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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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摘要】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辨证统一;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关键词】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1]2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而坚定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本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这一原指治学态度的格言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801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原则，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多次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3]382“我是实事求是派。”[3]209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他自己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深刻总结。他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从而也就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一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毛泽东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即靠“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精髓”说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所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规定，它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143实事求是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因为实事求是在哲学实质上是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128这就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把实事求是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

另方面，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1]114，116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就说不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说过，“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118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即“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1]118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为基本的方面。

二、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和斯大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成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但都没有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于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党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116。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在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严重挫折：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再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这三次由于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发生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损失。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证，把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首先，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10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遇事“随风倒”。直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两年了，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所以，客观状况决定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要的任务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克服“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他号召全党“打破思想僵化”，从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解放出来，从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思想僵化的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得不到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143

其次，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当全党亟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就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1]3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39“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126我们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再次，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3]10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在这场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给予其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143通过这场讨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普及到了全党、全民和全国各个领域，为全党、全民的思想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190具体一点说，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10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78党的十二大依据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表述，在党的章程(总纲)中郑重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5]67这一规定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整、更加准确、更加具体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形成了由出发点、原则、目的和运动过程所构成的统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一完整科学体系的每一个基本点(即组成部分)各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正确认识各个基本点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包括四个基本点。邓小平不仅用非常精练的语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完整而系统的概括，而且对每一个基本点都作了深刻阐述。

第一个基本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才能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强调和发挥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明确地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规定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把它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他在谈到“实事求是”时，总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个基本点：“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也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法。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毛泽东曾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过精辟的论述，并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结合党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深化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认识，把它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和有序发展，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体系。他曾经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114不然，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第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之一的“实事求是”，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事”中引出或求得“是”(即规律性)，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而，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正因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所以我们通常才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总结和吸取了党的历史经验，不仅对“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特别强调和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四个基本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过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基本的和首要的观点，以实践为基础，尊重实践的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历来所倡导和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准则。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歪曲和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实践标准被抛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鉴别是非、判定正误的的唯一标准，结果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应有的权威。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基本点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在实事求是中坚持实践标准。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科学体系。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总是把这四个基本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把握。关于这四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1]113-114这里，邓小平就把几个基本点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也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含义和精神实质更加明确、具体和系统了。

四、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提出、论证和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上。众所周知，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分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不仅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实质，规定了解放思想的原则，而且深化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毫不相干的，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反过来说，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在深入地分析了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后明确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恢复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进而言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1-143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364亦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必须真正解决问题。”[1]279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

另方面，解放思想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并不单纯表现为实事求是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条件，同时还表现为解放思想须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目的，就必然成为思想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胡思乱想，不是表现为“左”的错误，就是表现为右的错误。它不但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且正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所必须加以纠正和解决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1]379“左”和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就其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而言，实乃殊途同归。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重要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3]375因此，我们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其根本方法，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解放思想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前进，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标准，自觉地服从于实事求是、服务于实事求是，并最终体现为实事求是。

总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问题时，虽然有时各有侧重，或强调解放思想，或强调实事求是，但他总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是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承担起了拨乱反正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为了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我们党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为我们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和保证。一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的实践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指引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为此，就必须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会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1]191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来。

另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是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既然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符合客观实际和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那么，要正确地理解把握和自觉地贯彻执行它，同样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带着许多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旧框框，那就不可能会正确理解和把握既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也就不可能会自觉地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甚至会同它格格不入，乃至发生抵触或完全背离它。因此说“正确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191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还必须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1]191其实质也就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干部标准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190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为了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他高度重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接班人的选拔培养。他明确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其中之一就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1]192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就将是一句空话。总之，“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193“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3]380，381

六、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包括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而且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实践中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

首先，邓小平把从实际出发同从人民利益出发统一了起来。邓小平认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从认识论上讲，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从价值观上讲，我们又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上个世纪初，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先河，想的就是让人民能吃上饱饭;70年代中期，他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4想的也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80年代初，他支持安徽、四川试行包产到户，想的还是使人民能早日摆脱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针对我们建国后由于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不大，还没有摆脱贫困、甚至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现实，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128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再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实际出发，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有10多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207-208

其次，邓小平把实践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了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3]157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也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因此，他又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并进而把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他在回答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时，总是充满信心地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至于政策会不会改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3]58，59“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3]142“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3]83-84“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371

再次，邓小平把“求是”的方法同群众路线的方法统一了起来。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的最大成果。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一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对这个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因而这个具有深刻人民性的理论是同邓小平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邓小平本人也多次说过，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382不仅是农村，我们“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6]30-31这既反映了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卓越实践，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

七、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在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中提出和运用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要求和体现，又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去的“中介”和“桥梁”。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114这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它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调查研究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和实践检验的方法。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掌握的情况、占有的材料、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从中引出客观对象的规律性，从而本质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实际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因而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对此，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对国情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然首先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最早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的思想。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63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就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认识中国国情。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已经明确了的。“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356正是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使我们党摸准、摸清了我们的国情，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便是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也是我国最大的最基本的实际。因而，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252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他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

(二)辩证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是在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即掌握了“实事”之后，进行“求是”的最基本的最科学的方法。作为方法，辩证法主张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一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所谓“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设计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所阐发的理论观点，还是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不蕴涵着深刻、鲜明、生动的辩证法思想，体现着对辩证分析方法的纯熟、自如、灵活的运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全面分析的方法，就是邓小平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和运用的实事求是方法系统中辩证分析方法的几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1具体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的方法即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118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具体事物的矛盾都有各自的特点，即矛盾的特殊性。邓小平是矛盾分析的大师。在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它们的不同方法。邓小平认为，具体问题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形成的，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首先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要分析具体条件。“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119所以他曾经强调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316-317国内的事情是这样，国际的事情更是这样。“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1]318

2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对事物进行纵向分析的方法，也是具体分析方法的纵向延伸。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各个环节构成的无穷发展的链条。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任何现实都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因此，任何现实中都有历史的足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事物的现实;任何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把握事物的现实，也就在一定意义上预测了事物的未来。邓小平是历史分析的大师。他善于对各种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首先，必须了解历史。所以他经常号召“要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304“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3]206其次，要正确总结历史。他说过，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能否定一切，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现实、开辟未来，是为了“向前看”。再次，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119分析和研究这些历史条件，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复次，要注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着的历史，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研究具体的历史条件，就必须看到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坚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1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成功地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决了各种重大问题。

3全面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的方法即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方法。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事物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每一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着。因此，只有把事物放在这种相互联系之中，才能够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要考虑到它同周围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从而也就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辩证法还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全面地看问题，不仅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坚持“两点论”，而且还要在其所有方面的联结上，即在其总体上去分析它、研究它。只有这样，才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坚持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善于运用全面、系统分析的方法分析和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进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可能只是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必然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确定的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是畸形发展的事业，而是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也要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搞好。邓小平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他不仅提出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思考。

(三)实践检验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发展过程，也是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环节。因为通过调查研究、辩证分析所“求”到的“是”是不是真“是”，即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它的判定，只能由社会实践来作出，即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错误的动态过程。这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个道路向前发展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必须随之而变化，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得以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矫正，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对此，邓小平联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了大量的论述。他反复指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258-259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都是新事物”。“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3]17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3]371当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3]219就是“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3]371这就是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特别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改过来。“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3]78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述，可以说是对实践检验方法的最好说明和自如运用。

八、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14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完成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和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榜样。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以便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他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294-295“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错误，对党、人民和他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而这其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能丢，一定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必须否定，并引以为戒。“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172否则，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不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不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历史任务，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反对了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又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从而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以明晰、准确的语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2-3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和总的指导思想，而且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系统的阐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而这一理论正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邓小平的纯熟运用，就不可能会有邓小平理论。

总而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及丰富、发展、完善和运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既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学习邓小平的榜样，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郭彦英]

作者：邸乘光

第二篇：岳麓书院 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千余年来，岳麓书院始终秉承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理想，坚持经世致用，推行知行合一，熏陶和培育一代代经邦济世的优秀人才，成为无数贤才俊彦心中圣殿。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时指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很重要的渊源和影响，便是他在青年时期深受倡导经世致用学风的湖湘文化影响，深受岳麓书院牌匾上‘实事求是’风气的影响。”总书记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論述，深刻阐明了岳麓书院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新时代青年人才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关系，将岳麓书院的历史文脉推进到了新时代。

湖湘文化涵育“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源于岳麓书院，是历史的必然。它与岳麓书院倡导的学以致用理念一脉相承，与湖湘学派的千年坚守息息相关。

岳麓书院始创于公元976年，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延续千年办学的古老学府之一，世称“千年学府”。

1166年，34岁的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奔走于湘江两岸讲学授徒、传道授业，宣扬理学，提倡实用，反对功名利禄，确立了道治“体用一源”学术宗旨和崇尚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湖湘学派，使书院成为湖湘学派大本营和湘学输出地。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明清之际，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阵地，学子王夫之脱颖而出，提倡要注重客观实际，从实际出发认识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培育了近代湖湘学风。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岳麓书院蕴藏“烈风雷雨弗迷”的壮志豪情和救世济民的博大胸怀，培养出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等一大批经国济世的学生，他们直面问题勇担责任，着眼解决实际问题，立志建设强盛之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以实事程实功”，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左宗棠明确提出“求诸事物之理”，筹办福州船政局，收复新疆。维新变法期间，谭嗣同推崇实学思想，与梁启超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推行改革志在振兴中国。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经过湖湘文脉在实践中对经世致用思想的不断丰富发展，实事求是逐渐成为岳麓书院的学风。1917年，怀揣实业报国梦想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牌匾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将其作为校训，教育学生发扬“学以致用、注重践履”的学风，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但“有见于实、无见于行”，本质上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截然不同。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1955年，毛泽东重游岳麓书院，写下诗句，回忆当年青春韶华追求真理的过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深受湖湘文化和岳麓书院的启迪和影响，他的老师杨昌济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着他，“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青年毛泽东曾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受到“实事求是”学风熏陶，提倡“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1917年和1918年夏，毛泽东和同学相继在长沙、安化、平江、浏阳等县游读“无字之书”，接触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加深了对当时国情的理解。

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张志初说：“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了，中心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了，这些都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可以说，毛泽东思想自此开始萌芽了。”

在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的情况下，果断决定转兵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抵达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号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积极探索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不断提升改造。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这是“实事求是”一词第一次出现在马列经典文献里。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校训。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创立者和重大贡献者，实事求是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与洗礼。

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清党”放弃抵抗，盲目鼓吹“如兄弟般团结”。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大屠杀中，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万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大革命的失败，促使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1929年初，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导致红四军进攻东江失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深入工人、农民、士兵中调查研究，找到了问题根源和解决办法。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统一了思想，纠正了错误。古田会议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奠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石。

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使革命队伍迅速壮大。然而，正当革命继续发展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全盘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军事策略，推行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惨重损失，致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确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力地指导了抗战。然而，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引发新的思想路线之争。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更加深入人心。1945年，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明确地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确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焕发出旺盛生机活力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是我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雄辩地证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就兴旺发展，否则，就要遭到挫折失败，付出惨重代价。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发动了“大跃进”，引起了严重的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1961年，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了当时农业、工业建设中存在的急躁冒进等重大问题，工、农业调整成效明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根据中国客观实际，发表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天后，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實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向人民交出圆满的“赶考”答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大关;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新冠肺炎疫情“迷雾”，快速恢复经济并向世界各国提供支援……中国正意气风发走在新时代，迈向世界舞台中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岳麓书院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这是湖南的骄傲，是新时代赋予湖南的新使命，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岳麓书院与实事求是的新观点新论述，传承、宣传和发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贡献湖南智慧、湖南力量，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作者：吴义国

第三篇：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的必然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党的十六大把“与时俱进”融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认识的深化，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自身内在逻辑发展与完善的必然。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一思想路线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并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它自确立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理论形态：第一阶段是七大确立的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三阶段是十六大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三种历史理论形态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因为我党所处的社会时代不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我党思想路线的第一阶段的历史理论形态是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党内思想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20世纪初，当“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敌我的关系和农民的特点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毛泽东的这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和革命道路却遭到了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反对与排斥。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等多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要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长期桎梏党内的“左”倾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针对“左”倾思想，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多篇著作，批判了党内的这些“左”倾思想，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把“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贯彻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最终使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第二阶段的历史理论形态是在与“两个凡是”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初期，我们党也基本上遵循了这条思想路线，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八大以后，我党逐渐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处在十字路口。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而邓小平坚持要恢复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要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锁。在那个时候，不反对“两个凡是”，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恢复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在这样的形势下，第二阶段的历史理论形态就形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到2000年我国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在新的世纪，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我党必须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第三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党不仅要解放思想，而且要创新思想。创新思想已成为我党在思想领域中的首要任务。时代呼唤着创新，而创新就要与时俱进。这样，第三阶段的历史理论形态就形成了。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是党对其认识深化的必然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党对正确认识世界规律的理性把握，是我党在唯物主义认识论上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我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把握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还在不断的深化。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三次认识飞跃：第一次认识是对思想路线核心内容的认识;第二次认识是对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地位的认识;第三次是对思想路线在我党自身建设中作用的认识。

我党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和把握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挫折中逐渐认识和把握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采取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取得了井冈山革命的胜利。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正确地分析了民族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提出了利用矛盾、坚决北上的战略，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这就从正面认识了“实事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把理论与实践割离开来，使我党和军队遭受重大损失，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而更加认识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这是我党初次认识实事求是。

第二次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飞跃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的过程中的。毛泽东虽然首创了实事求是的理论，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加以贯彻，但是没有在理论上将思想路线明确地概括为实事求是，没有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完整的理论概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的过程中，深刻地反思了建国以来党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思想”这一思想路线中的重要内容，深刻地认识到思想路线是从根本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深刻地认识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出发点，深刻地认识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党政治路线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第三次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飞跃发生在21世纪初，在“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讨论中。江泽民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作为思想路线中的重要内容被我党所认识，并且把思想路线与党的先进性和创造力高度联系起来。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邓小平强调了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而江泽民则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江泽民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处理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不能直接到老祖宗那里去寻找现成的解决办法，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理论进行创新，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思想路线不仅能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能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我们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造社会，建设国家。同样，我们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改造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党。

三、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是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与完善的必然。

思想路线作为一个真理，其内在逻辑应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自己。

思想路线同时也是认识路线，是指人们的认识所遵循的方向和道路。在哲学史上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不同，就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和认识路线：一条是从物质到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过程，另一条是从意识到物质的唯心主义认识过程。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是“实事求是”，并且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等方面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展开。在性质上，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其帮助人们发现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以思想路线又是工具。作为工具，思想路线应该具有两重性，一是它的实体性属性，二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在本质上对我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界定，这是一个实体性的规定。但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具有实践性，这就意味着它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充满活力，才能使自己不被时代所淘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这种实践要求和自足状态促使其不断地吸收时代中的新内容，使自己的内在逻辑不断地呈现出时代的特征，这些内容就是实践性的。这样，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体性内容和它的实践性内容组成了它的本质，但是两者在思想路线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实体性内容更为根本，是核心本质;而实践性内容由实体性内容所派生出来的，是功能性本质。虽然实践性内容是派生的，但是它与实体性内容是不可分的。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核心内容一经产生，就有了实践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毛泽东所讲的要“反对本本主义”，要“调查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等等。这些实践性内容与实事求是的实体性内涵共同构成我党早期的思想路线，并且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这些内容。

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党基本上满足了实践性的要求，所以我党在工作中能够很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在1958年以后，我党虽然也强调“实事求是”，但是在工作中屡犯错误，原因在于我党没有重视“实事求是”的实践性要求。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我党深刻反思了过去在执行思想路线上所犯的错误，针对当时的思想实际，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就是一个实践性的内容，是贯彻“实事求是”实体性内容的一个前提和手段。在当时，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进入21世纪，我党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三大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在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这一思想路线已蕴含了新的实践要求，如果我们不注意、不重视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不可能真正地贯彻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就会在思想路线的贯彻上重蹈覆辙。所以，我党在十六大上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要求，及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这深刻反映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性本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是其内在逻辑在当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徐国庆)

作者：丁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