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实事求是研究论文

2022-04-27

摘要：在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需要建设和提升的今天，高扬学术研究之精神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正确无私的学术目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科学求真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广大学者有着重要的指导和规诫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钱大昕的实事求是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钱大昕的实事求是研究论文篇1：

邢福义先生语法研究的朴学特性

邢福义先生的语法研究浸润着浓厚的朴学学风，具体表现为：事实考察的全面性；思维程序的逻辑性；研究方法的实证性；所得结论的简明性；思想内涵的人文性；语言风格的朴实性；学术视野的包容性。

“朴学”一词本指上古质朴之学，初见于《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才，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宋明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加以针砭，大力提倡崇实致用的新学风，认为欲经世必先通经，欲通经必先考订文字音义，于是促成了以小学为基础的考据学，又称“朴学”，研究范围一般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朴学视为清学正统，并总结了朴学的十大学风，转引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梁先生所总结的十条朴学学风既概括了朴学研究的方法，如（一）（二）（三）（五）（九），又说明了学术规范与道德，如（四）（六）（七）（八），还指出了朴学研究的文风，如（十）。

乾嘉时期，朴学进入全盛，19世纪后期，随着清朝的衰落以及西方新思潮的冲击，朴学渐趋式微，最终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然而，朴学学风并没有消亡，直到现在仍影响着文学、史学、哲学、医学、艺术等多学科领域，汉语语法研究也不例外。

本文结合朴学的风格特点来阐述邢福义先生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的七个特性。

一.事实考察的全面性

“孤证不为定说”是朴学的学风之一，朴学语法学家也强调事实观察、描写的充分性和全面性，常常通过扩大语料的范围来不断修正规律，由此归纳提炼出的规则也较为周全可靠，黎锦熙先生（1924）曾总结过自己做研究的规则：“例不十、不立法。”在过去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研究者往往通过卡片记录整理语料，这需要扎实的专业训练和极强的语言敏感性，但当今语料库技术的发展为语料的搜获提供了便利。

邢福义先生于1990年购买了“奔腾286”电脑辅助自己的研究，2000年以后开始注重使用语料库搜集、分析语料。他在研究趋向动词“起去”一词时谈道：“要特别感谢现代科技，电脑的使用，使笔者有可能对现代和古代的作品进行大幅度的搜索。”语料库技术的应用为邢先生的大量文章提供了精当、充分的事实证据，比如《“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2002）、《“起去”的普方古检视》（2002）、《连词“为此”论说》（2007）、《“X以上”纵横谈》（2008）等等。

二.思维程序的逻辑性

朴学家在研究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等学问时运用了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他们认为正确的思维首先应当是始终一贯，具有内在的自洽性，凡是前后抵牾，上下相舛，则很难断定为真。赵华、胡永翔（2008）将清代朴学与实证科学的方法进行了类比，指出朴学家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思维，研究所得结论也有可验证性。

邢福义先生的语言研究处处渗透着逻辑学思维。早在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邢先生的《逻辑知识及其应用》，后来，邢先生在《现代汉语复句研究》（2001）开篇便运用逻辑方法对以往的复句二分法进行了检视，并独树一帜地根据复句语义提出了复句三分法，这种分类方法对廓清复杂的复句语义有重要作用。在对于具体复句句式的研究中，邢先生也注重使用逻辑方法，比如《试论“A，否则B”句式》（1983）、《“但”类词对几种复句的转化作用》（1983）、《现代汉语的“要么p，要么q”》（1987）等大量研究复句的文章都体现出对复合命题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俄罗斯国际刊物《语言研究问题》2010年第2期译介邢先生的论文《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时，称其为“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奠基人”。

三.研究方法的实证性

“朴学”又称“实学”，以“注重实证”为学术特征，清代朴学是对宋明理学好谈性理、束书不观风气的纠偏，因而朴学家提倡无证不言，论必有据。朴学中的证据，就是古代文献，如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的观点，就是从《尚书》《诗经》《吕氏春秋》《周礼》等先秦古籍中征引多条例证得出的论断。

自1994年以来，邢福义先生以“事实”为题的论文有八篇之多，他在《讲实据、求实证》（2007）一文中指出：“事实胜于雄辩，不管是讨论能不能说的问题，还是讨论词类归属、结构性质和历史演变等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令人信服的求证。”在实事求是、讲求实证的学风指引下，邢先生发现了许多前人研究中的问题，并作出了更为可靠的结论。比如关于复合趋向动词的研究，差不多所有的现代汉语教材都认为可以说“起来”，但不能说“起去”，邢先生考察了普通话、方言、古代汉语中大量语料后认为“起去”的说法成立，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话语场景的条件共容、语义关系的句管控、匀整系统的总体趋同”是“起去”一词成立的条件。

四.所得结论的简明性

清代朴学“考据”的目的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校勘、辨伪、辑佚，通过文字训诂来去除宋明理学对经典的穿凿附会，从而还原经典本义，因此朴学家必须将典籍中文字的意义、词句蕴含的道理以及科学的音韵规律说明白、讲清楚。林文锜（1989）也认为朴学家“主要是靠资料说话，间下断语和己意，往往寥寥数言，画龙点睛，便能说清问题”。

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继承了简明性这一优点，邢先生（2017）在谈学风和文风时提出了“文章九字诀”——“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其中“看得懂”要求文章作者心里要有读者，所写的文章要让读者读起来感到通畅易懂。为了让读者“看得懂”，邢先生十分注重提炼文章的语言及结论观点，使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简明性。举一个语言教学的例子。朴学风格语法研究提倡的“归总性”解释就事论事，规避了语法理论的阐发，便于语言学习者接受。比如《发展汉语·中级综合（Ⅱ）》第5课《再平凡也可以活成一座丰碑》中有一句话：“吴庆恒老人生前都想不到的是，他去世10年后，又回到了鸟兒们的中间。”留学生对句子里的“生前”感到困惑，他们按照“死前”将“生前”误解为“出生之前”。邢先生（2003）对“生前”一词作过研究，他指出“‘生前’包括活着的所有时间，‘死前’可以只指临近死亡的极短时刻”。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不仅解释了“生前”的意义，还比较了“生前”和“死前”的异同，在教学中已经足够。另外，邢先生还指出了“生前”的使用范围：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不能用于动物。如果再将这一解释告诉给学生，“生前”一词的教学就比较完满了。

五.思想内涵的人文性

朴学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内涵：首先，浩如烟海的古代经典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其次，为了解读历史久远、内涵丰厚的经典文献，朴学家必然会推本溯源，对文字、音韵、训诂进行研究，而语音的流变、文字的理据以及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与文化息息相关。因此，从文化角度解读汉语自然也成了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的旨趣之一，学者们在探寻语言客观规律时也很重视发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对于语言现象的考察，朴学语法家一般采用“聚焦法”——语表、语里、语值齐头并进，共同指向研究对象。语表、语里的验证揭示语法规则，语值的探究则能发掘语言现象中蕴藏的文化内涵。

邢福义先生（1991）在其主编的《文化语言学》的序言中说：“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语言中的许多现象，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比如他曾结合前人研究对“三羊开泰”一词做了解释：“‘三羊’怎么会跟‘开泰’联系起来呢？原来，‘羊’由‘阳’演变而来。《易》中泰卦，下为三阳，表示阴消阳长，冬去春来。‘三羊开泰’本来是‘三阳开泰’，利用同音关系，把‘阳’变换为‘羊’，可以增强言辞的语用价值。年历上，贺年片上，工艺品上，三羊组画，比‘三阳’更具体，更形象，更有动感，因而更具感染力。”结合文化学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是邢先生文章的一大特点，品读先生的文章，常常会感受到其中涌动着的浓厚的文化韵味及人文关怀。

六.语言风格的朴实性

“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是朴学的学风之一，注重条理且不尚雕饰是清代朴学家所普遍共守的为文之道。林文锜（1989）曾讨论过清代朴学家的语言特色，他认为朴学学者“治学提倡实事求是、重实证、不尚虚论，影响到文风上，也就形成了简明有法、不尚华彩的特色……简约素凈这一特色可以说是朴学家语言风格的基调或底色。”

邢福义先生阐述问题时的“元语言”也质朴平实、深入浅出，鲜有术语的堆砌，其文风与吕叔湘先生一脉相承。邢先生认为“理论越精辟，话语越简短”，其文章最后一部分往往是一个简短的“结束语”，用寥寥数语把整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展示出来，极见语言之功力。例如邢先生的《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1991）一文最后阐明了复句中形式和语义的关系：“在具有二重性的复句语义关系里，客观实际是基础，提供构成语义关系的素材，主观视点是指针，决定对语义关系的抉择。”这句简短的总结性话语贯穿了邢先生的整个复句研究，揭示出复句的形式、语义、逻辑、客观实际、主观判断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其复句研究的灵魂所在。像这样精辟的论断在邢先生的文章里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举例。

七.学术视野的包容性

随着西学东渐的冲击，晚晴朴学家积极引进西学，尝试用西方学术理论诠释经典，强调“会通中西”。安树斌（2005）在《晚清朴学流变研究》中指出“清末朴学家注重中西结合，但往往‘以国学囊括西学’，即以中学比附西学。而且朴学家从通经致用出发，力求贯通中西政治思想，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探索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张允熠（2007）也指出“实证的考据方法，内藏着一种跟西学会通的接应点”。

如果说晚清朴学与西学的会通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巨大危机下被迫做出的选择，那么新时期朴学风格语法研究在面对西方理论时则显得更加主动，既包容又自信。

关于引进国外理论，邢先生（1991）明确指出：“国外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对促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当然，国外理论的引进需要接受汉语事实的检验，做到理论和事实的有机结合。邢先生（1991）更倾向于这类研究：“根据自己语言的特点，不排除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后来，邢先生（2005）进一步阐述了“引进提高”和“自强自立”的关系，他指出“引进提高”只是一种发展途径，“自强自立”则是一种原则立场，“引进提高”和“自强自立”应相互补足，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语言学科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此外，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的包容性还体现在邢先生对“学派意识”的倡导。正是由于邢先生的宽容和包容，其诸多弟子的研究视野超越了“普—方—古”大三角，在话语分析、生成语法、儿童语言学、语言翻译、中文信息处理、语言规划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邓天玉 2014 《邢福义为学路》，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邓天玉 2016 《李宇明忆恩师：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我的老师——邢福义先生》，《新父母在线》2016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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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宇明 2001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邢福义选集·跋，萧国政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5]林文锜 1989 《清代朴学家的语言特色》，《修辞学习》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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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邢福义 1991 《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中国语文》第1期.

[8]邢福义 1991 《文化语言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9]邢福义 2003 《说“生、死”与“前”的组合》，《中国语文》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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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邢福义 2016 《“语言事实”的从众观》，《语言战略研究》第4期.

[12]邢福义 2016 《引领众多学科发展的当是朴学学风》，《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

[13]邢福义 1979 《逻辑知识及其应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4]邢福义 2002 《“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中国语文》第4期.

[15]邢福义 2008 《“X以上”纵横谈》，《光明日报》2008年9月1日.

[16]邢福义 2001 《现代汉语复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17]邢福义 1983 《试论“A，否则B”句式》，《中国语文》第6期.

[18]邢福义 1983 《“但”类词对几种复句的转化作用》，《中国语文》第3期.

[19]邢福义 1987 《现代汉语的“要么p，要么q”》，《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20]邢福义 2007 《讲实据、求实证》，《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21]邢福义 2002 《“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辩》，《中国语文》第4期.

[22]邢福义 2005 《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方言》第2期.

[23]邢福义 2006 《归总性数量框架与双宾语》，《语言研究》第3期.

[24]邢福义 2008 《理论的改善和事实的支撑——关于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汉语学报》第3期.

[25]邢福义 2005 《语言学科发展三互补》，《汉语学报》第2期.

[26]邢福义 2008 《漫话“有所不为”》，《光明日报》2008年1月14日.

[27]邢福义 2012 《“诞辰”古今演化辨察》，《光明日报》2012年4月16日.

[28]邢福义 2010 《“十来年”义辨》，《光明日报》2010年6月21日.

[29]邢福义 2009 《说广数》，《光明日报》2009年5月18日.

[30]邢福義 2017 《谈谈学风和文风的“九字诀”》，《光明日报》2017年11月5日.

[31]邢福义 1995 《汉语语法研究之走向成熟》，《汉语学习》第1期.

[32]黎锦熙 1924 《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33]朱德熙 1993 《从方言和历史形态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方言》第2期.

[34]张允熠 2007 《从宋学、汉学到戴学——中国主流文化近代转型的深层学术背景探析》，《哲学研究》第8期.

[35]赵华，胡永翔 2008 《清代朴学与实证科学方法之比类研究》，《云南社会科学》第6期.

（作者介绍：王耿，青年学者，文学博士，现执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作者：王耿

钱大昕的实事求是研究论文篇2：

学术精神与学术方法

摘要：在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需要建设和提升的今天，高扬学术研究之精神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正确无私的学术目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科学求真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广大学者有着重要的指导和规诫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学术方法

《清代学术概要》[1]是评述清代学术的第一部专著，它系统论述了明末至梁启超以来200多年的学术发展概况。这部著作问世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发展的入门必读书。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所揭示的学术思想，对后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在今天——学术风气亟须提升的时期，《清代学术概要》所提倡的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就凸现出了更大的价值。

一、学术研究之目的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学术研究人员需要明确的最基本的问题。“科学不单是一种智力上的探索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过程”[2]，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机、价值趋向对他个人的成长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认清这个问题，是树立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形成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采取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础。

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清代学术概要》有许多精辟论述，如：

震（戴震）之言曰：学者当……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161页）

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 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174页）

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175页）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175页）

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219页）

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225页）

梁启超的观点非常鲜明，“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他对于学术研究目的的看法。这一观点早在200年前就已提出，但对今天的学术界和学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现象：从事研究的人员和出版的学术论著的数量巨增，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表面看来，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在这种巨大数量的背后，却是学术质量的低落，学术风气的恶化。与政治、经济领域相似，近几年来，学术界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量的平庸和滥竽充数之作充斥，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遭到毁坏。究其原因，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目的不端正却是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要“为学问而学问”？这是由“学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李伯重[3]的解释，“学术”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与学院有关”，即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只有那些在专门的环境（研究型大学）中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研究型人员）才有资格进行学术研究。二是“非实用性”，即研究学问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摆脱愚昧，而无任何实用目的，也就是梁启超所提出的“为学问而学问”。

事实上，讲究实用性也确实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获得。千百年来，“致用”一直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目的，在此目的之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把“学问”当作了一种手段，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或仅仅是为了博取功名、获得利益。于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学术成果与知识分子的数量是绝对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它需要排除各种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只有抱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目的，才能从兴趣出发，专心致志，把追求真理和真知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毕生精力运用到对学术的探索中去。相反，如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甚至只是把学术当作为个人牟利的手段，那么，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必然会转移到学问本身之外，学术成果就难以获得，学术就难以发展。更甚者，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之下，学术腐败，学术造假会应运而生、大行其道。

当然，“为学问而学问”并非要否定科学研究要服务于社会这一原则。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科技研究成果归根结底要落脚在应用上才能体现出其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可以立竿见影地进行应用。若仅把“有用”“无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就会偏离科学研究的核心内涵——求真，就会影响学者“为真理而求知”的使命感。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功利主义——将学术研究作为获取名利、求取利禄的阶梯。与前者相比，这种学术目的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无视学术的纯洁和尊严，让个人利益凌驾于学术之上，把学术研究只当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敲门砖，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歪曲学术的科学性，在这种目的驱使下的所谓研究只能阻碍学术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由此可见，出于对知识本身的浓厚的兴趣而自觉地探索才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动力。各领域的学者只有不求功利，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志向，专心致志地探索、追求真理，才可能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得到真正的发展。

二、学术研究之精神

学术研究的发展，要求学术研究人员具有积极向上的学术精神。学术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勇于探索的求知勇气，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等。

《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代学界，尤其是清代正统派（乾嘉学派）的学风特点进行了论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观点对今天的学者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如：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127页）

其（正统派）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135页）

钱大昕谓其（戴震）“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余廷灿谓其（戴震）“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不通贯群经，即无稽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163页）

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得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174页）

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225页）

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之统一，……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228页）

“实事求是”是正统派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所谓“无征不信”、“忠实、求真”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梁启超还延伸出其他重要的学术精神，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前辈成果，不可强求观点统一，不怕学术争论，而应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梁启超举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和王引之的例子，说：

段之尊戴（戴震），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旧注旧书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170页）。

当然，正统派学者的怀疑和创新不是凭主观臆断而来的，而是经过大量的艰苦的劳动，穷搜冥索、旁征博引而得出的结论。正如梁启超所言，是“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

在学术风气不正，学术质量不佳的今天，这一学术精神对学术研究人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学术研究不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否则学术就不能进步，所谓的学术成果也就只能是滥竽充数之作，甚至是一堆文字垃圾。其次，学术研究不能速成，不能凭灵机一动，主观猜测，就可以一蹴而就。在严肃的学者眼中，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甘心吃苦头，坐冷板凳。

另一方面，学术争论中不能自以为是，蔑视对方，而应尊重别人的观点，虚心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梁启超认为学术分歧是学术研究中必然会存在的现象，对此，可以进行学术争论，也只有如此，学术才能进步。但是学术争论是“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决不能固执己见，藐视、不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

近些年来，学术界的学术争论有不少，但并非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在学术问题范围之内各抒己见。有些人不以客观实际为据，自以为是，明知有误，坚持不改；有些人甚至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大骂出口，搞人身攻击。因此，梁启超提出的学术争论的原则在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规诫作用。

关于学术研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第十三节对正统派的学风作了一个总结，共提出了十条治学原则。笔者认为，尽管这十条是清代某一学派的研究特色，并且主要是针对考据学研究所提出的，但它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研究人员。如：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173页—174页）

这十条是清代正统派的学风，也是任何一个有学术道德的学者都应当遵守的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

前五条讲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强调学术研究必须要客观有据、不可臆度；学者态度要诚实有信，讲究实证。其中，第四条涉及学术道德问题，指出了“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是有违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六、七、八条是学术研究中的规范问题，涉及学术继承、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等方面；这些学术规范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延伸。其中，第六、第八条也涉及学术道德问题，尤其是第六条值得学术研究者特别注意：在清代正统学者看来，“剿说”是“大不德”，是“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第九条是对学术研究方向的要求。梁启超主张研究要“窄而深”，他说：

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227页）

第十条是对学术文风的要求。清代正统学也叫“朴学”，其学风求真务实，其文风同样朴实无华。梁启超说：

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187页）

今天，学术界低落的学风助长了文风的浮华，某些学术论著充斥着虚华不实的文字，故弄玄虚；有的甚至为了追求字数而累赘烦琐，枝叶蔓生。因此，对文风的要求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针对今天学术界出现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种种不良现象，许多有学术道德的学者呼吁提倡科学的学风，讲求“学术规范”。可以说，《清代学术概要》中所提出的这些学术研究原则不仅是正统派的考证风格，更是一种科学的学术规范，是一种比占有资料更可贵的学术精神。这些重要的学术精神对今天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规诫意义。

三、学术研究之方法

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具体的方法上会有所差别，例如物理学、化学研究要常用实验法；数学、逻辑学研究要常用推理演算法；语言历史研究要常用考证归纳法等。然而，有些方法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会用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介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方法是对清代正统派研究古代语言和文献的方法的总结，但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例如：

然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172）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代考证家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186页）

清代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224页）

这些叙述既有治学方法，也有治学步骤，对学术研究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梁启超在引用了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后所说的那样：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173页）

《清代学术概论》还介绍了清儒常用的有助于学术研究的一些做法，例如：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185页—186页）

再如：

清儒既不喜效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187页）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札记册子”和“函札”这种手段似乎有些落伍，但清儒求真务实、注重积累，重视学术交流的风气和方法却永不落伍。

要言之，学术目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是学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学术目的是基础，目的不正，动机不纯，就不会有向上的学术精神，更不用谈研究方法；相反，从“为学术而学术”出发，才可能树立求实创新、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进而找到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无论什么研究领域，要想有真正的学术发展，都应该加强这三个方面的修养和建设。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亦可以成就也。（224页）

注释：

[1] 梁启超著，夏晓红点校.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

[2] 吴海江.学术研究需要理想主义[N].光明日报，2004-9-7.

[3]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社会科学论坛，2005.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清代考据家的学术道德[N].光明日报,2005-1-11.

[2] 张明非.一种切实而有效的研究方法—谈谈古典文学历史文化研究[C].百年学科沉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作者：贾娇燕

钱大昕的实事求是研究论文篇3：

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探

摘要：近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论语学”研究受反传统思潮的影响而一度沉寂。新时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得到国家的重新定位，传统文化“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论语》诠释及其研究也随之活跃，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现“孔子研究”“思想研究”“翻译及相关研究”三大研究热点。考察当代《论语》注本，重视文字训诂的汉学系统著作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为代表，重视义理阐发的宋学系统著作以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和南怀瑾《论语别裁》为代表。此外，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论语新识》因全新的诠释特点与诠释思想成为近几年来《论语》诠释的典范，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富参考价值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论语学”;当代《论语》诠释;《论语新识》

《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的语录体著作，集中反映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被尊称为“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1]。《论语》虽不在六经之列，但地位不亚于任何一部儒家典籍，其不仅是中国的经典，更是“东亚文明的伟大经典”，“两千年来，如惊涛拍岸，召唤着东亚知识分子的心魂”[2]。《论语》之所以如此重要，除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外，文本自身的思想性、开放性、超越性，以及历代诠释者依据现实政治、社会发展、时代人心等的不同需要做出的创造性诠释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儒家学者合乎时代的注释与阐发，《论语》只能是毫无生气的故纸堆，不仅无法发挥修齐治平的功能，恐怕连文本自身的流传都成问题。“中国古代《论语》诠释的演进跌宕起伏，走过了一个漫长而不断裂变发展的过程。”[3]先秦《论语》诠释萌芽于孟子;两汉时期受经学影响重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魏晋之际援佛道释《论》，产生新变;两宋重义理阐发，形成理学型《论语》诠释;降及清代，则诸派激荡，异彩纷呈，每一时期的《论语》诠释及其研究都在独特的社会矛盾运动与学术风气交织中推演嬗变。清华大学陈来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4]，在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厘清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的发展轨迹与嬗变特点不仅对学界相关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建构都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期《论语》学研究概说

近代以来，受民族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等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影响，“论语学”研究一度沉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受一系列政治事件及学习苏联模式的影响，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论语》相关研究依然鲜人问津。1980年代国家政策调整后，一度沉寂衰败的孔子思想与《论语》等相关研究才开始摆脱颓势，逐步复苏。但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传统文化依旧被边缘化，虽“不乏汤一介、季羡林等人呼吁重视传统文化，但势单力薄，并没有改变传统文化依旧处在被冷落的尴尬境地”[5]。21世紀以来，中华文化的发展进入新旧嬗变时期，孔子和《论语》的价值再一次开始彰显，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也得到重新定位，传统文化也“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6]。因此《论语》诠释及其研究也随之渐趋活跃，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检索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论语》诠释及其研究的相关文献，1979—1988年间尚无相关条目;而1989—2020年间与《论语》相关的研究文献，竟多达17883余篇，研究成果相当丰硕。通过对CNKI数据库上所得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我们发现当代的“论语学”研究已形成“孔子研究”“思想研究”“翻译及相关研究”三大研究热点。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论语》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探究了《论语》的内涵与外延，对学界后续研究极具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孔子研究”热点的形成与《论语》的性质分不开。《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且塑造出了一系列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最鲜明的便是“天纵之圣”的孔子。无论是被人奉若神明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还是遭人唾弃的“丧家狗”“孔老二”，孔子都鲜活地存现于研究者的视域内和心灵中，相关研究多认为《论语》塑造了一位具有圣人、君子、仁者、志士、学者、师者等多重身份的孔子形象。在诸多孔子形象中，“君子形象”研究的热度高居不下。“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体现，也即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代表，经后代儒者的推阐发明和修为实践，“圣人”成为道德充实、人格伟大、情操完美的人。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可见“圣人”在孔子的心目中实属难得，能修身为“君子”已足矣。相关研究文献中，王伊妮总结出了“君子”的四种意涵：第一种是没有真实的形象和行为的人格符号，第二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第三种是在政治上有崇高道德的人，第四种是与小人形成鲜明对比的高尚的人，孔子自己则更侧重论述了第四种君子人格[7]。

孔子和《论语》的思想与精神世界有两个向度，一是其本身立体多维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二是历代儒者研磨探赜熔铸于《论语》中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二者共同铸造成涵养博大、深邃蕴藉的瑰丽世界。解释和挖掘《论语》的思想世界不仅是历代诠释者锲而不舍学术追求，更是使得《论语》文本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儒家思想”“孔子思想”“教育思想”等，同时又勾连起忠、恕、仁、义、礼、智、信、哲学、中庸等层面的思考。历代学者对《论语》中的“仁”“义”“知”“中庸”等思想范畴的阐释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张扬《儒家“仁”观念的三个维度》[8]一文总结了学界对孔子“仁”的三种界定：胡适、冯友兰等的总统诸德的“全德”说;韩星、黄怀信等的“真实感情”或“爱”论;蒙培元、陈声柏等学者的本体论。《论语》的思想范畴之所以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一方面因为孔子并没有对“仁”“义”“中庸”等思想范畴作明确定义;另一方面，“由于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的缺失和不可复制性以及诠释的个性化特征，客观上经典的原义无法完全复归”[9]，因此古今诠释者新见迭出，难以折中。也正因此，历代解经者皆能对《论语》做出符合时代潮流的诠解，使儒家思想生生不息、永葆活力。学界现有《论语》思想研究的文献虽从不同层面做了详尽阐释，但其仍有巨大的诠释空间，有待后学持续研探。

“《论语》翻译及相关研究”热点的形成，与《论语》自身的影响力及世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息息相关。作为人类思想文明的共同经典，《论语》不仅对东亚各国有直接影响，而且对欧洲主要国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16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以拉丁文译本将《论语》传入欧洲世界后，《论语》翻译及其研究也随之启动。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的深入发展，《论语》外文翻译研究也日益兴盛。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关注《论语》中较难翻译的“仁”“义”“礼”“中庸”“君子”等核心概念，而且从中外文化异同的角度为《论语》的海外翻译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同时也注重对辜鸿铭、理雅各、许渊冲等《论语》传播史上重要翻译家及其译本的研究。此外，近年来基于语料库对《论语》修辞、译文风格、语言等方面的翻译研究也独具一格。《论语》外文翻译研究与《论语》的海外传播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论语》海外传播的普及促进了国内对《论语》翻译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传统儒学在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

二、当代《论语》诠释考察

关注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除CNKI数据库的期刊文献外，《论语》注本亦不可忽视。自《论语》问世起，相关著述便浩如烟海，据吴延环统计，我国历代《论语》注解书目（包括四书注解中的《论语》注解）共计3088种，但因年深日远，加之天灾人祸，注本散佚日增，迨至今日，书目所录三千余种实存仅1029种[10]。考察历代注本，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大约有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等。每一时代的重要注本或致力于文字训诂，或致力于义理阐发，皆能深契时代发展之需，并展现出鲜明的学术风尚。降及近代，面对儒学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如何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调和古今视域，用现代的语言和观念对《论语》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这是研究《论语》的专家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当代《论语》诠释者秉持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和善意的人文关怀，分别从历史、哲学、文献学和经典普及等角度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解读。考察新时期以来深具代表性的《论语》注本，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用力于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属汉学系统，杨注简明准确，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高著则着重勘正误解，皆有功圣学。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和南怀瑾《论语别裁》则是宋学系统的代表作，钱氏以“劝人读《论语》”的愿望成就了一本人人可读的诠释本;李泽厚在其《论语》诠解中着力构建“情本体”的哲学体系;南怀瑾则以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阐释儒家义理，推广经典文化。诸家注本虽用力点不同，但都立足经典原义，结合时代发展力求做出创新性的阐发，使经典文本活在当下，展现了当代《论语》诠释的独特风貌。

研究汉学与宋学之分野显豁，汉学侧重文字训诂与名物考证，宋学则重视文本的义理阐发。汉学“是指在战国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唐章句训诂注疏考证之学。”[11]虽然汉学后来逐渐陷入烦琐哲学的困境而被新生的宋学所取代，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12]，故汉学仍是宋学的基础，《论语译注》和《论语误解勘正》对廓清和阐发经典原义，进而弘扬传统文化并实现经典对今人的启迪教化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译注》）著作目的直接明了：“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13]《译注》的译文尽量保持了《论语》的原意与语言风格，且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多使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口语俗话，如“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这种说法我嫌牵强，所以仍照一般的解释”[14]，不仅新鲜活泼、亲切近人，而且极富时代气息。注释侧重字音词意、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考證。值得一提的是，《译注》于文后附有尽可能弄清楚《论语》每字每词含义的“《论语》词典”，与前文注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杨注一经成书便极受欢迎，虽不乏商榷、纠误的声音，但瑕不掩瑜，可以说“杨氏之注释紧紧围绕普及与提高之目标，……‘不纠缠于考据’，‘不炫博’，‘不矜奇’，‘不自是’，‘不遗美’，尊重传统，实事求是，且能有所发现。”[15]曲阜师范大学高尚举教授主编的《论语误解勘正》（以下简称《误解勘正》）同样专注于文字训诂。几千年来，《论语》注本不胜枚举，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历代注本对《论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特别是某些有争议的章节，历代注释者各执一词。当下社会读《论语》的人群越来越多，学校和社会普遍开设相关课程，若任由对《论语》存在严重误读的注本大行其事，后果将不堪设想。有感于此，高尚举编著《误解勘正》，“对古今《论语》注本及研究文章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针对误解予以有理有据的纠正”[16]。此书在《论语》原文章句后分别设立“误解”和“勘正”，“误解”侧重选收古今流传较广注本及名人名注本中有代表性的错误解释，“勘正”则主要采取训诂、文献互证等方法对误解进行纠正。

汉学系统之外，当代《论语》诠释更侧重于义理阐发。“所谓义理之学，是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17]，要求解经者深入儒家经典文本，探究其大义，挖掘其精神和思想意蕴。《论语新解》（以下简称《新解》）是钱穆先生历时十余年完成的以劝人读《论语》、阐扬孔学、恢复民族文化自信为目的的普及性《论语》诠释本，“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论语》注释本之一”[18]。钱穆认为《论语》是中国识字人必读的一部书，然而当时社会缺乏一本人人可读的注本，《论语集解》去今太远、“不合时宜”;《论语集注》乃理学家言却不能无误;《论语正义》辞烦不杀，使读者望而却步，因此钱氏“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兼顾，主要自以为解释义理为重”[19]，在备采众说的基础上折中求是，再以新时代的语言观念加以陈述，以期成就一本人人可读的《论语》注本。考其原著，《新解》体例简明扼要，字词解释明白晓畅，义理阐发切中肯綮，白话翻译要言不烦，确实与其“体求简要，辞取明净，……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20]的初衷若合符节。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以下简称《今读》）相较于钱注更具哲理性。《今读》除基础的“译”“注”外，另有“记”，“记”是作者的评论、札记和解说，“或讲文本，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表牢骚;或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并无定规，不一而足”，“仍旧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来展开”[21]。毋庸置疑，“记”是《今读》最重要的部分，作者于此尝试研究《论语》“半宗教半哲学”的特征，“建立了一个以塑造文化心理结构为基础，‘一个世界’的世界观为前提，‘情本体’为内核，悦志悦神为目标的完整的哲学架构。”[22]与此同时，李泽厚在《今读》中思考的士的出路问题、孝与家庭的价值、由儒学出发如何保障社会稳定等问题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深厚的人文关怀，可以说“《论语今读》这个‘今’字首先可以理解为‘针砭时弊’。……他注释《论语》的一个目的是想借《论语》来批判现实”[23]。《新解》与《今读》属学者型的研究论著，南怀瑾《论语别裁》则是传统文化复兴和国学热背景下文化普及性质注本的代表。《论语别裁》（以下简称《别裁》）是南怀瑾先生多年来讲解《论语》的演讲录，不同于学术研究论著，《别裁》体例简单，既无注解，更无译文，也并未依据《论语》的章句顺序作解说，只将每篇内容看为一个整体作十几二十篇文章阐发其微言大义，其解说“不仅有篇章结构、段落联结上的提示，而且有原文义旨以及所涉人文掌故的阐发”[2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讲解编撰为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这在当代众多《论语》注解本中别具一格。《别裁》阐释《论语》注重挖掘其现代价值，反复强调《论语》所讲的学问就是要“做人好”“做事对”，其根本是求仁，要义是好礼，核心是孝悌，精髓是改过，支柱是忠贞。要而言之，《别裁》因通俗易懂、切近生活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历史故事而广受读者欢迎，成为普及经典文化的成功范例。此外，尚有唐翼明《论语诠解》、孙钦善《论语本解》、杨朝明《论语诠解》、鲍鹏山《论语新读》等多部著作，也都颇具参考价值，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论。

三、新时期《论语》注本管窥

20世纪以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同济大学刘强教授2016年出版的《论语新识》（以下简称《新识》）一书。该书采用新方法，秉持新视角，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对《论语》一书做出了全新的注释、今译和解析，在诠释特点和诠释思想等诸方面独具特色。《新识》主要包括九部分：“名人论孔子”“读《论语》法”“例言”“序言”“《论语》次第”“新注”“新译”“新识”“今按”。其中，“新注”“新译”“新识”“今按”是全书主要架构，而《新识》之“新”主要体现在“新识”中，一方面《新识》与上述《论语》注本有不同的诠释特点，另一方面作者基于篇章义理并结合学术史、思想史和当下的时代症候对《论语》思想做出了创新性挖掘和阐发。此书一经出版便广获好评，先后获得2016年儒家網“十大好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普及读物奖）”和“第八届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奖”，并得到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上海开放大学鲍鹏山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的赞赏与推荐。继《新识》之后，刘强又于2021年出版《四书通讲》，将《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并旁及五经，融会贯通，掘幽发微，与《新识》的诠释理路一脉相承，同样受到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新识》与《四书通讲》两部著作都堪称近年来《论语》诠释的代表作，下面笔者仅就《新识》管窥刘强诠释《论语》的独特之处以及新时期《论语》注本的基本特征。

与现有注本相比，《新识》诠释特点之“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融会文史哲，充分参引古今典籍诠解《论语》文本。《论语》本就内涵深邃、包蕴广大，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皆有巨大影响，且文史哲本就水乳交融、同气连枝，却在现代精细化的学科分类体系下渐行渐远，因此刘强注释《论语》时有意打破文史哲的界限，使其在碰撞中突破与升华。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章，“新识”引刘桢《赠从弟》诗、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诗、刘禹锡《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挖掘孔子此言的诗意以及对后世托物言志诗歌的影响。“其为人也孝弟”（《论语·学而》）章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孔门诸弟子与有若之问答部分的论述，还原《论语》时代的历史现场并展现孔门师徒论道问学的真实语境，生动形象地阐明了有若何以被尊称为“子”，又何以被哄下师座。第二，《新识》注重剖析《论语》篇章的编排次第与内在肌理，既通体分析，又逐章解读，以期从整体上阐明《论语》篇章的系统性，这是以往许多《论语》注本未曾关注的。如“学而”篇第一章便点明“学而时习之”章是《论语》全书的总纲;“慎终追远”章总体论述“学而”篇的篇章结构，即“学而”章谈为学修身，“其为人也孝弟”章谈孝悌乃为仁之本，第三、四、五、六章谈忠信仁爱，自“慎终追远”章开始则谈礼;“君子食无求饱”章又指出本章乃呼应“弟子”章、“贤贤易色”章，如此一来，“学而”全篇之内在肌理便通透明晰，一目了然。

《新识》诠释思想亦匠心独运、自成一家。首先，《新识》坚守儒家本位并会通儒释道。儒释道三家向来体现出对立且互补的微妙状态，宋代理学家为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而吸收佛老思想构建起理学型《论语》诠释，却又呈现“阴习而阳拒”的怪异姿态。其实，正如苏轼所言：“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西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25]儒释道并非纯然对立而不可调和，《新识》诠释《论语》便注重挖掘儒释道的共通之处，求同存异，在调和三家思想的基础上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就儒释来说，儒学是心性之学，而佛学尤其南禅宗的顿悟法门亦为心性之学，所以两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交融共通。如“吾有知乎哉”章，刘强将佛陀所言：“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与夫子“空空如也”之摆落名相俗谛的大境界相联系，夫子之“无知”与“空空”正如佛门所谓“妙有”与“真空”，直接得出“儒佛本可会通，故见性得道之佛门大德常为圣教解人也”[26]的结论。就儒道两家来说，更有如儒释相通之处，“君子博学于文”章，“新识”指出夫子教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下学上达，无过无不及，正与《老子》第八十一章：“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之意相通;“仲弓为季氏宰”章，作者认为“赦小过”蕴含着道家不为“察察之政”的开明政治思想，就此而言，儒道有时亦涵融一气。刘强自身经历了从研治魏晋名士上溯到先秦诸子的学术历程，故而探寻儒道两家的相通之处更为得心应手。《新识》中，刘强亦多次将三家思想对比论证，如“枨也欲”“修己以敬”诸章。其次，“新识”诠释思想之“新”特别表现在刘强能在探寻经典义理的基础上联系当下的社会现实，忧时忧世，针砭时弊，将《论语》文本中蕴含的形上之道下贯于形下的人伦日用之中，发挥儒学的社会批判功能，让经典文本活在当下，服务当下。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章对当今社会娱乐至死的时代，明星靠“博出位”“炫富贵”“晒丑闻”等恶德败行来换取一夜成名行为的不齿等义正词严、慷慨凛然的诛心之论都是立足现实发出的耐人深省的思考，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文化责任感。“儒学并非知识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人人切实可行的‘人伦大道’”[27]，中国哲学向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论语》中精微的义理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源头活水，《新识》体现出的社会意识与人文关怀便是中国哲学这一特征的生动注脚。

在笔者看来，《新识》与《四书通讲》二书在诠解《论语》上做到了三个统一：溯源经典原义与力求现代阐释的统一、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道的统一、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的统一。《新识》广引《说文解字》《尔雅》《周易》《诗经》《礼记》等澄清字词原义，从根本上纠正“白话今译”对经典的误解和曲解，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激活”《论语》中蕴藏着的现代文明基因，如开篇对“学”之字义的探究以及对为学方法的解读。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认为《论语》“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连”[28]，所以兼具“形上”与“形下”的特征。《新识》在着力探究《论语》中精微广大、高深溥博的形上之道时亦注重用形上之道解决形下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前文呈现出的深刻的社会批判。此外，《新识》是刘强近十年来研读《论语》的最新学术成果，同时，作者文史哲兼通，篇章叙述妙喻频出，形象生动，既富学术性，更具文学性，对致力于文史哲事业的研究者和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民间大众都有引导作用。当然，《新识》并非完美无瑕。《论语》虽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但其中既有“俟百世而不惑”的恒久价值，也有不合时宜的“明日黄花”。在当下这样一个思想和价值观念多元碰撞的新时代，著书诠解《论语》时如何分辨与取舍就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识》与当代多数《论语》注本皆秉持儒学中心论的立场，侧重阐发孔子和《论语》思想中不受时限的“通义”，对那些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龃龉的思想则未予以充分关注。

四、结语

近代以来，儒学经历过两次毁灭性打击但依旧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新时期面对民族文化复兴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重新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现代价值已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因此各类《论语》诠释本应运而生。综观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论语》诠释著述，表现出这样几方面诉求：第一，诸家注本诠解《论语》皆以探求经典原意、挖掘原始儒学为基本旨归。第二，当代《论语》注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力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语言对孔子和《论语》思想做出现代化阐释。第三，关注社会现实，强调经世致用，以儒学的智慧为人们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可能性，这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治学追求和社会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第四，普及经典文化，“劝人读《论语》”，也即“传道授道”。本文主要选取了六种深具代表性的《论语》注本做简要分析，限于精力、时间及学识，或許还有尚未注意到的特色注本则留待以后继续勘寻研讨。

正如宋儒朱熹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正是在对《论语》文本“温故”基础上的“知新”。相较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初朴学，当代《论语》诠释虽然尚未形成全新的解经特色与学术风尚，但当代儒学的发展正值重塑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机遇，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正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相信在上述注本的引领下，今后的《论语》诠释必将渐入佳境、登堂入室，如历代《论语》诠释一般，不仅会形成全新的独具时代特色的解经风貌，更会很好地回应民族文化复兴、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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