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虚拟价格;虚拟经济;货币资本[摘要]虚拟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虚拟价格。虚拟价格是预期收入资本化形成的价格,是货币资本独立化运动、利用金融工具再分配利润的手段。不论在虚拟价格的国内运动阶段还是国际运动阶段,虚拟价格总是要由实体经济领域形成的未来收益支撑。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经济学论文 篇1：

虚拟经济研究八个前沿问题

[摘要]文章阐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学者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出发创立的经济学命题“虚拟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分析了从实践中提出的虚拟经济理论观点，以及从虚拟经济视角思考的热点问题。其中包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虚拟经济核算理念与方法、虚拟经济货币利润来源与动力、财富与风险的积累、人民币国际化、银行呆坏账的处置、房地产资金聚集效应和虚拟经济流动性储备池功能八大前沿问题探讨。

[关键词]虚拟经济 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TJ023）和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07LZ021）的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刘晓欣(1960—)，女，江西宜春人，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虚拟经济、金融统计。

虚拟经济研究一开始就与金融危机有着不解之缘。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国内以成思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虚拟经济概念，希望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中发展出一套更深刻、更贴近实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但可以解释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利于我们对市场经济进行更深刻的分析，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市场风险，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分析工具和必要的理论参考。此后，虚拟经济研究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逐渐展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正确处理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方针，肯定了虚拟经济的研究。在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领域扩张之际，胡锦涛于11月15日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英国首相布朗会谈时指出：“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涉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影响之深、冲击的程度之大，几十年来罕见”。“危机从局部向全局蔓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已经对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温家宝10月25日在亚欧首脑会议闭幕式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认真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要根据需要和可能，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同时加强金融监管。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要始终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虚拟经济要与实体经济相协调，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三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要使消费与储蓄相协调。”可见，金融危机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梳理近年来虚拟经济研究的前沿问题，对我们深入了解现代经济中的一些基本规律有重要意义。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的研究最初是针对金融危机的，它引发了人们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极大关注。刘骏民在1998年出版的《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一书中指出：“金融深化与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结合在一起，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埋下了祸根”。“几乎每次局部的金融危机都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而迅速形成世界性金融风暴。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坏账、呆账，汇率剧烈波动，使得一些国际性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瞬间倒闭，也使某些国家积累了十几年的外汇储备在几天和几周内损失殆尽。”

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成思危（2005）认为如果将实体经济系统看成是经济系统中的硬件，则可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刘骏民、伍超明在货币数量关系修正模型的基础上，以β值反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走向，计算企业资金利润率与股票指数利润率，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当虚拟资产收益率大于实物资产收益率时，β值上升，相反就下降，并且虚拟经济的波动性不论正面还是负面都远大于实体经济。刘骏民（2001）认为虚拟经济同样会产生货币需求，将费雪交易方程式变型为MV=PQ+SQ×SP，其中，PQ表示实体经济，SQ×SP表示虚拟经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货币为纽带联系到一起，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袁国敏、王亚鸽、王阿楠（2008）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我国近年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性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发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属于关联度中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作用性不是很强。具体来看，虚拟经济中的股票和债券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最大。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业不能很快发展起来，就会制约虚拟经济的发展。

何宜庆、韦媛辉（2006）对中国在1978～2004年期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发展的边际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到虚拟经济部门产出对实体经济部门产出的边际溢出效应大于实体经济部门对虚拟经部门的边际溢出效应，证明1978～2004年期间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供给引导型”阶段。白钦先（2003）认为,通过财富分配机制、产业结构机制、股权变动机制、债务结清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和风险累积机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能够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双刃剑”特征。

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失衡意味着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同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持续经常项目顺差相反，美国从80年代至今，经常项目持续逆差，金融项目则持续顺差，这意味着美国用美元现金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和劳务，而其他国家则用出口换来的美元再去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于是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流入。他认为，经常项目逆差刺激本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却压抑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于是美国经济开始由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支撑转向了虚拟化。美国金融和房地产的利润占全部企业利润的40%以上，美国从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这使得美国经济运行不再是靠美国能生产什么，而是依靠美元能购买什么。应当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成为“去工业化趋势”的动力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种抑制力量，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虽然至今没有一个数量上可靠的定论，一些大致的关系还是不断有学者提出。例如，成思危提到的虚拟经济的“介稳性”和“寄生性”。就提出了一个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更复杂的模型。因为虚拟经济越强，对外部实体经济的依赖就越重。像中国的香港、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都不再以生产低价低利润的制造业产品为主，居民生活一方面依赖于虚拟经济活动中“用钱生钱”的活动，以保证不断增加的货币收入流；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本经济体与外部的交换，包括用货币收入购买境外提供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境外用现金购买本国或本地区的金融产品和债券。从单个经济体看，虚拟经济越强，其介稳性和寄生性就越明显。这就意味着在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超出了国界，不仅仅是国内经济平衡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世界经济平衡的基本关系问题。

尽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但离问题的基本解决还差得较远。研究中涉及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虚拟经济的性质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量的界定，于是，如何度量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问题就提了出来。

二、虚拟经济核算理念与核算方法

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例如，成思危（2000）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1998，2003，2008）认为，狭义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特点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模式共存的基础上，侧重于选择不同经济运行模式。

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统计核算体系是SNA体系，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构建应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保持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的基本原则，考虑与SNA的衔接。袁国敏（2008）根据SNA相关规定，认为虚拟经济统计核算的范围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衍生品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同时包括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与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益、保险专门准备金、金融衍生工具、其他应收/应付账款和房地产。虚拟经济统计核算方法包括：按交易者分类的交易主体，可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住户和国外五个部门；按交易分类的股票、债券、票据、外汇、基金、同业拆借资金等交易情况；测度指标包括反映虚拟经济总量，虚拟资产交易市场上不同分类的交易情况，交易工具的价格及虚拟经济的其他情况。

由于虚拟经济反映的是价值系统，应是统计货币流、资本流，从虚拟经济视角看，货币不仅是一种资产，更重要的是一种能量；货币流、资金流在金融全球化下是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同时资金从一国到另一国，可能产生风险，所以需要观测资金流引起的风险。例如，刘骏民、肖红叶（2004）提出的“全象资金流量观测系统”，是从整个经济系统的本质是价值系统的认识出发，将盈利作为市场经济所有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其主要目的是监测国民经济的整个运行过程，以交易量而不是资金流量净值作为其观测的核心变量，反映各部门之间资金流动与其价格和总价值存量增量之间的关系。该观测系统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活动都纳入观测的视野，强调过程而不是强调结果，核算和观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真实过程，以达到监控经济安全的目的。在此思路的基础上，肖红叶、孙森（2006）进行了虚拟经济核算以资金流量为主要测度变量，与SNA体系相适应的研究。他们认为统计技术层面的这种安排对虚拟经济的核算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最大的困难在于获取各个部门资金交易流量的数据，该数据可以从各方面搜集，最主要是从商业银行的交易记录中获取。如果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这一目标可以实现。他们制定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交易流量数据获取的解决方案：一是增加商业银行数据录入的内容。商业银行的会计凭证中，记录有详细的交易内容。如果对录入内容做统一的规范，就能获取相关数据。二是商业银行有会计核算和企业账户管理信息系统，其中信息有利于国民经济交易流量数据的获取。通过编写相应的软件程序，将商业银行的会计核算系统与账户管理系统连接起来，获取会计核算系统中的交易企业账号、账户管理信息。三是制定商业银行标准化数据规范，统一商业银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主要数据的标准，如企业代码、资金用途等。

虚拟经济将投机活动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资金交易量反映了投机是否活跃、投机者获利多寡以及对实体经济影响等多种信息，尤其当代资金全球流动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而传统的以资金流量净值为核心变量所观测的经济预警作用较小，所以，建立与SNA体系相协调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用交易量进行核算，突出了虚拟经济特点。资金流量是衡量投机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以交易额（量）最为突出。可以将地产、股票、债券、期货等各种与实际生产过程没有直接联系，但又对实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活动，通过投入产出技术揭示虚拟经济各部门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地产与股市”，“债市与外汇”等双边关系的研究。将投机活动与其他金融投资活动的领域看作一个整体。树立全局、整体与动态的核算理念和监管理念，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风险控制。

三、货币利润的来源与虚拟经济的动力

虚拟经济是否创造利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财富概念是历史沿革下来的“物质或效用”的概念。“实际财富”作为一个物质概念，成为主流经济学财富概念的本质。因此，主流经济学将整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看作是资源的配置，且主要是自然资源的配置。这种观念对于计划经济是基本适合的，对于工业化时期的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虚拟化，它就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了。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财富的细胞是商品，使用价值是其物质属性，价值是其社会属性，也就是其本质属性，马克思从商品价值推导出货币，指出，货币不过是价值的独立化表现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则认为它是“物质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增值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追求利润是一切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追求价值增值是一切生产的目标。不是为社会提供产品，为的是赚钱。本来财富的物质形态，和物质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根本，资本主义却一定要变成生产价值和追求价值增值，货币及其表现的货币资金本不是财富，实际财富是它们购买到的物质产品和资源，但资本主义却将货币及货币资本看作真正的资本，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头脚倒置”的。财富有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两个方面，物质内容是财富永恒的基础，而货币财富是财富的社会形式发展的产物。虚拟财富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的“财富”，它们由于物质内容的空洞而不具有实际效用，社会不能靠这些虚拟财富生存。但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财富的本质属性是价值的，虚拟财富被看作是真实财富。人们追求虚幻的价值增殖，才会导致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巨额的资产、令人羡慕的货币收入，它们越来越脱离实际的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将价值增殖看作本质。

只有在危机到来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里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虚拟经济是否“零和交易”问题；二是“以钱生钱”创造的货币收入和由此资本化出来的巨大资产价值有没有实际产品对应的问题。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解释为何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

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具有寄生性质。虚拟经济运行周期大体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周期，但短期的背离是可能发生的。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虚拟经济必须靠外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稳定。其根本原因是虚拟资本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主要来自其本身的虚拟性，也来自货币的虚拟化，还来自虚拟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正反馈作用。既远离平衡状态，但是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系统。

刘骏民谈到了虚拟经济独立运行创造货币利润的两个循环过程。即虚拟经济体与外部交换物质产品及外部与虚拟经济体交换“国际货币”，打破了零和交易的格局。虚拟经济体是货币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可以通过借贷活动直接创造出来，即通过货币发行可以创造虚拟经济的盈利，但要维持这种货币利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条件一：只要有不断增加的货币资金输入，虚拟经济体就有货币利润；条件二：经济体通过与外部的非虚拟经济体交换获得生活资料，而非虚拟经济体则要用虚拟经济体支付的货币购买其“金融资产”；条件三：经济体必须可以发行非虚拟经济体认可的“国际货币”。

虚拟经济为什么可以扩张到实际GDP的十数倍甚至数十倍呢？刘骏民（2008）借用弗里德曼用来说明“经济存量和流量关系”的公式，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小的货币收入流可以“幻化出”大量的虚拟资产的逻辑。用Y表示货币收入流量，r表示利息率，A表示资本存量。有关系式成立:

A=Y/r（1）

式中，A为资本存量，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Y收入流，r是利润率或利息率。A狭义上是指机器设备，广义上包括生产出Y所需要的技术、人力资本等其他条件。当股市出现之后，资本化开始盛行，它变成了货币收入流资本化的公式。 A生产出收入Y，并将以这个收入流为依据让企业到股票市场去上市，于是股市创造出一个新的资产，代表A的所有权的股票资产A’。 A’是A在股市上的影子，但它的价格波动却独立于现实资本A，是一笔资产的双重存在。

从A衍生出A’，于是也就衍生出资本化公式：

（2）

A’的存在以及其价格高低，不是取决于A的存在，而是取决于收入流Y。只要有收入，就可以被资本化。公式（2）是“经济虚拟化关系式”，它也解释了实体经济为什么可以“幻化出”巨大的金融资产，导致了虚拟经济的膨胀。

四、财富与风险的积累——价值化积累

“价值化积累”研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命题的延伸，是积累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理论探讨。经济增长是以积累为基本动力的，当积累逐渐价值化时，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就必然加深。积累如何实现，如何发生相应的转变是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经济如何运行的一个关键问题，价值化积累是以价值表现的广义的储蓄, 包括股票、债券及地产等虚拟资产形式财富的集聚与增长。价值化积累的同时也在积累着风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应有一个动态发展的比例。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实质是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这个过程一方面是物质生产能力不断增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价值增殖能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从人类生存的客观依据来看，积累应该是“生产能力”的积累，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演化而来的计划经济的理论，就是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判断标准下考察消费与积累的关系或者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以前的经济形态中（封建社会以及原始部落等等），积累、储蓄这些在现代充满价值意味和货币形式的概念，是粮食的存储、生产工具的储备和改进等等。其目的是要使再生产可以继续并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储蓄不是价值的是物质的。但是，市场经济以后，积累就逐渐采取了“货币化”的方式，一方面是货币收入的储蓄，另一方面则是实际生产投资，使得生产能力不断增长。社会不再是直接扩大生产能力，而是通过一套价值运作体系来完成实际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形式变化了。实际积累过程，也就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本来是一个机器设备不断增多，技术不断提高，产出不断增加的过程，但却要受到价值形式的制约。要先有储蓄，也就是货币积累，无论是自己的货币储蓄还是别人的储蓄。然后通过货币资金的媒介（可以是自有资金，也可以是借款）来完成实际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显然，价值积累在市场经济中变成了实际积累的前提。首先要通过货币储蓄的阶段，然后是货币资金媒介才可以完成实际积累过程，这就是价值化积累最初的起因。没有货币形式的积累或储蓄，就无法形成固定资本(刘晓欣,200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股份制企业与股票发展起来了，股票的一级市场为企业提供资金，企业为其提供收入。股票的股息收入显示出股票收入与生产企业的密切关系，股票的收入是生产资本利润的一部分，二级市场的发展在融资与生产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虚拟价值增殖的形式，即通过股票价格波动而获得的收入。这个价值增殖形式虽然与生产资本有关，但是同股息收入相比则是一个新的形式，其来源也与股票代表的企业关系更小。此时，股票本身的独立意义已经存在，即它本身作为财富的性质被市场所推崇，只要持有股票就等于持有企业。不但可以分得企业利润还可以获得股票增值的收入。股票就是资本，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上市公司增加，股市不断扩大，即使企业还是原来的那些企业，上市活动也在不断增加着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价值，可以从会计报表上看到的价值的增殖。

随着股市的发展，债市和金融衍生物市场发展起来了，房地产市场也迅速成为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于是价值增殖的形式多样化了，不再是仅仅依靠物质生产过程，GDP中的成分开始包括服务业，体育、娱乐业、金融业的服务收入也被计入GDP，还有中介机构，包括理财咨询、房地产中介机构的服务等。这些GDP的内容与传统的对生产的理解不同。它们变得更不确定，其收入大小与经济环境的关系更大，而与企业成本关系相对于制造业更小。这些变化为积累增加了新的内涵，一些相对脱离于实际生产过程的价值增殖成为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以资本化定价为特征的虚拟资产近20年来逐渐成为人们财富的主要代表之一。

随着金融全球化，价值的积累量迅速扩大并超过使用价值形式的积累，表现在社会总财富中以货币形式储藏的财富比例远远高于实物形态的财富比例。所以，“当股票等有价证券出现以后，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以证券形式出现，即出现财富的证券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财富概念，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而是以货币符号和各种‘剩余索取权的纸制复本’代表的虚拟财富。” 同时，价值化积累使与实体经济无关的纯粹货币交易迅猛增长，在早期经济国际化条件下，货币还主要是作为商品劳务出口的媒介，是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流动的附庸。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虚拟的货币资本直接可以在流通领域中价值增值，与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无关。大量的外汇已经不是服务于国际贸易结算，而是与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的纯粹的货币交易。金融衍生品完全摆脱了实体经济束缚飞速发展，它建立在高度杠杆基础之上，无节制地繁殖。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完全的虚拟价值增殖运动，它既不代表企业所有权，也不代表对企业的债权；投资者既不持有任何一种实际的证券，也不持有这些证券的代表物。金融衍生品是一种避险的工具，但却把风险带到整个金融活动中来，使它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渗透。所以，“实物资产与虚拟资产积累的非对称性”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非对称性”，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经表现出严重脱节，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价值化积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积累大量的风险。当遇到外部冲击，“倒金字塔”倒塌，财富便化为灰烬。

[参考文献]

[1]成思危.虚拟经济论丛[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

[2]刘骏民, 肖红叶.全像资金流量观测系统——以虚拟经济稳定性为核心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2004,(4):21-22.

[3]刘骏民，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我国当前股市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4，（04）.60-69.

[4]刘晓欣,虚拟经济与价值化积累-经济虚拟化的历史与逻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5]袁国敏，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08，（12）:4-6.

[6]何宜庆，韦媛辉，曾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发展的边际溢出效应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2006，（05）:430-433.

Eight of the Front Issues in Virtual Economy Studies

LiuXiaoxin

(Research Center of Virtu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Key words: virtual economy, financial crisis, real economy

（收稿日期: 2008-11-18责任编辑: 垠喜）

作者：刘晓欣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经济学论文 篇2：

论虚拟经济的核心范畴——虚拟价格

[关键词] 虚拟价格;虚拟经济;货币资本

[摘 要] 虚拟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虚拟价格。虚拟价格是预期收入资本化形成的价格,是货币资本独立化运动、利用金融工具再分配利润的手段。不论在虚拟价格的国内运动阶段还是国际运动阶段,虚拟价格总是要由实体经济领域形成的未来收益支撑。虚拟经济永远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由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形成的虚拟价格泡沫必然破灭。

概念是对某一矛盾本质的规定,核心概念则是对系统中主要矛盾的本质性规定,是系统中所有概念的灵魂,规定着整个体系的性质。虚拟经济系统和实体经济系统,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具有不同的核心概念,这就表现在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实体经济的核心概念是价值,虚拟经济的核心概念则是虚拟价格。虚拟经济运动就表现为以虚拟价格为核心的货币资本的独立运动过程。

一、虚拟价格的本质

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如果从广义上来为虚拟经济定义,虚拟经济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1]这个系统的典型特征是,它不像实体经济那样依赖于社会物质系统,通过对物质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整个社会带来价值量的增长,相反,虚拟经济的发展是可以脱离物质基础的,它可以直接从流通领域获取增值,人们占有财富的多寡与物质形态无关而与其价格总额直接相关。由运动特征决定,实体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依托社会物质系统进行价值创造;而虚拟经济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引导预期、坚定信心,拉动虚拟价格,引致货币流入,进行价值再分配。在虚拟经济中,价值生产变成间接和次要的,价格和货币处于系统的中心点。

所谓虚拟价格,就是预期收入资本化形成的价格,是货币资本独立化运动、利用金融工具再分配利润的手段。

“预期收入资本化”是虚拟价格形成的技术公式。虚拟经济是预期的未来价格体系在现时的镜像。在虚拟经济中,资本、价格和增值之间的运动关系与实体经济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虚拟资本品价格的确定不像实体经济中资本品的价格确定那样,是以其内在价值为基础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形成的,相反,大多数虚拟资本品本身是既无使用价值也无价值的,比如证券、期货、期权证书,它们作为纸质凭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完全不是因为它们是“纸”而具有经济意义,只是因为是未来能够获得收益的一种凭证,因此才会被买卖,并具有了价格。由此可以看出,虚拟资本品的价格基础不在于它们的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相反,虚拟资本品的价格确定要完全脱离它的物质基础的束缚,它的价格恰如马克思所说“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2](P123)虚拟价格的表现是“虚幻的”,它的形成完全是观念中“资本化”的结果,也即在一定关系下,人们对本来没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象,可以凭借想象赋予它资本的身份,以及一定的价格。

虚拟价格的确定公式可以表达为:P=R/i,其中,P代表虚拟资产的价格,R代表虚拟资本品的预期收益,i代表折现率。在一定的折现率基础上,虚拟资本品的预期收益水平越高,则虚拟价格越高。

虚拟经济中虚拟价格的形成是技术过程,而虚拟价格运动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货币资本独立化运动,利用金融工具再分配利润”——后者是虚拟价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经济中,资本主要是以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形式发挥职能,直到现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货币资本的形式,直接“以钱赚钱”。事实上,资本采取哪种形式对资本本身而言没有实质性差别,盈利才是资本的本质。当高利润率来自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部门时,资本主要以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形式出现,但当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下降时,资本就会摆脱它的实体形态,而以货币资本形态构造虚拟经济,“无中生有”地进行单个资本的扩张。当然,这种“无中生有”也不是无端地幻化出更多货币的影子,它吸引来的是真实的货币,通过改变既存货币的分布格局,将存量货币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虽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方依靠虚拟价格运动增加的货币不过是另一方持有货币数量的减少,虚拟经济的膨胀并不会带来社会真实财富量的增加①;但是,对于利用虚拟经济增值的单个资本所有者,却会实实在在地表现为货币量的增加,并实现该个主体真实财富的增加。

恩格斯曾说过: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对于总资本而言,脱离生产过程的价值创造是不可思议的“狂想病”,但对于个体资本而言,摆脱生产的缓慢进程、通过价值转移实现自身财富量的增加却是现实的。实体经济依靠生产过程,通过资本积聚推进社会总财富的增长,虚拟经济则在一旁搭建了一条财富的再分配渠道,这条财富再分配渠道不是通过暴力维系的,它的运作完全是市场化的,是用虚拟价格这个经济手段构筑的。虚拟经济的本质不过是以虚拟价格为核心,以资本化为手段,利用货币资本配置资源形成实际财富转移的一种经济形态。

二、虚拟价格的特征

1.基于预期和信心。

虚拟价格不是基于资本品的内在价值形成的价格,它的定价方式是资本化定价,P=R/i。其中,无论是虚拟资产的预期收益R,还是折现率i,都与人们的心理预期有很大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预期收益水平,它不是对现期收入的衡量,而是表示预期的也即未来一段时间的收入水平。由于关于未来经济状况的信息严重不足,人们很难对预期收益进行准确的判断。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们不断地调整预期方法,先后推出静态预期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并将心理学理论引入经济学范式中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但直到今天,预期收入水平的准确判定依然是一个经济学的“歌德巴赫猜想”。于是,在现实操作中,经济学者不得不寄希望于“总体理性”的存在,预期被构筑在了总体性的市场信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普遍对未来经济增长有信心,那么经济学就认为预期收益水平会上升;如果人们普遍对未来经济前景表示悲观,那么经济学就认为预期收益水平会下降。于是,经济学有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内涵,“预期”被改头换面成为“市场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每当虚拟经济萎缩时,经济学者总是大谈提振信心,提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的原因。

2.投机性。

正是由于预期收益水平难以测量,由市场信心所形成的对未来预期的主观判断一般情况下总是与真实的未来收益水平存在差距,由此才形成了投机的空间。从公式上可以看出,我们将由真实未来收益水平决定的虚拟价格称为理论虚拟价格:

 理论虚拟价格(P)=预期收益(R)/折现率(i)

但在预期收益为由市场信心所形成的预期收益判断所替代的情况下,公式发生了改变:

市场虚拟价格(Pp)=由市场信心决定的预期收益判断(Rp)/折现率(i)

预期收益判断Rp是心理判断的结果,它是根据市场信心变动的。虚拟价格从由真实的预期收益决定变成由主观心理判断决定,实际上是对价格的再一次虚拟化,市场虚拟价格不仅与虚拟资本品的内在价值量无关,甚至与该资本品的实际获利能力也不再一一对应。当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恰好和实际经济发展吻合时,Rp可以等于实际预期收益水平R,但通常情况下,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预期收益判断Rp与实际预期收益水平R是不等的,Rp与R的差距取决于市场信心偏向的方向和强度。Rp与R折现后的差距,构成市场虚拟价格与理论虚拟价格之间的差距,也即Pp-P,这一差距便是虚拟经济中投机的空间。

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投机是指为了再出售(或再购买)而不是为了使用而暂时买进(或暂时售出)商品,以期从价格变化中获利的经济行为,因为从价格变化中获利必须把握好买卖时机,因此称之为“投机”,投机的做法多为贱买贵卖、快进快出。如果预期收益水平是可以准确判断的,那么虚拟价格就会是一个确定的价格而不会发生频繁的价格变动,针对虚拟资产的投机也就无从发生。在虚拟经济中,市场主体购买来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资产后,他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长期持有,他可以按照未来真实的预期收益水平获取收益,这属于投资行为;第二种做法是投机,即短期持有虚拟资产,利用虚拟价格的短期波动交易获利,当售卖时的市场虚拟价格水平(Rp₂)大于购买时的市场虚拟价格水平(Rp₁)时(Rp₂和Rp₁都可以与P不相等),市场主体就可以通过投机盈利。

3.波动性。

由于市场中虚拟价格的决定不仅远远脱离其成本运行的价值关系,而且可以脱离其实际的未来收益水平,直接由市场信心这一主观心理因素决定,因此虚拟价格的运动会显现出极大的波动性、不稳定性。市场信心增强,则虚拟价格在折现率的作用下发散性地增大;市场信心下降,则虚拟价格发散性地缩小,二者同向运动。

市场信心的衡量指标是购买虚拟资本品的货币增量,也就是说,市场信心的变化总是表现为虚拟经济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市场信心增强,意味着有更多的货币流入虚拟经济;相反,市场信心减弱,也即货币开始流出虚拟经济,当市场信心减弱到极端即市场信心出现崩溃时,货币会从虚拟经济领域大逃亡,奔涌而出。

由于市场信心要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很多看上去与虚拟资本品的盈利无关的因素,在复杂心理机制的作用下,却可以对虚拟价格形成决定性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蝴蝶效应”特征,某一偶然因素的出现,却会在虚拟经济领域导致一场大地震。

4.泡沫性。

当预期收益判断Rp远远大于虚拟资本品的实际预期收益水平,从而使市场虚拟价格Pp与理论虚拟价格P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前者远大于后者时,我们就说虚拟经济存在泡沫。虚拟经济泡沫并非是虚拟价格与虚拟资本品的现期价格严重不符,而是指虚拟价格与虚拟资本品根据未来真实收益水平形成的资本化价格严重不符。换句话说,虚拟经济泡沫的来源不在于虚拟经济与现期实体经济的脱离,而是虚拟经济与未来实体经济的脱离。

利用虚拟价格形成机制,虚拟经济往往通过引导群体心理预期发生改变,催发“跟风效应”,积聚泡沫。所谓“跟风效应”,是指个体在信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效仿其他主体行为的一种行为方式。在虚拟经济中,跟风效应是必然和普遍的。因为虚拟市场中,大部分主体不但对虚拟资本品的未来收益水平无法预测,甚至对虚拟资本品的实际构成和现期运作水平都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投机判断是难以做到的,于是,类似经济学服从“群体理性”的假设一样,个体投机者也会盲目地服从其他投机者的判断,而且,越是享有信息量少的主体越会倾向于“跟风”。当市场中有越来越多的投机者盲目并错误地提升信心时,市场虚拟价格Pp就会被一再地提高,当它超过理论虚拟价格P时,泡沫开始形成。Pp超过P越多,泡沫越大。

但无论泡沫多大,Pp的最终命运总是回归P。随着时间的发展,当虚拟资本品的真实未来收益愈加清晰地呈现时,之前毫无根据的市场信心就会崩溃,这时,市场虚拟价格Pp会迅速地跌回理论虚拟价格P。之前的泡沫越大,市场震荡就会越明显,市场主体所遭受的风险就越大。

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在虚拟经济中,泡沫总是难以避免的,而每一次泡沫的形成,又都是短暂的,泡沫总会破灭。于是,在虚拟价格的忽升和骤降中,虚拟经济的脉动得到记录。

三、虚拟价格发展的两个阶段

根据虚拟价格的作用范围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可以把虚拟价格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虚拟价格发展的国内阶段。

这一阶段从虚拟经济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其主要特征是,虚拟价格依附于一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其发展规模、扩张幅度都受到国内实体经济增长的限制,虚拟资本品的种类有限,由股票、债券等构成的证券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主体市场。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虚拟价格运动,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相对独立的,各国经济的内在融合度较低,这就使得国际虚拟市场的发展水平较低,虚拟经济具有明显的国内化特征,即当某一个国家虚拟价格过度上涨时,往往表现为该国内部货币的异常流动,即大批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转移到虚拟经济领域牟利,境外资金的参与度较低;而当一国的虚拟泡沫破裂引起金融危机时,危机的国际扩散能力不强,金融危机往往被限定在一国的主权范畴内,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直接影响和冲击力较小,即使影响到其他国家,也往往是通过影响本国实体经济从而间接影响其他国家实体经济的方式发生作用,各国金融危机的直接传染性较差。而且,由于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各国的货币发行量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黄金存量保持对应关系,流动性水平有限,市场信心高涨所能引致的货币数量有限,因此这一时期各国的虚拟经济泡沫能够被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下,当虚拟泡沫破灭时,对总体经济的破坏性相对较小。

由于虚拟价格存在着国度性,这一时期理论界对虚拟价格从而虚拟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对一国个人财富的影响效应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当虚拟价格的运动被限制在某一国度空间内时,它的上涨或下降会很快影响到财富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再分配,当虚拟价格急剧上升并迅速缩小后,部分市场主体所持有的货币会在短期内被转移到另一部分人的手中,这种财富的迅速转移往往会导致市场正常秩序的混乱,乃至引起社会动荡;而且,由于虚拟价格的上涨是通过代表市场信心的货币大量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实现的,因此,虚拟经济的高涨在一国缺少国际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往往导致实体经济出现流动性不足,从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盈利率水平,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以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理论界对虚拟经济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是消极的,虚拟经济通常被认为是需要严加控制的。同时,由于一国国家财富仍来源于实体经济,各国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还集中在实体经济范畴,核心任务是论述如何保障实体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对虚拟经济的认识是从属的和次要的。

第二阶段:虚拟价格发展的国际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虚拟价格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这是在一系列事件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

(1)信息技术的发展,它为虚拟经济的国际化运动提供了技术基础。(2)经济全球化下以美国为首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世界产业结构链条,它是虚拟价格国际化运动的内在根源。20世纪80年代,在利润率引导下,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向高科技的信息产业、军工产业和金融产业集中,承接被转移出的一部分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生产基地,成为“世界实体经济中心”,世界价值增值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提供。全球化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价值增值则越来越倚靠发展中国家,需要构筑庞大的虚拟经济从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增价值,这使虚拟价格运动对发达国家GDP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需要颠倒过来的观念是,资金的流动不再主要是为了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自然资源,而是在国际间支持高增长地区的发展和分享其高收益。……富国经济主要是靠观念和资金支撑其价格的经济活动来发展,而穷国则靠成本支撑其价格的经济活动来支撑”。[3]可以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或者说脱离生产性是其经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内在原因。(3)牙买加体系导致的货币虚拟化,为虚拟价格的国际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如果货币本身具有价值,那么货币就不能随随便便创造出来,它的增加必须有社会投入的劳动量增加。这时证券所代表的虚假价值受货币量乃至真正价值量的制约,不能过度膨胀”。[4]只有货币摆脱使用价值的束缚,发展到纸币、信用货币阶段——货币量不受劳动价值的制约,由一定的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创造出来,虚拟经济市场上的虚拟价格才“可以借助信用货币数量的增加而迅速膨胀起来”。[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牙买加体系的建立是货币虚拟化的标志,它彻底终结了金本位的时代,使世界货币的发行完全不受黄金存量的限制,货币供应量可以无限制增加。从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数百倍地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而今天已经超过了6.2万亿美元。[5]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为虚拟价格的国际化运动和过度波动提供了条件。(4)世界范围的金融自由化。它破除了虚拟价格国际运动的国界障碍,使虚拟经济的全球化进入“无障碍”发展时期。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使货币资本跨国运动的障碍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低。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虚拟价格发展结束了国内阶段,上升到国际阶段。资本化定价方式开始泛化,不仅信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传统的金融产品可以作为虚拟价格的载体,任何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有价值或无价值之物,包括房地产按揭、石油期货及期权、谷物期货及期权、无形资产,甚至某些高技术产品等等,都可以凭借预期收益被资本化;而且,各种各样的虚拟价格载体在世界流动性的投资或投机需求下,又以各种虚拟资本品的形式被创造出来——他们不仅能够凭借其未来收益直接被证券化,而且这些已经被虚拟化的证券还可以被结构化成为金融衍生产品,即依托虚拟资本品进行再次的虚拟化创造,于是,预期收益可以生出更多的预期收益……只要有足够的市场信心,虚拟经济就能够繁荣,庞大的虚拟泡沫被不断催生出来,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联动性、震荡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不论在虚拟价格的国内运动阶段还是国际运动阶段,虚拟价格总是要由实体经济领域所形成的未来收益支撑的,虚拟经济永远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形成的虚拟价格泡沫总是会破灭的。虚拟经济必然要受实体经济的束缚是虚拟经济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在虚拟价格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却是不容易辨识的。因为,在虚拟价格国际化运动价段,当一国主要依靠转移其他国家的利润实现价值增值时,如果我们仍然把目光局限在一国国内,就会看不出这个新增价值的真实来源。实际上,世界总体的新增价值量是社会劳动投入的结果,社会劳动投入得多,世界的新增价值就多,反之则反是。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脱离生产过程的虚拟价格运动是不会创造出新价值的。如果某个个体国家仅仅依靠虚拟经济实现财富增加,那么这个个体国家的新增财富也只能来自对其他国家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的国际转移,是世界价值再分配的结果,而并不是说虚拟经济自身成了价值的来源。但是,如果脱离整个世界的货币运动封闭地看待此国GDP的增加,结论就可能发生相反的变化,似乎虚拟经济自身是可以独立于实体经济并能够自身增值的,于是,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假象便出现了。例如认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了“分离现象”,探讨虚拟经济的自我增值能力,进而,更把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发展说成是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这是可笑的,如果各国产业结构都升级到了虚拟经济阶段,那么这个世界的价值增值就真的成了无源之水了。伴随着虚假的认识以及虚拟经济对于发达国家重要性的提高,国民经济学对虚拟经济的评价从之前的否定渐渐转为积极的赞誉,实体经济的理论研究开始让位于虚拟经济的理论研究,金融相关领域研究的意义越来越大,如何利用和发展虚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学探讨的重要课题。

四、虚拟价格运动规律

第一规律:虚拟价格运动是脱离虚拟资本品的内在价值影响的。市场信心的调整,从而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判断是虚拟价格涨跌的决定性因素。当虚拟价格上升时,市场需求量会随之增加。

实体经济中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可以受供求影响出现波动,但必然要受到其内在价值的约束。与实体经济的价格决定相区别,当虚拟资本品的价格上升时,它代表的并非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同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提升,而是表示该商品的预期收益水平相对于折现率的提高。这一转变使消费者对于虚拟资本品价格提高的态度与真实价格提高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实体经济中,价格水平的上升会使消费者认为商品的性价比关系在恶化,从而减少需求;而虚拟资本品价格水平的上升,则是在发出这样的信号:相对于一定的折现率,未来收益水平在上升,其结果会增加购买者的购买欲望,从而使需求上升,这样,就出现了“虚拟价格上升,需求量增大”这种与实体经济价格运动背道而驰的现象。

第二规律: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虚拟价格不一定会呈现下降趋势。只有当社会总利润量减少时,虚拟价格的长期运动趋势才是下降的。

由于虚拟价格运动不受虚拟资本品内在价值的约束,因此,当社会生产力发生改变时,虚拟价格并不一定会发生改变。在实体经济中,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时,商品价格会呈现下降趋势。但在虚拟价格中,这样一个趋势是不存在的。只要社会的总利润量在增加,虚拟价格就会提高,而不管社会总利润量的提高是由技术因素导致的,还是其他因素形成的。

第三规律:虚拟价格的运动,会通过流动性的传导机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价格水平,使实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

虚拟价格的运动,是由市场信心决定的,而市场信心的衡量指标,是购买虚拟资本品的货币增量,即虚拟经济中流动性的变动,因此,虚拟价格的升降,从市场可测度层面看,就表现为货币量变动的结果。每当虚拟价格提升时,总有大量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领域,每当虚拟价格下降时,又有大量的货币流出虚拟经济领域。而且虚拟市场上的流动性越多,则虚拟价格的上升幅度越高。由于虚拟市场中流动性的运动目标是投资或投机获得增值,而非为了获得使用价值,因此流动性在进行一次交易后不会退出流通,它们不断地进入和退出,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使流入虚拟经济中的货币以乘数效应影响虚拟价格的攀升以及下跌。当虚拟经济中的货币量或者说流动性增加时,在社会总体货币量一定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实体经济中的货币量在减少。这种情况,将使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如果实体部门货币流出是暂时的,那么短时间内会使商品和服务市场上的流动性不足,使实体经济的价格水平下降,出现通货紧缩症状;但当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流出是长时间的、持续的,影响到厂商资本量从而生产供给水平时,就会由于总供给的减少而使实体经济的价格水平上升,于是,这时在虚拟价格上升的同时,实体经济价格也会上升,宏观价格变动就表现出通货膨胀特征。

第四规律:整个社会的货币存量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共享。由于虚拟价格运动会对社会的货币流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将虚拟价格的浮动考虑在内。社会虚拟经济规模越大,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力的影响作用也越大。

货币进入或退出虚拟经济领域会引起整个经济体内货币数量的重新分配。虚拟经济部门开始起着调节货币流动的功能,因此,虚拟资本品价格的暴涨和暴跌都会对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数量造成重大影响,并对政府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干扰。在20世纪中期以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货币需求之谜”,“即用传统的货币需求方程估测的结果大于实际的货币余额,从而出现了一个‘失踪的货币’的扭曲”。[6]实际这种“货币失踪之谜”,无非说明了在当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并行的格局下,仅仅考虑实体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与货币数量的关系已经不够了,必须考虑虚拟经济对价格指数的影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是三个因素——产品和服务、虚拟资本品、货币三方面共同运动的结果,单纯考虑实体经济和货币数量已经无法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方法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把握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有学者指出,应该重新构造货币数量公式: M₁V₁=P₁Q₁+P₂Q₂,其中,M₁为货币供应量,V₁为货币流通速度,P₁、Q₁、P₂、Q₂分别为实体经济领域的商品价格和数量、虚拟经济部门证券的价格和数量①。这样,当进行货币政策制定时,应将虚拟价格因素考虑在内。

第五规律:虚拟价格的崩溃只是斩断了个体利用货币资本继续转移他人财富的通道,并不表示之前已经形成的增值消失。财富的转移已经形成。

虚拟经济中,当市场信心狂泻,流动性急剧外流时,虚拟价格会迅速下跌乃至出现崩溃,其结果会导致货币资本利用虚拟价格再分配利润的能力减弱,也就是说,货币资本的盈利率水平会下降,当资本在权衡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后,有可能从货币资本形态再转化成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形态,之后,只有待货币资本的盈利率再次提高后,才能再转化回虚拟经济领域,由此说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存在着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虚拟价格水平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之前已经吸引来的财富会消失,货币资本利用虚拟价格转移来的货币已经进入了个体的资产表中,当这些货币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就实实在在地形成了个体财富的增加,所以,虚拟价格的崩溃并不等同于财富的蒸发,这也是虚拟价格不能被称为虚拟价值的原因。价值的源泉是劳动,虚拟价格作为价值分配的一种机制,泡沫的破灭改变的是价值分配格局,而不是财富和价值总量,即使泡沫破灭,新的价值分配格局已经形成。

当然,通过货币资本运动转移来的财富,首先是货币,在牙买加体系下,或者是作为世界货币存在的美元,或者是其他国家发行的纸币,它们代表一定的价值,但它们本身并非像黄金一样具有价值,这些纸币是由国家信用支撑的,具有贬值的风险,不能充作贮藏手段。因此,当通过虚拟价格运动实现个体持有纸币量增加时,还仅仅代表个体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增加,而并非是个体的实际价值量的增加。如果要实现后者,还必须利用实体经济,将纸币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品、生产品、新技术产品以及应用于促进个体自身发展等等可以实际扩大社会物质生产和价值增加的环节中去,以此使财富的增加从虚拟形式转化为实在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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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俊山.论虚拟经济中虚假价值的形成及运动规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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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千.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指数、资产价格关系分析——从虚拟经济角度看“货币失踪之谜”[J].价格月刊,2007,(3).

[责任编辑 陈翔云]

作者：马　淮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经济学论文 篇3：

浙江省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摘 要：利用2018年互联网经济的相关数据，从外部环境支撑、互联网就绪度、产业发展能力、融合应用效益等四个维度构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测度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浙江省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产业发展能力和融合应用效益是浙江省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优势;浙江省各地市在互联网产业产值和互联网应用基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杭州市处于大幅领先地位。

关键词：浙江省;互联网经济;指标体系;熵值法

“互联网经济”的概念最早由学者John Flower提出[1]，21世纪初，互联网经济进一步发展，Yuri Perfiliev觀察到俄罗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扩大”和“深化”现象[2]。由于研究视角上的差异，国内学者们提出的互联网经济概念缺乏统一的标准。互联网经济早期被称为“网络经济”，指基于因特网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网络企业、电子商务，以及网络投资、网络消费等其他网上经济活动，许多人将信息经济、计算机经济、新经济等与网络经济互混用或借用。如今，互联网经济涵盖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荆文君认为，互联网经济不仅包括电子商务这种网上交易模式，还包括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商业模式;不仅包括互联网产业自身的发展，还包括“传统产业+互联网”的融合升级[3]。何勤等分析了互联网经济的整合力与渗透力，认为互联网能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4]。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既存在突出的特点，也与传统经济互相交叉，不能把互联网经济等同于“虚拟经济”从而将其对立于实体经济。

目前，国内外已有部分关于互联网经济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这些指标体系在维度划分、结构设计、指标选取方面都有所差异，侧重点各自不同。一是注重互联网经济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融合效益，探讨互联网经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其积极作用。如徐星星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发展能力，以及互联网对政府管理、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作为测度的重点[5]。二是研究与互联网有高度相关的经济成分，其研究大多依托于已有的指标体系或者官方给出的统计数据。如樊自甫[6]、李汶沁[7]等将云计算、互联网金融等高相关度的产业发展情况纳入评价体系。三是关注网络基础条件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薛伟贤[8]将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应用水平和网络相关人才作为重点评价对象。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形成了更加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浙江省抓住全球经济“互联网+”发展的窗口期，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中心，全面、客观地评价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浙江省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目标“落地”。因此，从省域和浙江省市域两个层面，综合构建“外部环境支撑”“互联网就绪度”“产业发展能力”“融合应用效益”等四个维度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客观解读浙江省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探析影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测度浙江省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电子商务报告》《中国网络借贷行业年报》《网宿·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评估报告》和《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白皮书》;浙江省各地市互联网发展水平数据来自浙江省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其他数据由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到。由于指标量纲的差异，原始数据需要采用离差标准化法进行处理。

（二）研究方法

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需要多维度、多指标综合考察，熵值法主要借鉴信息熵的理论和方法，根据每个指标的指标值数据差异程度来确定其权重，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值法的缺陷，可以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依据。一般来说，某项指标的指标值的差异程度越大，有序性越好，其熵值越小，最后被赋予的权重也就越大。

二、互联网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一）省域互联网经济测度指标体系

根据互联网经济的内涵界定，借鉴学者们对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已有探究，从外部环境支撑、互联网就绪度、产业发展能力、融合应用效益等四个维度来构建测度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外部环境支撑维度中，采用能够真实反映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的“人均GDP”指标来反映经济基础，用“研发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域创新能力;在互联网就绪度维度中，从入网设备情况和网络资源开发与利用情况考察地区的互联网基础条件;在产业发展能力维度中，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信息通信产业三个方面衡量互联网经济产业的发展能力;在融合应用效益维度中，“两化融合指数”是指传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水平，“数字政府指数”是互联网与城市管理的融合程度，“互联网普及率”是互联网与个人生活的融合情况，指数越高，代表互联网在传统工业、社会管理和个人生活中的应用效益越高，具体包括以下12个三级指标见表1。

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首先确定各三级指标的权重值，进而加权得到四个一级指标：外部环境支撑、互联网就绪度、产业发展能力、融合应用效益等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中的权重。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一级指标中，融合应用效益维度权重最高，外部环境支撑维度权重次之;在三级指标中，12个指标的平均权重为0.083，权重较高的指标有反映互联网与个人生活、传统工业、社会管理融合程度的“互联网普及率”指标、“两化融合指数”指标和“数字政府指数”指标;反映网络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每万人域名数”指标，反映信息通信产业水平的“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指标”，反映地区经济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以及反映创新能力的“研发强度”指标。指标的权重越高，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大。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互联网与产业、生活、社会管理的融合程度是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地区经济基础和创新能力对互联网经济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浙江省市域互联网经济测度指标体系

从互联网应用基础、互联网商业应用、互联网产业产值等三个维度来构建浙江省各地市互联网经济测度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见下页表2。

三、综合测度结果

（一）省域層面互联网经济测度结果分析

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和各维度得分由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矩阵与指标权重计算而来。浙江省以60.436的分值位居第四，仅次于北京（86.000）、上海（74.622）和广东（60.512）。北京、上海在外部环境支撑、互联网就绪度等方面领先浙江省较多，但浙江省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能力较强，互联网融合应用效益与北京、上海和广东差距较小。外部环境支撑方面，浙江互联网经济从业人员比重相对头部省份较低，“人均GDP”指标代表的地区经济基础落后于北京上海，研发强度弱于6个省份，有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的空间;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省的互联网经济产业发展能力分值最高，是优势所在，人均网络零售额仅低于上海，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仅低于北京，浙江省的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较为充分;融合应用效益方面，浙江省的两化融合指数和数字政府指数仅次于广东省，互联网与传统工业、社会管理的融合程度较高。

（二）浙江省市域层面互联网经济测度结果分析

利用浙江省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由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矩阵与指标权重计算得到浙江省各地市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情况，各地市在互联网产业产值和互联网应用基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杭州市互联网经济水平以76.02的分值大幅领先，其他互联网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如宁波（49.49）、金华（45.97），这两个城市在三个评价维度上表现较为均衡，而丽水（41.38）和温州（40.58）的优势在于互联网商业应用普及率，温州的劣势在于互联网应用基础（1.31），丽水的劣势在于互联网产业产值（5.75）。在互联网应用基础方面，杭州市入网设备，即企业每百人拥有计算机数明显多于其他地市，拉高了全省的平均水平;在互联网商业应用方面，浙江省各地市的企业信息化管理使用率、互联网使用率都很高，其中，温州和舟山的企业互联网使用率已经达到100%，但嘉兴、湖州、舟山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推广的企业占比相对较低。在互联网产业产值方面，杭州市的发展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市。杭州市就业人口中，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劳动力比例较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远高于其他地市;杭州市的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相当于浙江省其他地市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之和，其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实力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市。

参考文献：

[1]  John Flower.Internet Economic：The Coming of Digital Business Era[M].Worldwide Concert Corp，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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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汶沁.互联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区域比较研究[D].重庆：重庆邮电大学，2018.

[8]  薛伟贤，冯宗宪，王健庆.中国网络经济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设计[J].中国软科学，2004，（8）：51-59.

[责任编辑 文 峰]

作者：潘婷 刘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