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贸易发展的饮食文化论文

【摘要】成都不仅是经济发展快速的特大城市，而且也是休闲文化兴盛的城市。当代成都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是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养成了成都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文化禀赋，从而形成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商业贸易发展的饮食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商业贸易发展的饮食文化论文 篇1：

大兰州文化圈：绘制亮丽厚重的城市“名片”

【内容摘要】如何让一个城市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如何让城市的发展更有底蕴，都需要发挥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文化体现一个城市的个性和品质，是城市的灵魂和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城市内在品格与市民文化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拟建立的“大兰州文化圈”囊括了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武威和青海省的8区20县，无论是地理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和文化实力，这都是一个极具文化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建设目标。建设“大兰州文化圈”，在区域内构建“文化事业共享、文化产业互补”的格局，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兰州及圈内城市竞争力、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创新力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文化圈　经济圈　兰州　城市竞争力

文献标识码：A

城市，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城市或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无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前进和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导致人口集中，人口相对集中，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口集中可以为规模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可以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城市化率每提高—个百分点，就能拉动投资1500亿元。”但是，衡量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并不仅仅依靠人均GDP、经济增长率等客观的数字指标和土地的城市化程度，还应该考虑人们对民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健康(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安全感以及幸福感等的追求，是指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改变。“城市，绝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组成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如街道、建筑物等的聚合体，更不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简单相加构成的，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由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统一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着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的整体。换言之，城市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最具幸福感城市、最佳商业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城市名号都体现的是人们对良好城市形象及人文内蕴的热切期盼。这就需要一个地区或城市提高其文化品位和公众认可度，需要发挥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文化体现一个城市的个性和品质，是城市的灵魂和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城市内在品格与市民文化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文化圈的建立也就成为提升人们幸福指数的有效途径，一个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会有效提高该地区对外界的注意力资源，因为“在新的经济下，注意力本身就是财产。”

一、构建文化圈：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单个城市在激烈的竞争中很难占得先机和取得绝对优势，城市经济群、都市经济圈的构建成为增加城市竞争力、发挥集群效应的最佳选择。经济圈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组织实体，是生产布局的一种地域组合形式，是主要从地域的自然资源、经济技术条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出发组成的某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地域产业配置圈。世界各地都努力建设着适合当地特点的经济圈，日本有三大都市圈，即大东京(东京·横滨都市圈)、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北美有大纽约、大洛杉矶、大芝加哥和金马蹄地区四大经济圈；当今国内已有三个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圈，分别是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徐州都市圈、兰州都市固、西宁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蒙中部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烏昌一体化)等也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与规划。此外，全国还有许多经济规模、社会功能存在较大差异的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经济区等，它们有的已经形成规模，有的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有的尚处于研究论证阶段，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都市经济圈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包括哈长沈大城市群、哈大齐工业走廊、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和西咸一体化、北部湾经济区等等。

文化圈则是以文化为主要特色，具有类似特征或特点的文化或人所占据的地表空间，在各个文化圈内都有一个核心地区，以这个核心地区向四周扩展，使其周围的地区在文化上表现出共同的特质，从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分布区域，在同一个文化圈内，人们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字、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都有一定的相似性或相近性。如何充分挖掘自身文化资源、增强城市竞争软实力，已成为经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区都在考虑的重要问题。在中国，众多文化圈或旅游文化圈的建设或规划都显示出文化、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对区域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诸如长三角现代文化圈、环渤海城市文化圈、武汉城市文化圈、滇中旅游文化圈、鄂西文化圈、安徽环巢湖文化圈、三峡文化圈、大香格里拉文化圈等，这些文化圈或者已初具规模，或者处于规划论证或提出构想阶段，或者是基于开发旅游文化资源而形成的旅游文化圈。总体上，它们的出现表明各地都逐渐认识到了文化资源开发对于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经济圈是特定区域范围的经济组织实体，经济圈的建立有利于发挥该区域的综合优势，将极大地推动经济总量的增加；文化圈则是围绕中心地区而形成的具有文化一致性和相近性的文化地理圈，建设文化圈有利于社会文明程’度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不论是经济圈的建设还是文化圈的构建都是为了促进一定地域综合实力的提升，是为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特定的地域形成特定的文化，共同的文化则会促进共同的经济交流，经济交流同时也会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经济圈与文化圈的叠合也就成为区域发展的必然现象，其建设状况也成为衡量特定区域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二、山水同源、文化同根、经济同体一建设大兰州文化圈的基础和依据

根据统计，2009年，兰州市实现生产总值925.9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0.55亿元，增长6.17％；第二产业增加值433.62亿元，增长10.23％；第三产业增加值461.81亿元，增长11.64％。同时，西安市2009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2719.10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0.38亿元，增长6.3％；第二产业增加值1148.77亿元，增长14.4％；第三产业增加值1459.95亿元，增长15.1％。也就是说，由于政府部门和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兰州市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更应该正视的问题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自然条件的相对恶劣，兰州乃至甘肃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无论是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城市相比，还是与周边的省会城市作比较，兰州与这些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经济发展速度在西北五个省会城市中都处于中下游的位置，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极为迫切和刻不容缓的。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通过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各地制定发展战略的首要选择，“大兰州文化圈”的建立正是提升兰州市经济实力和对外形象的重要决策。

“大兰州文化圈”概念是在“大兰州”、“大兰州都市经济圈”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有关兰州及周边地区文化建设的新构想。兰州都市经济圈即兰州一白银都市经济圈，又称兰白都市经济圈，具体包括兰州市5区3县(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榆中县、皋兰县和永登县)，是兰州都市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是核心区；白银市白银区是兰州都市经济圈的副中心；白银市3县1区(靖远县、景泰县、会宁县、平川区)、定西市1区2县(安定区、临洮县、陇西县)、临夏回族自治州1市1县(临夏市、永靖县)是都市经济圈内的节点城市。结合区域内文化产业及文化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把这一圈层扩充为8区20县，即在原有都市经济圈中融入了定西市渭源县，临夏州临夏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广河县、和政县、康乐县，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青海省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从而构成结构严密、逻辑清晰的“大兰州文化圈”。

每个文化圈都有一个核心地区，并以这个核心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使其周围的地区在文化上表现出共同的特质，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分布区域。大兰州文化圈中的核心和中心城市是兰州市，兰州是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战略核心，是甘肃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兰州市的5区3县是大兰州文化圈的核心层。“大兰州文化圈”的外围层包括白银市的2区3县、定西市的1区3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的1市7县、武威市的1县，以及与甘肃接壤的青海省的3县。外围城市不仅可以享受兰州中心在政策、资金以及经验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它们也能以自身的文化发展提升兰州市的城市发展水平和能力。

兰州都市经济圈的发展模式是“一心两圈五带”，“五带”圈定了向外辐射的发展远景，即以兰州中心城区为主体功能区，沿公路、铁路、河谷川地和城市(镇)为轴线向外辐射，包括“西向”、“东向”、“北向”、“西向”和“南向”五个经济带。我们可以参照都市经济圈的模式确定文化圈的辐射区域，向东由兰州沿陇海线向东，经过定西至天水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相连，沿国道309和312延伸到平凉和庆阳，覆盖甘肃省东部即整个陇右地区，伏羲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大地湾文化、先秦文化、三国文化、崆峒文化、西王母文化、皇甫谧文化、歧黄文化、农耕文化等都将展现各自的特点与风采；向西则沿黄河、湟水、大通河、庄浪河谷地进入青海到达西宁，与青藏铁路相连，充分利用西宁与兰州地理上的便利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将同样作为省会城市的的西宁纳入到大兰州文化圈的范围；西北向由兰州沿兰新线经武威、金昌、张掖和嘉峪关直通新疆，将整个河西走廊涵盖其中，吸取丝绸之路文化的精华，促进兰州和周边地区以及河西走廊文化的共同发展；沿着212和213国道向南及东南方向延伸，甘南、陇南也可以成为文化圈的辐射区域，陇南山地文化、甘南草原文化也将不断充实文化圈的内涵；往北沿包兰铁路经过白银出甘肃到达宁夏银川，与河套平原及“呼包鄂城市群”相连，这条线上除已经划人大兰州文化圈的白银以外，宁夏也和甘肃连为一体，宁夏不仅在历史上曾经隶属甘肃省；加之拥有共同的黄河文化，这种文化上的趋同性和相似性正是建立文化圈的必备要素。

大兰州文化圈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地理圈。首先，从建制沿革和地形地貌的角度来看，兰州在历史上不仅包括现在的5区3县，还包括定西、白銀、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及河湟的部分地区。同时，兰州的地理形态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它位于陇西黄土高原的西部，是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区，处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结合部。如果按照地理形态的划分方法区分地域文化，甘肃省可以被划分为六大文化圈，分别是陇东高原文化圈、陇中丘陵文化圈、陇南山地文化圈、兰州河谷文化圈、甘南草原文化圈和河西走廊文化圈。“大兰州文化圈”正好处在六大文化圈环绕的中间地带。

其次，文化上的融合与交流是建设文化圈的首要条件，文化的趋同性、相似性和一致性是能够建立大兰州文化圈的根本保证。处在青藏、内蒙和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的兰州及周边地区兼具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双重特点，并将两种形态的经济完美地统一于生产生活中。同时，兰州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丝绸之路重镇、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商埠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和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文化圈所涵盖的其他区域也大都处在丝绸之路沿线，以其久远的历史文化体现着黄河文化的精髓，是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

最后，山水同源、文化同根是建设“大兰州文化圈”的历史依据，兰州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同体则是文化圈能够建立的现实基础和重要保障，往日的“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兰州作为欧亚大陆桥上重要商埠的地位，西部大开发中兰州依然是现代化的商贸、物流和信息中心，它与周边地区间便捷的交通、频繁的商业贸易都是建设文化圈的根本保证。白银市、定西市及临夏市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优势都是其融入大兰州文化圈的重要条件。

三、大兰州文化圈——城市发展的“引擎”和“助推器”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加快了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步伐，城市文化建设也是高潮迭起，各个城市都致力于整合区域城市文化资源、挖掘区域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区域城市文化竞争力，进而形成良好的城市发展文化空间、实现城市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消费。而城市文化底蕴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与城市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人们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文化圈则是对城市文化的利用、整合和再创造，国内外成功的建设案例都凸显着文化圈在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塑造鲜明城市文化形象中的重要价值。长三角城市文化圈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从吴越文化、江南文化到上海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文化的激荡、交融和碰撞增加了都市圈中各城市的文化内涵，刚强凌厉和温和含蓄并重的吴越文化、进取创新与包容务实相结合的海派文化都是长三角城市重要的精神特质。以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关东文化为文化根基的环渤海城市文化圈也有望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型城市群，圈内的每座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文化名片，整合之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文化个性和文化品质。由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公布的2009年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前十名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广州、天津、高雄、大连、青岛，在这十大城市中，环渤海有三个城市、珠三角占据其中三个、长三角也有一个城市，三大都市圈共有七个城市进入前十名的榜单，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发展与整体起飞。

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找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才能找到城市建设的方向和根基，才能传承和保护自己的文化，才能保护属于自己的城市个性和精神，也才能使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有文化自觉意识并找到温馨和幸福感。建构“大兰州文化圈”就是找准城市文化特质、传承文化精神、提高城市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拟建立的“大兰州文化圈”囊括了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武威和青海省的8区20县，无论是地理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和文化实力，这都是一个极具文化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建设目标。

贾旭东在其《提高中华文化竞争力》一文认为，文化竞争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1.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指的是文化产品能够引起消费者注意、唤起消费者共鸣和促使消费者购买的能力；2.文化企业的竞争力，指文化企业的原创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及抓住消费者的营销能力等；3.文化品牌的竞争力，即通过品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而有效提升该品牌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竞争力的能力；4.文化形象的竞争力，指的是文化整体的吸引力、凝聚力及感召力。可以说，文化竞争力的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统—整体，全面把握消费者的心理和需求，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树立品牌意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文化发展战略，才能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的竞争力，进而提升文化的整体形象。“大兰州文化圈”的文化竞争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圈内以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文化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产品是文化得以体现的载体，一定的文化总要通过特定的产品或服务表现出来。“大兰州文化圈”中的城市都致力于发掘自己的特色文化资源，并将其文化价值和意义附着在特定的文化产品上，从而提高文化的竞争力。临夏州有着深厚的古文化底蕴，其境内遗存有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马家窑、齐家、辛甸和寺洼四种陶器文物，又被誉为是中国的“彩陶之乡”。砖雕、木雕、彩绘被称为临夏建筑艺术中的“三绝”，尤其是临夏砖雕，又被称作河州砖雕，是—种与建筑物紧密结合的传统建筑雕刻艺术，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回族伊斯兰文化特征为主体又融合其他民族传统的独特风格，砖雕产业也成为临夏州重点扶持的新兴特色文化产业。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产业主体所形成的文化企业的竞争力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内容的创造为核心，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运作，大规模提供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经济形态。文化产业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它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大规模商业运作；二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为核心；三是其主体是一条以企业为主的协作链条。也就是说，文化产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为核心，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大规模商业运作，文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将决定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在原甘肃人民出版社基础上改制组建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是甘肃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于2009年被中宣部等国家四部委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其主营产品《读者》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位居中国和亚洲第一、世界综合类期刊第一位，内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将有力地推动读者集团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三)具有重要示范和带动作用的文化名品及文化品牌的竞争力

大兰州文化圈圈内城市都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兰州有书刊杂志品牌——《读者》，戏剧品牌—《大梦敦煌》、《丝路花雨》，旅游品牌——百里黄河风情线；白银文化中有工业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黄河文化等独特元素；定西则有以马家窑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民间民俗音乐舞蹈为代表的舞台艺术、以陇西堂为标志的李氏文化、以洮砚艺术为代表的民间工艺及以通渭農民书画为基础的书匦艺术等五大文化品牌；临夏州的民族建筑及清真饮食文化是其独特性所在；作为华锐藏区主要组成部分的天祝藏族自治县有着深厚的藏文化底蕴；青海民和县、循化县和化隆县的回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文化也都是大文化圈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利用文化名品的品牌效应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作为甘肃乃至全国的一个著名品牌，《读者》于2009年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文摘类“中国标杆品牌”，其品牌价值达44.85亿元；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是甘肃建设文化大省的两块重要基石，《丝路花雨》于2004年10月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中国舞剧之最”，先后访问法国、意大利、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舞台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品牌价值。

(四)大兰州文化圈整体文化形象的竞争力

文化圈的整体形象好坏是衡量文化圈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尺，不断提升文化圈的整体文化形象，将有力地提高文化产品、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的竞争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0329.号)对甘肃的战略定位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和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西北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有色金属材料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即将建设的“大兰州文化圈”正处在甘肃这个“文化资源宝库”六大文化圈的最佳着力点上，多种文化的杂合、碰撞和交融是其显著特征，多民族聚居、文化积淀深厚是其竞争力得以体现的重要基础，文化产品众多、文化企业实力较为雄厚、文化名品品牌效应显著都提升着文化圈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圈内城市都在加大力度树立城市形象、培育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兰州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兰州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框架，并做出了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构建和谐兰州的重要部署；定西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陇中特色文化名市的决策，努力实现着推出五大品牌、完成三个促进、搞好三个建设、实现两个走向的“5332”奋斗目标；临夏州按照“东建新区、西建园区”和“商贸领先、产业支撑”的战略布局，将城市建设和产业培育有机结合。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民众都将更多的目光和注意力投向了沉寂辽阔的西部土地，投向了西部这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却蕴藏着异常丰富文化资源的朴野大地，促进了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变，也催生了西部人走向富裕的希望和融入到社会发展大潮中的信心与决心。2010年7月5日至6日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任务，事关各族群众福祉，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后的十年，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这样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建设“大兰州文化圈”，整合利用本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绚丽的宗教文化资源、神圣的革命文化资源以及坚实的现实文化资源，在区域内构建“文化事业共享、文化产业互补”的格局，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兰州及圈内城市竞争力、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创新力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鲍宗豪等著，城市的素质、风骨与灵魂：城市文化圈与文化精神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1.

作者：扬艳伶

商业贸易发展的饮食文化论文 篇2：

休闲之都：成都游乐文化的历史成因与特点

【摘要】　成都不仅是经济发展快速的特大城市，而且也是休闲文化兴盛的城市。当代成都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是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养成了成都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文化禀赋，从而形成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成都；尚游好乐；生活态度

21世紀以来，成都一方面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迅速提升而引起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并称为休闲之都。当现代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钢筋水泥般的城市森林令人窒息之时，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开始被人们重新认识，被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所称道。

但是，成都人优雅、舒适、逸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而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才养成了成都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文化禀赋。正是因为如此，古代成都人_方面非常勤劳，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在手工业方面作精制细，在文化方面崇文重教，创造了灿烂的成都文化；另一方面成都人又善于享受生活，享受自然，从而形成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一、古代成都人尚游好乐的历史成因

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经济富庶，几千年来的发展使成都的城市人文积淀深厚，孕育和汇集过大批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教育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他们留给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城市文化的蓬勃兴盛。成都又是一座移民城市，汇集各方风俗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善吸纳，重交流，勇创新的城市精神。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成都恬淡怡然、彬彬有礼、积极进取，然又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凸显出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张弛有道的文化心理等四大文化特质。正是成都的这些特质，形成了成都人特有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如果说具有辛勤劳动与开拓创新文化品质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少见，那么，在辛勤劳动的同时又善于享受生活的城市，也许成都可以称得上是其中之一。这正如有人所感言：“成都人的生活始终是勤劳中伴随着永恒的优哉游哉。”

自然环境是地域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础，塑造着城市的气质和性格，也决定了一个城市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城市品牌。就成都城市文化而言，同样深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成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绚丽美艳的自然风光，造就了成都璀璨的城市文化。成都座落在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_成都平原的中部，其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因此，成都平原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的气候特点和地理条件最适宜农作物生长。成都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等，物产尤为丰富。据《成都府志》载：“成都有天地之生殖，有人事之生殖。大蓬雪岭青城瓦屋岷蟠环绕，周如城垣，而殖货业茂，此天地之生殖也。神禹导江，溶川李冰穿江疏渠令蛟蜃怖，藏卒开沃野千里之利，此人事之生殖也。天地之生殖资民之用，人事之生殖裕民之天。”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名，正如《成都古今集》说：“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可以说，平畴千里、气候温润、食物丰美、风光绚丽的成都平原为农业时代成都独特的文化形态——崇文重教，惟美喜新，尚游好乐，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

成都自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富庶的经济使成都在东汉末年就已赢得“天府之国”的美誉。而成都人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也正是肇始于此时。隋唐时期，由于成都经济日渐发达，成都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工商繁华城市，世人称之为“扬一益二”，即当时论工商的繁华以扬州为第一，而益州(即成都)为第二。也有人认为成都的繁华实际上是超过了扬州，尤其是在唐中期黄巢起义军攻占扬州后，扬州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成都经济的繁荣便超过了扬州。由于经济的繁华进而推动了成都文化的兴盛和游乐之风的盛行。宋代，随着成都城市经济的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交子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带动成都人对生活享受的追求，故而时人记载：成都人“游赏之盛甲于西蜀”。元代，由于宋末元初的战争，导致了成都经济的破坏，特别是随着全国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成都呈现出相对的衰落，城市游乐之风也随之受到影响。明清两朝成都虽然经历过两次大的破坏，然而在城市的重建过程中，成都人仍然承袭了历史的文化传统，恢复和重构了勤劳与闲适游乐兼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成都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成都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游乐之风又逐渐蔓延开来，正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载日：“益州记日尚侈，好文滥觞至今流而不逊。”可见，尚游好乐不仅为成都城市文化之一大特色，而且实为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表现。

宋以来，对成都人尚游好乐多有记载描述，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关于成都人嬉游、娱乐、游娱、嬉遨、游遨的描述。在《岁华纪丽谱》中对成都人的嬉游、娱乐、游娱、嬉遨、游遨就多有描述，如成都人一到节日，“扶老携幼，固道嬉游”，“俗好娱乐”。张咏也认为成都人“狂佚务娱乐”。田况在《成都遨游诗》中写道，“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予尝观四方，无不喜嬉游”。他进而描绘了每逢佳节成都人“遂移踏青会，登舟恣游娱”；“高会从嬉遨，丰岁愈繁盛”。刘筠在《成都》一文中也说：成都人“镂肤剽俗姿游邀”。

第二，关于成都人游宴、宴乐的描述。成都人重游乐，既重视精神上的娱悦，也重视物质上的享受，特别喜爱美食宴饮，故而美食宴饮是成都人游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潮所在。刘锡记述说：成都人“俗尚嬉游，家多宴乐”。《成都通览》在记述四月初八日放生会的情形中也说：“富绅商民之妇女，无论老幼，亦结队游宴。”除民间游宴外，官方组织的游宴更是盛大，如宋代大凡每有岁时节庆，成都府的官员都必定设宴，出席宴会的人员除官员外，还广泛邀请民间人士参加宴饮作乐，以至后来声势太大，闻于朝廷，而受到台谏弹劾。

第三，关于“游赏”的描述。《岁华纪丽谱》称成都人“游赏之盛，甲于全蜀”。每岁二月初二踏青节，“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庄绰记述到：“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至四月十九日踏春泛浣花溪，成都人更是“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盛”。连一生没有到过成都的词人柳永，也在词作中写道：成都人“雅俗多游赏”。由此可见，在宋代，成都人的游赏之风兴盛已为世人所认同。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一方面已能窥见成都古代游乐之盛况；另一方面，还能感受到古代成都的游乐活动不仅兴盛，而且丰富多彩。

二、享受自然与人文活动相结合

成都不仅物产丰饶，而且光风绮丽，四季皆充满秀色，这与秦岭、黄河以北的城市迥然不同，从而为古代成都人提供了享受不尽的美丽自然风光，故而成都人自古就喜爱欣赏自然风光，并且将欣赏自然风光与人文活动相结合，其中以游江活动最为有名。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等河流冲积而成，故河网密布，水源丰富，成都因水而兴，因水而发，水是成都的灵魂，是成都文化的重要载体，清澈的江流和波光滟潋的池塘，给城市带来生命和灵气，长期以来，成都人形成了亲水、乐水的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游赏习俗——游江文化。春日赴锦江和西郊浣花溪游江，是成都人一年中的一件盛事，历唐末五代宋元明清千余年而相延不息。春日游江的习俗，本为唐末五代时期少数官员和士人为纪念曾在浣花溪边朴居过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及有功于蜀人的浣花夫人的游乐活动，后来因参与者越来越多，活动场面热闹非凡，故而成为官方参与并认可的大型游乐活动，除战争动荡年代外，几乎都是定期举行。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载：“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沂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帘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盛。”

早在五代时期，前蜀后主王衍，后蜀主孟昶就曾在春日游浣花，对成都游江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张唐英在《蜀祷杌》中记载：“前蜀后主王衍，(乾德)五年四月，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后蜀后主孟昶也于广政十二年“游浣花溪，御龙舟观水嬉，珠翠绮罗，名花异卉环列十里，望之如神仙之境”。五代时期皇室贵族的巡游活动推动了民间游江活动的发展，及至宋代，游江已成为成都春日郊游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并形成了春季大、小两次游江的传统。“小游江”是指二月二日的游乐活动，因为此日的游江距离较短，游船主要从万里桥到宝历寺，其热闹程度也相对有限，故而称之为“小游江”。元人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对“小游江”予以描述：“二月二日，出萬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而四月十九日在浣花溪上举行的规模浩大、热闹非凡的游江活动则称为“大游江”。宋代任正一《游浣花记》就曾描述唐末到宋初成都大游江活动：“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西行。十里人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蜀事颇多，亦曾记载游宴浣花草堂：“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而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日而止，故最盛于他时。”

明清时期，成都人的游江活动虽不及唐末五代、两宋之盛，然而也精彩纷呈，每年仍然是彩船花舫来来往往，官绅富商“或由北门上舟者，或由东门上舟者，或绕舟于南河者，或维舟于濯锦楼者。官绅商民之妇女，无论老幼，亦结队游宴。两岸之民家楼口，红袖绿，目不暇接。秦淮河之风趣，今日一见，白塔寺、望江楼，游人如织”。由于游人过多，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如光绪己亥年(1899)，“纪姓之争渡，人多舟覆，溺毙数人’。光绪丁酉年(1897)，因游人登望江楼，压力太重，“楼梯忽断，跌伤妇女十余人”。

在成都的城郊游乐活动中，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游江活动外，还有游览寺庙宫观以及古迹名胜。其中，以正月初一日到南门外武侯祠游喜神方，游望江楼，游丁公祠最为热闹。此外，还有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的习俗，以及在正月间朝拜石经寺的习俗。当然，成都人游览寺庙宫观以及古迹名胜的风俗，也无非是“借祭神之名，行游玩之实”。

三、经济活动与游乐活动相结合

成都人的尚游好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宋以后，一方面由于成都城市经济出现高度的繁荣，各种手工业商品和农副产品十分丰富，因而推动商贸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成都的寺庙文化发达，城内外寺庙林立，各种宗教信仰盛行，故而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宗教的兴盛，推动了成都的商业贸易集市与寺庙文化、民间传统节日的游乐活动的结合。张澍《蜀典》卷六引《成都古今记》所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专业性和季节性的市场出现，既表明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反映了游乐活动的兴盛。每一次集市的举办，不仅有大量的商贸活动，而且还有大量的文化娱乐活动，故而这些集市功能具有多元性，商业贸易与游宴饮兼而有之，成为古代成都人游乐活动的重要载体。

(1)逛蚕市。四川的种桑养蚕业自古就很发达，远在西周初期，蚕丝制品就成了四川的重要贡品之一，成都又是四川织锦业最繁荣的地方，古有“锦城”或“锦官城”之称。所以，成都的古蚕市也就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和贸易活动的扩大应运而生。《方舆胜览》曾对古代成都的蚕市有过记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国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种，号日蚕市。”黄休复的《茅亭客话·鬻龙骨》也说：“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中唐时韦皋曾写过一篇《蚕市记》，用以记述蚕市的有关情况。唐代每年参加成都蚕市的人达万人以上。进入五代之后，成都的蚕市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蜀中每三月为蚕市，至时贸易毕集，阗阗填委”。成都府城内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不仅市场上挤满了进行蚕丝交易的商贩和农户，不少大街小巷也是人潮如涌，各种娱乐活动和食品摊贩也充斥其间，蚕市已然达到商业贸易和笙歌游乐的双重效果。

到了宋代，成都的蚕市贸易更加兴旺，除了交换蚕种、桑条、饲蚕工具及蚕丝制品之外，市场上还增设了酒食摊馆，增加了各种娱乐活动，诸如表演杂技和演奏音乐等。南宋淳熙时，成都太守田况曾在《成都遨乐诗》中，多次对蚕市吟咏讴歌，描绘它的繁荣景象。如《成都遨游诗·五日州南门蚕市》一诗中便描述道：“游人炫识货，善价求珍奇。予真徇俗者，行观亦忘疲。”韦庄在《怨王孙》中也描写了成都繁荣的蚕市街景：“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蜩，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对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张仲舒在《蚕市词》中更是把成都的蚕市渲染得颇有诗情画意：“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遨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可见，在举办蚕市的同时，各种戏曲及游艺娱乐竞技节目亦到会演出，宋代的蚕市已成为成都城乡民众游艺娱乐的中心。

(2)逛花会。成都传统的花会，又或称花朝、花市，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所谓花朝，指的是农历二月十五日，是古人给百花所确定的一个共同的生日。

五代时期，成都已是一座繁花似锦的城市，赏花则是上层王公贵族所钟爱的游乐形式之一，并经后蜀后主孟昶将赏花的风尚推而广之，民间也十分盛行。据《蜀祷杌》载：成都“尽种芙，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日：‘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因此，成都每到深秋，芙蓉盛开，色彩艳丽，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锦绣，“蓉城”的别名即由此得来。

宋代成都的梅花甚为有名，从城西青羊宫到浣花溪一带梅树成林，每当梅花盛开，香溢数里，故而陆游曾赞称：“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而在花朝节这一天，青羊宫百卉陈列，花农设圃卖花，游人争赏竞购，故青羊宫庙会又成为花市的集中地。北宋天禧三年(1019)，在成都知府赵稹的进一步倡导下，“每岁寒食，开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逛花会已成为成都城内最著名的游乐活动之一。

进入明代，花朝成为中国各地的重要节令之一，就连明朝宣德皇帝也在花朝期间特地写过赞咏花会的御诗。明代诗人杨基在《浣溪沙·花朝》中写道：“泥金镌就牡丹牌，明朝相约看花来。”明清时期，成都花会的地点逐渐转向城西青羊宫一带，因为二月十五日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同时也是百花盛开的日子，故而成都人将花会与庆祝“老子”生日相结合，遂每年在此举办为期一月的花会，既举行传统的宗教活动，又举办赛花、赏花、购花等活动，同时也将其他商贸活动和娱乐活动加入其间。每岁农历二月十五日之后的一个月内，成都及附近各州县的城乡男女俱来逛花会，拜神仙，做买卖，赏美景，尝美食。一首《成都竹枝词》，维妙维肖地描述了成都人暢游花会的景象，“锦江儿女爱春游，联袂看花上酒楼”；“端来凉粉两三盘，调味宜辣复宜酸；腮旁嘴角红犹在，就向街前念戏单”。每到在花会末期，更是高潮迭起，各种重要的比赛和演出开始陆续举行，其中打金章比赛(武术擂台赛)云集了天下好手，拳脚相交，各见功夫；赛马会遍邀天下名驹，赛马现场精彩纷呈；戏剧、杂耍、歌舞等演出更推波助澜，共同把花会推向高潮，加上青羊宫“左右古迹甚多，百花潭、万里桥、二仙庵、老君台、张三丰字迹均可游赏”。在明清之际，花会不仅是一次赏花大会，交易名木、名花，同时也是展销各种农副产品、土特产品以及奇珍异品的集会，更是成都府属及四川各州县人们一年一度的旅游高峰期，是人们祭拜神仙，祈求福祉，享受春天的欢乐盛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劝业道借青羊宫花会之期，举办“劝业会”，扩大场地，延长会期，邀集各县工商业者来此展销产品，“开会时，凡通省之物产及工业成品无不齐备。游人如织，实成都之第一热闹会场也”。这是四川省所举办的第一次商品博览会，也是近代以来成都花会“旅贸结合”格局的开端。时至今日，成都依然有各种形式的花会，而且更加丰富多彩，如三月龙泉驿的桃花会，四月彭州的牡丹花会，八月新都的桂花会，十月温江的菊花会等，均是传统花会的延续与发展。

(3)逛夜市。宋以后，由于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夜生活也不再如坊市制时期平淡乏味。自北宋初期始，官居府不再限制商店的开设地点和营业时间，撤销了夜禁制度，于是在一些热闹的商业街和娱乐场所，开始形成通宵营业的夜市。曾任成都知府的田况亲眼目睹了成都夜市的盛况：“万里银潢贯紫虚，桥边螭辔待星姝。年年巧若从人乞，未省灵恩编得无?”

及至清代，成都的夜市已成为有固定街区，并具有相当规模的长期集市，每夜“百物萃集，游人如织”。成都夜市主要集中在东大街和西大街。上自城守衙门起，下至盐市口，大致可以分为四段：城守署至走马街口，以售卖饮食为主；由臬署起到新街口，以售卖寻常书画铜器等为主；新街口至鱼市口，以售卖古董玩器及鲜花等为主；鱼市口至盐市口，以售卖鲜花、旧书、玩具、洋货杂器、冠帽、首饰等为主。

夜市习俗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它成为城市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作息习惯、消费观念等，给城市经济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也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4)逛灯会。元宵灯会在古代中国各地十分普遍，但成都的元宵灯会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地方文化特色。东汉时期成都就出现过“原始灯会”，即“五斗米道”的信众用“七星灯”来象征七星，举行“燃灯祭斗”仪式。这种仪式，尽管宗教对它取义不同，而人们乐于接受的却是观灯的乐趣。三国西晋时期，成都的元宵灯会已初具规模。唐代以后，每逢元宵佳节，成都城内外张灯结彩，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色。除了流动于街头巷尾的各色狮灯、龙灯、车灯，还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慈寺南的水灯，各种彩灯辉煌夺目，绮艳精致。初唐诗人卢照邻在《十五夜观灯》中描写道：“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可见当时成都元宵灯会的盛况和华美。五代时期，成都成为前后蜀的都城，由于君王的喜好，成都灯会愈加热闹。前蜀皇帝王建“出游浣花溪，自夜达旦，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后蜀皇帝孟昶亦是在“上元观灯于露台”。花蕊夫人在宫词中描写道：“半夜船游载内家，水门红蜡一行斜，圣人只在宫中饮，宣使池头旋折花。”其时上元灯会将成都装点得五光十色，灯彩通明，如同白昼，故而连皇宫里的嫔妃彩女都按不住寂寞，深夜驾舟观灯，游赏美景。

宋代以后，在历任成都知府的提倡下，成都灯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成都人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就写到：“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宣诏亭或汲虚亭。旧以十七日，今无定日，仍就府治，专以宴监司也。”宋代成都的元宵灯会不仅吸引了成都府属城乡居民前来观赏，而且也吸引了成都以外各府县城乡居民前来观赏，故而灯会期间，“人声震雷远，火树华星稠”。“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

进入清代，成都经历了毁城后的重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故而在清中期，若干传统的活动又得到恢复，元宵灯会即为其一，每岁从除夕前二三天开始，各街各户便张灯结彩，大户人家的门庭外都悬挂“桶灯”一对，外罩红油纱，商家店铺之前则俱悬檐灯。灯会从正月九日“上灯”始，一直点到正月十六日为止，“初九夜起，春灯彩胜，同时齐出，鱼龙曼衍，到处游行。繁盛街道，大都有牌坊灯，细木作架，涂以金漆，上段幕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步，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十五后，始逐渐撤销”。《华阳县志·风俗》记载有成都元宵放灯的情形：“十五日谓之元宵，人家碎米为丸，日糖圆。以相馈赠，市井祠庙，结棚张灯，光明如昼。间有猜灯谜者。”有一首《錦城竹枝词》描写当时灯会的盛况：“上元灯会搭灯棚，走马鳌山数万擎，火树银花璀璨处，呼朋打谜胜登瀛。”

民国时期，成都除个别战乱年代外，几乎每年都兴办灯会，除了正月有元宵灯会，清明节还有荷花灯会，秋高气爽的九月则有菊花灯会(亦名皇会灯)。时至今日，成都的灯会仍是精彩绝伦，名誉海内外。

四、古代成都人游乐活动的特点

根据对《全蜀艺文志》等历史文献记载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成都人游乐文化的诸多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时间来看，成都古代的游乐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时节或是节庆来开展的，如：正月的灯会，春日的踏青、登山，以及游江，夏日的夜市，秋季的赏月，岁末的祭祀等。尤其是大规模的游乐，更是集中在节庆期间。

第二，从地点来看，古代成都休闲游乐的地点相对集中，一是以锦江为纽带，带动两岸的文化娱乐和经济活动；二是以名刹古寺以及风景名胜区为主，如大慈寺、青羊宫、武侯祠、望江楼等，成为古代成都游乐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如大慈寺每年定期举行的游乐活动达20余次；三是是以重要的商业街区为载体，如夜市、灯会等游乐活动则多设在城区的商业街区。

第三，从规模和参与者来看，古代成都的游乐活动规模甚是宏大，游乐并非上层社会所独享，而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广泛参与，可谓自老及少，均是游兴盎然，除了成都城区的居民外，成都府属各州县，以及外府州县的城乡居民都广泛参与各项游乐活动，故而每年成都的节庆游乐活动期间常常都是“士女骈集”，“倾城皆出”，并形成“游人如织”，“观者如堵”，“遨游空闾巷”，“车马拥行道”的壮观局面。

第四，从倡导者来看，官府在古代成都的游乐活动的发起与举办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对《全蜀艺文志》等历史文献记载的相关统计来看，成都所定期兴办的游乐活动，均得到地方官府的倡导和支持，甚至有的活动是地方长官亲自参与其中，且设宴“以从民乐”。

及至今日，成都的游乐休闲活动在新的条件下仍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在表现形式、时空分布上也发生了_一定的变化，从古时的赏花会、逛庙会、春游锦江等活动形式也向各式各样主题花会(如龙泉桃花节、新津梨花节等)、灯会、游江会转化，并且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曾中断了45年的成都大庙会也于2004年1月18日在传统庙会的举办地——成都文化公园正式开庙，后移至武侯祠举办。大庙会让传统庙会游赏活动的民俗风情、民间工艺和独特的饮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扬。现代成都的游赏休闲活动在运作方式上已经逐渐成熟，给成都市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通过对成都尚游好乐文化习俗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休闲之都、欢乐之都、祥和之都。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成都人在享受了大自然恩宠的同时，形成了热情开放，乐观向上，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开朗性格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成都人既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这座城市，同时也尽情享受人生的美好时光。

需要强调的是，成都这种喜好游乐、善于休闲的文化习俗并非是消极的、不思进取的表现。恰恰相反，正是成都人对生活所具有的积极态度，是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表现，成都人在辛勤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善于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美好生活，从而形成了成都人张弛有道的文化心态。勤劳与闲适这两种看起来反差强烈的因素，在成都城市文化中却能和谐统一，这也正是成都城市文化突出的特色和优势之所在。传承数千年悠久文化而形成的成都精神，使成都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增添自豪感，并引导成都人不断提高生活品位，追求更加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从璀璨的古蜀文明到丰富多彩的现代城市文化，从茶馆小憩的祥和到流畅时尚的动感，成都人不停地追逐着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追逐着生命的精髓和真理。正是这种“热爱生命、快乐人生”的精神，推动着成都人不断地追求、创造。

【参考文献】

[1]何一民，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特质简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2).

[2]陈锦，市井成都[J].华夏地理，2006，(11).

[3]何一民主编：成都学概论[M].巴蜀书社，2010.

作者：何一民

商业贸易发展的饮食文化论文 篇3：

解析近代川菜发展的原因

四川地震后重建的重大任务之一是振兴和发展四川旅游业，尽快恢复国际国内市场对四川的信心。川菜作为中国著名的四大菜系之一，早已享誉海内外，成为四川旅游业亮丽的一张名片。在此，我们拟探讨近代川菜发展的各种原因，以便更好地顺应川菜的发展规律，促进它的发展，满足旅游者游美景品美食的愿望，同时为四川旅游和四川经济注入活力。

一、近代川菜形成的历史背景

近代川菜传承了从春秋战国直到唐宋时期的巴蜀饮食文化习俗，萌芽于清朝乾隆年间，最终定型于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清末民初，近代川菜已经成熟，而在接下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理，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同理，我们在研究近代川菜的发展历史时，也要运用这个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时，认为生产方式是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决定的作用。而物质生产本身，又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对矛盾和另一对矛盾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运动就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动力。[1]以后，恩格斯则进一步阐明了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合力的作用，强调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2]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认为，近代川菜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美食的追求。而发展的其他原因，比如自然生态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外部因素等，我们也不能忽略。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口的多少与经济的盛衰一般成正比例关系，人口多少可以说是直接反映经济盛衰的寒暑表。明清之际的四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正反映了当时经济的急剧衰退；而清前期人口的剧增，则反映出当时经济开始复苏和增长。明清之际的人口锐减现象根源于战乱，而人口剧增则仰赖于外省的大移民。这前后两种的特殊现象对四川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格局均造成了深刻影响。[3]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给四川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从康熙朝开始达于高潮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以及清政府为拯救四川经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使四川经济从残破不堪的局面中逐步走向复苏，至清中叶开始兴盛。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经济形式的多样化。据清代县志的记载，移民与四川土著在职业选择上有着较大差异：土著多力于农穑，移民则多从事经济作物的栽种和商贾。由于一些经济作物和旱地高产作物的引进多与移民有关，而这些作物的种植基本上是为了销售而生产，所以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即商品性农业方式，也就相应地发展起来，促进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发展。“清代康熙以后，城乡经济蓬勃发展，农村场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乾隆时，四川全省的场镇达到1319个，这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4]而近代川菜正是在这个经济全面复苏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这是因为，人们只有在满足了最基本的饮食需要之后，才有可能向往更加精致的饮食，更好的营养和口味。

二、近代川菜发展的诸多因素

1.自然生态因素

相对于川菜发展的历史来说，近代川菜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之前的巴蜀饮食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多大的变化。近代川菜与历史上的蜀味都十分丰富多彩，这是与四川得天独厚的富庶物产，特别是与配料品类众多、精美密切相关的。

从地理环境分析，近代川菜的形成具有良好的先天条件。四川盆地气候潮湿温和，冬短夏长，水源充足，土壤类型多变，决定了其乃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区。同时，这里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虽然四川盆地的气候作为中国整体气候的一部分，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在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未危急到整个盆地内部的生态环境系统。自然条件赋予四川丰富的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种类。基本上，除了海鲜以外，绝大部分外省出产的肉类、蔬菜，四川都有出产。丰富的可食用动植物资源给近代川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文化因素

众所周知，饮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理的需要；但人类的饮食乃是一种由文化规定的社会性活动，饮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的社会文化变动，也都会带来饮食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就四川地区而言，移民的大量内迁，导致了四川地区的人员构成、社会结构、文化风尚等许多方面极其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四川文化开始呈现出“平民化”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又影响了四川地区的饮食，从而给近代川菜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

四川历来是一个“移民社会”，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由这样的境外移民入川所引起的四川人口大“换血”共有六次。站在历史高度来审视，第五次人口大流动，即所谓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对四川历史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湖广填四川”改变了四川人的血统成分，出现了外省人超过土著、家庭中各省人血统混杂的现象。“湖广填四川”改变了四川的文化结构和人文环境。元以前的四川移民，大多出自政治原因，主体多是来自中原的世家大族、文人学士和富商实业家，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而清初以来进入四川的外省移民，主要出自经济原因，是为了求富发迹而来，其基本成份是以农民为主，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在内的平民队伍。 先后来到的外省移民，带了充满生机活力的外地文化。它们与巴蜀文化相碰撞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南北文化的大交融，促成了四川社会生活中“四方文化”新格局的形成。这一文化的主体，是来自各省的普通移民。他们入川时大多系平民百姓，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文化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

由于社会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区域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清代中后期四川民间岁时节日风俗内容丰富。每逢一个特殊日期的到来，民间都会有相应的风俗活动，准备各种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食物。这类活动，不仅使民间饮食技艺得到充分展示的机会，亦使民间饮食生活结构及其文化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晚清出版的傅崇榘编《成都通览》之“月令饭俗”，就记载了那时人们贺礼及馈礼中十分丰富的食物品种。民俗传统积淀的历史惯性力是巨大的，它可以通过文化传承一代一代地对后人的行为与思维方式发挥持续的影响作用。[5]而近代川菜正是扎根于四川民间重视饮食的习俗中，于是才有了它的不断发展。

古代城市作为经济消费中心和社会交往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聚散功能。清康熙后期，成都人口众多，商业兴隆；到乾隆时，成都已成为川西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贸易中心。[6] 四川城市的发展和城市餐饮业的相应繁荣，不仅有助于本地区饮食文化的汇集、播散和提高，而且有助于外来饮食文化成果在内地的传播。

在八年抗战时期，由于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深处大陆腹地，农业发达，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加上抗日战争双方战线发展形成的特殊形势，国民政府遂在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之前，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沿海沿江工厂大规模内迁，乃以四川省作为主要的落脚点；同时还有不少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所属厂矿在四川省进行新建。工矿企业的迅速增长，直接刺激了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生产，并带动了商业、运输业和整个经济领域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国民政府内迁后带来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四川省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促成1937年以后近代川菜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

进入清中叶以后，随着四川经济的发展，成都已成为西南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所以它的餐饮市场也渐趋繁荣。餐馆无论大小高低，均各有经营特色。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上述特殊原因，成渝地区的川菜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见，近代川菜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四川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的。

3.外部因素

民国《南溪县志》卷四载移民入川以后宜宾地区的人口特点是：“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这是清代前期四川人口结构的重要特点之一。正因为来自四方八面的移民都把各自家乡的风俗带来了，从而造成了近代川菜包容四方的特征。清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无论在规模、人数和来源成分上，均远远超过了以往向四川的移民。各省移民口味的大混合，使得四川烹饪在调味上的种类超过了其他地区。现在川菜拥有27种味道，是目前全国各大菜系里味道最丰富的菜系。

外国食物和饮食技术的传入对近代川菜的影响也很重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辣椒。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辣椒已在四川民间广泛食用，《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各种菜肴达1328种之多，而辣椒则是川菜中的重要佐料之一。

近代川菜是伴随着这一时期四川历史发展变迁的整体步伐而发展的。它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以及内部与外部因素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近代川菜的发展既遵循着饮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与同时代众多外在因素的变化相呼应，并顺应了整个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4][6]参见段渝、谭洛非著《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第348页，第353-358页，第3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5]参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作者：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成都）讲师

作者：张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