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业发展探讨论文

摘要：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险的补充，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农村商业发展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村商业发展探讨论文 篇1：

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研究

摘 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已经上升为国家农村发展战略，商业银行是最主要的农村普惠金融供应主体之一。新常态是我国宏观经济新阶段与特征的概括，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必须适应金融生态新常态。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临转型的挑战并呈现出金融服务新业态。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有不同的模式，发展过程中存在风险暴露和商业可持续性两方面的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分别采取加强风险管控和推动商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针对性对策。

关 键 词：普惠金融；农村金融；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商业可持续性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finance； commercial bank；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ommercial sustainability

一、問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新常态是我国宏观经济所处阶段和特征的概括，经济新常态在增长方面的主要体现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1]。金融新常态背景下，一方面金融市场不同行为主体能够逐渐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另一方面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市场机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增强。同时，全社会利润的既有分配格局不断被打破，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将进入减速阶段。与新常态相对应， 我国金融政策的导向也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大力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是其中重要的方向。 实际上，我国的普惠金融体系并不完整，其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长期实行金融抑制政策，这种金融抑制政策长期是作为政府对资源进行动员和配置的最有效机制；二是金融自身的商业属性导致了在我国金融体系之中普惠理念的缺失，普惠式发展的金融并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2]。

国务院2014年4月份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则进一步突出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地位。2016年1月15日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并上升为国家农村发展战略。规模更加微小化而服务内容更加广泛化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理念。

在国内，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商业银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问题。张海峰（2010）在剖析商业银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业银行实施普惠金融业务的具体路径和建议[3]。胡国晖等（2012）重点分析了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运作模式，同时区分大型与中小型商业银行分别进行了普惠金融功能定位并提出了相应的运作模式[4]。娄飞鹏（2014）认为商业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来实现其商业可持续性，并提出了具体的路径[5-6]。苏伟琦（2015）认为大型商业银行能够起到推动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关键作用，但同时在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存在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7]。赵利军（2015）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例探讨了其普惠型网点的经营模式，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普惠型网点建设的建议[8]。许有科（2015）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应该充分运用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的优势，一方面不断丰富市场与产品的层次，另一方面不断降低其参与的资金期限匹配与普惠金融风险分担成本[9]。欧理平（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其商业可持续性[10]。龙军等（2016）在总结中国部分商业银行在农村欠发达地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展望了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方向和趋势[11]。彭军（2017）认为商业银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应该运用基于与客户长期合作的关系型借贷技术，通过借鉴运用关系型借贷技术不断降低其普惠金融提供的成本和信息与抵押约束，最终实现商业可持续性[12]。卢一铭等（2017） 认为以业务创新的方式拓展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是中小商业银行的选择，其中依托互联网技术进行普惠金融业务创新是一种有益的尝试[13]。南京市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2017）在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认为商业银行面临信用、法律和操作多重风险[14]。韦博洋等（2017） 梳理了国外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比较成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就具体产品、定价方法和合作金融以及具体模式提出了设想和建议[15]。苏冬蔚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应该不断拓展社会网络资源，另一方面还应该与利益相关者开展互信互惠的长期合作[16]。

总体来讲，关于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研究依然处在理论探索的阶段，部分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实践能够提供部分借鉴，但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并且还不具备普适性，其地方性和个体性还比较突出。 本文基于这些理论探索和特殊性经验借鉴，探讨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农村普惠金融运作的相关问题。

二、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临的转型挑战及金融服务新业态

（一）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临的转型挑战

1. 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发生变化

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所持有的部分信贷资产质量面临新的考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一些“铁工基”及相关行业获得了商业银行巨大的信贷支持。 但这些企业很多都是传统企业，尤其是一些产能过剩的老旧企业，在新常态下普遍会面临经营不善、资金紧张的局面。一些依靠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小微企业也面临很大的现金流压力。因此，在我国进入新常态时期，商业银行大量信贷资产面临的风险将非常巨大， 信贷资产质量也不断下降。据中国银监会官网统计信息《银监会发布2016年二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第2季度， 正常商业银行贷款金额为80.8万亿元，其中77.5万亿元为正常类贷款，3.3万亿为关注类贷款，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为1.4万亿元，其不良贷款率为1.7%。

2. 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

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金融体系也渐渐从银行主导型转向金融市场主导型。在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直接融资方式逐渐成为社会融资的主导方式，银行融资将处在辅助地位。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在2016年1月份大约为3.4万亿元，在这之中仅人民币贷款的规模大约为2.5万亿元（占73.5%），债券和股票融资大约为0.6万亿元（占17.6%）；到2016年8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大约为1.4万亿元， 其中人民币贷款大约为0.7万亿元（占50%），债券和股票融资大约为0.4万亿元（占28.5%）。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使得商业银行获得客户存款资金的成本不断攀升，银行传统利差收益下降，其传统盈利模式受到严峻挑战[17]。

3. 跨界竞争更为激烈，新的业务模式亟待形成

在我国，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纷纷开始组建自己的财务公司或者是成立一些类金融机构，使得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依赖不断降低，并使得它们有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潜在竞争对手。同时， 一些成熟的互联网企业也纷纷进军金融市场，开展结算、理财和信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尤其是阿里集团、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在个人支付结算领域与商业银行形成非常激烈的竞争态势。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已经转向依赖创新驱动，这种新的模式需要商业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重新确立创新型经营业务模式。

（二）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新业态

1. 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普惠化”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讲，金融服务“普惠化”是一种新的业态和趋势。在这里面，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所发挥的作用巨大。首先，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商业银行的企业组织结构更为扁平和高效，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及产销模式更加有效，而且在注重社会责任兼顾市场竞争的市场风气下普惠化发展成为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现实。其次，金融市场金融供给能力获得极大提高，在人口结构限制导致市场金融需求遭遇瓶颈的趋势下，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成为金融服务的新常态[18]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普惠化”正好较好地契合了需求导向型金融市场的需求。

2. 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混业化”

相较于金融分业经营，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多维度模式更有效率。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混业化”一方面能够实现商业银行范围经济效益并致使其规模经济效益得到强化，另一方面这种“混业化”还能够对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进行整合，同时使其资本的配置更为合理。

在新常态下，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创新驱动，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更加巨大，商业银行与潜在市场进入者以及替代商品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同时在行業内部，商业银行上下游的议价能力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混业经营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总趋势。在国际上，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会进一步向前推进，商业银行要保持高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进行业务多元化经营。在国内，为了继续压缩其资本供求的链条、对运营成本进行调降、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等最终实现金融服务“普惠化”，商业银行也必须进行金融混业经营。

三、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模式

（一）大型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

1. 大型商业银行与农村小额信贷企业合作

农村小额信贷企业以其信贷资产作为抵押品，或者是由需要贷款企业的发起人和资助者等提供信用担保，大型商业银行为那些经营效益较好的小额信贷企业发放批发贷款，并且对这些小额信贷企业进行业务监管。在这种模式下，小额信贷企业具有的小额信贷专业技巧客观上能够与大型商业银行资金规模巨大以及网络通达的优势进行非常好的结合。通过这种优势合作，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小额信贷企业双方均能够获得额外的益处[19] 。对于小额信贷企业来讲，这种合作弥补了其信贷资金存在不充足的缺憾，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小额信贷企业能够成立起来，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能够流入到农村普惠金融领域之中。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讲，这种合作不仅能够使其资金使用的范畴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能够使其从与小额信贷相关的支付以及存款等其他金融服务之中得到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这种合作相较于直接向农村客户发放小额贷款，大型商业银行所最终承担的信贷风险要小一些。例如，中国农业银行在浙江、安徽等多地开展小额贷款企业融资试点，同时在福建等省份就农村地区客户组建担保公司等方面提供指导与协作等。

2. 大型商业银行成立村镇银行等控股企业

受国家发展村镇银行政策的影响，我国主要大型商业银行积极筹建村镇银行控股企业。其模式为：首先，由大型商业银行独立或联合其他中资或者外资银行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成立村镇银行控股企业。之后，由这些村镇银行控股企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立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村镇银行[3] 。在这种方式下，这些村鎮银行控股企业和不同的村镇银行各自都是独立法人，各自都严格依照市场的规则自主地进行业务经营。村镇银行控股企业的主要职责就是设立村镇银行， 并对其进行股权管理、运营支持以及提供管理服务等。例如， 中国农业银行于2008年8月分别在湖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设立湖北汉川农银村镇银行以及内蒙古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2010年3月及以后在中国陕西安塞等地区设立多家村镇银行。

（二）中小型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

1. 中小型商业银行设立相关普惠金融业务部门或者业务单元

中小型商业银行在总行、分行、支行三级行层面逐级设立小额信贷普惠金融业务部门或者业务单元。具体来讲：在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总行层面，设立农村金融部，主要从事农村市场的各种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和其他涉农金融业务管理，包括监督各地区分行和支行进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分行层面， 设立农村金融服务中心，主要从事相关农村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具体业务的管理，包括农村普惠金融产品的开发、审批小额贷款以及具体政策制定等；在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支行层面设立农村信贷中心，主要从事具体的农村小额信贷等普惠信贷业务，包括进行营销、人事绩效考核以及开展业务培训等日常的业务[4]。这种运作模式的关键就在于设立专门的农村普惠金融业务部门或者业务单元，广泛吸纳一些专业普惠金融方面的人才，持续开发适宜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普惠金融产品，并不断进行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盈利模式的创新。例如，哈尔滨银行在总行层面、分行层面和支行层面逐级构建小额信贷单元，其中在总行层面建立小企业金融部和农村金融部，在分行层面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农村金融服务中心，在支行层面则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团队和农村贷款中心。通过这种层层设立相关业务部门或单元的模式，不断拓展当地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业务。

2. 中小型商业银行直接设立村镇银行

在实践中，一些中小型商业银行已经成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经验，并且也已经初步具备了设立农村地区村镇银行的基础条件。中小型商业银行，尤其一些经营绩效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开始尝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以及一些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已经开始在我国农村地区进行设立村镇银行的尝试。中小型商业银行设立村镇银行能够发挥其接近客户、精准定位和单次业务规模小的优势，比较有利于实现中小型商业银行农村地区“金融惠及大众”的普惠理想。其中，有的银行为了普及金融服务，不仅增设营业网点，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一些社区银行和自助银行。 截至2015年末， 民生银行包括农村客户在内的小微客户数量有450万左右，累计一年提供小额贷款0.49万亿元。截至2016年初，中国光大银行在全国各地区共设立了628家社区银行，其中部分社区银行就选址于全国各农村地区的乡镇街道。

四、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风险暴露问题

1.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第一， 政策补贴引致商业银行逆向选择风险。在农村地区，对普惠金融机构以持续政策补贴方式进行支持长期将会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忽视成本和风险的边界。对于商业银行来讲，一旦市场存在政策补贴机制时，其经营往往会忽略或者不重视自身面临的各种风险组合限制，可能会将政策补贴当成市场存在一种既定的前提， 在这种状况下，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程度会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一些潜在风险极高的客户也极有可能被纳入农村信贷的对象范畴。长此以往，一种本来有益于农村一般大众贷款者的政策补贴事实上却变成了商业银行对农村一般大众贷款者的权益侵害。

第二， 缺乏信用约束引致农村客户道德风险。具体分为两种情况：首先，农村信用惩戒机制不健全引致风险。在没有健全的法律约束和信用惩戒机制情况下，农村地区小范围内的农户联保和互保以及地方政府提供担保等不仅不能够降低道德风险， 相反却放大了道德风险。由于农村地区政策补贴的权属并不明确，农村客户往往倾向于不履行信贷合约，并通过联合寻租方式骗取政策补贴。同时，这种农村互保和联保的模式还能够导致风险传递，农村联保圈内有一方发生违约，还会带来农户集体性违约甚至农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20]。其次，农村信用信息不完整引致风险。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农村信贷相关风险的信用信息在获取方面的成本比较高，而在使用方面的成本却比较低，这使得农村信贷风险相关信息的提供缺乏市场激励。在农村地区一些商业银行虽然也建立了农村信用档案，进行了一些示范户建设等信用建设工作，但由于数量较少，还无法建成农村信息完整的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再加上农村地区信用信息的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农村客户潜在的道德风险时刻存在。

2. 预期收益不确定风险

商业银行预期收益不确定风险指的是商业银行向农村潜在信贷客户发放普惠信贷的实际收益率与商业银行的预期或者期望收益率之间存在偏差。在农村地区，经济分散、地区差异明显以及产业化程度不高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自然气候和市场影响，农业生产的可变性比较大，再加上农村信贷客户普遍缺乏信贷抵押品，这些都会造成商业银行在进行农村贷款时， 其实际收益率通常比较低，而且经营收益的不确定性极高，农村普惠信贷的风险很大[21]。

由于农业是商业银行发放农村农户信贷的主要面向目标，商业银行农村普惠信贷的资产组合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在农村信贷资产组合中不同资产间的正向相关性较大，这使得很难通过构建信贷资产组合的方式来有效地降低非系统性风险。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时间一致性较强，这会导致农村普惠金融市场呈现出较大的信贷协同风险。农村地区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农产品市场出现问题，农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就会出现，商业银行的农村普惠金融预期收益不确定风险就会急剧增大。

（二）商业可持续性问题

1.现存市场经济体制障碍导致经营不可持续

我国现存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利于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22]：首先，普惠金融产品业务比较缺乏。在农村，针对普惠金融相关产品的开发还非常少，种类比较有限，农村储户的储蓄与银行信贷也是分离的，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农村地区对普惠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其次，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所依赖的市场载体也是显著不足的。 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很少，农村金融市场相对非常弱并且极不完善，使得本来就很稀缺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更加难以吸收到农村较多的储户存款。最后，商业银行财务可持续性很差。 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很不完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开展大量规模小和单次交易金额不高的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时，其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都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使得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在财务上不具有可持续性。

2. 内部管理不善影响经营可持续性

在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不到位和缺少专业性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这使得商业银行经营农村普惠金融的持续性不强。商业银行普遍面临农户主观违约风险和农村农业系统性风险。在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体系并不健全，一些银行工作职员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中并不一定始终严格按照金融信贷的操作规程进行办理。另外，在农村地区商业银行的专业人才比较少，他们在管理和业务操作过程中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导致比较多的管理和操作风险。所有这些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

五、解决对策

（一）加强风险管控

1. 强化农村信贷担保体系的市场化运作

第一，健全农村信贷担保的风险分散与风险共担机制。一方面，需要强化对农村地区信贷担保机构的业务监督，在资本金、从业人员基本要求和内部财务控制制度等方面对农村地区信用担保机构进行明确规定，并且从严监管其经营行为，确保其能够健康运行。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档案建立和管理，构建一套符合农村地区的科学有效的中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市场化运作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方面可以借鉴玻利维亚阳光银行的经验，运用小组贷款机制来弥补农村地区客户贷款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抵押担保物的不足，同时还可以运用动态激励机制化解道德风险。

第二，加大对农村信贷担保体系的扶持。这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建立农村信用担保机构。 其服务对象为农户和农村地区的小型企业，采用政府牵头， 农户和企业入股进行组建的方式；二是有条件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涉农企业以及协会组织直接创立服务对象为农户和小型企业的信贷担保公司； 三是积极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并开发设计针对农村信贷的信用担保产品，直接提供农村信贷担保服务[23]。

2. 充分发挥大数据的风险管控作用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需要进一步拓宽数据累积渠道， 大力构建互联网综合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在提供线上农村客户资信评价和农村信贷服务以及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时不断进行数据积累。同时， 这些不同数据平台之间要互联互通，最终建成能够随时进行法定程序查询的大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完善数据加工和分析的流程化操作，经过进一步挖掘和评价，形成对农村客户的普惠金融风险定价和风险管控策略，并把数据分析的最终结果应用于商业银行具体的农村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之中。另外，还需要建立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全国范围和多层次的农村互联网普惠金融信用信息征信系统[24] 。这种征信系统的信用信息数据一是来源于中央银行征信系统，二是来源于第三方征信机构提供的民间数据库。

3. 严厉惩治农村地区恶意逃废商业银行债务的行为

首先，在农村地区建立和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并不断扩大征信的对象，把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均纳入农村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中，打造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商业银行债务行为的信用信息平台。其次，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宣传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活动， 树立起人人诚信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通过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断降低中国农村地区开展普惠金融的运作成本，同时有效控制和不断降低商业银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所遇到的实际风险。

（二）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

1.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机构联盟，进行业务规模经营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机构联盟即把农村地区个体普惠金融机构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机构及其他专业机构相互之间进行合作。这种联盟使商业银行能够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同时，这种联盟可以为农村地区专业机构带来一些好的商业机会，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覆盖率。

业务规模经营对于农村普惠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非常关键，普惠金融业务规模经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纵向扩展，不一样的客户适用不一样的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这种方式下普惠金融单个分支机构甚至是所有分支网络系统的业务量都能够得到增加，产品与客户也是多样化的；一种是横向扩展，也就是提供一种标准化的普惠金融产品，以此来维持很低的管理与人事成本，并尽可能降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产品的研发成本[25]。这种方式尤其适合于农村互联网金融。

2. 深耕农村传统金融服务，加快商业银行自身转型

第一，深耕农村地区传统金融服务，逐步实现传统金融服务的全覆盖。一方面，要不断增加对商业银行传统普惠金融网点的投入，不断优化县域商业银行的网点分布。另一方面，要不断培育和发展商业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主体， 并不断拓展更广范围的普惠金融便民服务点，真正实现商业银行农村传统基础金融服务的全覆盖。

第二，商业银行加快自身转型。在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必须加大互联网金融布局，实现自身转型[26]。在运行模式方面，商业银行要开展转型优化，也就是更加注重互聯网金融业务的市场培育，而不是太在意其业务收益。在资金管理方面，商业银行应该更加重视资金分类，对传统业务与新型业务分别设立独立的账户，同时确保新型业务获得一定的资金倾斜， 而对其考核也应主要集中于非效益性指标，如市场占有率以及客户粘性等。在业务网点布局方面，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推进传统物理网点与虚拟网络并行，同时线上与线下实现同步的客户开发与跟进一体化营销网点布局模式，其中在网点功能的配置上更为强调手机银行、网络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体验区等。在业务政策和措施方面，商业银行应该更加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激励，制定互联网金融的激励政策和具体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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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龙会芳）

作者：张细松 张玉 王芳

农村商业发展探讨论文 篇2：

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险的补充，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本文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且利用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考察了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当前影响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购买的最重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与度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此为保险公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而有益的视角。

关键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CHFS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8.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家庭作为经济体中的基本部门也逐渐积累了一定规模的财富。随着家庭理财观念的转变和对生活质量追求的提高，健康、养老、家庭保障等方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我国已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随着我国“银发浪潮”的来临 ，家庭对于保障的需求日渐提升，我国大力推进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保障需求，然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以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这个定义显示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救助农民的疾病医疗费用，而门诊、跌打损伤等不在该保险范围内，这时，商业保险就可以为农村居民转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没有覆盖的风险。

本文拟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度切入，探究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相关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农村家庭影响程度的重要性。主要贡献在于：聚焦农村地区，采用变量投影重要性的方法实证分析不同区域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层面探讨金融知识尤其是保险知识的普及和农村家庭保障机制的完善。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简要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分析、模型的选择以及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包括对农村家庭样本回归结果的分析以及对各个影响因素的变量投影重要性分析;第五部分假说验证，通过实证分析对上文的假说进行验证;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属于保障类金融资产的范畴，学术界多从保险需求、保险定义、居民购买意愿等方面进行研究。Showers和Shotick（ 1994）通过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户主的年龄、家庭结构、居民的风险态度、社会信任度等会影响家庭保险的购买决策;Durlauf（ 2004）认为居民的社会互动水平会影响保险的参保率;Chang等（2004）认为儿女的数量、长大独立的时间跨度以及受益人的生活水平，是影响寿险的主要因素;Bundorf（2002）、Monheit和Vistnes（2005）、Chen（2008）等认为劳动者的参保意愿低或能力不足，主要受到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的影响。

国内学者在影响保险参保率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秦芳、王文春和何金财（201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增加金融知识有助于提高居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购买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增加保险持有的深度，即居民对金融知识了解越深入，其保费支出也相应增加;另外，陈其芳（2016）通过Probit模型研究影响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因素，发现农村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纯收入、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对养儿防老的态度、政府宣传商业养老保险的程度等对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张强和杨宜勇（2017）通过构造逻辑回归模型发现个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个体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面貌、社会保障中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家庭财产（房产和汽车）、儿女数量、职业属性、年龄等都能够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為产生显著影响;卓志（2001）应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人寿保险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在成为影响国内人寿保险消费的显著因素之一;桑林（2019）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构造Probit和Tobit模型，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市场的影响，发现主观幸福感对家庭参与商业市场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增加;姜诗尧（2015）根据黑龙江地区的调研数据，运用 Logistic 模型发现农户类型、年收入水平、家庭耕地面积、与最近公路的公里数、与最近县城的公里数、对商业保险的了解程度六个指标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院的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

综上，尽管学术界从养儿防老的态度、幸福度、年收入、家庭财产、风险态度等多方面对居民参与社会保险的行为特征进行广泛探讨，但是鲜有文献围绕商业保险分区域探究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的因素。鉴于商业保险在家庭保障中的重要性，本文聚焦农村家庭，分区域研究其商业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一方面有望探索提高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的途径，另一方面可为保险公司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

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度主要受到经济特征、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影响，从农村家庭基本特征、年收入、职业属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社会信任度五个方面提出假说。

假说一：农村家庭基本特征对农村家庭参与购买商业保险有一定的影响。年轻家庭在商业保险购买方面会表现得更加积极，考虑到文化程度高的户主能够对商业保险认识得更加全面，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户主更加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并且户主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另外，考虑到仍有一些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假定子女数量多的家庭很少购买商业保险。最后，婚姻状况中由于丧偶、离异会使得生活中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因此认为出现这类婚姻状况的家庭也会选择购买商业保险。

假说二：家庭收入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保险属于家庭保障类金融资产，因此户主年收入越高，越会加大对家庭各种资产的投资，从而增加对商业保险的购买。

假说三：职业属性会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一般情况下，户主工作单位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家庭会减少对商业保险的购买;如果家庭里夫妻双方有一方没有工作，则会购买商业保险以降低风险。

假说四：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会认为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的必要性，并且由于农村地区信息闭塞，农村家庭对商业保险缺乏了解，会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假定农村地区家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越高，商业保险的参与度就越低。

假说五：社会信任度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社会信任度越高的户主，对商业保险公司等机构的信任度也高，从而会选择购买商业保险;反之，则不会购买。

三、数据来源、基本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以下简称为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旨在收集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面的信息，2015年第三轮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29个省（市、区）、363个县、1439个村（居）委会，有效样本共40000户，全面详细地反映了中国家庭金融状况。本文从CHFS数据库中选用了家庭基本情况、社会保障等部分数据，在剔除无效样本后，一共提取了16153个农村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二）农村家庭基本情况

表1列出了我国农村家庭的基本情况。首先，从农村全样本来看，户主年龄均值较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学历在小学及以下、初中的人数占比58.84%;从子女数量上看，我国大部分农村家庭有两个孩子，子女数量不低于3人的家庭占比高达40.43%;从家庭的婚姻状况来看，农村地区已婚比例大约为80%;从商业保险购买人数占比来看，农村地区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人数占比不到10%。

其次，本文依照国家统计局以及CHFS数据库调研的划分标准，将全国农村样本数据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北、辽宁、福建、山东、广西、海南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吉林、山西、黑龙江、河南共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青海、陕西、宁夏、重庆、云南、甘肃、贵州共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从各个不同的地区来看，西部地区年龄均值较东部和中部地区高，但是差别不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各个地区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最高的都为初中学历。另外，西部地区的本科及以上人数占比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相差1.1%和1.52%，由此判断，受教育程度会影響不同区域间居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保率;从家庭子女数量上看，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大部分家庭有两个孩子，尤其中部和西部地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占比高于7成;从婚姻状况来看，东中西部的已婚比例相差不大，东部接近80%，中西部地区已婚比例高于80%;从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占比来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差别并不明显，而西部地区商业保险购买人数占比较前两个地区有明显差异，从表1可知西部地区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占比比东部地区低1.92%，比中部地区低2.14%。

总之，由全样本数据分析得知，在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数量等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各地区均存在较大差距，西部地区商业保险参保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分区域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差异性分析有一定的必要性。

（三）模型与变量

1. 模型。本文在进行研究时选用了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商业保险的持有时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将购买该类商业保险赋值为1，反之为0，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1）式中[Pi]指的是商业保险的持有概率，[Xij]表示解释变量。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家庭情况、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家庭情况包括年龄、受教育背景、子女数量、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经济特征则包括职业属性、家庭收入。行为特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以及社会信任度。

在分析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各个相关因素时，采用自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Variable Importance in Projection，VIP）的方法，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从而得出更具体的影响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2）式中[VIPj]表示第[j]个自变量Xj的投影重要性指标，[P]指自变量的个数，[Whj]是主轴[Wh]的第[j]个分量，它被用于测量[Xj]对构造[th]成分的边际贡献。[VIPj]定义式的意义是基于以下事实：由于[Xj]对[y]的解释是通过[th]来传递的，如果[th]对[y]的解释能力很强，而[Xj]在构造[th]时又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则[Xj]对[y]的解释能力就被视为很大，也就是说，如果在[Rd（y，th）]值很大的[th]成分上，[Whj]取很大的值，则[Xj]对解释[y]就有很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家庭保险参与度的因素后，根据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分析得出各个变量的边际贡献度。

2. 变量。本文研究影响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相关因素，将参与的商业保险分商业人寿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和其他商业保险三大类，对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说进行验证得出影响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变量投影重要性分析。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含义分别如下：在家庭情况的类别中，赋值情况如下，对于年龄这一变量20岁以下为1、20—30岁为2、30—60岁为3、60岁以上为4。户主的受教育背景小学及以下为1、初中为2、高中为3、中专为4、大专为5、大学本科及以上赋值为6。在子女数量这一变量中，子女数量1人赋值为1、2人赋值为2、3人及以上赋值为3。关于婚姻状况本文分为四类，分别为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赋值情况为未婚为1、已婚为2、离异为3、丧偶为4。另外，对健康状况进行了虚拟化处理，差或者非常差赋值为1;反之为0。

在经济特征这一类别中，主要分为职业属性和年收入两个方面。职业属性主要统计户主的工作单位性质，本文将工作属性分为六类，分别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个体经营、军队和其他，分别赋值为行政机关1、事业单位2、企业3、个体经营4、军队5和其他工作6。本文所用变量年收入主要指户主年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工资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本文对年收入赋值情况如下：1万以下为1、1万—5万为2、5万—10万为3、10万以上为4。

行为特征方面，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通过判断该家庭是否购买进行测定，并对其进行虚拟化处理，参与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1，反之为0;对于社会信任度得分由CHFS问卷的问题和受访者反馈的答案而判断，问题为“ 如果您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您是否相信将来它会按照承诺的那样给您钱？”答案如下：完全不可以相信、比较不可以相信、居于相信与不相信之间、比较相信和完全相信，并分别赋值为1、2、3、4、5。模型中各个变量具体说明详见表2。

四、实证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度较低，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影响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相关因素，在农村居民得到保障的同时优化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下文将从商业保险持有以及影响因素的贡献度构建模型进行分析。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对模型中的各个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VIF）远远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列出了影响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相关因素的实证结果。从整体来看，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这四个方面，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并且在重要性指标分析中，这四个影响因素的边际贡献程度均高于其他影响因素。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更会选择购买商业保险，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家庭更加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考虑到受教育程度高的户主对商业保险认识更全面，因此往往会购买商业保险，另外，由实证结果看出，仍有农村家庭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互为替代，除了这四个因素外，还显示年轻家庭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人的保险意识更强，为进一步提高家庭保障，防患于未然，大多数会选择购买商业保险。婚姻状况也会对农村家庭保险参与产生影响，表现为婚姻状况为已婚、离异和丧偶这三种情况的居民会参与购买商业保险。另外，由表3和图1可知，职业属性也会稍微影响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地区只有少数部分居民在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工作，部分人没有具体工作单位，通过务农获得经济来源，因此职业属性在农村家庭中对商业保险的购买影响不大。

图1列示了关于农村家庭保险参与度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指标。可以看出，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户主受教育背景，其对农村家庭是否参与商业保险购买的解释程度最強，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购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是否参与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边际贡献度仅次于受教育背景，并且由表3可知，其与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呈负相关，说明大部分农村家庭认为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不需要参与商业保险的购买，这主要还是由于农村居民缺乏相关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了解不充分导致的。其余变量重要性排序分别是户主年龄>健康状况>户主职业属性。这说明农村家庭在选择是否购买商业保险时会受到许多现实状况影响，而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社会信任度和年收入影响程度较弱。

表4列示了各个地区的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各个影响因素的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VIP）排序，对比各个地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可以发现区域间差异明显，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其农村家庭购买商业保险最重要的三大因素从高至低分别为：受教育程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和户主年龄，表现为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没有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家庭越是会选择购买商业保险;而影响中部地区农村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最重要的三大因素从高至低分别为：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以及户主身体健康程度，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最重要影响因素的排序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户主年龄，通过对比可知，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在购买商业保险时更多考虑是否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表现为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家庭不会购买商业保险;另外表4发现西部地区在购买商业保险时多考虑家庭特征，这与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一定关联，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生活水平普遍不高，部分农村地区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受到影响。

五、假说结果验证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对上文提出的假说进行检验：

实证结果出现了两个不符合假说的情况：首先，对于假说二，家庭收入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一般情况下，家庭对各类金融资产的投资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保障类金融资产也不例外，然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收入对商业保险参与度没有显著影响，由变量投影重要性分析的结果可知，在不同区域中，所有因素中收入这一因素影响程度的重要性排序较低，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度不够，人们对商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不高，即使收入增加，也未提高商业保险参保率。同时，收入这一变量用的是户主的年收入，而调查中受访者的年收入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整个家庭的总收入。其次，对于假说五，社会信任度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实证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能够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但是相较于其他因素，其影响程度较弱，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地区消息闭塞，金融知识普及率低，对商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深入。

六、结论与相关建议

本文利用2015年的CHFS数据，立足农村地区，就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因素提出假说，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现状，剖析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行为特征，并通过二元Logit回归模型和变量投影重要性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整体来看，农村家庭在商业保险持有方面会受到多个因素影响，影响因素重要性程度从高至低排序为户主受教育背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与度、户主年龄、健康状况、职业属性、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社会信任度和户主年收入。其次，不同区域间，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率的因素各不相同，而受教育背景、户主年龄、健康状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购买构成影响农村家庭参保率的四个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家庭更愿意购买商业保险，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这一影响因素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已经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家庭不会购买商业保险;另外，家庭收入和社会信任度对农村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购买影响不显著。基于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实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发现，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最重要因素，而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尽管义务教育已实施多年，仍存在一部分农村地区缺少应有的教育资源，信息也较闭塞，因此，政府需大力推进义务教育的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不允许学生随意辍学、退学，确保农村地区家庭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第二，关注农村地区保险知识的普及，提高居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程度。研究表明，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家庭大部分不再购买商业保险，并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度也是显著影响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大部分农村家庭存在认识误区，即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不需再购买商业保险，这主要是由于金融知识欠缺、对商业保险了解不充分所导致，因此，政府和保险公司需大力宣传普及保险知识，举办一些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或者在生活区开展保险知识有奖问答等活动，积极开展保险知识普及和教育引导，使得居民正确认识商业保险的价值。

第三，关注地区差异，因地制宜设计保险产品。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农村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不同，保险公司可根据不同地区来设计区域性保险产品。例如，为了适应中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的需求，在保险产品的创新上优先考虑传统保险产品，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调查的方式了解居民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市场占有率。另外，建议保险公司在不同区域尤其是西部区域建立区域分支机构，不断开拓商业保险市场，努力拓展商业保险业务。

第四，加大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力度，健全农村地区保险监管机制。当前“互联网+”的模式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新型的互联网保险产品花样众多，与此同时也催生出许多不正规甚至非法的网络保险产品，面对缺乏保险知识的农村家庭，如若上当受骗则会加大他们对商业保险的抵触，因此，相关部门可以在同业之间建立竞争监督机制，通过适度的同业竞争，引导保险业之间的相互监督。同时，为了减少不规范或非法的互联网保险产品，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全面的保险网络体系，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通过网络媒体获得用户需求与反馈，督促保险机构严格遵守保险同业自律公约，规范保险市场秩序，促进保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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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亚娟 张雯涵 孟丹丹

农村商业发展探讨论文 篇3：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研究

摘要：文章利用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知识，对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模型，进行了动态模拟。研究过程当中，收集并分析了相关数据，用于系统仿真模拟和仿真分析。最后，对模型的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和说明，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文章旨在帮助农村电子商务企业推广，同时帮助农村电子商务制造商发现问题，为农村电子商务公司的商業模式提供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

关键词：系统动力学;农村电商;商业模式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随时随地进行购物已经成为了当前互联网消费的现状。中国经济现在在外部环境和农业开发的内部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逐步走向新的模式化。互联网加速了对生活领域的整合，农村电子商务的概念逐渐被人们重视。但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也面临很多问题，互联网产业进入了商业模式的竞争时代，对于农村电商来说将面临又一大挑战。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本文以电子商务企业在农村的商业模式为研究对象进行剖析，希望通过分析，实现以下目标。

指出在减少网络红利和改善竞争的背景下，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农村电商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

理论意义：目前，对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的学术研究集中在对该模式的说明、评价和客户体验上。并且通过系统动力学进行分析，建立了相关模型，也反映出了存在的问题，对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的系统架构进行深入的解释，为学者了解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提供了参考价值。

实际意义：通过系统动力学抽象和建模农村电子商务业务模式的具体分析，本文找出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可持续运营的关键因素，并提供合理的管理建议。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进行研究：

第一章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状况、研究目的以及重要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第二章对相关理论的概述，包括商业模式相关理论、农村电子商务概述、系统动力学概述等。主要包括研究主题定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推测以及后续发展的基本工作。

第三章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的建立，对此根据第二章的定义进行详细分析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村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和后续发展问题。

第四章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的动态模拟。根据案例选择、案例分析、模拟数据收集、处理、模型参数估计和验证测试的原则进行完成。

第五章研究结论以模拟结果为基础，总结这篇论文的调查结果和总结，指出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1. 文献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的阅读和整合，分析和梳理了与理论主体相关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推导。

2. 理论演示分析

梳理和定义理论概念，发现理论与研究有效性之间的共性，为随后的系统动力学方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 分析案件

对理论分析进行逐案验证，使理论能够符合现实，解释真实的企业现象，加深对商业模式体系的理解。

4. 系统仿真方法

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和Vensim软件作为仿真工具，模拟了电子商务企业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

二、相关理论概述

（一）商业模式相关概述

商业模式是分析商业的交易模式、创造价值、转移价值的方法。本文通过对B2C进行分析，探讨其商业模式及创造的商业价值并就问题提出解决方法促进电商的合理化发展。

（二）农村电商相关概述

农村电子商务是为县、镇、村的农业、农民提供信息服务站，农村电商基本直接扎根于农业、农村。

（三）系统动力学相关概述

基于系统理论的系统动力学吸收了信息理论和控制论的本质，形成了全面的信息反馈控制理论。

系统动力学对系统有以下方面基本理解：

1. 系统是构成客观和主观的组织结构。系统是为了实现特定功能的有机结合和交互组件的集合。

2. 系统包含物质、信息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系统是物质实体和信息虚拟主体的结构，在操作和变更时实现系统功能。

3. 系统动态平衡。信息反馈使之能够控制系统，通过分析其中的数据、资源等实现系统的动态平衡。

三、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模型构建

（一）农村电商商业模式的内涵

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是由农业生产者、消费者、销售商、电子商务平台、相关服务提供商、行政机构等不同经济机构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复杂、动态的商业模式。

（二）农村电商商业模式的设计理念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是趋于多向化的，因此系统动力学可以很好分析其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基于农村电子商务业务模式，提出了动态模型。如图1所示。

（三）农村电商商业模式动力学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结合了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系统进行分析。当前，利用系统动力学对农村经济的大部分研究侧重于农产品的循环效率，从农村物流、农村电子商务、生态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农村生态培育等因素入手。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进行模拟研究和战略优化。

1. 模型假设

在建立农村电商的模型之前，做一些合理的假设，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细节。

（1）在适当构建模型精度的前提下简化模型，只考虑农村电子商务的影响和对农户收入的相关因素，不包括农户非农收入变化的影响，也不考虑农户收入和其他经济部门的相互影响和抑制作用。

（2）模拟中使用的统计年鉴数据为真，允许有效且合理的范围误差。同时，这期间的经济环境变化（政治环境）對系统的影响被忽视。

2. 因果关系分析与模型边界确定

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是一个大型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是多种因素的一系列相互作用和组合的结果。通过引入与农村电商有关的外部因素来反映农村电子商务的因果关系和动态优化。

四、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的动态模拟

（一）模拟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

本文通过选择特定的案例来收集数据，从而对案例执行系统动力学分析。系统模拟是在数据处理、参数估计、模型验证测试的基础上运行的。

（二）模型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及参数的估计

相关数据通过多个通道收集，得出不同仿真时长下的农民人均收入变动情况。

（三）模型有效性检验

模型验证通过不同的测试方法来验证模型和实际数据之间的相似程度，证明模型中变量的实际变动情况和更改规则与现实情况是否相符。本文用三种方法验证了电子商务企业农村电子商务模式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有效性。

（1）直观测试。直观地通过设备测试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中建议的模型通过上述测试。

（2）运营检查。模型的适应性测试是通过比较模拟和历史数据来进行误差分析。如果误差在公差范围内，则可以描述实际情况。每户收入、农村电商生产和农村居民农业总产量，模拟量和历史数据之间的差异。

（四）仿真模拟及结果分析

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因素是复杂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和战略优化是结合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实现的。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以政府、企业、农户为主体的多因素混合战略，通过加强政府投资战略、完善国家政策支持战略、完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环境战略等全面调整研究体系，为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提出建设性建议，是可行的。

（五）管理建议与对策

用户价值是衡量用户对所有流程、服务和满意度认识的核心。基于上一节的模拟结果和实际分析，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农村电子商务制造商应注意早期转化率的增加。其次，农村电商制造商需要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通过协同效应提高价值。最后，影响扩散因素的减弱对消费者需求有很好的减弱效果。因此，农村电子商务制造商应注意口碑管理及消费者反馈信息，更好地控制影响力扩散因素。同时，农村电子商务制造商将价值转移给线下企业的过程对实体店企业价值取向的快速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供二者之间的价值取向和变化的过程应该由农村电子商务制造商完成。

最后，根据模拟结果和现实分析，提出以下建议：农村电子商务制造商需要关注自身的投资转化率，与线下企业共同发展。政府方面应该适当的增加对农村电商方面的投资，促进其与其他行业的合理结合，密切遵守国家扶贫政策。鼓励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逐步建立专业多样的服务体系，加强相关产业间的合作与交流。重视人才培养，构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稳定可持续的稳定结构，实现农村经济的重点建设。

五、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电子商务企业中的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理论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结构，建立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模式的一般系统动力学模型。

线下企业的投资和合作可以提高农村电子商务供应商的用户数量、价值网络的整合程度和价值网络的服务质量。为了提高价值网络的整体效率，当地电子商务制造商应该及时鼓励、沟通和监督线下企业投资。面向农村电子商务制造商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应该旨在提高价值网络的整体价值，而不是只关注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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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作者：岑伟任　林晓蓉　廖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