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

2022-04-17

在哲学界倡导创新，旨在增强哲学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为我国的哲学研究注入生机和活力，达到提升我国哲学研究水平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的本性是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和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把握了哲学的本性，方能明了哲学对社会起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篇1：

我国会计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及信息管理系统，会计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一、我国会计史研究现状

（一）我国会计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我国在会计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会计史研究组织不断进化。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确定了学术研究计划。1996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对专业研究组进行整合，成立了6个专业委员会，其中继续保留会计史专业委员会，作为其开展学术研究的主要形式。2003年，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再次对专业委员会进行调整，组建了10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仍然保留会计史委员会。（2）会计史学术研究活动日渐活跃。自会计史研究组织建立以来，先后在全国不同地方举办了5次主要的会计史研究学术活动。这些学术活动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其学术活动内容由宏观到微观，其范围由狭窄到宽泛，其对象由抽象到具体，其主题由历史到现实，其视野由国内到国外。（3）会计史教育逐步规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财经类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会计史课程，自1990年起开始培养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1995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国家级科研课题立项及具有广泛影响的出版社出版计划中均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如由郭道扬教授主持的《会计史研究——历史·现实·未来》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计划教材，由王建忠教授主编的《会计发展史》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计划教材，这些教材的编撰和出版都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会计史教育逐步趋向规范化。（4）会计史教育和研究人员队伍日益壮大。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后改为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以会计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尤其是以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年龄构成合理，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高水平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5）会计史学研究成果水平较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方面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方面的，有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方面的，有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方面的，还有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方面的等。除了会计史著作以外，还有很多会计史专题方面的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另外，我国会计史组织还对我国会计史知识组织普及和教育活动，并加入国外会计史研究组织，开展同外国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二）我国会计史研究的不足我国在会计史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1）会计学术界对会计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在理论分类时，将会计史与高级财务会计、会计理论等课程一起视为高级类层次，但与会计专业的其他核心课程相比，它不是核心课程，不属于显学，往往有被边缘化的感觉。（2）从事会计史教学研究的人员数量较少。正是由于上述认识的不足，再加上就业困难等原因，很多人不愿意从事会计史的研究工作，造成会计史的研究人员数量较少。（3）会计史学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学科体系。与会计类其他专业课程相比，会计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内容结构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还没有探索出学科发展规律，因此，还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4）会计史学的研究存在投入高、见效慢的矛盾。会计史是以会计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探索并揭示会计发展内在客观规律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还广泛地使用经济史学、历史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期法和双重分析法，甚至还运用到考古学、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鉴于会计学的学科性质及特点，导致会计史学虽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没有收到应有的研究效果。

我国会计产生与发展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会计史的专著、高等院校的《基础会计》教材及与会计史相关的学术论文中。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大多是按照社会发展的时间顺序，简要叙述我国会计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很少对会计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做出概括性、特征性的定性，更没有对会计产生发展的规律做出较为完善的总结。笔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为线索，以更加翔实、更加具体、更加新鲜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比较、分析、归纳与综合，对我国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做出概括性、特征性的定位，并对我国会计产生发展的规律做出较为完善的总结，依据会计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测我国会计的发展趋势，以促进我国现代会计的发展。

二、我国会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一）原始社会末期是我国会计的萌芽阶段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劳动产品日益丰富，产生了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情况下，计数成为经济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使用实物、绘画、结绳和刻契等方式对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关系进行反映。这些计数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就是当时的会计行为，这些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

（二）奴隶社会是我国会计的形成阶段到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在西周时期，实行了以井田制为主的奴隶主贵族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青铜工具应用也逐渐增多，使其成为我国奴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在西周之前的夏代，设置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职“啬夫”，这是我国最早的会计人员。据文献资料记载，这一时期已产生国家贡赋，这是我国政府会计的历史起点。到了商代，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这一时期，数字、文字高度发达，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汉字体系。不仅利用甲骨文记载有关会计事项，而且数字从一至十都已成型，并且使用“卯”和“埋”表示支出，“毕”和“获”表示收入，这是会计的雏形。这一时期，还形成了最早的会计制度。西周时期，不仅出现了会计科目、记账符号和会计报告，而且还对经济业务进行货币计量和实物计量。“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也均起源于西周，“会”与“计”连用构成新词，用以表示会计核算的基本含义，其科学性是我国西周时代的会计位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周礼》记载，西周设立了对国家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的“司会”一职，为了对会计业务进行详细处理，在其中还分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种职务各司其职，并建立了一些会计制度，即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在西周前后，我国已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为了保证财计方面职官的来源，还对奴隶主贵族子弟进行书计教育。在会计方法方面，产生了政府会计采用的入出记账法和民间采用的收付记账法，还出现了三柱结算法的萌芽。

（三）春秋战国是我国会计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地主封建经济得以确立，自由商人得以形成，货币经济得到发展，文字得到了传播，这些方面均促进了会计的发展。首先，在会计术语方面，确立了“会计”的命名；其次，在会计制度方面，西周的岁计、大计制度被继承，并命名为“上计制度”；再次，在会计方法方面，会计的各种要素基本形成，货币计量较多的使用，会计记录方法由文字叙述过渡到定式简明记录方法，会计凭证有所发展，名称不统一的账簿得以普遍使用；最后，在财经理论方面，理财家从不同方面论述并明确了会计在理财中的作用。

（四）秦汉时期是我国会计的成熟阶段秦汉时期，封建国家逐步统一，封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统一了度量衡，使会计也得到了统一和发展。在秦朝，将财计制度基本内容法律化，并在后来得以传承和发展，我国的记账方法正式进入定式简明记录时期，整数整盘成为当时的实物盘点方法。到了汉代，在会计记账方法方面，建立起一种新的单式记账法，即“入出（或收付）记账法”，它以“入” 和“出”为会计记录符号，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定期的会计账册和会计报表，进一步确立了会计报告制度。西汉时采用的“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这是中式会计方面的一大基本建设。东汉时期对“上期结存”这个结算要素有了初步认识，为唐宋时期“四柱清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外，该时期会计凭证的运用、会计簿书的设置、盘点方法的发展，对后代会计的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

（五）唐宋时期是我国会计的完善阶段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会计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具体表现为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推进和会计机构的设置。第一，会计理论蓬勃发展。唐宋时期的《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都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第二，会计方法有所创新。期间，创立并运用了“四柱结算法”，这一方法将我国的簿记提升到一个更加科学的水平。会计上的方程式就是来源于“四柱结算法”中的四柱平衡关系，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式簿记中还采用了会计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法来分析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这都标志着我国会计核算和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第三，设置了政府会计组织。在隋朝“五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宋代建立了“会计司”，这是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这一会计组织总核全国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此外，在宋朝的文献中出现了“簿记”一词，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簿记”文字的记录。

（六）元朝时期是我国会计的停滞阶段元代战乱频发，社会经济很不稳定，官厅承袭汉制。在会计方面，大体沿用了宋朝的会计方法和财计制度，会计制度有名无实，会计方法停滞不前。元朝终结时，民间会计运用“四柱”形式记账和编制报表，并且有了各种特殊的账簿名称。

（七）明清时期是我国会计的鼎盛阶段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政府要求按照“四柱”即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来编制报表，体现了国家对会计报表的极大重视。明朝代表性会计著作《万历会计录》编著条理清晰，数据前后对照，尤其是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明末清初之际，我国又发明了“龙门账”，这是一种适合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不仅可以计算盈亏，而且能够检查账目的平衡关系，“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这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清朝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虽然政府重农抑商，但还是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会计上，对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进行了创新和改进。以大清银行为代表的官办企业，着手进行会计改良，会计制度在“龙门账”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这种记账方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

（八）清末及民国时期是我国会计的衰落阶段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列强欺侮，经济发展停滞，会计逐渐衰落。这一时期，西式复式记账法开始传入我国，这是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08年大清银行的创办，标志着借贷记账法在我国企业中得以实际应用。自此，我国会计处于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并存时期，中式会计渐趋衰落。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力求仿效西方，在建设财政会计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方法等方面有所发展。在财计组织方面，北洋政府部门首次采用了“财政部”这一名称，它成为会计的主管部门；在会计法制方面，制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会计法》和《审计法》，这是中国会计法制化的开始；在会计方法方面，统一了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与会计报表的名称和格式以及登记和编制方法，这是中国会计规范化的标志；会计人员队伍和会计学术组织得以产生和发展，著名会计学家谢霖、徐永祚、潘序伦等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九）新中国以后是我国会计的振兴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之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商品经济时期，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南巡讲话之后至今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为适应每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会计也逐步得到了改革、发展和全面振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建设方面。建国之初，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独立的会计法律，会计工作规范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和财政部制定的会计核算制度。1985年颁布了中国会计工作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会计法》，期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会计行政规章，这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建立。1992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实现了会计核算制度和财务管理模式的重要转变。这次会计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为了规范企业财务报告，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2000年国务院又发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同年财政部还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实现了会计制度的真正统一。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

第二，管理体制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财政部设立会计制度司，这标志着我国会计管理工作的起步。政务院先后发布《预算决算暂行条例》和《国有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和预算会计管理体制。后来还不断健全与完善，但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财政部恢复会计制度司，并更名为会计司。在修订的《会计法》中，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我国的会计管理体制作出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会计管理体制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第三，会计理论方面。建国之初，会计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批判旧中国和西方的会计理论，学习苏联的会计理论。针对会计科学的属性、会计记账方法、会计职能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改革开放后，会计理论的研究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一时期，在学习和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不仅对上述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探讨，而且还就会计对象、会计要素和会计准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除了对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之外，还讨论了如何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会计核算体系，主要围绕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质量等会计热点问题展开探讨，为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四，会计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会计教育初步在高校展开，后来拓展到其他层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会计专业教育体系，对会计的学科体系进行了不断建设和完善，出版了很多高水平的会计教材，为各行各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会计人才。

第五，对外交流方面。建国之初，我国引进苏联的会计模式，改革开放后，会计的对外交流全方位展开，不仅参与国际会计组织的交流，如参与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工作，加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亚太会计师联合会，而且会计市场也对外开放。

此外，在企业会计、预算会计和会计电算化方面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会计的发展和变革也越来越快。

三、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一）生产活动是会计产生的前提条件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生产活动中，一方面可以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要发生劳动耗费。人们总是力求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对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进行观察、计量、记录和计算。这些生产活动为会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二）科学管理生产活动是会计产生的根本动因最初的会计只是生产职能的一个附带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以外的，按照生产发生的日期，附带地把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进行计量和记录。就当时来说，会计并非一项独立的工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和复杂，对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及其比较，仅靠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附带地进行观察、计量、记录和计算，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发展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了，为了满足这种对生产活动进行科学管理的需要，会计逐渐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委托有关当事人的独立的管理活动。因此，对生产活动进行科学管理为会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三）使用文字和数字计量记录会计的行为，是会计产生的标志原始社会，人们“刻木记数，结绳记事、记数”，这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这些计量、记录和计算活动，蕴含着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标志着会计的萌芽。到甲骨文字和数字产生以后，则使用文字记录计量会计行为，书写会计思想，这样才标志着会计真正产生了。

（四）经济发展是会计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心经济效益。为了综合核算、计算盈亏、经营管理、科学决策，会计工作人员必须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会计理论，完善会计制度，设立会计机构，谋求会计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经济发展是会计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发展了，人们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数量就会增加，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就更丰富，会计需要记录计量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对会计记录计量的要求也会更高，因此，经济发展将促进会计的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也发展了。会计的发展，促使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更加完善，更有利于对经济业务进行核算和监督，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五）与会计相关的重要理论和事物的出现是会计发展的标志人们对生产耗费、劳动成果方面进行记录和计量，这仅仅是会计的萌芽和产生。会计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与会计相关的理论和事物的出现。具体表现为会计制度的制定、会计方法的运用和改进、会计原则的遵循、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学术组织的成立、会计术语的形成、会计理论的总结、创新和吸收等方面。

（六）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会计技术方法的改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人们对会计数据在记录、计算、分类整理、储存和报告等操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应用的不断深化，信息系统工程的逐步完善，电子计算机在会计领域的应用更加深入和完善，这也推动了会计技术方法的改进。

参考文献：

[1]王建忠：《会计发展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编辑熊年春）

作者：孙长新

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篇2：

哲学的跨学科本性与哲学的创新之路

在哲学界倡导创新，旨在增强哲学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为我国的哲学研究注入生机和活力，达到提升我国哲学研究水平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的本性是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和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把握了哲学的本性，方能明了哲学对社会起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在理论思考的层面上，发现和揭示以往各种哲学原则之缺陷和局限性，适时提出补充性的或替代性的新的哲学原则，这就是哲学创作的本质。哲学具有跨学科的本质，所以中国哲学界的创新有必要突破现有制约发展的瓶颈，借鉴其他学科快速稳步发展的一些有益经验，进一步探索哲学创新之路。

[关键词]哲学的本性;哲学的创作;哲学的创新

王晓朝(1953—)，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哲学和宗教学研究。(北京 100084)

创新无疑是我国理论界当前最响亮的口号，哲学界也不例外。在哲学界倡导创新，旨在增强哲学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为我国的哲学研究注入生机和活力，达到提升我国哲学研究水平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肯定。然而，哲学是人类的一种理论思维活动，哲学活动的产物究竟是新，是旧，抑或半新半旧，须由他人或后人来下判断，实非从事哲学活动的主体本身当下就能作出的定论。因此，对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来说，明了哲学的本性，增强创新意识，探索创新之路，殚精竭虑地从事哲学创作，实乃对哲学创新之倡导的最好回应。

一、哲学的跨学科本性

哲学的发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哲学家们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提供一个统一的答案。窃以为，要回答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不能着眼于哲学的具体功能，而要从哲学的本性入手。经过整个20世纪的努力，中国哲学界已经明白：哲学与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哲学不能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哲学与政治也有百般瓜葛，政治的理论层面和实际运作都可以有某种哲学作为理论根据，但它们都是某种政治理念的运作，而不是哲学本身;哲学不是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在以往曾经孕育了许多学科，为这些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哲学往昔拥有的“科学之母”的冠冕虽已落地，但哲学思维仍旧是任何学科的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这是哲学的跨学科本性决定了的;哲学可以提供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更不是教条，如果把哲学当作恒定不变的知识或教条，实际上就是对哲学本性的违背。

那么哲学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哲学的本性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和一种对包括人类社会和人本身在内的这个世界的一种终极关怀，而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掌握一种批判性的理论思维方式和确立一种关于终极实在的高尚情操。把握了哲学的本性，方能明了哲学对社会起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有四种方式：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的。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P19)这里讲的人类运用“思维着的头脑”掌握世界的“专有的方式”就是理论思维，它通过语言、概念、范畴认知世界。在后来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把人类活动分为“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等两大类，从而把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分为物质掌握和精神掌握这两大类。人对世界的精神掌握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途径积极影响着人对世界的物质掌握。人类精神发展越完善，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越深邃、越全面，人类掌握世界的程度也就越高。从这个意义讲，人对世界的精神掌握是人类能动特质的一个表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2](P465)

自哲学诞生以来，哲学家们首先把他们的眼光投向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想要解答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后来他们发现，在人连自身都还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就去认识自然会带来许多谬误，于是就把目光转向研究人本身，用内省的方式对人的心灵进行研究，探讨人的本质。在对人的本身进行内省式的反思的过程中，哲学家们认识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身体的构造，而在于人的精神追求。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以后，他会有精神方面的追求(包括理性、欲望和情感)，他会超出现象世界思考现象背后的东西，他会越过现时代思考未来的东西，他会超脱世俗的情感追求一种对终极实在的关怀。

哲学不是物质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并非人人都需要哲学，更谈不上人人都有哲学。然而人们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还有精神生活的需求。“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3](P1)然而，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又绝不愿意自甘堕落到动物的水平，它始终要追求“精神的家园”。“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3](P3)可以说，哲学自诞生以来绵延不绝，其理由就在于人的这种本性，而人的这种本性也就是哲学的本性。人是全面的，面非“单面”的;人是丰富的，面非贫乏的，所以人的问题不是任何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而哲学的跨学科本性注定了它首先是一门人学。

二、哲学传统与哲学的创作

近来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界历史意识过分沉重，缺乏明确而自觉的哲学创作意识。“在以往我们的观念中，全部哲学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哲学研究，好像创作只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事情。在此观念支配下，我们对哲学创作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这使得哲学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不知不觉中被忽略和遗忘了，由此导致哲学的发展必然是一种不全面的、有缺憾的发展。”^[4]这样的批评切中时弊，对于我们增强创新意识有积极作用。但是，哲学活动是否可以区分为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这两个方面，在哲学活动中是否存在着哲学创作先于哲学研究这样的基本次序，似仍可探讨。

在中国语言中，创作一词的使用范围确实是指文艺作品的创造。而创造之所以称得上是创造就在于创新。现在要讲哲学创作，藉此强调哲学的创新，其意可取。但由此切分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这两种哲学活动的基本样式，认为哲学研究有创新，哲学史研究只有研究，没有创新，那就大可不必了。

哲学活动的主体是哲学家或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他们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之中，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历史上的哲学家创作出来的精神产品之所以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对象，形成所谓哲学史的研究或文本的研究，乃是因为“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3](P9)哲学史的研究把我们导向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在此意义上，哲学史与哲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3](P12)“哲学是理性的知识，它的发展史本身应当是合理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3](P12)黑格尔这些名言的要点是把哲学史的本质视为哲学，而不是把哲学归为哲学史。所以，当代哲学无论发展到哪一步，哲学史研究从本质上说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哲学活动的基本样式。哲学研究包含哲学创作，哲学史研究也包含创作。有了创新意识，无论从事哲学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都将为哲学的发展增添新的精神产品。

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受过前人的思想启发。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记载有大量前人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收集和整理了许多文献资料，对以往哲学家的观点作了系统的有分析、有评价的阐述。到了近现代，许多大哲学家本身也是哲学史家，例如黑格尔、罗素，等等。

在哲学的发展中，无论是同时出现，还是前后相继出现的哲学体系，它们之间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些体系都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地域、民族、环境中，都具有自身的外在理论形态，但它们又都受到人类精神内在法则的支配，各以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揭示着人类精神的某一特性、方面、环节或阶段。哲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所认识到的这些部分归结为若干原则，并发挥成一个整体，一个世界观，用以解释整个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由于这些哲学体系的原则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这些哲学体系之间便有了差别和多样性。然而，不管它们怎样分歧和对立，它们都是哲学，而且正是它们构成了作为全体的哲学。所以，对于各种有分歧的和多样性的哲学体系，如果把它们各自孤立起来，那它们便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哲学全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来考察，才能够把握它们在哲学中所占的特定位置和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因此，在理论思考的层面上，发现和揭示以往各种哲学原则之缺陷和局限性，适时提出补充性的或替代性的新的哲学原则，这就是哲学创作之本质。明白了这些哲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从事哲学创作活动。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确实需要大力增强创新意识，殚精竭虑地从事哲学创作，但我们同时也要指出，对创作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因为绝对意义上的独创性并不存在。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2](P404)。这个道理是任何研究哲学的人都应该懂的。上帝可以从无创有，人则不能。中国现代哲学的创新不是凭空独撰，它必须依傍传统，依傍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放眼世界哲学发展的大潮，要回顾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以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

三、跨学科与哲学的创新之路

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稳定和谐发展，既使哲学创新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又给哲学工作者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将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旋律。这不仅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也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哲学界的理论创新有必要突破现有制约发展的瓶颈，借鉴其他学科快速稳步发展的一些有益经验，进一步探索哲学创新之路。

当今时代，学科林立，专业高度分化。哲学也不例外。在我国现行学科体制中，哲学不仅是一个学科门类，而且是包括八个二级学科在内的一级学科。近年来，哲学界要求打破学科壁垒的呼声不绝于耳。“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学科划分过细，且不同学科之间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这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的建构，而且阻碍了包括中西哲学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5]然而，学科体制是哲学的外在形态，并不反映哲学的本性。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给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现在说的要打破学科壁垒主要是指消除哲学各二级学科自我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试想，即使明天就取消二级学科的划分，学科壁垒是否就消失了呢？我想还是不会的。而基于我们对哲学本性的理解以及对哲学各个二级学科的共性的把握，那么即使在现有学科体制下，我们仍旧能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宗教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界没有固守单一学科的基本研究模式，而是多学科共同参与。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学科，都能在宗教研究领域开拓其领地，而宗教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深入探讨，也在极大地推进我国的宗教学研究。所以，只要我们对哲学本性有深刻的把握，知道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是当今学科发展的通达之道，那么现有学科划分给我们的哲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摆脱的。

经济学应当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最快的社会科学。关注一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情况，对我们理解哲学的学科问题或许有所祈裨益。我们看到，人类在20世纪中，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愈来愈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分化出一系列带有应用性的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又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追溯和总结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还出现了各种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就这样，社会科学群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撇开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之合理性不谈，与经济学科相比，现有的哲学学科并不算太多。现有的哲学二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技哲学、宗教学。近年来，哲学工作者努力向其他学科渗透，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例如社会哲学、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等。所以可以说，现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形态是既走向分化、专门化，又趋向于高度综合。基于我们对哲学本性的把握，我们可以说这些学科都贯穿着批判性的理论思维，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

哲学的发展犹如一颗树，要想树干茁壮、枝叶茂盛就不能没有扎实的根。中国的哲学要想谋求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两条主根，一条扎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中，不断地吸引养料，丰富自身;另一条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研究时代的发展，研究这个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研究时代向中国人提出的新问题。因此，无论现有哲学二级学科之间有多大差别，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要对经典或已有相关文献作当下语境中的解读与诠释;它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不能远离中国现实问题和中国学术语境;它们的研究态度都不能是单纯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而应是二者的结合;它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有不同之处，甚至有对立的地方，但它们都不能认定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而只能期待在不断的学术对话中求得共识。这就是当代中国哲学活动之基本模式。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必须应对时代最新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科技革命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时代精神由革命和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世界各种文化在全球的平台上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冲突和融合，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目。正因为如此，哲学前沿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前沿问题正在不断地叩击着哲学的大门。哲学依凭着自己的本性思考各种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哲学自身将获得新的活力。哲学是人的创造，它最终要为全人类服务。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的哲学研究也要走向世界。在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上，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正在努力，代表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哲学思想和作品的出现也是可以期待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贺来．确立“哲学创作”与“哲学研究”的良性关系[J]．哲学动态，2006，(10)．

[5]崔唯航．形态、路径与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J]．哲学动态，2006，(10)．

【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王晓朝

我国经济史研究论文篇3：

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热点分析与理性思考

摘要：通过对1977—2018年CNKI收录的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识别并深入探讨了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五个热点领域。研究认为未来应该注重商帮研究新生力量的培养，通过建立专门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研究人员、创新合作机制等途径激发学界研究热情，拓展商帮研究视野和史料挖掘渠道，以期对深入挖掘商帮的历史功绩和现代价值有所助益。

关键词：商帮晋商徽商

我国商帮发展历史悠久，不仅对资本最初积累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帮经济又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起来[1]。学界对商帮研究方兴未艾，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亮点。以CNKI学术文章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技术，从现实基础与热点领域两个层面勾勒我国商帮研究的整体图景，以期对商帮研究有所助益。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时间范围为1977—2018年。以“商帮”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剔除通知公告、书评、约稿和报刊载文等非学术文献记录，有效样本文章共计3310篇。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Citespace和Netdraw软件。

2 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

2.1 发文作者分析

参与商帮研究的作者共2862人，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高产作者包括李刚、范金民、杨涌泉、刘建生、梁小民、王世华、徐志频、郎咸平、燕红忠、宋伦、黄滨、孙善根等，他们代表了商帮研究的中坚力量。图1是商帮研究者成果发表的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李琳琦、王世华、李刚和范金民等学者长期致力于商帮研究;而杨梓润、汤庆慧、杜平和杜君立等学者近几年才涉及商帮研究，是商帮研究的重要新生力量。利用Netdraw软件绘制作者合作关系图谱时发现，研究中存在明显合作关系的作者并不多，且高产作者之间几乎没有合作现象，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商帮研究的深入开展。

2.2 研究机构分析

组织机构是科研工作的重要载体，所在地域、研究氛围与条件等都会对科研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开展商帮研究的机构共有1609家，累计发文量超过10篇的机构有26家，其分布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这些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的社会历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专门科研院所。近年来，行业协会也大量开展商帮研究，如中华商帮文化發展促进会、浙商研究会等，成为商帮研究的新生力量，拓展了研究主体的单一性，为商帮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研究机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主要分布在安徽、山西地区，福建、江浙地带的研究机构分布相对较少，河南、北京、上海、云南等地也有研究者涉及商帮研究，但相比之下并不活跃。安徽地区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占比26.19%;山西地区次之，占比23.64%;浙江和福建成果数量占比分别为6.85%和6.46%;上海、陕西、南京、河南、北京地区成果数量分别为4.93%、4.25%、4.76%、4.59%、4.42%;江西、江苏、湖北、广西和云南等地区商帮研究成果占比均在3%以下。

2.3 载文期刊分析

经统计发现，刊载商帮研究的期刊共有1035种，其中载文量超过10篇的有35种。《潮商》的载文量最多，而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只有《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

3 商帮研究的热点分析

3.1 商帮兴衰的原因考究

从外部原因来看，商帮的兴衰都与政治变革、地缘纽带以及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商帮资本积累主要依赖于封建政治势力，因此作为其附庸的商帮无法摆脱封建制度瓦解而趋于解体的命运。地缘和宗族血缘纽带则使商帮更具凝聚力、活力和外向拓展力[2]。明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育及其产生的需求为商帮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创造了巨大的商机[3]。但光绪中叶以后，因国际市场上洋货冲击、入侵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压、经营成本大大增加等因素，迫使商帮部分业务逐渐走向衰落[4]。从内部原因来看，经营理念、商业道德与文化观念等则是商帮兴衰的主要内因。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坛，除了自身素质较高，具有儒商风采之外，其经营颇具特色，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也十分关键[5]。周以岗认为群体社会心态构成和表现特征等是山西商人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6]。应该说商帮兴衰的原因是复杂的，只将其归咎于外因或者内因都有失偏颇，但外因尤其是政治和战争因素既成就了各大商帮，也造就商帮衰落不可避免的归宿。

3.2 票号研究

学界对票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票号上。晋商所经营的票号、账局、钱庄、当铺、印局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7]。晋商在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方面曾有过重要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权分离，经营有方;转账结算，加强监管;钱市交易，同业拆借;票据贴现，支票旅行;首创密押，防范欺诈。这些创新对现代金融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山西是全国开设典当最多的省份[8]，典铺资本雄厚，规模庞大，业务繁多，在北方占据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贫富悬殊的加剧、典当业的丰厚利润及政府对典当业的扶持是其兴起的一般原因。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3.3 经营理念与价值观念研究

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方面也属晋商和徽商最具代表性。晋商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的特殊商业群体[9]，他们鲜明地树立了“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思想观念，有着相对稳定的经商伦理道德观[10]。在坚守以崇尚商誉、恪守信用、诚信不欺、义利和衷、勤劳节俭等为核心内容的经营理念的同时，向明初以来对儒家观念的贱商传统提出挑战，较早地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偏见和束缚，广泛接受了儒贾相通、义利相合的价值观念，牢固树立了重商是实现人生价值重要途径的进取思想[11]。徽人经商的目的不在于求利而在于谋生，坚守“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道德准则，不惜耗费大量商业利润用于“义举” [12]。

3.4 商帮重要历史人物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重点关注某个人物、家族或商行的案例研究。对徽、晋商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赵丽[13]和王贤辉[14]梳理了徽商著名代表人物胡雪岩的人生历程和形象。郑毅探究了胡沇源及其后代经营茶叶生意的历程[15]。武世刚[16]认为祁县乔氏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乔致庸“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经营之道，代表了那个时代商贾精英的开放思路[17]。孙翔深入剖析了晋商代表曹家的家族构成、经营、教育及与乡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与关系[18]，展示了晋商商贸习俗的全景画卷。对其他商帮人物的研究也始终没有脱离研究者视野。如陈厥祥对宁波帮典型代表包氏家族进行专题研究，勾勒并揭示了宁波帮之所以能笑傲商海、长盛不衰的原因[19]。重要历史人物的发家史就是商帮发展的缩影，其中领军人物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等对商帮发展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

3.5 商帮文化研究

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各大商帮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地域的差异又促使不同商帮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学界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归纳、阐释商帮的独特文化表现。物质表现的商帮文化根植于商人会馆及其附着物，商人故居及遗存物，以及这些故居所构成的古村、古镇、古街等。精神层面的商帮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经营理念、价值观念、组织形式、行事方式以及商人个性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赣商文化是指与赣商相关的方方面面物质和精神的东西[20]。闽商则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海洋文明的商帮，闽商的国际化、市场化特质与晋徽商等依附于农业文明和封建集权制度之上的商帮是截然不同的[21]。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作为商帮营商思想的文化底蕴，以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角色从伦理观念和法律约束两个层面规范了商帮营商行为[22]，也正是这种文化的非正式约束成就了各大商帮独特的商帮文化。

4 商帮研究的理性思考

4.1 现有研究力量、机构分布及期刊布局不利于商帮研究的深入发展

商帮研究者数量可观，但持续开展商帮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过少。缺乏合作研究已成为制约商帮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商帮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且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刊载商帮研究成果的核心期刊数量不多，且成果集中度不高，尚未形成稳定的期刊群。未来需要积极探索商帮研究的政策支持和人文关怀，有条件的单位，尤其是具有地域优势的各商帮发源地高校应当及时成立致力于商帮研究的科研院所，积极培育后生力量，要注重商帮研究人才的联合培养，促进研究者及机构间的合作研究，形成关系精密的科研合作网络。树立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避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式研究行为。有条件的学术期刊应主动通过约稿、组织专题学术会议、设立商帮研究专栏等方式引导和激发学界研究热情、保持研究持续性。

4.2 商帮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商帮兴衰原因、经营活动以及商业文化等方面

早期研究重在介绍各大商帮的发展历史，描述其鼎盛时期的经营项目、经营范围、经营特点、商业资本等。之后侧重于对史料的深入分析，探讨商帮整体或某种经营活动的意义，说明其在商业史、交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贡献。较为深入的研究热点是探究商帮兴衰原因，外部原因包括地理位置、政治环境、军事战争、宗族势力、国际市场等，内部原因包括经营理念、营销手段、商业道德、文化观念、群体心态等。近年来更关注人文与文化方面，商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他们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自身经营活动相结合，培育出蕴含“仁、德、诚、义”的中华商帮文化。但目前的商帮研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书斋阶段，未能充分地挖掘其应用价值，并未真正转化为现代企业家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存在这个缺陷而为后续商帮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4.3 商帮研究发展不均衡，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研究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首先表现在重视程度的不均衡，体现在研究者与成果数量以及研究机构设置等方面。比如，对晋徽商研究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商帮，这不仅反映了晋商和徽商具有更高的历史地位，同时也表明学界对小商帮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激发出当地学者进行商帮研究的激情。即便晋徽商研究中也存在不平衡现象，晋商研究更加关注商帮中“人”和“机构”的研究，尤其是对票号和会馆的研究更为突出;而徽商则更加关注商帮“贾而好儒”的商业伦理研究，以及当前国家政策和当地经济现实需求下的现代徽商研究。存在不平衡现象可能是因为学界过于关注地域商帮明显的“历史光环”而忽略了商帮另一方面的潜在研究价值所致，值得反思。商帮研究的不均衡性，以及其他商帮（非十大商帮）研究的不充分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商帮研究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总而言之，对各商帮的历史功绩和现代价值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是其他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更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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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J].学术月刊，2001（06）.

[3]臼井佐知子，何小刚.徽商及其网络[J].安徽史学，1991（04）.

[4]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3）.

[5]陈学文.明清徽州商人之成功——明清徽商经营之道与商业道德[J].浙江学刊，2001（06）.

[6]周以岗.山西商人集团群体心态之浅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

[7]高春平.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J].晋阳学刊，2001（04）.

[8]刘建生，王瑞芬.清代以来山西典商的发展及原因[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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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辉，白金.山西商人的经商伦理道德初探[J].前进，1997（01）.

[11]孙丽萍.论晋商的人生价值观[J].晉阳学刊，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