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关系论文

在人们脑海里的欧洲地图中，或许有西欧的繁华、南欧的精致、北欧的宁静而幅员辽阔的东欧地区，似乎与老欧洲有些格格不入，总是容易被选择性地忽略。东欧广袤的平原起于阿尔卑斯山脉东麓，沿着静静的多瑙河缓缓流淌，直达黑海之滨，逐渐铺开它内敛而优雅的真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关系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关系论文 篇1：

不宜“凄风苦雨话苏东”

在原苏东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归来之后，同事、朋友和学生问我最多的是“原苏东国家现在发展得怎么样”、“哪个国家最好”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使我陷于沉思。原苏东国家大小、强弱差别很大，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几乎各不相同，单用一个标准，仅从一个角度，只讲一个国家，都反映不出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全貌。

经济发展的不同梯次

原苏东国家虽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已经确立起来，但发展和完善的程度并不相同，透过城市面貌、基础设施、交通工具、物价与民众生活状况、开放程度以及对比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某些经济发展指标，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用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划线的话，第一阶梯是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克罗地亚、匈牙利、爱沙尼亚、波兰、拉脱维亚和俄罗斯，人均GDP分别为23008、18721、15906、14267、13627、13210、11607、11521、11172和10521美元。在这些国家中，除俄罗斯，其他国家的老城保存得都很完好，新城修建得整齐、漂亮和宽敞；公共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档次也较高；窗口行业设施比较完备，服务也非常周到；现代化气息比较浓厚，人们的开放度也比较高。当然，这些都是相对于中东欧其他国家而言的，若与西欧相比，它们还是明显落后的。俄罗斯是一个例外，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由于速度大起大落、方式单一，因而发展程度有限。GDP比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卖石油和军火，无论是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基础设施都比较陈旧和落后，现代化气息比较弱，开放度也比较低。

处于第二个阶梯的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白俄罗斯。2010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7390、5262、6204、5955和5607美元。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基础设施都比较陈旧落后，现代化气息比较淡。但是，这些国家的开放度除白俄罗斯外都比较高，其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是欧盟成员国。

处于第三阶梯的国家有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人均GDP分别为4634、4157、3661、3002和1503美元。比较起来，这五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更为陈旧和落后。波黑的八成经济设施和半数以上的住房毁于1992年～1995年的战火，除了农业、交通运输、旅游业外几乎没有任何工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马路多半坑凹不平，路上跑的小汽车绝大部分是二手甚至三手的旧车，到处都是没有建完的“烂尾楼”。

当然，人均GDP并不能完全反映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这些国家中，相当多的人在海外打工，每年会将大量资金汇回或带回国，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部分钱不计在GDP之内，而算在国民生产总值（GNP）内是合理的。例如，阿尔巴尼亚360多万人口中有100万在意大利、希腊、德国、法国等国家打工，每年带回或汇回阿尔巴尼亚的资金在十亿美元左右。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个别国家的人均GDP不如中国外，其他的都比中国高，甚至高许多。另外，在均衡发展、和谐发展方面，在民众的道德水准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能再单凭想象“凄风苦雨话苏东”。

政治转轨的不同类型和共性

冷战结束后，原苏东国家的社会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步入了西欧文明的轨道，即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西欧政党政治和市场经济，其中，原东欧国家离今天的西欧越来越近。由于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上的“位移”及其结果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

从政治方面看，政党政治是这些国家社会转型的起点，这意味着放弃原来的共产党一党统治下的议行合一的模式，改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尤其是民族分离主义影响的强弱不同，这些国家政治转轨的模式和过程也不尽相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等国属于自由民主模式。在这些国家中，活跃在政坛上的政治力量是利益集团，它们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区别和政治经济转型的策略赢得选民。政治发展的主要标志是民众的政治选择由情感转向理性，政党政治已经形成并且逐步完善。南联盟（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等前南地区国家的政治转型是民族分离模式。这些国家虽然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形成了左、中左、中右、右等各派政党相互分野的政党格局，社会主义政党也都是在西方式的政治框架内沉浮。但是，由于民族问题比较复杂，这些国家不仅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而且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比较强。由于塞尔维亚与黑山2006年和平分手，南联盟已不存在。科索沃2007年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另外，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国家虽然没有明显的分裂主义事实，但一些民族对统一国家的不认同比较明显。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民族主义超越了其他各种“主义”成为主要的政治思潮，各政党的主张不论是自由主义，或是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民族主义包裹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虽然也确立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但是，乌克兰的政党政治制度受困于向东还是向西的派别争斗，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则难消威权政治的特征，领袖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依旧很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管哪种模式转轨的原苏东国家，都建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显现出某些共同的政治特征。第一，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主义基本不复存在，以挤压对手、上台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现实主义盛行。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政治宣传在民众中基本没有市场，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党都在用最实惠的政策吸引选民。第二，对政党领袖歌功颂德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至少在形式上，执政者上台和下台都是各国民众选择的结果，而民众将选票交替地投给左翼和右翼的主要依据就是看谁更能满足他们的现实利益和诉求。第三，管理层面的政治依然是少数精英的游戏，普通民众有限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形式的民主层面上。

不过，与政党政治成熟的西欧相比，原苏东的政党政治仍显得不完善、不成熟。比如，各种类型政党的分化组合依旧频仍，即使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回归欧洲比较快的国家迄今也没有定型的政党格局。另外，在政党的平衡度、政治的稳定度等方面，原苏东国家也有比较大的差别。虽然摆脱了过去那种情绪、情感主导政治的局面，但是，由于政党分化和重组比较频繁，这些国家的政党格局还没有最终定型，表现为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够，进而对内政外交产生消极影响。各个政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后，更多的是关心本党或本集团的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整体的和持续的发展。

影响原苏东国家社会转型的

若干因素

原苏东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程度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第一，政治转轨越是顺畅、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与西欧一体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中，除克罗地亚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都加入了北约、欧盟和申根区。其中，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还加入了欧元区。另一方面，在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下的国家中，只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既加入了北约也加入了欧盟，阿尔巴尼亚只加入了北约。另外，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虽然不是申根国，但是，非免签国的公民持有申根多次往返签证可以进出境，不用再申请该国的签证。黑山则使用欧元。第二，在宗教文明归属上，人均GDP处于第一阶梯的国家中，除俄罗斯外，都是天主教或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人均GDP处于第二阶梯的是东正教或以东正教为主的国家。人均GDP处于最后一个阶梯的国家是三大宗教并存，其中，在阿尔巴尼亚占主导地位的是伊斯兰教，在马其顿占主导地位的是东正教，而在波黑则是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并存。当然，不能以宗教文明和经济发展为依据断定西欧强于东欧、天主教文明优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但是比较起来，西欧在现代化方面启动得早、发展程度高，而东欧的现代化启动得晚、发展程度低。在宗教文明方面，单一的或以某一宗教为主体的国家比较和谐，而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则冲突多于和谐。中东欧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与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

（作者供图）

作者：孔寒冰

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关系论文 篇2：

东欧“回归”：拼上欧洲的最后一块版图

在人们脑海里的欧洲地图中，或许有西欧的繁华、南欧的精致、北欧的宁静

而幅员辽阔的东欧地区，似乎与老欧洲有些格格不入，总是容易被选择性地忽略。东欧广袤的平原起于阿尔卑斯山脉东麓，沿着静静的多瑙河缓缓流淌，直达黑海之滨，逐渐铺开它内敛而优雅的真容。在纵横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十几个东欧国家一字排开，从南部的亚得里亚海，一路向北延伸到波罗的海。

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见证了欧洲的兴衰荣辱，也正经历着新的火中涅槃。冷战以后，曾被一分为二的欧洲重新统一，东欧也被吸纳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它是欧洲的最后一块拼图，半个世纪的冷战曾将它剥离，但唯有重新接纳它，欧洲才是完整的。

然而，“回归”并不一帆风顺，激烈的变革带来社会的阵痛，东欧国家也开始了一场上至国家认同，下到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好在东欧民族的韧性和对生活的向往，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现在的东欧正以全新的面貌，开启了一趟在时代精神和文化血缘上的欧洲寻根之旅。

回归欧洲，经历转型

战后的半个世纪，对东欧人民来说是一段复杂的回忆。希望与打击、尊严与羞辱、发展与衰退，这让今天的东欧人每每回忆起那段时光时总是百感交集。战后的东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苏联模式”确实一度让东欧国家迅速从废墟中走出，实现了复兴。但东欧和苏联的关系并不一直那么融洽。苏联“老大哥”式的做派和僵化的经济模式，让东欧人心生反感。而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柏林墙的建立，等等，更是摧毁了东欧人对苏联的信任。

冷战让苏联走入了历史，也让东欧国家再次获得了主动选择的机会。半个世纪的分裂让东西两个欧洲面貌迥异，西欧已经完成国民财富的积累，一只脚迈入后工业时代；而东欧面临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萧条，尚需解决最基本的温饱。即使是东欧最发达的东德（民主德国），也和一墙之隔的西德（联邦德国）有着发展阶段的代差。东欧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欧洲”，一头扎入老欧洲的怀抱。

在废除旧制度后，东欧政治转轨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构建新制度。在转型初期，政党林立，形形色色的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波兰，最多时登记在册的合法政党共有362个；在匈牙利，也一度出现80多个政党。很多政党都是以反体制的身份出现的，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分化组合频繁，它们往往很不稳定，形成“政治流沙”。用混乱无序来形容转型初期的中东欧政党政治并不为过。

旧的政治体制、生产模式、社会生态被一一打破，而新的稳态并未立刻形成，转型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东欧转型的同时，欧盟的东扩也在同步进行。经济条件、社会基础较好的国家较早地与欧盟达成一致，而其余国家则经历着严重的转型阵痛和内外矛盾。

首先是民族问题。东欧被称为民族的“万花筒”，尤其是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长期以来形成了众多民族杂居的现象，也积累了大量的族群矛盾。在冷战时期各种矛盾被暂时压制，而冷战后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过去很多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并迅速升级为严重的种族对抗。例如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问题、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问题、波兰的德意志人问题，以及南斯拉夫境内的各民族矛盾，有的甚至激化为流血冲突和内战。

其次是经济问题。促进发展，解决民生是每个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东欧各国纷纷申请加入欧盟，争取丰厚的援助，分享广阔的市场。但是加入欧盟需要付出代价，经济基础薄弱的东欧，面对西欧先进企业的竞争，传统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问题凸显。同时为了在社会福利上向老欧洲的福利国家看齐，高福利的刚性特点使财政捉襟见肘成为普遍现象。

还有安全问题。东欧是亚欧大陆的腹地，著名的地缘战略家麦金德就将其视为世界的心脏部分，自然也是大国必争之地。几个世纪以来，周边大国都对东欧地区虎视眈眈，东欧也因此始终被视为德、俄之间的“破碎地带”或缓冲区，尷尬的定位给他们带来依附心理。而随着冷战结束，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被重新打破。欧盟和北约向东欧伸出橄榄枝，而俄罗斯却不愿看到西方步步紧逼，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展开了强硬的回击，面对被武装干预的担忧，东欧国家只能“抱团取暖”。

寻找定位，焕发新生

一些西方中心论者把欧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看作自天主教与东正教分裂以来欧洲重回统一的伟大变革。从历史上看，东欧国家或与欧洲同源，或虽不隶属于欧洲文明，却也早已认同欧洲共同价值观，“回归欧洲”的口号对东欧的民众来说意味着强大的向心力。

而对于东欧的政治家们来说，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可以考虑得到更多的现实好处。政治上，加入欧盟，依靠西方的军事力量能填补冷战后的“安全真空”；经济上，加入欧盟意味着在艰难的经济转轨阶段能得到所需要的大量援助和投资，以及进入广阔的欧洲共同市场；国际地位上，成为欧盟的一员，将强化东欧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因此，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东欧各国仍在“回归欧洲”的道路上怀有无比的决心和热情，融入欧洲的大势无法逆转。

今天的东欧已度过了冷战后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国内，完成了从街头政治、暴力游行向有序的市民社会的初步转型，政党政治也逐步走向成熟，暴力、非理性、依靠领导人个人魅力带动的社会运动，已被公开、透明、理性的政治生活取代。根据欧盟标准，东欧已经实现了确保民主、法治、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制度。经济也从崩溃的边缘被拉了回来，逐渐走上正轨，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具有弹性的货币政策，东欧的制造业在欧洲市场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在经济总量上也稳步地追赶西欧。国外，通过2000年以后的3次“欧盟东扩”，已经有13个东欧国家成为正式的欧盟成员，东西欧之间的隔阂正在进一步消解。

当然，东欧国家内部依然存在诸多隐患，一些是存在已久的老问题，例如就业问题、民主化问题、民族矛盾问题等，而另一些是最近涌现的，例如难民问题、主权债务问题、极右翼政党抬头等。但不管怎样，东欧国家已逐步摆脱了冷战结束初期的迷茫，找到了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定位。

东欧是一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它经历过沧桑，如今又焕发新生。东欧的人民从来不缺乏向上攀登的勇气，正如捷克作家卡夫卡所说的，“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回归”的东欧，补上了欧洲残缺的最后一块拼图，历史仿佛又倒转回东欧曾有过的辉煌年代，但如今的东欧比过去更加稳健成熟、更加充满活力。让时光止步，让童话复苏。新的东欧正在破土而出，它会经历风吹雨淋，它亦会向上生长。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作者：曹靖楠

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关系论文 篇3：

试论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一）

如何把新疆置于中国发展的国际大框架和中亚区域框架下，构建基于历史与现实前瞻、在国家概念框架下的新疆-中亚区域现代传播新秩序，是本文探讨的要点。

一、建立新疆-中亚区域现代传播新格局的重要性

（一）中国面临着新疆-中亚区域传播的复杂局势

中亚国家对于我国之重要性，绝不亚于东北亚和东南亚。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腹地，扼守着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历来是多民族、多文化的汇合地，也是各种文化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中亚五国均为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在建国和转轨的过程中深受各种安全威胁之害。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和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不僅使得该地区民族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也给这一地区国家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1]。目前，个别国家局部政治动荡、地区安全稳定的形势存在危机，从长远来看，“未来中亚形势仍不容乐观，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仍存在诸多挑战，前景仍显得扑朔迷离”[2]。

中亚传播面临着复杂而险峻的外部环境。（1）中亚国家独立之初，地区国家危机四伏，对我西北安全造成严重威胁;“9·11 事件”后，美军进驻阿富汗（属于大中亚范围），中国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2）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全方位、多层面展开，日益紧密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联系，引起其他大国的高度警惕，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给中亚带来猜疑、戒备、防范的情绪，产生“既需要中国又防范中国的心理”;（3）中亚宗教原始的吸引力，成为政治动员的驱动力、力促经济发展和参与型政治相结合的社会力量，不易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新疆具有“双稳定”的重要战略功能。在新疆周边，美国的扼制、俄国的历史性影响以及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在这里角力，形成“西强我弱”的传播包围态势;伊斯兰激进组织渐兴，宗教极端主义同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结合，对这一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威胁，对疆内暗藏的分裂主义势力形成影响，影响着中国西部的安宁，也给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关系乃至国际格局带来不利的影响;只有包括新疆在内的我国边境地区稳定，才有中国版图的整体稳定。确立以新疆为中心的新疆-中亚的稳定，不仅对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也对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发挥着“双稳定”的战略功能。

（二）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秩序的必要性

寻求中亚地区和平发展，树立“和平中国”、“文明中国”形象的需要。基于中亚复杂的局势，新疆与这一地区接壤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必然要关注中国在中亚传播的形势，建立中亚传播格局或曰新秩序，与区域安全机制相一致，并有自己的任务。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关系，不仅取决于不断深化的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还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在中亚实施成功的文化传播;中国要寻求和平发展，也必须通过在中亚的文化传播构建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树立起“和平中国”和“文明中国”的形象。我国对中亚传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缺乏针对中亚传播的顶层设计和长远战略，方向重于策略，现象重于战略;（2）重意识形态的外宣色彩浓;（3）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效应未能整合和集聚;（4）政府交往多而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散而无序，导致“西强我弱”的格局明显，软实力落差明显。

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秩序，对于其他区域具有示范作用。当前，中国环太平洋亚太地区，自北而南，领土、领海争端多，矛盾复杂;围绕能源、资源战略竞争形势严峻;日本与中、朝、韩各国的关系因历史难解问题而严峻，军备竞赛恶性循环。已有分析指出，“亚太是国际冲突频仍，麻烦不断的地区，未来5～10年亚太国际冲突有加剧趋势。”[3]新疆深处内陆，紧邻中亚，在地理位置、民族、宗教、经济和国家关系上，都异于东亚南亚。新疆特殊的历史地理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东亚亚太地区热点频频而引人关注;稳定的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可为中国对于大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加强影响，树立样板，探索经验，学会区域间与大国周旋，甚至在美国势力尚未及渗透时，主动出击，占据先机;同时，与中国在这一地区加强经济存在形成双向互动，对于中国具有缓冲的战略作用。

（三）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之条件

世界传播秩序的变化为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秩序提供了外在环境。当前，全球化的进程正在改变，有学者认为，以金砖国家的崛起标志着西方化主导的全球化的终结;由西方化为主导的传播全球化，正从其余的国家流向西方，而西方国家将不得不适应。[4]

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凸显的影响力为建立新疆-中亚传播新秩序提供了强大支持。经济上，2008年后，中国资本大量进入中亚，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外交上，中国对中亚增强政治互信，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和深化在经济、安全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这些是建立中亚传播秩序的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国家元首先后22次访问中亚国家，中亚国家元首先后47次访问中国。双方贸易额在短短20年内增长了65倍）。区域组织上，已经有上海亚太区域合作组织等，发挥了区域稳定与协调机制。

新疆现代化战略转型为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秩序提供了内在需求。201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新疆工作会议以来，新疆的现代化进程步入了一个战略转型期。自治区确立了“现代文化引领新疆”的新的发展方向。建立以新疆为中心的新疆-中亚传播新秩序，对于提升中国新疆在周边的影响、促进新疆现代化进程和战略转型，加强自身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

不断增强的多元文化交流为建立新疆-中亚传播新秩序提供了丰富经验。政府间文化交流力显著增强，媒体间文化交流力大大提升，汉语交流力日益拓展，多边文化交流力得以加强，“仅用短短几年，走完了英法德西等国语言推广机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和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堪称世界奇迹。”（英国文化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马丁）。美国欧亚事务专家吉姆·尼科尔说：“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才是主导中亚的强大力量！”[5]

二、建构“国际传播方位下的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

（一）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的基本特征

中亚传播秩序是一种发展视角下的区域传播文化和制度，是国际传播框架下的现代传播的发展形式。从发展传播学角度看，新疆区域传播体系，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结合、发展性与冲突性并存、协商性与交流性共在的特点。

发展的观点比较清楚地揭示出中亚区域国家的复杂与矛盾的由来。中亚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中亚国家之间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但中亚国家在族群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使得民族国家的建构将是一项长期事业。从近代民族创生学来讲，族群是较狭义的概念，强调地缘、血缘、文化的联系;民族则是一个合法政权统治下公民的集合。中亚五国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亚的国际体系为族群国家体系。[6]

同时，从发展视角也可以理解中亚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民族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亟须培育具有现代国家制度与心理的国民。由族群到民族、由族群国家到民族国家，中亚地区国家领土和边界的确立、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等硬件方面短时期可完成，而在一个族群杂糅混居的地理区域内创造出统一的民族认同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需要一个科学的民族政策。独立后中亚五国于1993年8月签署了《边界不可侵犯宣言》，但近年来中亚地区国家内部不断爆发族际冲突，这说明正处于民族国家构建期的中亚国家在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所面临的挑战。“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性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7]这里民族杂居，族群观念、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相互交织，民族意识与宗教意识相互交织，加上经济利益、国家利益、民族矛盾、外来势力干预和美国的西方化价值观涉入等等因素，导致必然的矛盾与危机。这与东亚、南亚区域传播面临的局势和问题截然不同。

从发展的观点看，中亚传播新秩序是一种区域性、参与型传播秩序，是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与国家发展相互协调的传播秩序类型，它是国际政治文化的表现与表达，与传统大国主张及西方主导、受众国被动“依附”和“消极感应”的传播格局相比较，中亚传播新秩序是“平等-协商”的传播秩序。

其中，平等的首要内容是国家平等，其次是民族平等。国家平等，是主权平等，是相互尊重;在国家概念与范畴下的民族平等。中亚五国由于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戛然中止，现代國家体系创生还需要一个过程，“确保政局稳定、社会安宁、民族和睦、经济发展仍是中亚国家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8]保障中亚各国的政治稳定、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不断强化各国民族和睦与加强地区内外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才是维护中亚各国社会、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稳定的根本途径[9]。我国新疆及西北部地区处于大中亚的地理范围之内，因为族群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固定，历史上的族群常常跨越边界。在民族国家建构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需要加强国家意识。构建国族认同、培育国族忠诚，是各国都需要开展的一项系统工程。在平等的前提下，协商式传播，则强调了区域国家传播者的共同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责任，在共同的传播协商与参与过程中，交流现代国家的政治责任、能力和品质。（未完待续）

注释：

[1]乌小花、郑粤琦：《试论中亚地区民族问题中的宗教因素》，《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3期。

[2]孙力：《当前中亚形势主要特点及发展前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1期2013年1月。

[3]林利民：《未来5-10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4期。

[4]Herman Wasserman， Birth of a new communications order（Globalization is flowing from the rest to the West so the West will have to adapt）， CHINA DAILY， 08-12-2013， 20 Businessviews-Media.

[5]德全英、江淑娟：《美国大中亚安全战略规划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1期。

[6]韩献栋：《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2期。

[7][美]英格尔斯，殷陆君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孙力：《当前中亚形势主要特点及发展前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1期2013年1月。

[9]乌小花、郑粤琦：《试论中亚地区民族问题中的宗教因素》，《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3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二）以“国际传播方位”定位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

国际传播方位指的是在国际传播视域下考量局部区域传播的框架。有学者指出，“新疆对中亚传播虽然是区域传播，但是在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位却是国际性的。”[10]确立“国际传播方位下的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一是基于当前世界传播格局的多变、未定型、多样化现实趋势;二是由于中亚传播格局与世界连为一体的整体观;三是由新疆本身的地缘特征决定着的。新疆对中亚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传播。中亚传播与新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如今大中亚的国际体系已是一种现代国家体系，彼此间关系的处理原则遵循的是国际法规则。

“国际传播方位下的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立足于国家概念、现代民族观念的基础上，以现代国家观念为核心，建立现代国际法体系下的中亚区域传播新秩序，由此形成“新疆--中亚传播圈层”。这一概念是在现代国际法体系框架与理论现实下的创新，有助于解决新疆特殊的区域传播问题，如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外部的民族问题、新疆与中亚国家在传播上的观念对接的难点问题等等。具体可以设想为以新疆内部为基本圈，以新疆-中亚传播为核心圈，以西方及边远国家为外围圈。用现代国家意识和国际法准则及观念来处置新疆-中亚区域传播问题，有助于强化现代国家观念，排除外来不良势力和观念的影响，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维护新疆和平和稳定。

用国际传播生态位的视角来定位中亚传播策略，又从中亚地区与区域实际情况出发，用国际化的视野来研究新疆对中亚传播的特征、规律及发展前景，探寻二者的互动，才能够举重若轻，为构建和谐中亚的互动关系提供更好的方略。

（三）以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价值观寻求新疆-中亚区域发展共识。

1、进一步提炼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

在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格局的过程中，必然会与西方或美式价值观碰撞;美式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在互联网上以价值观引导、行为指导等多种方式进行着意识形态输出，影响受众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而这与中亚地区的内在发展需求和历史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中国新疆-中亚传播秩序的建立，应立足于中亚国家发展与民族和睦;为当事国提供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价值观。

中国先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体现为今天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应凝练“和”文化精髓和文明传统，作为中亚传播的重要资源。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以及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现代国家观。以此为基础，使中亚国家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有着深刻历史感的文化，是一种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中亚传播过程中，着力强调中国内地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用“和谐、和平、和睦”思想传播具体信息。在当前，“和谐”与“发展”可以成为中亚区域的共识。这与中亚国家要求解决边界纠纷、资源争端、缓解民族矛盾和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望是一致的。秉持合作、互惠理念;同时，淡化意识形态属性，淡化文化输出和对外单向宣传思想，把强势传播和柔性互动相结合，增强睦邻、安邻、富邻意识。

2、立足于长期的传播效应。

中国的中亚传播价值观要稳定，应立足于长期的传播效应，始终传播中国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睦邻友好”等价值观并依此为传播观的核心来指导对中亚的传播。不论中亚国家在各种政治力量、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立足于中國根本的价值观和国家地区政策，而不是随风就雨。事实上，由于中亚的政治安全局势不稳定、内部面临政治动荡危险，国家间的冲突已然存在，因此，各种安全形势的变数都将出现;当一种局面出现及我国外交应对策略出现时，我们的传播当然要配合外交政策而说话。但传播的长期观念需要我们始终抓住中国的根本价值观、中国的中亚国家政策、中国的区域发展、睦邻友好政策等等，来观察、指导中亚传播实践。这才是根本，是潜移默化与灵活应对的结合。

3、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方式。

与传统大国主张及西方主导、受众国被动“依附”和“消极感应”的传播格局相比较，中亚传播新秩序应该是“平等-协商”、对话式的传播秩序。英国学者戴维·伯姆指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11]。现代中亚传播体系的对话关系，就是要有历史关照、民族文化与语言关照，注重经济诉求+生活多样化诉求。文化传播结合地方民族、心理，以当地语言与中国文化和谐精神为主，加强对话、沟通与交流。

（四）做好新疆内部传播圈与新疆-中亚外部传播圈的结合，形成中亚传播“层浪”结构和效应。

新疆的中亚传播格局还需要建立内部传播与外部传播结合圈。新疆的内部圈强调的是中国国家观念而不是族群观念，以防止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利用民族意识（其实是陈旧的族群观念）挑动民族情绪，与外部势力相勾结。这是现代国际法体系所认可的。

“新疆内部传播圈”是新疆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部分。关键在于处理好新疆现代化和传统以及宗教的关系，促进新疆内部传播圈的现代政治认同。现代政治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方面。民族认同指的是“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2]。国家认同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公民对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13]。宗教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至今还在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14]。宗教信仰往往成为民族群众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他们产生政治认知、萌生政治情感和进行政治评价基本心理的基础。宗教习俗对民族地区政权行使、法律规范、政党控制和政治宣传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民族地区的一切政治传播必须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为前提;同时，积极发展新疆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文明，促进民族地区“由传统的政治认同向现代政治认同转变”[15]。

依据“新疆-中亚传播圈”概念，将新疆-中亚外部传播圈与内部传播圈结合，就是要在实践上，坚持新疆-中亚区域传播秩序，主张民族、国家平等基础上的民生、经济和社会和谐。照顾中亚地区受众的不同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创新传播理念，改革传播方式，艺术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主张”，表达“中国立场”;在报道角度、版面编排、内容设置、主持风格、包装技巧等方面精心策划和实施。至于少数极端分子、宗教势力、外来势力制造冲突，要善于收集情报、以新闻分析、趋势预测等传播手段，把他们的行为、目的揭示清楚;揭示其不利于中亚和平、安定、建设与发展的危害，而不能视而不见，养痈遗患。不能仅仅报道他们的行动，而不揭示其危害与不良动机。这与中国新疆及中亚国家人民的意愿和需求是一致的。

三、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的进一步思考

1.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要时刻把文化安全置于重要地位。应对外患、防止分裂是中国的战略安全问题，维护新疆安定和稳定始终是中国对中亚的最大关切和首要任务。新疆-中亚传播格局的建立，有赖于新疆自身的稳定、发展和和谐;如果新疆乱，则不利于对外传播中新疆形象的塑造。

2.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有明确的目标性和系统性。传播目标上，新疆-中亚传播格局应密切配合国家外交，对中亚传播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安全合作等行动应相吻合。中亚国家对于中国提供经济支持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讲清楚援助行动的目标，传播格局与外交行动、国家战略相一致。同时，这一传播体系，需要有技术上的动态性、思维上的整体性、对象主体上的融合性、发展上的多向整合性。需要多面孔进行传播，采取国家、媒体、学者和专家以及地方政府结合的综合、系统的方略。建议成立专门的中亚国家形象传播机构，对于中亚地区的传播进行研究和指导;就像“西新工程”一样，建立传播学者参加的，历史学、中亚地域政治学、宗教、经济、国际法、等各学科专家在一起的中亚文化交流与大传播论坛，各学科领域结合的共商交流机制。传播媒介在高端主流媒体和向对方深度传播的媒体上，多發出维持中亚局势稳定、防止动荡的声音，多提供分析性解释性观点。随时指出可能出现的刺激中亚国家间民族矛盾的因素。

3.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要借力“文化经济”提升传播辐射力。发展面向中亚市场的文化产业，借助会展与活动平台，推出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品牌;与民间经济互动、文化互动相结合;民间体育、舞蹈、草原竞技等地方区域活动与中亚文化相结合。另外，仍需加强民间文化经贸活动，将其与传播相结合。在繁荣民间文化经贸活动中，传递中国和谐发展的形象。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对于中亚各国的好处，与中国共同分享发展与繁荣的大好时机的好处。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利益的密切度增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利益交叉和碰撞的可能性相应增加，与其他大国之间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客观需求和难度相应增加，中国应对地区一些敏感问题的压力可能增大，回旋的余地可能缩小。因此，中国需要更多地借用当地力量和其他外部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广泛合作、利益共享是最优选择。

4、建立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需要加强中亚传播人才队伍建设。由于边远性和发展的滞后，中亚传播体系中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中亚传播人才队伍，应不仅懂得一般国际国内传播理论与知识，还需要懂得中亚相关国家与民族、宗教知识，他们应该成为中亚问题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者和国际化人才。这方面，需要新疆地区政府、首都的国家主流媒体、政府和研究机构和高校共同合作，培养一批中亚区域传播高层次人才。

总之，构建新疆-中亚区域传播新格局，对于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和稳定、推进新疆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提高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软实力，促进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与发展的实际行动。其具体实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但是总的方向，是与中国在世界地位、与新疆发展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本文是“2013中国传播论坛暨首届中亚传播论坛”入选宣读论文，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王晓红教授指导）

[10]刘红：《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的新疆对外传播受众观》，《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3期。

[11]李建军：《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力建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 卷1期 2013年1月。

[12]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3]李乐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及路径选择——以湘鄂渝黔边为例》，《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4期。

[14]王宗礼等：《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史成虎、张晓红：《公民文化视域下民族地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3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电视编辑方向2011级）

作者：金文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