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

【摘要】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的发展，不仅关系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演变，更关联着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经历，社会价值取向和大众审美习惯，在社会转型期，如何从本身固有的特征出发，在电影市场化的大潮中积极变革，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取长补短，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成为我们的军事电影创作应该探讨的问题，而我们本土军事电影创作力量，应该承担这份思索。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 篇1：

新主流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现状探微与路径探索

中国故事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创造物，理应成为中国文化心灵或精神的当然代表。[1]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中国电影创作者必须回应的时代关切。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黄丹指出，以作品为载体反映家国脉动、谱写中国故事、洞察中国心灵、提炼中国情感，应当成为影视创作者一以贯之的责任和使命[2]。新主流电影作为更具时代包容性和多元文化气息的艺术形式，它在展现中国风貌、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作用日渐凸显。新主流电影要讲述怎样的中国故事？其在讲述中国故事中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探索有效路径把中国故事讲得精彩纷呈？不论是抽象的理论阐述，还是具体的创作实践，均需要电影创作者予以深刻思考并认真解决。

一、新主流电影与中国故事的内涵阐释

随着新主流电影的崛起，其在展现中国风貌、讲述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为了把中国故事讲精彩、讲完满，需要充分理解“新主流电影”和“中国故事”的科学内涵，并寻找二者的内在契合。

（一）新主流电影释义

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构成了中国电影市场最为活跃的电影艺术形式。随着中国电影业的飞速发展，这三种电影形态日渐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应运而生。所谓“新主流”，即是价值观与商业性的高度统一，它的出现源于对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的双重考量。可见，新主流电影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是由于它更加符合这个多元时代的气息[3]。传统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的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4]。基于此，“新主流电影”是指既能凸显中国特色、弘扬中国主流价值、彰显爱国主义精神，又能符合大众审美标准、满足大众心理诉求、反映大众精神面貌的电影形态。从本质上讲，“新主流电影”是主旋律电影逐渐向商业化演变的一种创作模式，是全球化趋势下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条件下逐渐嬗变而来的一种全新的电影形态。

（二）中国故事的概念

中国故事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它既是历史的、当下的和未来的，也是国家的、民族的和个人的[5]。“中国故事”的内涵具体表现在四方面：其一，中国故事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谱写气吞山河壮丽史诗的豪迈故事;其二，中国故事是中国共产党夙夜在公、励精图治的勤勉故事;其三，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民凝心聚力、共赴中国梦的团结故事;其四，中国故事是中国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和平故事。可见，中国故事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智慧”、展示着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贡献着完善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精神、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力量和中国梦想的集中概括。概而言之，中国故事就是能够阐释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力量的故事，它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经验与共同情感，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6]。

（三）新主流电影与中国故事的内在契合

新主流电影与中国故事二者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这恰恰为新主流电影阐释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可能性。

1.中国故事需要新主流电影来讲述

新主流电影作为现代人的精神摇篮，不仅带给人们良好的审美体验，还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深层认知，是展现中国样貌的文化窗口。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由于承载过于浓重的意识形态难以获得大众认可，主流商业电影由于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遭人诟病。相较之下，新主流电影则巧妙地克服了二者的弊端，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主流市场的现代需求，也能凭借独具特色的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传播中国主流价值。简言之，新主流电影就是通过展现好看的场景、讲述好听的故事隐秘地完成主流思想的表达与传播。因此，新主流电影能够更细腻而委婉地表征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容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是讲述中国故事最为有力的艺术表达形式。

2.新主流电影需要中国故事来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7]，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为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指导。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重点展示中国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8]，为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参照。新主流电影是彰显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的对外窗口，为此，其务必以建构、塑造和传播坚定、自信、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为重要标尺。可见，新主流电影需要中国故事提供指导和参照，在迎合大众心理诉求的同时还必须以中国故事为“定盘星”，肩负起彰显中国精神、弘扬中国文化的时代重任。

二、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现状评析

新主流电影作为颇具国际影响的文化窗口，理应为弘扬中国主流文化、展示社会变迁、彰显中国气派贡献力量。为了把中国故事讲精彩、讲圆满，务必理清新主流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的时代机遇与现实挑战。

（一）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典范

近年以来，新主流电影的数量与日俱增、质量大幅提升、票房屡创新高。中国电影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嘱托，创作了大量兼具口碑和高票房的新主流影片，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講述了中国故事。《湄公河行动》作为典型的新主流影片，描述了特警们共赴患难、生死与共、誓死捍卫正义的悲壮豪情，彰显了中国警察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芳华》以强烈的代入感使观众超越身份和年龄限制、打破时空界限，向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致敬。引导人们在坚守纯洁、善良、美好的同时，也不忘反思自身过往的麻木、粗粝和愤激;《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口碑、票房双赢的影片，对国家医药政策产生了引导和督促作用;《中国机长》改编于“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真实故事，使观众再次回顾川航3U8633航班在万米高空所经历的“生死时刻”，生动地诠释了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的主题;《战狼2》鲜活地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胆识与魄力、坚韧与果断，同时也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气度、大国风范;《攀登者》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成功登顶珠峰事件为原型。真实的历史背景使该影片定下了崇尚英雄、敬畏使命的故事基调，同时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不惧危难的民族豪情以及深沉浓郁的史诗气质;《我和我的祖国》由七个故事片段构成，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等历史性时刻。故事徐徐展开，映射了个人与祖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唤起了全球华人的爱国情和自豪感;《我和我的家乡》由《回乡之路》《最后一课》等五个故事片段构成，挖掘了最为平凡却又最为闪光的英雄故事，感情渲染自然流畅，易于引发情感共鸣。总之，这些高品质新主流影片较完美地演绎了中国故事，画面衔接紧凑，叙事逻辑合理，既着眼当下又展望未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二）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机遇

当前，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机遇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其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为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使新主流电影讲述中国故事赢得更多话语权。2017年12月16日，环球舆情中心发布了《2017年中国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报告》。本次调查范围覆盖全球六大洲17个国家，超过80%的国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世界性强国行列。中国被贴上了“繁华”“成功”“自信”的标签，汇集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关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瞩目，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了深厚辽阔的土壤。其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为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国际舞台。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与实施，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促进各国文化互鉴互荣、各国人民心意相通意义重大。电影作为典型的文化产业形式，已上升至“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层面，理应肩负起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使命。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中国新主流电影自然也会成为该倡议的积极实践者和受益者，为讲好中国故事赢得更多新兴力量。其三，疫情丰富了新主流电影的素材。疫情的确为世界各国带来重大灾难，但同时也为各国的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创作资源。中国电影人必将深入挖掘疫情背后的生动案例和感人故事，以此为素材创作更多优质新主流影片，讲好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伟大决心和真实故事。后疫情时代，新主流电影发展迅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当前，中国电影人已加快了创作步伐，多部国产新主流影片已进入筹备阶段。展望2021年，将有三部影片献礼建党100周年，分别是有关抗击疫情的《中国·医生》、谍战影片《无名》、抗美援朝纪念片《长津湖》，这些都是中国电影人的精品力作，必将为新主流电影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力保障。

（三）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挑战

从外部挑战来看，全球性的文化冲击为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平添障碍。电影作为艺术产品，其源于现实生活，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和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无法避免地遭受来自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日本动漫影视、美国影视大片、韩国偶像文化等，均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的主流价值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无疑为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坚守民族之魂造成极大阻碍。

从内部挑战来看，新主流电影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其一，部分新主流电影对中国故事的价值理念挖掘不深刻、诠释不到位。中国价值观念的充分体现是中国故事的核心要素，一部优质的新主流电影应该充分挖掘中国故事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反观现实，部分新主流影片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对中国价值观念更深层次、更多视角的诠释，弱化了影片的意义宣示。特别是改编于现实题材的新主流影片，创作者往往为了迎合观众对原本的故事情节进行修改，或是增添很多吸引观众眼球的感情线，结果导致对感情线渲染过度，偏离了影片原本真正想表达的主题价值，也削弱了故事情节原本具有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性。其二，新主流电影题材闭合、类型单一、思路僵化，无法立体而全面地讲述中国故事。新主流电影往往缺乏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创作观念，不善于从世界范围内寻求故事资源，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故事的讲述和大国形象的塑造。目前来看，新主流电影常常局限于战争片、功夫片、武侠片等类型，科幻片、动画片等类型相对匮乏，故事泛化、创意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其三，部分新主流电影的叙事模式忽略了观众的心理需求。“讲故事”构成了电影作品的核心要素，“讲好中国故事”则形成了新主流电影传承文化基因、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从电影创作角度讲，难点并非集中于获取背景故事或确定影片主题，而在于选择叙事模式。叙事模式是创作者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的集中体现，直接影响电影的实际成效。反观现实，部分新主流影片在叙事模式上相对混乱，在电影的基础环节便出现问题，影响了国产电影的文化承载和意义传达[9]。举例而言，2020年热映影片《金刚川》是由管虎、郭帆、路阳联合执导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金刚川》采用了复调叙事的表现手法，对同一事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以深化觀众对残酷战争的理解、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革命前辈的缅怀。然而，该影片的叙事手法运用评价不一，不断重复的镜头让观众困惑不已，产生了人物死而复生的错觉。

三、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10]。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新主流电影要从以下几方面持续用力、重点发力：

（一）坚持在阐释中国价值中讲好中国故事

优质的电影作品往往熔铸特定的价值取向，遵循特定的价值指引。王义桅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阐释中国价值[11]。对中国价值观念进行阐述，是新主流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要求。新主流电影要善于寻找中国主流价值与大众价值诉求的内在契合，使电影艺术承载价值元素。电影导演兼影评人徐皓峰指出：“一个故事的核心是辨析价值观。”[12]同理，中国面孔、中国场景和中国元素的简单堆砌无法真正展现立体而全面的中国，唯有中国价值的融入才能触及中国故事的本质。为此，新主流电影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其一，故事内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较于其他电影形态，新主流电影往往能够更直观、更立体、更全面地展示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全球化趋势下，各国思想文化之间的交融交锋日益激烈，新主流电影作为具有极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现代大众艺术，理应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贡献力量。中国电影人要坚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使命，在电影的创作理念、内容选择和主题确定中寻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共同理想，使观众在美好的观影体验中增进对中国价值的认知。其二，故事主题彰显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精神贯穿于五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积蕴于近现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逐步形成的民族灵魂。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人民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高度浓缩。新主流电影肩负着为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使命，要积极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善于在故事主题中彰显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品格及价值观念。其三，塑造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物形象。新主流影片要注意在对人物的塑造和细节的呈现中融入深邃的人文精神，使人物形象丰富立体、细节展示富有内涵，使观众实现从移情到意义追寻、文化体认的转化过程。总之，新主流电影要将中国故事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念充分融入电影题材选择、主题表达、人物塑造、情节设定、细节处理之中，在不断阐释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中讲好中国故事。

（二）坚持在反映社会现实中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13]。可见，新主流电影要力求客观真实，在反映现实和回应现实中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中国电影人要善于从社会现实中获取创作题材、捕捉创作灵感，真实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充分展现当代中国的繁荣发展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为此，新主流电影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其一，反映百姓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14]。只有扎根人民、贴近百姓，艺术创作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为此，电影创作者要真正扎根人民群众、参与群众实践、了解群众生活，善于为百姓立言、为群众发声。电影创作者要通过调查研究，创作出真正能够表现百姓生活、反映群众呼声的电影作品。举例而言，《我不是药神》是一部真正观照百姓生活的影片，描述了深受疾病折磨的人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凄惨状况。主人公程勇通过走私获取的低价药为癌症病人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但同时也使他成为了警方追捕的对象，凸显了情与法之间的冲突。该影片由于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该影片所引发的社会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可谓振奋人心。其二，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共克时艰的现实。中国始终是在应对灾难、战胜灾难的艰苦历程中发展进步、日渐强大，而中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曲折历程则需要新主流电影记录好、讴歌好。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科学决策，医护团队挺身而出、日夜坚守，普通群众团结一心、积极配合，共同筑起抗疫防线。疫情中所涌现出的英雄人物，诸如钟南山、张伯礼以及平凡的外卖小哥等，他们的感人事迹都为新主流电影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故事。新主流电影要以此为素材加以创作，使国人树立创造美好未来的坚定自信和强大力量，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的真情故事。其三，反映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共赴中国梦的现实。新主流电影要善于展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哲学智慧和宝贵经验，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发生的历史变化，捕捉各行各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总之，电影创作者要以敏锐的洞察力透析最打动人心的社会现象，选择最具生活气息的电影题材，将中国人的鲜活面孔与蓬勃生机、智慧与顽强、纯朴与坚韧呈现在作品中，使影片富有温度和质感。

（三）坚持通过中外电影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互联互通，我国要与各国开展电影文化交流，营造互鉴互荣、互补互促的良好氛围，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局面。

具体而言，要在如下方面重点着力：其一，积极促进中国国际电影节的举办。中国举办国际电影节，既有利于为新主流电影获取丰富的故事资源，也有利于中国电影企业寻求与他国电影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近年来，中国日渐加大举办电影节的力度和速度，比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砖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一系列具有较高规格、较大规模的国际性电影节。通过举办凸显特色的电影节，极大地升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定位，也促进了我国新主流电影的国际传播。其二，积极参加国外举办的优秀电影展映交流活动。国外举办的电影展映交流活动往往会展播大量运用现代先进技术进行修复的经典影片，为中国电影人拓展多元的电影词汇、见识多样的电影类型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比如，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往往汇集了来自各国的优质影片，为各国电影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近年来，华语电影及中国电影人在世界顶尖艺术节频频亮相，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中国电影人要积极参加国际知名电影节，提高我国新主流影片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频率，使世界人民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质影片，见证中国电影人的奋斗与坚守，增进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其三，善于吸收他国电影的优秀经验。中国电影人要积极借鉴他国电影的先进理念，为中国电影积累更多叙事智慧，促进国产电影的优化升级。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电影强国，聚焦于追求梦想与自由、追求平等与包容的故事主题。美国电影往往场面宏大、特效逼真，善于表达英雄主义，也注重塑造普通人物;善于凸显艺术风格，也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比如，美国电影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执导的《肖申克的救赎》，影片中虽没有逼真的特技，也没有惊心动魄的画面，场景简单、表演真实，却能经久不衰、魅力不减，令观众回味无穷。新世纪以来，印度电影在创作理念、传播策略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对我国电影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印度电影的突出特点在于聚焦社会底层、情感表达真挚，如《嗝嗝老师》《苏丹》《神秘巨星》等经典影片均是讲述平凡人为生命抗争、为尊严而战、为梦想奔跑的精品力作，对中国新主流电影具有镜鉴意义。

（四）坚持通过优质影片海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新主流电影讲述中国故事，要大力推进海外传播，使高品质影片走出国门。为此，新主流电影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其一，寻求国际共通的语言表达方式，形成国际认可的话语方式和智慧表达。新主流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务必通过合理的翻译配音和内涵表达方式，帮助外国观众看懂、听懂、读懂中国影视作品。要对字幕翻译进行精心打磨，通过贴合文本、富有韵律的表达方式使字幕语言既保留中国特色，也能融通世界。特别是那些晦涩难懂的传统文化概念，如对“阴阳”“太极”“八卦”等词语的翻译更需要准确而凝练的语言传达出词语内部所蕴含的辩证哲学观，而非是单个词语的简单叠加。新主流电影要善于挖掘深层的文化精神，寻求国产电影海外传播的理论支点，拓展国产新主流影片在国际电影中的话语阐释空间，从而深入而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其二，探索适当的情感表达模式，增进各国观众的情感共鸣。新主流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务必高度重视情感的表达，探索丰富的情感事件和情感模式，促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观众在良好的观影体验中产生情感共鸣。与国外优秀影片相比较，不难发现，不论国产新主流电影的独特性如何凸显，但“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人性至善”“勇敢追梦”“捍卫正义”等一直是常见的叙事主题，而且国人也反复通过国产电影的叙事主题诠释和解读国外影片。这引发人们的深层思考：如何以中国故事的特殊性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普遍心理诉求？这就需要中国电影人充分挖掘共通的情感因子，增强新主流影片叙事生产的创造性，提高故事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三，中国影视机构要与国外影视机构建立长效国际合作机制。中国影视机构要建立健全跨文化理解机制，与他国影视机构之间通力合作、携手并进。国产新主流电影既要保持自身独特的优势，又要秉持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合作理念，与国外影视机构之间要建立健全共同创作、共同投资、共同制作、共同播出的国际合作机制。通过翻译转播或合拍创作等活动提升合作层次、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我国新主流影片的海外传播。

结语

用心用情用功创作人文深邃、寓意深刻的影视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中国电影人必须肩负的时代责任。广大电影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国产电影“黄金时代”的历史契机，塑造更多经典银幕形象，从而更好地阐释中国特色、发扬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

[1]王一川.当今中国故事及其文化软实力[ J ].创作与评论，2015（24）.

[2]黄丹.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光明日报，2017-11-08（9）.

[3]王涵弘.探析全球化语境下新主流电影概念流变[ J ].传媒论坛，2019（13）：25-27.

[4]马宁.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 J ].当代电影，2000（1）：16-18.

[5]胡黎红，蔺晚茹.从“印度故事”看“中国故事”[ J ].当代电影，2017（01）：70-73.

[6]李云雷.何谓中国故事[N].人民日报，2014-01-24（24）.

[7]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1）.

[8]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1）.

[9]徐健.中国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J ].商周刊，2012（13）：100-101.

[10]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将改革进行到底[M].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121.

[11]王义桅.表达中国融通世界[N].人民日报，2015-09-01（7）.

[12]徐皓峰.刀與星辰[M].北京·广州·上海·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13][14]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直通两会201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98，93.

作者：肖文红

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 篇2：

英雄主义和国家文化形象的树立

【摘要】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的发展，不仅关系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演变，更关联着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经历，社会价值取向和大众审美习惯，在社会转型期，如何从本身固有的特征出发，在电影市场化的大潮中积极变革，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取长补短，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成为我们的军事电影创作应该探讨的问题，而我们本土军事电影创作力量，应该承担这份思索。

【关键词】中国军事电影　美国军事电影　英雄主义　国家文化形象

一、引言：美国军事电影概述

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美国影片是一个重要的分支。美国好莱坞电影早在中国电影发展的早期就对中国电影类型化发展及电影创作技术产生过重要影响。而美国军事电影也对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艺术创作和市场经营产生着重要影响。从1942年以后好莱坞推出大量陆战片开始，美国军事题材影片以艰苦的战斗环境描写、具有震撼力的视听效果、英雄人物的神勇刻画占据了影坛一席之地。

描述一战期间参军的一群德国少年兵经历的反战影片《西线无战事》(1930)、表现珍珠港事件的《乱世忠魂》(1953)、描写盟军登陆诺曼底的《最长的一日》(1962)、以传记形式描绘巴顿将军传奇经历的史诗式传记片《巴顿将军》(1970)、反映战争破坏人民生活的《猎鹿人》(1978)、以越战为背景，讲述一个疯狂的美国军官在柬埔寨丛林中建筑恐怖王国的《现代启示录》(1979)、反映越南战争中美军在前线作为的《野战排》(1986)、深刻揭露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恐怖罪行的《辛德勒的名单》(1993)、反映公元十三世纪苏格兰人民大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巨片《勇敢的心》(1995)、赞美人性与和平、探讨个人生命价值的经典二战影片《拯救大兵瑞恩》(1998)、描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老战士马丁为了拯救爱子与英军对抗的《爱国者》(2000)、充满爱国主义与浪漫激情的《珍珠港》(2001)、描述美国海军下属“海豹”特种突击队潜入非洲丛林地带营救国际红十字会支援当地医护工作的美国医生莱娜的《太阳泪》(2003)、描写二战时，美军营救菲律宾日本集中营战俘的《大偷袭》(2005)、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决战阶段美日两军硫磺岛战役为题材的《父辈的旗帜》(2006)等等，在短短100余年时间里，美国电影创作者们从建国以来多次参战的历史中汲取了丰富的素材，出产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战争题材影片。

美国军事战争题材影片似乎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包含着丰富的电影表意手段、人物形象的鲜明凸显以及对战争主题的深刻阐释。从大卫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涎生》、《党同伐异》等早期战争片开始，美国军事影片创作便体现了高超的表现技巧，到了好莱坞电影时代，更是以精彩的情节设置，激烈的戏剧冲突、动人心弦的悬念、刻画入微的细节使得影片具有了强烈的娱乐性与观赏性，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眼球。同时，美国军事影片多在突出战争中的人，将人作为战争的主体来刻画，通过塑造战争当中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人在战争中的种种遭遇来表现战争、思考战争、评价战争。同时，电影通常通过种种艺术手段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阐释战争的主题，通过各个方面探讨在战争中的胜败、战争中的悲剧和死亡、战争中人性的美好与沦丧、战争中人的情感世界等等战争百态。从《西线无战事》、《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到《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再到《珍珠港》、《父辈的旗帜》，美国军事战争题材电影带给我们的是绚烂凄美的制作、人性大旗的高扬和深刻厚重的思索。

二、中美军事电影的创作比较

1、英雄主义意识的凸显

中美军事战争题材电影由于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风貌与审美价值，显示了各自对战争的独特思考。这些同类影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中都包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意识，但是两者对英雄的塑造和对英雄主义的弘扬又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侧重。中国军事电影更多彰显的是一种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比如《祁连山的回声》、《狼牙山五壮士》、《万水千山》，表达了中国社会制度遵循的“把集体利益放于个人利益之上”这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而美国军事影片中则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美国学者哈尔·希梅尔斯汀在探讨影视文化时曾经说过“经典英雄活动的世界是一个情感色彩强烈的世界，又是一个严酷的世界，那里的规则包括对体能和道德无止无休的考验和经常不断的死亡威胁。英雄代表了一种精心界定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善良最终战胜邪恶，在神的帮助下，英雄们的活动结束混乱，重建秩序和安定”、“英雄是从想象与象征的文化谱系中抽象出来的。他们为人们提供了试图效仿的典范”。在电影中也是同样。从观众的艺术接受心理来看，中国观众一直以来接受的是集体主义至上的教育，在审美习惯中和美学价值判断上倾向于对集体主义的认同，也能够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安全和踏实感。美国观众却能够在个人英雄的胜利当中摆脱现实物质生活的种种困扰，得到自身心理的补偿和愉悦，获取精神的慰藉。并且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时代起便提倡大一统的集体主义原则，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强调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顾全大局的精神。“仁者人也”也强调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集体主义和伦理修养，这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对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文化的历史也为个人主义的凸显埋下了伏笔。从美国的哲学传统中便可以看到个人主义的萌芽，“美国人的个体观念根植于以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洛克断言生物的个人是自然的基本单位”。“哲人应该是自由的——自由而勇敢：没有一点阻碍。在美国，他们尊重‘依靠自我(self－reliance)’”哲学家罗素的名篇《一个自由人的崇拜》中，也谈到个人的思想自由，“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永恒地服从于外在世界的力量的专横暴虐：但在思想上，志向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我们同伴的约束，不受我们身体在上面爬行的微不足道的行星的羁绊，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甚至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自由”。美国关于人的价值的核心便是民主思想中个人对自由的崇拜，个人主义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最高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就此看来，中国军事题材影片将集体英雄主义作为英雄的最佳表现形态。而美国军事电影弘扬个体英雄也就不足为奇了。

2、国家文化形象的树立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工具，因为其传播范围广，受众面积大，艺术效力强，往往能够树立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这种文化形象的汇聚可以从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特征、文化精神等等方面体现出来，特别是军事战争题材电影，可以通过对战争的表达来构建不同的军事文化，进而体现为国家文化形象的一部分。从文化实力的角度，单拿出电影产业客观的来看，美国军事战争影片从艺术创作

到人文思考到市场化运作，都代表着一个较高的水平。以好莱坞领军的战争大片，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都不容忽视，而我国军事战争题材影片，在作品数量，艺术推广力、表现力、影响力上都略逊一酬，其他国家观众是通过国外电影创作对中国的展示来了解中国文化，在外国人的眼光里，中国人的形象和现实存在着许多不一致，中国文化的优秀一面得不到充分的阐释，而且还会有所偏离，这就造成了在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过程当中，使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出现匮乏和偏差，而我们电影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文化实力、反映时代特色、出精品、正面宣传，扭转这种偏差，重新打造一个崭新的、正面的、积极的国际文化形象。新的文化语境下“要求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必须以多样式、多题材、多类型来满足不同的文化需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都在为本国利益服务，为维护本民族文化观念而努力，这一点是相同的，正因为此，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与美国军事战争影片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中国军事电影通常表现的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钢铁长城、威武之师等等词汇，而美国张扬的则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成为了两个国家不同形象的鲜明文化符号。

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诗经》开始，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人类文明成果都暗藏着一脉精神的涌动。电影作为现代文明的承载者，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也都无一不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力量，这可以算做电影的文化精神。同样是军事战争题材的电影叙事。中国是充满了道德观念、自我牺牲和包容精神的，而美国则展现着自我实现、拓荒精神、冒险精神。在现代社会，电影通过独有的文化形式。在极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着各自的文化精神，电影世界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推动了文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里，又经由电影对军事的组织、复现，观众对电影文本的解码、重读，使军事题材电影背后的国家文化形象得以彰显。

三、结语：电影文化的交汇

通常，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文化观念的差异，不同文化在地域上长期的隔离又造成了这种差异的难以融合。然而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也随之推动了各族群文化的融合和互相借鉴汲取。将中国军事电影与美国军事电影的对照，是为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军事电影怎样更有力的接受新时期电影市场化带来的冲击，以及怎样更迅速准确的在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大潮中寻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

针对类似的问题，有专家指出：“有一个值得讨论的前提，即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从建立国家的时候就客观的具备了国际化的属性。美国现在又是世界第～经济强国，这样，电影的产业化与文化的国际化使美国电影具有了世界性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我国不同。五千年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中心成就的。我们总是说，汉民族有特别大的包容性，谁来了都会被同化，使对方文化失去文字、语言和力量，这使我们的文化有了极强的单一倾向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这样的特点在今天还值得骄傲吗?‘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这个口号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无疑是对的，但在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消融的过程里又显得脆弱。”这实际上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单一倾向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变的让他人无力消受。正因为这种脆弱，致使我们的电影会由于社会制度与思维方式带来的文化差异，而造成观众范围扩大后一些观众接受的障碍。同时，以美国电影为代表的大量外国电影给予我们的冲击和对观众的争夺也为我们提出了考验。这就需要我们的电影从战略高度加以思考积极应对。特别是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的发展，不仅关系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演变，更关联着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经历，社会价值取向和大众审美习惯，那么在社会转型期，如何从本身固有的特征出发，在电影市场化的大潮中积极变革，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取长补短。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成为我们的军事电影创作应该探讨的问题，而我们本土军事电影创作力量，应该承担这份思索。

作者：李锦云

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 篇3：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新与困境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者们苦苦地在艺术表达和市场压力之间寻找平衡，寻找生路，面临很多困难和迷茫。但只要电影人坚持，用当代目光去审视今天的少数民族生活，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文化和精神，总有一天会重新找回观众。

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新近推出的《吐鲁番情歌》和《美丽家园》两部影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获得了不少专家的好评。然而，两部影片创作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种种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及其出路的思考。

《吐鲁番情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影片聚焦于新疆吐鲁番两家维吾尔家庭平凡生活下面不平凡的情感生活和经历，并以耳熟能详的新疆四首经典情歌串联起四段独特的爱情故事，借鉴了类型片的一些叙事手法，试图创造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歌舞片模式”。影片精致的画面、幽默的台词、动人的音乐，加上生活的质感，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特色”、“新疆风格”、“新疆气派”。也就是说，影片创作人员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想把影片打造成一部“好看”的电影，一部令人赏心悦目和快乐的电影。《美丽家园》则以一种相当现代和宏观的角度来描述和审视草原乡村文化与都市现代文化的激烈冲突乃至矛盾，人木三分地表现了胡纳泰和他的儿子阿曼泰之间似乎是难以调和的文化选择的冲突和对抗，并最终巧妙地以传统伦理化解了冲突和矛盾。影片中“马”的形象不仅仅是作为道具更是作为有机的叙事元素进入到影片的规定情景中，不少表现人与马的段落和场面令人动容，催人泪下。从整体上看，两部影片的创作显示出了较高的电影专业素质。换句话说，从两部影片的创作我们看到了一批少数民族高素质的电影专业队伍和人才脱颖而出——这正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繁荣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是，两部影片的创作现象也反映出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面对市场经济大潮、面对严酷的电影市场竞争的矛盾心态、游移态度乃至尴尬的生存处境。具体的说，就是创作人员在艺术表达和市场、艺术路线和商业路线之间游移不定乃至无所适从。如《吐鲁番情歌》借鉴了类型化电影的策略，但并不彻底(如果严格按照类型化电影的叙事策略，焦点应集中在退休老村长和他的小女儿阿娜尔罕以及大姐康巴尔罕的昔日恋人克里木身上)，《美丽家园》选择了“艺术路线”，但又不敢正面描写小叔子和嫂子之间“有违一般伦理”的情感冲突，使得影片失去了不少艺术电影应该有的“看点”和“亮点”乃至“卖点”。所有这些，都是当下所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所面临的共同的迷茫、困惑乃至尴尬的生存困境。

更重要的是，两部影片的创作反映了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极端低成本。据两部影片的创作人员介绍，两部影片的成本都在200万左右。即使加上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所特有的地区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两部影片的成本也不会超过300万。在这种低成本的情况下，从人物到故事、尤其是场面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可能拍出有强烈的视听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景观的电影”。囿于成本，一些被世界各国电影证明对抓住、激发观众的观赏热情和兴趣行之有效的各种商业性手段、元素和技巧在导演拍片之前就要主动合弃掉。就《吐鲁番情歌》所提供的可能性而言，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完全可以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一部令人赏心悦目和快乐的“景观的电影”。即使走所谓“艺术路线”的《美丽家园》，极端低成本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创作人员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艺术路线”而不是“商业路线”甚至就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选择”。青年导演章家瑞描写哈尼族的处女作电影《堵玛的十七岁》选择了“艺术路线”，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切人，将一个山区小女孩的初恋和单恋的情怀表现的生动感人，尤其让西方观众关注神往和着迷。他的第二部影片《花腰新娘》因为投资有所提高，所以试图求变，在相当程度上从“艺术路线”转向“商业路线”。影片描写云南花腰彝族有一个古老的族规，新娘成婚三年后才能落居夫家，称之为“归家”。张静初扮演的美丽野性的花腰新娘风美被巧妙地塑造成一个彝族版的“野蛮女友”：而她的新婚丈夫阿龙则因循守旧，因此造出了小两口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跌宕起伏，情趣横生。新媳妇要用湿柴火给公婆烧洗脚水、过节时风美与别的男青年跳表达爱情的“烟盒舞”、两人和好时对唱 “海菜腔”情歌，这些浓郁的彝族风情和风俗巧妙地穿插在影片的情节中，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另外，影片在总体正剧风格的基础上大量融人了喜剧性手法和技巧，一方面不断给观众制造出“兴奋点”，另一方面快速推进了影片的叙事节奏，化解了正剧影片叙事节奏拖沓的毛病。导演谢晋表示很久没看到这么朴实真挚、少数民族特色浓郁的电影了。“看了片子，我更想再去云南了，在那里我拍过《高山下的花环》，我们上影也拍过《阿诗玛》《摩雅傣》等好影片。”香港导演唐季礼也认为影片《花腰新娘》清新自然、真实细腻，片子里展现的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独特神奇的民族风情对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具有很强的视听冲击力。总之，影片把风光、民俗、喜剧性融为一体，确实好看。按照影片所呈现的叙事，影片的高潮应该是最后的“舞龙大赛”。但是，由于资金的缘故，影片最终没能拍出气势磅礴的舞龙大赛，而采取了所谓“艺术电影”的手法，仅仅以几个叠化镜头“敷衍了事”，令观众的观影期待完全落空。可以说，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只能走向“艺术电影”，或者想走“商业路线”但最终由于资金原因而“艺术化”，完全是出于无奈。一句话，都是低成本惹的祸。

近几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不断有优秀的作品涌现出来，在艺术上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故事片奖的《可可西里》、获得导演处女作奖的《静静的嘛呢石》以及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提名的《花腰新娘》，都堪称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精晶。可以说，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关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并创作出了艺术精晶，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自身的电影专业人才和他们的专业素质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对少数民族生活的熟悉，对少数民族题材文化精神的把握，以及用现代眼光去审视少数民族的多彩生活，使得他们的创作完全可以克服少数民族影片题材雷同，超越猎奇的层面，更真实和准确地反映出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但是，在引进大片、商业大片的轮番轰炸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遭遇的是电影市场的冷淡和残酷，或者是票房成绩不尽如人意，或者根本进入不了主流院线市场。换句话说，“边缘化”甚至成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新世纪的“宿命”。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者们苦苦地在艺术表达和市场压力之间寻找平衡，寻找生路，面临很多困难和迷茫，在艺术路线和商业路线之间游移、徘徊，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曾几何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阿诗玛》《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它们拥有当时最大的观众群体，其产生的轰动效应甚至不逊于现在的“超女”，至今让人回味无穷和津津乐道。谢飞导演曾由《花腰新娘》想到了民族电影的振兴，认为这些年的少数民族电影不多，由于市场的原因，短期内要引起《五朵金花》《阿诗玛》那样的轰动是很难的，但只要电影人坚持，用当代目光去审视今天的少数民族生活，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文化和精神，总有一天会重新找回观众。或许有这种可能性，但更多的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事实上，在极端低成本的客观条件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要在大片“围剿”的电影市场中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成功“突围”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大可能的。地球人都知道，我国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电影题材，有无穷的“金矿”等待有心人去挖掘，但如果现行的电影体制尤其是投资、融资体制不加以调整和改变，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恐怕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民族寓言”电影，而不是当下观众和市场的电影。

责任编辑／辛加坡

作者：饶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