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实事求是论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大学生实事求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北洋大学长期积淀和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文化精神,促成了该校工程教育的独特风格和人文特色,培养了学生刻苦、严谨、诚挚和重视实践的科学精神,使得北洋大学在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能够引领新风、独树一帜。

第一篇：大学生实事求是论文

论如何运用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摘 要]本文，遵循新课程标准关于化学学科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以化学实验为教学依托，通过创新、开展多种类型的化学实验调动现阶段初中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并通过具体的化学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实验精神，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化学实验操作习惯和化学学习思维养成提供基础，为更好的实现化学教学目标提供保障。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实事求是;科学实验精神

化学学科教学是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学生学习的重要学科之一，初中化学主要围绕化学实验、操作定理、化学实验公式等基本化学常识为依托，通过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具体实验理解能力以及化学公式、定理的运用实现初中化学学科教学目标。新课程标准针对初中阶段化学学科教学提出明确要求，需要教育者或教师在化学学科教学中以化学实验为依托，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学生具体的动手操作演示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方式和合作共享、实事求是的科学实验精神，同时新课程标准还提出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化学实验讲解和演示时要将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危险情况、注意事项做明确说明，以保障初中生实验的安全性、顺利性。

一、运用“具体生活化微型化学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主动操作的科学精神

当前新课程改革和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初中阶段化学教学中化学实验教学的重要地位不断突显。同时化学实验教学也是科学实验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学生可以对化学反应方程式得以有效理解的主要教学手段。

化学教师在初中化学的教學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化学实验的教学，是使学生将具体形象的表象思维转化成抽象逻辑性的思维，这有助于培养其思维灵活运用的能力和动手操作的能力进而通过化学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主动操作、动手实践的科学实验精神。由于化学实验地位在化学教学中的重要性，所以针对当前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初中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结合教学实践探寻出创新型化学实验教学模式——“具体生活化微型实验”教学模式，通过利用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贴近的实验素材作为实验案例，提升学生实验的理解性、直观性，进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实验精神。

在化学实验过程中采用“具体生活化的微型实验”教学模式，就要求初中化学教师在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运用一些初中生易懂且贴近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化学反应进行化学实验，例如：“光反射取火”，光在照射一点时，通过镜片或玻璃片的反射可以燃烧，就可以把这个化学实验转移到生活中，在大自然、室外进行，让学生用自己的方法取火，可以很切实的学习到这个实验的化学原理。还有，例如：“温度对于酶的反应”，可以让学生自己带来家用的加酶洗衣粉，在其不断加温的过程中观察其产生的反应，探索在这种温度不断变化下加酶洗衣粉会产生怎样不同的洗涤效果，可以使学生在不断观察和探索的过程中，将所得结论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变成自己的已有经验，并可以通过自己动手进行的化学实验来解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同时也能更好的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样的化学“具体生活化的微型实验”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整体的实事求是科学素养，更好的培养其主动探索和动手实践的能力。

二、教师根据现阶段化学教材方向结合社会中的生活热点，为学生创设与之适应的化学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的科学实验精神

如果教师根据现阶段化学教材的主要方向与社会中的生活热点进行有机结合，进行生动化的化学实验教学设计与创想，就需要教师在化学实验教学的过程中，根据目前社会的热点话题和初中生生活的实际方向，为学生提供和化学学习内容息息相关的化学素材、化学实验材料和相关历史资料。同时也可以利用学生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自然现象推动学生进行探索其中的化学反应。这种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探索可以有力强化初中生对化学基本知识、主要化学方程反应式的记忆与理解运用。使他们明白化学实验学习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他们探索新事物和主动学习的实事求是性和主动、积极性。

例如：人教版初中化学教材中“保护生存环境”这一章节对爱护水源的学习，这既是一个自然问题，又是一节自然科学中化学实验问题的探讨。对于水质的介绍，教师就可以根据当前的社会热点水资源的破坏可以给人类、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不便，可以延伸出对于“水质”的介绍，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对水质的改善等问题的讨论，从而使学生了解到水质的一级、二级处理，并带领学生搜集不同的水资源，可以是从家中净水器中取出的;教学楼中的饮用水;下雨时收集的雨水;加热后产生的蒸馏水等，带领学生一同进行简单的沉降实验，让学生通过实验切实的体会到水资源污染后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诸多不便，培养学生更好的利用水资源，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这样的化学实验教学模式实现化学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有效结合，使学生在化学实验的动手操作与学习过程中感知到所学的化学知识，体验其中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现实意义。这种灵活化、贴近社会热点的化学实验教学有利于培养初中生对自然的保护意识，培养人文情感，将自然科学充分的融入到自己的学习生活中，并根据当前的社会生活热点为背景进行实事求是的化学学习思考与讨论、分析，推进学生化学思维的养成。

总之，化学学科教学主要以化学实验为依托，通过化学实验建立化学反应方程式，进而推动学生提升化学学习的积极兴趣性和主动探索化学科学精神，实现化学学科学习目标。另外，在化学课堂中运用实验化教学方法，并结合学生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微型化学反应实验进行教学，可以促使化学基本知识和乏味无趣的化学反应公式、定理以灵活化、直观化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培养学生主动探寻化学问题、养成运用化学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最终实现学生实事求是科学实验精神的树立。

参考文献：

[1]项国雄;魏丹丹.《教育技术的资源观——对教育技术资源内涵的重新审视》.[J].中国电化教育.2015年01期.

[2]王晓岗;李原芃;张星;樊雅娟.《开展“趣味化学实验”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J].实验室科学.2012年06期.

[3]王孝勇;陈宝华;程孟琪;沈文忠.《中学趣味化学演示实验的教学设计探究》.[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09期.

作者：梁如金

第二篇：实事求是:北洋大学 工程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摘 要:北洋大学长期积淀和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文化精神,促成了该校工程教育的独特风格和人文特色,培养了学生刻苦、严谨、诚挚和重视实践的科学精神,使得北洋大学在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能够引领新风、独树一帜。

关键词:北洋大学;工程教育;“实事求是”校训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高等工程教育学府。“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它集中体现了该校的治学理念和育人模式,也正是这所以工程教育为主的大学成功的精神保障。研究这所大学的校训文化精神及其办学理念,对于继承和发扬该校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实事求是”一词出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文中说刘德“修古好学,实事求是”,唐代经学家颜师古对其注解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后来被人们沿传引申为:办事求学须根据实证,求索真相,踏踏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北洋大学的“实事求是”校训精神,是一代代北洋人长期办学经验的积累、传承和发扬的结果,其特质与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提升。

北洋大学的创建者盛宣怀本人即是一位“经世致用”之人,他在《行述》中说,其早年在湖北“既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对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在筹办这所近代中国的第一所新式大学时,盛宣怀认为“所有学堂事务,任大责重,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1],便决定聘请当时在天津教育界以教授西学而名噪一时的美国人——丁家立担任学堂总教习。

丁家立掌校11年,“期内办事认真,治学严格,有实干精神”[2]。初期的北洋大学从校舍的筹建到校园的规划,从设备的购置到校旨的确立,从教师的聘请到课程的设置,到处凝聚着丁家立的心血与劳苦。他不仅将美国名校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兴办模式引入北洋大学,开设出各类西学课程,而且还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学科设置随时加以调整,并亲自将成批的优秀学生直接送入美国著名学府深造,使北洋初创之时就跻身一流大学之列,奠定了该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与走向,催生了校训文化精神的萌芽。

此后的教务提调王邵廉更是主张“无论治何事,作何业,均须首重实际,事之利于众者为之,否则断不屑为,不贪名,不鹜远”[3]。王氏治校尤以严谨著称,他处事果断,毫不犹豫,又能注重措施得当:责人向不疾言厉色,仅坦直指示,不苟言,不苟笑,态度郑重,气度宏伟。后任校长李书田赞其“治校严明,校章所定,贯彻始终,不惟学生敬畏如神明,外籍教授莫不心悦诚服,不稍迟误,北洋功课愈以森严闻世,望门墙者愈多,良风所播,直迄今兹”[4]。

1914年,时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赵天麟在总结建校近二十年的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教导学生,遂将“实事求是”定为校训。1925年10月,他在北洋大学三十周年校庆的祝词中写到:

形上形下,聚精会神。

人文渊薮,日新又新。

猥长其曹,改制伊始。

一得之愚,实事求是。

忆当髫稚,蛾术于斯。

归自海外,乃辱皋比。

教学相承,渊源接续。

从事此间,厥情最笃。

别来数稔,时复念兹。

达材成德,与有荣施。

云霞蒸蔚,盛会欣逢。

洋洋学海,万派朝宗。

这一段祝词是赵天麟对自己办学思想的回顾和总结,体现了其事实求是的精神和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的抱负。20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制度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赵天麟深知“实事求是”这一理念对于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严谨、严格和实干的优良传统,对于陶冶铸造学生踏实做事、追求真理的做人做事原则的重要作用,因而大加倡导。

该校训精神历经后任校长冯熙运、刘振华、茅以升、蔡远泽和广大师生的继承和发扬,渐渐成为北洋大学精神的主导。1935年,在北洋大学建校四十周年前夕,李书田校长主持制定的校歌诞生: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

巍巍学府北洋高。

悠长称历史,

建设为同胞。

不从纸上逞空谈,

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穷学理,振科工,

重实验,薄雕虫。

望前驱之英华卓荦,

应后起之努力追踪!

念过去之艰难缔造,

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词曲间充满着“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的办学风范和“从不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理想追求,标志着该校以“实事求是”精神为主导的治学理念逐渐成熟。

北洋大学积淀和首创的“实事求是”精神,既科学又精练,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人面对由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等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方法,对该校的发展和和治学育人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此,著名测试计量技术专家、天津大学副校长胡小唐在《北洋-天津大学赋》中赞誉说:“北洋大学成名端赖以利国计民生为旨,守大学精神为上。重实践,崇实学,求专精而厌雕虫;尚科学,求真理,勇批判而鄙媚俗。开吾国科研之局而创严谨求实学风。举凡吾国近代之建设,土木、建筑、水利、地质、采矿、冶金、机械、航空、电机、化工、纺织及数、理、化、法,尽有北洋学子披肝沥胆,建学系而创实绩,穷学理而发精微,遂获吾国近代工业人才摇篮之盛名,律法人才襁褓之美誉。而实事求是之校训,居功甚伟!”

二

在“实事求是”的校训熏陶下,北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呈现出了注重实际、不跟风、不盲目攀比、办精品和重质量的务实特征,并凸现了鲜明的人文关怀倾向。

(一)学科专业结构能够主动适应工业社会需求

北洋大学一贯认为,“学校之造就人才,原所以备社会之用,故社会需用何项人才最急,学校即应设法应之”[5]。甲午战争后,“工业救国”呼声日亟,该校应需设立土木、矿冶、机械三个工程学科,1898年又因铁路建设需要,增设铁路专科,“此实由于一国开发之始,建筑铁路,采矿冶金,恒为人所首先注意者,而一切工业之基础,亦在于此”[6]1933年北洋大学设有矿冶工程系(内分采矿、冶金和地质三组),土木工程系(内分铁路、建筑、市政和水利四组),机械工程系(内分机械、热力和飞机三组)和电机工程系(内分电力和电信两组),还设有矿冶工程研究所(设有地质、采矿、冶金、选矿和燃料五组)和工程材料研究所(设有木材、砖石、水泥及混凝土、钢铁和柏油沥青五组)。而从当时国内的情况来看,工业建设最需要的,第一应是交通,要完成国内的铁路网、公路网,第二是工厂,要建设大规模的兵工厂、造船厂、飞机场、机械厂,第三是原料,要办大规模的采矿场以及其他生产品的原料场地。[7]

正是由于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适应了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其毕业生为社会所竞相垂青。每值毕业之际,政教、交通、工矿等各界部门纷纷前来预约聘任,即使在社会动荡的年代,该校也仍保持着高就业率。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普遍严重,“而北洋毕业生却都有好出路。各机关来函洽商并提出用人条件,由学生填报再行选定……不用托人情、行贿路、走后门,专凭学识就可以得到就业机会”[8]。这在当时真是难得之事。

(二)注重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校歌中的词句鲜明地透露出这所工科学府重视实践的特有价值追求。何谓工程之“工”?北洋校长李书田十分推崇《公羊传》中“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这句格言。他说,只“巧心”而不“劳手”,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的理论家,若一旦遇到具体问题,就难免不切实际、纸上谈兵,而无从着手解决;只“劳手”而不“巧心”,是只有实践而无学理的老木匠,只知仿做,一旦问其所以然,则茫然不知,无从说出子丑寅卯,无益于知识的传播与文明的进步。工程的本质在于应用、实践和创新,通过实际的工程实践训练,学生不仅可以熟悉自然的或工程的工作对象,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且还可通过接触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的群体,学会沟通与合作,学会与人共处。

在翻阅该校的历史档案资料时,发现最多的就是一些师生组织的校内外实验、实习、实训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如1915年《国立北洋大学校季刊》(冬季)报道说:“令岁矿科己班,偕亚当士,施勃雷两先生至鲁省泰安、张夏等处,崎岖万山间,考察地质,采集标本,盖以世界上最古老地层所在,供我辈十日考求,其乐又何如也。暑假初,道彬士、贝克两先生,偕土木丁戊二班,作北戴河游,从事测绘,二星期余而峻事,盖遵定章,以赴实地练习之旨也。采矿丁班则由施勃雷、张玉昆两先生率赴汉阳萍澧之间,考察煤铁诸矿及铸铁工场,报承汉冶萍公司热情招待,尤为本校同人所铭感不置云。”[9]1935年3月,该校制定的《国立北洋工学院学生实地练习规则》对各专业实地工程训练的内容、时间、地点和实习教员、实习纪律、实习成绩、实习经费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至今看来,仍不失是一份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用来指导学生工程实践的规章制度。

(三)严格管理的优良传统

在近代中国的大学中,北洋大学素以严格管理著称。“唯因北洋师生之‘实事求是’也,教师讲授实验之点,恒多于他校,学生上课自习之时数,亦超乎寻常,教者学者,惟日孜孜。”[10]陶希圣先生在谈及中国的大学学风时,曾直截了当地说:“北京、北洋、中国三个大学学风不同,学生态度也就不一样。下课休息时,北京大学学生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北洋大学的学生读书用功,下课十分钟,仍然在课堂内,中国大学的学生则吊儿郎当。”[11]正是这种学业至上、追求卓越的奋发砥砺的氛围,铸就了这所学府令人敬畏的盛誉。

正如《大公报》所说:“北洋大学有其显著的性格,就是绝对严格的教学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淳朴校风。其对学生重质不重量,故三四千人报考,录取不过二百人,经历年淘汰,毕业时往往不过二三十人。此种严格考试严格教学的传统,肇始于外籍教授掌握校务期间。二十年来外籍教授先后退休殆尽,其地位已逐渐为本国籍教员所代替。然此谨严作风至今未变。这一大特色,是北洋大学人才蔚起的一个主要原因。且就大学教育立论,若干年来,许多大学只知扩充名额,学生程度江河日下,课业怠荒,风纪败坏,青年学生日趋于空疏夸诞一途,勤劬苦学笃实潜修之美风渐就凘灭。而北洋大学独能砥柱中流,力矫颓风,与习于浮薄肤浅粗糙虚骄的若干大学,成为尖锐对比。此其对教育学术的影响之大,应为识者所共喻。”[12]

(四)工程教育凸现了鲜明的人文特色

人文精神是一种关爱生命和人类命运的精神,它不仅关注研究对象本身,同样也关注其可能产生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结果。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扫除无知的愚昧和黑暗,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可能刺破和谐,成为人类毁灭自身的工具。早在20世纪30年代,该校校长李书田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工程设施和工程学术的进步,究为促进世界和平之原动力,抑为毁坏世界和平之利器欤?吾人从事于工程教育者,在此不可不审思明辨之。”对此,该校主张工程教育应是“永远福益人类,而无时济人类之祸害”[13]。

李书田说:“我们现在办学,第一要注重学生的精神训练”[14],这种精神既包括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育,又包括对学生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塑造。李书田强调,学校培养的工程学者的最低标准是:“1. 办一两桩工程学术事业,以继往开来,或办一两桩工程建设事业,以厚生利用;2. 著述一两本工程书籍,以流传现代工程学术至于将来,方不负前贤之昔日工程学术由著述而传之现辈;3. 贡献一两篇关于工程学术之创作论文,以增益人类之知识;4. 完成一两件关于工程技术之创作发明,以裨人类之福利;5. 促进人类相互之道德,以期光大人之所以为人。”[15]1946年该校又专门成立了“人文教育委员会”,以加强人文教育。

“在事事彻底,处处钻研里,去求‘真’;在探讨学术,福惠大众中,去求‘善’;在改进技巧,贡献智能时,去求‘美’……这就是北洋学生在校时追求的目标,以及日后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北洋精神。”[16]这种在专业技术教育中追求人文精神的办学思路,在当今科技文化居于强势,人文文化边缘化的背景下,值得科学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和借鉴。

三

“赫赫北洋,鲁殿有光,实事求是,永矢不忘。”[17]“实事求是”的北洋精神不仅主导了北洋大学的办学方式,而且还培育了北洋人严谨、刻苦、踏实、诚挚、尊重事实、重视实践的科学精神。正如国民党要员叶秀峰所说:“盖北洋以实事求是为校训,数十年来接受此教训而努力于国家、社会与各项事业者,即发扬此种精神作辉煌之建树,所在有功,无往不利。”[18]

(一)勤学苦干、踏实做事的敬业精神

1934年6月,该校知名教授张润田在毕业典礼上教育学生说:“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有其实也;男子树兰,美而不芳,无其情也。有其实,不言而人归之,无其情,美言亦何补也,谨以最关要之语念于诸君:应世之方,去浮言,重力行,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能此,行之一恒,必自芬芳也。”[19]“不从纸上呈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正是这种务实的校园精神,锻炼了北洋学生刻苦、踏实的优秀品质。一些老校友离校多年仍回忆说:“离开母校已二十六寒暑,长记勿忘者乃我校‘实事求是’之校训,深感受用良多,而欲匡时弊者亦赖此种精神。”[20]如1948年毕业的孙杰森同学,离校后成为台湾一建筑实业家,成绩斐然,颇有名气,询其经营之道,“据答本诸北洋之校训‘实事求是’,不投机,不取巧,脚踏实地的去干”[21]。

对于这种务实精神对广大学生的影响,李书田更有精彩的论述:“以‘实事求是’为校训之北洋,从未尝铺张学术,付诸铅椠,故为炫世而盗名。惟有技术深研之所至,理工探讨之所达,无可复遏,往往发而为文,以思贡献于社会。”“然我毕业之同学,即一间之不断而努力于中国之教育实业政治外交司法,”“故本其‘实事求是’之夙志,亦不欲托之空言以汁青简也”[22]。

(二)重视尊重事实和真理的实践精神

在实际的工程领域中,科学认识的过程和对象十分复杂,特别是我国早期的工程师,如矿冶、土木、水利、铁路等,终身与共的环境往往是荒山、旷野、急流、险滩,各种情况复杂多变,单凭直观、感觉是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必须经过多次反复的测量、取证和试验。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树立了工程学者追求真理的标准,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和自然规律应有的态度。

著名水利学家张含英说:“北洋实事求是的校训和崇尚苦学实干的校风,一直指导着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这是我终身难忘的。”[23]为了求得治黄的第一手资料,他经常不畏艰险地爬高山、渡急流,进行实地堪察调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走遍了龙羊峡以下的所有峡谷;同时又竭力收集历代治黄的详细资料,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在我们国家第一次提出了黄河中下游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和综合开发的治黄指导思想。

著名电机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梁维燕也有同样的感慨,他说:“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我在工作中对此有特别深的体会。我在车间里搞生产、管技术、搞工艺,干了十年。事情能否做成,每天都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不实事求是是做不出成果来的。”

(三)崇尚理性和果敢刚正的正气精神

科学以事实为依据,它是诚实、严肃的。科学的基本品格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只唯实。科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对科学的热情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毅力。“实事求是”精神的首创者——该校第三任校长赵天麟,在毕业典礼上教育学生说:“北洋大学之所以得席于学校界,名誉蔚然,持之以不失坠者,良以一种果敢、刚正之精神,以之修学则学成,以之行己则躬正,以之事事则事举,所以有望于卒业生者,则力持此精神,不挠不坠,则母校诸生,两受其善。”[24]正是这种果敢刚正的精神培养了北洋人的诚挚正气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质。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即是笃行这种精神的光辉典范。1906年,青年马寅初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被学校资助赴美国留学。归来后,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马寅初当即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毅然拒绝军阀政客的邀揽,致力于中国教育和经济事业的发展。经过长时间的调研,马寅初于1955年提出了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但这种正确的建议和科学的理论由于当时民主的不健全,反而被当作谬论加以批判。然而马寅初始终没有屈服,他义无反顾地对那些无理的批判和荒谬的攻击以无畏的气概进行反击。他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足见此种精神对其影响之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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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校记事[A].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C].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54.

作者：张宝运

第三篇：理必求真 事必求是 行必踏实：收藏中国近现代大学校长墨迹有感

岁月不居，流年似水。蓦然回首，笔者收藏大学校长墨宝，不觉已逾35个春秋。其间，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为的是弘扬前贤崇高品德，展示先哲深厚学养。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开拓者

清末民初，新旧交织，风云际会。孙家鼐、马相伯、严复、蔡元培、唐文治、张伯苓、吴玉章、徐特立、陈垣、马寅初、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胡适、成方吾、范文澜等诸位校长，登高而招，引领风气，荜路褴褛，功勋卓著。我有幸收集到上述各位教育耆硕、士林翘楚之墨迹时，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无论是他们开创近现代高等教育事业无畏的勇气与敬业的精神，还是书法神韵所表现之功力，皆令我肃然起敬，不忍释手。

清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状元、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图1)，创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居功至伟;第三任管学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翰林张百熙(图2)，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作为首部一整套自小学到大学之学堂规章颁行全国，具有划时代意义;1917年蔡元培先生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博大胸怀、崇高境界锐意改革，仅用两年时间，便使北大真正从中古教育内容中解脱出来，开创了北大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蔡先生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他还强调，开创新文化运动，应以蔡先生居首。

江山代有人才出。1917年，胡适先生受蔡校长之聘而执教北大，他一到北大就踌躇满志地准备干一番事业，提出要把北大发展成现代化大学。当时不过而立之年的胡适教授成为蔡元培、陈独秀厉行改革的“最为倚重的军师”。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先生(图3)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提倡“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倡导科学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1931年春，北大时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图4)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之主张。因他任职时间最长，加之教育理念超前，又富行政管理才干，为北大教育事业之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曾担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先生评价其“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比蔡先生胡先生高明”。

再看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1931年，梅贻琦先生(图5)以清华大学教务长接任校长，主持校务，实行“教授治校”和“通才教育”，将这一留美预备学校一举变为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并使之于20世纪30年代跨入世界先进大学行列。而有“南开之父”之誉的张伯苓先生，1919年至1948年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他特别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并制订“公允公能，日新月异”之校训，为国家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之人才。如今南开大学得以发展成为全国著名高校，与张公数十年前所倡“日新月异”之南开精神密不可分。可以说，无张伯苓先生，便无今日之南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三强联合，于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在八年抗战之艰苦岁月里，三位常委尤其是梅先生，常驻昆明，带领西南联大8000余名师生，发扬“刚毅坚卓”之西南联大精神，为我国培养出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和新中国建立后急需的优秀人才。以西南联大理学院为例，该院共设算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五系，从1938～1946年9年间，毕业生共673人，有8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2人成为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其中郑哲敏、朱光亚为双院士。西南联大理学院有90名毕业生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这意味着每七到八位毕业生中就产生一名院士。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史，这是前所未有的，西南联大创造出的这一奇迹，永远被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册。

崇高品德深厚学养

字如其人，文如心声。我于收藏校长墨宝之过程中，不仅注重书法艺术之观赏价值，更注重其内容。此次展出之校长遗墨，无论是对联、条幅、斗方，抑或信札、文稿、题词，透过书写的文字，均深层次反映出先贤们之精神气质、学术修养与思想境界。

1935年秋，北大蒋梦麟、胡适等诸君，代表北大数百名师生致函蔡元培先生，庆贺他七十华诞。贺礼是由北大数百名教师和校友集资建筑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这所房屋在蔡公百年之后，将作为“一座公共纪念坊”，让子子孙孙瞻仰这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公而忘私的学界泰斗。1936年元旦，蔡先生复函答谢(图6)。一来一往的函件，拜读之后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一方面，北大数百名师友知恩图报，情意真切，念念不忘离开北大长达10年之久而上无片瓦的老校长，以献寿礼之名，解决老校长“最缺少、最实用”之安身寓所;另一方面。蔡公谦谦君子之气度，忠厚长者之胸怀，着实令人敬重。随着抗战爆发，筹建房屋工作被迫停顿。后来，蔡先生移居香港，他和他的后人终不曾见到这份贺礼。尽管如此，这份情真意切的师生情将永载北大史册，尊师敬老、感恩图报的中华美德，将被后人永世传颂。

在我收藏的条幅中，值得介绍者甚多，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三例。一是季羡林先生于1994年赠予我的行书条幅，录清人李惺箴言：“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学问休言我胜于人，胜于我者还多”(图7)。这既是季老勤奋为学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晚辈做人做学问只座右铭。另一幅，是在20世界3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先生于197年赠金紫光之行书条幅：“灵龟飞蛇感逝川，豪雄犹自意惘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这是冯老读曹操《龟虽寿》之抒怀作(图8)。冯老晚年双目失明，但笔耕不辍，以“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之诗句与人共勉，豪情壮志，溢于言表。85岁高龄之冯老，“不知有暮年”，下决心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巨著。经过10年辛勤耕耘，终于在临终之前，实现了这一宏愿，创造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奇迹。再有一幅，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东南大学校董黄炎培先生于1942年赠周公鲁之行书题词：“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图9)。这是黄老于1942年在中华复兴讲座上所倡导之三言。他强调：“欲修养身心，以救国危，必须践行此三言。”求真、求是、求實，既是黄老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收藏艰辛 苦中有乐

我收藏20世纪上半叶百余所中国高校200余名校长之翰墨，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全国重点高校。作为一项专题收藏，其过程既漫长又艰辛。搜集百年名校校长墨迹不易，要搜集北大早期“校长”之手迹无疑更难。如京师大学堂，从创办到终止，历时14年，共有11位“校长”、3位管学大臣，分别为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8位总监督：张亨嘉、曹广权(代理)、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忞、劳乃宣与严复。除曹广权(任期极短，只代理10天总监督)之墨迹未曾觅得，其他10位“校长”之翰墨已如愿收藏。然而个中艰辛，一言难尽。其中尤以搜集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与总监督柯劭志的手迹为甚。

1900年，许景澄接替孙家鼐出任管学大臣，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他反对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围攻洋人，触怒慈禧，遂以“卖国贼”为名被降罪，招来杀身之祸，故其存世手迹极少，我在京寻觅5年，未能如愿。然苍天不负有心人，1995年，我赴香港讲课期间的一个周日，在荷里活道的一个地摊上翻看一堆旧字画，突然发现一幅署有许景澄3个字的破旧七言联(图10)，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十分平静地问老板娘要多少钱，她回答：“先生，你给钱就拿走。”于是我掏出一张500元港币递给老板娘，问：“可以吗?”她接过港币，微笑示意，交易成功。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万万没有想到，在北京花了5年时间苦寻未得之墨宝，竟然就如此廉价而轻易地获得。我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即使回到北京仍无法平静，遂请文物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鉴赏，他说：“好东西，我们历史博物馆都没有，加钱，转让给我们吧!”我说：“这是北大的宝贝，不是钱的问题，确实不能转让，请谅解。”

京师大学堂另一位“校长”柯劭忞总监督墨迹之觅得，却未遇上好运气，而是另一番情景。1996年，嘉德拍卖公司拍品中有两通柯劭忞的书札，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遗墨，我是志在必得。拍卖场上主要是前排、中排、后排(我在后排)三人竞争。这件拍品起拍价800元，我原先估计千元可以拍得，却未想到，这件拍品最终以5000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5500元，比起拍价高出近6倍。在拍卖场上，坐在中排的竞拍者在拍卖师喊到3000元时主动退出，剩下我与前排竞拍者相争，当喊到4500元时，我不按一般竞价常规，一下跳到5000元，以示我实力雄厚且笃定不移。此举果然有效，前排竞拍者退出，我如愿以偿。

拍卖结束，坐在中排的那位具有文人气质的老者向我打招呼。攀谈间，才知道这位张先生原来是北大中文系校友，对北大校长的墨迹也颇有兴趣。当我们走出拍卖场时，张先生突然以质疑的口气问我：“一个教授哪有这么多钱收藏名人手迹?”面对这样的疑问，我只是报以微微苦笑。他哪里知道，我交完拍品款之后，银行存折中仅剩120元，这点钱不可再挪用，因为还有下半个月的日子要过。

无独有偶，时隔6年后，我又遇到类似张先生提出的同样质疑。2002年秋，应《收藏》杂志社约稿，我在该杂志11、12两期连续发表了我的稿件——《二十四位国民党将领的遗墨》。文章发表后，有位辽宁的收藏爱好者给《收藏》主编杨才玉先生去信，断定这些国民党将领的墨迹是赝品，理由之一为：“一个国内教授哪有钱收藏得起这些墨宝?!”杨先生给我来电话，征求如何答复读者来信。我说：您可以转告辽宁的藏友，这批墨宝是经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今中国国家博物馆)5位专家和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鉴定的，是真迹，绝非赝品。辽宁的这位藏友用财力来断定古玩真伪，未必可取。

搞收藏，应具备眼力、财力、毅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机遇等四要素。1996年我一次性搜集到数百份祝寿贺词斗方(其中有国民党上将40余人、国民政府部长以上200余人所写的贺词，还有20余位大学校长和一批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名流所写的贺词)，可以说这是我收藏生涯中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1996年，香港回归临近，在香港有一批富人移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批贺词斗方是其中一位留下的。他委托香港一家画廊的黄老板：“找个好人家，再出手。”那年，我去香港给研究生讲专题课，照例要到这家画廊走一趟。我是这家画廊的常客，和老板较熟，他也知道我的北大教授身份。这一次和以往不同，我刚跨进店门，黄老板就把我引进里屋，捧出这批墨宝。我逐一翻看，第一感觉是震惊和兴奋，第二是不安，担心啃不动。岂知事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黄老板要替朋友为这批民国时期军政要员遗墨找个“好人家”，并且确定了我的诚意后，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廉价售让与我。返回北京后，我请史树青等5位专家鉴赏。史老边看边说，重复了三遍：“这是一批难得的好东西。”其他4位字画鉴定专家对这批遗墨也是赞不绝口。

“穷人”收藏，自有“穷办法”。其一，进行专题收藏要有前瞻性。别人没有想到的，我提前数年就进行筹划，故廉价购取许多藏品，并逐渐形成系列。其二，节省每一分钱用于收藏。从1991～2000年，我每次赴港讲学，为省钱，都从北京带方便面;每次领取的讲课费从未买过一件香港时尚的三大件(名牌电器、黄金首饰、意大利皮具)。2000年最后一次赴港讲学，总觉得愧对家人，终于给老伴买了一条金项链和一块手表。其三，有得有失。为成就专题系列收藏，要有点壮士解腕的勇气，舍得割爱。1991年，我以一批珍稀的先秦币和一批民国时期稀少的纸币精品换取一批北大著名学者手迹。单纯从经济价值衡量，稀罕的古币和纸币要比名人墨迹昂贵，但北大的这批文化名人手迹却为我实现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的系列收藏奠定了基础。

卅载盼美梦能得圆

回顾我的收藏历程，大致可分两大阶段：从1980～2000年，这20年是业余爱好阶段，搞收藏属于“副业”，只收藏，无暇顾及藏品的整理研究工作。从2000年至今，属于“正业”阶段，其特点是把收藏和研究当作一种文化事业来做。既然当作事业，就意味着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负有一种使命感，对社会负有一份责任心，对自身要有一种知难而进的不懈追求。现今我已拥有四大收藏系列：清代科举制度文物系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以及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手迹系列。15年来，我在整理研究大量藏品的基础上，主编出版大型图书7部，发表文章近90篇，在北京、西安、徽州休宁和绩溪举办过13次大型展览。这一系列活动，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取得了可喜的社会效益。

收藏、研究、出版、展示和宣传，这一切只为圆我和夫人汤蕉媛的一个梦——建立一座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博物馆。我们希望建成后的高教博物馆不仅可成为对青少年传授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也是对各阶层，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基地，更可以成为在海内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平台。对民间收藏界来说，这座博物馆则是汇集民间高教文物的窗口与研究机构，为更多流散于民间之高教文物提供一个永久家园。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盼得美梦成真。

責编 杨柳

作者：程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