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信息经济学评述论文

摘要：金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金融监管实践基础上的，它与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和时代密切相关，但滞后于金融发展。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偏重效率型的金融监管理论和稳定与效率兼顾型的金融监管理论三个阶段，并伴随着对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总结而逐渐走向成熟。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宏观信息经济学评述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宏观信息经济学评述论文 篇1：

不同学派对产业集群风险的各个视角的理论解释

[摘 要] 信息技术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具有自身强大竞争优势的同时，各种风险也暴露出来。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不同学派对产业集群风险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评述，旨为丰富产业集群风险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不同学派 产业集群风险 各个视角 理论解释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象，凭借强大的自身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产业集群的风险也暴露出来。产业集群的衰落会导致集群内的企业的消亡或转移，进一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甚至给全球经济带来危机。所以研究产业集群风险，找到规避集群风险的途径和有效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从信息时代全球化的经济背景出发，在总结分析国内外不同学派对产业集群风险研究基础上进行评述，并做了进一步研究得出导致最终使整个集群衰落的最主要的因素。

二、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的学派

目前国外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分为几个学派，分别有战略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五个学派。除此之外，在我国国内学者研究中还出现了信息经济学派。

战略学派。波特在《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指出，集群产生以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随着新公司和新产业的兴起或衰落以及当地机构的变化,集群处于不断演进中。部分集群能够维持长期竞争力,也有的会由于外界因素和内部力量(包括技术间断等)丧失竞争地位。

新古典经济学派。最早研究产业集群风险的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的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种种好处。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的限定，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会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群本身也会开始衰落。

新经济社会学派。其代表人物格兰特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根植于网络与制度之中，制度本质是人们之间频繁的网络互动, 因此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在集群内部, 制度的路径依赖可以解释集群内部有效习俗、规范的产生, 同样地, 当集群外部技术条件发生改变时, 网络的路径依赖性也可能引发集群的各种锁定效应, 导致集群衰退甚至灭亡。

奥地利学派。奥地利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Tichy G(1998)在佛农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诞生、成长、成熟、衰退或僵化阶段,并指出集群存在结构性风险。O·M·Fritz(1998)等在TichyG研究基础上分析了由于宏观经济周期对企业集群产生的冲击——周期性风险。

社会网络理论学派。Harrison(1998),Bennett(1998)等认为,由富有活力的同为合作性竞争性对手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地方根治性网络,可以基于信任关系和信息共享来管理。 但是, 信任可能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抑制创新。

信息经济学派。我国学者仇保兴(1999)利用信息经济学的原理,以浙江省永康市保温杯作为具体案例,分析因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产品质量恶性循环、不断退化的过程,他认为，产品质量信息分布不对称而导致的“柠檬市场”效应是集群内部出现风险的主要原因。

从各个学派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于产业集群风险在类型、成因、破坏作用机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不同学派不同研究视角的理论总结

从理论综述上来看,产业集群出现风险来源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最初形成集群的资源枯竭而造成集群的衰落，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今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需求瞬息万变，消费群体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强,而集群无法应对这些变化导致集群的风险。

本文认为，来自这两方面的集群风险因素直接破坏了集群的竞争优势，而目前对于制造企业降低资源的消耗和持续的创新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从“第三利润源泉”物流的角度来分析集群风险，通过提高集群物流能力，达到降低产品成本，通过物流功能进行产品模块化组合创新，可以有效地降低集群风险，而且是一个可操作的集群风险规避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0,(2):21～31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2～58

[3]韦 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4～69

[4]Fritz,O.M.,Mahringer H.,and Valderrama,M.T.A risk-oriented Analysis of Regional Clusters[A].In MSteiner(ed),Clusters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C].London

[5]Harrison,Bennet.The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the Crisis of the Cooperative form:Part I,Part II[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1994,Vol.2

[6]M.Granovett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 91:481～510

[7]刘斯敖 吴莉云: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视角、类型与防范.管理纵横,2006(11）

[8]仇保兴:发展产业集群要避免的陷阱——过度竞争所致的“柠檬市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25～29

[9]易 明 杨树旺 王文成:产业集群风险成因分析:基于技术变迁的视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66～70

作者：王霄宁

宏观信息经济学评述论文 篇2：

关于金融监管理论演进的文献综述

摘要：金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金融监管实践基础上的，它与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和时代密切相关，但滞后于金融发展。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偏重效率型的金融监管理论和稳定与效率兼顾型的金融监管理论三个阶段，并伴随着对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总结而逐渐走向成熟。本文在对此三阶段的主要监管理论梳理的同时还进行相关评述，最后对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关键词：金融监管；效率型；稳定型

相对于其它金融理论的发展，金融监管(注：Goodhart等（1998）在其著作 “Financial Regulation: Why, How and Where now?”中对金融监管和金融管制作了区分。管制（regulation）是制定行为的特定规则，而监管（supervision）是更全面地观察金融机构行为。一般所指的金融监管包括了上述的管制、监管以及观察规则的执行情况这三个方面。)理论一直缺乏相对系统和完善的体系，截至目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理论的演进来看，金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金融监管实践基础上的，它与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和时代密切相关并滞后于金融发展。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金融监管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那时的理论倾向于政府直接管制，以金融体系安全为优先。70-80年代自由化思潮逐步形成并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倾向于效率优先以增强金融业竞争提高金融业活力和效率。而90年代以来危机的爆发，使理论重心又转向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以管理金融活动与防范系统风险并存。本文对这些不同时期发展的金融监管理论进行梳理，并将这些理论分为三类：即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偏重效率型的金融监管理论；稳定与效率兼顾型的金融监管理论。最后，对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一、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

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是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为目标，倾向于政府直接管制的金融监管理论。这些理论对政府是否需要进行干预和监管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它们以金融市场失灵为基础，从失灵的不同表现来阐释政府监管的必要性，认为金融监管是为了弥补金融市场自身的不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其连锁效应会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和发展。金融机构的财务杠杆又比一般企业高得多，由此也会导致金融机构和社会间的利益严重不对称，而市场自身又无法控制和解决。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说明了单个金融机构的危机会引起集体非理性，导致银行系统的崩溃。Diamond和Dybvig（1983）认为存款者为了获得流动性（也是银行的重要功能）而选择了银行而不是自己直接持有一定的资产，但是银行资产负债在时间和数量上的不匹配使银行面临风险，导致容易出现破坏经济发展的银行挤提，而防止挤提的合约就是政府为此设立的存款保险制度。[1]金融领域存在比其它经济领域更严重的负外部性。因此，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以限制金融体系的外部性影响，这为政府介入实行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

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纯粹的市场行为会导致稳健金融业的供给不足，这也给政府介入金融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激烈的自由竞争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政府监管则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二、偏重效率型的金融监管理论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各国的兴起，金融自由化理论也逐渐发展，而且其影响日趋扩大，该理论的出现引起人们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即政府的行为能否真正使金融监管有效？或者政府能否真正做好金融监管？这些金融监管理论主要受两种思想指导，一个是金融监管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低效率，这与金融自由化思想如出一辙；另一个就是政府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全民利益，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其目标是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值得商榷。

1．经济监管理论

该理论认为监管是配置进入服务市场中的需求和供给，需求者是利益集团而供给者是政府和政党。监管给被监管者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增加了被监管者的成本。斯蒂格勒在《经济管制的理论》一文中对政府介入管制的目的是不是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质疑，以管制的供求为分析基础，管制的需求是管制可以带来的利益，而管制的供给则是政府和政党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供求双方的博弈。Becker和Stigler（1974）基于政府拥有充分信息、可以为社会整体的福利服务和完全信息者三个假设的基础上，认为私人不可能监管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Posner（1974）和Peltzman（1976）提出行业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监管利益集团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之上。作为一般规则，社会代理人从事公共活动，目的在于增进自己的主观福利，而非一般公众的福利，它将焦点集中在监管过程的各个参与团体以及他们广泛自利行为的机会上。

2．监管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从追求经济利益的非正常角度来分析，考虑行业或厂商通过维持既得利益和对其再分配这些非生产性活动来维持或获取更大的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分析了政府管制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由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容易产生寻租、设租、避租等行为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他没有提出有效的监管政策框架，过分注重对监管市场需求层面的分析。Krueger（1974）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会引起不同形式的租金，导致人们为这些租金而竞争，而寻租也表现为腐败、走私、黑市等。他以国际贸易的定量限制为例构造模型分析福利损失和竞争性的寻租导致特定活动的个人和社会成本的背离。[2]寻租理论认识到政府在监管中的不良效果，指出了政府的监管加剧了市场的寻租机会，使市场变得不公平，导致被监管行业效率的下降。

3．监管捕获理论

捕获理论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形象化，虽然监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监管者适应和熟悉监管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后，监管常常为被监管业界的利益服务，也有极端的观点认为政府监管者一开始就被捕获。Bernstein（1995）认为监管机构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思想是幼稚的，监管政策最终会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为其谋取利益，而不能真正行使公共利益权利。他提出放松监管权利过于集中的做法，这样才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三、稳定和效率兼顾型金融监管理论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区域性金融危机，人们又进一步地开始反思，并加深了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朝着稳定和效率兼顾方向发展。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将监管重点转向银行资本有效性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市场约束机制构建。这期间出现的相关理论应用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等方法，使得理论更贴近实际。

1．监管激励理论

监管激励理论是将激励概念引入对监管的分析，并把监管问题作为最优机制设计问题来考虑。在目标不一致和信息分散化的条件下，监管者如何设计一套机制约束被监管者。Kane（1990）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导致资本监管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从激励角度考虑监管者是正确理解银行业监管历史和未来的关键点，并提出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和作为代理人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并以此分析中央银行监管的激励理论。

2．监管的最优相机理论

类似于政府的最优相机决策，该理论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政府如何介入监管。该理论主要应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工具来分析监管问题，对存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搭便车”偏好分析，引入存款人集体行动失灵，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所面临的信息、约束条件等纳入一个框架进行综合分析。Dewatriport和Tirole（1993）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来专门分析银行监管，并提出“代表假说”理论，昂贵的监管成本使政府监管机构和自律性监管组织来充当中小投资者的公共代表。从这个角度看，监管是一种节约委托—代理成本的捷径。但是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导致监管不是最优的。具体到一国采取相机监管还是基于规则的非相机监管，主要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独立性强的监管机构才可以被赋予相机监管的权力。[3]Kane（1997）从动态的角度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入手揭示它们之间动态博弈的过程，即形成监管、逃避、改革、再逃避、再改革的循环。政府的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发展，需要引进监管竞争机制。同时，他也研究了如何强化金融监管职业道德，并解释了纳税人如何才能从法人治理理论得出的结论中获益，以加强习惯法职责施加于监管官员的实际激励作用。[4]

3．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

正如经济监管理论将监管看作由政府供给，特定个人和集团所需求的一种产品。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将监管给社会各利益集团带来的收益总和及成本总和分别看作监管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支持监管的力量就会大于反对力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受监管失灵学说的影响，有学者把交易费用理论引入金融监管的探讨，明确提出了该理论。他们认为，不仅市场运作存在交易费用，而且监管的组织也需要成本，这同样不可低估。世界银行指出，金融监管要与经济周期的阶段相适应，不同经济周期的监管成本也是不同的。成本收益理论的一个延伸就是有学者对金融监管的效率做了分析，各国在实践中也逐渐将效率原则体现在各自的法律法规中。

4．基于市场约束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发现政府对金融监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失效的，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利益的特殊主体，不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它身上。Kaufman（1996）认为金融监管在付出高监管成本后，并没有根除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据世界银行测算，在20世纪的后20年各国政府用于处理金融危机的平均成本高达GDP的40%左右。研究者认为，这至少反映出一个问题，即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和手段并没有消除市场失灵，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监管有效性程度的大小成了讨论的热点，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市场约束同样重要。

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来进行阐释的，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市场约束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如何应用市场约束来改善金融监管。实际上，政府监管必须充分运用市场，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金融监管。所以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对如何增强对银行经营者的市场约束提出自己的观点，这里就不做详细论述了。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有机结合，以实现金融稳定发展和监管效率的提高。

5．金融监管有效性理论

金融的有效性监管主要针对银行的资本监管来进行研究，即资本的风险监管有效性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不管是较为流行的“CAMEL”风险管理体系(注：CAMEL也称为“骆驼评级法”（）评级，即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等首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作为评价一家银行的安全性和经营能力的五个方面的标准。我国银监会从2007年开始以此作为监管的基本依据，并作为商业银行高管任职资格管理的重要参考。)还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都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一部分。另外，金融监管理论从之前的宏观把握层面转向更为务实和具体的微观技术层面，使金融监管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计算性。Havakimian &Kane（2000）在默顿单期存款保险期权模型基础上，扩展为无限展期的股东收益模型并对美国1985-1994年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有效性作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并没有有效阻止银行业风险转嫁问题。[5]Boot和Thakor（1998）的监管者声誉博弈模型表明，由于监管者的自私，社会公众与监管者信息不对称，监管者的最优监管水平比社会最优监管水平要低得多。

6．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

在金融监管过程中，除了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这两个方面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支撑。在金融监管中，只有对中小投资者权利有了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真正促进金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是投资者权利的主要来源，金融监管的效率关键在于实现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有效法律保护，只有在投资者权利能够得到有效法律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金融才能真正得到良性发展。钱颖一（2000）通过对比分析传统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差别，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指出政府监管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也强调以法治约束政府监管活动的重要性。许成钢（2001）以法律不完备性来分析不完备法律下有效的执法制度，引出何时需要监管和怎样监管这些问题。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2002）将法律不完备性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监管中，开拓了认识金融监管在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重要作用的新视角，并从制度结构逻辑上解释了监管对金融及证券市场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法律不可能实现最优设计，而在法律不完备时，仅依靠专门的立法机构立法是不够的，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可以分配给法庭，也可以分配给监管者。监管者主动而灵活的执法可以弥补法庭被动执法的不足，监管是为解决法律及法庭被动执法造成的法律救济不足而设计的。[6]

四、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展望

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伴随着金融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而贯穿其中的金融监管理论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化。总的来说，金融监管理论伴随着从自由到管制、放松管制、重新管制这一主线而发展的。这些金融监管理论虽然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影响整体经济，但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关注不够，这使得金融监管理论深度不够，并导致监管处于如何处理稳定与发展的两难选择境地。关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理论也尚不成熟。从历史上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更有发生危机的倾向，它们也需要有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监管理论。总的来说，可以预见，今后的金融监管理论会朝着更注重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内部约束，即更加重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激励相容方面，并关注金融机构如何能够自觉主动地防范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监管的重心将主要关注业务领域的风险，会走向模型化，计量化的道路。另外，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国际间金融活动的频繁往来也会使如何协调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理论中有所反映。■

参考文献：

[1]Diamond，Douglas W. and P. H. Dybvig,. Banking Runs，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Vol. 91.

[2] Krueger, Anne 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 Seeking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Vol.64.

[3]德沃特里庞，泰勒尔著；石磊，王永钡译.银行监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Kane, E.J.Ethnical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NBER Working Paper ，1997.

[5]Hovakimian A. and Kane E.J.(2000). 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Regulation at U.S.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Finance, 1985-1994.

[6] 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 不完备法律（上）（下）——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中的应用[J].比较，2002，（3）（4）.

作者：林　欣

宏观信息经济学评述论文 篇3：

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是国际金融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新趋势将对各国的金融监管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方位探讨了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监管；新趋势；启示

一、引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根据危机爆发的先后顺序主要有１９９４年底美国奥兰治县破产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机，１９９５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巨额亏损，１９９６年底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１９９７年初英国国民西敏士银行巨额亏损和年中亚洲金融危机，１９９８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倒闭，１９９９年初巴西金融危机，２００１年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都有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损失严重的特点，它们的影响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大量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按照金融监管所涵盖范围的大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日益扩大，狭义的金融监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拟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１]这一定义包括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

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仅８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１０００家大银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达５５．５％。，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往往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方向。[２]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金融条件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理论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它的发展变化以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变化为依托。对金融监管理论影响最大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１８世纪７０年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它们分别成为金融监管是放任自由还是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来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则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的时代，政府普遍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因此大行其道。进入９０年代后，随着大量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审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中寻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总体评述，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金融监管也不例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给不充分、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由于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对称还是信息不完全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损失。以“贷款人——银行——存款人”这一关系链为例，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贷款人具有信息优势，银行很难确切地知道贷款人的真实状况和贷款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而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银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银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贷款人使用的状况。这就有可能出现贷款人把风险或损失转嫁给银行，银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风险或损失不适当地转嫁给存款人，同样，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２００４年６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实践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因此，考察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必然遇到统一性不足而多样化的困难。为此，下文将以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做一些分析。

１．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因此，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３]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观点的另一佐证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监管进行连篇累牍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如何从监管中获取收益的论述却显得很不充分。

２．监管主体的新趋势

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在欧元区国家中，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有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根据１９９９年各国中央银行公开出版物显示，只有３５％的工业化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内，而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则把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之外。[４]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１９８６年、加拿大于１９８７年、丹麦于１９８８年、瑞典于１９９１年、英国于１９９７年、澳大利亚于１９９８年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从分散化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化。美国１９９９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３．监管依据的新趋势

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法带有显著的国别特征。但就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其监管依据却有很大的共性。巴塞尔委员会于１９８８年７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１９９７年９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１９８８年的资本协议已经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的需要。２００４年６月，在经过长达６年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但是随着２００６年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①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效仿。

４．监管对象的新趋势

２０世纪早期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与日俱增，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金融监管对象日益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例，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５年３５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４２．３％上升到６２．２％而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５８．７％下降到３７．８％。在日本，由于银行、证券、信托以及保险业务、长短期批发零售业务、政策性业务等都是相互分离的，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因此，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考虑，金融监管当局都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５．监管方式的新趋势

２０世纪上半叶，金融学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阶段。２０世纪后半叶，金融界发生了两次华尔街革命②，工程思维被引入金融学，标志着金融学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模型化监管虽然代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地说，这种监管方法可能会使银行建立两套模型：一套用于内部风险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不遵照监管当局的参数标准，而是采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技术，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套模型仅仅用于决定监管资本，这套模型完全遵照监管者的要求而设定。也就是说，采用这种监管方法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相一致。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在ＶＡ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对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方法（Ｐｒ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即ＰＣＡ）。该方案的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银行在测试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将保持的最大损失值），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

预先承诺法能够将银行出于内部风险管理目的而计算出的风险价值同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而要求银行确定的资本要求有效地联系起来。在预先承诺法中，每个银行预先承诺的资本数量是根据其特有的市场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场上业务水平作出的，因此解决了“一刀切”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美国清算机构的成员银行在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信中建议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考虑实施ＰＣＡ方案。虽然这一方法尚未被纳入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但从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精神——内外监管相结合，但更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调动和发挥。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趋势对国际金融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予重要的启示。

从监管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善于吸收和应用这些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现阶段金融监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国金融界应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的不公正。

从监管实践上讲，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各要素的变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对我国金融监管具有借鉴作用。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作为西方国家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尤其适用。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各种经济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即银行、证券、保险分别设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加以监督管理。从全球看，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监管的趋势，但多数国家（８２％）仍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制，有７２％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５]因此，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是对我国监管依据的启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旧巴塞尔协议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５年第三季度，１４家全国性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会规定的８％的银行共计１０家，占７１．４％。[６]但是，由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熟悉新巴塞尔协议的人才的培养以及高额的实施成本等，我国目前及十国集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头几年里，仍将重点实施好旧巴塞尔协议，并逐渐将“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纳入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以期向新巴塞尔协议靠拢。

四是对我国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非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跨国银行及非银行跨国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或者监管不当，也会像商业银行一样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中国第二大外币债券发行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ＧＩＴＩＣ）因为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于１９９８年宣布破产倒闭，引起海内外震惊。这提醒我国今后要针对金融监管对象的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是对监管方式的启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监管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合规性监管和标准化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不利于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监管，经常会遇到想要“亡羊补牢”却发现为时已晚；标准化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通过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管措施，但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对当今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金融监方式要积极吸收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逐渐向数字化模型化监管转变，为以后更高级的承诺式监管做好准备。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不能匆忙上阵，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防止不切实际的跟进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

注释：

①十国集团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②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马科威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科威茨因此获得了１９９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９７３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参考文献：

[１][３] 韩汉君、王振富、丁忠明编著．金融监管[Ｍ]．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５] 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 李若谷．国际经济一体化与金融监管[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 孙忠，夏峰．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可能集中爆发[Ｎ]．中国证券报，２００６－０３

作者：吴源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