能力，或者其本身所吸收的信息碎片就是不完整的。从新闻活动的定义出发，公众了解信息，是为了“利用新闻现象，为自己的生活、生产服务”[17]，而当这一满足条件上升到消耗大量时间搜集信息、整理信息时，公众追求事实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愈加倾向将新闻作为娱乐消耗品或情感宣泄载体，最危险的是在被压迫和诱惑中形成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态度。[18]当该种观念建构形成，受众的态度会反作用于信息的传播者，使其失去对事实追究的动力。而当受众将聚焦点放在煽情性、浅显化报道上时，因信息源不准确，受众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产生偏差，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也会趋向片面和主观情绪。这种非平衡性的信息逐渐积累后，个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他个人与周围人的价值取向。因此，专业新闻人在唯快不论的潮流中，需守住新闻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专题性报道的形式全面总结事件，阐明事件始末，弥补受众遗漏的信息碎片，使受众能够处在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信息环境中，这是其应有的责任。

（三）正视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存在，认可受众的参与

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急速崛起，使得“人人有一个传声筒”成为可能，这就有可能抢占传统新闻的市场份额，在此情境中，首发报道不再成为传统媒体的专利。自媒体和社交网络个体虽然在准确性、专业性、客观性上距离传统媒体有很大差距，但依然是公众话语体系建构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专业媒体来说，仿效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模式已经无法脱离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新态势下划分专业界限，正视其物理性存在，并借此发展出传播的新模式。自媒体和社交网络带来的是传受双方对话的可能，新闻不再是新闻工作者的独白，新闻的消费者的口味变得挑剔，他们追求积极查询信息，甚至参与新闻生产[19]，以一种主动出击的姿态在加入到传播者的队列当中[20]担当起“新闻游牧者”的角色。“人咬狗”新闻素材往往来源于社交网络和自媒体，当对话机制被建构起来时，自媒体及社交网络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公众的看法，专业媒体可以借此来了解公众反应，从而制定相应的舆论应对措施，提前开启舆情预警机制。同时，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用户在地理位置上有更靠近新闻现场的状况，其报道的信息也可作为事实证据，对于信息环境的整体性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借此，专业媒体、自媒体、新闻消费者形成合作关系，共塑一个崭新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新闻环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第四子课题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ZDA219）;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大学共同建设新闻传播学院项目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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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海龙.新闻素养与下一代新闻业[J].新闻记者，2014（4）：69-75.

[20]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79-180.

（李冰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郝雨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董方晓

作者：李冰清 郝雨

新闻策划属性管理论文 篇3：

湖北电视新闻传播形态变迁检视

[摘要]形态，《辞源》中解释为“事物的形式和状态”。所谓传播形态，就是媒体以它特定的传播属性、传播内容、制播手段、传播效果作用于媒介的总和，它是媒体区别于其它媒介的内在规定，是标称媒体发展现状和影响力最主要的指标。因此。从传播形态的角度聚焦湖北电视的核心业务——电视新闻，可以捡视湖北电视新闻发展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电视新闻　传播形态 变迁　检视

一、湖北电视新闻传播形态的变迁

湖北电视新闻传播形态的变迁起始于我国的新闻改革工作。1978年人民日报社等首都7家新闻单位申请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掀开了中国新闻改革的大幕。根据王锋同志《广播电视改革发展20年》一文，将30年全国广电领域改革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即“思想启动期”、“全面改革期”、“治理整顿期”、“强化管理期”和“集团化发展期”等。我省广电领域的改革基本也顺应了这种变革，经过了“合一分一合”三次重大转型。如今，湖北省拥有省级广电总台1座、省会市广电总台1座，地市州级电视台1I座，县级广播电视台69座，全省拥有发射台1175座，拥有数字广播和电视频道77个，形成了竞争与竞合并存的格局。

就这30年间湖北电视新闻传播形态的变迁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新闻理念的变迁

新闻理念起源于文化传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媒介的政治属性赋予了新闻理念新的时代内涵。湖北电视诞生于1960年。作为党的宣传“喉舌”，也作为我国电视事业的组成部分。党性原则规定着湖北电视新闻观的确立。

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电视新闻集中体现了我国电视传播属性的这一基本要求。湖北卫视新闻栏目《湖北新闻联播》作为湖北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始终站在湖北改革发展的前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布权威声音，关注社情民情，多次受到省委和同行肯定。湖北经视民生新闻栏目《经视直播》以“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为宗旨，自2004年推出以来，一直深受本地区观众欢迎，并以较好的社会效益和较高的经济效益成为全国民生新闻节目中的佼佼者。近年来，总台电视频道不断创新传播思维。更新新闻理念，陆续推出了一批反映社会、民生、经济的电视新闻栏目，如《今晚六点》、《新闻非常道》、《综合1时间》等。

就新闻理念变迁而言。首先体现为时政新闻报道方式的转变。《湖北电视新闻》作为湖北对外宣传和展示湖北的窗口。政治性、权威性、指导性、有效性是该栏目的理念，时政新闻是其主要“内核”。党的十六大以后，“三贴近”促进该栏目的新闻理念发生改变，在有限的联播新闻中腾出时间加大社会新闻报道，关注社会热点和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使该栏目既跟踪时事热点、又贴近服务百姓。

新闻理念变迁还体现在传统新闻节目向民生新闻节目的转变。《经视新闻》原是湖北经视一档联播式的20分钟新闻节目，2004年在《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节目的带动下，转变为一档60分钟的直播式民生新闻栏目，引发了本地区民生新闻热潮。《经视直播》关注民生、关注本土，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和社会弱势人群，关心他们疾苦。开播4年来一直受到本地区观众欢迎，《经视直播》也因此成为本地节目中最响亮的民生新闻品牌。

2　新闻话语的变迁

新闻话语分析是用类似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探讨电视新闻用语和新闻语义等相关问题，它与新闻实践活动密切联系，与社会发展潮流紧密相联。以《湖北新闻联播》为例，在1980年代。电视新闻的典型话语是“拨乱反JE"、“阶级斗争”等：到了1980－1986年，新闻宣传的语境逐步转变成“宣传规律”、“新闻规律”等；到1993－1996年。“市场经济”、“商品性”、“互联网”等成为热词时。“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等新闻话语呼之欲出：新世纪以后。“新闻专业主义”伴随着“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语境出现。这些新闻话语的变化，折射出30年来我国社会环境的变迁。

这些新闻话语的变迁。渗透着我国媒介话语由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报道逐渐转变为尊重新闻规律、加强新闻职业道德修养，提倡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所替代。这种变迁从深层次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已步入法制社会阶段。

3　新闻品牌的确立

新闻品牌属于媒介的产业经济学中的概念。在媒介市场化大潮中，新闻不再是政治属性的附属品，它所具有的经营属性。使其成为我国新闻宣传领域最敏感、最活跃的一部分。CCTV新闻频道的改革就是以新闻“品牌”为核心的实践。这种改革模式正在被全国众多的新闻栏目所仿效。

湖北电视新闻的“品牌”理念形成于新世纪之初。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产业化”的总要求，使文化体制改革浪潮再次冲击着新闻传媒业。电视新闻作为新闻事业的排头兵，在改革浪潮中由单纯注重“宣传”功能向新闻“本体”功能转变，注重传播效果，注重新闻品牌。以《湖北新闻联播》为例，2003年该栏目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加强片头、片花、提要、字幕和主持人背景包装，加强报道的贴近性、可视性，收到了很好的新闻品牌效果，2004年被广电总局评为“全国十佳新闻栏目”。2004年开播的《经视直播》栏目，从开播起就非常注重品牌包装和标识使用，一句“《经视直播》，就在你身边。”不仅赢得了观众，也赢得了同行赞誉。2005年《经视直播》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民生新闻栏目”，并成为全国民生新闻协作体的发起者之一。

4　制播手段的变迁

近30年，湖北电视新闻在制播手段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包括新闻采集、编辑制作、信号传送等技术手段的变化；二是新闻生产机制的变化，三是直播常态化。

从技术变迁看，近30年来。制播技术经过了模拟复合、模拟分量、数字分量、数字高清等多代升级，图像和声音越来越清晰：传送技术也由30年前单纯由地面模拟微波传送、无线发射，发展到今天“天上三颗星、地上三个网”的多维交叉数字传送和接收格局。高质量和畅通的制播手段极大推进了电视各项事业的发展。

30年来湖北电视新闻在技术装备、制作条件和传送方式上也发生了升级换代的变化。新闻采集手段极大丰富。大、小摄像机能够满足各种拍摄要求：制作手段由单机线编发展到非线性网络编辑，无带操作也成为现实；新闻传送由过去微波传送。变为现在的数字卫星、微波、网络的多层次交叉传送格局。这些先进的制播技术为电视处理海量信息、提高电视新闻时效性、贴近性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电视新闻作为一种鲜活的信息产品，正成为了电视传媒一个重要的产业基础和支柱。

从新闻生产机制看，改革和疏通

电视新闻生产机制。是历任湖北电视管理者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1993年，湖北电视台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新闻生产的“一条龙”机制。不仅在技术装备上重兵投入，还在人事、财务、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予了“一条龙”管理，湖北电视台的新闻生产由此迈上了新台阶。据统计，湖北电视台当年上中央台《新闻联播》新闻260条，名列全国地方台之首。被省委省政府授予“青年文明号”。从新闻一条龙，到新闻中心，再到全国民生新闻协作体，30年的变迁说明，湖北电视新闻在机制创新方面是有远见卓识和卓有成效的。

直播常态化是湖北电视新闻改革的又一突破。这种制播变迁主要以《经视直播》节目为代表。为了架构起直播通道，湖北经视专门搭建了新闻制作的局域网、文稿网，并配备了SNG卫星直播车。保证本地乃至全国民生新闻协作体的新闻使用和直播。如今，《经视直播》在晚间版成功的基础上，又连续推出了早间版和午间版，成为本地区横跨早中晚三档具有影响力的直播节目。

二、湖北电视新闻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经过30年的创新与发展，湖北电视新闻已经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宣传力量。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国内传媒业必将面临来自国际传媒巨头的竞争：经济的全球化还将带动文化全球化，对我国的本土文化造成冲击。这些都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媒介改革和产业化发展的力度。与此同时，现代科技的进步，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媒体中同质媒体与异质媒体之间的竞争。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传媒必须具有全局的发展视野。因此，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中国和世界这个大坐标系中考量，找出自身发展存在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目前湖北电视新闻发展存在四点不足：

1　新闻理念中规中矩。机制创新稍显不足

虽然近30年来湖北电视新闻理念发生过几次变迁，但这些都是合乎新闻规律和社会发展潮流的自我校正，是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客观、公正、真实地报道新闻方式的一种回归。但是，这只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回归，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新闻视野窄、策划不够。比如去年年初的全省抗雪灾报道，我们在电视上很难看到全省各地受灾情况和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的系统报道，也很难看到全省人民抗击冰雪恢复生产的系统报道等，这些明显表现为新闻视野窄、策划不够。

——机制创新稍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常态下的新闻报道得心应手，一旦出现非常态的突发事件，我们缺乏预警联动机制和重大新闻插播制度，不能迅速从频道的播出编排、直播启动、人员响应等方面作出反应。导致新闻“失色”。在这些方面，国内已有多家媒体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2　缺乏深度新闻栏目，新闻事实停留表面

目前，在湖北为数不多的电视新闻栏目中，新闻报道类栏目居多，而深度报道类新闻栏目缺乏。我们为什么需要深度报道?一方面，人们常用露在水面的“冰山一角”来形容发生的事实，而水面下的巨大冰山才正是我们需要正视和挖掘的新闻事实。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你播我看”的表面新闻，而是迫切需要可以透视、可以解惑、可以明辨是非的深度新闻。如果他们在电视上得不到答案，就会转投网络或相信其它渠道的信息，导致事实失真。

这次四川地震，中国媒体以透明报道感动了全世界。在这次抗震救灾行动中，新闻媒体的报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特别是电视媒体以大量及时的信息、破天荒的长时间深度直播报道，使远隔天涯的人们及时看到了灾难景象，以及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现场。实践证明。深度新闻节目是今后电视新闻立于不败之地的必备武器。

3　主持人驾驭不够，新闻形式单

一个成熟的电视新闻栏目，需要一支素质良好的专业队伍、一个政令畅通的运行机制作后盾。同时还需要几个能够能征善战、驾驭娴熟的主持人。纵观湖北电视新闻的主播们，基本没有干记者的出身。

正因为我们的新闻“主播”对新闻节目的题材和内容驾驭能力有限，在实时性直播新闻节目中，我们无法看到对事件的展开分析，以及对各种资源的综合调用，导致新闻形式单一。

4　拍摄手法混用，新闻叙事模式单一

电视拍摄主要有纪实型和表现型两种手法。对于进行时态的事件，一般采用纪实型拍摄，而非进行时态的事件一般采用表现型拍摄。两种手法从观众接受的角度看，前者比较受欢迎。反观湖北电视新闻的拍摄状况，我们通常只能看到推、拉、摇、移等静态表现性的镜头(有时还没有同期声)，很难见到记者身在现场，捕捉事发时刻不可逆转的纪实画面，两种拍摄手法存在乱用混用。因此，每当记者用摄象机记录下一个个经典时，观众被感动的同时也记住了这名记者。例如，湖北名记者向培凤在1998年拍摄的围困在洪水中的小江珊的难忘场面至今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开创了最简明新闻报道叙事的先河。这种叙事模式后来很大影响着电视新闻报道的叙事。60年后。人们发现这种叙事模式又阻碍着新闻叙事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进行时态的事件中，我们很难对一个没有完结的新闻事件说全5W(缺少了What和Why)。于是，纪实性事件与传统的5W叙事模式之间发生了矛盾，新闻“故事化”叙事模式就诞生了。

目前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单一。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对电视新闻的报道理念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拍摄实践不够深入造成的。电视区别于报纸和广播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能够给观众同时带来图像和声音，让观众产生现场感、逼真感和即时感。因此，电视新闻拍摄需要更多地关注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相关当事人的反应。采用故事化的叙事手段可以给新闻报道“增色”。

作者：张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