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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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实事求是论文范文

从延安整风看“实事求是”

【摘要】研究延安整风，可以深化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本文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心，探讨中国共产党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历史进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实事求是的基本要点、精神实质、哲学世界观及其基本方法、现实途径。

【关键词】延安整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并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理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和实践。

一、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强调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1]278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这里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论述，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写进了党章(仅有少量文字上的不同)，成为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正式表述。这段话指出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概括。

毛泽东的这一精辟概括，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作出的。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长沙岳麓书院讲堂正门挂着“实事求是”的横匾，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就曾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注意了解社会实际，曾在湖南乡下“游学”。后来，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创立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开展了多项社会调查。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109“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115这些重要观点，已经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初步表达。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这些思想。

延安时期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标志，从1942年2月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广义上的“延安整风时期”，应该把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整风运动的实际准备也包括在内。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3]662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明确地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4]801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出了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801这段论述至今仍然是党的文献中对“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最明确、简洁的科学阐释。对于党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我们不能仅仅从语言学上去解读，而应该根据它们在党的文献及党和人民的实践中的运用去理解。“实事求是”本来是一个古语。毛泽东1961年倡导“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时说：“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5]237中华文化典籍中的“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而作为我们党的重要理念的“实事求是”的经典出处，应该说就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倡导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534他对“实事求是”的阐释和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由于当时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还没有一致的认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一些人竟“毫无影响”[6]655，为此，毛泽东又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他继续强调和阐述“实事求是”。1941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作报告，题目就是“实事求是”。[7]315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已经把实事求是同共产党员的党性联系起来。他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800而“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4]801在毛泽东起草的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再一次被提到有没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8]361毛泽东还通过题词来倡导实事求是。1941年冬，他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后来他又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9]249毛泽东的题词对于强调实事求是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从后来邓小平的讲话中也可以感受到。邓小平曾几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126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路线问题，提出“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8]374他在1941年9月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8]373他说：“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8]373不过，当时他主要是讲“政治路线”，没有使用“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据笔者所见，此前毛泽东的著作中讲到“思想路线”的有2处。一是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页;二是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因而也没有说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所以，当邓小平1980年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说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时，他是一语破的，是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此前尚无人作出的概括。这一概括完全符合党的理论和思想路线形成、发展的历史，的确如邓小平所言，这条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确立的;而这种精辟的概括本身，也是邓小平对党的理论和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了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143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邓小平系统地回顾和论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中的论述。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基本点”、“精髓”。这些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作了思想准备，也为1981年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论定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其内容越来越丰富、深刻，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这些思想内容以更加集中、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邓小平的论述，突显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它就是党的“思想路线”，进而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面而又简明的规范性表述。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坚持，也是对它的丰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像一条红线贯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其中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脉”。

二.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用“实事求是”阐明党的思想路线，意味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学习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党确立这条思想路线的历史必然性和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从多方面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和论述政治策略问题，着重批评了关门主义，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1936年12月写出并在红军大学作报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阐明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写作于1937年七八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也批判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都为后来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了重要准备。但是，在延安整风之前，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分歧。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翻印出版他“左倾”观点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第三版，并在三版序言中声称，“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10]104这种挑战使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成为迫切的现实任务。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在1941年汇编成他称之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印发，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资料。1940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地讲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明确提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决议“没有说是路线的错误”，“须有些修改”。1941年9到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对党的历史上政治路线的是非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成为延安整风的一个关键，为在全党开展整风准备了条件。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8]375这样，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正式揭开全党整风的大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现在“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党“还是有问题的”，“问题还相当严重”，问题就是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4]811，812一方面，党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党风方面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全党整风开始时党内的基本状况。整风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

延安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4]812毛泽东认为，其中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4]813主观主义这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所以，毛泽东把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摆在整风的首位。他1941年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专门讲学风问题。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讲得最多的，也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问题。他还分析了宗派主义、党八股同主观主义的关系，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4]825，“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4]826，而“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4]827他又分析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及二者间的关系，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它们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这两种主观主义中，“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4]819因为教条主义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不易被识破，它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把经验上升为理论，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这样，反对以教条主义为主要表现的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成为延安整风的首要任务。延安整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如此高度重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教条主义，是基于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地揭示了主观主义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研读哲学著作时已经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1]311-312他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8]345他194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开头就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8]372 “‘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这一论断，把错误的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政治上的特征是“左”倾，而思想上的特征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因此，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以后，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入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要任务的整顿三风的由来。

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必须结合党的政治路线来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理解坚持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都要提出自己在一定阶段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针、政策，并且把它们集中表达为党的政治路线(或称总路线、基本路线)，以便凝聚全党的力量共同奋斗。因此，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取得辉煌成功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惨痛失败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一定的政治路线，都是基于对国情的认识、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提出来的。因此，就思想根源而言，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取决于思想路线是否正确。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4]987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明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告了延安整风的胜利结束，为党的七大召开作好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党的七大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就再一次证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攸关党的事业的成败兴衰。

延安整风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而它本身又为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历史经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延安整风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三.深入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通过研究延安整风来学习实事求是的思想，不仅可以懂得它的重要性，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它的丰富内涵，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第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2]833这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时对“实事求是”作出的概括。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要点相互关联，概括了实事求是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其精神实质。

一是“从实际出发”。党的思想路线所回答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上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出发点上：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4]797他反复强调，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与此相反，主观主义或是从书本出发，或是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把感想当政策，两者都是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从主观出发的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从概念、定义出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时，是以讲两种方法的对立为切入点的。他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他说，如果从教科书上找来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评判今天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从分析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为此，他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实，分析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的现状，从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出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4]853他通过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阐明了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4]863进而论述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问题。这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后来概括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13]1308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体现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学习理论的目的，把研究实际问题、创造符合实际的理论作为理论工作的任务，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而主观主义“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4]798教哲学的不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就是理论和实际分离。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互相联系”，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批评说，教条主义者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4]820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包括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3]662时说：“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3]66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内涵之一。

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所说的“理论”，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所说的“实际”，主要是指中国实际。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关系。毛泽东提出的处理这一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1963年回顾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5]339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3]534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根据是否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3]611 ，分三个阶段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而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4]795延安整风后，党的七大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确立了这条基本原则。

坚持“结合”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求出客观规律，创造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向导。这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5]237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就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离开“结合”原则，就不能准确把握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更不能深刻理解它的精神实质。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的论断，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它指出了，从哲学层面说，“实事求是”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达。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不能离开《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基本规律，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其中在论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时，还批评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错误。《矛盾论》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核心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着重联系中国实际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阐明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发展规律，指出教条主义者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是“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直接为延安整风中提出和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为批评教条主义准备了理论武器。不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能真正理解实事求是。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才能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30年写作时的题目就是《调查工作》。在准备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1941年3月把自己在1930年至1933年所作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写了序和跋。1941年8月，他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他又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介绍自己多年来作调查的经历和体会，讲解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4]789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强调，作调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8]378只有经过周密的调查，才能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8]360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调查研究的内容、对象、方法以及调查研究工作的领导，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6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对于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把领导方法问题提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4]902他说，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去普遍地指导群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是将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实际上，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因此，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明确地把这种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在一起，指出：“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899他强调，“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4]900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4]67群众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

综上所述，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它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实事求是的哲学世界观;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和现实途径。

半个多世纪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已经成为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正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理论或实践、“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去考察，“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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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刘 滢]

作者：田心铭

第二篇：实事求是

“德育为一切教育的根本，是教育内容的生命所在，德育工作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历史课堂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中学历史教育怎样渗透德育，有多种因素，而关键在于历史教师。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养者。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历史教师必须遵循很多原则，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即在教学中做到求真、求实、求正。

一、求真，也就是说德育资料要真实

首先，史实要真。我们知道，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是不能改变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与文学不同。文学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而历史则视塑造、想象为大忌。必须完完全全尊重史实，说真话，讲真史。字字有出处，事事有根据。随心所欲想当然，用虚假不实、模糊不清的东西教学生，以达到渗透德育的目的，这无异于欺骗，也违背了德育的要求，而欺骗教育所取得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甚至会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这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

其次，感情要真。也就是说，老师讲述真实的历史的同时，投入的感情也必须是真的。历史教学以史实服人是必须的，同时，以情动人也是万万不可或缺的。老师在绘声绘色评述历史中，以自己良好的心理品质、真挚的感情流露陶冶学生情操，以表里如一的思想作风影响学生言行，这是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一条由感情接受到思想认同的必由之路。这让我想起了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那是一节八年级历史课，我正在讲述抗日及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联系到现实中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我越说越激动，学生也聚精会神地听，尤其当我说到日本右翼分子关于把中国分裂成“七块”的言论时，一位学生突然大声气愤地说：“我把他分成七块!”学生们顿时哄堂大笑，我也不由地笑了，虽然他上课插嘴，但我看见的是学生丰富的情感和对祖国的一片赤忱，感受到的是师生间感情的互动。讲真史，诉真情，并不是无法做到。只要老师想方设法占有丰富详细的历史材料，全情投入，从历史材料而不是从主观臆想出发，经过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将历史结论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就可以，因为这本身就充满感染力、征服力。

二、求实，也就是说渗透德育要落到实处，依所掌握的历史信息，从史实出发，联系有密切关系的现实，联系学生中普遍存在和关心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

首先是目标要定得准，不可盲目拔高。我们不能说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要求绝大多数学生做到诚实正派、遵纪守法、爱家乡爱祖国、有理想有道德却是必须的，而且是可以达到的。这就要把基础教育做实、做好。这样坚信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才会越来越多，历史德育教育才会更有效。

其次是实际要联系得准。历史教学必须要联系实际，这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怎样联系，把历史与现实牵强附会地拉在一起，这不叫“联系”，而叫“硬拉”。比如一讲到革命先烈为革命献身，就号召学生大公无私，不讲个人的要求。在老师尚且做不到的情况下，号召学生大公无私，实际毫无用处。我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采取低调处理或联系自己的办法，如“无数的革命先烈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当然现在是不需要各位去抛头颅、洒热血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然后引导学生联系自身，谈谈自己的理想和责任。

三、求正。就是教学中要全面地看问题，公正地评述历史

对历史的评价决不能“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时代的眼光公正、客观、全面地评述历史，这不仅本身就是德育的一种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历史教学具有多样性，只有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这是对历史的实事求是。同时，这也是教给学生一种公正地、辨证地看待历史的方法，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

以文天祥抗元为例。一方面不畏强暴、不为利诱效忠南宋，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但另一方面抗拒元朝，实际是抗拒统一的潮流，不也反映出文天祥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前者确实可钦，后者却是可憾!学生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领悟前者，如果教师不有意识地引导，能这样思考的学生是极为有限的。教师如果刻意追求某一方面的教育而忽视了另一点，显然是不利于德育渗透的，同时也是不利于学生历史观的培养。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是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需要历史教师不懈的探索和发掘。我相信，只要牢记历史教学的德育使命，本着“以学生为本”的信念，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求真、求实、求正，一定能发挥中学历史课堂的德育功能，使历史课不仅成为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阵地，而且成为培养情操，启迪思想的重要阵地。

作者：朱小芳

第三篇：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勇于创新

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主要是指科学主体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所陶冶和积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的总和。其具体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2)实事求是是利学精神的基本要素;(3)辩证的怀疑和批判意识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4)协作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构成要寨。

在考察贯通张天福70多年的茶叶科研与茶学思想中，利学精神是一条值得研究的主线。因为在反映张天福治学、进行科研、参加生产工作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中，都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本文对张天福科学精神进行专题研究。

师出名门：青年时期严格的学业训练

科学精神并先天非与生俱来的，它是通过后天学习培养而获得的。因此，在研究张天福的科学精神的来源，必然要考察他在青年时代的学习与成长过程。

1929年，19岁的张天福参加协和大学的入学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福建协和大学 (Fukien Christlan University)是20世纪上半叶位于福州的一所教会大学，是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学院的前身。协和大学有一条著名的校训——“博爱、牺牲、服务”，正是这条校训引导了张天福一生的成长道路。

在张天福的访谈中，人们多次听到令张天福终生难忘的第一堂课的故事：

美国哲学课教授斯考特出了关于“课桌的宽度”的问题，当同学们根据自己对桌子的目测作了回答后。斯考特却要求同学们用尺子量桌子，使同学们发现了目测与测量之间的差距。因此，斯考特说：“请大家永远记住，从事科学事业，不能有丝毫差不多的想法，必须严谨，凡事不能想当然”。斯考特朴实无华的教诲，科学严谨的学风，令张天福受益终生，他将此话作为自己务实的生活作风与精确的科学态度的座右铭。在其一生的教育、生产与科研工作中，张天福也经常用这句话来以告诫晚学后辈。

在协和求学的一年中张天福努力学习，成绩优异，1929年，张天福在协和大学读完第一年，因为教会大学的学分可以通用，他选择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习园艺专业，从此与农业结伴终生。

金陵大学也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品德上，金陵大学对学生要求一向从严，金陵大学农学院历

史悠久，初创于一九一四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农学

院创办宗旨在于“授与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业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金陵大学在有志于攻读农科的青年学子中享有盛名。

进入金陵大学后，张天福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希望用一身学识改变祖国的贫困落后面貌。而金陵大学的教学使张天福收益非浅，金陵大学的教师十分重视启发为主，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同时要求学生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各系科教授都十分注重社会实验和调查实习，农学系更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就连一些老教授都不辞辛劳，骑着自行车带学生到乡间进行实地教学。在这样一个学以致用的环境中，张天福形成了很强的实践意识和严格的求是精神。

追根溯源：对先进技术的努力学习

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张天福回到协和大学开始了他的茶学研究。他专注于茶叶事业，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为家乡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凭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坐言起行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建立农场基地，为筹办农学院准备条件。在随后的三年中张天福在做实验室助教与管理农场之余，广泛收集福建茶叶的资料。1934年夏天，张天福得到校方的资助，利用暑假的时间去日本与台湾做茶学考察。

他在国内收集海外茶业资料时，就已经了解到，日本在茶业的产业化上有突出的成绩，因此他充分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每天都泡在东京图书馆里查阅各种茶叶资料，或是到有关机器厂了解茶叶机械的研究与生产情况，他还安排了不少的时间去农村考察茶叶种植与制作的情况，他发现日本的茶场十分重视运用新的栽培技术，因为日本冬季寒冷气温低，茶树在冬天生长缓慢，为了使茶叶早发芽而且能保持嫩绿，日本的茶业技术人员就在茶树上覆盖上塑料薄膜，而且日本的茶叶生产已经进入了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时代，茶厂环境十分整洁，生产严格按程序进行，大量使用各种茶业机械，使得产品质量稳定，产量大，对照当时国内落后的茶业生产，张天福的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心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中国的茶叶生产一定要走机械化与产业化的道路，一味地固守传统生产方式，只能使茶业更加衰落。他决定今后如有机会一定要走出书斋，亲手创造现代化的中国茶产业。

中国是茶的故乡，但当时中国的茶业在国际上已经因为产制技术的落后而受到排挤了，作为一个现代茶业科学工作者，张天福身负改良中国茶叶的重担。通过在日本的考察，推动了张天福实施茶业生产机械化的奋斗目标。他希望在引进国外先进制茶机器的同时，能为中国广大贫苦的茶农设计一种简便使用、投资低廉的机械设备，使落后的制茶业得以初步改进。

第二年，张天福又参加了对台湾的产业科学考察。他对台湾制茶业的科技进步特别关注，注意到台湾“组织制茶公司，倡用机器，设立茶业共同贩卖所、茶业试验场、茶业传习所、模范茶园等，以謀台茶之改善与进步。”在考察中张天福看到台湾茶的制造技术虽然最初是从祖国大陆传入的，但随着西方工业发展，也已开始使用制茶机器了，而且当时台湾总督府鼓励茶农使用茶机，已日见普及。张天福为此深入调查台湾乌龙茶的制作方法，在这里他看到机器生产在乌龙茶制茶业上的一场技术革命，这对形成张天福现代茶叶制造产业化的思想是大有益处的。

从着想如流：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与实践

1940年1月份，张天福来到负有盛誉的武夷岩茶产区崇安，创建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总公司合资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在几年前通过考察日本与台湾的茶产业，他已经认识到，散于民间的茶业是没有发展前途与市场优势的，只有形成产业化的生产，才能引进大型生产线，使不同品种有统一的产品规格，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创造有市场影响力的品脾。因此，武夷各岩所产茶叶在总厂集中制造，分级统一包装是张天福的心中的一个大型茶产业规划，他将从茶园开垦、茶树种檀、管理、采摘开始，形成完整的生产线。

福建示范茶厂在监理会领导下，总厂设总务、技术、业务、会计四个科，职工分为办事员、会计员、助理员、雇员、技工、雇工。技术科设技师、技术员、技术助理员、练习生。福建示范茶厂组织机构健全完善，成为福建茶产业的主力。

张天福不但要求福建示范茶厂在生产管理上合理与健全。而且在茶叶生产上要有一个完整的程序。因此他，关注从种檀到制茶的每一个环节，只有每个环节都做到最佳，环环相扣，这样茶产业才能做到最好。在生产上张天福重视改良技术，对于传统上种种不合理的制茶方法，引进科学方法，加以指导，以改善品质，提高闽茶地位，他采取了几个措施：

分级收购毛茶：收购优良毛茶是改进茶叶品质的根本，福建示范茶厂设立后，张天福一上任就通知各分厂与制茶所，要求他们在收购毛茶时应严格分级审验，品质稍差的茶叶，一律拒绝收购。审验时由技术人员会同茶师认真审评，按总厂拟定的审验标准，对茶叶条索、色泽、番味，水色、滋味、叶底、火候等各项指标，严格比较，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限制收购.所有毛茶样茶，都要装罐保藏，以备日后比较之用。这一项措施的实行，使福建示范茶厂的茶叶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也使当地茶农认识到种好茶制好茶可以卖到好价钱，提高了他们种好茶、做好初制茶的积极性。以销售促生产，是张天福企业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改善精制技术：张天福非常重视茶叶的精制，因为这是关系到武夷山岩茶品质的关键环节。在改善精制技术方面，最重要的是对毛茶的再加工.视其不同等级，分批烘焙，由于改良了对茶叶的筛分方法，提高了拣剔标准，根据采摘时间的迟早做为分批的标准，匀堆力求均齐等。因此，在当年第一个制茶季节结束时，各分厂与制茶所的各项工作已获得不同的成绩，如福鼎分厂在茶叶拣剔上非常突出，福安分厂对茶叶分批做的很合理，政和制茶所进行一人三筛的实验获得成功，张天福总结了这些经验，及时给与推广，要求各单位日后照此办理，并继续努力。

制茶应用表格管理：在福建茶叶生产中，张天福之前尚无正规的企业科学管理，传统的茶业生产，多以经验管理为主，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与数宇，一般仅有帐房的简单记录。张天福是接受现代科学管理思想训练的科技人员，特别注重科学的管理，他要改革传统茶业粗放的管理方法，引进科学的管理方法。因此，他在福建示范茶厂制定了“收购毛茶数量价格报告表”、“收购茶叶数量价格报告表”、“湿毛茶烘成千毛茶报告表”、“干毛茶装箱报告表”、“茶叶包装材料报告表”、“茶叶复制改装报告表”、“预算量及实制量比较表”等各种表格，分发至各分厂，要求在生产中填报，由于充分掌握了生产数据，因此对各单位制茶的产量质量及有关材料了如指掌。

改良茶叶包装：张天福对于茶叶生产的要求是总成系统的，他不但重视种植与制作，同时也重视产后的贮运环节，因此要求各分厂与制茶所制成的茶叶，必需按照茶叶包装规定办理，而价值较高的茶叶，其包装材料要特别考究，如武夷岩茶及正山小种用白铁皮为包装箱，在山上的茶厂装入茶叶后，立即用锡条焊封口，此为当时全省箱茶中所仅有者，这样封装的茶叶运到山下的茶行，按交易的需求开箱评审分装，可以保持与刚制成时相当的质量。因此各厂均重视这一环节，并进一步改良了工艺，如福鼎分厂就研究使用骑钉及木箱角包铁，此外由锯木厂提供机锯标准的茶箱箱板。

改善厂房管理：由于福建茶叶生产传统上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一口锅，一个炉，一个工棚就可以制茶了。但张天福心目中的茶厂是一个以规范的厂房与设备组成的企业，他建设这个示范茶厂就是以示范推广企业生产为目标的，因此，他不但在厂房建设上找专业建筑商承建，而且重视厂房设计与设备管理，如工作时间厂房中的光线是否利于工人操作与观察，小型工具配备的位置是否方便于操作。这些考虑充分体现了张天福企业管理中的人本主义的思想，他知道只有充分体察工人的感受，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的生产力，而又不损伤工人。

精益求精：推广茶叶生产新技术

上个世纪50年代，张天福被打成右派，这虽然是张天福人生道路上一段不幸的历程，但张天福却以开阔的心胸对应此不幸之旅，而且善用这一段时间，投身到科学调查与研究之中，而他不幸之万幸的是，由于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所以能列入黑名单的理由也只是所谓的历史问题，因此，那些革命的人们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张天福，这也是张天福能够在逆境中专心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农村劳动了二年之后，农业厅因茶叶工作需要，将他召回福州并要求他继续承担全省茶叶生产的技术指导工作。而张天福也带回了一项新成果，茶园的新型耕作方法——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

在几年中，张天福深入各地茶区作了大量的指导与调研工作。当时各地也十分重视茶业生产，大量垦辟茶园。但张天福在各地的調查中发现，很多地区所开的新茶园符合高质量标准的并不多。有的是顺坡种植，有的用芒萁草皮砌叠梯壁，没有筑梯埂，台面不等高，翻土不够深，不开排蓄水沟，加之管理粗放，结果是梯壁不牢固，水土、肥分流失，甚至冲坏了山下良田，茶树生长不良，影响到茶叶产量。因此张天福意识到要使茶叶生产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抓好茶园开发这个基础建设。张天福在各地茶区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各地不少群众的传统做法值得借鉴。在经过调查研究与总结之后，张天福提出一个以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为主导措施的技术方法，随后他就在一些茶区进行实验，这种由茶区技术员与茶农实践经验相结合，又在实践中经专家总结提高的系统经验，受到各地茶区群众的欢迎。从1962年返回福州到1967年的五年问，张天福除了参加“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这个课题，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工作，如关于福建白茶的调查，龙岩斜背茶的调查、推广连续三锅杀青技术等。

文革期间张天福再次下放闽东地区，但他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在茶区推广绿茶机械化生产，改进制茶工艺，使茶叶品质显著提高，但是，张天福热心推广的机械制茶，在起先的一段时间里受到当地茶农的抵制，因他们已经习惯于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的手工制茶方式，一是对机械制茶技术的不了解，二是担心机械会抢了人工的饭碗。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是张天福到南阳公社向茶农推广绿茶杀青机，他送机器上门代为安装试制，但茶农们非常抵触，再三通知他们来观看，但没有人来，张天福只好请村干部帮忙，带上机械设备，亲自到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茶农家中反复做思想工作，现场演示，张天福的诚恳与执着，终于他们愿意接受这些新事物，在他们的带动下，做通了广大茶农的工作，才使这种机器得以推广。

集思广益：制订茶叶评审规范与程序

张天福认为对茶叶品质的审评贯穿于整个茶叶种植，采摘、制作与贮运的始终。审评能够对从茶树品种、栽培，采制以及包装贮运等一系列活动对品质的影响做出客观的鉴定，从而指导生产，提高茶叶品质。与国际上传统的咖啡、酒、香水的评审一样，中国茶叶的审评方法一直采用感官审评，但张天福认为应逐步推动更加科学公正标准的理化审评。由于当前尚采取感观审评法：因此张天福认为茶叶审评人员，必须具备制茶的基本知识、丰富的评茶经验、灵敏的嗅觉、味觉与视觉，同时还要熟悉各种茶的品质规格与产销等情况。张天福十分重视审评设备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张天福根据他数十年评茶的经验结合茶界与民间的传统做法提出一整套茶叶审评方法。

张天福很注意在实践中吸取各方面的经验与反应，逐渐充实审评的程序。在传统的审评过程中，是多位评茶师共用一个汤匙来品评茶汤，在50年代后因提倡讲究卫生改为每个评茶师各执一个汤匙品评茶汤，但到了70年代有人提出，由每个评茶师各执一个汤匙从汤碗中取茶，再直接人口品评依然不卫生。张天福就决定改为每个评茶师各执一个小茶杯，使用每碗单用的汤匙转盛茶汤入小茶杯，最终形成了为当代茶界所广泛使用的标准品评方式。在张天福的指导下，来源于民间的茶叶审评形成了一套标准的科学方法。

八十年代以来，福建省每年都举行一次茶叶品质评比活动，张天福均当任评委会主任。张天福在审评花茶时，一般都要三泡，密码闻香排序一致不乱，准确无误，他连续3年发现福鼎茶厂生产的花茶有一种特别的“福鼎味”，这种味道实质是焖青味。针对这一问题，张天福要求有关单位深入福鼎调查，找出原因。第二年春茶期间，福建茶叶公司到福鼎的白琳、湖琳等生产区进行调查，发现福鼎茶叶采摘比较嫩，同时没有经过摊凉就立即杀青，而且杀青工艺多以焖杀为主，所以在毛茶形成时就有焖青味。经与县里的茶叶技术人员研究，请县茶厂的人员深入茶区指导，采取有效措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将“福鼎味”彻底解决了，张天福知道后非常高兴，他说：“我们搞审评的，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就要到生产加工中去找原因，找到原因就要帮助茶农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知难而上：”正交法”破解百年难题

“乌龙茶做青工艺与设备的研究”的关键点是找出每种茶叶生产中最合适的温湿度配合。怎样找出这一组数据，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法，最后张天福决定使用：正交法。

正交法是科学实践法中的一个经典的方法，虽然比较繁琐，但在解决排列组合条件过多的用例是有效的。可把各个条件组成一個正交矩阵来减少用例并达到最佳的覆盖。这个方法提供了一个详细而又规范的实验程序。与此同时，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活动，随着科学研究活动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综合性特征，表现为科学工作者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要求单个的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因此，互相尊重、虚心谦让的协作精神成为现代科学精神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

乌龙茶生产中，温度从低温到高温，湿度也列出不同的值，它们的每一个交叉点都要进行对比，工作量巨大，程序繁琐，但这种数据又是最真实与科学的。张天福提出每一组数据都必须真实、经得起考验的要求，生产一批乌龙茶需要24小时以上的劳动，每批试验几十个样品，每个样品都有一个试验号，这个试验号跟随着茶样走：一个样品在加工的每一个过程中，根据实验要求就得扦取8次以上实验样，如生化样、水分含量样等，每天一个班有4个对比，二个班有8个对比，张天福从乌龙茶原科的安排与组织，到试验的设计(不同温度、湿度的单因子试验、全排列组合实验，不同工艺试验等等)，都要避免试验误差。每做完一批试验茶样，张天福都带着青年科技人员进行茶样密码审评，指导他们分析与记录每一个样品的审评评语与各项因子的得分。不但出威果，还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

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中张天福充分发挥了团队协作的精神，不但组织好研究队伍中的全体成员的配合，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而且努力协调来自政府部门、合作单位与支持单位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这个课题按照“正交法”的实验要求，经历了前后八年时间(包括中间试验)，做了三千多个对比试验的数据，开了二百次分析与总结会议，记录了整个课题试验研究全过程，该课题成果于1989年通过了省级技术鉴定，1990年获得了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天福给与茶界后来人的启示

纵观张天福70年茶叶事业与坎坷人生，他之所以在暮年成就大师地位，固然时代给与他一个补偿的机会，但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科学素质、治学学风与工作作风等个人主观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主观因素中，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说到张天福在茶叶科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和贡献，不能不从张天福本人的勤奋和刻苦谈起。虽然说他最初已经受到农业科学训练，但更在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张天福在茶学领域中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在其一生勤奋而严谨的工作中，除了喜爱喝茶之外，他没有给个人与家庭生活留下太多的时间。在张天福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学界对科学精神的主要定义：务实求是的精神、严谨的学风、论证的意识、公开公平的讨论、学术民主等。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热爱科学的品质是在科学实践中培养的，离开了实践和实验，科学就成了无根之树。同样科学精神的培养也必须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之上，离开了科学实践.科学精神的培养就无从谈起。如科学精神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等品质是要在课堂教学与科学实践中紧密配合才能培养起来的。我们对照张天福的为茶叶科学奋斗不息的一生，在他的身上看到四种科学精神的体现：

一是探索精神。如他对民间制茶技术的挖掘、总结与提高，对海外茶叶技术的研究、学习、引进与传播不遗余力，促进了福建茶业的发展。

二是实证精神。科学源于事实，成于思维，善于观察，找到规律，如他根据数十年评茶的经验结合茶界与民间的传统做法提出一整套科学的茶叶审评方法。

第三是创新精神。福建乌龙茶生产千年一技，难脱旧窟，但张天福在“乌龙茶做青工艺与设备的研究”中走出的一条乌龙茶产业化大生产的新路。

第四是独立精神。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的事业，它研究的是自然界或者人文的社会的现象。但是它是有共同体，是社会行为当中的一部分，它必然就要受到社会的各种影响制约。那么一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他必须要有独立的精神，不依附于某种权威或者权势，必须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天福便是如此。

(本文在写作中参阅了多位茶业同仁的论文观点，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秦威：“学会杂志”主编、“海峡科学杂志”执行主编，副编审;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福建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天福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茶人之家”理事、张天福传记：“世纪茶人一张天福”作者

作者：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