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交流食品安全论文

风险交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再是简单的传达、灌输和宣布等单向行为，而是包含了信息的交换过程。“在食品安全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最近几年被提及的。”国家食药监总局食监三司处长刘松涛在会上作报告时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风险交流食品安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风险交流食品安全论文 篇1：

风险交流仍为食品安全短板

“公众感知的风险和科学能够估计的风险之间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异，要想把这两个认识逐渐弥合到一起，需要风险交流来搭建桥梁。”

“风险交流仍然是中国食品安全的短板。”在2015年国际食品安全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强调。

近年来，虽然中国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有所上升，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仍然不足。如何重拾消费者的信任，成为食品行业的难题。面对这一尴尬局面，风险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加大了此项内容的分量，在修订过程中也就此多次展开讨论。今后，食品行业如何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食品企业如何化危为机？

食品风险是躲不掉的

“从农田到餐桌，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链条，但其实食品链是错综复杂的。”陈君石指出，尤其是在食品供应全球化时代，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发生在错综复杂的食品供应链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

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主席马丁·科尔也表示：“食品供应的快速全球化使得食品安全问题的性质和规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食品供应全球化意味着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可能来自全球任何角落，因此，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

食品产业链上的风险存在于各个环节，风险的防范日益复杂。这个链条上到底隐藏了多少风险？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沈群分析，在农田种养殖环节，农产品的投入里会遇到农药、兽药、饲料和化肥，这些可能会造成本底的风险。而环境因素，如大气污染、农用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问题，也会造成农产品本底的风险。动物的疫情或病虫害都会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造成风险。

在食品加工领域，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所有食物都会天然存在有毒有害的物质，包括过敏源。比如河豚一类鱼里会有河豚毒素，扁豆里面有毒扁豆碱。

农产品中的农药、兽药残留也会对食品加工过程产生影响。比如食品加工有浓缩的过程，如果有一定含量残留，在浓缩过程中农药或者化肥的含量就会有所提升。另外，重金属超标、食品添加剂滥用、违禁食品添加剂偷偷使用，以及包装材料容器的安全问题等是食品在加工过程中或者由于原料代入过程所产生的风险。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有一部分是生物性的风险，像食品加工过程中有真菌的污染、细菌的污染、病虫害、鼠害等的污染；还有一部分是物理性危害，如加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辐照等。

食品的流通过程也存在风险，包括流通过程中的腐败、败坏以及二次污染，或者在流通过程中进行掺假。

即便到了最后一个环节——餐桌，饮食不科学同样对个人造成风险。比如动物肝脏，动物肝脏有它的营养成分，但不同营养成分所含的有害成分也不一样，有些动物的肝脏吃上一二两就会中毒。并不是喜欢吃什么食物就可以吃很多，这同样会造成风险。

“食品的风险会不断产生，就是说风险是躲不掉的，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交流，使得消费者、企业、政府部门及媒体都了解，食品并不是无毒的，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危害的。”沈群强调。在他看来，好的相互交流是打破黑暗的光芒。

风险交流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业内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呼吁加强食品安全交流。在今年的国际食品安全大会上，国内外专家对此进行了“会诊”。

“中国的食品安全形势是在逐步好转，但中国人眼中的食品安全形势并没有好转。风险交流体现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全过程，实际上是这两个工作的润滑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部副主任郭丽霞说。

她发现，公众感知的风险和科学能够估计的风险之间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异。要想把这两个认识逐渐弥合到一起，需要风险交流来搭建桥梁。即便不能做到100%靠近，至少使这两个风险认知逐渐接近，使大家对风险达成一个共识。在共识达成之后，公众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就会有一个理性的分析、判断，不会再被谣言左右，也就减少了食品安全的一些负面效应。

“现在，我们老感觉标准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其实仔细去看，基本都能够覆盖到，但由于我们的风险交流比较少，大家对很多标准不理解。其实，很多基础标准可以把所有产品都覆盖，但大家觉得没标准，这就是我们风险交流做得比较弱的一个环节。大家对很多决策不了解，这些政策就落不到实地，也就带来了现在食品安全这样一种被动的状况。”

事实上，在《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关于风险交流曾出現过反复。在《食品安全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第二章标题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交流，并且包括“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的条目。但在后期修订中，标题中的“交流”及相关条目被去掉了。不少专家对此表示遗憾，修法专家组成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秦伟透露，可能是因为现在风险交流框架没有完全形成。

2013年，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成为国家食药监总局组建以后承担的新职责。陈君石认为，现在风险交流方面政府主导的力量还比较弱。“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在国家食药监总局食监三司里有个风险交流处，过去我们老说他们是一个半人，现在已经有3个人了。这说明风险交流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政府主管的力度还比较弱，但已经在逐步改善。”

国家食药监总局食监三司副巡视员王三虎介绍，食药监总局目前已经针对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建立了风险预警和交流的工作机制，及时掌握大型生产企业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初步组建了风险交流工作队伍，建立了国家和省级的食药监管部门和相应的技术机构风险交流工作的联络员制度，组建了风险交流专家组，并在食药监总局官网上设立了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专栏。根据食品抽检监测结果，食药监总局会分别组织不同的食品行业和会员企业开展风险交流。

他坦陈，目前风险交流工作难度确实很大，食品安全风险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新工艺、新技术日新月异，有时专家就同一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公众就更无法分辨了。现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渠道还不够完善，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量剧增，但多数碎片化、失真，这就放大了风险，一旦引导不利，就使得风险交流偏离科学轨道。

体系不健全也是现在风险交流工作中面临的挑战。王三虎说：“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该说是白手起家，整个系统的构建从零开始，专业机构基本空白，第三方的作用也有限，专业人员和专家都很缺乏。这项工作需要懂食品安全工作和交流的复合型人才，但现在国内高校普遍没有开设这个专业，人才十分缺乏。”

他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健全交流工作体系，逐步完善建立基层交流队伍。目前，食药监总局正在研究制定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规范，通过规范的制定，来对各级食品监管部门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依据及技术指导。

主动的公司才能渡过难关

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除了政府部门，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显得很被动。一般都是在企业网站上发一份声明，然后便对事件和问题置之不理。

“风险突然发生后，企业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也会有很多自己驾驭不了的困惑。这些困惑一方面是保密问题，比如自己配方、销售渠道等并不希望讓外界知道，那么，如何保证这些信息仍然处于保密的状态？怎么面对媒体？对于企业来说都是有难度的。往往在风险曝光后会有轰炸式的报道，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承受不了的，同样也会对政府产生很大压力。”沈群分析。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前食品副局长戴维·艾奇逊认为，企业在风险交流中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只有擅长进行风险控制、风险交流的企业才能在食品危机爆发后继续发展。

他指出，食品公司最终是想赚钱的，所以保护企业品牌非常重要。很好地传递风险就可以帮助企业，特别在今天的环境下，传递食品安全的信息，消费者才能对企业品牌放心。而且，对于这些信息，不仅消费者在意，监管人员、媒体及同行也非常关心。

如果企业向消费者传递出他们有一个综合风险控制体系，那么出现危机的时候，消费者很快就能恢复信心。监管者也希望企业在食品安全方面有一些创新做法，经常进行沟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给出一些专业建议。

当一个公众事件发生的时候，企业相关人士可能会接到很多采访电话，戴维·艾奇逊表示，此时不作表态很不好。“告诉大家你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你在做的事情，也可以告诉大家这方面我不知道，但很快会发布，一定不要告诉大家无可奉告。”

另外，企业要与客户进行系统交流，这样客户就会对企业有信心，才会持续下订单；还要与供应商分享系统的管理方法，这样供应商能够更好地知道系统所在，也能更好地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

对于风险交流的开展，戴维·艾奇逊强调，要在自己可以控制时间表的时候提前进行交流。“不要等到有危机的时候，那时是迫不得已交流。因为出事的时候，任何消费者都认为我们是有罪的。”

他希望食品企业不要等待，现在就开始做一些相关的事情，进行交流，告诉大家在做的事情。如果发生大型召回事件，积极主动的公司可能就是那个能够顺利渡过难关的。

（实习生夏曼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罗燕

风险交流食品安全论文 篇2：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信息平台亟待建立

风险交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再是简单的传达、灌输和宣布等单向行为，而是包含了信息的交换过程。

“在食品安全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最近几年被提及的。”国家食药监总局食监三司处长刘松涛在会上作报告时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消费者的安全诉求与发达国家水平正在走向对接，但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与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的缺失，却远远落后于后者。这最终导致了科学事实与消费者认知之间，存在的“信息真空”正在越拉越大。

刘松涛说，现在有专家呼吁食品安全草案中需要增加一些有关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内容，这是业界对风险交流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的体现。

近年来，有专家呼吁，中国应该建立风险交流机制，政府、专家、协会应该多开展互动式的风险交流，实现信息共享，以免“风传”误导消费者。他们说，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民间的、能专门提供科学知识的交流平台，这也是公众所期待的。

大陆风险交流尚处起步阶段

风险交流来自英文的“Riskcommunication”，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科学文献中出现相关研究。

早期的风险交流，更多的是单向的信息传播或宣传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告知、教育，以及说服的作用。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因缺乏信息的反馈，忽略利益相关方的关切而弊病缠身。

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进行了一项关于联邦机构风险评估工作的研究并发布了一份名为《联邦政府的风险评估：管理流程》的报告。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风险交流是风险评估过程中的重要元索，并指出风险交流研究极其匮乏。

美国最后专门成立了风险认知和交流委员会来指导这方面的研究工作。1989年，该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在业界影响深远的书——《改善风险交流》。书中对风险交流进行了如下定义：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风险特征以及相关信息的多个侧面。

该定义首次确立了风险交流中的“互动”特征，这也成为其他风险交流定义中必不可少的一条。

从此以后，风险交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再是简单的传达、灌输和宣布等单向行为，而是包含了信息的交换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WHO/FAO）出版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一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中指出，“风险交流是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

这意味着风险分析涉及到的所有人都是风险交流的参与者，包括政府管理者、风险评估专家，消费者、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等。

目前，风险分析框架已经成为国际上应对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所公认的科学原则和手段。作为风险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交流在整个风险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也逐步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WHO/FAO早期的风险分析框架中，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三部分是相互交叉的品字形构架，各部分相对独立地运行，风险交流主要用于辅助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但学界在后来的探索中发现，风险交流活动应该是贯穿风险分析的全过程的。而在2006年，WHO/FAO提出了新的食品风险分析框架，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置于风险交流的圆圈之中。这意味着它们之间不是从属关系，更强调了融合，同时也体现了风险交流的桥梁作用。

但风险交流工作在中国大陆的起步太晚了。“大陆在风险交流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刘松涛说。

无限接近真正的风险

“通过今天的讨论和近几年国内外风险交流的事件中，我进一步非常深刻地体会了风险交流在风险分析中的重要性。”中国食品科学科技学会副理事长刘秀梅说，“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通过风险交流的加强和运作，全社会都是受益的。”

风险交流的作用是什么？是缩小各界对风险认识的差距。在谈及风险评估时，刘松涛认为，风险评估的作用，在于让认知的风险与评估的风险和真正的风险无限地接近。他认为，只有这样，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才变得更加科学和完整。

刘松涛表示，有关部门和机构针对食品安全展开的相关工作，只是把风险控制到可以接受的水平，而绝不是消除风险。“消除的是危害，而不是风险。”他说，相对于吸烟、道路交通的风险，食品安全风险一旦出来，就会出现一边倒，引起负面的情绪。

在他看来，风险交流实际上是各利益相关方就食品安全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

与《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一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所指出的一样，刘松涛说，在风险交流的过程中，监管者、经营者、生产者、媒体、社会组织都应该参与进来。

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如果交流仅仅是偏向某一个主体，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可能是以某一个主体，或某两个主体为主。这样的结果是，风险交流的效果被大打折扣。

风险交流绝不仅仅是告知、传达、公布，而是有来有往。“我把我的信息告诉你，听取你的意见和看法，接下来要有回应，形成良性的互动。”刘松涛坦言，“现在政府机关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这个过程是长久的。我们可能把信息交换出去了，但是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

风险信息的交换，其整个过程需要充分。刘松涛举例说，在出台一个政策之初，利益相关方就应该坐下来商讨政策出台的可行性，整个过程利益相关方要充分地参与，以避免最终出现一个不合实际的政策。

如何科学理解风险信息？在刘松涛看来，在传递风险信息的时候，不能总是要说正面的。因为风险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需要充分向各个利益相关方表达，而绝不是报喜不报忧。

“我们跟大陆相关团体沟通有一些经验，体会到沟通工作还要持续精进和深化。”来自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王慧英说。

她举例说，管理部门制定法规或措施的程序要透明。“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公开资讯？”她说，“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程序让消费者或企业了解管理部门并不是黑箱作业，我们有心把相关的管理工作做好。”努力让民众对食品感到放心。

除了公开透明之外，王慧英认为，早期管理部门被动地发布新闻稿，或者召开记者会的做法，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的沟通着重于双向沟通，针对企业或群众、媒体关注的不同问题，我们要个别沟通，而且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沟通。”

目前，中国大陆各界对风险交流的认识尚存在差异。比如，参会者表示，媒体天然的属性是“抓眼球”，而企业在出了事情之后，往往不愿意主动站在前排，而是被动地站在前排。与此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媒体的报道出现失衡。

刘松涛表示，监管部门现在的苦恼是，尽管发出的大量信息是权威的，但这些信息传递出去的效果往往不太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松涛说，“如何科学地理解风险信息，是我们需要努力去探讨的。”

风险交流还需继续深入

风险交流能促进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刘松涛表示，如果在政策制定中，各方面都能够充分地理解政策制定的依据、目标、可行性、合理性等等，那么其效果肯定会得到提高。

“大陆的风险交流，其法规依据在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中有规定，但不是特别的明确。”他说，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专家和政府对风险认知和大众风险认知不太一样，中间有效的风险交流没有建立起来。

风险交流还需要继续深入。“一些新技术可能带来新食品安全风险，这是不容忽视的。”他说，“公众对新的东西，以及不确定的东西，天然存在一种抵触感。如何在技术发展的同时，跟公众进行交流，这是很重要的。”

刘松涛表示，大陆在风险交流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对来讲，国外比大陆重视得多，他们都有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他们做得早一些，一般都有风险交流机构，有专门的制度，专门的人员，还做基础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缺失很多。”

他说，大陆在这方面的学科也比较薄弱。目前，大陆没有一家高校设有风险交流的专业。

作者：南英

风险交流食品安全论文 篇3：

风险交流 化解食品安全信任危机的利匕

嘉宾介绍

李宁 博士、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

罗之纲 博士、副教授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所基础研究部协理兼食品安全部主管

对于如今的食品行业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信任危机”。近日的骨胶门，毒胶囊，使人们的神经再次紧绷，引发了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极度恐慌。在“2012国际食品安全论坛”上，来自全球最为权威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专家们，共同探讨的话题并非前沿技术，而是食品安全的科学认知问题。从危机应对到风险预防，从企业的过程控制到构建溯源体系，每个环节都凸显了信息沟通的重要性。因此，食品行业的风险交流与沟通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提高监管体制的透明度，科学化解“信任危机”是全球业内专家共同的指向。本期《特别报道》，记者有幸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李宁，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罗之纲博士，一起解读食品行业中风险交流的必要性和关键点。

记者：食品出现问题后，政府和专家的立场与消费者应该是一致的，但事实上往往会产生分歧，请问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什么？避免该情况出现的方法是什么？

李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形势好转，但由于我国的食品工业企业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不高，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丧失诚信，不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执行，甚至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等均是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德国食品污染二恶英事件，肠出血性大肠埃希氏菌事件，美国香瓜李斯特菌污染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等。因此消费者必须客观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有：（1）没有及时将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措施、行动与消费者进行很好的沟通，导致消费者与对政府采取的管理措施不理解，此外一些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确实存在失职行为，造就了消费者对政府的不信任；（2）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专家针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风险沟通时往往就事论事，缺乏风险交流技巧，或者一些不负责任的专家的言论也对消费者和媒体产生误导，使消费者对专家产生误解；（3）消费者要求食品安全零风险，但实际上食品安全零风险是不存在的，不科学的，加之信息沟通不充分，产生了分歧。

避免出现该情况的方法便是加强风险沟通，政府应将食品安全监管采取的相关措施，制定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及时通过媒体与消费者沟通，让消费者了解政府的决策，对政府有信任感；同时专家在进行消费者关注事件解读的时候，应掌握公众心理，注重风险交流技巧，语言通俗易懂；再者，应加大食品安全知识的传播和宣传，使得媒体、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有正确客观的认识。

罗之纲：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政府,专家和消费者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风险与危害的理解不同，在沟通上产生不同程度的歧义。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期待零风险是很正常的，因为不理解，所以有着过度的恐惧(如极微量的污染物)，有时又对于未被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如食源性疾病)视而不见或过度轻忽(认为吃坏肚子是很平常的事)。政府和专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评估和管理，则是基于科学性的风险监测结果，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何避免消费者对于低风险危害的过度反应，才是关键。我们认为，唯有提升与普及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专业知识，并建立量效观念，也就是吃多少量才会造成真正的危害，而不是看到危害就恐慌，才是最好的方法。

记者：目前消费者的要求比较高，有些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强调“零风险”，专家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作为企业是否能达到公众“零容忍”的要求？

李宁：消费者期望食品安全零风险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科学角度来讲，食品安全不可能做到零风险，哪个国家也不可能做到。政府食品监管目标就是把风险降到可接受水平，也就是把食品中污染物的水平控制在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值之下，企业也应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进行生产，生产出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合格食品。但对于恶意非法添加等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应采取零容忍，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其的惩罚力度。

罗之纲：我们必须先建立“过高的期待并不是最好的期待”这样的观念。零容忍是对任何事件严肃以对的一种态度。对于食品安全事故而言，零容忍肯定是相关单位必然抱定的态度，重点在于预防。不过，我们也必须同意现实的状况不必然达成零事故的完美境界。举例而言，飞机失事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航空公司要做好一切准备和应对工作，但这不代表航空事故不会发生。同样，当食品安全事故不幸发生时，食品企业要能积极应对和解决，并且吸取事故的教训，不让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这才是逐步从零容忍进化到零事故的正确方向。

记者：我们了解到有，今年3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员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培训，李教授能否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培训的内容和效果。

李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承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交流和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等职责。风险交流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但目前中心在风险交流方面也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为加强中心风险交流工作，3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员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培训，培训内容主要针对风险交流技巧、如何提高食品安全专业人员与媒体和消费者沟通能力进行培训。中心今后还要继续加强食品安全专业人员风险交流能力的培训，从而提高中心风险交流方面的工作。

记者：罗先生您在国际食品安全论坛的报告中说，发言人对事件暂时没有评论时会激发更多的关注，那么应该怎么做？

罗之纲：有些人奉行沉默是金，也有些人认为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对于食品安全事故，任何人都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因为事关消费者的健康，应该立即掌握事情的基本情况，分辨其是否是真正的事故(或只是偶发性质的个案)，并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对公众做出说明，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如果还能够反馈目前对此事的行动状况，即使还没有办法对事件本身立即做出明确的结论，应该还能争取外界的认可。

记者：正确积极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能为各方面（企业、政府、消费者及整个食品行业）带来哪些积极作用？

李宁：风险交流就是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由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正确积极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可以使得更好理解国家政策、法规和标准以及政府采取的各种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措施，这一方面使得国家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同时增强消费者对政府的公信力；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后，通过积极开展风险交流，将风险评估结果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回应消费者担心，进行解疑释惑，从而消除消费者恐慌，对事件处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使得消费者能正确理解食品安全知识，认识食品安全风险，从而规避风险。

记者：罗先生您在报告中提到企业危机风险沟通有5个关键字，那么您认为最重要及最难做到的是哪方面？

罗之纲：企业风险沟通只有5个关键字，早：时刻警惕，提早预防；诚：勇于承担，坦诚面对；快：快速反应，及时处理；灵：灵活处理，见机行事；恒：统一口径，保持沟通。

这五个关键字都相当重要，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早期预警，因为很多风险早就有一定的迹象，但往往不受到关注，若能及早发现，就可以减少危机造成的冲击。

我个人觉得，最难做到的是灵活应对，每一个食品安全危机都是独特的个案，公众和政府的反应也受大环境的影响而各不相同，不能以标准化的处理方式去应对，故需要随时掌握情况发展灵活应对，才能让情况得到适当的处理。

记者：作为企业而言，您认为风险沟通需要企业从哪几个方面来入手？

罗之纲：第一，企业内部的沟通。在食品安全危机发生前、后，保持畅通的内部沟通渠道，尽快与企业相关部门及人员沟通并清晰地陈述关键信息；第二，企业与媒体的外部沟通。作为企业，应妥善寻找到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平衡点，建立与主流媒体的长期联系，积极、主动地与主流媒体沟通，耐心面对媒体的疑虑，相互尊重，不卑不亢，尽可能为媒体提供科学信息，以消除媒体及公众的疑虑和不安情绪；第三，企业与消费者的外部沟通。企业应树立“顾客利益至上”的理念，积极反馈如下信息：具体问题是发生的原因及对顾客的影响；企业正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及确保措施；企业乐意回答顾客所关注的问题，并及时告知消费者最新进展；第四，企业与政府的外部沟通。在食品安全危机发生后，积极向卫生部、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和沟通，增进企业与政府的相互了解。

记者：请您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康师傅在风险沟通和交流方面是如何执行的？

罗之纲：康师傅有完整的风险沟通与交流的sop(标准作业流程),主要分别由对内以及对外两个渠道进行沟通与交流。对外，我们由公司发言人负责向公众说明，对内，由食品安全部以及品保部负责与相关单位联系。正如先前所言，各个群体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别，如何有效在不同的期望下，清楚告知风险的影响范围以及后续作为，可以从有效控管来降低公众的疑虑或恐慌。这还有赖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以求在专业上和应对上都能起到合适的作用，对企业或非企业都是适用的。

记者：风险交流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媒体的事情，也是企业的事情。风险交流是风险分析框架当中很重要的环节，但却是薄弱环节。政府，企业，媒体应怎样做好这一环节的工作？可举例说明。

李宁：食品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是国际提倡的食品安全管理框架体系，风险交流是风险分析框架当中很重要的环节，但却是薄弱环节。目前食品安全水平稳步提升，但消费者仍感觉没有信心，其中一个原因也是风险交流不足造成的，风险交流是政府，企业，媒体，消费者、科学家共同的责任。政府应及时通过媒体与消费者、企业等沟通食品安全管理措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媒体报道应加强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职业素养，不能夸大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避免片面不实和虚假报道，制造恐慌；科学家也应主动传播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将风险评估结果及时通过媒体与消费者沟通，使得消费者正确认识风险，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如去年关注的“染色馒头事件”，是由于在馒头中使用了不允许使用的柠檬黄，柠檬黄是我国批准的食品添加剂，但批准可用于饮料等食品，不允许用在馒头等食品中，在馒头中使用了柠檬黄是企业的违法行为，应给与法律制裁，但消费者偶然吃了含柠檬黄的食品根据其可能使用量，对其进行健康风险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健康风险较低。因此，科学家应将这些科学评估的知识通过媒体及时与消费者沟通，避免消费者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此外，卫生部颁布的食品安全标准是基于科学评估以及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的，也是科学合理的，但一些标准也遭到部分媒体和消费者的质疑，这也与没有及时将标准制定过程，制定依据等与媒体、消费者进行充分沟通有关。

记者：据您了解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风险交流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和经验？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借鉴？

李宁：风险交流是一项技术性与政治性都很强的任务，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设立了从事风险交流的专门机构和部门。如欧洲食品安全局、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英国食品标准局、德国联邦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所等都在风险评估/管理机构内设有专门的风险交流部门。以我国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为例，在总共542位工作人员中有33人从事风险交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还专门设立风险交流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后，也专门设置了风险交流部门，加强风险交流工作，但同时需借鉴国际经验，加强我国风险交流专业人才培养，培养一批从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专家队伍。同时应建立第三方民间风险交流平台，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有影响的、提供食品安全科学信息的民间平台。在国际上，此类机构早已存在，如国际食品信息中心（IFIC）、欧洲食品信息中心（UFIC）和亚洲食品信息中心（AFIC）等。此外在风险交流方面也需要政府重视加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