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求是论文范文

2022-05-12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事实求是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按照办机关党委安排，今年4月，我参加了在浙江大学举办的为期五天的机构编制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有一段心无旁骛的时间，徜徉在青翠蓬勃的校园中，感受厚重浓郁的学术氛围、重拾求知若渴的学子精神，对我而言弥足珍贵。五天的课程紧张且饱满，既接触新知、开阔视野，又激发思考、拓展思维。回顾这次培训的收获，我想概括为三个词，即：情怀、能力和勇气。

第一篇：事实求是论文范文

实事求是

“德育为一切教育的根本，是教育内容的生命所在，德育工作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历史课堂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中学历史教育怎样渗透德育，有多种因素，而关键在于历史教师。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养者。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历史教师必须遵循很多原则，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即在教学中做到求真、求实、求正。

一、求真，也就是说德育资料要真实

首先，史实要真。我们知道，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是不能改变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与文学不同。文学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而历史则视塑造、想象为大忌。必须完完全全尊重史实，说真话，讲真史。字字有出处，事事有根据。随心所欲想当然，用虚假不实、模糊不清的东西教学生，以达到渗透德育的目的，这无异于欺骗，也违背了德育的要求，而欺骗教育所取得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甚至会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这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

其次，感情要真。也就是说，老师讲述真实的历史的同时，投入的感情也必须是真的。历史教学以史实服人是必须的，同时，以情动人也是万万不可或缺的。老师在绘声绘色评述历史中，以自己良好的心理品质、真挚的感情流露陶冶学生情操，以表里如一的思想作风影响学生言行，这是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一条由感情接受到思想认同的必由之路。这让我想起了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那是一节八年级历史课，我正在讲述抗日及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联系到现实中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我越说越激动，学生也聚精会神地听，尤其当我说到日本右翼分子关于把中国分裂成“七块”的言论时，一位学生突然大声气愤地说：“我把他分成七块!”学生们顿时哄堂大笑，我也不由地笑了，虽然他上课插嘴，但我看见的是学生丰富的情感和对祖国的一片赤忱，感受到的是师生间感情的互动。讲真史，诉真情，并不是无法做到。只要老师想方设法占有丰富详细的历史材料，全情投入，从历史材料而不是从主观臆想出发，经过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将历史结论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就可以，因为这本身就充满感染力、征服力。

二、求实，也就是说渗透德育要落到实处，依所掌握的历史信息，从史实出发，联系有密切关系的现实，联系学生中普遍存在和关心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

首先是目标要定得准，不可盲目拔高。我们不能说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要求绝大多数学生做到诚实正派、遵纪守法、爱家乡爱祖国、有理想有道德却是必须的，而且是可以达到的。这就要把基础教育做实、做好。这样坚信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才会越来越多，历史德育教育才会更有效。

其次是实际要联系得准。历史教学必须要联系实际，这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怎样联系，把历史与现实牵强附会地拉在一起，这不叫“联系”，而叫“硬拉”。比如一讲到革命先烈为革命献身，就号召学生大公无私，不讲个人的要求。在老师尚且做不到的情况下，号召学生大公无私，实际毫无用处。我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采取低调处理或联系自己的办法，如“无数的革命先烈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当然现在是不需要各位去抛头颅、洒热血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然后引导学生联系自身，谈谈自己的理想和责任。

三、求正。就是教学中要全面地看问题，公正地评述历史

对历史的评价决不能“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时代的眼光公正、客观、全面地评述历史，这不仅本身就是德育的一种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历史教学具有多样性，只有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这是对历史的实事求是。同时，这也是教给学生一种公正地、辨证地看待历史的方法，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

以文天祥抗元为例。一方面不畏强暴、不为利诱效忠南宋，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但另一方面抗拒元朝，实际是抗拒统一的潮流，不也反映出文天祥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前者确实可钦，后者却是可憾!学生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领悟前者，如果教师不有意识地引导，能这样思考的学生是极为有限的。教师如果刻意追求某一方面的教育而忽视了另一点，显然是不利于德育渗透的，同时也是不利于学生历史观的培养。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是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需要历史教师不懈的探索和发掘。我相信，只要牢记历史教学的德育使命，本着“以学生为本”的信念，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求真、求实、求正，一定能发挥中学历史课堂的德育功能，使历史课不仅成为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阵地，而且成为培养情操，启迪思想的重要阵地。

作者：朱小芳

第二篇：求是求真惟学无际

按照办机关党委安排，今年4月，我参加了在浙江大学举办的为期五天的机构编制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有一段心无旁骛的时间，徜徉在青翠蓬勃的校园中，感受厚重浓郁的学术氛围、重拾求知若渴的学子精神，对我而言弥足珍贵。五天的课程紧张且饱满，既接触新知、开阔视野，又激发思考、拓展思维。回顾这次培训的收获，我想概括为三个词，即：情怀、能力和勇气。

第一是求是求真的情怀。浙江大学素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其前身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学院，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精神浸透了这所百年名校。走在浙大校园里，随处可以感受到求是求真的精神，在校训中、在书本上、在层出不穷的科研成果中、在刻苦攻读的学子身上，这种精神得以延续、这种情怀得以传承。在培训过程中，当我停下业务工作的匆匆脚步，倾听专家学者纯粹理性的学术思考，我感到的不仅是知识的补充，更是思辨的延伸。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再造理论、程序正义观念……从具体机构编制工作到抽象管理理论的跨越，是一个剥开表象寻求规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授课老师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前瞻性的探索思考，与机构编制管理的实践不断碰撞，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求是求真的魅力。机构编制工作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始终走在创新制度、服务发展的探索之路上，没有理论可套用、没有前车可借鉴，工作中的每一步都是对更完善的制度体系、更科学的资源配置、更高效的运转方式的摸索和探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求是求真的情怀也正是机构编制工作的灵魂所在。而具体到我个人的工作也无处不需要这种情怀的指引。政策法规工作，正是总结改革、管理的现实问题，探索机构编制管理内在规律的过程，多想一步、深挖一层，让工作实践与理论思考不断印证，在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求真理，才能更好地把握工作的方向。

第二是全面发展的能力。这次培训班的课程安排定位在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上，课程设置既包含了与机构编制业务密切相关的内容，又包含了干部综合素质提升的内容。授课老师在行政管理领域中都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他们的授课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让我储备了知识，提升了能力。从深度上，这次课程全面梳理了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前沿观点，为解决改革和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参考，也触发了我对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思考。比如严控机构编制与事业发展的矛盾问题。实践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反复出现，将之与理论研究中拉锯式前进的大政府与小政府之论相结合来看，就能认识到其中既有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又有行政组织内部扩张特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只能通过调整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从广度上，培训班提供了压力管理、危机应对、领导力架构等新知识点，让我开阔了眼界，弥补了短板。比如危机管理这门课，熊卫平教授全面介绍了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必要性，从危机理论和具体应对措施等方面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近年来机构编制工作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潜在舆论危机判断能力、媒体应对等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次学习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了全面的认识，提高了重视程度，也有效填补了这些短板。这个过程也让我充分意识到，个人能力素质的提升离不开理论知识的不断基点。牛顿说，我之所以看的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我想，我们每听一堂课、每读一本书，都是往巨人的肩上走了一步。驻足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积累是为了更好的提升，唯有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新知，才能跟上发展的步伐。

第三是开拓创新的勇气。杭州号称创新之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忱在这个城市表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以阿里巴巴为首的电商产业发展还是以梦想小镇为代表的创业园区建设，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创新和创业的精神，创新思维所带来的张力，已经在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得到全面体现。这也引发了我对创新这个概念的重新思考。机构编制部门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冲锋舟，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当前，作为直接参与改革的一员，我深刻地体会到推进改革的不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下，机构编制部门要跟上趟、给上力、使上劲，就得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当前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很多领域都是全新的、探索性的，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权责清单制度、实行人员控制总量管理、推进金融司法生态等重点领域改革……新任务新矛盾不断出现，面对这些挑战，从原有的经验中找不到解决方式，就要边学边做，一边不断吸收新知，积累开创新局面的能力，一边敢于创新，增强打破老套路的勇气。

培训很短暂，但收获很长远。正如1938年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先生为浙江大学创作的校歌《大不自多歌》中所述：“求是求真，惟学无际”。□E：WJJ

作者：甘凌燕

第三篇：从延安整风看“实事求是”

【摘要】研究延安整风，可以深化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本文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心，探讨中国共产党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历史进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实事求是的基本要点、精神实质、哲学世界观及其基本方法、现实途径。

【关键词】延安整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并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理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和实践。

一、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强调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1]278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这里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论述，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写进了党章(仅有少量文字上的不同)，成为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正式表述。这段话指出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概括。

毛泽东的这一精辟概括，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作出的。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长沙岳麓书院讲堂正门挂着“实事求是”的横匾，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就曾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注意了解社会实际，曾在湖南乡下“游学”。后来，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创立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开展了多项社会调查。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109“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115这些重要观点，已经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初步表达。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这些思想。

延安时期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标志，从1942年2月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广义上的“延安整风时期”，应该把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整风运动的实际准备也包括在内。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3]662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明确地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4]801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出了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801这段论述至今仍然是党的文献中对“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最明确、简洁的科学阐释。对于党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我们不能仅仅从语言学上去解读，而应该根据它们在党的文献及党和人民的实践中的运用去理解。“实事求是”本来是一个古语。毛泽东1961年倡导“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时说：“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5]237中华文化典籍中的“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而作为我们党的重要理念的“实事求是”的经典出处，应该说就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倡导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534他对“实事求是”的阐释和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由于当时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还没有一致的认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一些人竟“毫无影响”[6]655，为此，毛泽东又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他继续强调和阐述“实事求是”。1941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作报告，题目就是“实事求是”。[7]315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已经把实事求是同共产党员的党性联系起来。他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800而“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4]801在毛泽东起草的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再一次被提到有没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8]361毛泽东还通过题词来倡导实事求是。1941年冬，他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后来他又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9]249毛泽东的题词对于强调实事求是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从后来邓小平的讲话中也可以感受到。邓小平曾几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126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路线问题，提出“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8]374他在1941年9月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8]373他说：“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8]373不过，当时他主要是讲“政治路线”，没有使用“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据笔者所见，此前毛泽东的著作中讲到“思想路线”的有2处。一是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页;二是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因而也没有说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所以，当邓小平1980年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说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时，他是一语破的，是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此前尚无人作出的概括。这一概括完全符合党的理论和思想路线形成、发展的历史，的确如邓小平所言，这条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确立的;而这种精辟的概括本身，也是邓小平对党的理论和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了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143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邓小平系统地回顾和论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中的论述。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基本点”、“精髓”。这些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作了思想准备，也为1981年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论定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其内容越来越丰富、深刻，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这些思想内容以更加集中、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邓小平的论述，突显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它就是党的“思想路线”，进而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面而又简明的规范性表述。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坚持，也是对它的丰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像一条红线贯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其中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脉”。

二.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用“实事求是”阐明党的思想路线，意味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学习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党确立这条思想路线的历史必然性和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从多方面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和论述政治策略问题，着重批评了关门主义，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1936年12月写出并在红军大学作报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阐明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写作于1937年七八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也批判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都为后来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了重要准备。但是，在延安整风之前，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分歧。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翻印出版他“左倾”观点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第三版，并在三版序言中声称，“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10]104这种挑战使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成为迫切的现实任务。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在1941年汇编成他称之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印发，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资料。1940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地讲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明确提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决议“没有说是路线的错误”，“须有些修改”。1941年9到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对党的历史上政治路线的是非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成为延安整风的一个关键，为在全党开展整风准备了条件。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8]375这样，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正式揭开全党整风的大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现在“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党“还是有问题的”，“问题还相当严重”，问题就是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4]811，812一方面，党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党风方面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全党整风开始时党内的基本状况。整风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

延安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4]812毛泽东认为，其中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4]813主观主义这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所以，毛泽东把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摆在整风的首位。他1941年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专门讲学风问题。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讲得最多的，也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问题。他还分析了宗派主义、党八股同主观主义的关系，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4]825，“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4]826，而“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4]827他又分析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及二者间的关系，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它们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这两种主观主义中，“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4]819因为教条主义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不易被识破，它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把经验上升为理论，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这样，反对以教条主义为主要表现的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成为延安整风的首要任务。延安整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如此高度重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教条主义，是基于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地揭示了主观主义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研读哲学著作时已经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1]311-312他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8]345他194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开头就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8]372 “‘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这一论断，把错误的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政治上的特征是“左”倾，而思想上的特征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因此，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以后，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入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要任务的整顿三风的由来。

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必须结合党的政治路线来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理解坚持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都要提出自己在一定阶段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针、政策，并且把它们集中表达为党的政治路线(或称总路线、基本路线)，以便凝聚全党的力量共同奋斗。因此，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取得辉煌成功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惨痛失败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一定的政治路线，都是基于对国情的认识、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提出来的。因此，就思想根源而言，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取决于思想路线是否正确。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4]987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明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告了延安整风的胜利结束，为党的七大召开作好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党的七大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就再一次证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攸关党的事业的成败兴衰。

延安整风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而它本身又为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历史经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延安整风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三.深入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通过研究延安整风来学习实事求是的思想，不仅可以懂得它的重要性，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它的丰富内涵，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第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2]833这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时对“实事求是”作出的概括。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要点相互关联，概括了实事求是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其精神实质。

一是“从实际出发”。党的思想路线所回答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上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出发点上：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4]797他反复强调，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与此相反，主观主义或是从书本出发，或是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把感想当政策，两者都是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从主观出发的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从概念、定义出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时，是以讲两种方法的对立为切入点的。他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他说，如果从教科书上找来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评判今天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从分析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为此，他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实，分析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的现状，从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出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4]853他通过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阐明了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4]863进而论述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问题。这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后来概括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13]1308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体现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学习理论的目的，把研究实际问题、创造符合实际的理论作为理论工作的任务，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而主观主义“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4]798教哲学的不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就是理论和实际分离。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互相联系”，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批评说，教条主义者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4]820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包括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3]662时说：“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3]66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内涵之一。

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所说的“理论”，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所说的“实际”，主要是指中国实际。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关系。毛泽东提出的处理这一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1963年回顾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5]339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3]534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根据是否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3]611 ，分三个阶段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而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4]795延安整风后，党的七大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确立了这条基本原则。

坚持“结合”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求出客观规律，创造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向导。这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5]237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就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离开“结合”原则，就不能准确把握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更不能深刻理解它的精神实质。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的论断，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它指出了，从哲学层面说，“实事求是”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达。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不能离开《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基本规律，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其中在论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时，还批评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错误。《矛盾论》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核心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着重联系中国实际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阐明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发展规律，指出教条主义者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是“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直接为延安整风中提出和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为批评教条主义准备了理论武器。不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能真正理解实事求是。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才能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30年写作时的题目就是《调查工作》。在准备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1941年3月把自己在1930年至1933年所作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写了序和跋。1941年8月，他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他又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介绍自己多年来作调查的经历和体会，讲解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4]789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强调，作调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8]378只有经过周密的调查，才能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8]360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调查研究的内容、对象、方法以及调查研究工作的领导，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6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对于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把领导方法问题提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4]902他说，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去普遍地指导群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是将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实际上，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因此，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明确地把这种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在一起，指出：“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899他强调，“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4]900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4]67群众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

综上所述，延安整风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它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实事求是的哲学世界观;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和现实途径。

半个多世纪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已经成为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正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理论或实践、“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去考察，“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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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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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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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