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摘要：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的升值意味着人民币的贬值，而美元的波动又取决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通过VE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数量与收入传导渠道是存在的，但利率与通货膨胀渠道不明显。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篇1：

美国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变动

[摘要]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联系愈发紧密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尤其是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的实施与退出，给人民币汇率变动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以此为主题，在汇率决定的价格弹性模型基础上，将QE政策的实施与否作为重要的虚拟变量引入计量模型，通过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来综合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在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期间，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而自2013年12月美联储开始缩减QE额度后，人民币汇率则开始阶段性贬值，随后人民币汇率表现出双向波动的特征；同时，随着美联储加息脚步的临近，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在不断加强。

[关键词]美国货币政策；量化宽松；人民币汇率；弹性价格货币模型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采取了四轮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这一历时5年的QE政策刺激了美国的消费与投资，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进而使美国经济得以有效复苏，但同时，美元大量流入市场也导致了其自身的贬值，而这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因为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为全球货币走向和利率定下基调，且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绝大多数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因此，美国货币政策，尤其是QE政策的实施与否将毫无疑义地对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在这一冲击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是至关重要的传递变量。以此为主题，本文拟就美国货币政策（QE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展开分析。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与研究的对象与重点。就国外而言，学者们经研究发现在通常情况下，央行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该国货币贬值，他国货币则将面临相对升值的压力。就货币政策的实施对本国货币的影响，Martin & Evans（1995）通过联邦基金利率、非借入储备与总储备的比例及经济变动和货币政策指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美国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出现持续大幅升值，并偏离了无抛补利率平价。[1]相类似地，Hafedh（2010）就美国1983-2003年期间的货币政策对美元汇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一开始使得名义汇率过度贬值，大约10个月后升值到长期均衡水平；进一步地，这一研究通过方差分解发现货币政策冲击能够很好的解释汇率波动；并认为货币冲击会使汇率偏离抛补的利率平价。[2]不同于上述研究，Rosa（2011）就美元对五种货币（欧、加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日元）汇率的日内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汇率水平和波动的影响，得出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意外降息25个基点，美元对外国货币汇率下降0.5%，宽松下调政策使得美元贬值约0.3%。[3]而Dimitris et.al.（2015）运用单变量APARCH（1，1）模型并引入虚拟变量QE来实证研究量化宽松政策是如何影响汇率的均值和波动的，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对日元和英镑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对汇率波动性无影响；欧洲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欧元出现时滞性贬值，并且加剧了欧元汇率的波动。[4]当然，有些学者在研究中也会发现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实际影响与传统的理论相矛盾。如Kohlscheen（2014）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汇率的影响，通过分析政策实施后的一天期汇率而得出加息这一紧缩货币政策与货币升值无关却直接导致了拉丁美洲货币贬值，并认为汇率高频波动与反向因果关系和财政力量均无关。[5]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其政策的微小变动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传递效应。以货币政策为例，美联储QE政策的实施与退出，会通过汇率变动影响着各国的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中美两国经济往来更为密切，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元汇率也紧密相关。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会通过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渠道传递到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产生影响。因此，国内很多学者也开始就美联储QE政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为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而提供理论依据。齐晓楠和成思危等（2013）以VAR模型研究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对美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并通过包含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货币与汇率的中国经济联立方程进行政策模拟，考察不同美联储新增国债购买规模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得到QE2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结论。[6]冯小初（2014）就美联储QE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采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表明美国通胀是决定中美汇率的最主要因素，量化宽松释放的流动性导致的通货膨胀长期内迫使人民币升值。[7]潘锡泉（2014）认为随着美联储QE退出，美国国债利率上升，资本大规模逃离，将直接影响到国际市场上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8]

客观地说，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货币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而展开的分析，对文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但是，这些文献并未或较少涉及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分析。特别是，在美联储退出QE前后背景下实证研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文献更是缺乏。鉴于此，文章拟借鉴国内外已有文献，建立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并就此得出应对美国QE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冲击的政策启示。

二、模型与数据

自2005年7月开始，中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不断加大，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均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增加。虽然分析汇率决定的模型很多，如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模型、“超调”模型及资产组合模型等，但货币主义认为的通胀预期和货币供给等货币因素在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中占有的比重相对较大，运用货币主义模型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文章在汇率决定的弹性价格模型基础上研究人民币汇率长期决定因素；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因素，并借助脉冲响应函数考察美联储货币政策，尤其是QE政策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效应。

（一）模型的建立

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属于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范畴，是现代汇率理论中建立最早、最为基础的汇率决定模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J·Frenkel、M·Mussa、P·Kouri、J·Bilson等。其基本思想为汇率由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决定，却非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在消费需求函数中，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完全可替代，即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在投资需求函数中，国内资产与国外资产完全可替代；商品价格p具有完全弹性；实际产出y是外生变量，即总供给曲线为垂直线；货币需求稳定，即以收入和利率为基础的需求函数能完全反映实际货币需求变化。

设Ms与Md分别为本国货币供给与需求；k表示本国以货币形式持有收入的比例，k>0；p为本国价格；y为本国收入；i表示本国利率；α与β分别表示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利率弹性，α>0且β>0。同理，设Ms0与Md0分别为外国货币供给与需求；k0表示外国以货币形式持有收入的比例，k0>0；p0为外国价格；y0为外国收入；i表示外国利率；e为汇率。因货币需求函数为Md=kpyαi-β，则本国货币市场实现均衡时，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即：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

文章拟以2008年1月至2015年6月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区间，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作为虚拟变量，因QE于2008年11月推出，2013年12月开始缩减，故设此期间的虚拟变量为1，其余期间值为0。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分别为中美货币供应量，均以狭义货币存量表示；实际产出水平选取中美名义GDP，因只能找到两国GDP季度数据，故需对GDP数据进行处理以得到月度数据；中国利率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表示，因其代表了我国市场利率水平；美国利率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表示，因为该利率对银行间资金余缺的反映较敏感。将美国GDP和分别乘以中美汇率转化为以人民币为单位从而使得单位统一。同时，对除虚拟变量外的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影响。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CEIC 数据库、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及中国金融信息网。

图1表示的是美国货币供给量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与改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随之变动。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美联储实施了首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向市场投放了约1.72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1.2%；2010年11月美联储增购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M1达1833.9十亿美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以刺激美国低迷的经济，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人民币对美元在此期间累计升值0.9%至6.6558；2012年9月美联储又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人民币对美元随之升值约为0.8%，人民币汇率由6.3404降为6.3395；2012年12月美联储在QE3基础上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并于2013年12月18日宣布自2014年1月起将缩减国债及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规模，开始了QE的退出行动，在此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9%。在美联储实施QE政策期间，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进入了升值通道。而美联储自2014年的年初开始缩减QE额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2月18日以来在中间价带动下出现一波连续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1.03%的快速贬值行情。2014年的前6个月，人民币汇率从6.1043上升为6.163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贬值3.97%，打破此前市场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刚性预期。且2014年6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上涨0.06%至114.03，在连续四个月下跌后有所企稳。截止10月31日QE的正式终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1461，较2013年12月19日的6.1183累计下跌0.45%。随后美元逐渐走强，加上美联储加息时刻的到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市场出现了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呈现出有升有贬的双向浮动态势。

三、实证分析

文章将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分析方法来考察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一）单位根检验

对货币政策与汇率进行动态分析，常借助VAR模型，而此前提则要求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文章选取的均为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平稳的，可能导致伪回归。只有以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计量模型的变量观测值时才有可能建立正确的经济模型并加以分析，所以接下来将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所有时间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到，变量序列在显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序列均不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序列，即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协整关系做进一步分析。

（二）协整检验

VAR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变量是平稳的或是同阶单整，而由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协整检验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检验，如E-G两步法；另一种则为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检验。本文将采用Johansen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若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为平稳序列，即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就可以说这些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分析的结果如下：

由表2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迹检验与最大特征跟检验的统计结果恰好一致，可以判断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明变量间具有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在VAR模型基础上建立VEC模型。根据VEC中回归的协整关系式，可将协整方程写成：

lne=0.2061lnX1+0.7242lnX2-0.1862lnX3+0.1072D

通过以上协整方程可得到与和存在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与是负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同时，协整方程的调整系数为负，这表示偏离非均衡误差将会得到修正，协整关系有效，即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受到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相对实际产出和相对利率长期均衡关系的约束。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式说明了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下文将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综合考察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VEC协整关系式表示成误差修正项的形式则可得到：

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来看：因，的系数，得到估计结果与货币主义模型一致，表明长期来看，若美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中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将会贬值；由于中美实际产出之比小于1，所以，又因其前面的系数，得到长期内中美两国相对产出增加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这也与货币主义模型相一致；同样，由于，且其系数为负，表明中国利率相对美国利率提高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降，一美元兑换的人民币数量减少，人民币升值，符合货币主义模型。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主义模型对长期内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同时，以上模型结果也表明了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相对产出和相对利率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大小。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每上升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平均上升0.1483%；中美相对实际产出每增加1%，人民币汇率平均上升0.1257%；而中美相对利率提高1%时，人民币汇率平均下降0.0139%。金融危机后，美国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从而应对金融危机以刺激经济复苏。从虚拟变量的系数来看，可以得到美国QE政策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美实施QE政策后，虚拟变量取1，由于前面系数为负，一美元将兑换更少的人民币，人民币升值，这正好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表明美国QE政策的出台迫使人民币承受较大的升值压力。而美联储于2013年12月宣布开始缩减QE，这一行为使得美元汇率升值，美元逐渐走强，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形成冲击，人民币出现阶段性贬值，且导致市场上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

脉冲响应表示一个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的冲击和影响。基于上文已经构建的VAR模型，下面将刻画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图2反映的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本身、中美相对货币供给量、相对产出、相对利率和虚拟变量的一个单位冲击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情况，由其可看出：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受到中美相对货币供给量的一单位正的扰动冲击后，在前4期围绕0值波动，第4期后下行至第6期的负值，随后上升为正值，至第8期的峰值后下降趋于0值；这表明中国增发货币量或美国减少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内使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增加，人民币贬值。中美相对产出的一个单位扰动冲击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产生负向影响，短期内负向影响较大，随后呈现为小幅波动，变动并非特别明显。中美相对利率的扰动冲击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产生负向影响，前3期下行后小幅上下波动，第6期开始出现明显影响，一直下降到第9期的最小值后上扬；中美相对利率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降低，导致人民币升值，这与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至0.25%的实际政策情况相符合，随后的美联储加息预期又迫使人民币一定程度的贬值。以虚拟变量表示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扰动冲击在前3期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产生正向影响，第4期之后出现明显是负向影响，第5期至第7期下行为负，随后开始围绕0值上下小幅波动，最终影响趋于消失；这表明美国QE政策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在美联储实施QE政策期间，人民币不断升值，而随着美联储逐渐缩减QE规模直至最后QE的终结，人民币升值压力得以缓解甚至有所贬值，人民币汇率表现出有升有贬的双向浮动。

四、结论与启示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相对货币供给量、相对产出和相对利率等。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相对货币供给量与相对利率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较大影响。文章主要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中的非常规政策——QE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鉴于货币主义汇率决定的价格弹性模型及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一些结论。

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增加货币供给，虽使得美国自身经济得以扩张，但大量美元流入市场势必会对全球市场的流动性产生巨大影响，短期内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出现大量资本净流入，大量资本流入中国，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同时，美联储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贬值，从而也迫使人民币升值。因此，在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和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表现为不断升值，且升值压力剧增。这表明美联储实行的QE政策会通过相对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引发资本流动，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使得人民币不断升值。

2013年12月，美联储宣布将每月购债规模缩减为750亿，这标志着美国正式拉开退出QE政策的帷幕。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减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大量投机性资金流出中国，人民币出现阶段性的小幅贬值。2014年10月底，美联储宣布正式退出QE，这除了影响到美国本土经济之外，还会通过汇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资本流动等渠道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与发展。美国QE政策的终结，引起美元走强，国际游资从中国市场上撤离，导致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人民币出现有升有贬的双向浮动，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也因美元走强而趋减，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加剧了我国汇率风险。

文章的启示在于：应对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QE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应第一，优化储备结构，减少美元升值冲击，规避汇率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且中国外汇储备中绝大多数是持有的美国国债。截止2014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虽然比2013年末增长了近200亿美元，但其趋势却由2014年上半年的增长转为下半年的下降。截至2015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69万亿美元，较2014年年末的3.84万亿美元减少1500亿美元，这是自2014年三季度起我国外汇储备开始减少后的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同时也是2013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对此，我国应推进外汇储备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加强汇率风险管理，避免因过多持有美元资产而给中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第二，加大监管资本流动的力度，提高中国政策的灵活性，以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且随着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市场上出现了对美国加息的预期。这种加息预期的不确定，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美国家出现震荡。美国实行的零利率政策使得中国吸引了大量国际游资，而这些游资又在美国退出QE后从中国市场撤离，回流于美国，导致中国的经济出现动荡。因此，中国应提升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管，对外部环境提前做出判断并制定相应对策，从而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

参考文献：

[1]Martin， E.， Evans， C.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Shocks to Monetary Policy on Exchange Rat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4）.

[2]Hafedh， M. Fluctuations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How important are monetary policy shock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81）.

[3]Rosa， C. The high-frequency response of exchange rates to monetary policy actions and statements[J]. Banking & Finance， 2011，（2）.

[4]Dimitris， K.， Papadamou， S.， Dimitriou， D. On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high frequency exchange rate dynamics[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15，（34）.

[5]Kohlscheen， E.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the exchange rate： A high frequency exchange rate puzzle in emerging economies[J].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4，（44）.

[6]齐晓楠，成思危等：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J]，管理评论，2013，（5）.

[7]冯小初：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J]，企业管理，2014，（11）.

[8]潘锡泉：美联储加速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4，（8）.

（责任编辑：辉 龙）

作者：倪亚芬　李子联

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篇2：

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摘 要：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的升值意味着人民币的贬值，而美元的波动又取决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通过VE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数量与收入传导渠道是存在的，但利率与通货膨胀渠道不明显。通过控制本国货币供应量和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增长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波动。

关键词：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黏性价格公式；VEC模型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经历了先升后贬两个阶段。其中，2005—2013年为持续升值期，2014年至今为贬值期。就升值期而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幅度呈现阶梯式放缓的特点：2005—2008年為人民币高速升值阶段，平均每年升值4.7%；2009—2011年为人民币中速升值阶段，平均每年升值2.5%；2012—2013年为人民币低速升值期，平均每年升值1.2%。就贬值期而言，2014—2015年，平均每年贬值3.4%[1]（P26-33）。由此可知，近10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均波幅始终在5%以内，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有序平稳的方式推进。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对我国金融方向改革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货币之一，未来人民币汇率将更有弹性，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将更趋复杂。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职责，长期以来由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FRS）承担。货币政策是美国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宏观政策工具，其主要目标是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保持币值的稳定，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在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美联储积极运用有关金融工具以尽量减少利率和货币信贷量的变化，努力达到兼顾“充分就业，市值稳定”的两大目标的目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频繁采取货币政策以期达到改善本国金融市场，支持经济复苏的目的。美联储在2008年前10月6次降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自2008年10月长期保持在0.3%以下。过低的利率政策使美国货币政策作用失去效用，美国由此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以下简称QE政策）拯救局面[2]（P20-26）。

2014年，美联储宣布展开终结购买资产程序，连续6年的QE政策进入尾声，并且意味着之后的政策主要是转向增加利息，金融危机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历史舞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之后，未来美联储选择何时加息成为市场新的关注焦点，在这一新的加息预期形成过程中，市场随时可能出现动荡，但具体的加息时点仍是美联储依据美国经济情况而定。

2016年7月18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跌破6.7的关口，人民币刷新了2010年11月以来新低。数据显示，从6月23日起，央行开始连续多次调低中间价，从6.565 8到18日的6.696 1，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贬去1 300多个基点。此轮人民币汇率的走低从6月24日英国脱欧就已开始，受英镑走低的持续影响，美元成为避险货币，人民币汇率就连续贬值。7月15日土耳其出现军事政变企图后，作为避险资金的美元再度走强，以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下5年半新低，这些都说明人民币汇率受美元汇率波动的外围因素巨大。有鉴于此，本文使用VEC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并结合实际情况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

二 相关文献综述

已有的文献清楚地表明，人民币汇率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价格传导、利率传导以及美元供应数量传导等渠道。

Basher和Mohsin建立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协整面板数据，证明购买力平价的存在[3]（P163-166）。另外，MacDonald和Taylor利用长达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的数据证明了长期购买力平价是存在的[4]（P276-290）。Hoffmann和MacDonald在协整面板模型的基础上对汇率波动进行分析，发现协整关系同时存在与利率和汇率的短期和长期均衡中，并且每个变量之间符合利率平价理论[5]。自QE推出以来，美联储向美国以及境外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泛滥的AAA流动性若欠缺有效的途径进行稀释，就会增加新兴国家资产泡沫，使得泡沫破灭的风险急剧提高。Rapach和Wohar利用VEC模型先后分析了14个工业化国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后期的货币模型。结果显示，1/2以上的国家数据符合长期货币模型的一种简单形式[6]（P359）。

在非限制VEC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界限检验和符合理论的变量系数得到了用含有两个或三个变量形式的购买力平价相关理论，该理论是我国货币汇率决定模型的有力证据[7]（P116-124）。项后军、潘锡泉利用Gregory-Hansen理论和LM突变检验方法验证了中美购买力平价的成立，并且通过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和美国的CPI对汇率的影响不是很大[8]（P48-61）。有学者对1978—2008年的人民币兑美元真实汇率与中美真实利率差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两国利率之差对我国汇率作用显著[9]（P127-129）。金中夏和陈浩利用不止11年的月度数据，就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压力、人民币即期汇率、中国外汇储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储备增量对汇率影响颇大[10]（P63）。

在货币供应量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方面，采用1994—2008年的月度数据测算人民币升值压力指数，并建立VAR模型分析美国基础货币增长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美国基础货币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人民币升值，这可能是由于流动性增加推高美国资产价格导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而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11]（P58）。姚斌认为，从中期来看虽然美元会由于流动性的增加而贬值，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市场体制较为健全且制造业比重最小，其经济的复苏可能会先于其他国家，导致美元在后期可能相对于其他货币升值[12]（P33）。

三 实证分析

1.模型的选择

在Dornbush-Frankel黏性真实利差公式问世以前，学者对利率和汇率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率政策通过什么途径对汇率产生影响，以及汇率通过什么因素对国内利率产生作用。借助Dornbush黏性利差公式，1976年Frankel第一次展开了真实汇率与真实利差钻研。他在Dornbush黏性利差公式基础上得到了黏性真实利差公式，勾勒出真实汇率与真实利差之间的理论联系[13]（P1 773，1 976）。部分学者对真实汇率和真实利差两者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展开钻研。实际上，这些学者得到的结果无疑和Dornbush-Frankel黏性真实利差公式一样，然而他们的实验结果与理论模型有较大差异。本文对真实汇率和真实利差关系展开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Dornbush-Frankel黏性真实利差模型是真实汇率和真实利差关系进行研究分析的典型。

本文在黏性价格货币公式——Frankel所提出的理论基础上建立VEC模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全方位多角度分析冲击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因子。

VEC模型是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它的数据模型应建立在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基础上，而且协整关系应该建立在变量具有同阶单整或平稳的前提中。因而在对从不同网站搜集到的数据进行VEC建模时，我们对所选数据进行了ADF检验，也就是单位根检验，从而确定人民币汇率以及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子的平稳性。如果结果显示为平稳，则直接建立VAR模型即可；如果结果显示是非平稳的话，则需要进一步用其他方法证明变量是否具有同阶单整；如果变量存在同阶单整的关系，则需要继续挖掘模型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为此，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展开论述。

2.变量的选择

本文通过探讨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研究中美间的汇率传导机制。本次实证分析解决的问题是超额货币供给能否产生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收紧银根是否会使得美币升值、人民币贬值；中美GDP收入相对变动、中美通胀水平相对变动、中美利率水平相对变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美国货币政策直接影响着货币流动性，同时也造成了人民币/美元汇率的波动。因为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本文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研究对象，在Frankel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多变量VAR模型构建，数据取自2008年6月到2015年12月份的月度数据。

由Frankel黏性价格货币模型，一国货币汇率变动会受两国之间的货币供给、真实收入、金融资产、通胀水平和利率等因素的相对变动影响。本文选用人民币/美元汇率、中美间的货币供给、GDP、利率、CPI、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模型的变量影响因素勾勒两国间的货币供给、真实收入、金融资产、通货膨胀和利率的相对变动。

文中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edatasea、美国劳工局统计网、美国商务局、联邦储备局。在数据处理方面，考虑到GDP是按照季度来统计的，采用了matlab进行数据的拟合。在这里，采用的是三次插值函数，从而得到月度数据。另外，中国存款利率采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美国存款利率采用美国3个月期国债利率。两国的货币供给采用了中美的广义货币供给量。同时，考虑到美元和人民幣不等价性，我们将美国的GDP、广义货币供给量通过乘上人民币/美元汇率，从而得到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货币供给量。其中，2008年6月30日到2015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美元汇率走势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明显看到在2008—2013年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升值压力，在2013—2014年由于美元开始了升值预期，人民币利率开始了上下浮动，自2015年至今人民币由升值到开始贬值。通过对上述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与之同时减少数据的波动。

基于VAR模型对美国货币政策作用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展开动态分析，考虑到VAR模型的建模前期准备是变量应该为平稳的时序数据，我们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满足平稳性检验，可以直接采用这组数据进行建模，否则不能直接进行VAR的建模。这个时候，就要对最初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看看最初数据存在协整关系与否；如果存在，则原始数据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在一阶单整的基础上进行VEC模型的构建，也就是说必须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添加误差修正项（ECM）。这个时候，可以在VAR模型的定阶基础上对VEC模型进行定阶。

下面给出Eviews中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X2、X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变量序列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而数据经过一阶差分后通过了单位根显著性检验，即原始数据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满足协整关系的前提。为此，我们在下文作协整检验。

4.滞后阶数的选择

对于VAR模型而言，若解释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p太小，残差可能存在自相关，并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适度加大p值，可消除残差自相关问题。但p值又不能太大。待估参数多，会使得自由度降低严重，模型有效性削弱。因此，考虑到本次实证只有91个样本数据，我们选择VAR模型最多滞后4阶，进行模型的定阶比较。

确定阶数p有两种途径：（1）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确定p值的方法是增加阶数的情况下，使AIC和SC值同时最小。（2）当AIC和SC值不能同时达到最小，则可以考虑借助LR检验法，用似然比统计量挑选合适的p值。LR定义为LR=-2（lnl（p）-lnl（p+i）），lnl（p）和lnl（p+i）分别为模型VAR（p）和VAR（p+i）的对数似然估计值，LR渐近服从χ2α（f），其中f为两模型自由变量的差额数值。如表3所示。

由表2和表3我们可以知道，不存在VAR模型阶数使得AIC和SC值同时最小，只能通过最大似然比检验统计量进行定阶，检验的零假设是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则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2（lnl（1）-lnl（4））=241.464 2，f=108，Eviews中利用Genr命令可算得用于检验原假设是否成立的伴随概率，

其中

P：p=1-@cchisq（241.464 2，108）=3.30E-12<α=0.05

应拒绝原假设，建立VAR（4）模型。由于VAR模型的应用前提是每个变量的数据是平稳的，但由表3得到上述部分经济变量的数据不平稳，因此不能直接建立VAR模型，否则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但由于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可考虑每个不一样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此可知我们能够凭借上述的VAR模型的阶数对最初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而对模型是否存在长时间的均衡动态关系进行确定。

VAR模型假设前提是变量是平稳的或是同阶单整，而由表1得到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若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为平稳序列，即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就可以说这些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如下：

H0：有0个协整关系；

H1：有M个协整关系。

我们选择的是有趋势和截距的协整方程。下面是协整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得到特征值检验与迹检验的统计结果保持一致，即有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从而变量间存在长时间均衡的动态关系。因此可以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VEC模型。一般取第一个协整向量作为研究经济系统的协整向量，则由VEC模型中的回归协整关系式，可把协整方程写为：

A=Y+2.163 7X1-3.324 2X2-2.074 4X3-0.513 4X4+2.713 8X5

5.VEC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协整关系式得到各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接下来通过设计的VEC模型考虑长时间均衡和短期波动区间。

由上述的VAR（4）得到本文应建立一个有约束的VEC（3）模型。为此，借助Eviews6建立具有唯一协整关系并且滞后阶数为3的VEC模型，我们可以考虑把协整方程写成误差修正项的形式，从而刻画长期均衡关系：

式中，t=1，2，…，T，各系数下方对应（）为标准差，[]为t值。其中，ECMt为Error修正项，表明长期看来Y、X1、X2、X3、X4、X5具有稳定的关系。由于VEC模型长期必定均衡，因此ECMt=0。VEC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式如下：

Yt=-2.164X1t+3.324X2tX2t+2.074X3i+0.513X4i-2.714X5t-15.648

由上述的长期均衡模型可得到：

（1） 相对货币供给的系数为负，若中国增加货币供给或美国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给，则人民币汇率下降。其中若两国货币供给相对变动即增加一个单位，则人民币汇率将贬值2.164个单位。

（2） 相对国民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若中国GDP上升或美国GDP下降，则人民币汇率下降走向；若中国GDP出现了相对下降或美国GDP相对上升，人民币汇率出现上升势头。其中若两国GDP相对变动即增加一个单位，则人民币汇率将升值3.324个单位。

（3） 相对利率的系数为负说明若中国利率增加或美国利率下降，则人民币出现货币升值的趋势；若中国有降息或美元升息的期望情形，那么人民币未来可能会出现货币贬值的情况，其中如果两国利率相对变动即增加一个单位，则人民币将升值2.074个单位。

（4） 相对通货膨胀的系数为正，则说明若中国经济通货呈现相对膨胀或美国经济呈现相对紧缩，人民币升值；若中国经济呈现通货紧缩或美国经济呈现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其中若两国通胀水平即增加一个单位，人民币将升值0.513个单位。

（5） 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系数为负，则说明若中国增加一单位的美元外汇储备，则人民币汇率将下降2.714个单位；反之，则人民币汇率将增加2.714个单位。

总而言之，从长期看来，如果中方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或美方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将会下降；如果中方动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美方动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在未来会出现上升的势头。

VEC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拟合优度达到0.526 129，因此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而VEC模型如下所示：

该模型刻画两国之间的货币供给、真实收入、金融资产、通货膨胀和利率的相对变动和人民币汇率短期均衡关系。

下文給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VEC模型，即VEC短期均衡模型如下：

其中，R2=0.311，调整的R2=0.116，AIC=-1.450，SC=-0.884。由此可见，对于VEC模型而言，人民币汇率与其他自变量的短期均衡关系不是很强烈，即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受到其他随机扰动项的干扰非常大，这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VEC模型整体拟合程度相较之下更低。

四 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传导渠道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渠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中美货币供应数量的相对变化对汇率的影响为负来看，美国增加货币供应数量，人民币供给数量相对下降，人民币对应升值，而美联储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这不仅与近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基本吻合，而且也说明，人民币名义供应量是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渠道。这个传导渠道充分说明人民币发行的外汇占款在当前并不是我国货币供应的重要途径，换言之，人民币汇率下降是我国央行直接投放过多货币数量的结果。在美元宣布结束量化宽松以后，中美货币数量的相对变化使人民币开始进入单边贬值的通道，无论是净出口的下降导致经常项目的顺差优势逐年缩小引起的外汇流入下降，还是美元预期加息导致的热钱流出，都加剧了美元供应数量的减少、人民币发行数量的相对过多。因此要使得人民币汇率摆脱单边下降的趋势，人民银行必须调整货币发行的速度，盲目地使用扩张货币政策，只会加快贬值的速度。当前，政府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2） 从两国真实收入的相对变化对真实汇率的影响为正来看，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收入传导渠道是存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驱动主要通过投资与出口，这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且也让国民收入份额中出口比例过大，换言之，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小于国内生产总值。随着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调整经济结构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国民收入在短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GDP增速下降到7%以下便是明证。这也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时间节点与人民币汇率下降的时间节点高度重合。就目前形势而言，由于中国的GDP仍然保持在6.7%左右的水平，仍然远高于美国GDP的增速；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近期波动大，但就长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将依然保持强势。

（3） 从中美两国利率相对变动对人民币真实汇率的影响为正来看，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利率传导渠道可能并不成立。根据实证结果，只要美国利率高于中国利率，人民币贬值；反之，中国利率水平高于美国利率水平，人民币升值。事实上，尽管美元加息预期越来越明确，时间也只是早晚的问题，但当前美国的总体利率水平仍然低于我国，考虑美元加息在50个基点，提高的利率水平仍然低于我国当前利率水平。所以，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利率传导渠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而加息预期导致的外汇持续流出，进而增加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恰好进一步证明货币数量传导渠道的顺畅。从另外的角度，也反映我国利率水平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的特点。

（4） 根据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相对变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系数为正来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物价水平渠道也不存在。按照实证结果，若中国出现相对通胀水平过高，人民币汇率贬值；若美国出现通胀水平过高，人民币汇率升值。但现实是，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一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甚至还有一点通货紧缩的苗头，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指数也处在较低的水平，但人民币汇率却持续贬值；这说明中美两国物价指数的可比性较低，它背后反映的是两国市场发育程度的高低，同时也说明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物价水平传导渠道也不成立。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指标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晴雨表，一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更有利于表现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进而可能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反映到汇率水平上来，这间接证明国民收入传导渠道的存在。

（5） 在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后，美元外汇储备将直接影响各个国家币值的稳定。从实证结果看，外汇储备对我国汇率的影响为负，也就是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反之，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这说明经验数据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外汇储备传导渠道是存在的，并且前面提到的货币供应量渠道以及收入渠道最后也将反映到外汇储备数量的变化中来。因此，我国美元外汇储备数量的变化将直接作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管理好美元外汇储备数量，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至关重要。

五 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美国推QE政策，给国内低迷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注入强心针，但却给新兴经济体如中方造成了“以邻为壑”的打击。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研究表明，美国QE政策带来的外部冲击主要是通过进出口，进而通过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水平产生影响，本国的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水平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短期内，我国美元外匯储备数量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起到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风险，中国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使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然而当前经济不确定性也使世界经济复苏蒙上阴影。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发行数量以及以GDP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关注，尤其是对外汇储备数量进行监控，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同手段对冲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使得广义货币供给量在经济的实际需求量的范围内。

其次，针对美元加息预期的存在，我国面临着巨大的热钱流出冲击，人民币汇率离岸市场承受巨大的换兑压力。因此，央行应对离岸资本流动采取更加严厉的动态监管结构，限制短时间的资本恶意干扰，使外汇储备数量不出现过快速度的下降，有力防范各种潜在的风险，保持宏观经济处于平衡状态。

再次，从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国民收入的渠道来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仍然是政府必须首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要重视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对发达国家出口开始出现疲软的今天，要加快本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经营与投资，转变出口“只重量不重质”的外贸理念，依托“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重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契机，力争使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同时，为减少进口对出口的替代，在当前应该完善国外资本引入准则，提高国外资本进入的门槛，在规定时间内整改不达标的国外企业，坚决把高污染高能耗、不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国外企业关闭。鼓励创新创业，让本国企业积极进行进口替代，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最后，应充分利用人民币的SDR地位，加快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把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和金融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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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刘雪斌）

作者：张娟　王世杰　苏国强

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篇3：

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摘 要：2007年以来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美元作为篮子里占比最大的货币，无疑对人民币汇率有巨大的影响。本文使用VEC模型实证分析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较小，但其货币政策仍对人民币汇率有显著且长期的影响。

关键词：中美汇率；货币政策；VEC模型

一、引言

人民币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再只是盯住美元，而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汇率调节。此后，人民币出现持续、小幅升值，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弹性不断增大。然而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仍不容小觑。国内不少学者发表过有关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的文章，但集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上，2014年以来鲜少有文章分析中美汇率。

本文先选择美货币政策变量作为外部冲击源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效应进行研究，进运用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方法识别货币因素在长期对汇率的影响大小及方向，并分析短期波动因素以期为我国应对美国等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提出应对策略。

二、理论分析——弹性价格模型

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研究变量为名义汇率，该理论认为名义汇率是由货币总量的变动所决定：货币供给量通过影响货币市场的供求影响货币价格，从而对名义汇率产生影响。弹性价格模型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货币总供给曲线为垂线、货币市场的需求稳定、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

根据一价定律，货币的价格方程可写为：

各因素对汇率的具体影响：

1.本国货币供给量增加对汇率的影响

本国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国内物价水平迅速提高，在该模型内其他因素各变量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本国货币供给量增加会带动国内物价升高、本国货币贬值。

本国货币供给↑→本国价格水平↑→本国货币贬值

2.本国国民收入增加对汇率的影响

当其他因素不变时，若本国国民收入增加，则会导致本国价格水平会有所下降，本国货币升值。反之，则本币贬值。

本国国民收入↑→本国价格水平↓→本国货币升值

3.本国利率上升对汇率的影响

本国利率上升，则若其他因素维持不变，本国利率上升将会促使本国物价水平同比例上升，本国货币贬值。

本国利率↑→本国价格水平↑→本国货（7）

上式中，α>0、β>0，E、Y、R和M分别表示人民币汇率、国民收入、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下脚标c和a分别意味着我国和它国。由于并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下中国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在收入、利率以及货币供给三方面对人民币汇率的作用相同，因此我们将上式改写为如下形式，对变量进行VEC模型估计：

2.实证结果分析

对数据进行ADF单根检验、JJ协整，结果显示原数据一阶单整，且七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而可以用VE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将中美汇率相关变量时间序列由VECM模型估计得协整方程为：

由该方程可看出，我国汇率（直接汇率表示法）的变化情况与我国货币供给量、利率、美国国民收入呈正相关，与美国货币供给量、我国国民收入呈负相关，与美国利率呈极其微弱的相关关系。对该VEC模型进行AR根稳定性检验，所有的AR根均在单位圆内，模型稳定，所得结果有效。由于误差修正模型不适合做政策性分析，因此，引入脉冲响应分析来检测各变量间短期的关系。结果如下：

对（9）中几个变量的系数进行比较，中国货币供给量的值最大为1.083，若我国货币供给量变动一单位，则LEU值通向变动1.083单位。相较其他政策手段，利率对汇率的影响是最小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系数为0.002，可以忽略；我国利率的影响系数为0.042。这说明中美两国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利率等手段对汇率进行干预以达到预期目标。

四、结语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虽然不再盯住美元，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汇率的影响仍然巨大。若美国扩大货币供给量，则美国物价水平上升，我国物价水平不变，则本国货币升值。因此，美国可通过调节货币政策等方式影响我国汇率，进而影响我国进出口、国内物价等多种实体经济。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深化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低迷，长期实行零利率、负利率，国际利差使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若能更大幅度地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即使人民币名义升值，也会对国际资本的流入起到抑制作用，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二，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严密监管国外资金进出，杜绝“热钱”等违法流入资金方式。

第三，适度干预外汇市场。为维护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汇率要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我国可以通过对外汇市场进行适度干预的方式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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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buaf N，Jorion 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 the long run[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0，45（1）：157一174.

作者简介：王海侠，女，东华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炜（1989- ），女，山东，东华大学，研究生，硕士，世界经济学

作者：王海侠　刘炜