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土地制度论文

2022-04-21

[摘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在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使土地形成规模化经营,产生规模化效益。通过调查和查阅资料等方式,研究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及其产生的背景,并着重从经济、技术、制度等方面,阐述农村土地流转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业现代化土地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业现代化土地制度论文 篇1: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 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摘 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制度已呈现出种种弊端,必须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推进我农业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改革;土地制度;弊端;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工业为农业提供技术手段和物质手段,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为农业提供先进的管理手段,用现代农业方式(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方式)逐步改变和替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土地的分散经营,一方面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现行土地制度造成农民经营土地行为的短期化,难以产生农民学习掌握农业新技术、新管理方法的内在动力。

一、现行土地制度的种种弊端:

进入二十一世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强烈显示出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它不但没有彻底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的基本状况,甚至造成农业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现行土地制度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当前我国农业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小农经济,面对市场,农民作为生产者、农户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成部分,生产和销售都是一家一户,是市场链条上最弱的环节。虽然国家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着力不少,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中间商的盘剥和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带来的风险,不仅使农产品价格的杠杆作用扭曲和失效,也使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利益遭受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同时,承包制容易造成农民经营土地行为的短期性,甚至采用掠夺性经营方式,导致土地贫瘠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也就无从谈起。

(二)现行土地制度制约了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制约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因素有很多,既有产业内部直接和间接因素,也有产业外部的商业环境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诸多因素均受制于现行农业土地制度的弊端。从产业内部来说,一家一户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直接影响到农业新科技、新品种的推广和大型机械化耕作技术的应用;土地超小规模经营,导致绝对的规模不经济,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生产率低;从外部商业环境来说,以人力要素为主的一家一户分散生产方式,在市场信息的收集与反馈、新技术的学习培训与推广、生产标准化管理、质量的监控等方面,难以形成内在机制和动力,进而造成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产品质量标准难以保证,这势必无法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相竞争。农业生产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不高、生产要素不能合理流动、生产效率低等问题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现行土地制度不能支撑城镇化发展并严重影响工业

生产水平。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是历史的必然,但从目前看,由于土地制度的制约,农村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民难以完全脱离土地成为城里人;尽管大多数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虽然向往城市,却没有对如何留在城市拿出长远规划,“候鸟”心理使其在多个企业与行业间不断转移,难以学到一技之长,因而也很难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所以一面是用工荒,一面是就业难,其根源就在于新农民工虽梦想在城市,但又感觉自己的根在农村,毕竟那儿还有一亩三分地,对向产业工人过渡缺乏自主意识,缺乏长远规划。所以,改革农业土地制度,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民离开土地,提高进城农民工的专业分工技能和素质,才能加快推动城镇化,也才能真正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而城镇化的推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服务支撑,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因而,如果没有城镇化的推进和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与进步,农业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物质、技术基础和服务支撑。

(四)现行土地制度正逐渐使中国农业沦为西方发达国家

的附庸。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跨国企业,以农业生产为依托,进入农业研发领域,抢占市场。我国涉农企业完全无法与这些跨国大公司竞争,因为我国涉农企业既在规模、效益、技术上无法与之抗衡,又没有土地依托。国家相关科研机构找不到上规模的土地经营企业合作,靠政府配合又无法应对市场条件下的竞争;涉农企业本身因为规模小数量少,对农业研发既没有基础,更没有动力,只能被别人牵着走。不改变这种现状,就只能任由我国农业一步步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我国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

小农经济形态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土地制度势在必行。现在各地出现了很多土地转包向种粮大户集中、通过自发整合向合作社集中的现象,都是农民适应新形势的自发创造。党和国家已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颁布,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为农业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国(境)外成功的土地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所以改革的积极推进与改革的审慎并不矛盾,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1] 现在进行土地经营模式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均已具备,改革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要顺势而为,不失时机稳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在土地公有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家庭分散拥有的前提下,通过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实现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土地流转和规模扩大后的专业农户(家庭农场)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模式下,家家包地的同时不再户户种田,这才是一种新的中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只有在这样的经营模式基础上才能建设中国现代农业。

(一)因地制宜,走土地集约化之路。进行土地集中经营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方式是以农户参股的方式进行土地集中。由有能力的种粮大户或几户联合,实行集约化耕种,农民以土地参股,按一定的比例分红,让不种地农民安心地离开土地外出务工。这种方式的优点:一是整合后的土地经营者,可以发挥其资金、技术、设备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劳动力转移效果显著;三是这种方式适合以自然村为单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市场化运作,农民自由出让土地,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收益,操作比较容易。第二种方式是以村社合作的方式进行土地集中。参照以前农业合作社形式,以村为单位把土地集中起来,农户入社,不但能够集中土地,还能够集中资金、生产资料,按地亩、投资、劳动力投入做利润分成。这种方式的优点:一是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自愿出资,可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地推进合作社的规模和运作水平;二是劳动力转移效果也比较显著;三是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从种到收,从良种的选择、土地的改良、农用机械的使用、病虫害及自然灾害的防治到农产品进入市场,都由合作社统一组织,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规划;四是这种方式在全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效果明显,土地投入减少、产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有保障,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第三种方式是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土地集中。将社会资本引入农业生产领域,对土地进行工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最有效的办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后,农民会向两个方向转移,一是为农业企业服务,在家门口成为农业产业工人;二是向工业转移,逐步成为工业产业工人。但是不管农民向哪个方面转移,即土地承包关系变更前,其每年都得到一份来自其土地承包出让的固定收入。当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社会资本的进入是大势所趋。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市场监管加强,资本的特性将显著表现在农产品品牌竞争、农业技术创新以及农业企业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而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我们可以预计,社会资本的进入将会使我国农业发展出现新的转机。届时,社会资本以集中起来的土地生产为依托,吸纳农业人才,或与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设立农业技术研究机构,不但能推进其企业自身的农业生产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还可立足中国地域特点,在种子、农药等各种农业技术上取得突破,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业的知识产权控制,提高中国农业安全水平。

以上三种土地集中的方式,可以说是土地集中经营的三个阶段,是三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阶段,也是中国农业改革必经的三个阶段。但不是说非得按部就班的三步走,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适合的集中方式。在进行土地集中的同时,再辅以国家的惠农政策和严格的土地监管,农业的生产效率将得到本质性的改变,取得飞跃式的发展。

(二)完善相关法律,推动土地集中经营。从国外经验看,单纯的自发式农地流转不太可能将农地集中起来,但若以政府强制性行政措施推进农地集中流转,又往往违背农户自由意愿,损害其权益。因此,法、德、日等国都采用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农户自愿流转农地。如日本于1970年大幅修改《农地法》,该法为促进农地规模经营,专门设立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业协同组合共同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地管理公司,协助农业生产单位从农户那里流转农地,政府对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户双方均提供优惠补助。1980年日本颁布《农地利用增进法》,积极推行农地委托经营,在农业协同组合的协调下,农业生产单位接受农户的委托,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进入本世纪以后,台湾当局推行了所谓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主要内容是建立老农退休机制,推动“小地主大佃农”计划,并规划农地分级分区管理和变更机制,在土地银行和农会等中介机构的协助下,促进农业经营向企业化目标迈进。始于1993年的越南农村土地制度革新推动了越南农业的快速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成效是粮食从短缺变为有余,现已成为仅次于泰国的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越南几经补充完善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土地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目前已完成了农户土地使用权证的发放,为农民土地权利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同时,增加了农户土地作为投资的合资资本权利。2001年的《土地法》,赋予了农民农地赠予权,还规定了土地发生变更的情形及变更登记程序。新修订的《土地法》中,土地首次被官方认定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价值,因而可以交易,允许农民和经济组织参与土地的市场交易。

我国可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农地规模经营的经验和做法,用政策法规正确引导农户自愿流转农地。

(三)进一步明确农地产权,建立完善的农民退出机制。农地产权价值化,有利于完善农民的“退出”机制。第一,要改变当前农民土地产权只能“用”,不能“带走”,也不能“兑现”的状况,让农民从土地产权的转让和流转中获益。农民可以通过对土地的耕种和劳作获取利益,也可通过多种形式,如再承包、入股、转让等,从土地产权的价值化流转上实现最大化的利益,这种作法为希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提供了退出机制。第二,要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承包的土地转变为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应该有步骤、有重点地将在城市己经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农村。先通过建立”承包地+个人账户”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承包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出,即将“承包地十个人账户”的双重保障体制向单纯的“个人账户”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化。承包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退出,可以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尽可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使土地的流转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行政的手段。这样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从而为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也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土地要素的保证。

(四)发展引领有效、支撑得力、网络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完善农村信息综合服务体系,形成网络发展的农业服务供给格局和农业服务能力格局,促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农村土地、房产等资产要素市场化交易机制,切实提高农民利益保障;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三、改革土地制度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土地公有。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因此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这是不能改变的,毫无疑问,改革的是使用权制度和经营管理权制度,土地公有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二是必须保护耕地。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母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少、用途不变、质量有提高。”[2]可见中央力保耕地安全、力保粮食安全的决心十分明确。如果将土地改革称之为一场革命的话,那么这必须是一场“红线内的革命”。因此,土地集中经营,无论是什么方式,都必须确保“农地农有、农地农用”这个基本前提。三是必须保障农民利益。农村土地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当前还兼具社会保障功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既要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弱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失地农民“农转非”后顺利的从过去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行为转化為市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行为;又要改变过去一次性货币补偿和安置为主的做法,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机制,确保农民利益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业二元化结构在于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目前我国农业改革还不足以彻底改变农业落后的基本状况。只有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消除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实行合理和适宜的土地制度,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者:傅颂

农业现代化土地制度论文 篇2:

论土地流转制度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意义

[摘 要]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在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使土地形成规模化经营,产生规模化效益。通过调查和查阅资料等方式,研究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及其产生的背景,并着重从经济、技术、制度等方面,阐述农村土地流转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意义。

[关键词] 改革;规模化经营;农业现代化

土地是一种具有价值的资源,它具有可交易性,然而作为我国农村的土地,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几乎没有交易市场,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我国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当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下,要想使我国的土地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

一、农村土地流转产生的背景

“农村土地流转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土地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制度下的产物”。理论界开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的现实背景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了人地矛盾空前紧张的状况,而另一方面不少农民却对土地大量抛荒弃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不断完善的国家法律制度,使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断趋于完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经验告诉我们:土地所有权可以与其经营权相分离,而这种分离并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制度。因此,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改为30年”作为一项重大的政策确定了下来,并写入了1998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这一规定给土地流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可靠的保障。

二、农村土地流转产生的原因

(一)现行法律政策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政策依据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都很强的工作”。现行国家法律政策中有很多都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作了原则性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强调“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四款“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有土地和集团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十一条也指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让”。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都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提供了更多机会

我国当前的土地流转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问题,只有把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好,他们才有让出土地使用权的可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长效机制的建立以及“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贯彻,使农村经济逐渐受到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迁入城市居住或者进入城市打工,同时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也会给农民创造更多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机会,这样就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使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许多就业的机会。

(三)村集体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推动

“任何集体行为或选择都是个体成员选择的结果,当所在集体的部分或多数成员有了土地流转的动机或行为,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为了获得集体或村里的制度保障,就会想集体领导层施加压力。集体领导层则会根据其收益(如可支配的集体资金、个人地位声望、上级政府的支持等)和成本(如政治风险、更好的备选制度、当前制度的固定收入等)比较来决定是否进行土地流转”。就村集体而言,它的目标是完成各级政府的各项任务并促进村集体经济和社区的发展,土地流转使一项有利于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并且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措施,因而,村集体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

三、农村土地流转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中,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成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一项顺应新时代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举措,对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推进农村其他各方面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能充分发挥耕地的经济功能。传统种植业的效益本来就不高,在加上一部分弃耕的土地,使得耕地的生产及经济功能在原本就比较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下降,影响了农业及农村的经济发展,耕地的经济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不仅合理利用了土地,调整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而且还确保了农民的收益分配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极大程度地发挥了耕地的经济功能。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能促进农村经济不断发展

(1)土地流转进一步使农村劳动力得到了转移,推进了农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2007年我国总人口是13212万人,成年劳动力是91129万人,其中乡村人口数7275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55.1%,按人口比例算,乡村劳动力是50212万人,乡村实际需要劳动力1.5亿左右,那就意味着乡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人数逾4.5亿人之多”。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靠农村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外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高了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合理分工,使大部分农民可以翻新低进入城市打工,并且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各种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会不断促进农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2)土地流转有效地解决了土地的粗放经营问题,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土地流转后,大量的土地集中到了这部分具有专业技术的种养能手,专业大户手中,他们“往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名、优、特、新农产品”, 从而打破了原有农户土地分散,生产方式雷同,品种单一的局面,改变了农业粗放式经营方式,实现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规模化经营,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

3.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利于启动农村消费,拉动城乡需求。土地流转使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入城镇,他们在与土地脱离关系后,生存需要的很多物品(如蔬菜,水果等)要从农村市场上取得,这是一部分新增的农产品消费者。另外,土地流转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农民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必然会追求更多,更高的精神和物质享受,这就为启动农村消费拉动城乡需求创造了很大的可能性。比如一些家用电器,在城市已经饱和,而在农村的广大市场,这类家用电器还有很多空白,土地流转的发展将会不断改变这种现状,为更多的消费品提供更广阔的农村市场。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的现代化

“小规模的分散经营,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阻碍了现代化的耕作机械和技术的应用”,并且由于农民的资金有限,以户为单位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投入时不可能实现的,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农村土地实现了大规模成片经营,国家也对土地土地流转加大了资金和技术投的支持,使得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地应用到农村,不仅提高了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素质,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现代化。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利于促进农村各项组织、制度的现代化

1.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新农村经济组织。原有的分散经营模式,农民“各自为政”,没有标准的作息时间,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土地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经营,农地转入户采取的现代化管理方式,必然有一套完整的生产和作息制度,这样,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也为农村经济组织注入了新的管理方法,创新了农村经济组织。

2.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土地流转产生的一系列农民生存问题,将会推动政府根据现实制定一系列完整的,覆盖面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将得到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从而保证农民在失地以后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这一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举措不断发展。

3.有利于农村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专门立法。土地流转的不断发展以及带来的效益,将会使政府不断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建立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体系,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有法可依。

四、结语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举措,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虽然它在我国正处于发展初期,又很多问题与不利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是,在我国政府与广大农民的不断努力下,这项产生于我国特有国情基础之上的新型举措,必然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也必然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樊帆.农村土地流转的深层原因探析[J].农业经济,2002,(11).

[2]陈永志,黄丽萍.农地使用权流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学海,2009,(117).

[3]连玉民.2004中国资政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4]连玉民,武建忠.2007中国国情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5]孙菊芳,孙淑云.河北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理论前沿,2009,(22).

[6]樊帆.农村土地流转的深层原因分析.[J].农业经济,2002(1):25.

[7]徐旭,蒋文化,应风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J].管理世界,2009,(9):144.

[8]文新.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学术论坛,2009,(7):110.

作者简介:刘毅(1988-),男,汉族,山西榆社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刘毅

农业现代化土地制度论文 篇3:

21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展望

[摘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其缺陷,原因是:人多地少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土地的产权界定模糊,缺乏法律保障;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土地承担双重的功能。文章指出新一轮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的原则: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其基本对策是: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土地的产权;尽快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权机制;严格保护耕地,建立在政府行政占用耕地中对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能够和自愿流转土地;实行科技兴农战略,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策与建议

[作者简介]陶林,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210046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30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掀起的包产到户,后来成为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公有农户经营的土地制度创新,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我们党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领导人民谱写了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制度实施近30年来,凸显出了固有的制度缺陷。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当前如何在现有的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土地制度创新,对于实现农村的全面繁荣,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土地制度安排,它不可能涵盖,也不可能穷尽全部农地产权所要求的功能。对于当前广大的中国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一种经营的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农民的“保命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最后一道保障。因而其制度本身在实施的20多年来,既充分显示出了其前期巨大的制度绩效,但同时也产生了异化,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美国经济学家普鲁斯特曼曾这样宏观地评价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问题,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对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政策的规定,但缺乏法律保障;二是允许按人口变化不断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农民承包权实际上无法稳定;三是对非农业占用耕地的经济赔偿太少,因而形成了非农业过量占用耕地的机制;四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者的身份不清,经常出现乡村两级侵犯组一级土地所有权益的现象;五是政策上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但由于土地使用权本身缺乏法律保障,因此实际生活中转让很少,造成土地使用权价值难以实现;六是乡、村两级加在土地使用权上的费用太高,农民难以承受;七是农村没有足够的法制,乡村干部在土地问题上为所欲为。

其次,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而言,它本质上仍属于小农式的家庭经营,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农户拥有小面积的土地,通过劳动密集的方式进行耕作,这一土地制度安排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农民非农化以及农民增加收入而言并不相适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模小,产生不了规模效应。“据有关资料,我国现有耕地14.3亿亩,人均不足1.2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这种规模显然无法与美国大农场主式的平均160公顷经营相竞争。由于土地过于零碎、分散,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小农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制度瓶颈。

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对土地制度预期不足,农民仅有使用权,无所有权,而且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常常受政策、人口、乡村干部的干扰而变动。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不足,缺乏热情,不少地区还出现了农民短期的掠夺式经营。

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从而形成了“有地的农户不愿意耕种、想种地的农户没有耕地”这样尴尬的局面。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如江西省从1999—2001年上半年,土地抛荒面积逐年上升,分别为103.5万亩、114.5万亩、94.4万亩,常年抛荒分别为33.8万亩、40.8万亩和30.4万亩。

四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当前面临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征用问题。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明文规定保护耕地,不能违规征用土地;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圈地运动”,各地盲目兴起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耕地征用,但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土地产权模糊,土地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造成了征地补偿中农民利益受损,形成了失地农民问题。

五是阻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从事林业、渔业、牧业、工业、畜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其他各业。而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必然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而影响了整个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与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20多年来,其小农式的家庭经营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制度瓶颈”,分析其原因,对于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紧迫的需要。

二、原因分析

中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实质是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制度设计。

首先是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具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前提——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差不大,但是人口是13亿左右,而美国是2亿多;人均耕地面积我国人均不到0.4亩,不到国际标准的1/2。加上中国近

30年的发展,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省实行不同程度的“圈地运动”,造成了每年耕地面积以数千亩的数字在递减。人地矛盾可以说是今后一个时期长期存在的矛盾。

其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其固有的制度缺陷,其实质在于产权界定不清。土地制度的变迁,表面上是土地制度的变化,涉及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调整,实质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土地制度缺陷的实质是国家、集体(包括乡镇、村、村民小组)与农户家庭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博弈的矛盾。当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内在的产权界定模糊。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产权具有排他性、唯一性。而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土地的所有权界定不清楚,导致主体虚置。名义上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具体到归哪一级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但是究竟属乡、村、村民小组哪一个经济组织,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对所有者与经营者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产权边界模糊。由于农地管理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缺少必要的界定,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乡镇、村、村民小组随意调整土地,甚至在征地补偿中掠夺农民。二是农户缺少稳定的心理预期,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掠夺经营,导致了浪费耕地、滥用耕地的现象。一些地方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正异化为乡官、村官所有制,他们在处置农村土地时,常常发生“寻租”现象,乡村干部的腐败和以权谋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也在加重。同时由于农民作为经营者权能边界模糊,农民对承包的土地缺乏稳定的预期,所以很难形成长期投资、远期经营的劳动积极性。

再次是在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国家担心在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现行的土地制度无法适应由于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而带来的家庭劳动力的增减、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加和流动等现状。由于尚未形成合理的规范的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机制,导致农民积极性下降,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土地流转制度的缺失使农民成为不幸的“经济人”。一方面,土地分散零散,国家不能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能对土地统一安排与宏观规划管理,影响土地的使用率。土地作为稀缺资源,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同样也存在土地大量搁荒、闲置的现象;另一方面,土地使用权30年顺延不变,但是土地耕种的收益过低而成本偏高,化肥、农药价格上涨,对农民摊派多,农村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产品价格却没有上涨。农民种地的成本高而收入低下,因而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并未提高。由于土地流转极度缺失,致使土地粗放式经营,不适应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

最后是当前的土地仍然承担双重的功能:一是经济的生产功能,二是社会保障的功能。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在政府的投资重点上,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造成了中国农村基本上无社会保障的结果。加上中国人口的基数大,大约9亿多人口是农民,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完全改变、取消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异。因此。对于广大的城市打工的农民而言,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地,甚至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回家。而当前对于城市的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的政策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外出打工,并不能为城市接纳,农村才是他们的家。农民外出打工仅仅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而土地仍然是其家庭的社会保障。人多地少一直是我国农村的农地矛盾,实际上土地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之所以这种隐蔽性失业在农民进城打工的同时没能影响农村的社会动荡,在于土地的失业保障功能,农民可以有两手准备:万一打工不成,仍然可以回家种承包地,土地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提高了其抵抗失业风险的能力。因而对于广大农村,农民的主要收入仍来自土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十分突出。

三、创新的基本原则

综上分析,从制度、经济、人、社会的多层视角下探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因,我们可以发现:首先,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有的农地制度的缺陷及相对滞后;最后,在中国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在的农地矛盾,表明这一制度迫切需要创新。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新形势的需求,以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为依据,在尊重广大农民意愿,尊重农村各地的村情、地情的前提下,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勇于创新,选择适当的土地制度,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促进农业的继续发展。

首先,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合理的土地制度。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最大的国情。人多地少可以说是我国农村以后一个时期长期存在的农地制度矛盾。而农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天生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以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也表明: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尊重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土地制度。

其次,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农村新一轮的大发展,要遵循五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从实际出发,使制度内的农民受益,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设计。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设计必须从中国农村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中国具有几千年小农经济的传统,农民同样也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当他们分到土地,享有对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和收益权时,无疑内涵的积极性会得到巨大的发挥,这种积极性一旦在生产中爆发出来,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反之,如果片面地拔高生产关系,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与农民的觉悟,生产力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甚至停滞不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反面教训证明了这一点。新一轮的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必须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最根本的利益,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再次,坚持在土地制度变迁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实质上是围绕土地问题在政府、市场、农民三者之间利益的博弈和互动的结果。其核心问题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民的发明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并在全国农村加以推广,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土地制度变迁的进程中,从成本收益的视角看,由农民底层发起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再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成本相对较低,收益最大,可以使政府(国家)、集体、农户家庭三方面均收益。

最后,新的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应当在充分考虑中国农村国情的基础上,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生产经营的延续性。而中国当前存在的明显的区域差距和地区差距,决定了我们的土地制度创新不可能具有统一的模式。土地产权的变革和家庭的生产经营并不矛盾。作为一种制度载体,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绩效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当前制度变迁的客观基础应当是保留家庭生产经营。这是我们在制度变迁中不断实践的客观结论。

四、基本对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利益,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大胆总结各地农民的经验,发展了各种新的模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江苏苏南的“规模经营”、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化”、陕西延安的“四荒地拍卖”等。21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走向是什么?怎样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将是一个历史趋势。这是因为: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是一种家庭式的手工经营,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土地的产出毕竟是有限的,原来的土地制度安排无法适应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都是很低的,如日本约为3%。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在土地制度创新的基础上辅助以配套的相关的制度改革。其具体的对策主要有:

一是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土地产权。实现土地产权到户,是产权清晰的唯一途径。具体而言就是在界定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落实农民的五权。即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流转选择权、收益获得权、法定处分权。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以多样化。土地的产权变动,无论如何就是使农民真正收益,使农民享有土地的五权得到法律的保护。笔者认为从长远的趋势看,土地所有权应当弱化而土地的经营权以及相关权利应当强化,即无论土地是归国家、集体、还是村民小组所有,都应当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未经农民和农民集体许可、违规调整和规划耕地用地。针对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归集体所有界定模糊的现状,可以尝试把“土地归集体所有”明确界定到“村民小组”一级。这样比较符合村民小组拥有土地的大多数的现状,从管理角度看,成员较少,成本较低,可以发扬内部民主,经营效益较高。从监督角度看,土地归村民小组所有,使乡镇、村少了腐败的土壤。而通过法律的规定使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可以稳定农户的心理预期。

二是必须尽快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权机制,使土地能够自由流转。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政府应当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具体而言就是转变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引进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起到相应的作用。包括建立宏观的土地流转机制的环境;对土地流转市场进行规范管理,培育和扶持中介和服务组织;对土地流转后土地使用的监督和惩罚等。同时政府应当从微观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在农户土地流转过程中坚持“自愿、有偿、合法、有序”的原则,不能盲目地搞行政命令,不得随意插手农户之间土地的正常流转。

三是严格保护耕地,建立政府行政占用耕地对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做到严格界定动用国家征地权力的公共利益范围,对农民实行公平补偿,探索不同的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笔者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征用耕地是必然的。问题是土地征用过程中怎样处理好政府、征用土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开发商等)和农户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在征地补偿中农民获得土地交易收入的5%~10%,集体获得约25%~30%,各级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获得60%~70%。显然,必须改变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使农民收益。为此需要相关法律的完善和配套,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

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能够和自愿流转土地。目前,中国社会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截至2003年底,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已经达到1139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其中举家进城打工的农民2430万人,占全部进城打工农民总数的21.3%。显然,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制度歧视以及土地制度承担过多的社会保障制度职能已经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土地制度的创新只能解决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而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1.5亿农民只有通过配套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是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国家在农村推广农业科技教育和现代化的设备。通过大力开展农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通过高等教育使农民的子弟可以跳出“农门”,转移到城市;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增加农民的技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举,30多年的实践表明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重视土地制度创新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当前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其总的思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各省、市、县、村的特殊性;坚持土地制度创新和其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工业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等各项制度创新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地紧张的矛盾,实现农村新一轮大发展。

[责任编辑:胡彩芬]

作者:陶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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