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国家探究论文

2022-04-17

【内容提要】中国外交手段日益多元化、战略目标逐渐清晰，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之间仍存在不同步现象，使中国外交当前的转型面临一种异化困境。导致这一困局的原因主要在于，外交手段与外交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对接，导致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脱节。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族与国家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族与国家探究论文篇1：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现状与反思

[摘要]“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极富张力与效力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引入，与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相伴而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基层社区研究的主导性分析范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近来的研究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境。是“过度消费”之后的“疲软”，还是“充分研究”之后的“空白”，抑或是“重复生产”之后的“停滞”？带着这些疑惑，文章以“国家与社会”学术脉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追溯过往，系统梳理“国家与社会”引入之后学者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实际进行的创造性论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提炼“国家与社会”研究背后的所呈现的趋同特征与潜在缺陷；最后，通过反思对话，破除“国家与社会”研究的“神话”，尝试走向更加开放和日常的“国家与社会”空间。

[关键词]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范式变迁学理反思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BSH002），2015-2016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编号：201506740014）。

[作者简介]侯利文（1985-），河南洛宁人，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研究人员，美国休斯顿大学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访问学者（2015-2016），研究方向：社区治理、社会工作学。

一、引言

“国家与社会”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论争，争辩的焦点在于，“社会先国家而存在，社会先于国家”抑或是“国家具有先导性，国家高于社会”，洛克、孟德斯鸠与黑格尔开起先河。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断崛起，米格代尔提出“社会中的国家”又开启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研究的新取向。“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极富张力与效力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引入，与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相伴而生。一方面，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在中国得以运用和验证的广阔天地（尤其是发生在基层社区的变化），国家与社会的范式获得了来自“东方社会”的佐证与完善；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引入也使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变得以解读，产生了人们的理性认识和学理知识，反过来“国家与社会”知识范式的引进作为某种目的性的示范也形塑了对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并引发了实践中的改革，进而规范与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前者表现为一系列学者研究成果的呈现和累进；后者则表征为“国家与社会”知识范式对现实社会改革的规范价值，对“社会”成长的倡导与引领。

从时间分期上看，“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经由西方汉学者的引介而进入中国，正是由于这一分析范式与中国社会转型实际的高度契合，它迅速进入了众多学科学者的视域中，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进入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视角又快速捕获了“社会组织”②领域的研究空间，并迅速成长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主导性分析视角。无疑，“国家与社会”已然成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理论分析框架，展开着对转型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洞察；同时，也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工具，尝试在现实中展开对社会实体的积极建构和倡导。

就“国家与社会”范式的主导性学术研究领地③——城市基层社区而言，正是因缘于“在最现实的生活层面上，国家与社会的相遇”，国家试图通过政权建设将行政权力下沉到基层社会，完成整合；而社会则希冀表达利益诉求、谋求自我服务，实现自治。这一“无意识”的历史性耦合碰撞出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就现有的研究来看，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主，兼有人类学、历史学④以及哲学的思考，相互交叉；研究内容丰富多样，相互深化；研究方法长短互补，各有所长；研究脉络互有传承，相互交融；学术脉络也经历了范式引进、范式运用、本土化尝试以及范式的反思对话等明显的阶段分期，相互累进。

尽管“国家与社会”视角取得了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境。⑤是“过度消费”之后的“疲软”，还是“充分研究”之后的“空白”，抑或是“重复生产”之后的“停滞”？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解答。文章以学术脉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的知识生产，进行学术反思与对话，以期为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贡献学术力量。首先，追溯过往，系统梳理“国家与社会”引入之后，学者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实际进行的创造性论述；其次，理论归纳，提炼“国家与社会”研究背后所呈现的趋同特征与潜在缺陷；再次，反思对话，破除“国家与社会”研究的“神话”，走向更加开放和日常的“国家与社会”空间。

二、“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区的运用与变迁

伴随着以“单位制”为主和“街居制”为辅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式微，国家与社会渐次展开了复杂、多样、动态的关系实践与博弈空间，学者们如张静、何海兵、余冰、丁惠平、刘安等，大都认为现有的以“国家与社会”作为分析框架的基层社区治理研究，存在三个明显的取向，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说以及国家与社会互动论，鉴于以往研究对此三个取向的梳理较为系统、全面，本文只是做出简单交代，重点针对 “国家与社会”的其他替代性或是补充性的视角在基层社区治理研究中所丰富并深化的理论视域与分析空间进行梳理与分析。遵学术惯例，本部分也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其一，“国家中心说”。这种研究路向把国家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变迁与改革的核心力量和关键推力，遵循国家政权建设的逻辑。虽然后期国家政权建设的痕迹有所弱化，但是国家对社会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控制能力，在一些领域以特定的、新的形式出现，以更为“隐蔽”和“柔化”的方式实践着国家力量在基层的渗透。其结果，国家仍然具有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因此也被称为“国家权力延续论”。

其二，“社会中心论”。社会中心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又译为“市民社会”、“民间社会”①）。该路向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对社会而言只是一种限制性的力量，国家是“必要之恶”，因而主张社会自治，国家干预越少越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基层空间中社会、市场等非国家力量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对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者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明确的分殊，它们之间的界限应该明晰化和常规化。就现时中国而言，国家力量应该逐步从社会领域撤离，这是保持社会活力和提升国家能力的必要条件。

其三，“社会中的国家”，即国家与社会互动说。该路向的研究，通过对具体事件过程的跟踪分析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以往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代表了从结构性研究向关系性研究的转向，②也实现了从“静态学理分析”到“动态过程把握”的转变。该路向认为国家与社会并非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简单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处于不断互动与形构的动态过程中。在方法论上多采用“事件—关系”分析，并通过引入“策略行动”和“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层面进行深描。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早期多聚焦于以“国家与社会”应该如何互动，以及互动的性质而进行的规范性分析，以理论研究为主；二是晚近以来聚焦于以“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互动过程与事件在具体载体中展开的分析，以实证研究为主；三是治理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正和博弈研究。

其四，其他视角的尝试。以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判基本上是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观，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多样性、层级性，进而遮蔽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性与多样性，甚至是流动性。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活动场域的变化而变化，整体上呈现为互渗中的动态边界关系。随着对“国家与社会”视角在基层社区治理运用中反思的进行，这一单一视角的一元论倾向得到修正。一些具有分析效度的替代性或是弥补性的视角相继被提出。比如，桂勇以“行动者”视角将国家与社会从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认为国家与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取值的参数构成的一个连续系统，这些行动者集团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对立、合作、冲突与妥协是同时共存的。应用到社区建设中，社区居民、社区组织都是不同的行动者，都有自身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他们之间的友好互动构成社区的良性发展。因此，要从社区具体的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社区发展的逻辑。③无独有偶，马卫红等通过对上海市的基层社区治理的经验分析，阐述了国家与社会如何被目的分殊的行动者分解，由此呈现碎片化状态。他们认为，“在邻里层面国家与社会也是模糊不清的，清晰可见的是各种有着不同利益与目标的行动者”，因此也主张从“行动者”的角度研判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真实关系形态。④徐丙奎通过对1990年以来有关社区研究文献的梳理，认为“现有的研究缺少对国家一社会、空间一行动者、权力与治理各种研究范式的一种整合性的研究”，①提出了进行社区治理范式整合的观点。肖瑛在对以往“国家与社会”关系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该视角在中国的运用更多是规范层面的，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因此，他提出“制度与生活”的视角作为替代性视角，“以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实践为切入点，把日常实践同社会结构变迁勾连起来，为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提供一种解释框架”。②

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的三种取向“国家中心说”、“社会中心论”与“社会中的国家”，前两种侧重于在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紧张博弈中寻求中国社会建设的可能出路，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式的静态解读，分别从不同的维度选取经验事实，“完成”了对中国局部现实的认识；他们显然忽略了国家与社会间“讨价还价”相互形塑的可能空间。而第三种分析却将视角转向了“国家与社会”的彼此焦灼与粘连，在彼此互嵌的视野中实验“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其本质上乃是一种“实践”式的动态分析，侧重于从“过程”的视角来完成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解读。但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嵌程度、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原始起点等作为逻辑上的先在，形构着“社会中的国家”的具体“边界”与“势力范围”。再者，“社会中的国家”一经发明，马上就转化为中国真实建构中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预设。正如邓正来所言，“而这种所谓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那里既是一种欲求达致的结果，同时也是达致这种结果的方式”。③于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作为理论与理解上的预设，开始了其在中国基层社区场域中的“自证”征程。

纵观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的研究，其指涉的核心问题涵括两个方面。一是遵循着“建构现实主义”的传统，将国家与社会作为现实层面的对象朝着“良性互动”的愿景加以建构，这在具体研究之中就表现为将西方“国家与社会”范式所内含的基于西方社会现实抽象出来的种种前置性要素（比如，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独立、边界清晰、相互制衡等）作为参照和判断标准，把视野聚焦于对中国社会中新出现的体制外因素、空间、组织以及机制所展开的经验性分梳，找寻其存在的证据，并进行比附式的研究。从实际效果来看，该范畴的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社会动员、批判现实及规范整合的作用。这样，理论知识就由对社会的认识转向了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所进行的筹划。另一方面则秉承了“解释主义”的传统，将“国家与社会”作为是认识、洞悉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独特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式。这在具体的研究中就表现为对一系列经验现象，尤其是基层社区中的“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进行的富有想象力的阐释。从实际的效果看来，它唤起了人们对“社会”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社会转型认识的视角切换。

总之，“国家与社会”作为理论分析范式在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中显示了极大的理论效度，学者们都在这一极具张力的视角中提出了丰富多彩的治理实践与理论创见。国家与社会的范式也实现了由实体建构中“二元对立”到“互嵌互构”的转变，实现了“静态结构分析”到“动态过程展演”的变迁，也完成了作为分析范式的经验研究到作为规范取向的政策参鉴以及作为科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反思对话的统一，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导性分析范式。但任何范式都有其分析的效度与适用的范围以及解释的效力，忽略了对范式本身的研究，或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实际抑或是缺乏了对范式的反身性对话，必然遭遇“范式的神话”与“范式的固化”，造成范式的“无意识运用”，无益于范式的进一步更新与发展。由此，我们需要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研究展开反思与对话。

三、 “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反思的再反思

尽管“国家与社会”展开了对转型社会的深度解读，但解读的同时也存在误读的极大可能性。如果对误读缺乏足够的敏感，社会事实的呈现将出现极大的扭曲。误读一方面取决于“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舶来性。从学术惯例来看，作为外来的理论范式，其必然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引入、运用、反思与重构的过程。缺乏了后续环节的推进，理论范式只能是一个“悬浮式”的解读，或者直接就是“观念裁剪的现实”，误读就成为了必然；另一方面，对该范式缺乏“前反思的对话”，规范性意义上的价值倡导，就会演变成为实际改革中的“急功近利”与“目标置换”，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作为一种改革愿景，通过对原有的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全能国家”的批判，将“国家”拉下“神坛”，将“社会”引入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框架的转换。但是，过犹不及，随着“国家”的被舍弃、被阉割，持续的发酵，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如刘安所言，“正是政治实践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性的缺失，才导致了知识领域对‘国家主义’的无情批判以及对‘社会’的极力推崇”，①催生了“社会”的单向度治理。长此以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东欧的剧变即是鲜明的例证）。鉴于此，此部分笔者以学者的反思性研究为起点，试图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研究的反思的再反思为范式的重构提供启发。

第一，反思的起点，在于“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神话”。所谓“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神话，意指目前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一元论倾向”，通俗一点讲，只要是基层社区场域中的相关研究，国家与社会是必然会涉及和运用的理论视角。那么为什么在基层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加以分析呢？这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正如丁惠平所言，“无论何种论题只要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似乎便天然地具有了某种正当性与合理性”，②而且此种一元化的倾向“有过分重视和消费‘国家与社会’之嫌，不仅有可能遮蔽问题的本质而且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研究框架的更新换代”。③但是，丁文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对“一元化”的“神话”过程进行探究。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家与社会”范式的“一元化”局面？这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逻辑起点。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型地位是极富张力和理论解释力的范式与社会转型实际耦合的结果，也是近三十年学者在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展开博弈的最佳场域）深耕的结果，同时不同学科的介入研究也彰显了“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的跨学科解释力，进而使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研究范式。加之学术热点与学术前沿的“象征意义”，“国家与社会”取得了理论范式中“符号意义”，并且通过这些过程的循坏往复实现了“神话”化。其表现就是，一方面，只要是一项研究涉及“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运用，似乎就代表着研究的前沿与水准；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背后的深层次力量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不断交织、角力与博弈，缺失了该范式的分析，就意味着研究的表面与肤浅。

第二，对“国家与社会”视角存在的系统论基础的反思。肖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理解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构成及变革的基本视角，是在社会系统论的支配下形成的”。④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有三个基本预设。其一，整体论。整体论预设了国家与社会内部的统一性，外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国家”与“社会”都被想象成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结构、明晰边界和运作逻辑的实体，其各自内部构成的差异、分歧、冲突与互动被遮蔽。其二，二元论。这主要指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实体上二元对立的、功能上彼此依赖的、力量上相互制衡的表述模式，其常用的文本表述就是，“强与弱”、“大与小”。二元论其实是整体论在逻辑上推演的必然结果。其三，权力的两重性。一方面是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对社会的压制、控制与殖民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性也预设了成熟的“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与反控制。①其实，早在该范式的引进之初，邓正来就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该范式可能存在或可能导致的种种风险进行了提示。他认为，国家与社会范式容易诱导人们进入整体性、实体化的陷阱，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容易将“国家”与“社会”作为真实存在的同质化的统一实体看待，这就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场域中的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整体性”思维的规约下相继而来的就是，人们将“国家”与“社会”化约为基层社区中的各种对应体，比如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或党组织”，将社会等同于“社区居委会”等，先不论这一“化约”的可信度如何（事实上“居委会”是“社会”还是“国家”是一个尚未厘清的问题；政府内部也存在严重分化的不同层级），单是将宏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化约为微观社区中的对应主体这一过程就犯了“区群谬误”，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此外，丁惠平和刘安在近来的研究中都围绕“国家与社会”视角存在的系统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丁惠平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分析策略中，“国家与社会都被先验地视为两个具有明确界分的实体，也即在本质上秉承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投射到具体研究中则演变成一种对二者影响力进行比对的结构性分析，即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取向也概莫能外”。②刘安对“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反思。他认为，“无论是从概念形式还是理论逻辑的角度而言，‘国家与社会’范式中的‘国家’与‘社会’都被建构成相对独立和彼此自主的范畴”。③

由此可见，近年来的研究都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系统论假设，以及对这一假设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反思，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以及针对“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同质性”假设，也对“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构、牵制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有利于“国家与社会”范式效度的提升。

第三，对“国家与社会”范式因舶来性而引发的“本土性”问题的反思。学术移植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协调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题。作为外来引进的学术范式，也必然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一般来讲，范式的引入要经历引进、本土化、普遍化三个阶段。引进是初始阶段，需要解决范式的关注度问题；本土化是关键，需要解决范式的适用性问题；普遍化是目的，需要解决范式的本土贡献问题。层层递进，形成理论范式的更新换代过程，也即知识的生产过程。其中，本土化是难点，要突破范式的产生背景、逻辑预设以及融合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极容易发生“观念裁剪现实”和“框架置换与混用”。就其前者而言，往往发生研究者将该分析框架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验现实的研究中，直接用西方既有的理论观点进行解释，如若两者不符，则将其归因于社会、文化等本土性因素，致使研究流于表面，难以获得突破与深入；或者干脆直接在理论预设的指导下选择那些可以验证假设的经验现象进行解读，理论直接被“证实”。就其后者来说，作为西方舶来的理论范式，“国家与社会”具有解释和规范双重功用。具体来说，一方面该范式可以作为解释性分析范式，对既有的社会现实进行理论解读，形成社会知识；另一方面该范式也可以作为早发现代性国家的标准和模式，来规范和指导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发挥判准和建构的功能，推动社会变革。这两种功用的置换和混用，极易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致使本土化的过程演变为“西方化”的过程。

黄宗智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经验中抽象出的一种理想类型，它并不适合中国”，进而提出了“第三域”的概念用以指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灰色地带”，涉及的是“国家与社会”范式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何海兵也认为，“在有关国家与社会的讨论中，无论是公民社会理论还是国家中心理论都是依据西方公民社会和国家概念来对中国社会作应然性判断，这些判断仅仅从宏观历史着眼，缺少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层面的描述”。①丁惠平亦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本土化进行了反思，“对于中国研究而言，源出于西方历史经验及西方人价值理念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衍生的‘国家与社会’在中国既无历史踪迹可循也无现实经验对照”。②刘安认为，“‘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西方血统与中国应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社会科学概念的‘国家’和‘社会’，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实践层面，中国与西方都存在显著的区别”。③

因此，作为舶来的理论范式，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存在的“水土不服症”保持足够的警惕，对其范式的移植生态过程和其成长过程保持敏感，既不否定“国家与社会”范式所具有的对转型社会的理论解释力，也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而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承传和发展实践中与西方的理论范式进行平等对话与理性沟通，不失时机地将其引向“中国化”。

第四，对多元视角互补与融合的反思。任何理论范式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发展中趋于完善，这也就意味着都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范式所具有的理论解释力和方法论优势，导致其在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存在一种“一元论”的倾向，这就不利于范式的更新换代。诚然，一个理论视角的发明是学术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后就会进入繁荣期，众多学者运用此视角把这个理论框架里可以研究的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但是，也会出现一个不利于学术累进的现象，那就是，正是由于该理论范式的解释力和公信度，久而久之研究就会出现重复性的简单再生产，难以突破。这时就需要对范式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视角过于宏观，实践中的研判也忽视了源自于西方经验的各种前提预设，因而对现时期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难以准确描述；国家与社会范式长于对宏观现象的解读和分析，偏重于宏观的“结构—制度分析”，失于实践层面的微观洞悉，存在将国家与社会复杂的构成与互动过分简化的风险，以致失掉了“国家与社会”的丰富内容与复杂面向，难以解释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多维度性、实体的延展性与实践的复杂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范式的演化以及一系列理论视角的浮现，④“国家与社会”逐渐失去了其基层社区领域中“一统天下”的霸权局面，逐渐沦为了其他视角提出与兴起的“学术靶子”（毫无疑问，学术靶子也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

由此可见，虽然“国家与社会”深化了对宏观层面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但理论上解释力的“神话”就造成对其他视角的屏蔽与排斥，日益进行范式内部的重复性再生产。而其他视角的引入与补充，打破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一元化神话”的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国家与社会”视角已经失去了其对中国基层社区的理论解释力，也不意味着其他视角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视角的有效“替代”或“转换”，笔者更愿意认为这是进入到了一种范式交叉融合的新时期。从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复杂、多元交织中，进入到了基层社区治理研究中的后“国家与社会”范式时期。其研究逐渐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进行了视角的链接，实现“国家与社会”与“制度与生活”的相互促进与印证；二是实现了视角的切换，宏观议题有了微观层面上的注释，变得更为丰满和全面。

四、结语：走出神殿、走向生活

一言以蔽之，现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严肃而认真的研究成果。但系统梳理之后，发现现有的研究更多地是将“国家与社会”从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的，将其当作是分析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范式，并且使用中带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中国论者更多是从中国现实经验中找寻恰切的方面，进行意义放大的研究，进而与西方的范式做比附。反讽的是，在具体运用中则对这一理论范式所具有的前提保持了“悬置”或是作了“模糊性处理”（不置可否）。换句话说，现有的研究将对作为分析视角的“国家与社会”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屏蔽了国家与社会的前提预设，并且因为“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相遇”与“契合”而导致其运用中的“不假思索”和“深信不疑”。但是缺少了对隐含预设的思考以及对范式运用的反思，将导致低水平研究的不断再生产，难以进行学术累进，也长不出中国范式。

从中国经验来看，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观念，国家与社会范式出现了一种“过度消费”的现象。但是作为实体建构以及范式创新意义来看，“国家与社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仍然具有其建构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对理论范式和实体建构两种取向的分殊，进而通过具体载体与空间的研究来链接这两个层面，消除已有研究存在的“厚此薄彼”，则可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研究的新突破。

其一，对象倒置。以往的研究，多是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范式和视角来透视和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空间中主体互动。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基层社区作为表述的载体来管窥“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组织平台上（笔者认为居委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的现实展演，进而将“国家与社会”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中国情景的描摹、解构与重构，而此也应该成为“国家与社会”范式更新的重要尝试和有待进一步深化的主题。

其二，范式更迭。诚如上文分析，自米格代尔提出“社会中的国家”之后，国家与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互动的过程性的视角开始被涵括进“国家与社会”的范畴中。但是“社会中的国家”可能是西方知识话语映射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虚幻图景，与中国的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不符。在中国的基层社会中，可能“国家中的社会” ①是更为真实的存在。一方面，从国家的势位来看，国家时刻保持了在基层的“在场”和“到场”，基层社会中也存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各种国家状态，国家通过多元化的途径与手段（尽管与以前的刚性控制的形式不同），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选择性培育”和“间接化控制”。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空间来看，现时“社会”不是独立成长起来的制度空间，而是在国家内部让渡出来的制度空间，是在“国家”关照下的“依附性成长”和“寄生性生存”，尽管社会表现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博弈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学术界关于“嵌入性”的概念难以描摹这一关系的始源，存在理论的效度与边界。而通过“国家中的社会”的视角切换，为本来宏观抽象的理论思辨注入了具象的实践文本，同时结合现时的基层治理场域进一步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命题注入了中国元素，具有理论自觉的意义。

（责任编辑：徐澍）

Key words： grass-roots community； state and society； paradigm shift； theoretical reflection

作者：侯利文

民族与国家探究论文篇2：

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式管理探析

【内容提要】中国外交手段日益多元化、战略目标逐渐清晰，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之间仍存在不同步现象，使中国外交当前的转型面临一种异化困境。导致这一困局的原因主要在于，外交手段与外交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对接，导致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脱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依据多维度视角对中国外交资源系统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改变当前外交资源碎片化的现状，在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方面依据差序化逻辑将不同维度的外交资源组织起来。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有机结合，差序化逻辑可使中国外交资源的调用形成一种复合式结构：明确不同外交资源对实现不同目标的比较优势，进而建立实现外交目标资源调用的立体结构图。对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化管理要求，准确认识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并在外交资源的开发上通过调节资源分布来对结构加以优化。这一立体结构图本身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反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依据外交目标和外交资源之间的不同搭配，促进外交目标的更好实现，同时有效节约外交资源。这对实现中国外交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外交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外交资源差序式管理可持续发展外交战略

【作者简介】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

作为全球秩序中的新兴力量，中国的崛起被赋予了更多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引发了不同的争议与担忧，使中国外交陷入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不同步的困境。针对这些争议与担忧，中国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转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复杂战略，成效明显但仍不尽如人意。诸多研究或者尝试从拓展外交手段的角度突破这一困境，或者从战略规划的角度为走出困境提出建议。笔者认为，目前关于中国外交手段和外交战略方向的优化与规划已经比较完善，问题主要来源于外交战略目标与外交手段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对接，这与中国外交资源管理的碎片化趋势有关。基于这一假设，笔者对中国外交资源进行了多维度分析，试图将碎片化的外交资源进行重新归类，并对其中体现的差序加以探究，进而从外交资源的角度发现中国外交的相对灵活的应对模式及相对固定的发展方向，缩小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距。

一、中国外交战略转型中的异化困局

由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断深入及中国崛起所引来的猜忌、担忧及遏制的不断增多，中国在外交战略、策略方面已做出诸多调整，尤其是增加对公共外交和周边外交的投入，更加重视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和推广。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已经实现了由单一手段向着立体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并用发展，形成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公共外交等齐头并进的外交新局面。然而，从结果导向的视角看，多元化的外交手段与其预期效果之间依然存在差距。

首先，巨大的公共外交投入并未导致中国国家形象的明显改善，中国的国际接受度仍然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外交具有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以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渠道孔子学院为例。从2004年世界上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到2013年，中国已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学院，在600多所中小学建立了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85万人，在多个地区掀起了一股“汉语热”。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负责，主要目的是支持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但在实践中，其效果仅限于语言教学且收效甚微，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制造中国“文化威胁论”的由头。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通过沟通与交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而现阶段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据调查，仍有超过半数（52%）的发达国家国民认为中国形象是“严肃、不可亲近的”，约四分之一的国际民众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

其次，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并未导致周边安全环境的明显改善。实力本应是安全的维护者，而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则恰好相反：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恶化。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钓鱼岛问题、朝鲜核问题都威胁着地区安全；在中亚地区，恐怖主义问题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随时有可能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在南亚地区，中印边界及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南海地区，中国与多个南海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此外，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进一步挤压了中国的周边战略空间，还从军事上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主权领土争端遏制中国发展，经济上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试图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在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陷入了“越强大越不安全”的困局之中。

再次，对和平崛起的不断强调和依然占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之间的差距。冷战结束后，基于零和博弈下的国家利益考虑，西方炒作的“中国威胁论”老调重弹。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要在无政府状态中实现生存，国家就会采取进攻性的行为企图控制其他国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使这一论调在东南亚国家中获得更多市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思想，后又进一步转变为“和平发展”的理念，即“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而这一理念同样受到了西方的质疑，认为中国要和平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它的实现过程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只是个幻想而已。迄今为止，尽管“中国威胁论”已喧嚣多年并被证明毫无根据，但中国依然缺乏有效的反驳。

最后，围绕着中国崛起，已出现了一种对崛起国而非霸主国的制衡格局，对中国的制衡方式逐渐由过去的硬制衡（hard balancing）为主转向软制衡及战略对冲等方式为主。这一变化在给中国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导致原有应对手段的异化而与既定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在战略目标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已出现“和平与发展外交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不结盟战略”、“大国外交战略”、“伙伴战略”、“多极化战略”、“和平崛起战略”等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对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公共外交、经济外交、预防性外交等现代外交方式均有所涉猎。尽管外交战略目标及外交方式均呈多样性发展趋势，但在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由于各手段之间统筹协调不够、科学论证不力、战略规划不足，只能在问题或危机出现之时进行单一、被动的应对，未能形成合力来推进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在于现有外交资源呈碎片化格局，未能被有效地整合与利用。

二、中国外交资源的多维划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资源”的定义是：“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期、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资源可以被开发与利用以实现目标，它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非自然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讲，外交资源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这已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对外交资源的研究关注却较为单一。有学者从软性与硬性资源的角度对外交资源进行了定义，认为“外交资源是指一国发展对外关系时能够运用的多种硬资源和软资源”；也有学者从政府和民间两个角度对外交资源界定与分析。这些分析皆从单一层面入手对外交资源进行了简单的划分，但随着外交资源的丰富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形态各异的外交资源已很难被限定在某一特定层面内，要缩小外交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就需要根据不同的归类原则，对中国外交资源系统进行多维划分。

（一）按资源特性分类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国家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实力，即可利用资源的多寡。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书中将国家权力的来源归纳为九个方面，分别是：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这九种不同资源根据其有形的或无形的特征又可进一步分为两大类：硬性资源与软性资源。硬性资源主要指国家外交可以利用的有形资源，是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根本支撑。一国在硬性外交资源上的优势可以为其带来更多命令式的硬权力，从而形成外交上的威慑力。而软性资源主要指国民士气、政府素质等外交可以利用的无形资源，软性资源的优势会给国家带来更多同化性的软权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外交影响力。软性外交资源的推广和宣传离不开硬性资源的支持，硬性资源的发展也需要软性资源的磨合与维护。

在硬性资源方面，中国近年来有了大幅提升。尽管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质疑，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硬性资源的开发是中国近年来外交资源开发的重点领域，反而是软性资源似乎成了中国外交资源中的短板。事实上，中国并不缺乏软性外交资源。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为中国外交储备了大量软性资源。然而，尽管软实力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软性外交资源却一直未被从资源的角度加以充分的利用。中国外交中对软性资源的使用是一种“付出而不求回报”的态势，以硬性资源为依靠进行持续性文化输出，建设众多孔子学院、举办诸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斥巨资制作、播映国家形象宣传片，但这实际上依然是在运用硬性资源而非软性资源，体现的依然是国家实力而非国家影响力。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及影响力，需要切实将硬性外交资源与软性外交资源加以区分。

（二）按领域分类

从领域来看，外交资源可以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传统外交主要集中于政治资源的利用上，而随着国际议题的不断增多，经贸往来、国际人权的维护和发展、环境和能源的保护和开发、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活动的打击等都被纳入国家交往议程，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也成为外交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几种外交资源应在各自领域的外交中占主导地位并与其他领域的外交资源相互配合。

随着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不断彰显，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领域外交活动中。经济上，中国利用经济外交资源倡导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与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安全上，中国参与打击国际贩毒、反海盗的联合行动；环境上，中国积极与各国协作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尽管中国对各领域都积极参与，但在外交资源的调用方面却并不平衡，存在对政治资源过度重视，各种领域资源的相互配合不够的情况。以经济资源为例。在国内，有企业家认为在中国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化条件下，强大的政府干预的力量使经济运行并不服从于经济规律本身，而是服从于政治决策的周期性；国内层面的经济附庸政治现象，必然导致外交层面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之间相互关系的混淆。领域外交使外交工作更加细化和具体化，这同样要求对外交资源按具体领域重新分工，让不同领域的外交资源与该领域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效对接，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大局。

（三）按资源管辖范围分类

以资源的管辖范围为衡量标准来对外交资源进行分类，外交资源可以分为政府和非政府性的外交资源，前者主要指政府行为下所能调用的为外交服务的资源，多为首脑外交、城市外交等政府间外交方式所用；后者则指不受政府管辖的但同样可在外交中发挥作用的资源，主要服务于公共外交、市民外交、公司外交等。政府外交资源更为权威，但调用起来也更加困难，往往成本较高，灵活性有限。非政府外交资源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资源在上述各方面的不足，由于没有行政方面的诸多限制，非政府外交资源在运用方面更加灵活，也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由于缺乏干预，非政府外交资源在分布上相对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为某一外交目标服务。

无论是政府外交资源抑或非政府外交资源，中国均不匮乏。中国政治稳定，执政党拥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与不断增长的执政能力，为政府外交资源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对外交往不断增多，非政府外交资源的开发力度也逐渐加大。鉴于两种不同的外交资源各有利弊，在运用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相互配合。在实践中，非政府外交资源的运用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一个较新的议题，现阶段中国对这种资源的运用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垂直化”的模式，强调“从政府到公众” 的政府主导模式，使非政府外交资源难以发挥其灵活性高、可信度高的优势。在“9·11”事件后，西方开始反思官僚机制对非政府外交资源的制约，这也值得中国借鉴。自全球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科技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非政府外交资源，对这一部分新增资源，中国政府除了加强管控之外并未将其视为一种外交资源予以足够的重视。

可以TPP为例加以分析。在应对TPP前，中国需要对该议题所涉及的外交资源作“差序”推断：在资源特性层面，TPP的提出与中国的军事装备、国家发展阶段等硬性资源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因此不应投入过多硬性外交资源，应以软性资源为主；不过鉴于TPP的背后具有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可能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产生间接影响，适当的硬性资源投入也是必要的。在领域层面，TPP主要体现为一种带有一定政治目的的经济合作框架，因此在调用资源方面应以经济资源为主，政治资源为辅。在资源管辖范围层面，由于TPP是由美国主导的政府间行为，在应对上中国也应以政府为主导。在时空层面，中国现有的区位资源、经济资源等在应对TPP方面具有优势，应加以利用。过去中国经济资源的优势可以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经济腾飞中获益良多，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科技原创率低、知识产权薄弱、依赖低端出口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改进，在与美日合作带来的产业链更新、技术进步的吸引力的冲击下，周边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吸引力将逐步减弱。中国经济外交资源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进而在TPP问题上成为正在失去效力的资源。综合上述分析，中国应对TPP的外交资源调用应如下图所示：

资源差序化外交政策应对

TPP 资源特性软性外交资源为主

硬性外交资源为辅对话交流为主

警惕防范为辅

资源领域经济外交资源为主

政治外交资源为辅经济合作为主

政治合作次之

所属范围政府外交资源政府主导

时空特性现有资源具有优势

存在正在消失资源加强区域合作

加速产业更新

图一：差序式管理视角下的中国TPP对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可以认为，应对TPP的最佳方式应当是在政府主导下，在经济及政治领域内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强化区域合作、加强周边外交并与主导国美国进行积极的对话与沟通，在不夸大TPP遏制作用的同时也不忽视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辅以预防性外交对其加以防范。

差序化对外交资源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不同外交资源内部的结构化关系，需要在利用外交资源时，准确认识到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并在外交资源的开发上通过调节资源分布来对结构加以优化。这种结构并不是僵化的或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差序化外交资源并不意味着要将外交资源的分布固定化，形成一种机制性的应对模式。恰恰相反，差序式管理下的中国外交资源的复合式调用结构所强调的是一种灵活性，在不同的外交目标之下灵活地调整资源分布来为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策略性地运用不同资源的优势形成合力推动目标的实现，不同的外交议题在这种复合式结构中都可以形成各自具有针对性的外交资源调用方案。在中国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外交资源的差序化并不谋求外交目标的变化，而是在不改变现有战略目标的同时优化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讲，外交资源的差序化可为中国外交提供以下参考。

首先，差序化可以让中国对外来挑战的紧迫性进行重新排序，对紧迫度高的挑战主要运用硬性、政府性、政治类甚至军事类外交资源，而对紧迫度不那么高的挑战可以通过软性、非政府性、非政治类外交资源循序渐进地加以应对。一般而言，一国对外部挑战紧迫性的排序取决于其国家利益受影响的程度，越是核心国家利益面临挑战，紧迫程度也越高。对于核心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不能妥协，都会不顾一切地加以维护，因为这种利益失去了，国家就无法生存或继续存在了”，这种挑战需要国家在政府层面调用相对刚性的外交资源加以应对。但很多情况下，外部挑战的影响对国家来说并非国运攸关，如果此时在运用外交资源方面没有差序，很容易被视为反应过度。例如，国外学者多认为中国在碳关税问题、西方领导人会见达赖、中日撞船事件等与领土安全没有直接相关性的事件上“反应过激”，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未对外部挑战的紧迫性加以明确的排序，过于频繁地运用政治性、硬性外交资源来解决问题。

其次，差序化可以让中国拓展外交手段为战略目标服务。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外交手段，对公共外交、多边外交等现代外交方式也开始加大关注力度，但这些非传统的外交方式并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统筹，导致大量外交资源闲置而未被充分利用，一部分外交资源又被过度使用而失去了其应有效用。如郑永年曾经评论中国以前是“缺少外交资源，现在是大量浪费外交资源，或者很多资源被闲置着没有被动员起来”。以人权问题为例，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除了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之外，也体现了一种跨文化方面的差距。而中国方面的反驳多来自于官方，民间声音极少被直接传达到国际舞台上，这无形中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使中方的反驳在西方看来更加苍白。事实上，在应对人权问题时，民间资源要比政府资源更有针对性，中国应加强公共外交及人文外交等善于调用民间资源的外交方式。

最后，差序化可以让中国更关注自身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最初属于经济学概念，指当一方（一个人，一家公司或一国）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另一方低时，它在这一方面拥有了进行这项生产的比较优势。当一国的某种外交资源较他国丰富时，前者就会拥有相应外交资源的比较优势，运用这一优势可以使用更少的资源来达到外交战略目标。以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为例，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优势在于区位上的毗邻、文化上的相通与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因此，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中国针锋相对地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威慑力很难取得积极的效果，而利用区位优势促进经济合作、寻求文化同源性或许更为合适，不仅能促进目标实现，也能有效节省资源，通过调用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让外交手段与战略目标真正契合。

结语：外交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目前中国“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就资源开发和利用而言，可持续发展理念尤为重要；外交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同样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外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为充分、合理、节约、高效利用现有外交资源为当前外交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开发和拓展新外交资源及非传统性外交资源为未来战略格局奠定基础。

从短期来看，多维外交资源的差序化可以确保外交资源的充分利用。一方面，它避免了由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合理或是机制不科学所导致的浪费，在外交实践中将以往被忽略的柔性、民间、领域外交资源与一贯被重视的传统外交资源放在同一层面加以比较。另一方面，它通过将外交资源与外交手段的充分对接避免外交手段与外交战略目标之间出现差距。外交资源的差序化运用并不意味着将中国的外交资源塑造为一种带有明显等级特征的外交差序格局。在短期层面，多维度层面外交资源的差序化是一种灵活的应对方式，资源的差序性在不同的影响和挑战下呈现不同的结构分布。在时间层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在各个维度上应偏重于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空间层面，由于中国影响力辐射范围的不同，中国在外交手段的实施上应予以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确保外交的灵活性。

从长期来看，可持续发展要求多维度、多层面外交资源的差序化不仅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外来挑战，还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开发和配置，根据时代发展对整体资源分布格局进行构建。如同其他资源一样，外交资源的培育无法一蹴而就，这就要求中国外交从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外交资源的分布，清晰地定位自身角色与发展方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主权政治方面不存在明显外部威胁、大国地位逐渐巩固、全球影响力尚待与综合国力实现匹配。这种情况下，中国应更多地侧重软性资源、民间资源、文化资源、科技资源的开发，使外交资源的发展适应外交手段的需要、适应外交战略目标的需求、适应时代前行的趋势，实现外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4-06-05]

[修回日期：2014-07-27]

[责任编辑：张春]

作者：舒梦

民族与国家探究论文篇3：

信念、国家认同及其相关性探究

[内容提要]以北京市11所高校的1650名本科生为调查对象，考察了大学生的信念与国家认同现状及其信念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力。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对政治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学科为理/工/农/医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显著高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政治信念之于国家认同及爱国主义教育至关重要。

[关键词]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吴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嘉婧，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开宗明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明主题，深入開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是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的重中之重。理想信念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亦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目标。爱国的首要表现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对归属于哪个国家以及对于所属国的政治、文化因素等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情感状态。这种认同既包括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主张、政治领袖、政党和政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国家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规范等

精神支柱的文化认同。理想信念和国家认同作为两个独立的范畴，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两者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相关性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本文通过对“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课题组进行的“大学生信念伦理与国家认同现状”调研数据的分析，对此问题展开初步探究。

一、研究方法

（一）样本

课题组在北京市选择了11所高校，其中，综合类高校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专业类高校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戏曲学院，民族类高校为中央民族大学，并按照不同专业、年级再次分层后，对11所高校的本科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每所高校选取150个样本发放问卷。本次调查的总样本量为1650个，回收1568个样本，有效样本1219个;调查时间为2018年3月至4月。

（二）研究变量及其测量

1. 因变量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其所属国政治、文化因素等的态度和情感状态。国家认同包含两个重要层面，一是政治认同，本文将其分为3个维度，即大学生对于主义的认同程度、对于政党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于政府的认同程度;二是文化认同，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层滋养和源头活水，本文将其分为两个维度，即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认同程度。问卷采用主观题与客观题两种题型进行测量。本文主要选取对应维度的量表题目进行测量，以李克特五维计分法进行分析。问题采取正向计分与反向计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后续统计调整，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认同程度越高。

本文主要进行了三个模型分析，分别为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以探究大学生的信念（信仰）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及其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因此，本文将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的因变量依次设定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本文的因变量分析采用三项有序变量的方式，将分数取值为0～100分，并划分为三个分数段：X≤60分为低，6080分为高。通过SPSS对因变量的信度进行检验得出：国家认同的α系数为0.778，政治认同的α系数为0.881，文化认同的α系数为0.694，这说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测量值各自对应的项目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因而可以整合为国家认同维度、政治认同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

2. 自变量

信念是指人们在特定认识的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观念、理论学说、偶像人物或其他事物确信不疑，并以其为范导而身体力行的精神状态，它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体。信念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具有多样性。根据信念的不同类型，课题组主要通过考察宗教信仰、政治信念、道德信念来把握大学生的信念状况。不同信念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这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各种信念成为信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政治、道德是三种既相互影响又具有内在联系的主要信念，在个人的信念体系中，它们各自侧重不同领域，又相互依赖，一种信念从另一种信念中汲取支持的力量。之所以将宗教称为信仰，将政治和道德称为信念，并不是指三者在确性程度（信仰是最高层次的信念）上的差别，而是习惯用法使然。课题组赞同宗教用信仰、道德和政治用信念“更适合中国语境，更加易于为人们认同”[2]的看法。其中，政治信念与政治认同同源。政治认同是公民对于某种主义、政党或政府在政治层面上的认可，政治信念则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指对某种主义、政党或政府具有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道德信念是指公民拥有为善的目的或向善的意图，坚定不移地相信伦理道德之于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且其内心深深认同某种道德学说、道德观念或道德义务，并以此作为调节和控制自身行为的指导。[3]宗教信仰是坚信神灵的威望和权力，坚信虔诚地参拜神灵能够得到神灵的庇佑。本文将信念划分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3个维度，相应地将自变量设定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采用李克特五维计分法进行分析，问题采取正向计分与反向计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后续统计调整，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认同程度越高。本文的自变量分析采用百分制连续变量方式，分数取值为0～100分。

根据人口统计学变量，本文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情况、民族）、个人教育影响因素（包括学科、政治面貌、出国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学科、家庭年收入等3个多分类变量虚拟化。

二、大学生群体信念（信仰）与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1. 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统计

对北京市11所高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研，其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少数民族占比为11.3%，由于样本中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故样本统计中少数民族占比略高于全国平均数8%[4];党员占比为6.0%，与全国范围的本科生党员占比接近;有19.1%的受访者来自农村，80.6%的受访者的家庭居住地为城镇;非独生子女占比为35.3%，独生子女占比为64.4%;34%的受访者有出国经历;家庭年收入分布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均符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所学专业的分布与学校选择有关，基本覆盖了各个专业门类。

2. 大学生群体信念（信仰）现状分析

本研究将信念划分为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3个维度、11个项目进行测量。第一，“当我的祈祷不能实现时，我会果断放弃信仰宗教”“科学领域的成果为我们揭露了宗教的荒謬”为一个维度，代表宗教信仰客观测量值;第二，“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势已去”“当今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为一个维度，代表政治信念客观测量值;第三，“我经常使用粗俗的语言”“当获准给自己作业打分时，我会给自己一个比实际应得分数更高的分数”“我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认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

“对于自己学习以外的事情我不愿花时间去了解”为一个维度，代表道德信念客观测量值。

一般地，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CFI在0到1之间，大于0.9（越大越好）;CFI也应大于或等于0.9;TLT也应当在0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拟合度越好。由表2可知，本研究的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结构合理。信念3个维度得到验证。

根据对样本的调查结果，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的统计情况如图1所示。

对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的客观测量值进行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政治信念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45.5%的受访者表现出高水平的政治信念，42.4%的受访者表现出中等水平的政治信念。在政治信念方面，87.9%的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普遍表现较好。

道德信念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的道德信念水平呈现出一定的近似正态分布。64.8%的受访者在道德信念的测评中表现出中等水平，道德信念水平为高和低的受访者分别占比为15.1%和20.0%。总的来看，近4/5的受访者具有中等水平以上的道德信念。

宗教信仰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的宗教信仰平均水平不高，频率分布随着信仰水平的升高而递减。41.3%的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水平为低，属于无宗教信仰，39.8%的受访者不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17.5%的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水平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为28.06%，单就中央民族大学样本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为40%。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在大学生群体中呈均匀化态势，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中等水平的道德信念，道德信念水平为高和低者占少数;一小部分大学生具有宗教信仰符合预期，这与当代中国“有神论者多，宗教信徒少”[5]的特征相一致。

3. 大学生群体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本文将国家认同测量分为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3个维度、16个项目进行测量。第一，“即使可以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我依然选择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国外，我会很自信地告诉外国友人我是中国人”“外国人在批评中国时，我会觉得是在批评我”“奏唱国歌或升国旗时，我有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为一个维度，代表国家认同（总体）客观测量值;第二，“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势已去”“当今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道德水平比一般群众高”“在危急关头，中国政府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相信并支持政府在主流媒体中的言论”“中国政府部门的管理效能比多数国家好”为一个维度，代表政治认同客观测量值;第三，“我们应该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和弘扬革命先辈和人民大众创造的革命文化”为一个维度，代表文化认同客观测量值。

由表3可知，本研究的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结构合理。认同的3个维度得到验证。

根据对样本的调查结果，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统计情况如图3所示。

对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客观测量值进行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国家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57.3%的受访者的国家认同程度为高，36%的受访者的国家认同程度为中。总的来看，有93.3%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总体上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普遍较高。

政治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43.3%的受访者的政治认同程度为高，45.3%的受访者的政治认同程度为中，共计有88.6%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

文化认同现状分析。统计数据显示，55.5%的受访者的文化认同程度为高，38.1%的受访者的文化认同程度为中，总的来看，有93.6%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在中等以上。可见，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很高。

综合来看，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表现出一致的分布情况，绝大多数学生都具有较高的认同水平。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维度中，大学生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文化形成了深厚的认同感，对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系列理论、制度、价值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所形成的认同略低于文化认同。这个结果与21世纪初的相关调研数据[6]呈现出的公民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的情况相一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国民的政治认同程度日益提升，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强调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与21世纪初调研中只有7.1%的被调查者把政治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最让你感到自豪”的选项相比，当前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加强。

三、信念及相关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调查数据构建了3个回归模型，分别检验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宗教信仰三种信念对国家认同（总体）、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居住地、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独生子女情况、民族）、个人教育影响因素（包括学科、政治面貌、出国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学科、家庭年收入3个多分类变量虚拟化。因变量以3项有序变量（低、中、高）取值，自变量中的信念变量以百分制取值，运用全部输入法对上述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见表4），三个模型均达到显著程度。

模型一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模型二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对政治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学科为理/工/农/医的大学生。模型三表明，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显著高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第一，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显著影响国家认同，而宗教信仰对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对比模型一（见表4）的回归系数，数据表明，政治信念（0.0956）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远大于道德信念（0.0172）。国家认同是人们在对所属国的基本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其政治、文化等要素的正向评价和情感依赖，与总体上做一个好人的道德信念相比，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政治信念，自然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更大影响。政治信念对国家认同的显著性影响，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较为扎实。儒家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懂得处理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的“人伦”，拥有“仁义礼智”四端，讲道德是人之为人、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7]爱国是个人品德的首要要求。自古以来，爱国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当我们把语言文明、讲究诚信、关心他人与社会作为道德信念的基本方面时，一个讲文明、守诚信、热心于他人与社会的人的道德信念会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就不难理解了。就世界范围而言，不同民族因为接受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跨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共同的宗教信仰会成为他们精神上的黏合剂，维护文化圈所涉及区域的秩序和稳定。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宗教并存且信教人数少是典型特征之一，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主要表现为大学生中有佛教（6.1%）、伊斯蘭教（1.3%）、道教（1.2%）、基督教（1.0%）、民间宗教（0.5%）、天主教（0.2%）等各大宗教的信仰者。民族的宗教信仰多与民族认同有关，而民族认同一般说来与国家认同并不具有与生俱来的一致性。[8]由此，是否具有宗教信仰与国家认同程度并无显著关系。

第二，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显著影响政治认同，而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对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影响。政治信念主要考察受访者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信程度，与政治认同中考察受访者对于主义认同、政党认同、政府认同和政策主张认同的出发点一致，其区别主要在于政治信念的坚定程度更高、更纯粹，而政治认同相较于政治信念更基础，强调的是一种归属感，政治信念是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政治制度、政党和主义的确信不疑，是政治认同的高级形态。基于两者的同源性，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显著影响其政治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二中因为具有较高影响的政治信念作为自变量的存在，与政治信念相比，道德信念并未显著影响政治认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彼得·哈特米（Peter Hatemi）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准确地从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推测出其政治态度，但反之可以，即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影响道德观念，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政治信念推测他的道德观念。政治立场对道德观念的影响力要大于道德观念对政治立场的影响力。[9]许多宗教徒恪守教规、虔诚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却无心于政治事务，甚至远离国家政治生活，宗教信仰并不必然影响政治行为。由此，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对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就比较好理解。

第三，大学生的道德信念和政治信念显著影响文化认同，而宗教信仰对文化认同则没有显著影响。文化认同选取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认同与否两个维度。道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还是中国革命道德都是当代社会主义道德的源头活水，人们的道德信念与文化认同不是相区隔而是相融合的。由此，道德信念高的大学生，其文化认同也较高。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缔造者，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理想的革命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文化的紧密联系，使得包含着政党认同的政治信念显著地影响着文化认同;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突出和强调，也为政治信念与文化认同的相关性奠定了基础。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相摄表现在许多方面[10]，从这个层面看，宗教信仰应对文化认同产生影响，但宗教与中国革命文化不易产生共鸣影响了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关性。

第四，相对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较高。父母的国家认同自然会影响到子女的国家认同，从而对子女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响。我们所得出的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结论与章秀英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后者研究认为，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公民的国家认同显著高于受过大专和大学教育的群体。[11]实际上，这两种结论在国际研究中都存在，一种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对低，一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性格上越开放包容、反国家性低，在国家认同标准上越宽松。[12]

第五，所学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相对于理/工/农/医的大学生，其政治认同显著低。总体上看，相较于理/工/农/医科的大学生，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科的大学生在专业教育内容及课程设置上更易于接触到影响其政治认同的思想观念、知识理论、人物事件等。学科为艺/教/体的大学生，可能易受艺术、教育、体育无国界或艺术远离政治等思潮的影响;专业为文/史/哲的大学生受相关学科的熏陶，对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等会表现出更强的反思、质疑精神;专业为经/法/军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则更容易受到西方经济学、西方法学等理论和西方经济体制、司法实践的影响。由于样本多为大一、大二学生，其对专业所学知识尚未形成全面理性的认识，对西方理论和各种社会思潮知而非真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思维活跃而不够理性客观，从而导致其在政治认同上偏低。

第六，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相对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其文化认同程度显著较高。受城乡差异的影响，与城镇相比，农村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教育水平等方面偏弱，人们受文化熏陶的机会也较少，文化生活也不够丰富，这或许是导致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建议

由数据分析可知，相较于宗教信仰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影响，政治信念与道德信念的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影响，政治信念的影响更为显著，政治信念对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均显著相关。可见，政治信念最关键，加强新时代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要从政治信念入手，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教育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同时，对道德观念的传播和养成教育亦不能放松。

如前所述，我们通过客观题测量得出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普遍表现较好。然而，当我们对政治信念主观认知状况进行检测时，部分受访者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政治信念。为什么有人主观上无法确定自己有政治信念，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在主观上对自己有无政治信念较为模糊？一种观点认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精神生活娱乐化的影响，人们趋于淡化自己的政治兴趣、政治信念，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也有暂时搁置的倾向。[13]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道德”一词耳熟能详，进而对于什么是道德信念也有较好的认识，而对政治则没有像道德那么熟悉，对于何为政治信念以及一个人具有怎样的行为才能视其为具有政治信念的认识不是很清晰，因此也无法明确地判断出自己是否具有政治信念。总之，政治信念教育仍任重道远，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教育学生，打牢政治信念的思想理论根基。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人们信什么、不信什么以及为什么持有某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知识理论教育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水平。只有把理论搞懂了，思想上弄通了，大学生才会逐步地接受理论，进而拥护理论，对这种理论产生坚定的信念。在我们的调研中，对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表述，选择“比较符合”“完全符合”的受访者占比约32%，选择“一般”的受访者占比最高（41.3%），受访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呈现出近似正态分布状态，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和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均为少数。一方面，我们应当正视大学生信仰的多样化态势;另一方面，我们仍要继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为学生所认识，而且为学生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相对于理/工/农/医科的大学生，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基于这一调研结果，我们要引导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加强理论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剖析西方理论、社会思潮，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逐步提升政治认同，形成政治信念。

第二，加强道德建设不能局限于道德规范及其如何内化为个体行为的品德教育，还应注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和价值引领，筑牢道德建设的信念之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信仰信念指引人生方向，引领道德追求。”[1]27信念与道德的密切性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要求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性修养的最高原则，如此，其政治信仰要求完全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重合，拥有坚定政治信仰的共产党员必定不难形成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一旦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信念，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赖中国共产党，并认可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易于理解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易于认同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道德要求，从而也易于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毋庸置疑，社會主义道德建设需要信念的支撑。

第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应各有侧重、循序渐进，实现政治信念教育教学的螺旋式上升。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理想信念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有些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个人职业理想、生活理想上，这固然也是教学内容之一，但它不是重点，与政治信念相关的社会理想信念教育才是教学重点，甚至可以说，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搞明白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才是这一部分教学的主要目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通过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教学，引导学生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应结合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学生们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帮助学生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应主要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学生们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在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道理，为服膺马克思主义打牢基础。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过系统化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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